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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窑瓷款式鉴别

北宋官窑瓷款式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古代瓷器官窑 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2020-03-13

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专烧宫廷用瓷,产量很少,故传品也极少。

我国于1986年年底在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发现了官汝窑的遗址,次年又进行局部发掘,从而揭开了官汝窑的神秘面纱。原来宝丰县宋时属汝州。应该说,汝州地区的窑瓷包括临汝县和宝丰县等都可统称为“汝窑”。汝窑系接受宫廷下达的任务而烧造,故产品十分精美,可统称为“官汝窑”。

官汝窑为北宋宫廷烧造,年代很短,约在宋徽宗赵佶在位时(公元1100年至1125年)的20多年间。汝窑器极为珍贵,仅见铭文,一为“奉华”,凡带“奉华”字铭的宫廷用瓷都是当时“奉华堂”的专用品。还有一种铭文刻一“蔡”字,是用黑釉写的。“蔡”字铭文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可能是当时的太师蔡京。再一种铭文是用金色写成的诗词:“雅怀素,态向间中天,与风流标格……”。由此可见,汝窑和修内司窑专烧宫廷用瓷,可统称为北宋官窑。北宋官窑除上述款识外,还有“官”字款,亦有三种形式:刻“官”字款、凸“官”字款,这两种都是楷书款,还有一种凸官“官”篆字款。总之,北宋官窑是专指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宫廷用瓷器物的款识,有“修内司窑”、“官窑内造”、“奉华”、“蔡”、“官”等字款,都可统称为北宋官窑瓷字款。

从传世款识的瓷品实物来看,其共同特点是:

1、从造型来看,瓷器的品种和造型有宫廷的陈设瓷和日用瓷,如弦纹三足炉、贯耳瓶、葫芦瓶、玉壶春瓶以及花式的洗、盘、碗、碟等。官窑器造型素雅端正,仿似古玉器;日用品非常讲究,制作精巧,气度不凡。

2、官窑的胎泥淘得精细,胎质细润,由于泥中含有一种铁质成分,使胎色有多种,釉色有浅灰色、灰色、粉青色、天青色、淡黄色等,釉面因传世已久,不很光亮,一般都有细密开片,无纹片极少见。宫廷官窑器十分讲究,官窑釉以玛瑙屑作为原料,民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昂贵的原料。官窑器以美丽的釉色、精湛的制瓷工艺和特殊的支烧方法而称誉于世。

3、官窑中的汝窑烧和吉祥主法有两种,一种是支钉烧造;一种以垫圈、垫饼垫烧。采用支钉烧造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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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汝窑官窑瓷器如何鉴别


汝窑发源于北宋晚期,仍然以北方窑的青瓷系列。汝窑是在北宋徽宗时期烧制的,之前是定窑为北宋官窑,由于宋徽宗信奉道教,道教崇尚青色,所以以汝窑取代定窑官窑的位置,随着北宋末年战乱的,导致汝窑和定窑烧造工艺都失传了,留下的传世汝官窑瓷器也就100来件。

汝窑瓷器在宋徽宗时期成为北宋宫廷里的御用瓷器,也被称为“汝官瓷”。汝窑因产于河南汝州而得名,位居“汝、官、哥、均、定”五大名窑之首,素来享有“汝窑为魁”的美誉。金兵入主中原后,北宋王朝覆灭,汝州当地的窑口也因为战乱而纷纷消亡。仅仅存在二十多年,后来汝窑窑址发现于今今河南宝丰清凉寺,但是跟故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汝瓷都不一样,所以汝官窑瓷器真正窑址可能在汴梁皇宫里烧造,由于黄河改道,汴梁京城埋于地下,可能汝窑必成千古之谜了。

北宋汝窑瓷器如何鉴别

鉴别北宋汝窑瓷器,要掌握汝窑瓷器的时代特征,从釉色、开片、瓷器底足来鉴别正品汝窑瓷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汝窑:出北地,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媚,薄甚。亦难得。

1.汝窑官窑瓷器的天青釉色偏清白,不是真正的天青色,宋代汝窑青瓷尽管在色调上深浅不一,但都离不开“淡天青”这个基本色调。宋徽宗用“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形容汝瓷釉色之美;

2.汝窑官窑瓷器使用的是玛瑙釉,釉色温润典雅,能随光线的强弱变幻出不同的色泽,天青为贵,粉青为尚;

