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上的纹饰。
明崇祯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筒瓶
待月西厢
文_舒曼
《西厢记》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著名作品，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共5本21折。古时瓷器作品崇尚以历朝戏曲故事版画为本，《西厢记》是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
人物故事套杯上的《西厢记》
走进浙江嘉兴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大厅，可见到一字排开，从小到大渐次陈列着的10件马蹄形瓷杯，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著名的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
所谓套杯，即成套之杯，是套具的一种，有各种质地制成的，或铜锡，或髹漆，或木竹，或瓷器，尤其以彩绘瓷器套杯受到世人的青睐。
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从小到大的十只杯身外壁分别绘以《佛殿奇逢》（奇逢）《妆台窥简》（窥简）、《僧房假寓》（假寓）、《斋坛闹会》（闹会）、《长亭送别》（送别）、《锦字传情》（传情）、《夫人停婚》（停婚）、《衣锦还乡》（还乡）、《乘夜逾墙》（逾墙）、《白马解围》（解围）等典型场景。色彩柔丽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比如《夫人停婚》那幅，写琴童搀扶心灰意冷的张生离去之状尤为入神（有的选本是画红娘搀扶张生），立着的老夫人冷酷无情，躲在一旁的莺莺却伤感失望的情形在小小的杯身上均有所反映。为满足套杯相叠时的整体视角效果，特将叠在最上面的那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的画面分由内底心和外壁两部分构成。这幅《妆台窥简》的主题图案绘在内底心：身着红衣绿裙裤的红娘斜身倚立在梳妆台旁，举镜窥简；外壁则是烘托主题的西厢场景。其余9件瓷杯的内底心均白釉无图。为此，叠在上面那件杯子的内底心的仕女红娘装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用《西厢记》人物故事装饰瓷器的形式颇多，除了餐具、酒器等之外，还有瓷板、赏瓶、屏风、彩瓶嵌饰等等。
清顺治五彩题诗西厢记筒瓶
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称得上是清时期粉彩的代表作。属半脱胎瓷，胎骨细腻。制作精致，造型规整，釉面纯净，装饰柔丽。共10件一套。器物逐件由小渐次增大，其口径5至10厘米、高1.5至5.9厘米、底径3.1至6.2厘米。每件造型一致，形似倒置的马蹄，故有马蹄杯之称。为敞口、削腹、平底内凹，白釉地粉彩。十杯相叠，口平如一，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十只口沿紧密无隙，天衣无缝，且分散时灵活自如，不得不钦佩其工艺的精湛。最为精彩的是每件杯身外壁分别彩绘以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案，笔触流畅，技法娴熟，构图生动，柔丽典雅，赏心悦目。
清象牙《西厢记》故事插屏（一对）
《西厢记》题材最受西方喜爱
外销瓷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出口产品。那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呢？除了商人游记和使团报告的文字记载，从18、19世纪的外销瓷上可找到新的答案。中国瓷器贸易之初，买方以各国东印度公司为主，除了批量购买中国生产的瓷器，也有一些特殊定制和来样定做的瓷器，后来出现私人贸易的订单，专为某个家族、个人或公司定做质量上乘的瓷器，价格昂贵。“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它是多么诱人，多么精美！它是中国的产品。”这是17世纪中国瓷器大批进入西方市场后，在欧洲流行的一首诗。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仅仅在于其精巧的材质。事实上，每一种用来交换的货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传媒”。
清乾隆白玉雕“子冈”款西厢故事图鼻烟壶
《西厢记》：瓷器传播中国文化
《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文化现象，实际上具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内涵，晚明《西厢记》的评注、改编、校刻蔚成风气。而在英国，正是人文主义高扬的时期。十分有趣的是，目前已发现了当时英国向中国定购青花瓷器的函件、订单的底稿。英国对瓷器上的绘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尤佳。根据这一要求，景德镇特地烧制了一批以《西厢记》的张君瑞、崔莺莺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青花瓷碟、瓷瓶等。
清道光朱石梅制白泥西厢记长方壶
