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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官窑瓷器及图片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古代官窑瓷器

2020-11-09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北宋官瓷,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引入汝瓷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唯一一个将窑址建在宫廷烧制的瓷器,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北宋官窑天蓝色釉琮式洗

北宋官瓷在引用汝瓷的制作精华设置窑口所造作品时,为了在诸方面发展和提升青瓷的烧制工艺,其独辟蹊径,自创新面,对汝瓷包括当时著名瓷种及著名窑系的尽情汲取创造,这也是北宋官瓷横空出世的基础和根本因缘。北宋凭藉举国之力设置窑口烧造瓷器使得北宋官瓷的创制从一开始就立于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饱享了各名窑及窑系丰厚的制瓷经验和不传之秘,其借助皇权国威,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另一方面,徽宗本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好古成癖且才识卓越,拥有当时帝国最强大的技术力量,以及取之不尽的技术宝藏,再加上追随的天下各窑口瓷艺大师,将其自置的窑口玩至精绝,绝对小菜一碟。徽宗出手即得梅花冰片的惊世大作,其实已经把北宋官瓷极其上乘的艺术品位确立了。脂肥釉厚、温润油泽的釉质,或许也只能出自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帝王之手。在此之前,虽名窑辈出,但真正能把中国青瓷烧得如此厚重、宝光莹莹的窑口,实为鲜见,包括为北宋官瓷之源的汝瓷。徽宗为了达到使青瓷的颜色变浓这个目的,首先在釉层的厚度上下手,厚厚地挂釉,以及气氛的还原,才可使得其釉色具有深厚的感觉。确实,在徽宗独高的艺术思考和指导下,不以绘彩描金为能事,完全依靠自身自然的如玉釉质和釉色之美及如梦如幻的开片抵达瓷艺高峰的北宋官瓷,其对釉质宛如美玉的追求,实乃徽宗实现瓷艺品质的第一要素,因为玉所蕴含的文化品质,堪比君子,象征着纯洁、神圣、庄严和美好,其境界当然也是祭祀活动所追求的。

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

儒教思想形象地以玉所喻示人的诸多美德,当深为文化修养甚深的徽宗所重视,反映到置窑烧制礼器上,徽宗也确实有着如此的心行,其仿三代古铜玉器的初衷,其中不乏追求玉之美德的理想,在其后的艺术实践中,也实成为徽宗对制瓷艺术的一种根本向往;另一方面,在以瓷釉的玉质感为保证的前提下,为使作品更臻美好,北宋官窑瓷器也特别注重釉色之美,从梅花冰片釉色的天青、青绿到异峰突起的粉青、炒米黄、油灰和月下白,徽宗在汲取各名窑瓷釉配比及施釉的精华技法和经验之上,心有灵犀,可谓纵 横开阖,发挥自如。为了使釉质更臻肥厚和温润以达到自然呈色的目的,在严格的工艺要求上,北宋官瓷采取先素烧胎体,然后在精细坚密的胎骨上使用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素烧坯体的主要益处在于坯体经过900℃左右温度的煅烧,其所含的有机物质(杂质)和水分,大部分都挥发了,部分盐类在900℃以下也已经分解,这样在釉烧时,便不会有什么有机物和水分的挥发,以至于因此导致釉面生成桔釉、针孔、气泡、熔洞等缺陷而影响瓷器的釉面质量,是为提高釉面质量的重要措施;其次,素烧后的坯体基本已坚硬成陶了,其强度当然较泥胎坚硬的多,这对降低和减少施釉时胎体破损,以及创作薄胎作品,都极有益处。同时,由于胎体素烧后吸水率明显的提高,其不仅能极大提高施釉的速度,且可让胎体吸釉均匀,使釉面平滑光润;再者,坯体素烧出窑后,可在施釉之前发现各方面的质量缺陷,得以有机会将有缺陷的半成品剔除或对之进行修补,从而能提高釉烧的成品率;此外,坯体经过素烧不但可以提高施釉和装匣、装窑的速度,而且在坯体的搬运和循环往复的施釉中,也可以大大提高机械化程度,节约人工。

而素烧之后,北宋官瓷沾釉次数均在三遍以上,并且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而去精打细算的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抚之如缎似玉,攥之隐隐出油,手感极为细腻光滑,绝对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较汝瓷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更是精益求精,除胎料就地取材,多用陈留本地所产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入釉的长石乃至玛瑙等,堪称尽择天下良材,所用材料无不是优上之优的上上之选,这自然也是帝王窑口天时地利以及天生的禀赋。毫无疑问,这等举国之力且根本不考虑产品利润的审美创作,其对釉质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当然无以伦比。终究,艺术的美,唯在远离功利以后才更能绽放出它奇妙的光辉。

石灰碱釉的创新

诚然,财力的保障以及唯美的追求,虽能担保徽宗可以在烧制条件上对北宋官瓷厚重瓷釉的以予尽情发挥,但其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至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具体的釉料配比上,这是可多次进行施釉工艺的关键所在。用现在的瓷釉理论来看,北宋官瓷为了解决釉厚而造成的流釉情况的发生,经试验和创新,一改汝瓷的石灰釉(主要成分为氧化钙,含量在8%以上)的配比工艺,而使用石灰和石灰石(其化学成分主要为氧化钙和氧化钾、氧化钠等,其中氧化钙的含量在8%以下,氧化钾和氧化钠等金属氧化物的总和常达4%以上)作瓷釉的主要助熔剂,制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石灰碱釉,用于北宋官瓷的烧制。

