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景德镇古代瓷器】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但其陶瓷业始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浮梁县志》称：“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江西通志》称：“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景德镇陶录》说：“水土宜陶，自陈以来，土人多业此。”根据以上记载，景德镇的陶瓷业是从公元1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我们知道在八、九千年前，人类即发明了陶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汉代景德镇制作的陶器还是很粗糙的少量日用品，东晋开始在新平建镇，晋人赵慨成为景德镇的佑陶之神，也就有线索可寻。
到了六朝之陈，景德镇的陶瓷才有正式记载，《江西通志》：“陈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有人把此时就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端。景德镇的瓷器，是由烧大件再发展到烧小件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即以烧陈列品开始而再发展到烧日用瓷。因此在开始烧造陶础。到隋代就烧狮象大兽。这与原料的优越性是分不开的，不过当时在造瓷技术上，对大件烧成没有掌握到火候，所以遭到了失败。
到了唐代，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已经颇具名声了，据《景德镇陶录》载：“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调。镇钟秀里人陶氏所烧造。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从景德镇石虎湾，胜梅亭等古窑址出土的古瓷片看，有些碎瓷片胎骨色白而坚，吸水率很低，釉也美观，可见早在晚唐五代的时候，景德镇的瓷器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了。但从全国来说，那时南方盛称越窑，北方盛称邢窑，景德镇窑和它们相比还略输一筹。 为了纪念世界闻名的景德镇瓷器，已经发行的陶瓷邮票有4套。
《出土文物》邮票
第1套：1973年11月20日发行名称为《出土文物》的邮票。全套12枚：青花凤首扁壶(景德镇瓷器)、鎏金舞马衔杯银壶、泥俑、黑彩马、铜奔马、石雕柱础、鎏金镶嵌铜砚盒长信宫灯、曾中游父方壶、鸭纽盖铜鼎、彩绘红陶鼎、青铜提梁卣。第2套：1991年10月1日发行名称为《景德镇瓷器》的邮票。全套6枚：宋朝•青白釉注盌，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元•青花追韩信图梅瓶，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南京博物馆。明•五彩云龙纹盖罐，为国家一级文物。清朝•五彩花鸟纹尊现代•青花釉里红鱼尾盘、现代•描金吊灯图案八角薄胎碗。
第3套：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于2000年6月28日联合发行名称为《盉壶和马奶壶》的邮票，全套2枚：盉壶、马奶壶。
第4套：中国和比利时联合发行于2001年6月12日发行名称为《陶瓷》的邮票，全套2枚：彩陶瓶、粉彩壶(景德镇瓷器)。
另外，2004年7月31日，为庆祝景德镇千年华诞，景德镇市政府特向国家邮政总局申制并发行《千年瓷都景德镇--元代青花梅瓶》，邮资图案的专用信封，该图案为景德镇陶瓷馆的镇馆之宝--青花缠枝梅瓶。
以发行的陶瓷名著有：WWw.tAoCi52.Com
1991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陶瓷经济概论》，该书的编著者是景德镇人。全书28.5万字，第一瓷印刷3000册。
2004年11月，由景德镇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瓷都•景德镇市瓷业志：市志•2卷》，该书128.2万字，记载了自有史以来至1985年景德镇陶瓷的历史。第一次印刷3000册。
2005年5月，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志》编委会编著、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江西省陶瓷工业志》，该书40.8万字，记载了自有史以来至1990年江西省陶瓷工业的历史。第一次印刷14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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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经纪业
陶瓷艺术经纪业将大有可为
经纪人可划分为一般经纪人和特殊行业经纪人。经纪人是通过中介业务来促成交易。特殊行业经纪人是指从事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科技、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经纪人，必须通过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获得专业经纪人员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一般经纪人是指从事国家允许公开交易，又不属于特殊行业的商品交易的中间商。
