展鹏瓷砖。
《首届宜兴陶艺装饰展》虽是单项展，但实际参展作品数量超出了预期，其装饰手法、特点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一眼看去颇有些令人欣喜的亮点，一些作品的材料、形式、手法及感觉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细看之后又觉得有些东西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展品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获一等奖的“特艺釉杯、盘、瓶”系列釉饰产品。器形端庄，施釉饰浆讲究，色泽沉着朴素，除了一支瓶差些，其它杯、盘、壶都不错。其制作过程、装饰手法、器皿造型、作品气息皆不同于彩釉、均釉等人们俗称的“五朵金花”中原有的釉类产品。虽然在国外或国内其它产区已有相类似的产品，但是能引进来也很好。我认为：它对宜兴原有的陶瓷形式来说是个新类型，非常有积极意义，既丰富了产品门类，又同现代世界崇尚陶艺的普通形式相共通，很有发展余地。但我又觉得关键还是要花功夫在此基础探索出自己的语言、特点、绝活、绝招，做出“宜兴”风格。
“五朵金花”中的精陶产品，本身是以画面装饰为主，手法谙熟、大方，加之器形周正，从大批量的生产产品角度来说，已达到了较高、较成熟的层面。此次彩陶作品比去年参展的要好，获奖的这件作品色彩清爽和谐，从一般以刻画装饰纹样的套路中跳出来。当然感觉还嫩些，可更深入些，更个性化些，包括釉、烧成等手法的变化。这次均陶参展作品较为丰富，各有千秋。有传统均釉，有强调民间手法的“民艺派堆花”，有融入现代装饰手法的“创新型堆花”及用现代理念创作的陶艺作品。参展的紫纱作品数量仍是最多，但整体水准相对来说同她的身份似乎不太相符，能打动人的不多，有些获奖的作品也似乎差强人意。青瓷作品参展的量还是最少，倒是有一块白色的“山水瓷板画”的浮雕做得非常细腻，画面效果相当不错，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太稀奇，但在宜兴还是不常见的。
这次展览雕刻类作品很多，但气格不是很高、个性风格也不太明显，比较显眼的一套仿古木简，刻得比较老练、洒脱，但还是觉得有些“习气”。有一只“坊”刻得不错，刻法也不同于传统刻字，是受了画家影响，有一些刻画结合，运用一些其它辅助材料的大众化产品，“俗”得可爱。另外还有一些用仿真手法，作品在传统文化方面进行探索，比较有想法，但深度不够，多停留在表象。
此次展览有许多成果，有许多好的东西，但觉得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是整个展览作品的原创性、探索性不强。创新不易，好的原创性创作更难，借鉴、摹仿甚至抄袭已成为创作中的常事。抄到后来外人都搞不清谁是原创作者，往往是摹仿者反而获奖，鱼目混珠。这次展览也有人反映有这种情况，我们也确感到有些获奖作品原创性弱，有拼凑痕迹，似曾相似。这个现象似已成了某种群体性习惯，对创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宜兴陶瓷整体创作的提升。
其次，忽视文化因素，缺乏大思考。大部分创作思考还处于初级阶段。要创出新杼，形成个人风貌，文化、艺术及专业的积累必不可少。过去、现在、将来，宜兴、国内、国际，需花大力气从本质上去了解、去思考。
另外，要重视作品的最终结果，不能单纯求新、求异、求难。如“均釉窑变”作品，这种红釉窑烧成非常难，有特点，但由于该作品表面的纹理处理及其它釉色的呈现而影响了作品整体效果。另外还有在紫砂上局部饰釉的作品，想法可取，值得尝试探索，但要注意作品的整体谐调，要能增加作品的美。
路很长，需要我们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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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的紫砂（四）
清代乾、嘉时期的陈鸿寿（1768-1822年），号曼生，浙江钱塘人。他同黄易、奚冈、赵之琛等并称西泠八家，文学、书画、篆刻都精好。他在宜兴任过三年县宰，喜爱紫砂，曾手绘十八壶式，请杨彭年及其弟宝年、其妹凤拭上等按式制作。所制壶底多钤阿曼陀室铭款。把下有彭年印章。他们合作署名的茗壶曼生壶见称与世。曼生壶着重于壶身取平面，面上镌刻书来铭款。作铭款的，除陈曼生本人外，多是他幕中友人江听香、郭频迦、高爽泉、查梅史等。文人、士大夫、收藏家参与紫砂器的设计和制作从明末开始，项元汴、赵宦光、董其昌、陈继儒、宋荦等人都热心于此。而将紫砂茗壶与诗书画印艺术相结合的风气，是经陈曼生之手开拓广大的，这种风气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格外引人注目。陈曼生对宜兴陶业的振兴，有非常大的贡献。
