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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

官窑

古代官窑瓷器 官窑瓷器鉴别 明代官窑瓷器鉴别

2020-03-16

古代官窑瓷器。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由官府直接经营,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代《事物绀珠》、《留留青》因袭此说。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官窑知识:浅析宋代官窑真假

【南宋官窑】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又称南宋官窑。此官窑瓷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釉面乳浊,多开片,称为“蟹爪纹”,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足上却偏赤铁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

器型除碗、盘、碟、洗等日用器皿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用礼器。

注:图为官窑贯耳瓶(宋)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公元8世纪--14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wwW.tAOCi52.Com

明代(公元14世纪--17世纪)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也称景德镇御窑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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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窑


一、南宋官窑的历史演变

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 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温州、婺州(今金年)、处州(今丽水)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 "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 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就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 于修内司,造青器, 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 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 址的两 种称谓,这也有特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二、南宋官窑瓷的特点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描述官窑瓷器说:"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 紫口铁足"。明人高濂在《遵生安笺》里进一步说明杭州官窑青瓷的特征是"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 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 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还有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作为宫迁陈设用品;郊坛官窑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 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 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份的黑铁色了,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 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由于机会不多,较为特殊。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它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发生裂纹,但我们的祖先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美,作为装饰瓷釉的特殊手段,使这种釉面纹路通过工艺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形成纹片碎路,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经过人工染色,从而达到所谓"金丝铁线"的艺术效果。 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如尊、壶、琮、炉、瓶、碗、碟、洗样样都有。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体积不大。但是它所表现的气度,却仍然不可漠视。 南宋官窑青瓷,主要表现的不是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 官窑所烧的都是宫廷御用器,因此,要求制作都尽量完美,早期作品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盘洗等器一般都以支钉装烧,唯支钉较汝州官窑为大且粗,数目甚至有多达二十枚者。晚期,则多以垫托垫烧,虽然是底留下一道无釉的痕迹,但涂上一层铁质护胎浆成"铁足",使制品更富特色。 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而且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卓越的贡献。 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较少。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以2500万港币拍买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创造了中国古陶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三、 南宋官窑瓷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 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杭州瓷厂承担了研试任务,1978年,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功。1986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成立。同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 近年来,杭州瓷厂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仿制的南宋官窑,不但继承了原有的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以造型见长之三大优点,而且又发展了刻、画、浮雕、堆塑与釉色结合等多种装饰工艺,丰富了造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在一九八七年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评比中,仿南宋官窑菊瓣碗,双弘贯耳瓶、果盘、葵口碗等十九件(套),新研制的十二锦瓶现代造型在全国同行产品质量评比中夺魁。荣获一九八七年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一九八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荣获银牌奖。

雍正官窑瓷器


出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的清世宗雍正帝,名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于1723年登基,在位十三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故世,享年58岁,葬于清西陵(今河北易县),陵丝名泰陵。

清雍正 粉青釉贴花双龙盘口尊

雍正皂帝是一位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关于他的评价,在正史与野史里,往往呈现出非常极端的描述。正面的评论,说他勇于革新、勤于政事、澄清吏治、稳定统治、国库充盈,是“康乾盛世”的主要奠基人;反面的评论,则说他性情残暴,喜怒无常、迷信神仙、刚愎自用,是个虚伪而寡情薄义的暴君。但是雍正帝在艺术方面的品味和成就,却得到了后世的一致赞赏。雍正官窑瓷器被誉为是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的杰作,历来受到收藏家们的热烈追求,也是拍卖会上最受瞩目的品类之一。本文试从雍止帝生活起居与性情爱好等方面来探讨所谓的雍正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呈现。

文雅精细——雍正瓷

艺术风格的概括

雍正官窑瓷器向来以精细的品质与优雅的纹饰风格著称于世,在刚猛雄健的康熙瓷与瑰丽繁富的乾隆瓷之间,它总是显得造型优雅、玲珑秀美、绘染细腻、赋彩清丽,富有一种恬淡宁静之美。随着近来《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全面公布,使得我们能从大最详细记载的作品中,逐个仔细剖析维正帝对造办处承造器物的具体要求和审美标准。

养心殿造办处始创于康熙初年,聚集了全国精选出来的最好的匠师,选用最好的物料,专门负责为内府制作各式器物。由于是皇帝身边的作坊,所以皇帝自然对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有着非常具体的主导性要求和意见,并一一仔细地登记在《活计档》的流水帐中,这些记录生动而鲜明地体现出皇帝本人的性格爱好、艺术品味与审美标准。有学者专门梳理出雍正年间《活计档》中的制作记录,再与传世的器物作仔细比对,从而总结出“文雅精细”的整体艺术风格。

清雍正 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 (一对)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记事录》:“朕从前著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六年二月十七目《珐琅作》:“尔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实物要精心细致,其花样著贺金昆画。”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记事录》:“郎中海望奉旨:尔将各样款式水盛,或腰圆形、半璧形酌量做术样几件,或黄釉,或霁红釉务要精细,每样烧几件。”

《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十年闰月二十七日《流水档记事录》:“著年希尧做些香几及小炕案;香几胎骨要轻妙,款式要文雅;小炕案胎骨要醇厚,款式亦要文雅。” 从这些随手拈来的档案记录里,可以看出雍正帝不但对器物制作的整体艺术效果和风格极其重视,要求符合“内廷恭造之式”,更反复强调“精细”“文雅”的原则,有时甚至亲自关心到每一件器物具体的样式与颜色。试想,造办处所承造的内府各种物品何止千万,而雍正帝这种对区区用具器物的讲究用心与认真执着,实在是远远超出了一个统治万民的帝王所应该孜孜不倦的范围。深究其原因,无非是源自雍正帝本人对于艺术与美的认知与热爱。