陶瓷艺术经纪活动在景德镇也有很长一段历史，电视剧《大瓷商》，以民国初期景德镇的督陶官鲁公公，奉圣旨在景德镇监制皇帝所需的祭天大龙缸为引子，对瓷器和瓷器商人们的故事，作了淋漓至尽的艺术刻画，同时也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据笔者了解，解放前湖北人在景德镇开设的瓷行，是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基本上是兄弟俩或同乡之间合伙，一方在景德镇负责与生产商联系，收购、包装、运输瓷器：另一方在上海、南通、香港等地负责销售和提供货源信息，把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解放后，这些景德镇的瓷行通过公私合营进入瓷厂，外地销售瓷器的店铺进入了当地的杂品公司。
改革开放后，经纪活动犹如雨后春笋，尤其是电影、电视明星、歌星的经纪人遍地开花，经纪活动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不仅是中间商的角色，而且还承担起包装、形象设计、打造品牌和经营活动的责任。景德镇陶瓷艺术经纪活动也是如火如茶。具体表现为：一是一大批外埠画家以瓷都为厚土，从事陶瓷艺术创作，催生了陶瓷艺术经纪业的初步形成。如人间瓷画公司为姜宝林、张瑞龄、张国君、金兆韬的经纪人，锦宫火圣公司为樊欣野经纪人，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为孙星池经纪人，精益斋为车一鸣经纪人，吟古斋为石宾经纪人，清莲阁为刘光、魏庆立的经纪人，三溪堂为卞哲甫、常墨涵的经纪人。二是景德镇为陶瓷艺术经纪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陶瓷艺术铸就了景德镇的辉煌，使景德镇成为扬名中外的瓷都；陶瓷艺术经纪活动造就了更多的经纪人，为景德镇陶瓷发展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陶瓷艺术经纪业将大有可为。
景德镇是享誉中外的瓷都，有着千年的陶瓷历史文化：是陶瓷美术人士向往的陶瓷圣地。像湖北的油画大家冷军、湖北美协副主席徐勇民、武汉美协副主席张少华、樊枫，山东一级画师岳玉华、山东崂山画院纪长岭、山东艺术学院刘光、济南青年美协魏庆立、安徽马鞍山画院画竹妙手石宾、鲁艺雕塑教授陈仲琛、辽宁金兆韬、陶然夫妇，西北的何笠农、车一鸣，南昌的方国兴、胡伟平，黄山的胡笛，上饶的悬空画法王高明，广西国画彩墨画大师姚砚生等等，他们来到景德镇，实现纸上作画到瓷上绘画的探索和创新，把娴熟的国画、油画、悬空画技巧运用到瓷画上，丰富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特色。他们更需要一批热爱陶瓷艺术，有共同语言的经纪人牵线搭桥，提供方方面面的服务。
阅读延伸: 【视频】陶艺人生:艺术的力量——永远的延安精神
今年景德镇瓷博会“新”意十足
从景德镇陶瓷看现代陶瓷艺术现状发展趋势前景
德化陶瓷业市场估值过低 内销需追景德镇
"德化艺术陶瓷有很好的底蕴，但价值被国内市场低估了。在这方面，我们还远远赶不上景德镇。”福建陶瓷艺术家、德化恒忆陶瓷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司董事长林鸿福认为。
林鸿福所说的价值，并非是单一的产值或销售价格，而是艺术陶瓷作品本身的市场估值。这种估值，往往是由业界和市场对陶瓷艺术品与艺术家的产地属性接受程度而决定的。
事实上，作为福建瓷都的德化陶瓷产业的产值并不低，其中陶瓷文化产业的比重也很大。2012年，德化陶瓷生产总值124.23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67.52%。其中陶瓷文化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8亿元，生产总值占全县GDP比例高达23.1%，文化产业GDP占比居全国县市前列。以此观察，德化并不缺乏陶瓷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力，也不缺乏艺术陶瓷创作的从业者。但在国内艺术陶瓷市场上，德化与景德镇同类、同等级作者的作品估值，一直是前者低于后者。
“我们产值高，是因为我们走的量大，更多的依靠出口。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基本走内销市场，而德化现在从事陶瓷产业的大小企业有1400多家，每年创造100多个亿的陶瓷产业总产值，但其中内销只占4成左右。”林鸿福认为，德化陶瓷从业人员，尤其是艺术陶瓷创作人员的数量与水平都不低于景德镇。他粗略估算，如果把国内市场对德化艺术陶瓷的估值提升到与景德镇一致，那么德化艺术陶瓷的内销规模大约要翻三倍。
德化陶瓷主要依赖外销，有其深厚历史渊源。由德化窑出产的瓷器，在元代就有大部分通过海陆运输大量销往海外。随着郑和下西洋开辟大西洋至印度洋的航线，德化瓷器凭借着有利的出海条件、高超的工艺水平，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外销瓷之一，并在以后数百年间盛行不衰，名扬海外。时至今日，德化窑出产的陶瓷已进入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随着近年来诸多产业海外市场面临饱和，开拓内销市场逐渐成为德化陶瓷行业共识，当地县政府也多次倡导“产业转型”、“二次创业”，希望改变陶瓷行业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
“无论做出口还是做内销，德化艺术陶瓷要实现更高市场价值，根本还是要打造好自身产地品牌与艺术家群体的价值。”林鸿福表示，在过去几年间，德化陶瓷行业虽然一直在向海外市场发展，但多数是为国外企业贴牌代工生产，出口陶瓷产品中拥有自有品牌者不到10%。这种不重视产地效应与自有品牌的错误，在开拓内销市场过程中不能再犯。
景德镇仿古瓷业走向迷途