清早期竹雕西厢记香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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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 与景德镇瓷器
明刊本《西厢记》的研究:
首先发现那些明刊本卷首往往绘以崔莺莺的肖像，而张君瑞、红娘则无，更不用说老夫人、白马将军了。崔莺莺的肖像作者宋代陈居中、明代唐寅等，当然是否真的出自宋代陈居中、明代唐寅等名家手笔，是大可怀疑的。
至于剧中每一折(每一出)的插图，也就是我们习称之为剧意图的部分，情况又完全不同，极个别的同时具有绘画者、雕刻者姓名，绝大部分都只具雕刻者姓名，我认为雕刻者应该就是绘画者本人。而且从风格上看，这一类作品也比较俗而粗糙，缺少文人画的意境。
严格地说，绘画者对文本往往理解得不够透彻，例如文本用的题目、正名曾出现“老夫人”、“小红娘”等语汇，原是作为对比而用，事实上相国夫人只能是四五十岁。红娘的“小”是指身份，而不是年龄或身材，她对婚姻、爱情等等懂得比莺莺多，怎可能是十三四岁呢？
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文琴女士，就明清刊本《西厢记》插图对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之影响，进行过研究。
徐博士介绍了她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中所见绘有《西厢记》故事的青花瓷器的情况，赠送了附有图片的博士论文(在瑞典出版)。论文中，她根据《仇文全璧西厢会真记》等几种版本，推断出某几件青花瓷器上《西厢记》绘画之来源，并非原创，而采自明清刊本《西厢记》或有关书刊。
受此启发，在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发现《莺莺听琴》的蓝本，是明末天启年间凌朦初刻《西厢记》中《崔莺莺夜听琴》一折的插图，作者为苏州人王文衡，刻工为徽派名家安徽休宁人黄一彬，可以补充徐文琴的研究成果。
景德镇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虽然是临摹或借鉴明清《西厢记》的插图，但是质量上却有十分明显之提高，不仅在构图和用笔已体现出文人画的细腻和情调，初步突破了刻工在艺术修养上的局限，而且人物造型都较生动，富于动作性，可以看出下笔时对文本、剧情进行了研究，所以艺术性也有所提高。
古代陶瓷壶的造型分类（上）
扁壶又名土甲，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制容器。瓷器制品最先流行于西晋。造型为直口，溜肩，扁圆腹，外撇高圈足，器腹两侧有对称双系，便于系绳背挂。江苏金坛白塔乡惠群村出土的一件，腹下部“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土甲者也”；浙江上虞百官镇外严西晋墓出土的一件，足底划“先姑土甲一枚”，可知此器在当时的名称。上述两件均为青瓷器。江西九江出土的铜质器及湖北江陵纪南城出土的漆器，均有自铭“土甲”、“钾”或“柙”，只是根据质地的不同，偏旁从“土”、从“金”或从“木”。宋以后，依其形而名之，改称扁壶。
1984年出土于安徽合肥西郊的隋淮南窑青釉刻花盘口式四系壶。唐、宋时期较为流行，壶式有扁圆等多种式样，有黄釉、黑釉、白釉、青釉、白釉绿彩等。
早期青瓷扁壶
匏壶流行于战国至汉代的一种壶式。器形似匏瓜状，是盛酒或水的容器。匏壶的质地有泥质陶、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青瓷。有的匏壶由上小下大的两个球体联接而成，有的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作椭圆形。壶盖造型考究，多做凤首形状，1973年山西闻喜邱家庄战国墓中出土一件陶匏壶，通高30、口径4厘米，凤鸟形盖高9厘米。
茧形壶亦称鸭蛋壶，一种古代壶形。唇口，短颈，圈足；腹呈横向长椭圆状，既似蚕茧，又若鸭蛋，故名。初为战国时期秦国所产，后盛行于西汉。壶腹多彩绘流云、几何图案，也有光素者，仅以暗刻弦纹装饰。茧形壶在当时既为容器，又可在战争中埋入地下，用以倾听远方敌军骑兵马蹄声。茧形壶后世传入朝鲜，李朝青白釉瓷中有这种器形。
蒜头壶始见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壶式，有陶质和原始青瓷两种。特征为蒜头形小口长颈，圆腹。东汉时期蒜头壶腹部比西汉时期丰满，蒜头呈扁圆形。有的蒜头壶颈、肩部堆塑有人物、龙、虎等纹饰。
唾壶又称“唾盂”，为古代贵族宴饮唾鱼骨或兽骨的承器，故又“渣斗”之称。瓷质唾壶始自东汉，三国、两晋颇为流行。三国至西晋为撇口扁腹，高圈足。东晋时渐成盘口垂肩，圆腹，平底或假圈足。南朝时增加盖与托盘。隋、唐除青瓷外新添白釉器，造型基本沿袭南朝旧制。五代及宋、辽，恢复为盘口，扁腹，圈足，不过一般口径大于器腹，早期圈足外撇，腹饰莲瓣装饰。入明以后继续沿用，各朝略有变化，一直持续到晚清，俟后被灰槽所代替。
带系扁壶壶式之一，特征是壶身扁平，肩腹部有系，便于穿绳提携。瓷岳带系扁壶出现于东汉时期，是仿铜器形状制作的。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出土的东汉青釉扁壶，为圆唇口，直颈，扁腹，长方形足外撇，上腹两侧有对称的衔环耳。西晋时壶体呈丰唇，直口，短颈，圆肩，肩部两侧各帖塑带翼鼠为系，壶腹扁圆，圈足为椭圆状。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带西域风格的扁壶。如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黄釉瓷扁壶，敞口，短颈，肩两侧各有一带孔凸起为系。壶体扁圆，上窄下宽似核桃状，底部假圈足，扁腹两面印有胡人舞蹈图案。与此相似的扁壶还有唐三彩制品，所不同的仅是纹饰上的变化。辽宁省博物馆收藏辽暗黄釉印花穿带扁壶则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长方形口，短颈，扁圆形壶体，椭圆形圈足，周边有凹沟，共有6个系。与之相似的扁壶，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晚唐墓中也有发现。收藏于宁夏海原县文化馆的褐釉扁壶，蘑菇形口，短粗颈，壶体扁圆，周围有四系。元代四系扁壶，唇口外卷，短颈，溜肩，装有四系，腹侧垂直，腹面平，长条状平底，造型风格与前朝完全不同，烧造地点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带系扁壶名称相同，然而由于历史时代不同，形状各有差异，各个时期都反映了浓厚的时代特征。