3.汝窑瓷器采用的是裹足支烧的工艺,这就在圆器的外底留下支烧的痕迹,形如芝麻粒大小,被称作“芝麻挣钉”。芝麻挣钉有三支钉烧和五支钉烧,北宋汝窑瓷器以三支钉烧居多;

4.北宋汝窑瓷器表面分布着类似蝉翼、蟹爪和鱼鳞形状的开片冰裂纹;

5.汝窑官窑瓷器为香灰色胎,胎质细腻。瓷器底部为满釉。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宋代官窑瓷器崇尚简约之美,崇尚单色釉,无论是北宋早期的定窑白瓷,还是北宋末年的天青色的汝官窑都是单色釉,汝窑宫中禁烧,可见汝窑瓷器在北宋都是非常少见,只有宫廷中使用,到了南宋汝窑瓷器出现在民窑中了,但是仍然体现了宋人的审美。

北宋官窑汝窑瓷器的鉴别


宋官窑创建于北宋徽宗时期,在宋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袭故京遗制,重建官窑。故宋代官窑有南北之分,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段文字记载是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治资料,它言简意赅,把宋代官窑瓷器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及其建窑地点作了明确的叙述,使我们对民窑“受命”烧造“贡瓷”至皇家“自置官窑”烧造的发展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据前述《坦斋笔衡》记载,州治临汝应为其遗址所在地,然而,临汝遗址始终未能获得考古证实。1977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时,曾采集到与宫中传世汝窑器相同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两次科学化验,其结果与50年代故宫博物院提供给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传世汝窑洗的化学数据相同。

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说明二者的窑口相同。但由于当时采集标本的数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为定论。1986年11月、12月间,上海博物馆清凉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当地窑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共采集汝窑瓷标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上述调查与发掘工作,证明了《坦斋笔衡》所载的“宫廷先命汝州烧造贡瓷,后自置官窑烧造”的历史的真实性。但《坦斋笔衡》提到“京师自置”,而宝丰清凉寺窑址并不在京师,这又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就文字上讲,“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与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紧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与“命”二字是相应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窑烧制贡瓷而的,“自”则是指朝廷自身建窑而言。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这种类似句式还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处“故都”实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钧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要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

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共同点和差异,如何鉴别


宋代官窑在瓷器釉色中属于青瓷系列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宋代官窑瓷器与汝、哥、钧窑瓷器一样,特别注重釉色美。宋代官窑凝厚的釉层系采取先素烧坯体、然后多次施釉的方法完成的,釉层厚度往往大于坯体的厚度,官窑瓷器多为素面,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宋代官窑分为新官窑和旧官窑,旧官窑指的是北宋官窑,新官窑指的是南宋官窑,这是由于金代入侵中原导致了宋代官窑瓷器的南迁,那么做为瓷器收藏的后来人,我们如何鉴别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呢?

宋代官窑跟宋朝的政治分不开,由于靖康之变等历史原因出现了北宋和南宋之分,因此宋代一朝有两个官窑。

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称旧官,因临近黄河南岸而受河道改变、河泥淤积,已深埋在今开封市地面近十米之下,宋官窑青瓷产于何地无法再探究窑址。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称新官。

宋代官窑:一是宣政间京师自置的官窑,通常称作北宋官窑;二是宋室南迁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宋代官窑的共同点

宋代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紫口铁足。宋代官窑青瓷釉面经常可见斑点,这些斑点有黑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其中有些斑点有明亮的金属光泽。北宋和南宋的官窑都有紫口铁足的特征。所谓“紫口铁足”,是指口部由于釉薄,露出紫色的胎骨;圈足露胎的部分,呈现铁褐的颜色。这个特征南宋要比北宋明显,原因是南宋官窑的青釉就没有北宋官窑的厚,釉一薄,特征就更明显了。两宋的官窑都有开片,以此难于辨别。但在瓷器烧造当中,一般来说北宋瓷胎都厚重一些,南宋的都轻薄一些。

官窑大瓶

官窑大瓶,宋,高34.5cm,口径9.9cm,足径14cm。

瓶圆口,直颈,垂腹,圈足。通体内外施青釉,釉面开有冰裂状纹片,上部开大片纹,近底处纹片细碎。

北宋官窑瓷器时代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以粉青釉色为上,除了粉青釉官窑还有天青釉、月下白釉、炒米黄等釉色。