其釉料配比引入钠长石和钾长石的完美革新,以及对汝瓷和朴拙的开封东窑制釉工艺精华的汲取和发扬,也直接影响了北宋以后中国青瓷的配釉工艺,堪为中国青瓷一大技术进步。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故而汝瓷使用这类釉,其釉质一般都不敢施的过厚,否则就会发生流釉现象,严重影响作品的烧成,故汝瓷的瓷釉显得比较单薄;而石灰碱釉的特点是愈至高温粘度愈大,基本上克服了在高温下流釉的现象,这样,釉层完全可按徽宗的理想施得厚一些,使得器物的外观及瓷质显得庄重朴和,更加有益于礼器的造型和制作;这种石灰碱釉的另一优点是,不仅其釉浆的悬浮性极好,适合多次施釉,且缘于其瓷釉配比的功效,其作品在烧成之后,非石灰釉那样的寡薄和光亮刺目,而是釉面表层会获得一种柔和谈雅的玉润光芒,乃至最终形成了官瓷温厚如玉的美好品质。总而言之,得益于徽宗个人独高的审美情趣,以及皇家企业最上乘的技术、制作工艺及质量监测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和因素,高屋建瓴的徽宗帝在全面提升青瓷的艺术、实践中,其对瓷釉苦心经营和历史性的创造,终将北宋官瓷深厚且晶莹剔透的釉质推向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艺术造诣的不断追求

徽宗的美学品味实有过人之处。其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脱尘世鸣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是自置窑口烧瓷,对其他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自己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窑口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徽宗自置北宋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否则也无需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正是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废汝瓷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事业。

官窑贵族气象无法仿制

当时的北宋王朝以朝廷之名,手臂一挥自然便群贤毕至,才华横溢的徽宗帝以独高的才智去摆弄自己的心爱之物,本身就是最高指示和奋斗目标,故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造型,且以议礼局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礼仪神器的既定方针和奋斗目标很容易就能确立下来。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和追求,也绝对是深思熟虑的智慧和天才的禀赋,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庄重的神韵,经由徽宗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大作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独具风范,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的贵族气象这也当然是其他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的象的,这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后来其他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模仿北宋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大气和俊美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

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专有的礼器。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其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繁华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纹饰图案,也非瓷器所能精到的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徽宗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北宋官瓷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的自然开片纹面,终于成为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而又流畅的造型之美。

当然,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徽宗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去加以变化,使之沉着而又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的起朴拙深沉的重量,也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的伟大哲学。在徽宗帝的正确领导和指示下,北宋官瓷 以自身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陶瓷界所高山仰止,被陶瓷艺术家们广为接受和效仿。

文房用具匠心独运

北宋官瓷在礼器的造型外,虽其不烧制或根本不需要烧制日常生活用品,但出于个人的爱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却是匠心独运,造型极为经典高雅,作品超尘脱俗,登峰造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故自成一大体系,是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这一器形的创作不独反映出徽宗个人的喜好和才华,包括蔡京等当时朝廷重臣及文士,对其艺术成就无不为之叹服。其文房用具主要器形有山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以及尤适合烧制梅花冰片的各式各样的笔洗,诸如葵口、荷口、寿桃、兽耳等等,变化无有穷尽。

正缘于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终于将朴素简单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当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问世后,其它窑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追仿,但因其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根本无法与徽宗相比,更遑论徽宗卓尔不群的文人气质了。故而,千百年来,摩肩接踵的效仿者虽不计其数,所仿物件纵然可车载斗量,堆积如山,不过与北宋官瓷传世器物相较,均让人有不伦不类感叹,太缺乏美感了。时至今日,徽宗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造型, 仍是天下书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虽不乏模仿者,却始终无有能超越者。

藉此而言论,仅就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祭祀礼器和文房用具的艺术成就来说,即可从中体悟到北宋官窑的基本性质:烧制礼器乃是为王朝帝国所用,追求的是国家的礼仪和尊严,绝非民间的商业利益;烧制文房用具则完全属于徽宗个人的爱好,其作品也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玩到这种精绝的地步,想烧什么烧什么,完全按个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亲自设置、并能够随心所欲亲自驾驭的窑口,还有哪个窑口能有这样的气度和洒脱?从一定意义上来论,北宋官窑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北宋官瓷的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共的根本特点。

基于这种因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鉴定两宋的官瓷,只要看鉴定的作品是否是礼器,造型是否规整,便可一眼就能断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礼器大气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极富文化品位的经典的文房用具,无论是什么样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将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着再去考量其什么釉色和工艺了。徽宗的北宋官瓷可不是随意烧制出来的,因为徽宗的官瓷有“宣和博古图”为依据,几乎件件有典,不仅标准、规范、规整且禀赋深意,否则何以称“新成礼器”呢?当下古玩市场赝品充斥,各门类做旧的瓷器琳琅满目,真真假假,真让人眼花缭乱,唯北宋官瓷鲜有作假的器物现世,其终极原因在于,官瓷作为帝王之物,代表着帝王和朝廷的尊严,非但在世上从不买卖流通,在真正意义上,也决不可能作为殉葬物出土,当然,千百年也从未出现过考古发掘的个例。即使有想造假者,只要了解官瓷的出身及使用和收藏范围,必会望而却步,就是真的官瓷传世品也需有清晰的来历,要仔细说明其传承,更遑论什么存疑的赝品了。 寡鲜难觅的北宋官瓷,若非当时的皇族后裔,祖上又非两宋贤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抢也不可能有机会。故而,熙熙攘攘的古玩市场上哪会有什么可让人捡漏的官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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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窑贯耳瓶图片及价格


宋代的官窑瓷器属于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代表着当时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是由官府直接进行烧制管制的,虽然宋代官窑烧制出的瓷器占少数,但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以及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其在当时烧造出了一些精美、收藏价值高的瓷器。从其釉色上看,宋代官窑的瓷器主要为素面,没有精美的装饰也没有绚丽的色彩,大多都是以凹凸以及棱角为主,主要展现出的是它本身的韵味以及不加多余的修饰进行的贯耳瓶烧制,从其纹片上就可以看出造型十分的独特以及反映出当时的艺术风格。

