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
山西怀仁窑曾经在历史上被誉为“陶埴一枝独擅北方”。怀仁窑陶瓷的突出特色是釉质甚精，传世代表性作品有釉面宛若星空的黑釉银油滴碗，以及中国建筑年代最早的九龙壁——大同九龙壁。
茶壶和茶盏
12月15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铁树斜街的93号院博物馆里，高土的雅俗融汇——李增平怀仁窑陶瓷艺术展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同时也是93号院博物院山西老窑瓷复烧瓷系列展览的第二场展览，现场展出了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李增平的代表性陶瓷作品。
李增平在展览现场介绍窑变工艺
据了解，历史上的怀仁窑窑址分布在小峪、张瓦沟、吴家窑等地。朝代更迭，虽有战乱带来的阶段性萧条，但陶瓷工匠们的手艺仍然世代相传。从怀仁吴家窑村走出来的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增平，成长于一个陶瓷世家，进修于天津工艺美术设计院，近二三十年一直致力于传统工艺瓷和高温窑变釉的研究，其陶瓷作品在继承传统技法基础上博采纵长，注重创新与发展，在窑变艺术釉上取得了独特的成果。WWw.TAoci52.cOM
暗孔香薰
李增平在接受中国文物网采访时表示，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商业上的收益，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以怀仁窑为代表的山西陶瓷文化的根脉留住，并且一代一代地继续传承下去。
93号院博物馆馆长蔺炜授予李增平“蓝花花碗”作品入藏证书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体现文人雅士审美意趣的油滴、兔毫和窑变釉等陶瓷作品外，本次李增平陶瓷艺术展上的另一主角“蓝花花碗”，则是他的乡土情感所系。
“兰花花碗”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的民间窑场烧出大量蓝花碗，这些蓝花民瓷，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虽是粗瓷产品，却展现出北方民间极有韵味的瓷绘艺术。而“蓝花花碗”就是怀仁吴家窑世代相传的一种器物，里外配有子母线，图案是草花簇系列，笔法粗犷，线条流畅干净，色泽层次分明，素雅清丽，表现了普通大众的审美理想和情操。
延伸阅读
陶瓷文化：老窑瓷：唐代瓷器的兴盛和艺术特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着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千年陶瓷艺术支撑起文化旅游共融典范
江西省副省长朱虹曾在一次全省旅游工作会议上说：“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是江西旅游的一匹黑马。”这匹黑马的形象代表就是文化旅游产业的领军人陈武平。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陈武平对陶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自出生起就生活在窑砖砌成的房子里的他，小时候每每摸着那些闪着褐色釉光的窑砖，陈武平幼小的心里总会产生这样的疑惑：那些烧瓷器的窑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窑砖，总也搬不完呢？也就是这些对瓷窑的最初认识，在陈武平的心中埋下了复烧古窑的种子。进入陶瓷文化行业的时间并不长的陈武平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他就像是一本诠释了陶瓷文化和非遗传承的书，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为景德镇的下一个千年作下了难以磨灭的注脚。微观印象：陈武平：为景德镇下一个千年作下注脚因缘际会，2008年8月，一直从事传统产业的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武平与景德镇市文广新局签订合同，接手经营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彼时，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古窑民俗博览区已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尤其令人忧伤的是，古窑民俗博览区内的省级文物清代镇窑自1995年最后一次点火，已停烧10多年。随着老一代制瓷艺人的逝去，柴窑营造和烧窑技术后继无人怎么办？陈武平大胆地决定：复烧镇窑！然而，反对和质疑声纷至沓来。“这小子疯了，居然打起复烧古窑敛财的主意？”“现在科技这么进步，怎么还回到过去烧柴窑，既浪费木柴，又污染环境。”“古窑民俗博览区内的清代镇窑可是文物，复烧不是破坏文物吗？”