据说，曼生壶不下几千件。罗桂祥藏品有刻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频迦识铭文的，现藏香港茶具文物馆。《阳羡砂壶图考》中著录的一件，壶腹曼公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等字，现似归上海博物馆藏。实际上，果有这么多的制品，绝难于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等少数人之手。近年尚发现一些曼生壶上，有其他工匠的铭款。
紫砂高手中，还应当提到清代道光、咸丰间的邵大亨。关于大亨其人，文献记载甚少，然从其传世作品巧妙的构思、精美的工艺、饱满流畅的线条看，确非一般陶工可比。他的作品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
（四）紫砂器生产的工序大致如下：
原料的准备，包括挖泥、炼泥和选料。矿中挖出的硬块状的泥料经过捣碎、过筛、澄滤，所得细土下窖储藏，叫作养土。
紫砂器成型的主要方法是手工捏作。先捏器身，然后挖足、开面，最后加柄、嘴、盖等。从明代至清康熙年间，多用捏作的方法；清雍正、乾隆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模制产品。嘉靖、道光年间，陈曼生重介古法，又盛行捏作/李啼兼、张虹说得好：就印模与捏造而论，印模之法易精，在工业为进步；捏造之法难精，在技能为绝诣。故印模之法便于信仿行，捏造之法则庸工不易措手也。名家之壶俱以捏造见长，坐是故耳。
早期的制坯工具主要是一种竹刀，后来逐步增添了木、角、石、金属等质料的工具，并用陶轮来拉坯和修坯。到清代，工具有十多种，包括椎、碓、镖、钗，有圭形、笏形、贝形、肾形、月形、蝎尾形等多种形状。
制好的坯要经过细致的修整，有些器物再加装饰。装饰方法有：贴花--堆塑山水、花草、人物、鸟兽等纹饰；绘写--以氧化铝、氧化铁或氧化镁等到为呈色剂，在素坯上绘画写字；雕刻--在坯体上以阴文刻出书画。紫砂一般不上釉，也有少量用釉装饰的，大件采用泼釉法，小件采取浸釉法。一般单色釉上一次，彩绘器上两次。
器坯阴干后装匣体进窑烧制。传统方法烧制紫砂器的窑是龙窑，即头低尾高的斜式窑。龙窑一般长达四十米，每隔一米为一节，烧炉在头部，燃料为木柴和柴草。窑背两侧各有五十个烧火眼，从烧火眼投入燃料。窑身两旁，每隔四到五米辟一个进出口，从这里装坯、取器。每窑需以1100°C到1200°C的窑温烧四十到四十二小时；烧成后，停十五到二十四小时，再开窑取器。用龙窑烧制，窑工很辛苦。现在紫砂厂已经改用烧重油的新式窑炉，既节省人力，又提高了烧造质量。
紫砂器烧成后还要磨光上蜡，上蜡是紫砂特有的工序。彩绘的紫砂器，需经过两次装烧。还有在烧成的紫砂上施加特殊装饰的。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包锡的工艺，但由于技术复杂，未能延续。还有抛光包铜的工艺，包铜多见于壶嘴头、口盖的边缘等部位。金银丝镶嵌是新的装饰工艺，吸取木器、漆器的装饰手法，先在泥坯上将纹饰图案刻成凹槽，烧成后将金银丝嵌入槽内，敲实、磨平。
宜兴的紫砂(一)
江苏宜兴古名荆溪、阳羡，地处太湖西岸，具有久远的烧陶历史。宜兴特有一种澄泥陶，颜色绛紫，制品称作紫砂器，通常也简称紫砂。近千年来，紫砂经过产生、发展的过程，到明代末期臻于成熟，此后历久不衰，于是在景德镇瓷都之外，并列一个陶都宜兴，产品畅销国内外。宜兴紫砂早已成为很多人研究的课题。
（一）紫砂原料，是颗料较粗的陶土，它和景德镇、龙泉窑的瓷土同属高岭-石英-云母类型，但铁、硅量较高。从颜色分主要有三种子：一种呈紫红色和浅紫色，称作紫砂泥，肉眼可以见含有云母微料，烧成后为紫黑色或紫棕色；一种呈灰白色或灰绿色，称作经泥，烧成后为浅灰色或灰黄色；还有一种呈红棕色，称作经泥，烧成后为灰黑色。这三种陶土，宜兴丁蜀镇的黄龙山都有蕴藏，紫砂尼最丰富，绿泥较为稀少。根据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的研究，利用这些陶土来烧制器皿，有以下优点：
一是紫砂原料经过澄淀、炼制，可塑性好，烧制过程中收缩率小，烧成范围大，产品不易变形。
二是紫砂成品有小于2%的吸水率，说明它的气孔率介于一般陶器和瓷器之间。紫砂原料中存在大量团聚体，团聚体内部有闭口气孔。烧成时，团聚体产生较大的收缩，它的周围又生成一层断断续续的气孔群，大部分属开口气孔，显气孔率约为5%。这样质地的器皿，用来泡茶，色、香、味俱佳；用来栽花，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排水性，不易烂根。
三是泥料分子排列呈鳞片状结构，与一般陶瓷泥料的颗粒结构不同。因此，紫砂成品冷热急变性好，热传导性低，用为茶具时，抚摸不烫的，寒冬季节沸水注入及火上煎烧都不易炸裂，优于一种般瓷器。
四是按照行家的说法，可烧成海棠红、朱紫砂、葵黄、墨绿、白砂、淡墨、沉香、水碧、闪色、葡萄紫、榴皮、梨皮、豆青、新铜绿等几十种颜色，全凭原料呈现的天然色泽，成为紫砂器高雅、质朴的装饰。