恬澹悦心——徜徉在 皇家园林中的文人情怀

雍正帝个人对于美的理解与追求,成为了此时宫廷器物的主要制作与审美标准。他的这种独特而强烈的艺术品味,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教育环境中培养形成的。

雍正帝胤稹,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受封为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才登基为皇帝,此时他已经45岁。大清朝虽是满族政权,但康熙帝特别重视皇子们从小的儒家思想教育,“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具已诵习”。故在幼年时,雍正帝就已经接受了非常严格的汉人传统教育,这种优良的正统教育基础,是形成雍正帝日后的思想情操的重要组成部分。

雍正帝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在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度过。他之所以能够最终脱颖而出,与他的冷静缜密的心机很有关系。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储位斗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皇太子允初乃两次的废立,已使康熙帝焦头烂额,失望不已;然而此时的皇四子胤稹,却有意远离斗争,对帝王之位的向往深藏不露,躲在北京城西北郊康熙帝赏赐给他的圆明园中读书,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的富贵闲人。制作于此时的《雍亲王朗吟阁图像》轴,就是年轻的皇四子沉浸在仙境般的圆明园中的真实写照,画中幽静的亭廊、茂滋的树木、闲适的仙鹤、安详的麇鹿,乃至身后两个肃穆的伺童,都烘托出窗后的主人安然自在的神态。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

《悦心集》也是一本反映雍正帝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状态的产物。有感深处在储位争夺的旋涡中心,雍正却刻意把圆明园经营得“如佛地,同仙岛”,并在此“阅六经,礼三宝,任春秋,随晚早,不拘束,无烦恼,奉天时,养吾老”,他采集摘录了很多高贤雅士、文人墨客的绝妙佳句,借以抒发和寄寓他的心情与精神追求。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刻成书的《悦心集》中可以看出,有关归隐逍遥、寄情山水、优游花间的名篇佳作,占到了全书总数的51%之多,包括白居易的《池上篇》、僧明本的《幽居自适》、罗大经的《山居述事》、邵雍的《思山吟》等。这些文章中所推崇和追求的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境界、生活态度与审美意趣,在雍正帝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Ⅸ山居自怡》诗中写道:“生平耽静僻,每爱住深山。百卉从荣谢,双丸任往还。朝廷容懒慢,天地许清闲。睡起三竿日,仙踪似可攀。”这种发自内心的对闲适与幽静的向往与喜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对他日后的艺术品位的修养与艺术形式的偏好有着重要的影响。

《雍正皇帝行乐图》局部

由宫廷画家精心绘制的多种《雍正皇帝行乐图》,更是《悦心集》中推崇的理想追求的具体呈现。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色中,雍正帝清流濯足、看云观山、观花听鹂、沿湖漫步、水畔闲坐、岸边独酌、临窗赏荷、停舟待月、乘槎升仙、园中折桂、采菊东篱、披风松下、松涧鼓琴、书斋写经、围炉观书、寒江垂钓。画中的雍正帝仿如一个隐士,或处身华丽的宫廷居室中,或徘徊幽深的山涧草木中,皆衣着普通、踽踽独行,根本没有前呼后拥、权臣围绕的帝王排场,完全沉缅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凸现出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独有的精神上的孤傲与卓然独立的气质。这些行乐图大多没有装裱,可能很少张挂出来,完伞是用于雍正帝本人的自娱自乐,所以更能直接体现出主人公最私密的意识思想与理想追求。在《书斋写经》与《围炉观书》两幅画中,背景是华丽的斋室,陈列着各式古鼎彝器、珍瓷宝玩、宁画手卷与小松舷景,这些精心绘写的背景器物也暗示了主人卓越不凡的岂术品位与清丽高雅的审美情趣。另有一张《清流濯足》,雍正帝身着渔夫装,闲适地一一人垂钓,两只脚自然随意地勾结在一起,生动而有趣,这与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五彩碗(见上页右下图)上的纹样如出一辙,碗上的渔夫也是悠然自得的神态,两只脚的画法与行乐图巾的雍正帝一样,蔚然成趣。

涵养—心—共冶—炉的修持

除了从小就熟读汉人的儒家经典外,雍正帝也喜读释典,一生好谈佛法,自比“释主”,为皇子时就在王府内举行法会,修炼禅定和密宗佛法,曾经得到过禅定大师迦陵性音、弘素和章嘉二世的指点,佛学的修为很深。《啸亭杂录》中说:“(雍正帝)善禅机。宪皇旧邸与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颇通释理。”在《雍正皇帝行乐图》中就有。开描绘雍正帝身着喇嘛衣帽,在洞石后端坐念经修持的形象。除佛教外,雍正帝也是清朝诸帝中崇奉道教最为突出的一个,敞宫珍藏另有一幅《胤稹道装双圆一气图像》轴,描绘的就是身着道装的雍正帝与道士炼丹的场面。清官档案中也有很多雍正帝参与道教活动的记载,他甚至招道士人宫,在圆明园建炉炼丹,并亲自服用丹药,以致有史学家推测雍正帝的暴卒正是与过量服食丹药有关。有关佛教与道教的纹样图案的瓷器也在此时非常流行,如这对典型的雍正官窑浅碗,莲花托着梵文真言,可能用于宗教仪式或赏赐高僧。

雍正帝御宝白玉九螭钮方玺

“孔门之春风沂水,仙家之吸露飨霞,如来之慧雨香花,以及先儒之霁风光月、天根月窟。其理同,其旨趣何弗同也?”(雍正《悦心集序》)雍正帝的这种洞察,正是对儒、释、道三家“涵养一心”的参悟,可见他的修为到了很高的境界,而心性的修持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宁静、恬淡上的性情上。认真执着的修行,自然需要一处安详宁静的修行场所,所以雍正帝对于起居厅堂居室的要求自然非常高,甚至延伸到室内的陈设器物,也必须符合整体的特点,而享负盛名的雍正窑单色釉瓷器,即完全体现出这种纯粹、高雅、修洁与宁静的内敛之美,这正是雍正帝这种卓越的宙姜意趣和追求下的产物

