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秘色瓷器。
秘色瓷是瓷器发展史上风骚古今，成名于中外的第一名铁，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写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由此可知在诗人生活的晚唐时期，秘色瓷器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是到宋代之后，关于秘色瓷的记录越来越模糊，由诗经描写美妙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样，后人对这个瓷器王国的绝代佳人清晰仰慕，但不能窥其全貌，那么，秘色瓷究竟有多神秘？
世人对待秘色瓷最直观的认知归功于陕西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在地宫出土的保护文物中，有十三件震惊中外的秘色瓷器，同时跟着出土的碑文卡片，清晰的记载了这十三件宝贝的详细的描述。
这不仅证明了唐代诗文中记载了秘色瓷器就当时存在，而且表明这种瓷器品种已经被进贡于皇家，以视为珍宝，同时也有了今人认知秘色瓷的标准瓷器，如果说法门寺的出现为谁在用秘色瓷提供了实物依据。
那么，是谁烧制的秘色瓷的依据又在哪里？根据文献的记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单位机构等对浙江省上林湖越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晚唐古代时期越窑瓷器的精品，其中相当有一部分跟当时法门寺出土的瓷器相同。
从而证明了后司密窑址是秘色瓷最主要产地之一，也由此也揭开了秘色瓷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关于秘色瓷真正的烧造方法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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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瓷图片及价格
秘色瓷是中国古代越窑名窑中进行朝廷供奉的一种特制的瓷器，简称为“秘瓷”。釉色以及制作工艺那是尤为的保密，独特的釉色瓷就是在其釉中加入了药粉的配方，烧制出的瓷器成色较为的稳定，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其他任何人是没有权利进行使用的。对于见过秘色瓷的人对于它的形容都是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美丽来形容它，可以说它就是千年瓷器研究不透的谜。秘色瓷的特殊就是在于其釉料的生产以及瓷器的外表“如冰”、“似玉”的艺术效果，釉层特别的薄，釉层与胎体之间的结合尤为的牢固，因此成名。
秘色瓷除了配方较为的独特之外，其瓷土、釉色、温度都决定了它最后的成品。秘色瓷釉中相当部分的氧化铁被还原，釉色呈现为较为纯净的青色，而还原气氛较弱的，则呈现为青中泛黄的色调。瓷土的提炼可以达到“玻璃化程度”，专门粉碎、淘洗、腐化、捏练等工艺的过程都是经过层层检验通过的。
釉色上的提纯，主要是除去了釉料中的则是，并且改良了之前的施釉方式，进行了通体施釉以及支钉架器的方法；秘色瓷的烧造是不同直接接触炉火的，通过釉水来进行密封，通过对于炉温的控制，使其呈现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
作为皇家专供的瓷器，除了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还具备非常强的实用性功能，两者之间进行了较好的融合。
“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是来形容秘色瓷的质地及色泽的，从其出土的典型秘色瓷上看，质地细腻的原料以及处理工艺的精湛，其色泽呈现为灰或浅灰色，器型较为的规整，光润度较高。
从五代早期上看，虽是以黄色为主，滋润度以及光润度较高，呈现为半透明状，而青绿的比重则是在晚唐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烧制，黄色烧制量逐渐的减少。对于秘色瓷的造型装饰前期较为的简单，主要是根据皇室对于工匠师的要求进行烧制，有刻花、划花、人物、动物、花卉、鱼虫等出现，内容较为的丰富以及工艺较为的精湛。
作为越窑中专供于皇室的秘色瓷，在其质地以及光润度、色泽的工艺上成就较高，在纹饰造型上看，将生活以及想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烧制量较少，是平民百姓无法得到或亲眼目睹的，足以可见它的地位之高。现今出土的秘色瓷保存较为的完整，以及花纹贴金花鸟等出现仍是非常好的成色，足以可见它的工艺之高。
秘色窑址 秘色瓷
即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的浙江余桃上林湖越窑。秘色之名始见于晚唐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诗》，唐人对此未加注释；南宋赵德麟《侯鲭录》释为：“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简介
所谓"秘色"，据宋人解释是：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控制了越窑窑场，命令这些瓷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所以叫"秘色瓷"。如赵麟在《候鲭录》中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立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谓之秘色"。但有人认为，"秘色"并非神秘之"秘"，也不是统治阶级所专有的意思，而是当时人们对青瓷那种色样之统称，就像晋代称青瓷为缥瓷一样。而日本的古陶瓷研究者认为：秘色即翡色，秘与翡乃一音之转。
