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瓷砖的分类】
关于“瓷”字，在《说文》中同样解释为“瓦器”。而传为晋人葛洪或梁人吴均所写的《西京杂记》和晋潘岳的《笙赋》里，则只见有所谓“绿瓷”、“缥瓷”之类的记载，并未提及瓷的本质。其它还有晋吕忱的《字林》内也只有“瓷，白瓶长颈”的简单解释。但是，宋司马光的《类篇》与丁度的《集韵》是进一步说是“陶器之坚致者”，并具体指出“或作瓷，俗作兹、瓶”。这个说法连系当时某些民间窑的碑文或瓷器，上面曾有“瓷”的俗字，可以看作是代表了当时约定俗成的普通认识。但当时提出的“瓷”、“瓶”二字，一个从“缶”（陶器），一个从“瓦”（瓦器），再连系《说文》的解释，可以看出过去人们对“陶瓷”的概念并不象今天这样界限分明。尽管如此模棱两可，然而在古人的著作里还是可以找了一些补充说明的。例如唐人张戬的《考声切韵》中就说“瓷，瓦类也，加以药面而泽光也”。宋人丁度在《集韵》一书内也补充说“釉，物有光也，通作油”。虽说唐宋人在此提出的“釉（或油）”在商代早已有之，但用来和“瓷”字相提并论作解释还是值得重视的。至于明人张字烈在《正字通》中对于“釉”的解释，又说“釉，磁器、漆器光泽曰釉”。早在唐人陆羽的《茶经》内曾有“越瓷类玉”、“越瓷类冰”的说法。顾况的《茶赋》也提到“越泥似玉之瓯”的美质。而在唐代诗人们的妙笔形容下，更是生动可喜，引人入胜。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诗句如：陆龟蒙所作“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皮日休所作“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施肩吾所作“越宛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孟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与韩屋的“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等名句不胜枚举。尤其是晚唐诗人徐寅在他那首《贡余秘色茶盏》诗中把越窑青瓷的釉色写得十分淋漓尽致。他用“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喷。”如上精炼的词句，刻划出“秘色”瓷器的青翠色调和晶莹光泽。结合今日所见的越窑青瓷看来，上面这些多是形容其釉、色而非透明度。从而也反映出古人是把釉、色作为判断瓷器的主要标志。这种注重釉、色的传统习惯一直延续到后世，甚至连西方过去也深受影响。例如Celadon一词的原义就是指釉色而言。它起源于十六世纪法国名剧中牧羊人所穿的一件青衣，因其与中国龙泉青瓷色调相似，难以形容，便用人名作为代称。沿袭至今，已变成泛指青瓷的专名词。古今中外如出一辙，可以说是无独用偶了。古人对于瓷器所下的定义中，比较科学而确切的解释应该说是明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位注重科学实践的学者果然与上述那些单从表面观察的文人们有所不同。他在“陶埏篇”中曾具体、深入地提出了“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的高标准。这就关系到瓷土纯净度的高低，坯胎玻璃相的多少，以及白度、强度、透明度与吸水性如何等等一系列问题。而国内外有些现代陶瓷科学工作者，对于瓷器的标准也提出了白度、透明度、光泽、结晶以及烧在温度等许多条件。如此前后对照看来，堪与现代瓷器媲美的在我国古代陶瓷器中，以目前所见实物而言，最有资格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景德镇窑“影青”，或更早的青白瓷。清人蓝浦的《景德镇匋录》内就曾记载有关“陶窑”、“霍窑”，在唐初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已能烧制“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佳者莹缜如玉”“称为假玉器”的白瓷。另据国外文献如公元851年（唐大中五年）阿拉伯的《AbbarassinwaI-hind》作者记载：商人苏莱曼(Sulayman)发自广州的报告说“中国陶器特别精美，薄如玻璃杯，注以水，自外可见。”如果他们的话确实可靠，至少说明在唐代已有了合乎今天标准的瓷器。此外，在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约六十公里的萨麻刺(Samarra)古城遗址内，还曾发现过许多唐代陶瓷器（如白瓷、青瓷、三彩陶器等）。其中有白色的而且声音清脆、半透明的，换言之，即具备今日瓷器条件的残片。据考证，这座城市于公元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因迁都而废灭，以后了未见复兴。因而有人认为那就是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关于“邢窑”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所说“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一段话。可见当时这种白瓷器已被广泛使用，并有可能传了国外。最近邢窑址已在河北临城发现，其中祁村一带出土的唐代精细白瓷胎釉洁白，果如际陆羽《茶经》所说那样“类雪”、“类银”。而声音铿锵，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所引的乐师郭道源用邢瓯、越瓯加水“以筋击之，其声妙于方响”（方响是一种古代钢质的打击乐器）这一故事确实可信。只是还不具备上述那样透明性而已。从文献上看，比邢窑白瓷还早些的是晋人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句中的“缥瓷”。有人曾把它同晋人杜毓《赋》所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的话联系起来考证就是晋代青瓷。果然如此，自有今日传世和不断出土的大量器物可供研究。比“缥瓷”更早的是《西京杂记》所谓“醪酿既成，绿瓷是启”句中的“绿瓷”。虽然据说该书不是汉人的作品，然而近年来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发现带有“资”（瓷）字的木简，上面开列的食物名称、数目与出土的二十二硬陶罐中所装笋、梅、鱼骨等恰相符合。可见当时的“资”（瓷）就是指的那些硬陶罐（其中有的带一层薄釉）。它为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所谓“资（瓷）器”一事提供了有力的线索。若从今日出土和传世的汉代陶瓷器看来，大体可分为高温与低温两种类型。有的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证明烧成温度高达1270℃±20℃。其中有一种汉墓出土的青釉壶，据过去德国专家罗发博士对同样器物的化验结果证明，已经达到1230℃以上，并且特意名之为“汉瓷(HanPorcelain)。