盘口壶壶式之一。口沿上折，口形似盘，长颈，球腹，平底。造型源于西汉的喇叭壶，其时部分器物口颈转折外已呈现棱线，至东汉初棱线凸起，初具盘口，中期后定型。此器自东汉流行至初唐，器身由矮小向高大演变。肩部通常饰双系或四系，东汉为环形，三国、两晋呈桥形，隋以后渐成条状。
虎子又称“木威”，形若伏虎的一种器物，用途有水器与溺器两说。迄今发现最早的虎子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黑皮灰陶器。呈茧式扁圆腹，绳梁，虎状圆臀有尾。此后的先秦墓中曾出土过漆、铜、陶质的虎子。瓷质虎子流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造型呈卧虎状，昂首，张口，鼓目，四足屈蹲，背部提梁或若绳索式，或塑成一小型奔虎状，腹侧刻双翼。中期以后，造型渐趋简单，器身与扁罐相类，肩部有向上倾斜的直筒口，素身，极少装饰，至晚期虎首和四足逐渐消失。
鸡首壶出现于三国末年，流行于两晋至隋的一种壶式，因壶肩部塑鸡首形而得名，亦称鸡头壶、天鸡壶、罂。烧制鸡首壶的主要有越窑、瓯窑，壶的造型与盘口壶相似，不同的是肩部一侧安鸡首，另一侧是鸡尾，前后对称。鸡首有空心、实心之分，前者实用，后者是冥器。三国末年的器皿较为少见。西晋时期的鸡首壶特点是壶身、壶颈比较矮，鸡首多无颈，鸡尾甚小。东晋壶体略高，鸡首有了颈部，鸡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略高于壶口的圆股形曲柄。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饰龙首和熊纹，器形优美。1972年江苏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青瓷鸡首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可知晋时称此类器形为罂。南北朝时期，壶体修长，鸡首的冠部较大，颈部细长，盘口增高。浙江绍兴南池乡尹相公山南朝墓出土一件鸡首壶，碗形口，下接细长的弦纹颈，肩部前有圆嘴的鸡首，后贴上翘的鸡尾，壶下有承盘。湖南曾出土龙柄三足壶，装饰与上述南朝墓鸡首壶相似。隋代的壶鸡首趋于写实，作昂首曲颈打鸣状，壶柄贴塑龙形饰。此外，还派生出羊首、鹰首或虎首壶。隋代以后，鸡首壶几乎匿迹。清代康熙时期，宜兴陶艺大师陈鸣远制有紫砂天鸡壶，直口，长颈，丰肩，肩一侧设鸡首形流，其风格与上述鸡首壶相似，是仿古作品。
鹰形壶又称鹰首壶，属盘口式壶中的一种。江苏宜兴周墓墩西晋墓出土的一件，高17.5、口径10.5、底径11厘米，盘口，短粗颈，圆腹，平底。壶的肩部贴塑双目圆睁、尖喙下勾的鹰首。两侧有对称竖式双系。腹部两侧用简单的刻划纹表示鹰的飞翼，腹下部塑有鹰爪，另侧对称位置贴附鹰尾，着重刻画了鹰首部位和硕大的双翅。
羊首壶壶式之一。流行于东晋时期。器形为盘口，长颈，溜肩，椭圆形腹，口与肩部有一曲柄。羊首装饰在壶的肩部与柄相对处。羊鼓睛凸目，双角卷曲，雕塑细腻。羊首壶曾出土于南京和平门外米家山东晋墓以及江苏丹徒、绍兴等地区。
象首盘口壶壶式之一，195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张盛墓。盘口高而微撇，束颈，丰肩，椭圆形腹，腹部下收，足外撇，肩部有对称的四组条状系。壶流根部塑一象首，象耳向两侧展开附在壶体上，高昂的象鼻为壶流，对称的一侧是隋代流行的龙首形柄，造型独特。其白釉略带青瓷特征，属白釉滥觞期的作品，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珍贵的标本。
瓷器上的端午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祭祀屈原还是祭祀伍子胥或是曹娥一直争论不休，但赛龙舟、吃香粽、避五毒、跳钟馗、烧艾叶、系彩绳等习俗却是一致的，这些习俗不仅仅体现在节日当天，也浸润在中国人的方方面面，中国的英文CHINA，是瓷器的意思，就让我们从瓷器说起，那些“瓷器上的端午”。
五彩张天师斩五毒纹小盘
明万历，高1.9cm，口径10.6cm，足径6.6cm
盘撇口，浅弧壁，圈足。内外青花五彩装饰。内底绘张天师斩五毒图，张天师持剑立于树下坡地上，周围描绘蟾蜍、蝎、蛇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共八组。外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间绘以蛇、蝎、蟾蜍、蜈蚣、壁虎等。外底青花双圈内署青花楷体“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款。
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又名“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夏节”等。五月天气渐热，细菌容易繁殖，蛇、蝎、蟾蜍、蜈蚣、壁虎(俗称五毒)等毒虫纷纷出动，疠疫常常发生，致使五月又有“恶月”之称，五月五日又有“恶日”之称。因此，人们想方法设法在此时辟瘟祛邪，以求安康。民间在端午节这一天家家于在门上悬挂艾草、菖蒲或石榴、蒜头等，都是有此用意。因为菖蒲的叶子像剑，被称作“蒲剑”、“水剑”，因此，人们认为将其插在门上可以斩千邪。艾草有异味，是可以用来治病的药草，人们认为将其悬于户上，可禳毒气。花红似火的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也有治病的功能，可以避祸。大蒜头像锤子，气味辛烈，具有祛病消炎的功用。