祥瑞符应——祥花瑞草中的盛世

从残酷的帝位争斗中脱颖而出,最终坐上了这个宝座,雍正帝可算是历经了无数的腥风血雨,而在即位之初,朝野就流传着各种关于那场惊心动魄的宫闱之变的传说,所以雍正帝迫切地需要向天下臣民证叫他得位的正统性。而向子民们昭示的最佳方式,就是报道各地发现的祥瑞符应,以证明他的帝位是得自上天祖宗皇考的保佑,是王道贤明、盛世来临的征兆。于是乎,来自各地方大臣呈报的各种奇异的灵异现象像雪片般飞往皇宫,嘉禾瑞谷、珍禽灵兽、黄河澄清、天降甘露等等,接踵而来的呈报都得到了雍正帝亲自用心的朱砂批谕,而这些祥瑞的事物自然成为了很多宫廷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灵芝,就是雍正瓷器上最常见的祥瑞物之一。据《孝经·援神契》载:“王者,德至草木则芝草生。”《瑞应图》日:“芝英者,王者有道则生。”它的出现,象征了天应人愿、君主贤明、德政仁行的盛世,故一直得到朝廷上下的重视。

清雍正 御制黄杨木雕“灵芝”如意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二十二日,有大臣奏报,在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寝陵——景陵宝城生五色瑞芝五本;雍正七年(1729年),景陵圣德神功碑勒石告成,十月初五日,领伺卫内人臣尚崇虞奏报,景陵碑亭仪树之右又生灵芝一本;雍正十年(1732年)九月初四日,清军进攻准格尔的光显寺之战大获胜利,马兰镇中军游击闫英禀报景陵后昌瑞山再产灵芝九本。这些报道传到雍正帝那里,得到了他格外的重视与仔细的批奏,成为他向世人昭示贤明威武、上苍感应、先祖庇佑的直接证据。如此一来,灵芝自然成为雍正朝宫廷艺术作品上最热衷的创作题材之一,甚至连时值22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在“雍正十年十月十七日,敬观景陵宝城山上所产石芝一本,彩芝四本,忻兹上瑞,恭绘为图”,可见一斑。北京私人珍藏的一件绘工精美的斗彩碗,其高雅的纹样就是以灵芝为主,显示出清丽祥瑞的宫廷风格。

慕古思幽——锲而不舍的 复古精神

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与大卫德基金会分别珍藏着一个异常珍贵的手卷,那就是雍正年间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的《古玩图》,上面是雍正帝珍藏的无数上古青铜彝器和前朝宝器珍玩,俨然一幅栩栩如生的珍藏品图鉴,真实地说明了雍正帝对古物的倾心与爱慕。仿古,是康雍乾三代艺术作品中最重要和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无论是在材质上、造型上还是风格上,三代的匠师们皆倾尽全力仿造,诸如铜器、漆器、瓷器等等,皆达到了形神皆妙的地步,但是若论深层的艺术内涵与美学意趣的表达,则非雍正瓷莫属,真正达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的《陶成纪事碑》中记录了仿古创新的釉色品种达到57种之多,可见盛况空前。宋代五大名窑与明三代永宣成的器物,成为此时仿制的主要对象,而论艺术成就最高者,个人认为应该是雍正窑仿成化瓷。两位皇帝在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趣偏好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成化瓷以精美的品质和天真率意的稚趣闻名于世,它的简单而优雅的美学意识,在雍正瓷上得到了更深一步的诠释与表达,两者在玲珑秀美、优雅迷人的艺术气质上不相上下,但雍正瓷则更注重“内廷恭造”的形式,富有一种成熟端庄的宫廷艺术美。

青花缠枝花卉纹宫碗是成化窑的代表性杰作之一,曼妙而优雅的花卉纹,在雍正的版本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精致的釉水与淡雅的发色依旧,与成化器几乎难分难解,但是枝叶的放置显得更讲究,从容而富有韵律感。这就是雍正瓷器的特点,在刻意仿古的前提下,仍然巧妙地保持了本朝的宫廷艺术特色,但整体艺术风貌仍然是高度的和谐,在极其细致的线条与装饰手法上,利用卓越的窑烧技术营造了一种独有而微妙的、耐人寻味的“雍正味道”。

结论

雍正帝从小就接受了严谨完善的传统教育,他的青壮年时期是在景色优美的圆明园中度过的,他在此读书、游玩、谈佛、修禅,薰养出了性好恬静、闲适的思想与性情,这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境界与追求的心性,使雍正帝在指导和监督宫廷艺术品时,呈现出一种精细文雅、玲珑秀美的艺术特质,也成为此时艺术创作的主要风格导向与审美旨趣。

中华名窑-官窑


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 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京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

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徽宗在汴京(即今河南开封)建窑烧制御用瓷器,命名为官窑。汴京官窑瓷器胎质细腻,胎釉都纤薄如纸,釉色有粉红、月白、大绿、灰油等。器形有鼎炉、葱管、空足、冲耳、乳炉、贯耳、壶环、耳壶、尊等及一些仿古铜器。不久,由于金兵入侵,汴京被破,官窑也随之终结。

南宋时在今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郊坛另设新窑,称"郊坛下官窑"。此官窑瓷器胎为黑、深灰、浅灰、米黄色等,有厚薄之分,胎质细腻。釉面乳浊,多开片,称为"蟹爪纹",釉色有粉青、淡青、灰青、月白、米黄等。因器口中施釉稀薄,微露紫色,足上却偏赤铁色,故有"紫口铁足"之称。

器型除碗、盘、碟、洗等日用器皿外,还有仿商周青铜器的尊、鼎、炉、觚等陈设瓷和祭祀礼器。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其器物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且呈黑色,釉为淡青色,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着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南宋官窑概述