紫砂器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几大类，第类都有丰富的造型。
首先是茶壶类，这是紫砂器的大守。紫砂壶造型多姿态多采，按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的归纳，有：
1、几何形体造型，主要是筋纹器，包括圆形、方形、菱花型、葵形等。
2、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的瓜果花木、虫鸟鱼兽的造型。包括整体模拟自然形体的造型，如松竹梅、柿子、莲心；以及以几何形为主体，以自然形态诸如竹节、松鼠葡萄等为器皿的嘴、把、盖、足等局部的造型。
3、受生活中某些器物式样启发而设计的造型，如玉笠、柱基、斗方。
4、借鉴青铜器、锡器、玉器、彩陶、秦砖汉瓦的形式，设计的簋、瓦当等造型。
另外的一些提法，或者分为自然形、几何形、筋纹形和水平形；或者分为高颈壶、矮颈壶和提梁壶；还有的分为素面的光货和加堆塑装饰的花货。
其次为花盆类。花盆造型有圆形、腰形、蛋形、四方、长方、三角、六角、八角、折角，还有如一颗印、筒形、升形、弓形、枕形、蝶形、豆形、叶形，以及云肩、钟鼎、梅花、海棠、菱花、菊花、喇叭、竹节等形状。花盆的口沿有漂口、直口、窝口、和蒲包四种处理方式。底足分挖足、装足两种。
再次是罐类和其他，主要有罐、瓶、杯、盏、盘、碟、盒、文具、香熏、像生果子、枕头、挂屏、鼻烟壶、蟋蟀罐、塑像等。
宜兴的紫砂（五）
（五）紫砂器多为传世品，加以后代不断仿造，鉴定真伪存在不少困难。地下出土物，特别是出自纪年墓的陪葬品，对鉴定传世紫砂器，可以起到很好的比较作用。综合近年来看到的材料，出土紫砂器可列表如下：
年代确切可靠的地下出土物可以起标尺的作用。以对时大彬的研究为例，上表中款署大彬和时大彬制的有四件，除清代墓所出一件外，其余三件分别出于明万历四十年、四十四年和崇祯二年墓中。
除孔尚任藏品，收藏者本人认为铭款戊午年日时大彬制八字，时字与日字连，可疑以外，没有见到收藏者提出疑问的。这些茗壶上起万历二十四年，下迄崇祯二年，前后三十三年。假定时大彬二十岁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福建漳浦庐维祯墓出土时大彬制底款圆壶，盖上具鼎足，同出器物有墓志、银腰带、青华小罐和砚台等。庐维祯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隆庆二年（1568年）登进士，先后任吏部验封主事、考功文选主事、验封郎中、考功文选郎中，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墓出土大彬款六方壶，有砖刻地券一方伴出。无锡县甘露乡出土大彬款三足圆壶的崇祯二年（1629年）墓，墓主人华涵莪是明翰林院侍读学士华察之孙，有族谱可查。这几件壶似可认作可靠的标准器。张叔未说，时大彬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年岁已老。照上述假定推算，这时他已高年八十有五，时大彬壶未见晚至此时的年款，是合乎情理的。传世的时大彬壶，不论有无年款，如能借鉴出土的标准器作具体的考察，当可得到比较可靠的鉴定。
地下出土物还有更多的资料价值。上海金山县出土的曼生壶，盖内钤阳文篆书万泉印。同样的印曾见于同治甲戌（1874年）广陵花虎卿制提梁圆壶的盖内。
（六）对紫砂器的收藏和著述开始于明代。明天启年间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是第一部关于宜兴紫砂的专著，记载了当时的制壶名手三十人和他们的部分作品。稍后有清乾隆年间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记载了明清陶艺匠人三十九人和他们的部分作品。1878年日本奥三郎兵卫著《茗壶图录》，记载了由他所收藏的茶壶三十二件，有附图及铭款摹本。收藏家和鉴赏家李景康和张虹，一个是百壶山馆的主人，一个是碧山壶馆的主人，1934年在香港出版《阳羡砂壶图考》上下卷，按年代统系、壶艺列传、土质出产、制工窑火、鉴赏丛话、前贤文翰、时人题咏、名家传器、雅流传器、待考传器、别乘传器、附记传器十二类论列。其壶艺列传，列创始七人、正传三十五人、雅流五十五人、待考三十五人，共计一四五人。下卷图一一三幅。
1963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宜兴陶瓷史》，著录陶艺匠师晋代一人，明代三十八人、清代二十四人、现代十三人，共七十六人。1978年，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编《紫砂陶器造型》，收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陈曼生、黄玉麟、杨凤年、邵大亨所制及历代传统造型的壶样二三八种、盆样一O二种、其他十六种，合计三五六种。1981年香港市政局第六届亚洲艺术节学术的宜兴陶艺展览，收明代十五人、清代五十一人、近现代十四人的作品，内有明代二十四件、清代七十九件、近现代十六件。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日本美乃美株氏会社合作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日文版）第二十三卷《宜兴紫砂》，由姚迁、蒋赞初编著，收器二二四目，其中壶一五九件，盆三十三件其他六十一件。