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人说是"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从出土的典型的秘色瓷看，其质地细腻原料的处理精细，多呈灰或浅灰色。胎壁较薄，表面光滑，器型规整，施釉均匀。从釉色来说，五代早期仍以黄为主，滋润光泽，呈半透明状；但青绿的比重较晚唐有所增加。其后便以青绿为主，黄色则不多见。
秘色瓷在法门寺地宫未开启之前的今人眼里，一直是个谜。人们只是从记载中知道它是皇家专用之物，由“越窑”特别烧制，从配方、制坯、上釉到烧造整个工艺都是秘不外传的，其色彩只能从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描写中去想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瓷碗、瓷盘、瓷碟，从“地宫宝物帐碑文”中得知，原来它们就是“秘色瓷”!这些秘色瓷色泽绿黄，晶莹润泽，尤其是其中两个银棱秘色瓷碗，高7厘米，口径23．7厘米，碗口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黄色釉，外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银白团花五朵，非常精美。这才让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风采。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廷专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发现有碑文记载证实的最早、最精美的宫廷瓷器。
这些秘色瓷器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
历史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秘色瓷器的研究
关于秘色瓷器在90年代已在各地召开过多次的研讨会，但最有影响应算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不术讨论会》，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在会上发表了《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会议的主要学术观点有9个方面。
1·制品的产地讨论
秘色瓷的产地在何方？这在过去是十分明确的。唐代以来的文献都明白无误的记载了产地在浙江的越窑。自从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有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有的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呷。有的研究者还说，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而这批瓷器很可能产自陕西。但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法门寺秘色瓷产自浙江的越窑，来自陕西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由于经过了各地运到沪地实物的对比研究，因而也获得了不少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会上指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常称为“落灰”），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不少学者通过书面文章和发言，进一步论述了法门寺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烧造的事实，从烧造工艺、制作特点和科学分析多方面加以证论，受到了与会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通过这次会议，上林湖越窑说，可以说已占主导地位，越窑、秘色瓷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说为时不远了。这个事实的出现不是新观点的产生，也不是千百年来“越窑秘色瓷”的文献概念，它是经历了学术界重新研究，讨论后得出的全新概念。
2·秘色瓷器的概念
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瓷的范围有多大？哪些瓷器属于秘色瓷？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是秘色瓷的概念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讨论中，一此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代表的论文和发言，基本上还是按各自习惯理解这一概念。提议较多，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 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越窑瓷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就是越窑瓷。
第二， 秘色瓷专指那种釉色青绿的越窑作品。
第三， 艾色和青绿釉色的越窑作品都是秘色瓷，只要这些作品在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下限以内都可算入。
3·秘字含义的探索