而“贯耳”就是口外撇、粗颈较长,颈部凸起的两道弦纹,两侧各有一筒状的圆形直耳,中间空这就是其特征。其器型上腹下部丰满,有圈足,在宋朝的时候开始十分流行,器型主要是模仿了青铜器的样式。宋代的贯耳瓶瓷器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展现出了当时的艺术品特征以及风格、社会背景等等。

贯耳瓶其器型十分的端庄典雅、有着一种沉稳却耀眼的特征,胎体较薄,釉层较厚、光润度也较强,手感也较为的滑润,例如:开片的“蟹爪纹”、“冰裂纹”等等,且在其瓷器的釉内部分布着很多的气泡,口沿处釉层较薄会露出胎骨,圈足底没有釉的加入直接露出灰黑色的胎,有中“紫口铁足”的感觉。整体的器型敦实质朴,在其风格特征上有着独有的艺术风格,现在保存完整的官窑瓷器很少。在2018年11月宋代官窑贯耳瓶在海外拍卖出了两千八百万的价格,足以展现出了宋代官窑贯耳瓶瓷器的收藏价值以及其艺术特征,虽然有大部分瓯都市仿古造型的陈设品但是在其收藏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北宋时期的瓷器开始了御制官窑瓷器烧制的先河,加上后期的逐渐发展加入的花纹也越来越多样,形式上也是千姿百态,“紫口铁足、温润如玉、龟背片”等,展现出了工匠的创造力以及在烧制工艺上逐渐的新发展,使其价格更加的高昂。

现在在我国的瓷器市场上,现代的仿制品较多,所以在对于贯耳瓶的鉴别上一是在瓷器釉质上的明显差别,釉质肥厚、光润度强、釉下气泡的颗粒非常多且非常大,现代的仿制在光泽度上差了很多;二是看其纹片的痕迹,存在着开片但是线条感、流畅度非常高,形状容易仿制但是在神上却很难仿制成功;三是胎色上的差异,一般是以灰黑色为主的黑胎,在器口上的薄釉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这就是进行辨别贯耳瓶的基本方式,其贯耳瓶是宋代官窑瓷器中杰出的艺术品之一,它是时代的特征以及工匠精神的特征。目前,我国市场上的贯耳瓶为宋代制作精良的瓷器已经很少了,价格会越来越高。

磁州窑瓷器价格及图片


磁州窑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在北宋中期开始了烧制的历程并迅速的达到了其鼎峰的时期,甚至发展达到元明清时,仍有延续,足以看见,磁州窑烧制瓷器工艺之精美,磁州窑的工匠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并且创造出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的艺术,开始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

磁州窑烧制出的品种较大,其中以白地黑花、刻花画、窑变黑釉最为的著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的局限,使用了数十种的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生产出的大量青花制品,销售范围较广,兰花花碗、盘等实用性用品,具有着较高的欣赏、收藏以及实用性较强的特色。

宋朝时期是磁州窑发展的兴盛时期,着重于造型与装饰、实用之间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以及特征。例如:白化妆技法,大多的瓷器都是统一的造型以及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的风格特点。磁州窑烧制出的产品都是日常生活的用具,有盘、碗、罐、瓶、盆之类的用具,线条感以及艺术感较为的浓郁,自由、洒脱是它的特色,注重生活是它的理念。宋代的磁州窑对于题材的选择较为的广泛,多样性较强,寓意较为的丰富,将陶瓷的制作工艺和美术融合在了一起,烧制出的瓷器高了一个层次。

磁州窑最为突出的就是工匠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以及书法艺术的技法,首创出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娴熟的画工以及巧妙的瓷器制作,使其快速的占领市场。发展至元代时,迎来了磁州窑的一个制瓷的高潮,生产规模得到了扩大、器物的大件也多了起来,造型风格走向了厚重、器型硕大、圆润的风格,在纹饰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绘制出了云龙、云凤、鱼藻纹等多样化的纹饰。

色彩上、图案上较为的醒目,将刻、划、填彩进行了多元化的发展,并将釉色发展到了极致,有黑釉、白釉、酱釉、绿釉等出现。黑白色的对比、使其色彩上反差感十足,例如:在白色的釉地上画出黑色的花纹,其纹饰大多数是以枝叶并茂的折纸花和生动多姿的鱼为其主体,装饰的灵活性以及动感较为的强烈。

磁州窑在器型的色彩上、绘画的技法上以及首创出于中国传统的水墨进行的结合成为它的一大特色,色彩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其更加的引人注目,收藏价值较高。

洪武瓷器特征及图片


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一朝共31年。自洪武二年(1369年)始,明朝政府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记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但是目前尚未发现一件带真正洪武官窑纪年款的器物,洪武朝瓷器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并有“洪武无瓷”的说法。1964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和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门头出土了洪武官窑标本,经过对考古资料结合馆藏文物对比研究后,我们已大致了解了洪武官窑的风格,初步揭开了洪武官窑器神秘的面纱。

洪武时期瓷器烧造状况

洪武朝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材料,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烧制手段和配方都严格保密,对器物的器形,纹饰、品种都有严格的规定,禁止民间使用。洪武时期瓷器对后世官窑瓷器的制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青花瓷作为民窑在元代主要作为出口和庙宇供奉的订烧器,人们生活中并不使用。从洪武时期或稍早,青花瓷开始大量烧造,并普遍在人们生活中使用,以后历代作为主流品种,一直沿用至今。洪武时期官窑瓷器流传很少,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可定为洪武朝的器物仅有百余件,甚为珍贵。