足见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瓷器的事实，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中已有一定根据，而且连外国学者也不是完全否认的。在1978年召开的“我国古陶瓷和窑炉学术会议”上，对于瓷器的起源问题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讨论。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多数认为我国到东汉时期已能烧制相当成熟的青瓷。例如浙江上虞和永嘉两县当时已较为普通地使用龙窑烧成，温度可达1300℃，并且提高了烧成技术，比较成功地控制了烧成气氛，因而所出成品的胎骨坚致，釉色青润。特别是古代上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经过勘察，县内燃料和瓷土资源丰富，已发现的古窑址就有二百多处，自汉至宋延续未断烧造。所以说上虞县不但是我国青瓷的著名发源地，而且也是我国早期瓷器的生产中心。根据化验的结果表明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胎质洁白细密，用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釉色淡青，胎釉结合牢固，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瓷化程度良好。这些特征同样也表现在该地出土的一些东汉及三国、两晋的青瓷残片上。除了上面列举的东汉、三国、两晋青瓷标本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还对隋、唐、五代、宋、金时期的南北青瓷标本进行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汉晚期的青瓷胎样品的致密度和瓷化程度，不比宋和五代青瓷的瓷化程度差。从外观断面上可定性的反映出来，从物性和电子显微镜观察上也得到了确证。由于东汉晚期的样品已达到完全瓷化，至少可以说我国早在东汉晚期就已经能够烧造瓷化程度较好的青瓷了。扩展阅读
中国陶瓷史与中国文化
商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西汉 青釉原始瓷划花双系罐
―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西晋 越窑系青釉印纹豆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北朝 青釉莲花尊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隋 青釉模印塑贴四系罐
唐 白釉兔系罐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唐 定窑白釉盒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唐 长沙窑模印贴花褐斑注子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宋 汝窑天青釉圆洗
— 早熟的中国文化 —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中国文化的瑰宝陶瓷概述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自古以来，专门从事制作陶器和瓷器的手工业称为陶瓷手工业。中国陶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10000多年生的陶器；江苏省溧水县回峰山的神仙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1000年左右的陶片。我国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出现大量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绘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红陶、灰陶、磨光黑陶、彩绘陶以及各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陶塑艺术品、建筑陶构件大量生产。战国时期发明了铅釉陶器，陶器制品得到低温彩釉的美化。唐代大批生产的三彩釉陶，反映着大唐盛世的面貌，有很高的艺术性。宋代以后，釉陶器物生产逐渐减少，转而生产琉璃建筑构件。由于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 ，陶器生产日益减少但从未间断。瓷器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由于工艺不够成熟，又称为原始青瓷。汉代青 瓷烧造逐渐成熟，摆脱原始状态，进入早期瓷器阶段。黑瓷在汉代开始出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广泛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的系统。黑瓷工艺大大提高，进入艺术瓷器的领域。北方的商丘、临城、淄博、安阳等地也于北朝时期开始生产青瓷，并发明白瓷。隋唐时期，瓷器生产开始繁荣。宋代是瓷器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钧窑、建窑、德化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耀州窑、西村窑、潮州窑等处的产品各具丰姿。元代景德镇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元朝政府的浮梁瓷局对瓷 器工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青花、釉里红、白瓷、黑瓷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明清时期，各地方大瓷窑体系逐渐衰落，被生产供当地人民所需瓷器的小作坊代替，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继承中国陶瓷艺术的传统，大放异彩。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陶瓷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瓷器工艺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陶瓷工艺的影响。陶瓷也与茶叶、丝绸并称为中国三大特产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陶瓷史背后的中国文化