一时间，陈武平承受巨大的压力，但压力再大也要干下去！国家文博专家、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周荣林和景德镇传统制瓷艺人组成镇窑复烧团队，开始了精心准备。一次次激烈的争论后，逐渐就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难题达成共识，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按原来实际的300担柴标准来烧成本太高，为节省成本，烧180担也还凑合。几天几夜的思想斗争之后，陈武平拍了板，烧旧如旧！“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要留给历史，不能造假！”镇窑复烧告捷创吉尼斯纪录2009年10月19日，一个令陈武平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日上午，清代镇窑复烧点火仪式在古窑民俗博览区举行，省市领导、古陶瓷鉴赏家马未都和10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及专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参与点火。在开窑前一天晚上，有好心人给陈武平“出主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是不是先开窑检验一下，如果真有什么闪失，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陈武平断然拒绝，“成功当然好，万一失败，我也认了！绝不允许造假。”2009年10月22日上午，在电视台直播的镜头下，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景德镇瓷器被小心翼翼地取出。陈武平忐忑不安的心像石头一样落地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诞生！景德镇镇窑获世界上最大柴烧瓷窑纪录。整个满窑、烧窑、开窑、评瓷过程均得到了吉尼斯英国总部全球认证官的现场认证。“镇窑复烧成功，让那些面临失传危险的传统制瓷技艺复活!”陈武平难抑内心的激动，“复烧古窑，不仅恢复了它的物质形体，而且还组织了烧制生产，这使得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获得了保护。”清代镇窑目前已从“省保”烧成了“国保”。重烧历代瓷窑弘扬中国文化自此，陈武平带着他的团队，沿着窑系的发展足迹，将历代瓷窑倒着往回复烧。明代葫芦窑成功复烧、元代馒头窑成功复烧、宋代龙窑成功复烧、明清御用瓷窑成功复烧……陈武平设想，把全国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瓷窑全部恢复起来，在景德镇打造一个中国历代瓷窑博物馆。接下来准备分三步走：第一步，恢复景德镇御窑厂内的御用窑炉；第二步，恢复景德镇20世纪典型瓷窑系列；第三步，将汝、官、哥、定、钧等中国历史上30多个著名瓷窑在博览区中集中展示。去年5月，古窑民俗博览区成功申报国家5A级景区。如今，古窑民俗博览区成了展示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特色景区、景德镇手工制瓷工序的传承地、千年窑火的续烧地……现场访谈：为千年不灭的窑火续薪—专访瓷都文化旅游产业“领军人”陈武平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意见》，把加快发展旅游产业作为实现我省“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三大工作主题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省旅游局要求，各景区要追求内涵式增长，率先崛起为目标，树立现代旅游和国际化发展理念，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着力推动我省旅游发展方式转变和旅游结构调整。这给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事业推进，离不开机制创新，更离不开一个好的带头人。虽然“2013中国旅游影响力人物”奖是颁给陈武平个人的，但这无疑给景德镇旅游行业在全国增添了一抹亮色。1月6日下午，景德镇市市委书记刘昌林在市委十届八次全体会议闭幕时强调，用美丽的城市给这片热土塑形，用兴盛的产业把这片热土注实，用繁荣的文化为这片热土铸魂，放飞复兴千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建设生态之城的“瓷都梦”。身兼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管理处主任，陈武平正是这样一位热爱家乡瓷都，追求事业理想，具有极强开拓精神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文化企业家。得知陈武平获奖之后，笔者第一时间走进古窑民俗博览区，追溯他的创业足迹，探寻古窑的嬗变之路。