南宋官窑包括修内司官窑和郊下坛官窑。修内司官窑在前而郊坛下官窑在后。《宋史,高宗本纪》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转辗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8年,(1138年)才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间经过13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7年)。建炎3年(1129年)建修内司官窑,绍兴13年(1143年)建郊坛下窑。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云: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有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可惜的是修内司窑址至今未能找到,这好是官窑在废弃时作毁灭痕迹的证明。郊坛窑的窑址在杭州杭州市郊乌龟山一带,在20世纪初就被发现。发掘证明郊坛窑的器物分两类大类,一类为生活用瓷,一类为陈设瓷。1995年4月14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官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和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官窑的存在和遗址所在地。作者据文献 记载的修内司窑所在地,杭州市内古通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藏物完全一致。于是可以认为南宋官窑包括修内司和郊坛下窑。修内司在前,郊坛窑在后。修内司器物精美,而郊坛下则较为粗劣。

简介

南宋官窑是“袭故京遗制”移地于南方继续生产,开始于绍兴13年,却连续生产了130、140年的优质瓷,前后映辉,为中国奠下了制瓷王国的美名,千多年以来,被举世认为宋瓷是艺术性最高的时代。它通过细致纯熟的工艺,将流畅简练的造型和精光内蕴的釉色和谐统一在一起,代表着800年前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也是南宋时期发达的科技文化真实的写照。由于它产量有限,传世甚少,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瑰宝,闻名于世。而与南宋官窑的知名度不相适应是关于它近乎零星的史料记载,让今人觉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因此,南宋官窑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一项令人瞩目的重要课题。

详述

南宋官窑,开始于绍兴13年。是由皇家自己投资,并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建立的制瓷窑场。宋朝以后的官窑,则是国家机构的官府投资建立的制瓷窑场。民窑,是百姓投资建立的窑场。官窑与民窑的根本区别是窑场的所有权属性,而不是产品的形状和产品的归属对象。

官窑瓷器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在官窑中烧造出来的瓷器,这是完全意义的官窑瓷器;另一种是在官窑建立以前,由官方出具设计样式,规定质量标准和数量要求,并由宫廷太监专门监制、督造,在民窑中烧制好后,经过挑选,上品供应御用,中品供应宫廷用瓷和外交用瓷以及赏赐有功大臣,下品配发给地方官府作为公用。后者并非官窑中生产,所带“官窑”二字,与窑场的所有权不符。村夫认为,此类瓷器冠以“官用型瓷器”的名称比较准确一些。

另外,由民间自己设计烧制的精美瓷器被皇家所采用,只能叫做贡瓷,不能称为官窑瓷。其中,专门为皇帝烧制的瓷器叫贡御瓷器,而为宫廷陈设和皇室成员烧制的瓷器,就只能称为贡瓷,不应称为贡御瓷。 宋朝官窑遗留给后世的问题很多,比如“汝官窑”、“汴京官窑”和“郊坛官窑”的概念是否正确的问题,贡御汝窑烧造的时间是宋神宗时期还是宋徽宗时期的问题,南宋修内司建立的“新窑”和“旧窑”的关系问题,龙泉官用型黑胎青瓷是贡瓷还是仿官窑瓷的问题,《坦斋笔衡》中“故京遗制”的含义和“置窑于修内司”问题等等。

南宋的官窑都是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创建、由窑务机构或者是修内司机构中的宦官进行监督管理的,它和明清时期派遣朝廷命官督造官窑瓷器是不同的。因此,宋朝的官窑,是特指皇家内宫出资派人建立的、具有皇家独立自建性质的制瓷窑场。

历史演变

宋代(北宋960-1126,南宋1127-1280年)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 江南一带由于其富庶的地理条件和以外贸易的发展,已形成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又是最大的消费城市。还有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处州(今丽水)、温州、婺州(今金华)等地,这些市镇,历史悠久,瓷业甚为发达,既是瓷器生产中心,又是瓷器消费市场和销售集散地。越瓷、婺州窑瓷、龙泉青瓷已久负盛名,各树一帜。 "靖康之难",标志着北宋五朝的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廷。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 据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就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 于修内司,造青器, 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沏,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后人研究都多以此为考证。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 据浙江省文管会1956年所发掘出来的一座南宋乌龟山窑址已确认了郊坛官窑的存在。但文献所指的"修内司"官窑址迄今未发现,有考古专家提出,抑或是它和郊坛下仅是一处窑 址的两 种称谓,这也有特研究与考古发现的印证。

特点

总述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描述官窑瓷器说:"官窑瓷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 紫口铁足"。明人高濂在《遵生安笺》里进一步说明杭州官窑青瓷的特征是"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之下也。" 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还有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作为宫迁陈设用品;郊坛官窑遗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特征与历代文献记述相符合。

纹层:南宋官窑瓷多有纹片,有大小开片,亦称文武片。纹片有疏有密,有深有浅,以冰裂纹等大纹层为主,所谓"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一般,层层而下,多角形的开片,显白色的纹路,由于机会不多,较为特殊。釉面出现的纹片原是一种缺陷,它由于制作过程中工艺处理不当,胎釉膨胀系数相差过大,使釉面发生裂纹,但我们的祖先巧妙地利用这种缺陷美,作为装饰瓷釉的特殊手段,使这种釉面纹路通过工艺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形成纹片碎路,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经过人工染色,从而达到所谓"金丝铁线"的艺术效果。 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以陈设用瓷为主,有文房用具,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如尊、壶、琮、炉、瓶、碗、碟、洗样样都有。器型多仿自周、汉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体积不大。但是它所表现的气度,却仍然不可漠视。

色泽: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粉青色、依色谱的颜色分,是极浅的蓝绿色,但也有以灰色绿色、黄绿色色调为主的。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和釉层丰厚的多次釉,在质感上追求璞玉的效果。 南宋官窑瓷的胎土有黑褐色、灰褐色、灰色及红褐色等,但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胎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釉向下流,因而造成口棱部釉薄,而显现了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份的黑铁色了,南宋官窑的釉极厚,故便有"原釉薄胎"之说法。

