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摘要]: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对于陶瓷窑炉的变迁，作为瓷器的诞生地，中国有着无可争辩的发言权。
而对于工业化大生产下建筑陶瓷窑炉的变革史，作为相对西方来说陶瓷工业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国的陶瓷窑炉变革历史，是一部不断对外学习、引进的历史。
大产量、低售价、毫无标准可言，成为了长期以来中国陶瓷行业窑炉产品需求的代名词。长期以来，中外陶瓷市场需求的不同，造就了中外陶瓷生产模式的不尽相同，更造就了中外陶瓷窑炉需求的各不相同。
在窑炉产品需求差异化较大的背后，中国的窑炉产品在“摒弃”了国外窑炉产品的“形”——窑炉要求的同时，似乎连它们的“神”——核心技术也一并丢掉了。
于是我们发现，中国的陶瓷行业，除了市场疯狂催生之下的消费拉动之外，大量的陶瓷企业在市场略显低迷之时，似乎毫无竞争力。
由此，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开始意识到，陶瓷生产线的核心——窑炉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慢慢地看到，即使价格不再低廉，节能减排、稳定性好、智能化程度高、产品品质能够得到保证的窑炉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小陶瓷企业的视野。在这样的需求之下，优秀的窑炉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了国外优秀窑炉技术的引进与自我创新上来，一场关于窑炉的变革与提升运动，正在展开。
而对那些长期以来依靠价格战获取客户资源的中小窑炉企业来说，一场窑炉领域内优胜劣汰的洗牌变革运动也正在展开。
尤其是在2009年的陶瓷扩张潮之下，大量的陶瓷设备企业应运而生，在终端疯狂的瓷砖需求之下，陶瓷企业在选购窑炉时，往往将窑炉的产量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而对于该设备的节能减排与稳定性则很少顾及。
2010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产能扩张带来市场饱和、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十二五”规划出台……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陶瓷行业的终端销售形势日趋严峻，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弊端，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过去长期以来，国产窑炉相对于欧洲设备来说，都是落后陶机产品的代表，国内大量实力雄厚的陶瓷企业一般都向意大利、西班牙企业购买窑炉设备，而对广大的中小陶瓷企业，尤其是山东、四川、高安等产区的企业来说，在相对较弱的企业实力以及三四级市场作为终端定位的前提下，鲜有企业会选择进口窑炉，国产的廉价窑炉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首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工业百废待兴，陶瓷行业非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一直以来发展较为缓慢。加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陶瓷产业市场较小，意大利进口设备在国内表现强势，因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产陶机企业的现状是：鲜有国产陶机品牌出现或者国产品牌生存艰难。
1983年，国家建材研究院研制成功了26m双层油烧辊道窑，用于烧成釉面砖；同年，广东佛山全套引进先进的意大利辊道窑；1988年，国家建材局以购买图纸的方式，从意大利唯高公司引进了整套瓷砖生产线的图纸与技术，在四川自贡建陶总厂建了一条年产70万平方米墙地砖国产化示范线，生产线设备按不同工段分包给几个国营的设备制造厂，其中窑炉部分由唐山轻工业机械厂制作，从而实现了陶瓷窑炉的国产化。
与此同时，广东部分企业还通过对进口窑炉进行测绘的方式，模仿制造出了窑炉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窑炉设备的产业化。
需要强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外资陶机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带有国外窑炉企业最原始技术的窑炉产品开始大量出现并运用在中国的陶瓷生产环节中。
20世纪90年代中上旬，国内市场还是存在很多进口窑炉，到了90年中期，中国的窑炉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由于当时国内陶瓷行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这一时期国内窑炉产品基本上是供应国内市场，出口市场份额很少。如当时佛山佛陶集团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对窑炉产品的刚性需求也是巨大的，一直到90年代后期，进口窑炉份额慢慢被国内窑炉产品所占据。
可以说，中国的窑炉产业经历了引进技术、模仿抄袭、外资进入等阶段，这也是中国窑炉产业化、市场化的最初雏形，尤其是外资的进入，直接带动中国陶瓷窑炉产业的快速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窑炉市场竞争无序、价格战泛滥，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刚性需求拉动的结果。窑炉产业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获得订单，而是依靠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产品消费；同时很多客户都是中小型陶瓷企业，对窑炉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能满足生产需求，造价低廉。国内窑炉行业走的路线就是为陶瓷企业提供经济型的窑炉，这也使得在一定阶段内，窑炉售价越来越低，窑炉行业企业越来越多，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也正因为此，很多窑炉产品只要满足最基本的使用需求、价格适合，陶瓷企业都能够接受。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陶瓷年窑炉需求量约为300条，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窑炉企业市场份额能超过其中的20%。