洪武时期官窑瓷器传世以釉里红为多

从国内外传世品中分辨出的洪武瓷可以了解,洪武时期官窑瓷器以釉里红为多,釉里红是用氧化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的红色作为装饰的,铜元素对窑炉的温度和气氛要求非常严格,因此釉里红的烧造技术很难掌握,有“千窑难得一红”之称。元代只少量的制作,而洪武朝大量烧造,有些学者认为这与朱元璋的审美是分不开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他有着独特的身世经历,当年朱元璋正是投身到头包红巾的红巾军中才打出了朱明王朝。在朱元璋看来,红彤彤的红色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红色是他朱家王朝的吉祥色,因此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以“红色为贵”的旨意,并且朝廷规定“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洪武时期官窑大量烧造釉里红原因

关于朱元璋为什么推崇红色,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一书中曾对大明国号的“明”字做过解释,其曰‘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和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此外“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由此可知,朱元璋将国号定为大明朝,是希望以“火制水”。火的颜色为赤,所以朱元璋偏爱红色。

但这里要提及的是,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出土标本以青花为多,釉里红较少,与传世情况不同,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当时青花发色烧制不稳定,成品率低所致。但这个时期釉里红也作为主要的瓷器品种烧造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洪武瓷尺寸普遍超越元代

洪武朝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由于匠籍制的继续推行,此时烧造瓷器的是元代制瓷匠人的后代,因此瓷器造型、纹饰、工艺与元代一脉相承。

洪武瓷器的造型,依然带有元代古朴墩厚的风格,常见的器形有大盘、大碗、军持、玉壶春瓶、执壶、盖罐等,洪武大件器物尺寸超过元代器,如罐类,元代器高度多在30厘米左右,而洪武罐一般高度在40厘米左右,有的高达66厘米。碗类有的口径达41厘米。盘类,元代盘径多在30~40厘米,超过45厘米的较为少见,而洪武盘口径超过45厘米的较多,有的达到55厘米。洪武官窑器大件器物气势宏大,反映出洪武时期在器物成型、烧造技艺的成熟。

洪武瓷纹饰题材不如元代丰富

查阅当今我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洪武瓷资料后不难发现,洪武瓷器的纹饰,依然保留着元代简练流畅,豪放生动的风格,只是略显秀气。纹饰较单调,以植物花卉为主,有缠枝菊、缠枝牡丹、缠枝莲、折枝花卉等;此时以龙凤纹装饰的器物很少见,目前只见龙纹不见凤纹。元代瓷器上盛行的极为生动的人物故事题材,以及麒麟、鱼、草虫等动物纹样,在洪武瓷器上却都已消失,这或许与当时朝廷禁令有关。例如,《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二月壬午条载:“祀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先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

洪武瓷烧造品种丰富

南京明故宫遗址曾出土洪武白地矾红彩云龙纹盘、酱色釉碗和外酱釉内霁青釉印花纹碗的残片标本可证明这一点。其中外酱釉内霁青釉印花纹碗残片标本的发现,为识别洪武(下限建文)时期瓷器提供依据。由标本可知,此碗内壁有模印云龙纹,碗心为暗刻三朵云纹。据此可以认定,日本出光美术馆藏“里红外蓝印花云龙纹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里蓝外褐印花云龙纹高足杯”等都属于洪武瓷。它们共同特点是在器物内壁模印云龙纹,龙均为五爪;器内底暗刻云纹。此种装饰风格与元枢府瓷一脉相承。据此又可以判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杯及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的红釉印花云龙纹盘,属于这一时期。这些说明,明洪武一朝官窑生产过釉上矾红彩,还有酱釉、霁蓝、红釉等单色釉品种。

民窑瓷器及图片


中国陶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人这样形容,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文明史。这部文明史的每一页都与陶瓷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每次进步都会在陶瓷的身上找到影子。如古朴自然的秦汉陶瓷、雄浑大气的唐代瓷器、精致内敛的宋代瓷器、一枝独秀的元代瓷器、浓艳多姿的明代瓷器、繁缛富丽的清代瓷器、良莠不齐的民国瓷器,都是当时社会的理想、审美情趣和科技能力的体现,是时代最耀眼的光环。这就是文物收藏的史料价值所在。瓷器收藏品价值的确定,是通过对某件瓷器质量优劣的鉴别,以评定该瓷器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鉴别器物的优劣,主要看是否完整,是否有裂痕、变形等,以及是不是上乘之作、稀世珍品等,从而评定其艺术水平、收藏价值。

就年份已久的古旧瓷器而言,位列第一的当推各个朝代的官窑瓷器,其中又以“御窑”和名头特别响的器件价格最高,因而也最具有收藏价值。多年来的市场表现表明,明朝各代瓷器和“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的器件最受市场追捧,其现在的价格与几年前相比,普遍提高10至100倍。其中,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康熙豇豆釉彩器、雍正珐琅莲子碗等,如今的市场价达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可对于民间广大工薪族陶瓷爱好者来说,收藏元青花和明清官窑瓷器,较高的上千万元,太过昂贵。所以,民窑精品就成了最受瞩目的投资收藏对象。

民窑即民间瓷窑,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时间上也是特指民国以前,其中以明清两个朝代最为兴盛。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比较著名的有磁州窑、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民窑瓷器的种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一是饮食器和生活日用瓷器,如盘、碟、蛊、碗、罐、壶以及凉枕、蜡台等;二是陈设玩赏器,如樽、花瓶、花盆、帽筒、鼻烟壶、佛像、瓷塑、雕瓷、蟋蟀罐、香炉等;三是文房用器,如笔架、笔筒、笔洗、水盂、印盒等。

在民窑瓷器中,有很多画工朴素流畅,器型优美,釉色晶莹,泪痕满面的精品。虽是民窑瓷器,但年份早,具有浓郁的时代风格,又有很好的收藏价值及市场潜力。

收藏民窑瓷器要三看:一看图案。看民窑瓷器上绘画图案是否精美,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动物花鸟、简单图案四个档次。在各种图案中带字的比不带字的值钱,有诗文题赋的价格更高。有些民窑青花瓷器书有特殊的文字款识,其价格也相对较高。