香港罗桂祥先生终生收藏和研究紫砂器，藏品捐赠香港市政局，建立了茶具文物馆，目前馆藏已逾千件。1986年，罗氏著《宜兴陶器》（英文片），为供春、时大彬等陶艺家四十二人立传，旁及二十四人，共六十六人。书末附索引人名或单位四三一条，全书收器共二四四件，可算空前完备了。罗氏在紫砂器的徒刑和款识研究方面诸多心得，归纳出若干带规律性的结论。他认为不同时期款识的特征是：万历年间，以欧体、楷书刻于壶底；明清之际，刻名与印章并用；康熙以后，刻字减少，壶底用印外，或于盖内，把下盖印。罗氏还研究了紫砂器的分期问题，他将历史上的紫砂器他为明初及以前、明代、清代早期、十九世纪早期至二十世纪四个时期。
美国旧金山市亚洲美术博物馆的谢瑞华，1981年著有《宜兴陶器人名索引》，因尚未见及，不知收录多少人名。谢瑞华对紫砂的分期有进一步的研究，她将紫砂分为六期：
一、草创期：十六世纪早期以前。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片，是所见最早的实物标本。文献所记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正德年间的金沙寺僧人和供春。
二、第一期，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早期。这个时期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特别注重盘纹器的制作。这种风气延续到十八世纪以后。
三、第二期，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末，自然形壶、几何形壶、筋纹形壶和小圆壶（它是后世水平壶的前身）这四类壶型都有烧造，筋纹形壶开始被自然形壶所取代，自然形壶受欢迎。同时较注重器面的装饰，更多在器面施釉或加彩装饰。
四、第三期，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这个时期文人同陶艺匠人交往甚密，出现了在壶上镌刻书画的风尚。壶的造型比较简练，为在壶的平面上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自由。
五、第四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紫砂的生产更为商业化，壶上开始印有店号标志。自然形、几何形、筋纹形和水平形四类茗壶大量产销，精心制作的艺术性高的壶减少，但也不乏佳作的出现。
六、第五期，二十世纪中叶至今。战乱多年以后，生产逐步恢复，四类壶型续有生产，新的品种日渐产生，仿古和创新兼备，在装饰上出现金丝银丝镶嵌等新工艺。
中国硅酸盐学会，曾组织专家对紫砂原料和紫砂标本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物理特征等，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宜兴陶瓷工业公司对紫砂生产的方法技术做了科学的总结。指出紫砂器主要采取泥片镶接的手工方法成型，圆形和方形器分别用打身筒和镶身筒方法制作，因而器形高矮，曲直变化随意，壶可制成四方、六方、侧角、合梅、菊花等多种形状，结构严谨，口盖紧密，平面开拓充分，线条交代清晰。
在陶瓷史研究的领域内，有过四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器物的使用者和收藏者，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认识对象、取得知识，着重文献研究，这是古董家的方法；二是从陈万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窑址的考古普查和重点发掘，通过地下出土物进行研究，这是近代考古学家的方法；三是从周仁开始，对陶瓷碎片标本进行微观的和岩相显微的观察，作定性定量的测试，找出不同时代使用材料的规律，不认识对象的特征，这是硅酸盐学者采用的科学方法；四是以现代工艺厂为作业基地，依靠工艺技师和艺术家，进行工艺和生产全过程的考察，从而推知其历史。我们知道，历史可以作顺向考察，也可以作逆向考察。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级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对紫砂器的研究，把这四种方法尽可能结合起来进行，一定会获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宜兴的紫砂（二）