风格:南宋官窑青瓷,主要表现的不是在它的装饰,而在它本身如玉泉般的、庄重的、典雅的、神秘的自然美。在艺术风格上以釉色取胜,以造型见长,以纹片著称,这些制品反映出东方民族谆厚朴实,崇高古雅的独特艺术风格。 官窑所烧的都是宫廷御用器,因此,要求制作都尽量完美,早期作品为了使器身全部敷釉,盘洗等器一般都以支钉装烧,唯支钉较汝州官窑为大且粗,数目甚至有多达二十枚者。晚期,则多以垫托垫烧,虽然是底留下一道无釉的痕迹,但涂上一层铁质护胎浆成"铁足",使制品更富特色。

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釉面莹沏,造型精巧之精华。北艺南技的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而且对世界文化艺术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卓越的贡献。 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传世珍品较少。1989年,在香港以2500万港币拍买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创造了中国古陶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鉴定方法

首先,窑器必须具有众所周知的“金丝铁线”、“紫口铁足”。前者是窑器的与众不同的裂纹,大纹为“铁线”,有的显蓝,大纹中套的小纹为“金丝”,有的不一定显金黄,大纹小纹合称为“面圾破”,它应当是密而不疏,曲而不直;后者是哥窑显露的较为特殊的胎色,但两者往往如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瓷胎满釉器有“紫品”而无铁足。铁足应当是胎质本身的无釉颜色。铁足如是人为施加的一种黑色釉,其真伪值得怀疑,与《七修类稿续编》中记载的“其足皆铁色”相悖。

其次,窑器属青瓷系列,釉色为青釉,浓淡不一,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色,因窑变作用,釉色多显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色泽,非人为主观意志所为。胎质有瓷胎和砂胎两种,少花纹,无年款。胎色有黑灰、深灰、杏黄、浅灰等。釉面不光洁,但有一层如酥油之光,釉质较深浊不清透,釉层厚薄不匀,蘸釉立烧之器,底足之釉最厚,有的可达4毫米。其烧造方法为裹足支钉烧或圈足垫饼烧,后者可明显见到所垫圆饼烧造的痕迹。 再次,窑器的底足也颇为特别,其圈足底边狭窄平整,非宽厚凹凸,足之内墙深长,足之外墙浅短,难以用手指提拿起来。

最后,就是窑器最主要、最奇妙、最令人称道、又最被人忽视的特征,即所谓“攒珠聚球”。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在其《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一文中早已说过,“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显然,“攒珠”指的是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但孙老说得比较笼统,实际上真正哥窑的釉内气泡不仅仅只是“攒珠”,还显现出一种比“攒珠”稍大一点的“聚球”。球比珠大,也就是说哥窑有大小不同的两种气泡,其排列形式不是间杂错落,而是较为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聚球式的气泡比攒珠的气泡数量要少得多,一般呈圈形排列在器物之内壁,像一个很厚的环。“攒珠聚球”它是当之无愧的划分真假哥窑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

窑器釉质纯粹浓厚,不甚莹澈,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故通称“聚沫攒珠”。釉色宝光内蕴,润泽如酥。纹片多种多样,以纹道而称之有黑蓝纹、鱼子纹、浅黄纹、鳝鱼纹;以纹形而称之有梅花纹、细碎纹、纲形纹、大小格纹、冰裂纹等,总名为百极碎。哥窑器物传世的以各式炉、瓶、盘、罐、洗、碗为常见。但窑器窑址仍未确认,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之一。

收藏及研究价值

南宋覆灭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现传世珍品不足百件,且多散落在世界各地。南宋官窑瓷器的器型 、釉色、胎质和艺术水准均达到中国古瓷器巅峰,尤其是器物表面釉层的开片纹理、制作工艺与审美蕴含堪称登峰造极。在1989年苏富比香港秋季拍卖会上,一件直径为11厘米的南宋官窑葵瓣洗以2500万元港币成交,创了当时中国瓷器拍卖之最。而这次展出的三足洗,直径为16厘米,而且底部有铭文,价值还要更高。据专家估计,其价值可达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贯耳瓶。这件粉青釉贯耳瓶是仿造青铜器造型烧制而成的,它腹部浑厚,圆如苹果形,颈部有对称管状双耳,名曰贯耳,出戟。贯耳瓶是瓷瓶耳的式样之一,器身呈贯通的管状,竖向附于瓶的直颈两侧,这种造型多见于宋代官窑,龙泉窑和哥窑产品中。通体施有粉青釉,胎薄釉厚,釉上冰裂片,稀疏自然,紫口铁足。此件贯耳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扑扑,又配以紫口铁足更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又因之器形之大,是同器类中不为多见的,保存完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件南宋官窑粉青釉尊。此尊造型大器,饱满自然,通体施釉,釉色粉青,釉层肥厚,玉质感强烈,粉釉色一流,表面细研紧致,且色泽翠丽晶莹,胎体厚重,胎釉结合紧密,是不可多得的官窑器物,其价值不可估量。

恢复和发展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配方、原料、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 直到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杭州瓷厂承担了研试任务,1978年,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功。1986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成立。同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 近年来,杭州瓷厂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仿制的南宋官窑,不但继承了原有的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以造型见长之三大优点,而且又发展了画、刻、堆塑、浮雕与釉色结合等多种装饰工艺,丰富了造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在1987年国家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评比中,仿南宋官窑菊瓣碗,双弘贯耳瓶、葵口碗、果盘等19件(套),新研制的十二锦瓶现代造型在全国同行产品质量评比中夺魁。荣获1987年轻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1988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中荣获银牌奖。

再谈官窑认定


读了贵报今年3月18日第9版云阳《官窑且慢认定》一文,本人倒有不同看法。官窑就是官窑,为什么要且慢认定?