张天师名陵，又名道陵，是东汉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教人信奉道教，并用符水咒法给人治病，后世道徒尊其为天师。传说中的张天师神通广大，有龙虎护法，能除五毒并，辟瘟消灾。因此，民间习俗常在端午节悬挂张天师画像，以祛邪除祟、镇宅佑安。
霁蓝釉艾叶形洗
清乾隆，高1.7cm，长15.6cm
洗呈艾叶形，洗内随边沿的起伏划出叶脉纹。通体内外施霁蓝釉，釉色深沉匀净。
此洗以艾草叶为蓝本制作而成，当非偶然所为，必有其深层含意。
艾，又名家艾、艾蒿。其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以艾入药，有理气血、祛寒湿的功效。而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民谚曰：“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时民间重要的习俗之一就是在门上插艾草或菖蒲，用以杀菌防病、驱瘴辟邪。
由上述可知，这件霁蓝釉艾叶形洗看似普通，却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慎德堂制”款粉彩赛龙、凤舟图盘
清道光，高5.4cm，口径28.5cm，足径17.8cm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内外粉彩装饰。内壁近口沿处以金彩描绘如意头纹，内底以粉彩描绘赛龙舟、凤舟图，水中儿童们正在分别奋力划着一龙舟和一凤舟。龙舟的头、尾上各立一童，均手执令旗呼号指挥，尾部一儿童在鸣锣加油。凤舟之头上亦站立一儿童，正手执令旗呼号指挥。两舟上的其余儿童们正奋力划桨。岸上站立五位小童，正在燃放鞭炮、呐喊，为双方加油。外壁以粉彩描绘结带折枝花、杂宝纹，杂宝有书画、笔锭、方胜、如意、珊瑚、犀角、铜钱等。外底署矾红彩楷体“慎德堂制”四字双行款。
此盘造型规整，绘画笔触细腻，所署“慎德堂制”款字体工整。“慎德堂”系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行宫，署有“慎德堂制”款的瓷器，应是道光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道光皇帝特制的，以供其居住在慎德堂时使用。从盘上所绘的赛龙舟和凤舟图看，此盘应有其特殊用途，应是供道光皇帝在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之一，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遂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屈原踪影。此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都要划龙舟以纪念屈原，主要目的是借划龙舟来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了屈原的尸体。
瓷胎矾红钟馗鼻烟壶
钟馗为民间传说中趋凶避鬼的真神，原为唐朝人，因长相狰狞遭小人谗言武举未中，触阶而亡。后托梦唐明皇，誓除天下恶鬼。由此钟馗的形象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钟馗也是端午节常出现的题材。此壶高6.3厘米，呈扁圆形，直口，圈足，上配裹铜矾红盖。两面所绘纹饰相同，矾红立姿钟馗，头顶天脚立地。乱发蓬髯，双眉倒竖，目光炯炯，左手执剑，右手怒指，面目威严可怖。瓷胎，胎质细密，釉色光洁。
青花五彩人物五毒纹盘
青花五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彩绘瓷品种之一，由宋金红绿彩瓷发展而来。青花五彩是在已高温烧成的青花瓷器上，用釉下青花与多种金属为着色剂的釉上彩料绘制图案花纹，再经低温烘烤而成的。此盘口径16厘米，撇口，浅弧壁，圈足。通体以青花五彩装饰。盘心绘张天师驱五毒图。张天师胯下骑猛虎，手挥宝剑，周围描绘蟾蜍、蝎子、蛇、蜈蚣、壁虎等，辅以松树、花草、山石纹等。内壁绘相间排列的菖蒲叶、折枝石榴花、艾草等。从此盘上的装饰题材看，这应是一件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场专门为宫廷烧造的供端午节使用的应景物品，图案寓“袪毒辟邪”之意。
瓷器上的历史故事
从明朝起，瓷器越来越具有观赏性，画面也不再单一，制瓷艺人开始学会讲故事
瓷器自由陶器演变而来以后，就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精致，而陶器还保持着它的质朴的品质和粗砺的外表。
细腻的瓷器更容易让制瓷艺人产生各种美好的联想，富贵吉祥、妻贤子孝、欢庆锣鼓各色喜庆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发展到清朝前期，青花、五彩瓷器上又出现了一大主题，那就是历史故事。
有的历史故事因为篇幅比较长，还会出现类似“连载”的情况，就是一个故事必须用一套瓷器来叙述，每件器物只是故事中的一出或一个场景；而篇幅短的故事，在同一件器物上就能运用它的几个侧面来一次说清。