（二）作为大宗的紫砂茶具，它的生产和发展，同我国上千年的饮茶习俗有关。
中国是茶树的故乡，很早就开始了茶的种植和利用。西汉王褒《僮约》，东汉末年华佗《食论》，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陆羽《茶经》，白居易《琵琶行》，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卖茶、饮茶的许多史料和论述。人们认识到茶有止渴、提神之功；商人或肩挑担子、或乘船到几百里以外去买茶叶；市面上有人设铺卖茶，提瓶卖茶，顾客可投钱取饮；饮茶的方式有烹茶、煎茶、点茶；饮茶的普及程度是比屋饮、穷日尽夜、俗遍天下。与饮茶有关的器皿，有茶盏、汤盏、茶筅、茶碾、茶瓶、茶瓶、汲水瓶和花瓶等等。至于茗壶，民间传说苏轼设计过东坡壶，是一咱大型提梁壶。到了明代，在汉族地区，散茶、芽茶取代了膏茶、饼茶，方式改为泡茶，茗壶成为主要茶具。茗壶在明初仍然较大，以后逐渐变小。福建、广东一带饮用乌龙茶之功夫茶，茗壶更是小得出奇。《阳羡名陶录》卷下引周澍《台阳百咏注》，说台湾人品茶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鼻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壶。
饮茶之风在上层社会的盛行，影响尤其巨大。从《三国志》卷六十五、魏张揖《广雅》，唐杨华《膳夫经手录》、冯贽《云仙杂记》、宋《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可见吴主孙皓、宋徽宗赵佶、宋代文人苏轼、陆游等，都好饮茶。早在唐代，讲究饮茶已经形成理论，以后持续不断，当然关涉到茶具。宋人喜斗茶，对茶具的制法和色泽有特殊的要求。明人认为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至于体验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以及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云云，这就是茶道的真谛了。品茶理论的发展，必然影响和促进茶具的生产。而茶具之中，紫砂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清朝宫廷中，紫砂茶具成为皇家贡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康熙年年款的画珐琅四时花卉紫砂壶，造型有方有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二十日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五日的档案，记录苏州织造送到宜兴壶四件。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带乾隆年制底款的紫砂壶和乾隆帝处出时携带的状在藤编提盒里的成组饮茶用具，包括本集所收镌刻乾隆帝御制诗的紫砂壶和茶叶罐等。
紫砂茶具之作，还与国外市场的需求有关。
明末，葡萄牙东印度公司大量贩运中国茶叶到西欧的同时，紫砂器传到了荷兰，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时称红色瓷器、朱泥器或朱砂。大约在1680年，荷兰匠师米尔德（Ary de Milde）曾加以仿造。1690年，英国匠师埃勒尔（Elers）弟兄用红色粘土仿制紫砂器，适应了英国上层社会流行饮茶的风尚，满足了他们对茶具的需要。美国纽约莫塔赫德（Mottahedeh）藏有郑宁侯制透雕树枝、梅花方壶和双流壶。后者为一件提梁壶，壶内分隔为两小室，可分装两种茶；两个壶嘴镶银，边上分别刻上英文Green（绿茶）Bohea（武夷）。在日本，江户时代末期传入紫砂茶具，镌有惠孟臣和陈鸣远名款的茗壶特别为人所宝爱。十九世纪中叶，在医生平野忠司倡导下，陶工们在常滑试烧紫砂器。明治年间，常滑陶工鲤江高须，聘请苏州籍紫砂艺人金士恒去日本传授技艺。中国紫砂茶具有专供外销的产品，存贡局砂壶，是专为泰国烧制的，有天启贡局、顺治贡局等铭款。这种出口茗壶，直到十九世纪还在继续烧制。清光绪年间，紫砂器大量销往日本、墨西哥和南美各国。
宜兴的紫砂（三）
（三）基于紫砂器特有的性质，它在历史上多作茶具。紫砂茶具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紫砂器发展史的基本部分。