秘色瓷之“秘”究竟含何意？这在过去就存着不同看法，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多了。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撰文或发言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从古文献中关于“秘”字的含义到唐代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从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到法门寺秘色瓷的青绿釉色，论点颇多。有的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有的觉得秘色是一种“香草色”，也有的说秘色实为“碧色”。此外，还有神秘色调和神秘、珍奇和本身色调的混称等等。归同乡会起来，持“香草色”的说者较多；“稀见之色”说者颇有见地；“碧色”之说论据也较充分。总之，对“秘”字含义的认识，集中到一点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指的是釉色，至于究竟属哪一种色调 ，还有待于进一步统一。
4·秘色瓷性质
有关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的问题在会上展开主讨论。法门寺秘色瓷属上林湖越窑焙烧，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唐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是官窑不是贡窑所烧？有的代表回顾以往对越窑官瓷烧造性质研究时，提出了“官窑论”、“官监论”和“官搭论”三种不同观点。也有的代表提出了唐代为贡窑、五代已成为官窑的观点，从政治体制的变更等方面来判断这一窑场的性质的转变。也有的代表认为唐、五代、北宋烧制秘色瓷的窑场不是官窑而是贡窑，因为唐代已明确有贡窑，而五代、北宋秘色瓷窑场很多，慈溪、鄞县、上虞均有，这么多窑场单靠官窑力量创办是不可能的，历代文献也没有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另外，器物本身刻铭表明了其贡窑性质，器物上“官”、“官样“等文字的出现证明了它们不是官窑而是兼烧贡瓷或官用瓷的民窑。还有的不者提出了上林湖贡窑是什么性质，它算不算官窑的问题。有的不对嘉靖《余姚县志》中提到的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说法作了探讨，并对其中关于育龄代是否置官监窑问题提出了质疑。还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宋官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官窑是否在北宋时期的疑问。收于会议主题是越窑秘色瓷，因而官窑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5·秘色瓷烧造上限
有的代表认为，秘色瓷始烧于9世纪50年代之前，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848）一批越窑作品即是这时期的产物。许多代表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为唐咸通十五年（874），而以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前。还有代表从烧成运输等方面推算，法门寺秘色瓷至晚在咸通十三年已经烧在，因而其上限应是咸通十三年（872），有的代表甚至列出了上林湖出土的咸通十三年青瓷残器（在大批匣钵中），从而也得出了法门寺秘色瓷在咸通十三年春天已经烧成的结论。有的代表认为，法门寺秘色瓷的烧造 质量、制作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分批烧成，因而烧制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分。不有的代表把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看成最早的秘色瓷。
6·关于秘色瓷分期
一些代表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下述三种分期：
第一种，越窑青瓷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唐至晚唐是开始时期。第二阶段为9世纪中叶的晚唐至五代，秘色瓷烧于这一时期。第三阶段是吴越降宋以后。
第二种，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法门寺和钱宽墓出土器物为代表。五代为中期，以钱元瓘、钱元玩墓和苏州吴县七子山出土物为代表。北宋肖期至晚期，晚期以宋大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等出土物为代表。
第三种分期分得最细，第一期，唐元和朝（806—820）前后，秘色瓷开始烧造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847—873），其间分两段，大中朝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860—873）段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代表。第三期，光化、天复（898—903）前后，以吴越国钱氏家属墓出土物为代表。五代天福、开运和广顺（936—953）前后。 以文穆王钱元瓘及其次妃吴陪葬品为代表。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976—1003）前后。第五期亦即最后一个时期为咸平至熙宁元年（1003—1068），这一时期是秘色瓷衰落到停烧阶段。
这三种分期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理由，以第三种论据较充分。