云阳先生说得很明白,官窑就是官办的窑。那么,在官窑中烧造出来的瓷器,就是官窑器了。在明清两代称官窑为御窑,御窑所烧造出来的瓷器叫御器,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窑器。

用土烧造出来的光洁实用的瓷器,在我国唐宋时期就受到外国人的追捧。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就在景德镇设置陶厂(洪武三十五年改为御器厂)烧造官窑瓷器,除了自用外,均拿来出口。

《明史》卷329页就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七年,一次就赐赠琉球瓷器10万件;洪武十六年曾赠与占城、暹罗、真腊瓷器各19000件。”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朱元璋倡导节俭,提出要大家少用贵重金属制造器皿,多用瓷器。如《大明会典》卷62页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政府曾规定凡六品与九品的官吏和百姓,除酒壶、酒盏可用银、锡金属制品外,其余日用器皿只能用瓷、漆、木器。”

我想,百姓所用瓷器可以由民窑供给,而官府所用瓷器得要由当时的官窑来供应了,所以在洪武年间,景德镇就有官窑20座。从永乐到宣德,官窑猛增到58座,这为郑和七次下西洋提供了出口所需的大量官窑瓷器,郑和的船队开到哪个国家,官窑瓷器就成了那个国家人民的抢手货。

此外,官窑瓷器还大量用于祭祀。《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元年九月巳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

笔者举这些例子,是说明在明初官窑瓷器就被广泛使用的情况。特别是在明后期的隆庆和万历年间,还将御器厂烧造的次色瓷器拿到市场上去变卖(见《明经世文编》卷379页),你能说这些瓷器不是官窑瓷器?

官窑瓷器也有精、次之分,即使是官窑瓷器中的精品,皇帝也不一定想用,因为有比瓷器更好的工艺品供他享用。据文献记载,万历时期的御器场,每年平均烧造官窑瓷器万余件,而且官窑青花、颜色釉和彩瓷都有极大的成就,有许多精美的瓷器可供御用。可是,在定陵出土的2648件文物中,放在棺内万历皇帝尸体贴身处、他生前心爱的器物,大多是金、玉制造的杯、爵、盏等,只有一件配有金盖和金托的青花酒碗。因为,在万历皇帝眼里,瓷器再精美也抵不上玉器和金器,更何况传统上就有使用金银器和玉器会长生不老的说法。就是对瓷器有偏爱的雍正和乾隆皇帝,我想他们也是多用金银玉制器皿。杜金鹏《中国古代酒具》一书就记载着“雍正双耳玉杯”、清代皇帝专用酒杯“金瓯永固金杯”等等。据向斯《宫禁后妃生活实录》一书记载,清光绪皇帝大婚时,连皇后的嫁妆中都是金、银、玉、铜、珐琅器,其中没有一件瓷器,可见瓷器在皇宫中的地位。所以,没有必要把官窑瓷器说得那么神秘。

“龙泉官窑”之谜揭晓:确实曾为明代官窑


龙泉窑究竟是不是官窑?龙泉窑进入明朝后是否已经走向衰落?这两个“世纪悬案”终于有了答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昨天十分激动地说:明代龙泉窑为中央政府烧制瓷器的地方终于被找到,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一百年来,专家学者围绕着龙泉窑到底有没有设立过官窑,如果有又是在什么时期设立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近四个月来,人们把“龙泉官窑”之谜的答案寄托在大窑龙泉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上。经过4个月的野外工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经过专家论证,确认这个窑址是明代宫廷用瓷的产地。这次发现颠覆了此前“龙泉窑至明代已衰落”的说法。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在学术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窑龙泉窑遗址在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均属于具有重大价值的古文化遗址,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范围内有126处窑址,年代从五代始烧至清代结束,贯穿各时代的全过程,2005年列入国家100处重点大遗址。

2006年9月6日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市博物馆联合组建了由13人组成的考古队,对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的枫洞岩窑址,其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出土了以吨计算的大量瓷器。发掘共揭露房子6处,是窑炉北侧的房子,其考究的建筑设施和精心选择的地理位置,都显示出窑场主人的富有和气派。出土遗物中较多的为明代龙泉青瓷,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特别是有些器形明显不是一般的日用器,而且在现存于世的类似实物中,主要见于两岸故宫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等高规格收藏机构,说明其产品的性质非同一般。

这次野外考古发掘将于下月中旬结束。2007年3月开始对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进行整理。

官窑基本概述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 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官窑之谓,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有不同的内涵。就广义而言,是有别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其产品为宫廷所垄断。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即是一种专称,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京(汴梁,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官窑是在宋大观及政和年间於汴凉所造,青瓷釉色晶莹惕透,有开裂或呈冰片状,粉青紫口铁定是其特色。宋室南移在△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官窑也称御窑,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家瓷厂”。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浮梁磁局”,到1911年清朝覆亡,景德镇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所在地,中国封建社会的官窑制度在这里延续了632年,江西景德镇也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景德镇地下也因此存有大量因禁绝流入民间而被就地掩埋的古碎瓷,成为中国目前品类最完整、年代最可靠、信息最丰富的官窑遗址和“地下瓷都”。官窑是我国古代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专烧宫廷、官府用瓷。官窑始于宋代,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不似官窑,胜似官窑--当阳峪窑"系列之一 

“当阳峪窑于200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有6座窑炉和4座作坊。该窑产品以白釉为主,酱釉次之,还有黑釉、褐绿釉、三彩及绞胎瓷器等,其釉色光润明亮,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2004年9月27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杨肇清、曹桂岑、孙新民、张志清诸先生签名推荐当阳峪瓷窑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写在河南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呈报文本上的当阳峪瓷窑的“价值评定”之一。