【关键词】：非遗对古窑来说，去年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开启了古窑划时代的一页，在实现景德镇5A景区“零”的突破的同时，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以展示陶瓷文化为主题的5A景区，在陶瓷与旅游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模式。对于如此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采访中，陈武平却几乎没有对笔者提及。他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非遗。陈武平的同事告诉笔者，陈董事长很少去说已经过去成绩，他一直在思考古窑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该如何发展，自从接手古窑经营的那天起至今，天天如此。今，陈武平开始把视线着重放在如何继承和发扬非遗文化上。景德镇是中外闻名的瓷都，千年窑火传承了精湛的制瓷技艺，景德镇的传统制瓷技艺增长期代表着世界制瓷技艺的最高水平。“这次获奖说明，景德镇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全国得到了认可，这是我最高兴也最欣慰的。”陈武平告诉笔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光保护是没有用的，想要保护它们，只能是把它所延伸出的产品推向市场，在发展中保护。因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在保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如果不传承，保护就没有了其传承的意义，传承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和它的前世今生。【关键词】：平台如今，古窑代表景德镇乃至江西省站在全国领奖台上，这不仅是景德镇旅游行业的荣耀，更是江西省旅游界的荣耀。陈武平说，现在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和地位已经开始走出去了，他想借此机会，把景德镇的旅游推广到全国和全世界，让更多游客享受非遗文化所带来的快乐，而这次获奖对景德镇旅游产业走出去的帮助很大。在陈武平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旅游，已经不再是一个点的问题了，旅游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平台。无论是文化、地产还是工业，任何一个行业都可以进入到旅游行业当中，可以围绕这个平台做很多事。有窑的复烧，有各种专家论坛，还有瓷博会期间的各种主题活动，古窑已经成为陶瓷文化传承和国内外专家学者争相关注的对象。陈武平说，把这些文化集中宣传和保护很重要，这样才能传承陶瓷文化。为了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速发展，做大做强景德镇古窑文化旅游产业，古窑已成立景德镇古窑文化旅游研究院，计划聘请文化旅游业有较深的文化底蕴，活跃的创新意识和研究活动组织能力的资深专家。陈武平表示，实际上，我国有很多旅游景点都是把异域文化照搬到国内，但以非遗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对整体的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视，旅游产业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必然成为一个平台，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关键词】：担当回忆起领奖时的心情，陈武平说，当时他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很欣慰，景德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站在全国的领奖台上，非遗文化进景区，就是要展示非遗文化，只有非遗文化才是最接地气的文化，自然更受游客的欢迎，也更应该为游客们所熟知。以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游客们只能远远地看，体会不到，感受不到，这样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是要让老百姓享受文化，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众文化变成大众文化，让更多的人体验，参与，了解文化的魅力。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古窑民俗博览区必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从内心来讲，陈武平真的希望可以把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分享给所有人，让大家真正理解陶瓷文化的精髓，因为陶瓷这一产业，可以支撑景德镇一千年的发展，必然有其内涵。