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

南宋官窑瓷器代特征

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以瓷器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

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釉层较厚,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

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

南宋从厚胎厚釉和薄胎厚釉,分两种底足,一种上青釉,一种不上青釉护胎,一种釉面上有水浪纹,一种釉面上乳浊釉,早期没有,晚期釉色滋润,玉质感强烈。修内司官窑,是一种含钙量较高的石灰碱釉,是高温下粘度较小,易流动,到后期改变制瓷工艺,创用素烧胎多次上釉两次烧成的厚釉工,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

南宋官窑足沿釉层较薄的部位泛出铁红色,乌黑色,铁黑色,澄泥色都有,修内司官窑早期花钵,晚期花口洗和花口碗的底足都没有上一层青釉护胎汁露足部位泛出铁红色。瓷器鉴定多看底足。

官窑葵瓣洗

官窑葵瓣洗八瓣葵花式,高4.8cm,口径18.7cm,足径11.2cm。斜直壁,折底,圈足。通体施粉青釉,釉面开片,片纹交织如网。足底边无釉,露铁黑色胎。

官窑葵瓣洗造型优美,釉层莹润如玉,在溢青流翠的釉面上片纹纵横交错,大片纹间又闪现条条小冰裂纹。

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瓷器中气泡足的区别

北宋官窑的气泡分布密集而且大个、没有立体感、南宋红官窑的分布稀少而大小相差较大

北宋官窑瓷器中一般无破裂气泡,而南宋官窑釉面都有破裂的气泡。南宋官窑、龙泉窑有缩釉现象,北宋官窑则不会产生缩釉现象。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

总的来说宋代官窑瓷器,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以素雅为主流,因为宋代是文人治国,通过瓷器可以看到宋人是审美,也可以通过瓷器可以感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审美的不同,元代和清代都喜欢艳俗的风格,通过元代和清代五彩和粉彩瓷器就能窥见不同民族的审美。

老窑瓷:南宋官窑的鉴别


1、修内司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 ”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2、郊坛窑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


这件北宋官窑青釉琮式瓶(图1),高32.9、口径13、足径15.2厘米;敛口(图2),拱壁方形体,圈足(图3),四委角间饰简化兽面纹。通体施青釉,色泽青中微闪灰,釉面肥厚、温润,有大小纵横纹片。足际刷紫褐色护胎汁,磕碰处可见胎骨呈浅灰色,胎质较南宋官窑显粗。肩部的四角端面署有出窑后加刻的楷体“观、音、庵、记”铭文,当属庵堂的标志。

汴京官窑继汝窑而发展,靖康之难后停烧,因黄河改道致窑址被深埋六公尺地下。但其产品依然可从承传脉络上得到确认:此瓶造型典雅,口与颈的曲面优美、流畅,硕腹于方中见圆,圆中有方(注:目前已面世的南宋官窑、龙泉窑琮式瓶,均呈直壁的方形体),整器取古琮之形,却能准确地再现良渚文化玉琮之精髓(拱形壁、小委角及兽面纹),符合宋徽宗赵佶雅好古玉艺术的个性;纹饰以四委角为中心,每排垂直雕琢兽面纹五节,纹样古朴大气,对照传世器可知,五节兽面纹系宋代官窑琮式瓶唯一的纹样,例如,被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南宋官窑琮式瓶,以及1995年10月北京翰海1016号拍品的那件宋官窑琮式瓶,它们的纹饰均为五节兽面纹;胎体完美无瑕,叩之却声音如瓦,此为最独特,不同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有别于明清仿官器之金石声,尤其是略泛光泽的浅灰色胎骨,质地虽不及南宋郊坛下官窑细腻,却较其坚致,也远较北宋汝窑滋润,符合时代发展的规律和汴京所处地域的胎土状况;釉厚滋润若堆脂,釉面略显高低不平,有少量破泡和缩釉斑现象,不同于雍乾仿官器釉面的平整与晶亮,当属北宋青釉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沫攒珠”状,不同于明清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序;圈足宽厚、修足圆润,足脊显清晰的竹刮痕,此为汝窑、龙泉窑圈足的常见制式,亦是北宋官窑在汝窑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窑洗基础上的演绎;足际涂护胎釉,色泽深沉,当属宋朝名窑的工艺特色,典型者有北宋钧窑、龙泉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常用芝麻酱色釉或赭红色釉料涂足抹底作修饰,并以此避免粘窑;款识系凿刻而成,字体苍劲、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的“记”字而言,历代王朝中数宋朝运用频率最高,应运得最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此外,该琮式瓶的口部与器身四壁,遗有多处不可伪造的自然磨损痕: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显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依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抵与“观音庵”的日月供奉与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拭触摸有关;后一项应与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了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亦都载有大量信息,是该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南宋官窑之郊坛官窑的鉴别