二看器型。分为三个档次,第一,即陈设器和文房用品;第二,佛像雕塑、茶壶、鼻烟壶等;第三,碗、罐、盘等日用器物。近两年,市场中收藏最热门的是书房中用的印泥盒、笔架、笔筒等文房小摆件,其中以笔筒的价格升速最快。买一些康熙时期绘画水平比较高的香炉、笔筒等,比较有升值潜力。

三看工艺。在选购民窑瓷器时,要从它的工艺、装饰、窑火三个方面来考虑它的价位。纹饰因素方面,分为四个档次,即人物画第一,山水画第二,鸟兽花卉画第三,图案画第四。如嘉庆至道光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山水人物天球瓶,可以估12万元。在选择这类收藏品时,一定要选择文人气息比较浓、画法精细、器型完整的瓷器。

民窑瓷器中的明清民窑器型多样、画风活泼、题材广泛、笔法传神,比官窑更有欣赏趣味。相对于书画、邮票、竹木牙角等藏品更利于保存,更便于流通。以康熙“树叶款”青花开光娃娃罐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拍卖成交价在3000元左右,但在古玩市场上,可以远低于拍卖价的1500元买到手,而现在价位是20000元左右。再如,清代雍正和乾隆年间直径28厘米左右的龙纹盘,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拍卖成交价是500元,而现在品相、纹饰俱佳者至少要8000元才能到手。古瓷不能再生,收藏一件,流通就少一件;损坏一件,存世就少一件。从目前市场观察,这两年从农村乡镇进入城市古玩市场的明清民窑青花瓷器,在数量上已大大减少。想必过不多久,明清民窑青花瓷中的上品,将成为城市古玩店中的热门商品。目前,明清民窑瓷的价格相对很低,存在着很大的升值空间。

“真、善、美、少、精、奇”,永远都是人们选藏古瓷的共性标准。民窑瓷器收藏品切忌多而滥,要少而精。精品则在于质高、物美和稀少,只有藏有高品位的民窑瓷器精品,才具有较大的增值空间。

蓝釉瓷器及图片


蓝釉瓷器历史上官窑烧造的比较少,蓝釉属高温石灰碱釉,呈色剂为氧化钴,最早出现于元代,明、清两代在元代蓝釉的基础上相继创烧出霁蓝、洒蓝、回青、天青、宝石蓝等各色釉瓷器。蓝釉瓷器分低温釉和高温釉,蓝釉,以天然钴土矿为着色剂,除含氧化钴外,还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锰。

蓝釉颜色种类

1高温钴蓝釉瓷器

高温钴蓝釉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窑的新品种之一,它是明代霁蓝釉的前身。元代蓝釉器的造型有梅瓶、匜(yí 音仪)、爵、小杯、盘等。装饰方法有描金和用白泥堆贴龙、飞凤、海马纹等。饰有白龙纹的蓝釉器仅见于梅瓶和盘。

2.霁蓝釉

霁蓝釉又叫积蓝、祭蓝,其特点是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 淡均匀,呈色亦比较稳定。霁蓝釉盛于明代宣德朝,《南窑笔记》中把它和霁红、甜白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霁蓝器物除了单色釉外,往往用金彩来装饰,还有刻、印暗花的。宣德时的产品以暗花为多。清康熙时的霁蓝亦颇有成就,其薄釉者无开片,釉色较昏暗

3.孔雀蓝

孔雀蓝一般蓝釉是高温烧成,所以釉面不易脱落。孔雀蓝釉则常于制好的素坯上直接挂釉,或于白釉器上挂釉烧制,为低温釉。在素坯上直接挂釉的,釉层极易开片剥落。孔雀蓝釉器物中,多为不同规格的大盘类,小件器较少。另有类似弘治牺尊的双耳罐,为嘉靖官窑的祭器。器型较弘治是略矮,满施孔雀蓝釉,色呈艳丽,但欠匀净。

4.天蓝釉

天蓝是高温颜色釉。属于高温颜色釉,从天青釉演变而来,创烧于清康熙年间,色调似天空之蔚蓝色,故称“天蓝釉”。天蓝釉含钴量在1%以下,釉里的铜、铁、钛等金属元素对呈色均有影响,其呈色之稳定可与豇豆红媲美。釉色浅而发蓝,莹洁淡雅,象蔚蓝的天空,故名“天蓝”。其含钴量在2%以下, 釉里的铜、铁、钛等金属元素均起呈色剂的作用;呈色稳定,幽倩美观,可与豇豆红媲美。天蓝釉器物的种类,康熙时均属小件文房用具,至雍正、乾隆两朝才见瓶、罐等器型,大部分是官窑产品。

5.回青釉

回青釉是明代嘉靖时特有的一种以进口“回青”料配釉烧成的高温蓝釉,它是在元代以来景德镇窑烧成的高温钴蓝釉基础上所衍生出的新品种,其釉色与祭蓝釉相近,但略显浅淡。

故宫里的蓝釉瓷器

1.蓝釉白龙纹盘,元,高1.1cm,口径16cm,足径14cm。

盘折沿,浅壁,平底。通体内外施蓝釉,外底无釉。盘心坦平,在蓝釉地上以白色泥料塑贴一条矫健的白龙。龙细颈,三爪,作昂首翻腾状。

此盘属于高温钴蓝釉瓷器。这种传世元代蓝釉白龙纹盘见诸发表的共有4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件以外,日本出光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和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各收藏1件。

2.霁蓝釉梅瓶,高27.4cm,口径3.8cm,足径8.6cm。

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广至腹部内敛,圈足。通体施高温霁蓝釉,近底处由于积釉较厚呈紫黑色。足内无釉露胎。