早在数百年前，画工就知道出现在瓷器上的故事必须大都家喻户晓，这样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如果都是陌生面孔谁还会买呢？因此世俗的主题应运而生，明亡以后，宫窑匠人流落在民间，于是更精良的工艺和世俗主题同时出现在清朝前期。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突出这些故事的情节，越曲折越好，哪些场景冲突多就描绘哪些。于是，一些神话和传说出现在瓷器上：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西游记等。而民间故事和话本也为瓷器提供了另一个故事来源，比如空城计、《西厢记》等。因为《西厢记》这份古典的浪漫更有人情味，所以也被描绘得更多，所以瓷器发展到清初又成为文人雅士眷顾才子佳人戏的一个艺术载体。德-化-陶-瓷-总-站
在我们此次展示的《西厢记》青花碗中，一出才子佳人故事有序地开展：
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张君瑞远赴长安赶考，途经河中府探望了好友白马将军，并游普救寺。正巧前朝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携女儿侍从等也路过此地暂住。于是莺莺、红娘与张生佛殿奇逢后，就演绎出张生与莺莺、红娘三人一里一外地待月西厢。
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英雄救美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通行的章节，待月西厢之人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叛将孙飞虎的出现为张生救美创造了条件。孙将军为传说中的莺莺美貌所惑带兵抢亲，在崔夫人求救无门时，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不知张生是为了这纸婚约还是真的见义勇为，总之，是他请来了白马将军，战斗场面在这只口阔20cm的青花大碗中也有表现。
神话故事也是民间对美好事物遍布人间的寄托。八仙、麻姑、《封神榜》都是瓷器钟爱的题材。麻姑做为道教女仙，“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关于麻姑的传说很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麻姑原是亲见“东海三为桑田”的仙人，是长寿的象征，所以后世不同艺术载体都将麻姑献寿当做吉祥的作品献给尊长。
清道光年间的四只粉彩麻姑献寿碗，直径都只有8.5cm，是一口“小平珍玩”款。杯形玲珑小巧，方寸间以粉彩描摹麻姑献寿，人物纤毫毕现，印证了“道光所绘人物亦有极精者”的记载。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人物也是瓷器的绘画题材。清康熙年间五彩三国人物故事图筒瓶以24.2万的价格在北京保利春拍中成交。瓶身成直筒形、撇口，五彩绘刀马人物，为执双股剑之刘备於虎牢关大战执方天画戟的吕布。康熙“刀马人”画片为清代之冠，列阵厮杀、“奇伟可喜”。此瓶有趣之处在於所绘观战者为几个小童，有二童则对战争场面熟视无睹，仍然蹴鞠为戏。这也显出康熙晚期的太平盛世，战争已成回忆，对儿童而言，“刀马人”不过是一出戏曲罢了。
诗仙李白一生洒脱，民间文学对他的记载总是和不羁有关。清康熙年间出品的这尊青花李太白故事花觚造型秀美，青花发色浓艳有层次。尊上部绘“李太白醉草吓蛮书”故事。腹部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康熙朝政宽松，无文字狱。明代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均能以明的遗民自居。因此，这一时期出品的诗仙花觚有可能为时代之写照。
瓷器上的猴文化
猴作为灵长类动物，往往被人们喻为聪明、勇敢、活泼之兽，是智慧与灵气的象征。在中国古籍中，猴子的别称有禺、果然、独、狨等。据东汉班固《白虎通》记述“猴，侯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侯者也。”在十二生肖中，申猴位列第九，有长久长寿之意。“古面睢盱露瘦月，鹬毛匀赋舒玄云”。猴，自古以来就属中国绘画题材中的“四灵”、“八瑞”之一。
有一种精神叫“大闹天宫”。这件彩陶为德化雕刻师创作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采用写实的手法，将孙悟空的外表特点表现得细腻而逼真，第一眼让你几乎为之惊叹。整个香炉简洁而大气，孙悟空头戴金冠，身披“战袍”，手持金箍棒，威风凛凛。一对火眼金睛炯炯有神，透露出铲除一切妖魔的决心。配以流云烟的效果，大闹天宫，驾云而来，淋漓尽致地展现岀“美猴王”孙悟空蔑视权威，不畏强权，除恶务尽，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有一种警世叫“猴思三不”。这件宜兴“三不猴”紫砂壶不仅造型生动活泼，还寓意着更深厚的人生哲学。葫芦上三只猴子呈蹲或坐，神态各异，或用手捂着耳朵，或用手蒙着眼睛，或用手捂住嘴巴。三只猴子代表不看，不听，不说。其源自《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故名为“三不猴”。把玩茶宠既可当藏品又可作座右铭时刻警醒自己。做到“三不”自然远离是非耳根清净心情舒畅，心情舒畅自然笑口常开，受人欢迎，这难道不是处世之中的一种睿智与豁达吗？
有一种启示叫“戏如人生”。这件斗彩瓷《西游记》摆件，作品描绘岀一心向佛、目秀眉清的唐僧骑着白马，火眼金睛、足智多谋的孙悟空登高远望，肥头大耳、长鼻大肚的猪八戒肩扛钉耙，心地善良、淳朴憨厚的沙僧挑着担子，师徒四人一段艰辛的取经之旅。瓷品如同一曲凝固的音乐，以美丽而雄浑的基调为我们生动叙述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把玩欣赏之余，让人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得到启示。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