7·关于八棱净水瓶
有的学者提出了法门寺八棱瓶是否属于秘色瓷的问题。由于八棱瓶未现其它秘色瓷存放一处，《衣物帐》也未记载，因而不能算作明确的秘色瓷，但肯定是上林湖越窑烧造。曾经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代表则肯定八棱瓶是秘色瓷，由于八棱瓶出土时内装有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一大珠覆盖，这样的陈放式肯定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这件作品符合秘色瓷应具备的式样、釉色、御用等三大基本要素，而且它肯定来自宫廷，因而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来自发掘现场第一手的材料过去鲜有人知，发掘报告也未写明，因而使人们只能从现象上分析。会议期间，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使代表们更进一步掌握了秘色瓷出土的背景材料，从而使原有的观点得到了补充或修正。
还有不少代表认为，法门寺八棱瓶同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那些八棱瓶残器风格相似，有的则认为完全相同，因而肯定是越窑烧造，有的还肯定是同一窑场烧造甚或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的则认为各地出土或传世的八棱瓶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虽可肯定均为越窑烧造仍就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注意区分其不同风格。
8·五代越窑的地位
不少学者提出五代越窑以全国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经过唐代数百年的烧造，五代越窑烧造瓷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所见越窑秘色瓷以五代产品为最佳。由于五代越窑产品质量优异，受其影响，南北各地许多窑场予以仿烧，对这些情况应引起进一步重视。有的代表就五代越窑的烧造和各地发现的仿越窑产品进行了探讨，从工艺上和科学测试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五代越窑烧造技法和对各地青瓷窑业的贡献。
9·秘色瓷质量等级
有的代表提出，历代的秘色瓷应当有一个产品质量和使用等级的问题，因为有是所有秘色瓷都是优质产品，其间也有质次产品，而且不一定所有秘色瓷都是皇帝使用的，这王所用秘色瓷是最上等的质量最高的产品，公侯、贵族的可能差一些，那些质次产品也为一般文人阶层使用。
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
越窑与秘色瓷浅议知识
通常所说的越窑泛指东汉至宋一脉相承的青瓷体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宁波等地，这里原系古越族人居住地，东周时为越国政治中心，唐时称越州，越窑因此得名。 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此后，品质愈发晶莹的越窑备受文人雅士推崇，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的赞誉。晚唐起，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 越窑品种十分丰富，有碗、壶、瓶、罐、盒、罂和雕塑等。同类器皿又有多种制式。以碗为例，分圆口、花口。圆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浅身敞口多见，据考证，当时主要用于喝茶，所以也叫茶盏。花口碗则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厅的晚唐越窑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为器大规整，釉色青黄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显名贵。壶又是一种特色器，形状分盘口、直口、喇叭口，壶身有圆腹、瓜楞形腹、椭圆形腹等。唐代执壶最明显的特点是短直流、小曲柄、体态饱满。晚唐至五代，流与柄相对加长放大，腹体喜作成瓜果形。宋时则形体轻盈秀长，尤其流和柄，几乎高于壶口。细辨这一时期的碗、壶、水盂等造型变化，可发现一些小规律：花口或瓜楞体呈四瓣通常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属宋；直、短流的壶为唐，曲流或长曲流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对较早，玉璧形底足多数属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现了玉环形浅圈足，宋代圈足相对见高见窄。另外，由于叠烧法世袭沿用，鼎盛时期的部分越窑产品依然在器内可见到支烧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窑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内心就有支钉痕16个。这说明，唐末五代的越窑叠烧器皿未必都属粗瓷，收集时当多一份细心。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底蕴十足。最让人梦寐萦绕的是名传久远的秘色瓷。何谓秘色，史说纷纭：艾色；艾青色；色似烟岚。至于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最早提及，却没作具体交代。宋代赵德麟在《侯鲭录》中虽有"今人秘色瓷器，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记载，只比五代"秘色为吴越国钱氏王朝专用瓷"的史录略详尽一点，但仍显含糊笼统。