华夏收藏网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文化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潄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
在上个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曾说：“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那么谁来讲话，谁来代表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学术机构的责任，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述这个声音。”笔者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也是用来表述这个声音的工作之一，即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
陶瓷史背后的中国文化您可懂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而且也是少有的设有皇帝官窑的国家，中国人为什么会发明瓷器，又为什么会设专门生产瓷器的官窑？瓷器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何种联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器以载道”、“器以藏礼”之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瓷器都是中国庙宇、祠堂里的重器。中国的礼器从青铜器到瓷器的转化，不仅是一种材料的转化，还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转化。也就是说，瓷器的发明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材料的发明，也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笔者是一位人类学者，近年，我热衷于以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陶瓷史，是希望通过中国陶瓷史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本文试图以如下两个角度来透过瓷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倾向
谈到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往的学术界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如此直线上升而发展的。而将人类学的观点带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后才发现，这种来自进化论的历史分期法未必正确。人类学中有进化论，也有传播论，还有特殊历史主义流派，除有单线进化论，还有多线进化论等多种角度的研究方法。这些不同的学派和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地域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的特点，未必都是按世界上的同一种方式直线发展的。
以往的观念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最早经历的是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直至明清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就由古代的贵族社会开始转向平民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笔者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没有发明出瓷器，而在中国那么早出现了原始的青瓷，到东汉年间则走向了成熟？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认为不是科学技术造成的偶然，而是和中国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和汉代的以读书人为中心及抑制奢华生活有关系。在汉以前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里，贵族的生活奢华无度，其所用的器物，大多是青铜、金银及漆器，陶瓷器只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或礼器。所以其发展是不受官方重视的，其在贵族的生活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但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富人的生活受到抑制，那些奢华的器物也必然在生活中得不到提倡。而瓷器，有着玉般的质地，既朴素又高贵、温润，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追求。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明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而在唐代，更重要的一个进步，则是当时新创设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使许多底层的人士有机会通过读书而选入到高层的政府体制中，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来自于农村。钱穆先生说：“因为农村环境是最适于养育这一辈理想才情兼茂、品学并秀人才的。一到工商喧嚷的都市社会，便不是孵育那一种人才的好所在了。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着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淡淡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这在一方面自然亦是受他早年那种文艺熏陶的影响。即在城市住下的，也无形中把城市乡村化了，把城市山林化了。退休的士大夫，必有一些小小的园林建筑，带着极浓重极生动的乡村与山林的自然天趣。”就这样凭着科举竞选的考试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根柢盘互日深，枝叶发布日茂，使全国各地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与古迹。农村成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而这一制度对于陶瓷生产来说，其意义在于当时的陶民亦是农民，亦耕亦陶是明代以前还没有走向城市专业化生产的陶民们的生活写照。而这些在农村社会发酵出来的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当时陶民们的艺术创造，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的陶瓷业的发展，因为陶瓷不仅是一种具有实用性的商品，也是一种寄托了中国文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手工艺术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带动了陶瓷用品的生产与流动，而文化艺术的发达则提高了陶瓷用品的艺术品格。