陈武平认为，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次殊荣，是因为他和他的团队做了对弘扬传统民族文化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景区和整个历史文化提升到了同样一个高度。陈武平对笔者举例说，现在很多人出去旅游，都喜欢品尝当地的美食，其实这就是在享受当地的美食文化。比如人们去重庆，就会想到要吃正宗的火锅，这种影响力是无可比拟的。而拿景德镇来说，一说到瓷器，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景德镇，在这个层面上，过去千百年来景德镇的瓷业前辈已经做到了。“但在今后，把陶瓷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重担，这就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了，如果传承千年的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传了，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继承和发扬，我们是愧对前辈和子孙的。”陈武平说。各界评价：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咨询专家、民间艺术国际组织IVO全球副主席、中国主席：陈平今天我来到景德镇古窑，使我对传统文化这个说法有了更深刻的依托。历史是人类写就的，而我们感触历史，一定是通过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术的精华，当我们看到这些璀璨陶瓷的时候，这么精美的瓷片的时候，我们会感慨祖先的勤劳和智慧，所以我想历史是值得记住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历史就像一堆灰烬，它一息尚存，当我们把手伸进这堆灰烬里面，不是想点燃这堆灰烬，而是想触摸到它剩下的余温。”刚才我看到几位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辛苦的劳作包括点火仪式，心里非常感动。感动人类的智慧是在这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当中流传下来的。刚才和熊刚如大师也进行了一个很简短的讨论，什么叫传承，什么叫革新，陶瓷到了今天，不光是继承的问题，也还要发展及创新。中国旅游报社社长、总编辑：高舜礼在这次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上，古窑传统手工、柴窑烧制的老茶花碗被大家认为是最好的一个旅游纪念品，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凝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符号在上面，带给人们的是上千年的文化传承，所以大家觉得是非常有魅力、有价值的。原因就在于这类凝结了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真正有旅游价值，是真正值得大家欣赏的。我感觉陈武平作为影响力人物可以入选，说明一个问题，文化旅游在我们未来发展当中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构成这种结合的“神手”是窑工师傅的技艺。这种技艺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布，已经成为整个人类非常宝贵的财富，它让我们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有更广阔的前景。在参观了古窑民俗博览区之后，我发现我心醉了。置身在这样一个气氛当中，所有喧嚣在这里都化为乌有，这就是瓷器的魅力，也是中国风格的魅力。古陶瓷收藏家：马未都我去过全国各地很多景点，我认为古窑非常有特色，首先有很多老艺人在延续手工制瓷工序，这非常有冲击力，非常有价值。正因为我们进入了工业文明，所以能保留下来的手工文明都很有价值。中国陶瓷的历史极为复杂，从元代开始700多年景德镇的地位不可撼动，这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奇迹。景德镇是陶瓷文化的圣地，每一个喜爱陶瓷文化的中国人有机会都应该来“朝圣”，来体验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古窑的复烧意义非凡。“2013中国旅游影响力人物”获奖感言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武平：感谢主办方让景德镇古窑非遗文化走进中国最高规格的旅游年会！