千余年来，对传闻沸沸扬扬的秘色瓷后世人不乏寻找，终因不得要领，以致相见不相识。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的地宫内出土了14件越窑青瓷，在同时出土的《衣物帐》册上意外发现这批青瓷被注明为秘色瓷，才使天下大白。这14件秘色瓷大多呈青绿色，部分是青灰色和青黄色。原来，神乎其神的艾色、艾青色就是越窑司空见惯的基本色调，而秘色瓷的外观除多些花俏外，似乎还缺少些想当然该有的奇诡、新意和让人心颤的恢宏。 秘色瓷，或许因为有太多的扑朔迷离，或者是为了太多的赞不绝口，在已往的1100年里，人们不得不久久怀有一饱眼福的奢望。地藏物的忽然呈现，不知逆反心理使然还是秘色瓷之秘潜藏得实在太深，眼前之物不止今人感到平淡，甚或有一种被愚蒙的感觉。一位坦诚的专家直言道："也可以说法门寺的所谓秘色瓷可能有出自唐代鼎窑者。希望考古工作者，多方采集标本探索之。" 流散物的启示 八棱短颈瓶是笔者幸获的一件五代末越窑产品。同类器见镇江市博物馆有一件，被定名为"五代·越窑八棱盖瓶"，系当地在1980年于宋墓发现的越窑珍品，同时还见诸于其它图册刊录，或称瓶，或称罐，也有的称之为秘色瓷。本文的这件八棱短颈瓶失盖，高14.3厘米，短颈、直口、耸肩、浅圈足，肩塑蛙头状小系。口沿与底边各饰浅刻单线一周，腹体八棱的两侧又竖刻长弧线，整体棱角分明，朴中见秀。此瓶除足端无釉露出致密的浅色灰胎外，通体满釉，釉面晶亮莹澈，色泽青绿温润。这些特点较符合五代上林湖窑体貌。上林湖越窑以质地细密、灰色胎壁较薄著称，上乘之作不仅形体规整轻巧，平静的釉质与胎骨还结合得十分紧密。五代时，素面与刻划工艺并用使器物更具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件棱形瓶的外观在此基础上又别具特色：极薄的釉面虽不见开片，偏带有几丝撩人遐想的牛毛纹；色虽青绿，却又夹些许灰调，并在上下体间微含色泽的交融。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瓶体的八方直壁仅0.2厘米厚。由此反映出的玲珑秀巧和精工细作，可与一些明清时期的精品媲美。 上林湖产品代表了越窑工艺的最高水平，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和北宋"唐民不得用"的贡瓷就出在这里。明嘉靖《余姚县志》云："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并引宋《谈荟》"吴越时越瓷愈精，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对秘色瓷的产地和含义作了诠注。现在，法门寺地宫内的出土物及帐册上的文字已揭开了秘色与秘色瓷的面貌，也为今人寻找地面上的秘色瓷提供了依据。可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秘色瓷的"秘"，陶瓷学界仍未取得一致见解，也不见秘色瓷标准器之研究报告问世。然而历史留下的文字线索颇显清晰，也有助于判断。如： 《十国春秋·吴越武肃王世家》924年记载：宝大元年九月使钱询贡（后）唐……秘色瓷器…… 《十国春秋·吴越文穆王世家》935年：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后）唐……全棱秘色瓷器二百事…… 《宋会要·蕃荑》973年：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惟浚进……全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宋会要·蕃荑》976年：开宝九年六月一日，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吴越钱氏》976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宗即位，……性贡……金银扣器五百事《宋会要·蕃荑》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钱性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 由上不难窥见，同为吴越钱氏王朝贡瓷的越窑瓷，实际上档次分明，或者说品级森严：有通言瓷器和秘色瓷器的越窑器；有简称金扣瓷器的贡瓷；还有直呼全名的全棱秘色瓷器。金扣是一种以金、银包口嵌底或贴面的越瓷，全棱则指盖与身带棱带角或器物通体有角有棱者。无疑这给秘色瓷的定性多了一条佐证。以上数据还可推算出秘色瓷的数量大约占越窑贡品总数不足百分之一，这又是一条线索，即所谓"越瓷愈精，谓之秘色"的精稀程度。从中还可以发现，全棱器、金扣瓷不仅少，还应该是王牌秘色瓷。这样说的另一条理由不很复杂，因为，吴越国为求政治庇护，向有实力的大国进贡越窑青瓷的本身已说明了越瓷地位，而在史籍上能被道明全称的器物，则肯定是一方保平安一方求实惠的交易双方均能视作物有所值者。这一点很重要，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权其轻重的政治行为，于今日则是不能忽视的学术内容之一。 综观越窑八棱短颈瓶，当有理由相信，它的薄胎薄釉、棱形体状及釉质的玻化程度将给秘色瓷的研究带来重要信息。特别是它可观的存世量，短颈八棱瓶目前发现已有3-5件，长颈八棱瓶北京故宫就有2件，足以保证，要不了太久时间，人们一定能从这些古遗存物上截获秘色瓷的全部奥妙。法门寺秘色瓷带来的困惑 已见天日的地宫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献给佛祖的珍贵物品，其中的八棱长颈瓶和二件银棱碗显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当标准器。 八棱长颈瓶陈放于地宫后室第四道门内侧的门坎上，当时，"瓶内装有佛教五彩宝珠29颗，口上置一颗大的水晶宝珠覆盖"。