宋人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写过歌咏紫瓯的诗词，或认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分为壶。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开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十二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过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挖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的明司礼太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质地、制法，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本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粘附着缸坛釉泪，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董翰、赵良、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良多制作提梁式壶。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们很注意鉴别考证。
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硇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沦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孟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
时大彬的铭款，运刀成字，书法娴雅。著录还记载大彬壶有一个独特标志，是壶盖与壶身吻合，手抓壶盖，能连壶并起，见《阳羡名陶录》卷下引张燕昌《阳羡陶说》。时大彬时代的紫砂器，因原料中杂有硇砂--天然存在的氯化铵，烧成后器身呈现金色点，吴骞《阳羡名陶录》上也注意了这一特征：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初年，皆细土淡墨色，上有银沙闪点，迨硇砂和制，谷绉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时大彬的作品，据同时代的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说，问世的年代已知名海外，陈贞慧《秋园杂佩》也写道：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周高起更曾有茗壶奔走天下半的颂称；连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品中都有描述，崇祯元年尚友堂刊本的《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回，描写汪锡的室内陈设；壁间纸画周之晚，桌上砂壶时大彬。可惜的是，这千载一时（清吴骞语）的茗壶，在李景康和张虹的《阳羡砂壶图考》著述中，也不过十六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若干实物和图片著录，虽有大彬名款，但确能定为真品者为数实少。所幸近年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大有助于考证鉴定，此点下文将进一步论述。
时大彬之后最著名的制过大家是清代康、雍时期的陈远。陈远号鸣远，又号壶隐。吴骞说他，一技之能，间世特出，甚至供春、时大彬也无以远为他。他与杨中讷、曹廉让、马思赞等文人学士相交，制作的茶具雅玩不下几十种，款式书法有晋唐风格。他所制作瓜果式器具，如束柴三友壶，伏蝉叶形碟，梅干笔搁，仿竹段臂搁及清供果子六款（荸荠，茨菇、菱角、板栗、核桃、花生）等，精巧逼真，楚楚有致，当时推为绝作。在他之前有陈子畦（崇祯诗人）善制石榴、螃蟹等像生物品，或传是陈远的父亲，但年岁不甚相当。李景康、张红的著录中，陈远虽只有十件作品，但他实开有清一代紫砂工艺的新局面，只是象晨星临空，闪烁比较孤单。
陶瓷：陶瓷工艺传与承的辩证关系
在陶瓷工艺漫长的演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今人常挂嘴边的——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本文立足当代，探索古代，试图进一步探析陶瓷工艺在传与承过程中的辩证关系。
一、陶瓷工艺的情感表达及重要性