当阳峪窑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何谓“磁州窑系”?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陶瓷通史——《中国陶瓷史》。该书邀集全国文博考古、陶瓷科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历时数年合作编写而成,代表着当时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一部划时代的陶瓷杰作。

《中国陶瓷史》首次提出了“磁州窑系”的研究分类概念。因为河北磁州窑发现早、窑址考古成果多,为便于归类研究,遂将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诸省宋元时期生产化妆白瓷、彩绘瓷、剔花、刻花等装饰瓷器的北方民间窑场归为“磁州窑系”。

学界普遍认为,“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瓷窑,有河北磁县的磁州窑,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禹州市的扒村窑、登封市的曲河窑、鹤壁市的鹤壁集窑、新密市的西关窑,山西介休市的介休窑,山东淄博市的淄博窑,安徽萧县的萧县窑,乃至江西吉安市的吉州窑等。

“窑系”涵盖生产相同或相似瓷器品种的若干窑场,它既包括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窑场,也包括不在同一地区,但产品风格一致的窑场;也就是说,“窑系”不是按照地域来划分,而是按照产品特征来划分的,它所强调的,是若干窑场之间主流或大宗产品风格相若,乃至一致。

尽管河南古代窑口,诸如当阳峪窑、扒村窑等,是“磁州窑系”的中坚力量,但因发现较晚、未进行考古发掘或考古发掘极少,直到现在还立身在以河北磁州窑命名的“磁州窑系”的“阴影”下;尽管目前不少学者倾向于以“类型”取代“窑系”,乃至主张“取缔”“窑系”概念,但当阳峪窑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仍以“磁州窑系”而目之——只是称它为“磁州窑系诸窑之冠”。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窑址类共计36处,其中在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钧、定、建、越“八大窑系”中,“磁州窑系”最多,有5处,分别是河北磁州窑,河南当阳峪窑、扒村窑,山西介休窑(洪山窑),江西吉州窑——由此可窥“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而在这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最多,有7处,分别是禹州市禹县钧窑址(包括钧台钧窑遗址与神 钧窑址)、巩义市巩义瓷窑遗址(包括黄冶三彩窑址与巩义瓷窑窑址)、宝丰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鲁山县段店窑址、禹州市扒村窑址、修武县当阳峪窑址、汝州市张公巷窑址——由此可窥河南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36处窑址类“国保”中,河南7处,浙江6处,江西4处,福建4处,河北3处,安徽2处,山西2处,四川、湖南、陕西、内蒙古、湖北、广东、江苏、山东各1处)。

“磁州窑系”是北中国最为著名、最为重要的窑系。大宋南迁,“磁州窑系”陶工南迁江西吉州、景德镇等,影响了明清中国陶瓷的发展方向。反观汝、官、定、哥、钧“五大官窑”,倒没有决定中国陶瓷的未来走势。《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当阳峪瓷窑遗址·价值评定》云:“当阳峪瓷窑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文化遗产。”

“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

“北宋被称为中国陶瓷艺术的黄金时代,以定窑、汝窑、官窑为代表的名窑,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作……但是,修武窑在北宋窑中却是风格变化最多,做工特别精细的窑。一提起修武窑,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艺术美感及清新简明的风格,并且洋溢着近代的感觉。从不同的角度看,修武窑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但是,从古至今它却完全不为人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在其学术著作《北宋的修武窑》中的开篇之言。这里所说的修武窑,正是当阳峪窑。

由于窑址发现较晚,地点在焦作之北约2公里,产品与河北磁州窑相类,因此,关于当阳峪窑,国际社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欧洲,曰“焦作窑”;在美国,列入“磁州窑”;在日本,时而曰“磁州窑”,时而曰“修武窑”,并由此出现学界纷争,称为“修武窑事件”。只有在中国,曰“当阳峪窑”——盖因最早发现的窑址,也是最典型的窑址,在焦作市修武县西村镇当阳峪村。

关于此窑名称,国际社会纷如聚讼,盖因“在我国已知的唐宋窑址中,为外人首次发现的先例,恐怕是以河南省焦作市的当阳峪窑为绝无仅有”(叶 民:《考察河南窑址纪略 磁州窑型出类拔萃的榜样——当阳峪窑》)。

小山富士夫闻知该窑,时在1941年。当时当阳峪古瓷乃至瓷片,风行北京古玩界。但无论问谁,他们都会反问:“有这个窑吗?”

著名古陶瓷学家陈万里先生1951年来到焦作,调查当阳峪窑,其《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1期)写道:

“当阳峪古代瓷窑,不见于任何以往的文献,即《修武县志》亦不提及过出产瓷器。最近10年来,欧美所出版的关于瓷器书报,往往提到当阳峪;而焦作福中公司的英国人,据说曾经专事搜集过当阳峪的碎片。北京厂肆中人,亦以当阳出品可以获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罗些碎片,装在锦匣,亦可得到高价。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研究瓷器的人会注意到当阳峪的。

“当阳峪在修武县(西北)45里的山里,由新乡乘道清铁路,车到焦作,往东经东焦作村、冈义村,转北进山口,上坡,计程12里,就到当阳峪了。村在山坡上,是一个小村落。20余年前挖掘古瓷,颇有发现。但是完整的较少,就是所谓窑底货。此处出品,极为复杂,实在是宋瓷中最优秀的民间瓷器。白釉的,有粗有细;细的,胎骨亦薄。白地黑釉,先划花纹,再行剥落的方法,此种作品,为当阳峪所独有的。绞釉一种,承袭了唐代的作风,此后就不再看到别处能够烧造的了。宋三彩亦不少。总之当阳峪的窑场,是很大的。山有窑神庙,(宋)崇宁四年的碑记还存在着。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此碑记,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此间碎片小块的,散在田间;较大而花纹特别的,都为当地人所捡去。碎片而能卖钱,我于北方除当阳峪外,还未曾见过呢。”