此梅瓶造型端庄古朴,釉色浓重而匀净深沉,釉面莹润,是明嘉靖蓝釉瓷器的精品。

3.霁蓝釉小杯,清雍正,口径7.2cm,足径2.9cm,高3.7cm。

杯口外撇,弧壁,圈足。杯内施白釉,外施霁蓝釉。足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4.回青釉爵杯,明嘉靖,高16.1cm,口径12.7cm×6.6cm,足距7cm。

杯造型和纹饰均模仿古代青铜器。椭圆形口,配一铜制珊瑚圆纽镂空盖。深腹,下承以三柱形足。通体施回青釉,釉色呈淡紫蓝色。腹部饰回纹、兽面纹和鼓钉纹各一周。釉面匀净润泽,釉薄处映出白色胎骨。杯底无釉露胎,署阴刻楷体“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款。此杯胎薄体轻,造型规整,釉色均匀润泽。此类霁蓝釉器物多在祭祀时使用,因此又被称为祭蓝釉。

5.孔雀绿釉碗,明正德,高6.6cm,口径15.9cm,足径6.4cm。

碗撇口,深弧壁,圈足。腹外施孔雀绿釉,近足处釉下刻划变形莲瓣纹。碗内和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

此碗造型俊秀,是典型的正德宫碗式样。

孔雀绿釉亦称“法翠”、“翡翠”或“吉翠”釉,它是一种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中温颜色釉,其釉色明丽葱翠,颇似孔雀羽毛上的绿色。景德镇窑从元代开始烧造孔雀绿釉瓷器,这一色釉的出现是对我国传统的低温铅绿釉的继承与发展。清人佚名著《南窑笔记》曰:“法蓝、法翠二色,旧惟成窑有,翡翠最佳。”认为孔雀绿釉在明代始烧于成化年间,但从传世品和出土物看,宣德时已有烧造,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各朝均延续烧造。若论成色之佳,则首推正德时产品。

乾隆时期瓷器及精品图片


乾隆(1736-1795)朝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亦是清代制瓷业盛极转衰的转折点。乾隆中期唐英病逝,御窑管理混乱,官窑瓷器质量日渐下降。乾隆五十一年后,“督陶官”做法的终结,官窑制瓷业逐渐滑坡。乾隆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就是典例,至今在西方各国仍有多见。整体上看,器物造型端庄规整,但雄浑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造型更加丰富,转心瓶、镂空套瓶、鹿头尊等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乾隆时期,瓷器与康熙、雍正齐名,合称“清三代”,是我国瓷器集大成的时期,也是清代瓷业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处于我国传统制瓷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乾隆时期由于乾隆本人和宫廷的大量需求,除继承康熙、雍正瓷烧造技术工艺和器型之外,还不惜工本地追求各种新奇的制品。当时最著名的官窑是“唐窑”,即由唐英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时期(1737-1754)的官窑。它代表了乾隆时期的制瓷水平。乾隆年间,雍正时期创烧的广彩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成为当时瓷器生产的一个时兴品种,并且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瓷的主导品种。

乾隆时期瓷器胎体厚薄适度,器形规整,胎质细腻洁净,早期保持前朝的细润特点,晚期稍逊。釉色如雍正瓷,白釉及白釉地彩瓷釉色多较细白,带有玉质感。青花瓷与雍正有所不同,以青白色居多,釉面光润,偶有波浪釉出现,早期比晚期更细润。本朝彩瓷中大量出现颜色釉地器物,有高温釉,也有低温釉。低温釉色地彩瓷多以湖绿色釉施于器里和底部。“九江瓷”就是本朝开始出现的。所谓“九江瓷”是指乾隆、嘉庆、道光等年代的绿里、绿底彩瓷,因当时由江西省九江古塘镇码头启运进京故名。

乾隆时期瓷器足较前朝宽厚,早期基本保持雍正的“泥鳅背”特征,中晚期器足部稍尖,但不十分明显,足端平滑程度不及雍正。足端涂以黑色或黄色的器物比前朝显著增多。不少小件颜色釉器物底部有支钉痕,民窑仿哥釉瓷盘底部有七个酱色的圆形支钉痕,俗称“七星盘”,该朝烧造最多。

乾隆时期瓷器物装饰工艺极为丰富,构图及画工严谨,但大多数图案纹饰满密、布满器身,有繁缛感。

乾隆时期瓷器物款识形式丰富,早期楷书、篆书兼用,以篆书为主。楷书款有双方框四字款和双圈四字款,前者多为珐琅彩瓷底款,用红、蓝等彩料书写,其它用青花书写,少量红彩款。篆书款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双行(多无圈框)、六字三行双圈、一行横写(外双圈)。在茶叶末、炉钧器上用“大清乾隆年制”篆书刻款,乾隆末年和嘉庆初多用红字款。官款十分工整,民款书写随便。还有堂名款、纪年款、吉语款等。

清乾隆 青花折枝花果蝠纹花口瓶

清乾隆 青花双耳扁瓶

清乾隆 青花蝠果纹葫芦瓶

清乾隆 珐琅彩缠枝蝴蝶纹平底葫芦瓶

长沙窑瓷器精品及图片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狮

单色釉瓷

在施单一色釉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以青釉瓷最为多见,另有少量酱釉、蓝釉、绿釉、红釉瓷等。青釉瓷器釉层较薄,釉色青中偏黄,釉面多开细碎片纹,有的胎、釉结合不好,产生剥釉现象。酱釉瓷釉层略厚,釉面亦多开细碎片纹,釉面滋润,呈酱褐色。绿釉瓷釉层亦略厚,釉色绿中略泛蓝,釉面光泽柔和悦目。笔者曾在窑址采集到一块浅碗形的绿釉瓷片,其内壁满施绿釉,外壁施半截绿釉,露胎处刻划符号“×”,系烧窑前在未干的胎体上刻划,瓷片一侧残留半圆形孔,显然这是一块绿釉试片,圆形孔的用途是在烧成过程中用铁钩将试片从窑内钩出以查验其色,这说明唐代长沙窑很重视绿釉瓷的生产。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瓷水盂