郊坛官窑,即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但是由于后人对《坦斋笔衡》关于官窑记载的误解,陶瓷研究者一般把“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划分成含有3个窑口的广义概念,即指“忭京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长期以来,不少中外学者对此种划分的科学性颇有质疑。因为此种分法是与宫中藏品相矛盾,无法与实物相印证。如“汴京官窑”窑址已为黄水淹没,成为历史悬案,故何为汴京官窑器也就无从探究,至于修内司官窑又因缺少窑址印证,对其存在与否,尚且争议颇烈,更谈不上对其器物之研究。而郊坛窑址,尽管发现多年,但学者们所持观点各异。三分法长期以来,既无理论基础,又无实物印证。不过人云亦云,莫明究竟。

宫中传世官窑瓷器,经研究均属于浙江青瓷系统,无法区分南北。曾有试从烧造方法上进行划分,认为北宋的“汴京官窑”瓷器多系支烧,南宋的郊坛官窑系多为垫烧。其实,这两种烧法,均为郊坛官窑所采用,从其遗址发掘情况分析,厚胎薄釉者为支烧,而薄胎厚釉者,则采用垫烧。或曰,以支烧为早,垫烧为晚,此说也不能成立。因为不同的烧造方法是根据不同的器物而定的。底径大而薄者,往往还采用支、垫结合的办法。所以,两种方法绝没有时间的早晚之分,更不能以此划分南北官窑。据文献及考古得知,宫藏传世官窑瓷器中,除官窑瓷器外,“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它实为官汝窑;而所谓“传世哥窑”实为修内司官窑。而只有郊坛官窑的发掘物与宫藏官窑器相符。由此证实,所谓的“五大名窑”之中的“官窑”就只能是南宋的郊坛官窑,别无它属。

郊坛官窑是继修内司窑以后设立的第二座官窑,其窑址在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就已经被发现,50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198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迹及窑炉一座,取得有较丰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发掘物与故宫博物院藏官窑瓷器相符。

发掘证明,郊坛官窑烧制器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生活用器,有碗、盘、碟、盒、盆、罐瓶等;另一类为陈设用瓷,主要是仿周汉的鼎、鬲、簋、奁等形式的香炉,琮式的瓶、觚、尊、贯耳壶、花口壶、花盆等。两类相比,以烧制生活用瓷为主。然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官窑瓷器中,却以陈设用瓷居多。这可能因为日用瓷损坏率较高,陈设用瓷损坏率较低的缘故。从瓷器胎与釉的厚薄对比而言,有厚胎薄胎厚釉两类。一般讲碗、盘、蝶杯等小型器皿薄胎者居多。觚、炉、瓶、花盆等较大较高的器物则以厚胎者居多,瓷胎的色泽以灰色为基本色调,其胎是以瓷石羼入少量紫金土配制而成。釉色以青为主,基本上可分为粉青、灰青、米黄三种色调,是以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材料配制的石灰碱釉,这种釉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温时粘度较大,即在高温下不易流釉,因而釉层可以施得厚些,使器物外观显得较饱满。薄釉一般施一次釉,施釉后以支烧具垫于器底,装入匣钵内烧制。器身全部满釉,仅留有支钉痕。厚釉瓷器大部分是垫饼烧,施釉在2次以上,多者达4次,装烧时往往将圈足底部釉层刮掉,在垫上垫饼,釉层不致粘连而报废。官窑瓷器开片纹形成是由于高温条件下胎与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致。这说明,开片纹的产生是瓷器在窑中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般讲,薄釉和厚釉产品开片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薄釉器开片纹细密者多,厚釉器的开片纹粗稀者多。

郊坛官窑,顾名可知是在建坛以后建窑的,上承修内司。《宋史.高宗本记》载:“(绍兴十三年)三月已亥,造卤簿仪仗。乙已,建社稷坛。丙午,筑圜丘。”那么,郊坛官窑始建年代当晚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但其下限年代尚缺文献与考古资料佐证,故其烧造史姑定在绍兴十三年稍后以至更晚的绍兴年间(1143年——1162年)。