乾隆帝不仅酷爱书画艺术，对各类工艺美术亦非常嗜好，特别是对瓷器艺术更为偏爱。在乾隆帝浩若烟海的诗篇中有一批专门题咏瓷器的，约为199首。对宋代五大名窑的赏鉴是乾隆帝的重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一件孩儿枕是定窑白瓷中的名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有两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细部纹样、尺寸等略有差异外，面貌、衣饰皱褶基本一致。带到台北的这件器底还有当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刻乾隆御制诗《咏定窑睡孩儿枕》一首：“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荘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籖劳。乾隆癸巳春闰御题”。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帝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孩儿枕的喜爱。而在乾隆咏定瓷的御制诗中，也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
乾隆不光作诗，而且还把诗作直接镌刻在自己喜爱的瓷器上。每得到一件宋官瓷，特别是五大名窑的作品，他必要赋诗一首，同时命工匠把诗镌刻在器物上，传之久远。乾隆帝降旨刻诗，并非整批送交，而是分次交办清宫专门负责的如意馆和懋勤殿处理，间接反映出镌刻御制诗背后所存在加以选择的意向。在清代之前漫长的瓷器发展史中，并未有帝王诗篇被题写于器身上。如明代御厂所制官窑瓷，帝王并不亲自监督参与宫廷用瓷的制作，多由内臣指定和设计纹饰，因而以图案化的官样纹饰为主，极少有文化气息。乾隆御题刻瓷器几乎都是采用阴刻的手法，将诗文刻在器物的釉面上，故其文字都是低于釉面的凹型字体。字存原釉，阳文凸现；间隙剥釉，显纹露胎。之所以把御题诗刻在器身上，是为了更加有利于观赏，工整、秀丽的文字也给器物平添了几分艺术气息。为了尽量避免对器物釉面的损害，在镌刻时只将文字间隙处的瓷釉刻剥掉，而所有文字上都保留着器物原有的瓷釉。这样，既使文字有了立体感，而且间隙处被剥掉瓷釉后，露出的器物胎体上的开片纹清晰可见，细细观赏颇多情趣。如此超凡的技术，非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的高级工匠所不能为。
乾隆瓷器御题诗，书法风格并不多样，早期延承康熙书法遗风，主要是晚明董其昌派，格调较高，气势较宏伟，而中后期则因乾隆帝的喜爱而转为以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法为主体。因而，乾隆御制诗瓷器书法大都精谨沉稳、圆转秀逸、骨骼清纤，如出一人之手。宋代五大名窑以釉色取胜，极少题字，而乾隆帝命御题诗镌刻其上，平添其文化品位。乾隆瓷器上的御制诗大多为乾隆帝所创并复制其上，往往是对瓷器本身的解读，使观者能加深对瓷艺作品艺术风格的理解。
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口径18.5、足距16.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承盘圆口，浅腹，平底，下承以三足。里外施天青色釉，釉面开细碎纹片。外底满釉，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乾隆皇帝曾为其题诗一首，由宫廷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器物外底。诗曰：“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后署“乾隆戊戌夏御题”，下刻钤篆书红文方印“德充符”。这是1778年夏，乾隆帝为皇室传下的国宝宋汝瓷三足樽承盘的题诗，用金刚钻镌刻于底部。全诗仅28个字，从烧制、函理、密藏、夸藏几层内容，高度地赞扬了汝瓷的精绝名贵。镌刻字体为楷书，十分规整，字和诗融为一体，更为此承盘增添了色彩，使之成为传世汝窑瓷器中难得的一件珍宝。
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口径17.1、足径7.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汝窑碗造型规整，胎质细腻，釉色如湖水映出的青天，堪称稀世珍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碗仅有两件，除这件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碗撇口，深弧腹，圈足微外撇。胎体轻薄。通体满釉，呈淡天青色，莹润纯净，釉面开细小纹片。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及楷书乾隆御题诗一首。诗曰：“秘器仍传古陆浑，只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痕异匏樽。盂圆切已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后署“乾隆丁酉仲春御题”，并钤“古香”、“太朴”二印。