蓝釉、红釉瓷标本极少见,说明这两个品种是因窑内温度、气氛变化而偶然出现的,不是刻意烧造。科学检测结果表明,青釉和酱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铁,绿釉和红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铜,蓝釉的主要着色元素是钴。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连珠划纹瓷罐

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

长沙窑的青釉或灰白釉色斑瓷主要有两种,即青釉酱褐色斑和青釉或灰白釉绿斑。其做法是在器物上先施青釉或灰白釉,然后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斑纹有的似山峦起伏,有的似行云流水,有的似彩球悬空,有的似匹练飞舞。图案多带有写意性,观之使人回味无穷。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鸟荷三足盆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持壶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花卉纹枕

唐代 长沙窑青釉褐彩网络纹双系罐

个别以绿釉挥洒条形纹的器物,纹饰边缘或局部因窑内温度、气氛的微妙变化,绿釉中的二价铜离子被还原为一价铜离子而成红色,遂使整个斑纹红、绿二色相互映衬,清新明丽,妙趣横生。还有个别挥洒绿斑的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唐代长沙窑青釉绿彩瓷执壶

模印贴花瓷

以往长沙窑遗址出土的这类标本很丰富,笔者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带模印贴花的亦很多,说明唐代长沙窑瓷器上很盛行模印贴花装饰。其题材以椰枣、椰枣配小鸟最为多见,也有椰枣配蜜蜂者。椰枣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另有胡人乐舞、婴戏莲、飞鱼、立狮、游龙、双鱼、武士骑马等纹饰,多见于壶嘴和壶系之下。模印贴花的做法是:先将揉好的坯泥压入阴刻有图案的扁平形陶范中印出纹饰,然后用泥浆将印有纹饰的片状坯泥粘贴在坯体上,整个器物施以青釉或酱色釉,然后入窑烧成。有的还在模印贴花部位的青釉上涂洒褐色釉,使纹饰更加突出醒目。

唐 长沙窑武士纹碗

唐 长沙窑青黄釉贴花人物注子

由于椰枣又名“海枣”,产于西亚和北非,胡人乐舞亦是典型的西亚风格,由此可知,这类瓷器主要用于外销,在国内港口扬州、明州(宁波)以及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出土此类长沙窑瓷器标本,即是证明。

唐长沙窑白釉褐绿彩碟

釉下彩绘瓷

从陶瓷发展史来看,长沙窑虽不是釉下彩绘技法的首创者,但却是将这一技法大规模发展的首个瓷窑,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唐代诸瓷窑中独树一帜。它从早期单一的釉下褐彩,逐渐发展成后来的釉下褐、绿彩,釉下褐、蓝彩,使图案的表现力进一步增强。褐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铁(Fe2O3),由于氧化铁在高温下呈色较稳定,不流不散,所以长沙窑工匠往往用单一的褐彩绘画,所绘图案线条清晰流畅。绿彩、蓝彩的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CuO),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易流散,因此,当褐、绿或褐、蓝彩并用时,就用褐彩勾线,用绿、蓝彩填涂或渲染。长沙窑釉下彩绘中还有一种釉下褐、红彩者,但数量极少,说明当时不是作为一个品种来生产的,而是在烧造釉下褐、绿或褐、蓝彩瓷器时,因窑内温度、气氛偶然变化,将绿彩或蓝彩中的二价铜离子还原成低价亚铜离子所致。

唐长沙窑褐斑贴花舞蹈人物瓷壶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鸟类以雀鸟最为多见,其次是雁、长尾鸟、凤凰、鹭鸶、仙鹤等。鸟的姿态各异,有的展翅飞翔,有的跳跃于草丛间,有的独立栖息,但均羽翼丰满,神态生动,显示出长沙窑工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娴熟的绘画技巧。

唐长沙窑褐釉兽首箕形砚

题写字、词、单句、诗文瓷

据研究长沙窑瓷器的专家们统计,历年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的诗文共60多首。每首诗一般只在一件器物上出现,部分诗文在两件、三件多至十几件器物上出现。题诗多为五言绝句,极少数为六言或七言绝句。其位置绝大多数在壶嘴下方的腹部,个别题写在枕面或碟内。在格式上,多为竖写一句一行,也有少数一行未尽而另起一行者。诗文大多内容完整,文字容易辨认,少数因器物残损致使内容不完整,有些诗文中的个别文字因笔画不规范而较难辨认,也有些多次出现的诗文在字词或语句上略有出入。有的诗中还出现错别字,这些错别字一般都是音同字错,如“苦辛”的“辛”写成“新”,“前程”的“程”写成“逞”等。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自如长信宫”诗文瓷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瓷壶

唐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狮座诗文瓷枕

绝大多数题诗的器物上不再有其他纹饰,个别的则将诗文与绘画相结合。目前已发现有10首诗歌在《全唐诗》中能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句,作者有韦承庆、张氲、高适、刘长卿、贾岛、白居易等,可以认为是当时文人的创作。其他均出自民间。其内容有的抒发离愁别绪,有的感叹世态炎凉,有的表现男女爱情,有的反映商贾活动,有的宣传伦理道德,有的表现饮酒作乐或规劝戒酒,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另有应酬诗、写景诗、文字游戏诗等,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

明代正德瓷器精品及图片


青花缠枝花卉纹出戟尊

明正德

高21.7cm,口径15.3cm,足径10.6cm

公元1491年为明弘治四年,农历辛亥。这年9月20日申时,弘治皇帝长子出生。弘治帝欣喜万分,取名厚照,企望其能照耀后世。按时、日、月、年顺序,朱厚照命理“贯如连珠”,为申、酉、戌、亥,主大富大贵。