在长期的实践中，佛山市佳窑陶业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禹正桥总结到，目前国内很多窑炉生产企业不具备创新能力，甚至很多企业不具备制造合格窑炉的条件，“依葫芦画瓢”——通过购买、抄袭等方式直接按照图纸制造窑炉是这些企最常用的生产手段。
“只会模仿，没有创新。”禹正桥表示，虽然中国窑炉行业不乏优秀的领导者，但总体来说，大部分企业都还处于模仿的阶段，未来中国窑炉行业要获得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数据显示，从2010到2012年的3年间，陶瓷行业的销售一直处于相对紧张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的重要性。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步伐的持续推进，以广东品牌为代表的一线品牌逐渐开始了向三四级市场渠道下沉的步伐，也让该地区的消费者看到了更多更好的产品与设计，这就促使原本立足三四级市场的品牌必须不断提升自我，才有可能继续在该地区生存下去，而要实现自我提升、品牌的转型升级，设备的更新换代必不可少。
而对于窑炉的发展趋势，除了节能减排这一必然趋势，窑炉的大型化将是发展的方向，客户需要的是稳定性、安全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产品。
据佛山某窑炉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陶瓷行业节能减排已是大势所趋，国内外窑炉装备行业都在往这方面不断努力。目前国内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5年前，可能更多的陶瓷企业会选择价位相对较低的窑炉设备，而现在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令陶瓷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即使中小陶瓷企业也会注重窑炉设备的节能减排，产品的性价比已经成为了企业选择窑炉的次要考虑因素。
“在这一点上，山东产区的变化是最明显的。”该负责人还表示，数年前淄博政府就不允许新生产线上马，陶瓷企业以往唯价格至上的法则已经不复存在，节能减排、提升陶瓷产品品质都需要优良的窑炉设备作为保证。
目前中国窑炉行业大多数企业都以价格战作为竞争手段，忽略了窑炉的稳定性，在产品上忽略了窑炉的多样性，一窑多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很普遍，甚至很多窑炉产品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他表示，当前国内陶瓷行业最需要稳定性强、陶瓷产品品质高、产量大的窑炉产品，而对窑炉企业来说，未来只有以制造艺术品的态度来对待窑炉产品，不求窑炉数量、追求窑炉精品质量才能获得陶瓷企业认可。
延伸阅读
老窑瓷：北宋瓷器——中国陶瓷的巅峰之作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流传至今的瓷器价值连城。
宋瓷：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中，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以2.786亿港元成交，激发了国内外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不可估量。
中国的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宋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传统制瓷工艺繁荣昌盛的时期，宋瓷将追求自然风韵的审美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制瓷业空前繁荣，大江南北名窑迭起。现今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北宋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5%。宋瓷的秀美远近闻名，当时的窑厂各有特色。定窑、景德窑清秀，汝窑、耀州窑浑厚，官窑、哥窑典雅，钧窑绚丽，建窑淳朴，磁州窑、吉州窑具有民间风采，都是我国的艺术精品。其中，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更是宋代的“五大名窑”。
宋瓷之美，美在温厚、含蓄，强调内心的感受。宋瓷那种朴实无华而蕴含独特的气韵深深地吸引着世人。
“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单色釉瓷器的最高水平，是全球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瑰宝，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从北宋流传至今，“五大名窑”传世瓷器极为稀少，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五大名窑”瓷器为荣。在业内有种说法：博物馆的等级以收藏“五大名窑”的数量和品质论英雄。
宋代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居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瓷器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瓷器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定窑藏品。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展品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占比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1/3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
提到宋瓷，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存世极少、价格极高，所以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窑一件；钧窑十件，不如汝窑一片”之说，极言传世宋瓷之珍贵。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宋瓷，历来是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藏项之一。