宋官窑青釉圆洗，高6.4、口径22.5、足径19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宋代官窑圆洗是宋时宫廷御用器，在造型、工艺及装饰技巧方面都十分考究，尤以釉色及片纹突出。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形成“紫口铁足”，使器物愈显古朴庄重。乾隆帝对此物尤为喜爱，为此洗作诗一首，由玉作匠师以楷书镌刻于洗之外底。诗曰：“修内遗来六百年，喜他脆器尚完全。况非髺垦不入市，却足清真可设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细纹如拟冰之裂， 在玉壶中可并肩。”下署“乾隆御题”，下刻钤篆书方印“八徵髦念”、“自强不息”。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高9、口径11.8、足径9.6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鱼耳炉因可用来焚香且炉身两侧置鱼形耳而得名，是宋代哥窑瓷器中的名品。元、明时虽有仿品传世，但均貌似神离，无法企及原作之风韵。此炉造型仿商周青铜礼器簋，“S”形轮廓线上敛下丰，勾勒出端庄饱满的体态。腹两侧对称置鱼形耳，下承以圈足。造型古朴典雅。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密布交织如网的“金丝铁线”开片纹，使素净的釉面富于韵律美。外底有6个圆形支钉痕。炉之外底刻御制诗云：“伊谁换夕薰，香讶至今闻。制自崇鱼耳，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鼻根何处分。”款署“乾隆丙申仲春御题”， 下钤“古旨”、“惟金”印。
瓷器上的乾隆御题诗，绝不仅仅停留于文学意义，也并不只有史学价值，而是与各类文化艺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乾隆在古瓷上的御题诗或题跋中可知，他对宋瓷的定位、辨别和审美情趣达到了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瓷艺作为乾隆艺术品中具有最突出成就的品类之一，与乾隆御题诗亦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瓷器上的广告语
彩绘瓷在三国时期已经出现，其上所绘皆为神仙瑞兽等。晋以后的瓷器上出现了一些文字，有的是“物勒工名”，如“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有的是吉祥语，如“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央）”；还有纪年文字，如“甘露元年五月造”。但这些文字多为刻画，并非毛笔所书。书画艺术与瓷器的结合始于唐代，至民国时期，经历了长沙窑、磁州窑、景德镇窑的漫长历史过程。
民间瓷器多为实用器，其商品性明显。既然是商品，必然就要推销。从长沙窑开始，瓷器上就出现了很多画龙点睛的广告文字。
长沙窑的题诗瓷器，除了几件瓷盘和瓷枕外，都是瓷壶。这些瓷壶为饮酒用，唐人称“注子”。唐人习惯饮酒作诗，瓷壶题诗便顺理成章。“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这首瓷诗和白居易《问刘十九》大同小异；“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一个落魄文人多么无奈又洒脱的心态（图1）；“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夫君征战沙场，相思何为，只有饮酒寻醉。这些瓷壶题诗大量成为装饰，与其商业目的分不开。诗歌之美与瓷器之美的结合，将消费者引入具有文化享受的高雅境界，在豪饮中赏诗作诗。长沙窑瓷壶上还有一些直白易懂的广告文字，如“美酒”、“美春酒”、“酒醖香浓”等。“言满天下无口过”更有一种包容自信的气度。
磁州窑的文字装饰主要表现在瓷枕上。匠师们把宋、金、元时代社会上流传的诗词、曲、赋、格言警句等，用各种书体抄录在瓷枕上面，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磁州窑的酒壶和酒罐上文字内容和其用途有关，“清沽美酒”、“醉乡酒海”、“漫说杏花村”等，都是直接为所盛之物作的广告宣传。而“暮雪江天”、“我有三江水”则将饮酒者的豪迈胸襟体现得淋漓尽致。磁州窑瓷枕上常盖上戳记，有“张家”、“王家”、“李家”、“赵家”等，说明有很多窑厂竞相烧制。其中以“张家”、“王家”的制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这两家的窑戳有“张家造”（图2）、“古相张家造”、“王氏天明”、“王氏寿明”等。这些戳记规格大小不一，横竖有别，有双栏单栏，有时还两个戳记并用。瓷枕上的戳记，其实就是商标，起到广告宣传和防伪作用。
元明清青花瓷上也有很多文字装饰。江西高安窖藏元青花的一只高足杯上，题写“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表明了器物的用途。嘉靖万历时期的民窑青花，还出现了前朝不见的颂语款和吉祥款，如“富贵佳器”（图3）、“上品佳器”、“精制”、“长命富贵”、“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等，体现出民窑制瓷工人对瓷器质量的自信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明代早期青花瓷上除了永宣官窑款，少有文字。多年前，我在路边捡拾到一块瓷片，胎质粗疏，发色灰暗，砂底，圈足根部两面斜削平切，有永乐民窑青花的特征（图4）。单圈内绘有几笔写意兰草，娴熟生动。令人称奇的是兰草右边竖着书写了四个虽显稚嫩但很质朴的行楷文字“此碗多好”。这句通俗的广告语，也许是位画工的偶然之笔，更有可能是窑主那粗通文墨的顽皮小子趁着窑工们午睡柳荫，即兴涂鸦之作。有幸这只如同错版邮票本该毁弃的碗不但烧好了，还被运到千里之外的扬州，成为我研究古陶瓷的珍贵标本。