各位嘉宾资料袋中的老茶花碗就是国家5A景区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古窑制作的，因为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全世界最古老的手工制瓷生产流水线，延续了几百年，主办方和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与会嘉宾关注非遗，重视非遗，传承非遗！非遗是本地民间最接地气的文化，也是当地最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文化！最后希望非遗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让游客享受非遗文化的快乐，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netease本文来源：大江网-江西日报
陶瓷文化鉴赏-窑变观音
釉在窑内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色泽，最早由于对某中着色剂呈色原理的不了解，把在窑内发生变化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釉色称为窑变，窑变釉是一种变化最多，色彩最丰富、形态最复杂的一种釉。
关于窑变，清代梁同书在《古窑器考》一书中有记载：“至若出器，时有窑变，非人力所可致。”
官哥二窑，于本色釉外变，或黄或红紫，状类蝴蝶，禽、鱼、麟、豺，肖形可爱。火之幻化，时或有之。万历十六年诏烧方筋屏风不成，变而为床，又变为船，其中什物，无一不具。
窑变观音，清代朱彝尊在其所著《月下旧闻》中有生动形象的记载：“明神宗时，李太后欲得一瓷相奉之，举会间，景德镇窑中器化一庄严法象，绿衣披体晏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宇，篆法宛然，献之阙下。懿旨命供于报国寺内，俾都人咸知敬礼，今京师所谓窑变观音是也。”
陶瓷制作技艺之窑变
窑变，顾名思义，是器物在烧成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釉色效果。由于窑中含有多种呈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瓷器在出窑后可能呈现出意外的釉色效果。因由窑变釉出现出于偶然，形态特别，人们又不知其原理，只知于窑内焙烧过程变化而得，故称之为“窑变釉”，俗语有“窑变无双”，就是指窑变釉的变化莫测，独一无二。
《南窑笔记》记载道：“法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藉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预定为某色也。其复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
《南窑笔记》说：“釉水色泽，全资窑火，或风雨阴霾，地气蒸湿，则釉色黯黄惊裂，种种诸疵，皆窑病也。必使火候釉水恰好，则完美之器十有七八矣。又有窑变一种，盖因窑火精华凝结，偶然独钟，天然奇色，光怪可爱，是为窑宝，邈不可得。”
烧成是窑变陶瓷生产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装窑时产品摆放位置的不同，装窑产品的稠密与稀少，烧窑时所用燃料的种类以及燃料质量的优劣，还原气氛的轻重，烧成温度的高低，烧成时间的长短，熄火后冷却速度的快慢，气候的变化以及烧窑工技术水平的高低，等等等等，每一个细小环节的微妙变化，都会使成品产生不同的窑变效果。
宋代钧窑天蓝釉碗
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创烧于北宋初年的禹县（今河南禹州市）城北门里的钧台。钧窑器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艳丽鲜亮的釉色，变幻神奇的窑变，绚丽斑斓的色彩组合，在众多的瓷系中，独树一帜，为世人所青睐和称颂。
钧窑有官、民钧之分。官钧：胎质虽不精细，甚至胎色泛灰，深色者几乎呈褐色，但胎骨坚硬。釉色为多次施釉，因此釉层肥厚，然釉层平静腻润，并时有流淌现象。官钧的釉面常有扭曲纹理，似蚯蚓走泥纹（器心底较粗拙明显，器壁则隐约而不易发现），此为官钧的显著特征，而民钧绝无这种现象。官钧除烧造少量的碗、盘等宫廷日用生活器皿外，大多烧造御用瓷，器型规整严谨，比例协调合理，重心或多或少有下坠感。总的来说，官钧显得古朴典雅，规整大气，釉层肥厚而平静，窑变丰富而协调，犹若贵妇人般的雍容华贵。
民钧：器型随意，大多不够严谨，胎质粗松，声音多数发糠，釉色较官钧薄，底足露胎较多；虽色彩艳丽，却少了一些红、紫的成分，尤其是窑变的色调反差较大，似村姑般娇嫣，而总让人感觉有点“俗气”。此钧碗天蓝釉，口径18.5厘米，底足5.5厘米，高6.8厘米。圆口内敛，外壁上丰下削，瘦底，小圈足。天蓝色乳浊釉十分肥润，并参差几抹丝状紫褐条纹；口沿一周呈淡茶褐色，顺其碗沿逐渐渗透为茶黄色，与天蓝釉接壤而天衣无缝（茶色中密布细小的棕眼）。这茶色以及参差的紫褐丝状纹与天蓝色互相映衬，犹如雨后的彩虹一样绚丽灿烂。
碗内壁天蓝釉清新悦目，玫瑰紫窑变斑滋润凝厚，恰似深秋时节湛蓝的天空中飘落的一片红玫瑰花瓣。此碗釉层肥腻而平静，色彩艳丽而协调，器型纯朴而规整，釉面口薄而底厚，接近碗底处留有湛蓝的屯釉。放大镜之下器壁的蚯蚓纹显而易见，恰如脂粉渗汗而滞曲流淌，又似褶皱的猪皮纹，扭曲而不规则。此碗器壁在放大镜下，气泡窑变多为紫罗兰色，密布叠见而弥漫全器釉面。这是前人所述的“紫汗漫”，布全器釉面者真，成片段者为仿，这是鉴定宋钧窑的主要依据。