鉴别清代官窑瓷器——先识官窑款


中国瓷器从宋代开始有官窑瓷器,专门的造办处,在明清时期到达鼎盛繁荣状态,而各朝各代因皇位的更替不同的朝代使用的款式都不相同,款的书法特征、用料、位置等都有所区别,对后世古董鉴定带来一定的困难,甚至于同一朝代所用款式也不相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下清代官窑瓷器的官窑款有哪些特点,官窑款有何区别。

清代共有帝皇十个,其朝代所产官窑瓷器都有帝皇纪年款的瓷器传世,他们依次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瓷器最为鼎盛的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

顺治官窑瓷器

以书写“大清顺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款为主,也有写“顺治年制”四字款。款字用笔有力、起笔见峰、住笔见顿、划多下拉、勾捺上剔,但整体布局不甚规整。

康熙官窑瓷器

康熙年间已经可以制作珐琅彩的瓷器,其官窑款多为“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三行青花楷书款,晚期有少量篆书款。前期常见干支纪年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等。本网资料库内有一对康熙青花杯,落款为“大清丁未年制”,是康熙六年的瓷器。珐琅彩器上书“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其字体前期宽大,笔划粗重挺拔,顿捺明显。后期字体清秀,在具体写法上也有细微区别,熙字四点多为直点或顺点,少逆点。年字三横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且紧紧上靠,一竖较长。款字外饰有单圈、双圈、双正方框等。

雍正官窑瓷器

主要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青花双圈款,也有双方框款,其次是多用于单色釉瓷上的三行六字篆书款。从字体上分析,雍正款识由专人题写,所以各类瓷器上的字体大致相同。楷书款早期为三行双圈,晚期为双行双圈或双框。“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主要用在仿均、炉均和茶叶末等器物上。“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四字楷书堆料款仅用于珐琅彩瓷。

乾隆官窑瓷器

瓷产量极大,官窑款用得最多的是“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款字一般以青花书写为主,但亦有抹红写款,在白瓷、茶叶末、珊瑚红等特殊器物上往往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刻款。

嘉庆官窑瓷器

一般都用“大清嘉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主要为青花、无栏框。亦有少量楷书款。粉彩器上常见抹红款。个别器物用刻划款。

道光官窑器一般以“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青花款为主,也有抹红款及描金款。茶叶末、炉均釉等器物上则为六字刻款。个别粉彩器上偶见“道光年制”四字红地描金篆书款。道光时期落有堂名款的如“退思堂制”、“山解竹主人造”等,大多是精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读书的地方,后期也成为道光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故题有“慎德堂制”红款的道光朝瓷器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瓷。

咸丰及其后的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官窑瓷器

兴起楷书题款风气,大多为六字双行或六字三行“大清××年制”款。款外均无圈框,字体工整,清秀修长,有青花、红彩、金彩、墨彩及刻款等形式。这一时期篆书款不多。其中光绪时署有“大雅斋”、“天地一家春”及“长春同庆”、“永庆长春”等款的官窑器最为精致。

清代官窑瓷器作为古董市场藏量最大也较为精美的官窑瓷器,市场和经济价值也比较高,所以仿造品就很多,故此大家在古董鉴定过程中,要从各个方面去考量,本文提供了清朝官窑款的识别和如何去鉴定是不是官窑款。藏友们可以借鉴一下。

雍正一朝,御窑名品迭出,独步大清一代,是中国古陶瓷史上成就辉煌的一页,也是海内外瓷器拍卖市场上的领跑者。像雍正官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的世界最高价,同时在内地拍卖市场上,雍正官窑瓷也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元的身价。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三多果纹胆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0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瓶为雍正朝典型风格的器物。其直口,长颈,鼓腹,圈足,口沿用青花描绘一道连环回纹,下面吊饰三组青花尖叶纹并间绘上三个釉里红变形石榴,颈腹部描绘“三多果纹”,分别是折枝蟠桃、折枝石榴、折枝荔枝,它们都由一朵灵芝承托,使整个构图增添祥瑞之气。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红艳夺目的三多果强烈突显其寓意的主题。传统常见三多是以佛手、桃、石榴组合纹饰,其中佛手寓意福气,桃寓意多寿,石榴寓意多子。三者结合,寓意多福、多寿、多子。而雍正一朝的瓷器上许多三多纹饰均以荔枝取代佛手,究其原因很可能与雍正帝个人喜好有关。