在唐代长沙窑的瓷器中，铭文题记开始出现，在这些瓷器中有器物名称，有为产品做宣传的相关赞语、诗歌等，而其中诗歌铭文最多。在长沙窑的器皿上其诗歌铭文大都是题写在喇叭口棱边流式壶的流部下，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和枕面之上。这些诗句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源于民间流传的古诗与谚语。其实不仅是诗歌，包括书法也由此民间化，掌握它不再是皇宫贵族及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陶瓷器皿上的诗文与绘画出自于工匠之手，提供给普通百姓使用，这就使得文字与书法也走向平民化了。在这里，我们更体会到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着的大进步。”这段话中所叙述的内容，在唐代的瓷器艺术中完全被表现出来了。
早期中国皇室祭祀天地多用金属器，自宋以后，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即恢复青铜礼器以前陶礼器)，为的是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从青铜礼器到瓷器礼器的采用，也代表了从贵族价值观到平民价值观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人工造物的产生都不会是纯技术的，其中必然还有文化的原因。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中国从秦汉以后就脱离了世袭的贵族制，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平民社会。这种制度可以使一介平民通过读书科举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因此，读书成为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家训，在陶瓷里有一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牛角挂书”，还有“渔樵耕读”，表达的都是中国古人对读书的向往，也是代表了中国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古代人之所以喜欢渔樵耕读，一方面是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读书，有一天入朝为官，得到统治者赏识的一种心理寄托。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虽然严格，但其还是有一条纵向的社会上升渠道，可以让平民阶层通过读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又通过读书，通过各种艺术的表演以及工艺美术里的各种画面形象的表现，陶冶自己的性情。
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的，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早熟的中国文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而在钱穆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也是一个早熟的社会，其理由是，中国社会在秦、汉时代就完成了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了其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
以陶瓷器的发展来看，也的确如此。在汉代，中国的瓷器制作已走向成熟，到隋唐，虽然唐代的青釉瓷窑尚未达到宋代那样遍布大江南北，但以越窑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窑，以耀州窑为基础的北方青瓷窑，却为宋代各具特色的青瓷窑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邢窑白瓷的烧造，为宋以后定窑的白瓷，景德镇的青白瓷、卵白瓷、白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白瓷也就不会有元明清以后彩瓷的繁荣。另外，唐代的花釉器、黑釉瓷，为宋代的钧瓷、兔毫、油滴、玳瑁釉等窑变色釉打下了基础。还有唐三彩，虽然由于其是低温的铅釉陶，不适合做食具，但后世建庙宇及宫殿的琉璃瓦却得益于其的出现与发展。尤其要关注的还有长沙窑的产品，其釉下彩绘的方式，及其在器物上的铭文题记，还有将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为宋磁州窑的黑地白花，元景德镇的青花瓷，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如此看来，在唐代，中国后世的各种陶瓷装饰手段及表现方式都在此一一得以展现与萌芽，而这种展现与萌芽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也包括了文化理念及艺术审美经验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隋唐以前，中国的文化偏于粗犷豪迈，而隋唐以后的中国文化却逐渐地走向雅致阴柔，更多的是文人气质。因此，唐代的陶瓷发展虽不像宋代那么繁荣，但却是中国陶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及一种新的风格的发端期。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早熟体现在“其一，熟之早晚的比较对象系西方文化；其二，熟之是否的标准为个人内在之理性。西方文化根植于宗教，而中国文化却另辟蹊径以道德取代宗教，并以此维系风纪秩序，走了不同的路径。”在西方人类学的观点里，宗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经历。而中国除原始宗教外，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将古宗教转化成一种礼乐，进而通过礼乐幻化成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而陶瓷器也归于其中成为礼器。