陶瓷工艺看似简单，其实繁复多元，撇开拉坯、利坯等常常听到的，还有许多程序和讲究。它与造型、装饰有所区别，没有那样直接的表达，相对而言更为间接而需要深入品味。如果把造型、装饰等比作雄伟的大厦，那么工艺则是支撑的框架、基石。实际上，和许多手工业一样，制瓷工艺的工具也较为简单，主要还是依靠双手操作完成。而恰恰是因为这种简单，工匠们不得不明确地用感官触碰材料，清楚地了解制作的方法，及时弥补不足之处。所以，制作主体在制作之时，不论直觉还是不自觉地，就将情感和喜好融入到了瓷器之中。
再拿建筑来比喻，如果说材料（砖瓦、水泥）是构成楼宇（生活住所）的物质基础，那么工艺则是将材料转化为楼宇的手段。在陶瓷上，泥土与水便是材料，陶瓷成品则是生活所需品。客观主体（人）在生产陶瓷的过程中，通过所具有的技艺将泥土制作成可用的物件，水缸或碗碟，而这个可用的物件在寄予物质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情感、审美以及文化。这一点上，又与楼宇的真正施工者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陶瓷在制作的过程中，工艺不仅仅是实现器物可以“使用”的过程，也是以此为媒，将泥土（客观的材料）与思想（主观的精神）合二为一的过程。在这个多元的过程中，不管是造型、装饰还是材料和窑火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打个更直观的比喻，陶瓷的生产就像母亲擀的饺子，美观可口，但更重要的是包含的那份情感，这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机械地加工生产……因此可以说，陶瓷艺人既是母亲这样的工作者，又是投入情感的艺术创作者。
可见，陶瓷工艺在整个创造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它是历史的产物，既有传承也有改变，补充和修正从未间断，以达到逐步提高、更趋完善。直到如今，在现代化工业生产陶瓷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不少产瓷区仍然保留着独特的传统工艺，成为其特点和特长。其中景德镇制瓷工艺可谓其中典型。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中重要的成型工序在宋代初步建立，瓷业内部分工日益细化，普遍采用拉坯、印坯、利坯、修足、蘸釉、荡釉等技艺制作瓷坯，再采用匣钵仰烧、垫钵覆烧、支圈覆烧等技法进行装烧。在元代时期，景德镇的工匠们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以及举世闻名的青花釉下彩绘工艺。到了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再度发展，手工制瓷技艺的体系基本完善，形成了以七十二道工序（非常精细的分工）为主的工艺体系（《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二、瓷业传承方式的历史演变
严格来说，工艺应是伴随其载体的诞生而出现的。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烧造最原始的陶器，那么其工艺应是同等长度。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今人常挂嘴边的——传承。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有史可查、有文可考，于是就有类似疑问：匠人作为工艺的灵魂主体，是如何将技艺流传下来的？它又有着哪些历史改变？
《管子？小匡》载：“工之子常为工。”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生产技艺的流传，多数都是父传子的方式。在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陶瓷业秉承着“世袭”制，乃至到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不少陶瓷艺人将技艺视为传家之宝。以景德镇的配釉为例，一个釉料世家的珍贵配方（如金沙釉、茄皮紫等）是绝不外传的，而且只传男不传女，哪怕带入坟墓均恪守如此规制，这在现今都有着鲜活的例证。其实归根结底，这与长期的封建社会生养民俗是有很大关系的，传宗接代并无过非。这种主流的瓷业传承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在当今仍有体现。
封建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端，匠籍户和工役制解体，劳动力出现了本质的改变，工场手工业开始出现与风行。在工场手工业市场中，为了追求利润，家庭结构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从而作坊主开始带徒授艺。就这样，技艺传承的方式开始演变，父子世袭制向师徒传艺转变。另外，在作坊之间，又按照工种或地域形成了行帮体系，各行帮间有排他性和各种限制，但总体来说，比家族世袭制扩大了技艺流传的范围。