据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考证，"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荼罗坛场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没有被纳入地宫《衣物帐》内。但从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圆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来看，上博研究员陆明华认为"法门寺八棱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规整，釉色清亮，其制作达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我们可以确认，这件八棱长颈瓶造型新颖，形态稳健，釉色晶莹，在碟、碗、盘圆器中不愧为供养重器。 另13件置于地宫中室并用纸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帐》注明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 银棱碗，据考证亦即史载上的"金扣瓷"。这二件银棱碗因年月侵蚀，出土时部分银棱已显剥落，并让人们一目了然它那釉色偏黄的本相。所谓"银棱"，实际上是裹在碗口与圈足上的一层薄薄银箔，此二碗，因碗壁上例外地贴以五朵用金箔和银箔镂刻成金鸟银花的团花纹图案愈显华贵别致。瓷器上采用"髹漆金银平脱"技法作装饰，系汇合古代漆器工艺和唐代金属的"金银平脱"工艺在瓷器上的一种创举，也是目前仅见的绝品。它的制作远比金属件或漆器上的艰难：须在碗壁上将两种互不亲和的物质反复髹漆粘接，直至把金银图案与釉面坚固贴牢，再经修平、推光、研磨等多道工序方成。由于制作难度大又不易保存，髹漆金银瓷器的发现为史说填补了空白。但美中不足，由于二口银棱碗目前仍处在研究和重点保护阶段，实物和图录均未能与公众见面。 遗憾的是，法门寺佛门魂宝自亮相后，代表越窑最高成就的秘色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特别二口银棱碗，其泛黄的釉色，让行家里手皱眉摇头："从银棱漆金平脱碗银棱的脱落处，可以看到，其釉面偏黄，说明当时秘色瓷烧造过程中仍有不足，对此两件秘色瓷采取其他的装饰方法补救"。一度给人无限憧憬的秘色瓷，又以弱还原气氛所特有的青黄面目，让人们沮丧无比。 倘若，釉色偏黄果真是一种缺陷，情急之下一时又找不到替代物，那么，金银其外，败色其中，出于无奈，这也符合逻辑。可是，用心细想觉得并无此种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视为越窑正宗呈色的青绿色、湖绿色，从两晋起已为数不少，如两晋越窑鸡首壶、东晋越窑褐斑蛙樽、南朝越窑刻花莲瓣罐皆有目共睹，唐代就更普遍了。何故"置官监窑"后的"秘色"反倒逊于民间瓷，合格品少到了乃至皇上也陷入"以次充好"的尴尬境地？尤其在长达一年的佛骨迎奉筹备期间竟没能烧出二件釉色不黄的贡瓷补数。其二，法门寺地宫系李唐皇室供养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圣地，自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后再未开启过。据记载，地宫内绝大多数珍宝属懿、僖二宗供奉，其中一件錾刻"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字样的银薰炉重三百八十两；许多器件乃系皇帝随身携带的心爱物，并刻有僖宗当太子前的名谓。很难想象，为几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欺世盗名，徒冒天下大不韪。其三，色彩喜恶多与个人美学理念与素养有关，同时还受所处时代和环境制约，譬如南宋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古人崇粉，今人重梅，不尽相同。以天青色为基调的宋官窑而言，在烧造的200年过程中有月白、翠青、油灰、粉青、灰青之别，这些釉色各领风骚，不惟讨得历代帝王关爱，也簇汇成一组庞大的"官釉"系列。有滋有味品出高低的是现代人，确切地说，是受近代价值观左右，况且又只在乎于一、二种"颜色"，谈不上美学。因而，现代的"烧造不足"和"釉面偏黄"之说，尽管在测试手段上不可否认是科学和进步的，于色彩认同上很可能属一种自以为是的一厢情愿。进而再时光倒流至唐代，认定采取了"装饰方法补救"，则有悖于历史，也有失于公正。唐代，重豪华，嗜金银，人所共知。以重彩装扮供奉物，作为皇家，实在太自然了。 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被我们忽视了。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712年），诏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古现瓷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从这则资料推断，唐代，瓷器在"始尚"之初由于在人们概念中不如金属器来得贵重，尤其唐代上层部分人士仍比较看重并习惯使用金银铜器，导致瓷器的实际应用在开初阶段并不顺利，也无法与贵金属抗衡。因此，秘色瓷的造型模仿金银器，称谓冠金银名，甚至不惜用金银作装饰在当时就有了必要，连釉色也趋于"金銮殿"（首创于唐代大明宫）之偏黄重彩。所以秘色瓷的釉色，反映出唐人独特的审美取向。 被错解的唐代证词 最早提到"秘色"一词的是晚唐诗人陆龟蒙（？-881年）。在题为《秘色越器》的诗篇中他吟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词意中我们感受到，秘色很美，宛如远山秋色，充满绿意野趣。可惜，这首诗，任凭众人解读千百回，每每提取的仅"秘色"与"翠色 "几个字。于是，顶顶要紧的深秋季节"越窑开"时"千峰翠色来"的无限美景，在年代久远的回荡声中被彻底误解，最终，"秘色越器"的"千峰翠色"便心安理得地成了今日孤零零的一片翠色和一汪春水。 陆龟蒙万万没有料到，他一个不留神，竟把人们引入了湖边一隅。