作为没有宗教根基的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看重的是自然，而不是人为。而这一特征在中国陶瓷上的体现就是，重匠心独运，追求天然趣成；崇尚自然，常常要——讲究天人合一”，应用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则变为“心物合一”。在中国人思想的匠心上，绝不肯损伤到外物所自有之内性，工艺只就外物自性上为之释辉增美，这正有合于《中庸》上所说的“尽物性”。对于物性之一番磨砺光辉，其根本还需从自己的“尽人性”上做起。物性与人性相悦而解，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一种共同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的工艺，定不要见斧凿痕，因为斧凿痕是用人力损伤了无形的表记。中国人常说：“鬼斧神工”，又说“天工人代之”。这里所称的“鬼斧神工”与“天工”都是不情愿对外物多施人力的表示。这不是中国人不愿用人力，只是中国人不肯用人力来断丧自然。中国人只想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帮助造化，却不肯用来代替造化或征服造化。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机械，常赞赏“匠心”而斥“机心”。因为机械似乎用人的巧智来驱遣物力使之欲罢不能，这并不是天趣，并不是物性，窒息了天趣，丧断了物性，反过来亦会损伤到人的自性，这不是中国文化理想的境界。我们若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陶瓷艺术，就可以看出它哲学意味与内在精神，而这些哲学思想在唐代的陶瓷艺术开始得到发挥，到宋代则发展到一个高峰。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宋代的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宋代官窑的紫口铁足；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都是窑工们在巧妙地利用材质本身的物性，而达到的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感。
另外，中国人以艺术陶冶人的性情，让人生活在字、画、诗词等想象的意境中。所以即使是像陶瓷这样的日常用具，也非常讲究在上面绘画，自然界中的花鸟鱼虫皆可入画，为的是将思绪达到一种清明安合的状态。即使在没有装饰的一道釉的器皿上，也不是一览无余的空白，而是有着更深的在质感和肌理上的追求。而且我们还看到的是，不同姐妹艺术的互相渗透，不同哲学观念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中有着统一展现的方式，而陶瓷艺术总是其中重要的体现者之一。因此，在中国的陶瓷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追求，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个以生活的艺术来渗透自己的道德理念，以艺术来取代宗教，来表达道德取向的文化。这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标志，曾经被欧洲社会所崇尚。
中国社会的这种早熟，虽然阻碍了其向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由一个先进的农业国家变成为了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但今天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已达到一定饱和度，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时，我们便开始意识到，中国古人崇尚自然、崇尚生命、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的境界，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是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探讨的。
结语
在上个世纪末，费孝通先生曾说：“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表现在中国的地位不同了，世界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那么谁来讲话，谁来代表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学术机构的责任，要培养一代有‘文化自觉’素养的学者来表述这个声音。”笔者希望自己所做的研究，也是用来表述这个声音的工作之一，即从不同的角度讲清楚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
陶瓷文化鉴赏-汝窑文献集锦
●宋·周辉《清波杂志》
明稗海本卷中9页《笔记小说大观》（二）页333，江西广陵古迹刻印社。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明津逮秘书本卷二17页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瓷，以定器有芒也。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页23，中华书局，1979年。
●宋·周密《武林旧事》
明宝颜堂秘笈本五一册卷四16页
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
●宋·杜绾《石谱》
明群芳清玩本43页
汝州石
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澈，少有纹理如刷丝，其质颇大，堪治为盘、盒、酒器等。十余年来方用之。
●宋·叶寘《坦斋笔衡》
清说郛本卷一八10页
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宋·周密《咸淳起居注》
清说郛本
淳熙六年（1179年），太上太后幸聚景圆赏牡丹，剪好色样者千朵，安置花架皆是水晶及天晴（青）汝窑金瓶。
●宋·欧阳修《归田集》
明刻本卷一一12页
汝窑花觚
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南宋《百宝总珍集》
卷九中有一首佚名诗，