这其中，汝窑瓷器存世量最少。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即有“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之说。时至今日，汝窑瓷器价格更是扶摇直上。不过，尽管价格不菲，在拍卖市场上能够流通的汝窑瓷器，甚至包括其他“五大名窑”瓷器都是凤毛麟角。乾隆皇帝很喜欢“五大名窑”的瓷器，但从乾隆那时起，“五大名窑”瓷器便极为少见。为此，乾隆到处收集。正因凤毛麟角，“五大名窑”瓷器成为拍场宠儿。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成交价为2200万港元。该官窑洗此前为日本藏家收藏，后被香港知名收藏家斥重金收入囊中。
说到宋瓷，就会让人想到与之谐音的宋词。宋瓷更像宋词中的婉约派，典雅委婉。宋瓷诸窑虽各有千秋、各领风骚，但均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而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无论从比例、尺度、色泽，还是形状上反复推敲，宋瓷都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含蓄典雅的内在美。如果对其形状做任何一点改动似乎都会破坏它的美，这种精确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它有一种精妙的柔婉之美。
宋瓷多为青色和白色。青瓷的色泽像翡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白瓷的色泽像光洁的玉，“既质玉之质，复白雪之白”。宋瓷比明瓷、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宋瓷，更重视瓷器本身的胚胎、形体、釉色，稍加雕琢，无论造型、釉色、纹饰都追求天然完美。宋瓷表面细腻华润、轻薄易碎，需要像对孩童般的呵护。与彩陶相比，虽少了几分色彩，但简简单单，给人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它典雅静谧，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集前人之大成，又为后世之经典。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写小说“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是指语言文字自然淳朴，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下蕴含着作者敏锐而深邃的思考，使作品不知不觉拨动读者心弦。宋瓷也是如此，它不张扬、不虚华的个性使人联想到翩翩的君子，沉稳却不失个性；它的内敛又好似江南女子的风姿卓韵、典雅含蓄，让人难以忘怀。
诸多因素造就瓷器辉煌
宋代瓷业达到如此境界，绝非偶然。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受到唐末五代军事集团割据混战、政权频繁交替的影响，宋初实行了“抑武修文”政策，一方面努力削弱军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促进文化的发展。“抑武”导致了军事的匮弱，每每发生战争，宋朝都无力抵抗；而“修文”导致文化的空前高涨，文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人们的读书热情激增，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加上北宋的经济繁荣，为制作高水平的瓷器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样的社会氛围造就了宋瓷清新秀丽、典雅优美的艺术风格，成为宋代工艺美术中最为杰出的品种。
北宋的手工业有官营、民办和家庭副业等形式，其中以官营规模最大。北宋官府手工业专业分工之细为前代所未有。朝廷少府监所辖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文思院，其中仅文思院即领有42种不同的作业班子，包括锦、绣、金、银、犀、象、珠、玉、金彩、绘素、装钿等工艺品种。官府作坊的工匠皆来自民间，其分工之细也反映了民间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人们所说“五大名窑”，足以代表宋代瓷器的技艺水平。此外，玉器的“巧作”技艺也始于宋代。宋人龙大渊著有《古玉图谱》一书，就是研究宋代玉器的书。始于唐而盛于宋的雕漆工艺，在宋代叫“剔红”。宋代剔红漆层厚、漆色艳、刀法精，图案花纹具有浮雕感，其艺术风格颇似耀州窑的刻花装饰。宋代盛行缂丝工艺，有许许多多擅长缂丝的能工巧匠。他们的作品形象逼真，除人物、花鸟外，还把书法家的作品表现在缂丝作品中。据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证：“定窑印花纹饰来源于缂丝，把库丝图案局部地移植到瓷器上，因此纹饰题材构图都比较成熟。”总而言之，宋代各种工艺美术的普遍发展，促进了瓷器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其实，当今天的人们还在热议生活陶瓷艺术化和艺术陶瓷生活化时，殊不知，在宋代，瓷器并没有艺术瓷和生活瓷之分。在今天看来具有很高艺术性的宋瓷，在当时都是生活用瓷，并不是陈设用的艺术品。
宋瓷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其造型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各地瓷窑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器，有碗、盘、碟、洗、盏、托、瓶、壶、罐、钵、尊、盆、渣斗、炉、枕等。工匠们利用粗细、横直、长短、弯曲不同的外部轮廓线，组合成不同形体。它们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都从实用出发兼顾审美的要求。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样式，许多造型作为典范为后世追慕效仿。
北宋初年，南方的吴越向宋称臣，每年大量供奉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以金银装饰的瓷器，华贵富丽，宋朝君臣十分喜爱，使瓷器身价倍增，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之物，这就刺激了各地窑业努力创制精品瓷器。上层社会的提倡，使各阶层的人都趋向使用瓷器，出现瓷器的大普及。茶肆酒楼以悬挂名人字画、陈设瓷器精品为时髦。而宋代“斗茶”之风盛行，所以对名贵瓷盏（如建窑的“兔毫盏”）竞相追求，各地瓷窑也竞相仿制、创新，以致新的釉色、新的造型、新的装饰手法、新的烧造工艺层出不穷，完全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单调局面，这就使得宋代瓷器生产取得了空前成就。宋代的瓷器一改唐代华贵富丽之风，向沉静素雅、蕴藉隽永的风格演变。其造型、釉色、装饰，给人们留下观赏不尽、回味无穷的感觉。