在明朝十六帝当中,仅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生辰有此相似之处。朱厚照之母张皇后在怀孕之际梦有白龙入腹,按照传统说法,白者主西方,为兵象。厚照儿时就显露出这一迹象,贪玩好动,喜好骑射,所以庙号“武宗”。

1505年,弘治十八年,弘治皇帝驾崩,享年仅36岁。11天后厚照正德皇帝即位,年仅14岁。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年龄,以现代心理学来看,正是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逆反心理时期。正德皇帝自登基第一天起,就滋长了极其叛逆的性格。

正德二年,武宗迎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也许是因为这些安排的婚姻使他不满,他搬出了皇宫,营造了两处寻欢作乐的场所——故宫西华门外的豹房和远离京城的宣府(今宣化)的镇国府。

北京作为都城,过去豢养动物的场所很多,比如象坊、羊坊、虎坊、豹坊、鹰坊等等。至今北京还有羊坊店、虎坊桥、报房(豹坊)胡同等地名呢!正德皇帝的豹房新宅从正德二年扩建至正德七年,耗银24万余两,添造房屋200多间,为其淫乐提供了大量场所。

正德皇帝是明朝十六帝中最为荒淫的皇帝,豹房内美女如云,来自于西域、高丽、扬州、苏州等地的美女、乐妓,甚至寡妇都是正德皇帝的最爱。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中的正德皇帝以此名垂青史。

斗彩阿拉伯文出戟瓶

明正德

高23.2cm,口径3.4cm,足径9cm

1512年秋天,有一个对正德皇帝有致命影响的军官江彬设法觐见了皇帝,这个工于心术的军官骁勇善战,在一次战斗中连中三箭,其中一箭射在脸上,他拔出箭后继续战斗。这使尚武的正德皇帝大为感动。江彬仪表堂堂,长于击技,善讲战斗故事,获得皇帝青睐后,很快成为正德身边最有权势的人。

江彬总能为正德皇帝找来新的刺激,以保持恩宠在身。他为皇帝引见技法高超的乐师,介绍擅长秘密巫术的僧侣,搜罗西域的穆斯林妇女,甚至怂恿皇帝狩猎,以致被老虎严重伤害。江彬在虎口下拼死救出皇帝,这一伤不但未使江彬失宠,反而使正德对他更加信任。

正德皇帝桀骜不驯的性格、尚武精神致使他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御驾亲征。1517年10月,自恃自己如同先祖永乐一样的正德皇帝开始自称将军,并把自己住的宣府称作军事指挥部。明朝在整个时期,都对北方的蒙古部落怀有戒心。

永乐之后,明朝的统治者逐渐认为自己已没有和蒙古骑兵对抗的能力,避退三舍是良策。而正德皇帝却总想显示一下大明王朝的军事威风,厉兵秣马,于1517年10月6日开始与蒙古军队发生冲突,10月20日,正德亲临战场,指挥战斗,整整一天,杀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是十六世纪明军唯一一次战胜蒙古大军,史称“应州大捷”。

正德皇帝对此役胜利的满足可想而知。第二年,他自封自己是朱寿将军,还定了俸禄,每年5000石米。

青花阿拉伯文烛台

明正德

高24.6cm,口径6.7cm,足径13cm

这一年秋天,他动身去大同,经过偏头关时遇见一歌女,在饮酒作乐时,正德显然被歌女迷住了,等他弄清歌女是晋王府乐工的眷属时,他召见并收留了她。这个歌女就是正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刘娘娘。娘娘是宫廷中对皇后的称谓,由此可见刘娘娘受宠爱的程度。

中国的封建社会后1000年因受宋明理学影响,男女禁忌较多。凡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汉族妇女,行为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极大约束。这就是后宫佳丽们不甚得宠的原因之一。皇帝的妃嫔,一般见皇帝临幸就手足无措,心惊胆颤,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皇帝来说,显得非常寡味。

但其他民族,尤其西域民族性格奔放,能歌善舞,百无禁忌,十分容易获得皇帝的青睐。那些眼蓝肤白的女人显然容易博得正德皇帝的欢心,贴身随从江彬为之四处寻求的美女中不乏其人。至于刘娘娘是否西域而来,血统如何,正史野史均无记载。

有记载的是:1520年1月,正德皇帝抵南京,愉快地在此度过了8个月的时光。这期间,他颁布了一道非常古怪的诏令——禁止饲养和屠宰猪。在以猪为主要肉食的江南,此道诏令可以设想执行难度之大。这与正德的宠妃信奉伊斯兰教应该说有直接关系。

正德时期的瓷器与铜器以及其他艺术品中,大量出现有阿拉伯文字的作品,独树一帜。这在过去很漫长的时间内无解。显然,这与正德皇帝喜爱的宠妃有关。野史载,正德有一穆斯林宠妃,视若掌上明珠,其他细节不详。有关刘娘娘的记载也是线条颇粗,只知其能歌善舞,是皇帝的最爱。

在久经沙场,见过大世面的正德皇帝面前,这种能歌善舞不是一般意义的能歌善舞,汉族的歌舞技能至今也还是低于西域民族。从这点上推论,刘娘娘或许为异族妇女。

白釉矾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

明正德

高3.9cm,口径17.9cm, 足径11.9cm

2005年9月21日,一件正德瓷器,惊现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估价10万美元,出场后一路飙升,以169.6万美元的惊天价格成交,成为明正德瓷器一甲一名。折合人民币1374万元。

如果刘娘娘和正德皇帝九泉之下有知,也会为此通宵达旦,载歌载舞地欢庆吧!尚武的正德皇帝对艺术要求不甚仔细,过去正德的瓷器没有惊人的价格。初次现身,有点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味道,这也多亏了异族文化与美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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