清雍正青花缠枝莲纹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5.4cm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

敞口束颈,丰肩鼓腹,敛胫圈足,肩贴饕餮衔环双铺首,器型古雅端庄。自上而下分绘海水江崖纹、变形芭蕉叶纹、缠枝莲纹、覆莲瓣纹等六层纹饰,其间以突起的弦纹相隔,使器型更富于变化。运用模仿明代永宣青花画风的点染画法,全器绘画流畅细腻,层次清晰,青花鲜艳浓郁,釉面匀莹润泽,品相完美。目前所知,与其相同者仅有一件,弥足珍贵。

清雍正翠绿釉瓜棱瓶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1.5cm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单色釉瓷器纯净典雅,少人工匠意而富天然韵致,去雕饰之美而独存魅人色彩,一直为世人所重,雍正皇帝对此也百般追求。在位期间对内府所藏官、汝、哥、钧等宋瓷颇为灵情,屡命内务造办处奉宋旧器至御窑厂仿造,加上有唐英如此杰出的艺术家竭力钻研督造,仿古创新集诸色之大成,从而使清代单色釉瓷器制作步入历史的颠峰,让后世望尘莫及。翠绿釉瓜棱罐,呈瓜棱形,敛口,硕腹,圈足,素地无纹,通体及内壁施翠绿釉,发色匀净,清澈晶莹。底刻“雍正年制”篆书款。品相完美。

清雍正柠檬黄釉印花纹杯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8.8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该杯直口、深腹,近圈足处模印变形花瓣纹一周,纹饰极具动感。杯外壁施黄釉,内壁及底施白釉,胎体轻薄,釉色莹润,色泽淡雅。底书青花双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当年崭新的蓝布锦盒,随着时光流逝如今已褴褛离析,但盒中御杯依旧葆光焕发,完美无缺。目前,公私收藏品均不见相同者,堪称绝代孤品。

柠檬黄釉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色釉。康熙时期,内务府珐琅作已使用从西洋引进的锑黄作为珐琅彩瓷器的彩料和色地。柠檬黄釉始创于清代雍正年间,由于这种黄釉的颜色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浅淡幽雅,故又称为“淡黄釉”。清代文献称之为“西洋黄”、“洋黄”。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记载了“岁例供御”的五十七种彩、釉,其中的“一西洋黄色器皿”所指便是柠檬黄釉。

传世所见柠檬黄釉以雍正朝制品的质量最好。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柠檬黄釉瓷数量绝少,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等圆器。清宫《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元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洋黄三寸碟、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盘……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此处所说的“洋黄瓷器”当指雍正朝的旧物,说明乾隆初年宫中所存柠檬黄釉已经不多,需要仿烧才解决短缺的问题,反证雍正时期的柠檬黄釉烧造数量十分有限,否则相隔短短数年皇帝无需专门传旨仿造。

清雍正粉彩双龙捧寿仙鹤纹大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54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青花楷书款

盘敞口,折腹,圈足。此盘形制巨大,折腰造型较为少见,口沿描金。盘心绘双龙捧寿,一龙以胭脂红绘就,一龙施以海水绿,对比鲜明。盘内壁饰八只姿态各异的飞鹤,龙腾鹤舞,翱翔于五色祥云之中,充分体现出“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气势、神韵。盘外壁以矾红彩绘十只蝙蝠,胫部饰汹涌海涛,寓意“洪福齐天”、“福山寿海”。明清官窑瓷器纹饰中多见“单龙捧寿”或“双龙赶珠”。“双龙捧寿”图案十分鲜见,只限雍正一朝,已知仅瑞士藏家AlfredBaur藏有绘相同图案的“雍正官窑黄地青花双龙捧寿纹鸠耳尊”。

此盘造型规整,施彩丰富绚丽,寓意吉祥,雍容华美,亮丽典雅,传世罕见,应是景德镇御窑厂为皇帝特制的祝寿大器,不同于例行烧制的普通官窑瓷器,堪称雍正窑大器精品,殊为难得。据已公开资料:这种大盘传世仅有2件,除本拍品外,器型、纹饰、尺寸完全相同的另一件大盘见于香港佳士得2003年10月拍品667号、北京翰海2004年春拍品1792号。