“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时押眼看价例”。
●明·曹昭《格古要论》
明天顺三年本卷七21页
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
●明·王雄修承天贵纂《汝州志》
《天一阁藏时代地方志选刊》本
村店卷一13页
汝州瓦窑店在州南十五里………
古迹卷二9页
………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窑已久废。但居民间于地中偶尔掘得，颇以为珍玩焉。
●明·李日华《紫桃轩又缀》
明刻本卷一34页
汝窑用玛瑙末作釉，当时止供御，绝难得。余倅汝，仅见温挥使家一小器。
●明·王世懋《窥天外乘》
纪录汇编本20页
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
●明·黄一正《事物绀珠》
明万历十九年本卷二二
宋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色，冠绝邓、耀二州者。
●明·高濂《遵生八笺》
明万历十九年本卷一四41年
………汝窑余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细小挣钉数十，上如吹埙收起，嘴若笔帽，仅二寸，直槊向天，壶口径四寸许，上加罩盖，腹大径尺，制亦奇矣。又见碟子大小数枚，圆浅瓮腹、磬口、泑（釉）足、底有细钉，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
●明·张应文《清秘藏》
商务印书馆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72册
卷上9页
“汝窑较官窑质优滋润”。
●论窑器
………汝窑余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乃真也，较官窑质制尤滋润。
●明·田艺蘅《留留清》
明万历四十二年本卷六6页
宋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而汝为冠。今河南汝州，色如哥而深，微带黄。
●明·谷应泰《博物要览》
丛书集成初编本1560册卷二11页
志窑器入官哥窑
………汝窑余常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支钉。
●明·天一阁藏《汝州志》卷二9页
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磁（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磁（瓷）最美，窑已久废，但居民间於地中偶而掘得，颇以为珍玩焉。
●明·雲閒曹昭明仲著《新增格古要论》卷五汝窑
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胎滋润，薄亦甚难得。
●明·刘艺衡《留青日札》说：“唐、邓、耀州悉有之，而汝为冠，色如哥，而深带黄。”
●清·王士祯《香祖笔记》
清康熙四十四年本卷一二3页
徐渭墨芍药一轴甚奇恣，上有自题云：“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
●清·佚名
美术丛书本四集一辑312页
汝窑
北宋出汝州，有深淡月色二种。有有纹片者，有无纹片者，紫泥骨子，釉水肥厚莹润，骨肉泛红色，间有桔皮棕孔。今景德镇仿做用里乐釉天青料少许，以不泥为骨，多鱼子纹者，略得遗意矣，不子素泥也。
《百宝总珍集》卷九。
●清·宋名立修韩定仁屈启贤纂
清乾隆八年刻本卷六3页
古迹
汝窑，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幸清河郡王张俊第，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合一、香球一、盏四支、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
●清·唐铨衡《文房肆考》
清乾隆四十三年本卷三30页
宋时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屑玛瑙为油，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格古要论》云：“汁中棕眼隐若蟹爪者真”，又云：“无纹者尤好”。说四胡异，此如端溪石子辨鸜鹆眼。眼本石病，得此可研真水坑也，故曰无纹者尤好。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难得。时唐、邓、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
●清·白明义修赵林成纂《汝州全志》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卷九7页
古迹
汝窑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幸清河郡王张俊第，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盖在宋时汝瓷已与商彝周盘同期珍重，宜至今日仅存其名耳。见《太平广记》。又，宋叶寘《坦斋笔衡》论汝磁（瓷）云：“本朝以定州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旧志》未详，《宋志》补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烂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
●清·白明仪修赵林成纂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卷九46页
宝丰县古迹
青岭镇《宋史·食货志》提辖京西坑冶王景文奏：汝州青岭界产玛瑙，即此。
●清·学者梁同书《古窑器考》
记载：“汝窑，宋时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难得。时唐即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
●宋·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无学点茶艺诗”。《四库全书》集部五五别集类，上海古迹出版社，1987年，1116册第243页。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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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木森、赵文军：《汝官窑瓷器烧造区找到了》，《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18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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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二十年考察记实》，《中国陶瓷》1987年6期。