中国陶瓷的历史文化和窑系的分布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1300℃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五代时期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 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文房小器：砚滴
砚滴的出现与笔墨的使用和书画的兴起有关。最迟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这就是砚滴。砚滴也称水滴、水注、书滴、蟾注等。
古人对砚滴的定义比较模糊，易和水盂相混淆，分辨不清。《陶雅》中说，有嘴的称砚滴，“水丞，谓之水滴，又谓之蟾注”，显然，这里把水盂(水丞)和砚滴混淆了。《饮流斋说瓷》中说：“水滴，像形者，其制甚古，蟾滴、龟滴，由来归矣。古者以铜，后世以瓷，明时有蹲龙、宝象诸状，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者则名曰滴，不名曰盂。”也是一个模糊概念，“贮水不多者”，既不准确，也不科学。
砚滴是什么，如何定义？——往砚中注水的各种造型的文房小器物中，有单独的进水孔和出水孔，且水流细缓者谓之砚滴。砚滴做工都比较精美，材质除金属、玉石、玛瑙外，大多是陶瓷材料的。在造型设计上，也是穷其工巧，堪与后世出现的紫砂壶艺术相媲美。它们大都古雅别致，多姿多彩，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砚滴-历史发展
砚滴为滴水入砚的文房用具，也称水滴、水注。《饮流斋说瓷》：“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具体出现的年代已不可考，宋赵希鹄《洞天清录》：“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文中所说“古人”语焉不详，但滴晚于盂则是不争之实。从传世品和出土器物来看，砚滴的出现不晚于汉代，最早为铜制，后改为陶、瓷、玉、石等材质。其样式不定，历代均有创新。汉代砚滴多为龟蛇熊羊之形，古朴浑厚。熊形玉砚滴，为一张口卷舌，背有双翅，右前肢托一灵芝，呈蹲坐式的飞熊。其雕工粗犷，为东汉时器物。飞熊的传说，古代极多。《武王伐纣平话》：西伯侯夜梦飞熊一只，来至殿下，周公解梦谓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尚，当时姜尚正在渭水之滨垂钓。后因以飞熊指群主得贤臣的征兆。
魏晋时除流行汉时熊形滴外，蛙龟等青瓷砚滴也较为流行。如青瓷熊砚滴，仔熊右手捧食欲入口，左肢轻扶左膝，神情专注。顶部有孔为注水口。与上器相比，更加栩栩如生。南北朝时期水滴以动物造型更为普遍，如蛙形、兔形等，并有其他造型的砚滴。如青瓷棒槌形砚滴，其形状颇像一条茄子，一端圆鼓上有鸡心状注水口，另一端为细管状流。造型小巧别致。器身刻划卷枝纹，线条流畅自然。从纹饰上看，为南北朝时的典型器物。唐代砚滴形制小巧，造型别致，除有瓷制品外，还有铜制品，如龟形砚滴，造型为一龟口衔小碗，龟背有柱形钮，龟甲雕刻精湛细腻，为唐代砚滴中的精品。宋元之时，瓷砚滴再度兴盛，尤以龙泉窑烧造的砚滴最为新颖别致，有舟形、坐俑形、童子牧牛形、鱼形等。鱼形砚滴，为一只跳跃的鱼形，口为滴，背部有一注水孔。造型别致，鱼身有刻纹。通体施以灰青色釉，为元代瓷砚滴中的精细之作。
明代瓷业高度发达，砚滴自是争奇斗妍，历代均有砚滴传世，尤以宣德时器物别有风韵。青花鸳鸯形砚滴，为象生鸳鸯形，背上有圆孔，上插有一滴管，平底，通体以蓝地留白技法装饰。器型精巧，胎白质细。左上留白地内青花楷书“宣德年制”。清代砚滴以象生形居多，作工精巧，青白釉莲蓬形砚滴，其造型极为别致，左边一朵荷叶为水盂，边堆塑螃蟹，内有孔洞通向右边莲蓬，莲蓬有出水孔为砚滴。和两件文房用具为一体，前朝所少见，为清代早期器物。在文房用具中砚滴传世品较少，又因其形制小巧而不引人重视，故收藏难度较大。
滴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
窑变观音
釉在窑内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色泽，最早由于对某中着色剂呈色原理的不了解，把在窑内发生变化的，出乎意料之外的釉色称为窑变，窑变釉是一种变化最多，色彩最丰富、形态最复杂的一种釉。
关于窑变，清代梁同书在《古窑器考》一书中有记载：“至若出器，时有窑变，非人力所可致。”
官哥二窑，于本色釉外变，或黄或红紫，状类蝴蝶，禽、鱼、麟、豺，肖形可爱。火之幻化，时或有之。┅┅万历十六年诏烧方筋屏风不成，变而为床，又变为船，其中什物，无一不具。
窑变观音，清代朱彝尊在其所著《月下旧闻》中有生动形象的记载：“明神宗时，李太后欲得一瓷相奉之，举会间，景德镇窑中器化一庄严法象，绿衣披体晏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宇，篆法宛然，献之阙下。懿旨命供于报国寺内，俾都人咸知敬礼，今京师所谓窑变观音是也。”