宋瓷的釉色出现了创新且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时，不仅改进了石灰釉的配方，还发明了可以使釉层浓厚的石灰碱釉。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汝窑的青瓷，龙泉窑的梅子青瓷，使瓷器真正达到了“如冰似玉”的境界。至于钧窑的乳光釉、哥窑的炒米黄色釉、定窑的紫釉、绿釉和红釉，建窑的乳浊黑釉等，使釉色使用空前丰富。
宋瓷的器型有大量创新。以瓶为例，当时出现了玉壶春瓶、梅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五孔瓶、瓜棱瓶、胆瓶、琮瓶等，让人目不暇接。
宋瓷的装饰手法远远超过唐代。除利用釉色来装饰外，还大量运用了印花、刻花、剔花、划花、画花、剪纸漏花等技术，使纹饰富于变化。
宋代无论南北方都出了很多窑场。经过激烈竞争，逐渐形成了以一些名窑为中心的“窑系”。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受其所在地区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受当时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共同性。
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色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瓷胎则以白色或浅灰白色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名窑传奇：“五大名窑”竞光辉
宋瓷窑场首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虽然，有人认为，把这五大窑定为宋代的“五大名窑”是不确切的，但这五大窑的确以自身的艺术特色和美感受到爱瓷者的推崇。当时，各地的民间窑场，如北方著名的磁州窑、南方的吉州窑、江西景德镇窑等各有佳作问世，都取得极大的艺术成就。这里的瓷器风格清新质朴，有的甚至可以与“五大名窑”的作品相媲美，颇受人们的喜爱。
汝窑是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遗址在河南汝州境内，是北方第一个著名的青瓷窑，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据说，宋徽宗“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苛刻要求，就是汝窑的巧匠实现的。可惜因为宋金战乱不息，汝窑前后兴盛不足20年，传世作品不足百件，所以弥足珍贵。
汝窑由于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有细小的支钉痕迹留下。器物本身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器形则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
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润泽莹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
官窑是宋徽宗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年——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
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以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哥窑的确切窑场至今还没有发现，起源来历只有从历史传说中得出的模糊信息。传说宋朝时，在浙江龙泉有两个烧瓷器的兄弟，哥哥叫章生一，弟弟叫章生二，两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不过，哥哥的技术要比弟弟的好，于是弟弟便生嫉妒之心，偷偷往哥哥的釉料里加了很多草木灰，结果哥哥烧出来的瓷器带着各式各样的裂痕，像冰裂，像鱼仔纹，却另有一番天然情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也被推到极高的地位，这就是哥窑。其实弟弟烧的瓷器也不差，是历史上著名的龙泉窑。两者各有千秋，是陶瓷史上的两座高峰。据《浙江通志》等记载：“有弟兄两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精美盖绝当世。”
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
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多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也有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
钧窑，即钧台窑，是在柴窑和鲁山花瓷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种独特风格，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无论是成色和各种纹理的表现，做到“窑变”可随心所欲控制，后世至今无人能仿造。
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烟光凌空星满天，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之所以会这样美丽，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产生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确定的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制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亲自下令恢复宋瓷的生产，汝窑和钧窑都是重点恢复对象。但是，经过一番努力，汝窑和钧窑的恢复都没能成功，只有少量成品，堪称国宝。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算机技术普及以后，钧窑和汝窑都得到了充分的再现，但是现代的仿品，无论是高级仿品还是国礼级别的礼品，和宋代的瓷器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风格迥异的官窑和民窑
宋瓷有官窑、民窑之分，又有南北地域之分。官窑即国家政府办的窑，为皇宫、王室生产专用瓷；民窑即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还包括御窑，比如宋徽宗就开办了御窑厂。北宋灭亡后，宋皇室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后，在凤凰山下也设立官窑。