●汪庆正等：《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10月。
汪庆正：《汝窑析议》，载《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金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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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汝窑》，《文物》198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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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浅说》，《文物》195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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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久益：《汝窑釉色浅谈》，《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金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张大庆：《对于汝瓷的探讨》，《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金城出版社，1987年10月。
●胡永庆：《汝窑中的御用汝瓷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10期。
●陈宏焱：《从汝州青瓷窑的盛衰看汝窑与钧窑》，《华夏珍宝录》，山东地图出版社，1993年5月。
《河南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珍品鉴赏》，《华夏珍宝录》，山东地图出版社，199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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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春、胡忠成《宋代“汝官窑”遗址重见天日》，《质量时报》第一版，2000年10月18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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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中国文化的积淀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喝茶健身是茶道的修身法则，然其文化内涵为养性。德者喜水，上善若水，水有汹涌澎湃之势，气吞山河，水有平静如镜之态，摄人魂魄。所以茶道在泡茶、倒茶、分茶的过程中，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百鸟朝凤、凤点头等等奇妙的茶语，初始金戈铁马，尾时婉约动人，几道茶下来品味、阅古、引喻，无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洗涤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紫砂壶在此过程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引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艺术品位。
饮茶习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文人雅士平时经常聚集一起，且鼎且缶，以啜以饮，视为可获得无穷的情趣。据汉代《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杨雄的《方言》等书中记录了，武王伐纣时就出现将茶作为贡品，和反映西汉时代买茶、烹茶、饮茶的事，宋代大诗人王安石曾有“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之语。可见饮茶在古代人们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唐代以前，茶器与食器不分。随着饮茶风气更为普及，茶器并日趋工巧，唐代末年出现了饮茶最理想的茶壶──紫砂壶，以紫砂泥为原料，经艺人精心制作，其壶颜色紫红、质地细柔，造型古朴，泽地典雅，贵如鼎彝。宋代的紫砂壶已在文人中广为使用，大诗人欧阳修曾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诗中的“紫瓯”即紫砂壶。宋代后期到明代的宜兴紫砂生产的崛起，很快成为全国的紫砂器生产中心，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宜兴始终是一领中国紫砂壶制作风骚，直至今日。
宜兴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地处太湖之滨。古代称阳羡，唐代已是著名的产茶基地，许多名茶年年进贡，供皇府上下享用。唐代“茶仙”卢寺云：“天子须赏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因此，在宜兴很早就出现用丁山和蜀山的泥土，制作饮茶的紫砂壶。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录》一书中记载，明代嘉靖制紫砂器艺人龚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本名“供春”，少时为吴颐山的伴僮，当吴颐山的金沙寺读书时，他就偷闲出来，私访金沙和尚，精淘细土，勤于折捏制，终成大家。龚春成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供春壶”，当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竟新，名家辈出。
清代中期，“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加入紫砂壶设计制作过程，使集书法、绘画、工艺为一体的紫砂壶刚问世，就赢得社会肯定，称赞“曼生壶”是中国紫砂壶制作历史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此后，许多书画家参与紫砂壶的绘画和书法，诸如海上画派盟主任伯年和吴昌硕，为热恋紫砂艺术，曾几乎荒废本业。这一习俗至今沿袭。