关于窑变，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中亦有记载“正德中，内使监造御器。时宣红失传不成，身家俱丧。一人跃入自焚，托梦他人造出，竞传窑变。好异者遂妄传烧出鹿，象诸异物也。”
明代学者何孟春在《余冬续录摘抄》说到：“江浙官窑，烧造供上瓷器，其始抟师作涂饰，求其精致一也。开窑之日，反复比量，而美恶辨矣。其中有同是质而遂成而遂成异质；同是色而特为异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功，不复能与，是之谓窑变。盖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迂焉，然监窑官见则必毁之，窑变宝珍奇，而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莹无疵瑕，色泽如一者”。可见，旧时窑变瓷器是极其难得，因而也是极其珍贵的。
清代《南窑笔记》：“又有窑变一种，益因窑火精华凝结，偶然独钟，天然其色，光怪可爱，是为窑宝，邈不可得”。
美人醉
美人醉是一种瓷器釉色名，亦称桃花片釉，豇豆红釉等。它是清代康熙时铜红釉名贵品种之一。烧制时先在坯上施一层底釉，然后吹上一层颜色釉料，再盖上一层面釉，入窑高温还原焰烧成，呈色变化较多，粉红色中略带灰色的称“豇豆红釉”，灰而色暗的称“乳鼠皮釉”，粉红中的称“苔点绿釉”，带红块的称“孩而脸”釉等。
关于美人醉的来历，在景德镇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明朝时，有一天皇帝穿著一件红袍，从一件白瓷旁经过，回头一看，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颜色美妙无比，龙颜为之大悦，于是下旨给御器厂，依样烧出这种红色瓷器。御器厂接旨后马上布置任务，日夜赶制，限期完成，但这种釉呈色极不稳定，对窑内气氛十分敏感，极不容易烧成。
期限将至，瓷器仍未烧成，窑工们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惶恐大祸临头。
有个老窑工每天愁眉苦脸回家，回家也是唉声叹气，一言不发。在其女儿的催逼下，他说出了事情的缘由，并分析了该瓷器烧不成功的原因恐怕是窑温烧不上去。女儿听后，宽慰其父休息，自已转辗反侧，彻夜不眠。在假寐中，神仙托梦，此器要以女儿身祭烧，便可成功。为救众多窑工，也为救其父，她已打定以身殉窑的准备。第二天，在窑工们心急如焚而无可奈何之时，她以探父为由来到窑上，趁众人不备跳入窑内，待众窑工和其父清醒过来，只见窑内熊熊烈焰在蒸腾，众人哭成一片。
待开窑时，满窑瓷器釉色殷红，晶莹润泽，就像少女的血染就的一般。这种瓷器以青年少女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烧制成功。窑工们为纪念这位以身殉窑的少女，将这种色釉取名为美人醉。
从纯艺术角度看陶瓷文化、音乐、舞蹈和建筑艺术的区别
陶瓷艺术与音乐、舞蹈、建筑艺术都各有自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规律，但是，它们也具有相同的特征。
音乐艺术是抒情性的艺术，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就认为节奏和曲调会渗透到灵魂里去，音乐性格的善恶使听者的灵魂变得优美或丑恶。乐圣贝多芬曾经断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及哲学还崇高的一种启示”。叔本华更是把音乐看作是唯一直接表现心魄的艺术。声音是音乐的本性，高亢或低沉，急促或舒缓，强烈或轻柔，都具有召唤心灵的感染力。
音响和人类情感、精神生活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具有纯粹感觉的冲击力。所以，有人将音乐定义为“感情的速记术”、“情绪的语言”，不是没有道理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地对琵琶音乐的描写以及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对曾经学过这首诗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无独有偶，中唐著名诗人韩愈有诗《听颖师弹琴》也有高超的描写。韩愈《听颖师弹琴》全文：“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何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中唐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李凭箜篌引》，更有绝妙的描写。李贺《李凭箜篌引》全诗：“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少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舞蹈艺术，同样是抒情性艺术。所不同的是音乐是通过声音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舞蹈则是通过人体的动作所呈现的动作力度、间歇、旋转、张弛、快慢、强弱、刚柔所形成的节奏与旋律来抒情。