而在《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4期)中,陈先生在文末如此“总结”当阳峪窑:“总之,当阳峪窑的作品,向来是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因之,如此一个重要窑场,是被忽略了。我以为,在黄河以北(当为‘黄河南北’之误)的宋瓷,除了曲阳之定,临汝之汝以外,没有一处足与当阳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窑以及安阳的观台窑,终逊当阳一筹。而一切文献所列举的磁州窑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无疑问的,有一部分是属于当阳峪。也就是说,磁州窑的荣誉,应该有一部分归于当阳峪。”

因为河北磁州窑与当阳峪窑产品相类,学界基本上将当阳峪窑诸多产品列在磁州窑系名下;面对当阳峪窑精妙绝伦的酱紫色产品,学界则基本上将其归入河北定窑名下。因之,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当阳峪绞胎瓷复烧科技攻关小组组长、焦作市科技局副局长、副研究员杨峡对当阳峪窑的概括颇有“悲情”:“当阳峪窑辉煌了中国陶瓷,自己没有任何名分。”“1997年,有位焦作籍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名叫罗勇,他的毕业论文是《当阳峪窑研究》。文中谈及‘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结果惹得导师大发雷霆,死活不让他毕业。他人相继说情,罗勇才毕了业。”焦作市文物考古队前队长杨贵金研究员说,“2004年,当阳峪窑为申报‘国保’,首次进行了小面积考古发掘,所出酱紫釉瓷器标本,胎体细白轻薄,釉面发亮,耿宝昌、汪庆正、王莉英、李辉柄等古陶瓷大家以及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的学者50多人,观看出土器物并在发掘现场考察后,都认为‘当阳峪窑的紫定达到或超过定窑’。”

“中国古陶瓷协会前会长,已故古陶瓷大家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曾说:过去我们认定的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紫定,现在看来大都是当阳峪窑的产品。”2009年8月9日,杨峡先生向记者转述了2004年汪庆正先生考察当阳峪窑后的“新发现”。

明代曹昭、项子京等关乎紫定色紫一如紫葡萄璀璨的概念,给历史以记载,也给当下以彷徨——时至今日,学界乃至当阳峪考古报告,仍将当阳峪窑酱紫色产品归入“定窑”,称其为“紫定类”产品。

定窑是名窑,紫定是名瓷——在名窑与名瓷面前,当阳峪窑难以“立身”;“比定窑、汝窑更有魅力”的当阳峪窑,何时“独立”于陶瓷之林?

两宋乃至金元,并没有紫定色瓷的记载;有记载的,只是定州“红瓷”与“红玉”瓷器。

谁发现了当阳峪“窑神碑”

1949年后,最早考察当阳峪窑的中国学者,是陈万里先生。

陈先生认定当阳峪“窑神碑”,“实在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

是陈先生发现了“窑神碑”吗?

“不少人说陈先生只来过当阳峪一次,这是不对的。当阳峪村的韩树人先生,生前曾对我提起陈先生在1951年前后曾两次到过当阳峪,他都陪同考察。”焦作市当阳峪窑研究专家陈北朝先生说,“不少人说‘窑神碑’是陈先生发现的,其实要说发现者,还是韩树人先生。”

韩先生因为成分高,被部队清退回家。他有文化,发现在寺河汇入瓮涧河的地方,也就是圆融寺东200多米、娘娘庙附近的一口古井上,躺着一通古碑。这通古碑,就是陈先生在《谈当阳峪窑》中所写的“窑神碑”:“我于1951年去过当阳峪,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地一座破败不堪的窑神庙里,有一通崇宁四年(宋徽宗年号,公元1105年)的碑记。原石现在庙外壁间,已断裂为二,名称是‘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记’……”

从陈先生“此次曾把去年所拓得的拓片,做了一次校对的工作”看,韩先生所言真实不虚。

从1962年拍摄的“当阳峪村窑神庙及碑”老照片看,一栋三间古殿前,似立有两三通石碑。

两三通石碑中,当有“窑神碑”。但这个古殿,是不是陈先生所言的“破败不堪的窑神庙”,大可怀疑。

“‘窑神碑’是韩先生从300米外的古井上新移到这座古殿之前的。”陈北朝先生说。

如今,这座古殿已经被毁掉,“窑神碑”立在一间新起的不足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内。它的右下方,是“国保”单位当阳峪瓷窑标志性古窑遗址。

一条柏油马路,将“窑神碑”与当阳峪古窑遗址分开;马路中间,立着一尊毛泽东塑像;“窑神碑”、当阳峪古窑、毛泽东塑像的后面,是当阳峪村。

路旁“当阳峪村情介绍”写道:当阳峪村是闻名于世的宋代瓷窑遗址,1963年被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独树一帜的绞胎瓷蜚声海内外。2002年成立的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集研究、生产、收藏为一体,其研究开发的现代绞胎艺术瓷,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再现了当阳峪古陶瓷辉煌。

位于村西的圆融寺,是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建造的。2002年以来,佛家弟子释果建大师引资开发修缮圆融寺,斥资数千万元修建藏经阁、法堂等,朝山拜佛者成千上万,香火鼎盛。

“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但是,民间敢于“整合”、善于“整合”。

将“窑神碑”与三间古殿“整合”在一起,大概与“禅宗六世祖神秀亲传弟子——稠禅师”相类。

这种“整合”,竟让陈先生深信不疑,以为“窑神碑”的所在就是“窑神庙”。

“‘窑神庙’究竟在哪儿,现在谁也说不清了。古井所在之地,后来开了砖瓦场,地形地貌,破坏殆尽。”陈北朝先生说。

古井所在之地,处在通向圆融寺、当阳峪“瓷谷”的山口。

窑神古庙,当不远古井,当在交通要冲,当与山口陆路水路为邻。

“传说中的当阳旗,就在这儿飘扬。”陈北朝先生说,“这儿曾发现过插旗的础石。”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州窑系诸窑之冠”当阳峪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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