北宋以前，官方贡器与民间用具只有粗细之别，并无文野之分，至北宋则发生了明显转变——一个朝着清雅、华贵的方向发展，一个朝着粗犷、豪放的道路前进，彼此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以宋代“五大名窑”为例，早期它们都是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但是自从为皇室烧造贡瓷之后，便脱颖而出，其工艺之精湛令各地民窑望尘莫及。其中，钧瓷的生产最具代表性，当初它仅是河南地区一座烧造民间用瓷的普通窑场，后来被宋徽宗看中，下令在河南禹州一带建立官窑窑场，并调集民间窑业的优秀工匠，专门为宫廷烧造此种釉色的产品。
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要求进行生产，在工艺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谓“千中选十，百中选一”。即便是成品后还要再行挑选，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间使用。其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民窑生产则与之相反，它不受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生产者要考虑成本，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生产随心所欲，产品均供应大众的日常生活所需。这些瓷器虽不免粗糙，但也是情趣别样的艺术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其实，北宋瓷器的发展，还跟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宋徽宗。“五大名窑”有三个都是他开辟的。
宋徽宗热爱艺术，热爱美。他热衷于色彩，更热衷于自然的意境。对于当时宫廷内比较常见的定窑、柴窑的瓷器，宋徽宗非常不满。于是，他开始广泛搜集天下宝物和各种技术，并在首都东京开辟了官窑。后来，宋徽宗看到汝州烧造的进贡瓷器后很是高兴，就在宫廷内开辟了一处窑口。在原产地的瓷器，叫做汝窑，在宫廷内的这个窑口则叫做汝官窑，也有学者认为，汝官窑就是官窑。
钧窑有官钧窑、民钧窑之分。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又一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当时，禹州有一种彩瓷，颜色艳丽，而且上有“窑变”形成的火焰纹，入窑时，器物都是一个颜色，出来以后则万紫千红，绝没有一件重复的。宋徽宗听了甚是满意，又在宫内模仿禹州彩瓷，修建了官烧钧窑。后来的“黄金万两不及钧瓷一件”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个宫廷的钧瓷。
红釉瓷器的发展历程
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清雍正窑变仿钧螭耳盘口瓶
（一）雍正时期字串7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德-化-陶-瓷-总-站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http://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字串7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
简述黄釉瓷的发展历程
黄釉瓷产生于何时不可确考，唐代之前已有黄釉瓷的烧造。及至唐代，寿州窑黄釉瓷独步一时，四川的邛崃窑、河南的巩县窑、陕西的黄堡窑也多有烧制。明代以前的黄釉多数为黄褐色或深黄色，不是真正的黄色。明代弘治年间，黄釉瓷的发展臻于极盛。清代的黄釉瓷在延续明代传统的基础上，为黄釉瓷增添了几许创新色彩，黄釉瓷的发展遂迎来了新的高峰。 唐代以前的黄釉瓷唐代以前，黄釉瓷已经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北齐时期的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可见，黄釉瓷的出现年代是相对较早的。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 北齐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壶施黄褐色釉，釉色不均，底无釉。两肩左右各有一系。壶腹两面刻有相同的由5人组成的乐舞场面。5人均高鼻深目，身穿窄袖长衫，足穿靴，应属西域民族。中央一人为舞者，在莲花座上起舞，右臂横举，左臂反手叉腰，转头回顾，右腿屈提，左脚踏地，舞姿有力。左边二乐人吹笛、击掌，右边二乐人弹五弦琵琶、击钹。一般认为，该扁壶上的乐舞是后来盛行于唐代的胡腾舞，原为中亚塔什干地区的民间舞蹈。
唐代：初创期的质朴 我国的瓷器发展，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的原始瓷生产，原始瓷的青黄釉色也预示着瓷器发展的方向。及至汉代，釉色纯正的青釉瓷器已能够成功烧造。青釉瓷，成为我国最早的颜色釉瓷器。北齐之时，出现了最早的白釉瓷。唐代之时，无论是青釉瓷，还是白釉瓷，都迎来了各自发展的新高峰。南有“类冰”、“类玉”的越窑，北有“类银”、“类雪”的邢窑。当此时，在“南青北白”的格局下，其他瓷窑若想独立发展，必得于“南青北白”之外开出新的路向。而寿州窑的选择，则是在青瓷与白瓷之外，烧造独树一帜的黄釉瓷。当此时，四川的邛崃窑、河南的巩县窑、陕西的黄堡窑也多有烧制。
寿州窑黄釉注子 唐代 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寿州窑黄釉注子，1959年出土于安徽泗县。注子是唐代较为流行的酒具。除造型工整，制作精美外，其最具特色是纯正腊黄的釉色，且釉面光滑匀净。这是缘于在施釉前先上了一层化妆土，又称“瓷衣”，它掩盖了胎骨的粗糙，起到了美化瓷器釉面的作用，因此寿州窑的黄釉产品在唐代的瓷器中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邛崃窑黄釉茶铫 唐代 现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
茶铫为煮茶器。这件邛崃窑黄釉茶铫，口沿有唇，深弧腹，平底。器腹中间有一竹节形横把，与之成90度的一侧有匜形流。砖红色胎，带有强烈的四川邛崃窑瓷器的地方特色。器腹只施半釉，器内也不施釉，系实用器。
巩县窑黄釉风炉及茶釜 唐代 现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
风炉呈筒状，上侈下小，炉门口以下部分出沿，下承圈足。炉上半部有镂雕三珠形，下腹部开炉门，炉门为壸门式。茶釜折沿，浅弧腹，口部有两环形耳。风炉外施黄釉，里面不施釉。茶釜内部施黄釉，外部涩胎不施釉。