T、M格林指出“舞蹈是身体动作表现得最丰富、最纯粹、最富有变化的艺术。”例如芭蕾舞，“芭蕾是西方舞蹈最典范的样式。芭蕾的空间样式高贵典雅、变幻莫测。它的人体造型与服装造型融合为简洁优美韵致。它的如烟似梦的轻盈体态舞姿，可能唤起无边无涯的空间幻觉，也可能化为各个角度供人观赏、令人陶醉的动态性、虚灵性的雕塑样式”，不仅芭蕾舞是这样，其他舞蹈是这样，其他舞蹈如迪斯科、霹雳舞同样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舞蹈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表现性艺术，而不是一种再现性的艺术。我国民族舞蹈也同样如此。舞蹈将人带到如幻如梦的美妙境界。我国青年舞蹈家杨丽萍的舞蹈便是舞蹈艺术的最好阐释。
建筑艺术初看似乎与上述艺术种类以及陶瓷艺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就抒情性而言，建筑与上述艺术门类一样也讲究抒情，讲究审美的需要，与它们在这一点上有着共通性。当然，人们不能要求建筑的抒情方式与满足审美需要与上述艺术门类一样。如果那样，就抹杀了建筑的个性。实用、坚固、美观，是建筑艺术的三要素。但建筑艺术的“审美意义以实用、坚固为前提条件而派生出来，因为建筑的审美价值有赖于建筑的功用价值、科学技术价值而存在，才使建筑在符号体系上成为造型与非造型的综合形式，使建筑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性极强的艺术品。建筑艺术，总是以它的外观最直接的为人们所感知，空间的、体积的、造型的、线条的、形态的种种因素，构成人们对建筑的审美经验的核心”、“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种说法道出了建筑音乐两种艺术的共同特征。形式美的规律，如比例与尺度、对比与谐调、节奏与韵律、均衡与对称，适用于一切艺术种类，或者说，一切艺术种类都必须遵循形式美规律。这是美的共同要求。在音乐与建筑之间，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过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廊栏内散步时，感觉到了音乐的旋律。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还为北京天宁寺辽代砖砌的立面谱出了无声的乐章，从颐和园的长廊内发现了和谐的节奏”。陶瓷艺术同样是一种抒情性很强的艺术，要满足审美的要求。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建筑艺术是典型的环境艺术；陶瓷艺术是陈设性艺术，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人们对于此，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音乐与舞蹈同样要讲究环境，要与环境相谐调。音乐虽属时间性艺术，大自然中的鸟鸣声、流水声以及天籁，虽然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音乐，有时也会令人欢喜。但这只是一种原始性的艺术。不能想象没有相应环境要求的《阳关三叠》、《大浪淘沙》、《十面埋伏》还有什么音乐性而言。同样，没有相应环境要求，芭蕾舞《天鹅湖》就将大大降低舞蹈的艺术性。特别是舞蹈，它既是一种时间艺术，也是一种空间艺术，它需要舞台、道具、灯光来共同实现造型需要。而且，舞蹈形象是空间里有程序地展开的动态形象，对环境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舞台设计、道具设计、灯光设计甚至烟幕的施放都是为制造一种相应的环境。
正因为陶瓷艺术与音乐艺术、舞蹈艺术、建筑艺术有共同的属性，陶瓷艺术家们从这些艺术门类中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艺术营养。除作为题材使用外，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有不少的借鉴，无论是在造型还是在意境的追求，以及在与环境的谐调等方面都是这样。举例来说，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李恭坤就有几件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如《春江花月夜》、《三个歌唱家》等。
高级工艺美术师曾亚林的《四老奏乐》以其构思新颖、形象生动、装饰古朴而受到好评。
刘远长的《春燕展翅》是以舞蹈为题材的典型之作。这件作品不仅造型优美，技艺精湛，而且工艺难度相当大。工艺难度不仅因为短裙是镂雕作品，而且因为其单腿立地，支撑整个舞蹈身体的造型，令人叫绝，而成为历史珍品。以舞蹈为题材的作品也不鲜见。景德镇雕塑瓷厂的《唐代仕女》，取材于唐人舞蹈。舞姿的曼妙，体态的优美，色彩的淡雅，格调的清新，生动地再现了唐代乐舞的形象。实际上，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