历史的车轮行至19世纪，“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废科举、引进科技、兴办学校等却在民间得到认可。资本主义对封建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彻底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手工陶瓷制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随之转变生产方式，否则无法生存。而生产方式的转变又引发了技艺传承方式的的改变，即陶瓷教育模式的历史性变革——学堂的诞生，以当今著名的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中国陶业学堂”为典型，规模与性质都有着根本性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陶瓷教育更是飞速发展，尤其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无论是从办学体制与形式，还是专业设置内容、办学规模和师资情况，都达到空前规模。
三、陶瓷工艺传与承的辩证关系
陶瓷工艺传承的方式见证了世事变迁，而传承什么、为何传承则更显所属时代的风土人情。今人对于传承，尤其在艺术方面，往往会将其与发展、创新联系起来，以表明事物的可持续性。然而，有学者认为“传承”应分开释义，承在前而传在后，所谓承前启后，它本身就有着延续、发展之意。但从另一层面上看，传在前承在后同样解释得通，前朝的传给后代，后代承接前朝，并无不妥。二者的分歧在于，所处时间上的定位不同，是先由前朝传、后代接还是先承接再传于后代。
但不论前后占位，“传”或者“承”都有其继承、选择与开拓性，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它们。
随着工业的发展，陶瓷工业产品走进人们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工业陶瓷加工的严格、精准，主要表现的是物理实用与数字性，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机械的冷漠感，与传统工艺制作的陶瓷器物相比，缺少应有的人情味。仍然是妈妈擀的饺子，相比而言，速冻水饺就缺少人性的温暖。故而今天的人们，仍然愿意选择更为怀旧的传统陶瓷器具，因为它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饱含着人文关怀和文化价值。
有不少人议论，传承是否应摒弃落后的部分？教授杨永善在这个问题上认为：“从工艺美术发展史来认识，陶瓷传统工艺不存在落后的问题，只存在一种技术方式的差别。”
的确，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泥条盘筑成型方法至今仍然沿用，并被众多陶艺家所接受。博士、新生代陶艺家解晓明就常常使用泥条盘筑来制作现代陶艺，并获得一致认可与好评。其原因即是，这种比较简便而且容易掌握的方法，对许多造型有很强的适应性和表现力，并无滞后之感。
由此可见，人文精神与技艺方法，便是传统陶瓷工艺传承的意义所在，体现了为何而“承”与“承”什么。那么前面提到，传承本身有着流传、发展的含义，“传”又该作何理解呢？实际上，二者并无具体分界，并伴随而生、相互促进，“承”的具象或抽象的精神内核，同样也是“传”的内容与意义。只不过差异在于，它们根据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承上还是启下的对象的不同，所产生的选择、演变也有不同。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概括，就类似于“笔墨当随时代”了。传、承，不是简单的取消，也不是完全照搬，更不是不同领域间生硬地移植。保护、研究、吸收、创新，围绕着传承的课题，永远存在诸多疑虑与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陶瓷在发展史中，传承技艺尤为重要，其方式也在不断改变。而传什么与承什么都曾考验着后辈，传与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区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本文，我们在当代的陶瓷艺术实践中，应当明白工艺的可贵与其选择性。我们传承下来的，应当像泥条盘筑一般隽永而富有生命力，无关时间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