宋辽金元时期：延续唐代的辉煌 宋辽金元时期的黄釉瓷，延续着唐代的辉煌。辽代的黄釉瓷器更是带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文化特点。
黄釉执壶 辽代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黄釉执壶，直口，细长颈，丰肩，长圆腹，圈足。一侧为八棱形壶流，流细长弯曲，根部饰一皮扣状装饰，另一侧为带状长柄，连于颈肩。自壶口至近足处，通体饰弦纹6组。器身施黄釉，釉面光亮莹润。执壶为辽代瓷器中的常见器形，而此壶造型独特，其细长颈、壶流及壶柄的式样独具风格，在辽代瓷器中亦不多见。
明代：“娇黄”初现 明代以前的黄釉多数为黄褐色或深黄色，不是真正的黄色。自明代起，真正意义上的黄釉瓷开始烧造。同样自明代起，黄色被视为皇家的象征，仅限于御用。明代弘治年间所产黄釉瓷，被视为黄釉瓷器的典范，其釉面光洁，釉色娇嫩，是黄釉瓷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黄釉金彩牺耳罐 明弘治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黄釉金彩牺耳罐，广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平底，肩两侧置对称牛头形耳。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外壁自上而下饰金彩弦纹9道。底素胎无釉。无款识。
黄釉描金双耳罐 明弘治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黄釉描金双耳罐，直口，溜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口、肩之间置对称曲带形双耳，口、底大小相若。罐内施白釉，外施黄釉。罐身上下共有描金弦纹7道，双耳上各有青花线2条，下腹部相对的两面以金彩绘二牛。底素胎无釉。
清代：蕴蓄新变 明晚期时，黄釉瓷曾一度停烧，直到清顺治时期才又恢复了烧制。清宫的黄釉瓷器多在重大仪式中使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黄秞瓷在仿制明代黄釉瓷的同时，蕴蓄着诸多新变，综合运用暗刻、划、印、雕等装饰工艺，并将釉上彩绘也运用到黄釉瓷的烧制中来，从而形成黄釉瓷发展的又一高峰。
雍正款黄釉盅 清雍正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雍正款黄釉盅，敞口，直斜壁，圈足。盅内施白釉，外施黄釉，釉色纯正，釉面光亮莹润。足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黄地蓝寿字纹碗 清同治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黄地蓝寿字纹碗，敞口，弧壁，深腹，圈足。里施白釉，外施黄釉为地，上饰蓝彩篆书寿字纹。足内施白釉书红彩“同治年制”四字楷书款。碗造型敦厚稳重，黄釉呈娇嫩的明黄色，釉面莹润。“寿”字纹装饰，每周排列20字，上下由疏至密。该碗是同治时期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订烧的瓷器之一。
黄地红蝠金团寿字纹盖碗 清同治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黄地红蝠金团寿字纹盖碗，敞口，深弧壁，圈足，盖拱形带环行抓钮。里施白釉，外施黄釉为地，上饰金彩“寿”团字纹，盖面和腹壁各书两周、3周，每周8字。字间以红彩蝙蝠纹和蓝彩“卍”字纹相隔。抓钮及足内施白釉，书红彩“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盖碗造型规整，黄釉呈娇嫩的明黄色，釉面莹润亮泽。团“寿”字纹装饰排列疏密有致，是同治时期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订烧的瓷器之一。
北方瓷窑的衰落与南方瓷窑的新发展
元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以往的文献中却提及甚少。元代瓷器发展与宋代截然不同，宋代民间瓷窑星罗棋布，一片兴旺景象。元代由于战争的破坏，北方陶瓷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南方尽管也受到不同程度战乱的影响，但元世祖以后，推出了一套统治全国的办法，经济文化得到相应的发展，南方瓷窑基本上未遭到损失，浙江的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还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另外，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两省、除宋时所遗留下来的瓷窑外，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还建立了许多新窑。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窑的大量烧制，是这时期的重大成就。
宋代北方四大窑系中的定窑与耀州窑，已经衰败下来，尽管它们还有少量的生产，其质量更远不如前代。元代磁州窑在宋代的基础上还继续生产，虽然仍以烧制白地黑花瓷器为主，但质量普遍下降。除了河北省磁州窑外，还有河南省的汤阴鹤壁、禹县、郏县、山西省的介休、霍县等地的瓷窑。烧制器物除盘、碗外，还烧制各式硕大、浑圆厚重的大罐、大盆、长方形枕等。罐为大口、敛足、鼓腹。常见的纹饰有龙凤、花卉或云雁等，也有墨书诗句的。这类白地黑花大罐，在元大都遗址和北方墓葬中常有出土。除这类大罐外，还有白地黑花大盆出土。这种盆的胎体厚重、板沿、器深平底、宽圈足。盆里绘鱼藻纹，线条粗犷、形象逼真。汤阴鹤壁窑大量烧制这类鱼藻盆。器内盛水后，确有“如鱼得水”，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元代钧窑是北方产量大，地区分布广的一个瓷窑群。河南省的鹤壁、安阳、竣县、淇县、新安、临汝、禹县、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河北省的磁县，山西省的浑源、介休等地的瓷窑场大量烧制钧瓷。烧制器物以盘碗等民间生活用瓷为主。瓶、壶、罐类器物较为常见。釉色多为天蓝釉，月白釉色者次之。也有带紫红色斑块装饰的器物，但较为少见。一般胎质粗松，釉面多棕眼，光泽较差，施釉不到底，碗内圈足内外无釉。这类钧瓷器皿在元大都居住遗址与一般元代墓葬中出土较多。在发掘出土的元代钧窑瓷器中也有一部分精细作品。如北京后桃园元代遗址出土的一对钧窑双耳瓶，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出土的一件元代钧窑堆花三足炉等。
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烧造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水陆交通的发展和元代对外贸易的需要，直接促进了当时龙泉窑青瓷的发展。龙泉窑由宋代交通不便的大窑和溪口迅速地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元代龙泉窑的窑址除在龙泉县的东部外，还在云和、丽水、永嘉、武义等县大量发现。