倘若他意识到"秘色越器"词句将万世传诵并被陶瓷学界广泛引证为据，想来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在当初附上一注的，这样，大可引得人们如同领略画家笔下"横看成岭侧成峰"一般，来读懂他诗意中气象在众多赞赏越瓯的唐代吟赋中，被誉为"茶神"的陆羽（733-约804年）所著《茶经》当数份量最重，评价最透彻。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又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平心而论，陆羽的识鉴恰到好处。他对瓷业很在行，一口气点出7个窑口。也精于此道，在将鼎窑与越窑作了区别之后，又单单列举出白瓷表率者的邢窑与青瓷领头羊的越窑作强强比较，这和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之说不谋而合。但是，凭着直觉，陆羽更爱越瓷。爱在什么地方？陆羽说：在釉质，在光泽，在呈色上，即"类玉"、"类冰"、"青而茶色绿"。陆羽的比喻实在精到无比。由几把泥土化作的青色结晶上竟拥有天地间三宝：它滋润绚丽像块美玉；又晶莹可鉴赛过薄冰；间或还伴有透心凉爽秀色可餐的青绿。而这等美瓷，视作通灵宝物，言为秘色瓷器，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可惜，秘色瓷这个新名词的发明权不属于陆羽，这已是稍稍以后的事情了，尽管当时陆羽上手的分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越州精品，亦即后来所谓的"秘色越器"。 生卒年月先于陆龟蒙的陆羽，堪称"瓷神"。试想，在交通不便，资料匮乏的中古时期，一个能以独到见地对跨度为现时六省所辖窑口的各式瓷"瓯"作出旷世评价的，不属"鉴赏家"、 "瓷神"一类人物，又该作何论？可是，陆羽注定只能是"茶神"，我们也注定要在"秘色"上转圈圈一千年。即便他近乎天使般神觉的"类冰"、"类玉"词，已采用了可见深度和富有思维形象的字眼予以充分表述，而且他概括为主要特征的"类冰类玉"四个汉字，也世世代代地被人们无处不至地引用。然而，人们终究没能把陆羽的"类玉类冰"句与"秘色瓷"特性予以真正的划时代联结。于是，自打把诗人眼见之色与鉴赏家手中之物统统错觉错位的一刻起，世人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之中。 有关秘色瓷始烧年代，以前有二种说法。一为五代之说。这一观点，所依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及曾嵫《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解释，长期以来被明清两代专家学者普遍认同并成为陶瓷学界主流。至1982年，新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仍以该观点为说，是因为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瓷均翔实地反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内，这为史证。尔后，"近二十年来，这类越窑青瓷在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不少，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鲳墓、施家山钱元鲳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中国陶瓷史》），这为实证。故"五代始烧秘色瓷 "之说在法门寺发掘前，基本上令当今陶瓷学界深信不疑。一为晚唐之说。由于此说历来缺乏较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强有力的发掘实证，持这一观点者主要以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寅在篇名中有"秘色"一词固守阵地。该观点虽不乏飘缈，却亦先知先觉。及法门寺地宫藏物发现，"秘色瓷始烧于晚唐"之说终在1995年初于上海举行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众专家学者基本赞同。 笔者认为，秘色瓷的创烧年代尚可再早些，应当追溯至陆羽中晚年所处的时代，即八世纪末的中唐晚期。理由是陆羽记入《茶经》的"类玉、类冰、瓷青而茶色绿"之越瓯，实际上是一种地道的秘色瓷。 笔者还以为，秘色瓷的"秘"，渊源于烧窑上的厘钵单件装烧工艺，并非色之纯粹。秘色瓷的色，色彩纷呈各显其妙，只在某些情况下，才显示真"秘"，那也属"天成"之趣，即窑技上的"奇诡"。 万新的千重色度。其结果，自然就会大不一样。
秘色窑 中国瓷器鼻祖
我国真正瓷器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越窑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所在地主要在浙江上虞、慈溪、宁波一带。越窑开启了中国瓷器烧制的篇章，堪称中国瓷器的鼻祖。
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期，人们将上品越窑称之为“秘色瓷”。故宫博物院目前就有一件五彩越窑秘色青瓷洗，唐代诗人陆龟蒙便写下了“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大力赞誉越窑秘色瓷，以“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烧制完成，窑口一打开，窑中堆叠起来的青瓷，就如同层层叠叠的翠色山峰一般引入眼帘。足以见得，唐代老百姓对越窑秘色瓷深深的喜爱。在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是一种高级瓷器，当时只有上层阶级能够使用。五代吴越把越窑秘色瓷作为贡品献给北方的国家，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吴越王钱弘俶就曾经向宋太祖和宋太祖进贡了大量越窑秘色瓷，多达十四万件。在宋太宗时期，还进贡了金装定器两千事。因此，在大宋开国初期，越窑秘色瓷就已经被当作宫廷中被使用的器皿了。而在众多绚烂多彩的越窑珍品里，秘色瓷绝对是最夺目的一朵奇葩。但是作为宫廷御用品，在之前很少有人领略过它真正的风采，直到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陕西宝鸡法门寺坍塌之后的第五年，我国文物部门终于决定拆除全塔，也就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有幸一睹越窑秘色瓷的真容。