里昂：痴迷中国文化的瑞士陶艺师
在第十五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上，一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外国小伙儿和他的陶艺作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小伙儿名叫里昂，来自瑞士，是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外籍教师。在唐山工作、生活6年之后，里昂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吸引他的，不仅有精湛的陶瓷技艺，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陶博会上的“常客”
2004年，里昂作为国际交流生来到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中国古典陶瓷艺术。第一次参观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他就被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和精湛的陶瓷工艺迷住了。毕业后，里昂决定留在中国，并于2007年应聘到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从事陶瓷艺术教学。
为了培养陶瓷行业艺术人才，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选派师生到陶博会取经。里昂格外珍惜这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每次参会，他都推陈出新，做出与众不同的作品。今年，里昂决定用骨质瓷进行手工雕塑。“唐山的骨质瓷一般是用模具注浆成型，做出很薄的器皿，我想试试骨质瓷在其他方面的应用。”春节刚过，里昂就着手研究制作，但骨质瓷雕塑在烧制过程中很难成型，他的作品不是裂、就是塌。里昂没有放弃，而是不断改进原料和制作手法，经过多次摸索与尝试，终于成功烧制出了5件参展作品。
在国际会展中心，里昂用流利的汉语向参观者介绍自己的作品：“盘龙”的创意源于中国古典皇室文化，“老人”借鉴了传统的根雕艺术，“骷髅与小鸟”凸显环保理念……“西方的艺术作品比较抽象，而中国人更喜欢具象的东西。”起初，里昂的陶艺作品带有浓郁的西方现代主义风格，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开始融入他的创作，旗袍、纹饰、唐诗、鸟巢……都为里昂带来创作灵感。他的陶艺作品融汇了中西方文化，看似简洁，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启迪。
为中西艺术交流搭建桥梁
来到唐山后，里昂不仅在陶瓷技艺上得到了很大提高，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也有了更多认识。“在中国，陶瓷制作大多是分步骤完成，每一步都由十分专业的人来制作，比较看重技术和作品是否精美；而西方更加注重创意，可以不需要很高超的制瓷技术，作品也可能比较粗糙，重要的是体会创作过程中的快乐。”
在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朗、幽默的里昂深受学生喜爱。在教学中，他十分注重拓展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总是鼓励他们自己去思考。“中国学生需要创新精神。”里昂说，“传统文化要保护，但也要开放和发展，时代在变化，不创新就会失去市场。我希望中国学生多涉猎其他国家的艺术形式，再和传统的中国艺术结合起来。”
2010年，瑞士日内瓦陶瓷对话协会主办了一个题为“1001个杯子”的国际性陶瓷艺术作品展览。里昂积极与组委会联系，确定了中国的参展作品份额。他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指导学生为展览设计制作作品。“开始学生们不太有信心，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成熟，无法与艺术家媲美。”但里昂认为，年轻人虽然不是大师，但有创意，要给他们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如今，里昂和唐山学生的作品已在法国、瑞士、挪威等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2011年4月，里昂的论文《中国与瑞士陶瓷教育的初步比较》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同年9月，他荣获唐山首届工艺美术、陶瓷艺术荣誉大师称号。参加陶博会的同时，里昂还在指导两名瑞士留学生学习陶瓷绘画，“我希望有更多的瑞士学生来到中国，也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瑞士去，让两国间有更多的文化艺术交流。”
现在的生活“很中国”
与里昂交谈，人们都惊讶于他流利的汉语和对中国文化的熟悉。里昂笑言，来中国之前，他没有接触过中文，一点汉语都不会讲。初到唐山是在冬天，语言和气候的差异让他感觉很不适应，是唐山人的热情帮助令他慢慢熟悉了这座城市。他经常和学校的看门大爷聊天，语言交流能力因此很快提高。
里昂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喜爱音乐的他曾花费很多精力学习中国古琴。“我觉得古琴是最有意思的中国乐器，非常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昂感叹，学琴“特别难”，每天都要花两三个小时去练习，几天不练就会忘记。2009年底，在河北省第五届外籍师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中，里昂以一曲古琴独奏《流水》，荣获中华才艺表演类最高奖——优秀表演奖，并摘得全场最佳才艺桂冠。
现在，里昂的生活已经“很中国”：骑自行车出行，去小摊买菜，和中国朋友一起聚餐、运动、玩音乐……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我喜欢唐山，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可以交流，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里昂说，他已经把唐山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故乡。胡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