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特点是器形高大，胎体厚重。这种大件器物的烧成，标志着制瓷技术的提高。较流行的器物有高足杯、菱口盘、束颈碗、环耳瓶、凤尾尊、蔗段洗、荷叶盖罐、动物形砚滴、双系小口罐等。瓷器的装饰出现了褐色点彩，并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采用刻划、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印花有阳文与阴文两种，特别阴文印花是元代龙泉窑的主要装饰方法。贴花有满釉与露胎的区别。如果说南宋龙泉窑为成熟时期的话，那么元代无论在生产规模、烧造工艺和装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自古有“瓷国”之称，而景德镇则是中国的“瓷都”。由于其优越的原料和精美的产瓷，在宋代它虽为“民窑”，但已表现出高超的烧瓷技艺。元、明、清三代，朝廷相继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瓷局”、“御窑厂”，钦命朝廷官员监督，征调国内最杰出的工匠、画师，不惜工本，烧造出供皇室帝王、后妃玩赏享用的官司窑瓷器。民窑瓷的生产相应地得到充分的发展。景德镇瓷器生产更加臻于极盛，达到了中国古代瓷都艺术的辉煌巅峰，创造出一系列五光十色，美轮美奂，风靡海内外的新品种、新工艺，青花瓷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青花瓷是景德镇创烧的一种新品种，即白地蓝花瓷器的专用名称。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元代青花瓷器的造型以瓶、罐、壶等大件器物居多。装饰常以龙凤、鹤鹿、麒麟、鸳鸯、莲花、牡丹、海水、鱼藻以及松竹梅纹等为主题纹饰，并辅以回纹、云纹、蕉叶、卷草、水波纹等，构图层次繁密，主次分明为其特征。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大创造。它是一种红色釉下彩，与青花瓷器同时出现。釉里红的着色原料为氧化铜。氧化铜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很难烧成。它在烧制过程中，对窑温的高低、气氛的控制等要求极严。发色十分敏感，往往烧不成红色，因此，釉里红经常出现釉里褐色或褐黑色。
元代后期，由于“卵白”釉白瓷以及釉下青花瓷器的出现，青白瓷终被取而代之。卵白釉又称“枢府”釉，是一种带印花的白瓷，由于其釉色略呈鸭蛋青色，故曰“卵白”釉，明《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记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二字者高。”《景德镇陶录》内已有“枢府窑”条目。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是元代景德镇的两个创新品种。铜红釉是将氧化铜掺入釉料之中，作为釉施于器物表面，在大窑内烧制而成的。铜红釉瓷器与釉里红一样不易烧成，发色往往为紫红色、褐紫色，鲜红色者很少见。因此，流传下来的铜红釉瓷器就不多见。另一种铜红釉加印花装饰的品种就更为罕见。传世的只有一种盘，盘里印云龙纹装饰，制作精湛，器底一般无釉，俗称砂底。
钴蓝釉瓷器与铜红釉瓷器在制作工艺上完全相同，只是它们的着色原料不同。钴蓝釉是将氧化钴料掺入釉中，施于器物的表面，放入大窑内烧造而成。因钴蓝釉瓷器烧成较为容易，流传于世的较铜红釉瓷器为多。除了一种印花云龙纹器外，还有一种蓝釉上再描金花的做法，俗称蓝釉描金。
蓝釉白花瓷器也是这时期的重要创造。一种蓝地白龙梅瓶，蓝地白龙纹盘，其特点是蓝白色彩对比强烈，白龙细部用划花描绘使其具有立体感。它与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的做法正相反，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揭开湖田窑的千年烧瓷历程
青白瓷又称“影青瓷”、“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等，为宋代景德镇所创烧，是我国宋元时期主要瓷器品种。而景德镇烧制青白瓷最重要的窑址是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700多年。在2004年景德镇庆祝建镇千年之际，湖田窑遗址群以一批重要的发现揭开其近千年的烧瓷历程。
考古资料显示，在景德镇所在的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和南河流域，晚唐五代及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十分丰富。晚唐五代的窑址主要有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社公庙、十八渡、新厂、湘湖、白虎湾、南市街等地。至宋代，东河及南河流域的窑址已发现136处（按《陶记》的记载则有300余处）。规模极其庞大，产量十分丰富。其中最具代表的遗址有湖田、银坑坞、小屋里、南市街、柳家湾、白虎湾等。“若夫渐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蒋祈文中所说的“湖田”， 即今之湖田窑遗址。它位于景德镇市东南约4公里的竟成乡湖田村。遗址南面环山，北面临水。南河自东向西，环湖田村而过，在景德镇市区汇入昌江。遗址坐落在南山山脉缓坡地带及南河南岸一级台地的窄长地带，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址内窑包密布，窑渣堆积遍地，各个时期瓷片俯拾皆是。1982年，国务院将湖田窑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2003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湖田窑址进行过16个基建项目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大量与窑业生产有关的制瓷作坊和窑炉遗迹，获得了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釉器、白釉器、青白釉器、酱釉器、黑釉器、卵白釉器、蓝釉器、青花器等各类文化遗物数十万件，时间涵盖五代、北宋、南宋、元、明各时期共七百余年。这些珍贵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为湖田窑从晚唐五代到明代中晚期的窑业生产、销售；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青白瓷由于瓷胎洁白，釉料在高温下流动的原因，使瓷器釉薄处为白色，积釉处透青，故其总特征介于青白之间，可谓是白中闪青，青中泛白，青白淡雅，色质如玉。此 类瓷器“光致茂美”，有“饶玉”的美称。景德镇青白瓷一经出现，很快为世人接受并成为十分畅销的商品。