法门寺一共出土了十四件秘色窑，在二零一三年的时候，其中的一件秘色窑在浙江展出，瓷器收藏爱好者争先恐后前去参观，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秘色窑的颜色比较素，但是却给人一种大气规整的感觉，施以釉色犹如碧玉一般晶莹剔透，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是非常难得的，足以见得当时工艺水平的高超。
乾隆皇帝对越窑秘色瓷极为推崇，曾经作下“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这样的诗句高度赞美越窑秘色瓷。玩瓷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烧制瓷器一般都是用瓷土做一个匣钵，然后将瓷器放入匣钵里面闷熟，而越窑的匣钵是特制的，就相当于是一件瓷器，因此，它的成本相当于平常瓷器的两倍，甚至是三倍，所以秘色窑的贵重性不言而喻。
“祭红”与“秘色”
清乾隆皇帝是位杰出的艺术品鉴赏家，他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赞美“霁红”云：“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由此可见，“霁红”的色泽不同寻常。
“霁红”别名“祭红”，又名“宝石红”，俗称“人造红宝石”。“祭红”一词的由来，缘于一个故事。在明代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偶遇一件白瓷，发现白瓷的釉面被染成红色，且色泽鲜艳夺目。于是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立即烧制这种红色釉瓷器。然而，要想烧出纯正的红釉异常艰难。正当窑匠们屡烧不成、一筹莫展、大祸就要临头之时，一位窑匠的女儿在梦中得到神仙指点，只要她投身到熊熊烈火的窑炉之中，以血染釉便可烧成。于是她便舍命入窑，从而满窑瓷器的釉面皆呈红色。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制瓷业献身的烈女，特把宣德时期的“红色宝石釉”命名为“祭红”。
而“秘色”之名，则是当时诗人叙述特色釉的“潜台词”。“秘色”一词的由来，既符合逻辑，也可进行重复性试验予以求证。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中的“九秋风露”与“千峰翠色”是因果关系。进一步说，当初越窑工匠是采用“秋露”湿润的松木柴作燃料，才烧成“翠色”的。“夺”字则点明烧成“翠色”犹如“夺隘攻关”之难。“千峰”的意思，完全与“一窑博烧百不同”雷同。陆羽《茶经》中所说的“越瓷类玉”，指的是“秘色越器”外表的“翠色宝石釉”；“越瓷类冰”则是指“秘色越器”内壁的“无色透明玻璃釉”。
“祭红”与“秘色”两者釉的质地，既非“石灰釉”，也不是钾钠含量较多的“石灰碱釉”，而是以石英为“骨架”、釉厚如脂、宝光内蕴的“宝石釉”。
“祭红”与“秘色”的烧成温度、烧窑工艺、所用燃料（松木柴）、窑内气氛（强还原焰）等条件基本相同。就“祭红”与“秘色”的差别而言，可谓“一色之差”，即前者是红色，后者是翠色。换句话说，“祭红”的呈色剂是氧化铜；“秘色”的呈色剂则是氧化铁。
【陶瓷文化】秘色瓷
越窑青瓷中的特殊品种。“秘色”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以后在有关杂史、诗文、笔记中屡有出现。如五代徐夤诗《贡余秘色条盏》、宋人曾造的《高斋漫录》、周辉的《清波杂志》、赵令畤的《侯鲭录》、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叶寘的《坦斋笔衡》、庄季裕的《鸡肋篇》、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由于记述不—，后人对“秘色”一词的理解产生分歧，莫衷一是。随着陶瓷考古的不断深入，今人对秘色瓷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中有14件越窑青瓷，同出的刊刻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称这类瓷器为“瓷秘色”，遂揭开了“秘色瓷”的真面目。这批瓷器中有一件青釉八棱瓶，其造型、釉色与1956年西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淑尊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八棱瓶相似。1954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调查浙江省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时，曾采集到同类八棱瓶残片、由此可推断、秘色瓷始烧于唐咸通年间，其产地为上林湖越窑，在唐代系指越窑青瓷中的精品。至于五代吴越国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来看，应为专供贵族、官僚使用，由官府监制的越窑贡品。宋中期以后的秘色瓷，从文献记载分析，泛指类似越窑的青瓷。（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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