清雍正窑变釉铺首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款识:“雍正年制”四字双行篆书刻款

尊撇口,束颈,肩饰双铺首衔环,腹饰四道弦纹,圈足略外撇。外施窑变釉,肥厚光亮,紫红相交,色彩斑斓,釉中密集蓝色的斑点,惟口沿部分红色偏浓。圈足内施深浅不一的护胎釉。

清雍正仿官釉五孔方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28.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为雍正朝创新器型,短颈,方体,肩饰五孔,器身自上而下以三组突起的等距弦纹为饰,使器型更富于变化。通体施仿官釉,釉质莹润凝厚,遍“金丝铁线”开片。胎体厚重,造型古朴。

清雍正仿成化青花缠枝花纹碗(一对)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1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碗器型、文样皆仿明成化青花碗。内外壁绘缠枝花,内底绘折枝花,其胎体之轻盈坚致,釉面之晶莹光润,青花之幽靓雅洁及色调之淡雅清丽,可说直追成化官窑青花,几欲乱真。

清雍正粉彩麻姑献寿图凤尾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44.5cm

器敞口外撇,长颈,丰肩,鼓腹,圈足,俗称“凤尾尊”。胎质细密,釉质洁白光润。器分上下二层纹饰,口部为太白醉酒图,腹部饰麻姑奉寿图,“蝠”是“福”的谐音,桃象纫“寿”,寓意福寿吉祥。色彩丰富,色调柔和。雍正粉彩素以精巧细腻着称于世,此器即为代表。柔而不艳,细腻淡雅,立体感强,其中的胭脂红色尤其鲜润绮丽,《陶雅》赞叹:“胭脂红者也,华贵中之佚丽者也。”此凤尾尊色彩保存如此完好,十分难得。

清雍正斗彩花卉纹盘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直径20.5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款

盘敞口,弧腹,圈足。胎质细密洁白,胎体厚薄均匀。釉色莹澈如玉。内外皆以缠枝牡丹为主,饰斗彩缠枝花卉。斗彩设色丰富,颜色淡雅柔和,为雍正官窑斗彩器代表作

清雍正青花夔凤纹摇铃尊

清代官窑瓷款式鉴定

尺寸:高18.3cm款识:“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浅唇口,细长颈,溜肩,筒式腹,浅圈足,似长柄的铜铃。外壁绘双夔凤纹,生动流畅。摇铃尊为清康熙时流行的尊式之一。此器造型典雅,青花发色幽靓,尚存康熙遗韵,当为雍正早期之作。

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是我国古代的五大名瓷之一。从古至今官窑瓷的仿制品也很多,今天,小编就为您介绍一下真假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官窑瓷器的釉质、纹片、胎色等都极富有特色,以官窑的特色为依据可以辨别真假官窑瓷器

一是釉质的差异。宋代官窑器釉质肥厚,酥光宝晕,有玉质感。釉下气泡颗粒大而明亮,并累叠密集,如史料“聚沫攒珠”之述。釉色以粉青、天青、炒米黄等色为多。雍正仿宋官窑器釉层较薄,釉下气泡小而疏,釉表多数均透明光亮而欠润泽。釉色以豆青、灰蓝、月白为多,有的甚至接近亮白。

二是纹片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纹片有大小开片两种,大开片纹痕长而粗壮,有的纹痕在瓷器上自上而下呈经线走向一直到底,如一根牛毛一样垂披于臀,因此有“牛毛纹”之称。即使是小开片的瓷器,也不乏有几条较长较粗的纹痕。纹痕的颜色以鳝血、鱼籽黄、墨色、油灰居多,鳝血者为上品。雍正仿宋官窑器以小开片居多,纹痕粗细大体相差不大,迄今未见有牛毛纹者。纹痕颜色比较单调,基本为黑色或浅黑色。

三是胎色的差异。宋代官窑器的胎色呈灰黑色或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其著名的“紫口铁足”特征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胎色所致。而雍正的仿宋官窑器,胎色为白色、灰白色和浅灰色,这样的胎色在器口釉薄处和足根露胎处不可能形成紫口铁足。

四是底足的差异。宋代官窑器有满釉裹足支烧和足根露胎垫烧两种,前者器底有支钉痕,后者足根露胎为铁足,足部修胎比较粗糙,底部无款识。雍正仿宋官窑器除了足根施以酱釉以外,其足部修胎十分精细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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