瓷器上的菊花与民俗
菊花是我国较早引入人工栽培的花卉之一，菊花高洁、清逸、秀隽多姿常被文人们收录于笔下，付诸于毫端。人们誉菊花为花中君子，傲霜凌雪西风不落，清代画家黄山寿诗云：“不是花中偏爱菊，迟开都为让群芳。”深秋盛开不与百花争艳的菊花，被人们赋于知足而乐，随遇而安，礼让三先，心态平和的美德。
菊花蕴藏着极深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们感物发端，借物喻志的教材，菊花与鸟雀画在一起喻意多多，在江苏吴语中菊与足谐音，故菊通足，菊花与鹰在一画喻英气十足，与锦鸡是锦衣知足，与鹌鹑是知足而安，与鹭鸶是仕途之足，与绶带鸟是知足长寿，与八哥是八方丰足，与喜鹊是知足见喜，与白头翁是白头满足。菊花在其他艺术品中也是大放异彩，被扬州人誉为三菊的著名工艺大师分别是以假乱真通草造就不谢之花的钱宏才；神剪之下；百菊绽放的张永寿、以画风丰姿绰约、骨秀清丽清奇而著称的绘菊女画家吴砚耕。
在近代粉彩瓷器绘图中，著名的瓷画大家景德镇“珠山八友”中的毕伯涛、程意亭、刘雨岑都是喜欢以菊画入瓷伴以鸟雀的高手，在他们的粉瓷画作品中花茂枝繁，鸟雀栖枝临风，光与色交融中的美雅之感让人大饱眼福。而这件瓷绘笔筒表现的是秋景花鸟图，瓷画中嫩黄、粉白、紫色、红色菊花争奇斗艳竞相绽放，鸟雀栖枝或仰首俯尾张嘴歌鸣，或翘尾吟首静中蓄势，画面充满灵动与生机，每逢重阳佳节时常和家人取出菊花佳鸟图瓷玩，一边品茶一边观花，想像中已置身于菊海感受那鸟语花香般的意境。令人怡神舒心。
汉方壶记
2006年5月，我出差苏北，回来经过某市时，闲逛古玩城。这是个地级市，紧邻洪泽湖和京杭大运河，历史上商贾云集，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古玩城颇具规模，有古玩店，也有地摊。在这种地方闲逛，原也不指望能买到什么东西，只是看看玩玩。同行的还有南京藏友张成先生。
那天，我们闲聊着转了一圈，走进又一家古玩店。店在一个偏僻角落，没什么客人。货架上照例摆满了各类物件，照例是假货居多。有些东西虽老，却没有什么意义。我和张成各看各的，希望能发现点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我只是对店面扫视一遍，便被一把紫砂壶吸引住了。这是一把汉方壶，通体光素，非常惹眼，器型硕大饱满，线条流畅丰美，气势非凡，看上去赏心悦目。我让店主拿下来，仔细观看，发现包浆润泽自然，梨皮样的紫砂面里，有点点金沙闪烁。拿开壶盖，壶内有不规则的茶垢沉积，却很干净，不像造假者故意涂抹得脏兮兮的。壶口内沿，有半个瓜子大的破损，不注意几乎看不出，盖上壶盖就更看不到。翻看壶底，有六个字的篆体款：“荆溪徐飞龙制。”这六字阳文款，像是用竹刀刻制而成，古雅而清秀，十分灵动。我那时对紫砂并无专门知识，只是凭感觉，认为这是个老东西，内心便有些激动。于是不动声色喊过张成，请他看看。张成多年来收藏研究瓷片，对瓷器有相当造诣，可是对紫砂缺少研究，但他凭收藏瓷器的经验，也感觉是个老东西。我决定和店主谈谈了。我装作漫不经心，把壶放下，问店主这把壶的来历。店主是个中年男子，一脸质朴，说是半个月前刚从乡下收来的。我没再仔细问。古玩市场编故事是常事，多问无用，关键还是看东西。我问他开价，店主犹豫一下，说2700块。我一听不算离谱，这么大一把壶，高21公分，壶把到壶流18.5公分，即便是新壶，买回家泡一壶茶也够喝半天的。我决定买下，几经讨价还价，最终以2200元成交。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回到南京家中，我查了一下资料，知道徐飞龙是生活在康熙、雍正至乾隆时的一位制壶名家，以汉方壶最有名，作品存世极少。之后，这把壶一直摆放在书房，我并没有真把它当成古董，但我从内心喜欢它。这把壶十分耐看养眼，大气挺拔，又静穆内敛。南京收藏界几位朋友来家中看过，都赞叹是把好壶，建议我请沙志明老先生看看。沙志明老先生是全国著名的紫砂收藏鉴赏大家，已经八十多岁。他一生收藏，独爱紫砂，几乎倾尽家产，天南海北寻觅紫砂踪迹，先后收藏紫砂壶器数千件，历代紫砂名家作品几乎都有，曾出版过几部紫砂图录专著。在南京著名的九十九间半“甘熙故居”，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长年展出他的藏品。我本也认识沙先生的，只是不熟。藏友们的肯定和鼓励，让我多了一份期待和忐忑，万一被沙先生否定了，岂不失望？因此，壶在家摆放了一年多，我也没敢去请教沙先生。还是后来一次藏友聚会，沙先生听说了，主动问起，我才如实相告。沙先生说你拿我家来吧，我给你看看。2007年7月的一天，我终于携壶登门，心里已然平静：不论这把壶真假新旧，能当面请教，肯定会长些知识。沙老先生为我泡一杯绿茶，开始看壶。他看壶，我看他。沙老先生仔细把玩，内外上下看了个遍，脸色由平静渐渐变得赤红，显见是激动了。果然，老人家放下壶，用手指敲敲桌子，说：“恭喜了！赵先生。你收了把稀世珍宝！”我还不敢相信，老先生一一道来，从砂质、做工、型制、印款、品相、神韵、包浆等多方面，证明这把壶确是徐飞龙的作品。据沙老讲，徐飞龙以汉方壶闻名，已知存世仅有三把，故宫一把，南博一把，台湾私人藏家有一把，他都见过，这是他见到的第四把。沙老很激动，说我这么多年给人看壶无数，从不写鉴赏书，这次我要给你写一幅。果然，二十多天后，沙老用苍劲古朴的行书，在宣纸上写了一幅鉴赏书，亲自送来我家，并且一再嘱咐，要小心保藏好这把壶，千万不要损坏了，口气几近严厉，仿佛这把壶是他自己的藏品。那一刻，我真的感动极了。之后，沙老一番话，更让人感动。他说，紫砂器十分娇嫩脆弱，几百年保存下来，都是精灵，都是国宝，从我们手里经过，如果稍有损毁，就是罪孽。我终于理解，沙志明老先生一生倾尽家财，收藏那么多珍贵紫砂壶器，为什么即便在穷困时，也不肯卖出一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