同时，其烧造技术也很快传播到江西境内的十余个县市。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窑场也相继仿烧，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白瓷烧造体系，产品风靡大半个中国。它不仅销往大江南北、漠北草原，还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和中东、非洲等地区。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因其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景德镇就能烧制原始陶瓷器。文献记载至迟在东汉时期，景德镇就已开始了成熟的青瓷器制作，“新平冶陶，始于汉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景德镇开始引起世人注目。在陈朝至德元年，皇室命新平镇贡陶础，这是景德镇为朝廷所关注并生产“贡瓷”的最早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陶瓷名匠“陶玉”将自己制作的瓷器带入关中，并向朝廷进贡，被称为“假玉器”，受到皇室青睐，于是昌南瓷器名扬天下。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并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从此，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专门管理官窑瓷务，烧制宫廷用瓷，同时对民窑实行课税等管理。这是元朝在全国唯一设置的专门管理陶瓷生产的机构，是景德镇设立官窑的开始。此时，瓷器的生产（主要是青白瓷）有新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创烧了卵白釉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青花釉里红和高温蓝釉瓷、绿釉瓷等。景德镇的瓷器逐渐占据了中国瓷器艺术的中心，也从此由宋代其他五大体系转向到了景德镇，并以此带动了明清景德镇窑场的繁荣。特别是明洪武二年朝廷在珠山设立御窑厂后，景德镇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势。
湖田窑制瓷始于五代。考古发掘证实，五代时期，湖田窑的窑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刘家坞、龙头山以及今战备公路两侧的湖田窑中心区域，距现地表深约8米。采用马蹄形窑烧制白瓷和青瓷器。马蹄窑为土制，窑炉烧结面较薄，瓷器烧成温度相对较低。器物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等。因采用支钉叠烧，只见垫柱，没有使用匣具，故器内底及器足上往往留有椭圆形支钉痕。青瓷多数胎色灰褐、质地粗松、釉色青灰，除少数葵口及内壁出筋外，没有其他装饰。窑址内也出土了少量瓷胎致密、白度很高的白瓷或青瓷。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建镇后，景德镇瓷业生产获得重大进步。重要表现就是青白瓷的创烧。宋初的青白瓷，胎质较粗，色灰白；刷釉稀薄、透明，釉色青灰或米黄。器物种类较少，主要有碗、盘、罐、折肩钵、注碗、多管器等。器形普遍敦实、厚重。装饰较少，仅在碗外壁用利器刻画粗大牡丹或莲瓣纹样，纹饰粗犷古朴；或用梳齿状工具，在碗心画出简单水草。一些器物上有少量北方瓷器的贴花工艺及仿金属器造型。还发现一些酱黄釉器及褐彩青白釉器，器型类似青白瓷，有瓜棱罐、四系罐及八棱罐等。
北宋中晚期，湖田窑的青白瓷生产，除继续采用单件仰烧外，开始使用一种造价昂贵的瓷质覆烧匣具，大小不同的多件器物一匣覆烧，故出现了芒口器。此时的瓷胎细腻、致密、洁白；刷釉加厚，使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器物种类显著增多，造型趋于挺拔，装饰丰富多彩。日用品碗、盘、碟、盏类品种多样；盏托、注碗、瓶、炉、香熏、枕等形态各异，造型丰富；联子盒、鸟食罐、俑、动物塑像、围棋、象棋等文娱用品大量涌现。龙形碗、狮形枕、虎形枕、婴孩枕、仕女枕、荷叶形枕、元玉形枕层出不穷。早期的粗犷古朴的刻画法被成熟的“半刀泥”刻画所取代；刻画工艺娴熟、流畅，刻画题材广泛；构图集中在碗、盘内底及底壁交界处，早段多对称或单体图案，如植物类团菊、三束莲、折枝牡丹；动物类游鱼、龙凤、三团鸾等，稍晚纹饰布局趋于繁复、细密，如人物类婴儿戏水、婴孩攀枝，植物类缠枝菊花、缠枝牡丹等。
随着宋室南渡，一些北方的优秀技术和窑业工人纷纷南来。南宋初期，湖田窑窑业生产与北宋晚期相似。主要表现在碗、盘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与北宋基本一致。但此时的碗、盘器壁更斜直，圈足更矮，仅毫米高；斗笠碗流行。特别是定窑组合式支圈覆烧具传入后，窑业生产出现很大变化。因支圈烧瓷密度加大，水气增多等原因，瓷器的胎质较前期粗松，釉色泛黄，几乎失透，器口普遍“芒口”。器物组合也发生较大变化。北宋流行的墩式碗、仰烧盘、注碗等基本消失，饮酒、斗茶之盏托及有座香炉等均明显减少，以至绝迹。装烧的变化还导致装饰的变化。北宋流行的刻画风格开始为印花装饰所代替。早期在碗、盘底心印各类题记，如“宋”、“詹”、“吉”、“酒”、“茶”，还印一些简单的单鱼、双鱼、芦雁、朵梅、折枝梅、荷莲纹等。此时，吉州窑、建窑的产品流入湖田，湖田窑开始试烧黑釉瓷。湖田窑的黑釉瓷胎质较粗，色灰黑，结构紧密；釉色漆黑，釉层厚。器类有高足杯和盏等，无论胎、釉、器型均与吉州窑、建窑产品有别。晚期的碗、盘印纹开始复杂、繁密。如狮舞绣球纹、开光盆景纹、凤穿牡丹纹、芦雁穿花纹等，器口沿多印有回纹、如意纹等。
陶瓷文化："老窑瓷中国行"走进山西调研古窑址
日前，“老窑瓷中国行”走进山西，先后探访了长治八义窑等多处古窑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琉璃厂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中心，在其所承担的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课题“中国古陶瓷遗存现状调查及古陶瓷烧造技艺传承教育研究”中，联合老窑瓷博物馆、中国文物网，选择“山西老窑瓷”为第一研究对象进入了课题调研。7月11日至21日，课题组在晋中学院和三晋出版集团的协助下，先后探访了长治八义窑、平定窑、怀仁窑、榆次孟家井窑、介休窑（洪山窑）和交城窑等古窑址，走访了上述各窑口制瓷工艺的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师，以及民间收藏家和古陶瓷文化研究者，还在路经的一些市县，选择参观了当地著名的文物古迹，为深入研究体现在瓷器装饰上的文化元素做了有益的补充探索。
陶瓷文化：老窑瓷：唐代瓷器的兴盛和艺术特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着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