题记：甲申岁末，一场由景德镇市政府发起的“置镇千年庆典”秀，令世人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景德镇这片渐渐失去昔日辉煌的土地。如从五代时期景德镇开始生产青瓷和白瓷算起，其“千年史”还要多出百余载；但若因明初形成瓷都地位而计，则又要减去两三百年——其实，是否整整千年，已无人去细究。问题的关键是，当这场轰轰烈烈的庆祝活动尘埃落定后，景德镇因此改变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记者此次景德镇之行的所感所悟，并不表明已洞若观火，亦无力促其补苴罅漏，仅希望陶瓷古镇循“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之理，拨云见日，重振旗鼓。
初访景德镇，市政府举办的“置镇千年庆典”活动已经落幕周余。数天考察，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开发中的小镇；尽管已晋升为地级市，但其相对滞后的建设连同不断被破坏的历史风貌，颇令人遗憾。市区并不大，昔日熙熙攘攘的昌江已宁静多时，新建的中心广场也无多少特色，倒是装饰几条主大街的陶柱路灯、随处可见的工艺陶瓷店和涂满“特色广告”的白墙很有些瓷都的风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有人怀疑陶瓷业在景德镇的至高地位。尽管潮州市今年凭借陶瓷业年产值过百亿、占国民生产总值50%的骄人战绩摘得“瓷都”称号，但若论群众浓厚的陶瓷情结和全民参与陶瓷业的规模，则景德镇在国内仍旧是独一无二。而对于景德镇丢失了“瓷都”称号一事，市民们似乎没有表现出吃惊的心态，他们觉得，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有老瓷厂纷纷倒闭起，这一结果就已难以改变。
探寻景德镇瓷器今日大规模
仿古的发端
仿古原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后朝对前朝技艺的敬仰与学习——如果生产出来的仿古瓷器就名实相副地当作仿古瓷器出售的话。今天的景德镇，生活日用瓷生产由于没有形成工业化，加之技术落伍，在竞争中被其他城市远远抛在后面；占据主力的工艺瓷又因为供大于求造成的恶性降价抢夺市场份额现象，加之缺乏创烧、一味仿古，前景亦不令人乐观。
民国时期，景德镇的陶瓷业曾经跌到崩溃的边缘，大批制瓷艺人流落他乡，很多传统技术相继失传。解放初期，研究所(后来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借助东德的技术，挖掘出霁红等颜色釉的传统配方，加之很多艺人的回归，仿制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瓷，不少仿康熙和乾隆官窑的瓷器质量很高，几乎以假乱真。但是，这些瓷器并没有流入市场，都由馆收藏。
1954年之后，景德镇艺术瓷厂在大批老艺人的参与下，仿制过大批古瓷，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为仿乾隆重工粉彩瓷，其中大部分产品由国家收购，按工艺瓷出售；还有一部分由香港中艺公司购买，流向海外。自此，仿古水平声名鹊起。这时期的仿古瓷很多不一定都落“××年制”的当朝款，不少都注上了“××瓷厂”的标志。
文革结束后，一批国有瓷厂兴起，工艺瓷的生产得到了恢复。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名家艺人开始重新仿制古瓷，但水平并不是很高。直到1985年，状况有了变化。1985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也可以说是今日仿古风潮的发端。鉴于国际市场特别青睐仿古瓷，这一年，馆的黄云鹏先生、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的罗学正先生和学院的几位专家聚在一起，决定跟东风瓷厂美术研究所合作，建立古陶瓷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之余，利用掌握的技术和鉴定知识，从胎釉、造型、发色全面模仿，仿烧出一批水平很高的宋影青、元青花、永宣青花。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年的时间，销路很好，价格也不菲。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瓷器在当时都是按照工艺瓷出售，发货清单上均注明“仿古”。当时很多文物商贩订货以后，便将这些仿古瓷进行做旧处理冒充真品，混同当时发掘出土的古瓷一同销售，陶瓷市场秩序一下被扰乱了。这是专家们万万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他们原本想发掘古陶瓷的技术精髓，却被商贩利用以假充真，于是黄、罗等人决定不再做了，古陶瓷厂也随之解散。星火可以燎原，原来古陶瓷厂的工人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了不少仿烧的技术与经验，回家后他们继续仿制古瓷，并将仿制技术传播开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仿古瓷个体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在景德镇扎根并扩散开来。
景德镇仿古瓷现状：
中低档仿古瓷比例最高，高档仿古瓷扰乱拍卖市场
提起景德镇仿古瓷，人们的第一联想必定是樊家井村。这片靠近景德镇火车站的弹丸之地，是全国仿古瓷“大路货”云集之所，以中低档次的仿品为主，人们在北京的潘家园、西安的八仙庵、长沙的清水塘都能够寻到它们的踪影。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个不足3000人的村落，却有着500余家陶瓷作坊和店铺，平均6个人就拥有一家作坊，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这些作坊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当地农民自己雇佣工人开的作坊，一部分是当地农民把房屋出租给外来老板开的作坊。
樊家井的瓷器店面分类比较清晰，仿各个时期和品种的店铺往往是独立的，如仿元明青花的店铺、仿清代珐琅彩的店铺、仿民国粉彩的店铺等等，这些店铺和作坊往往雇佣技术熟练的工人。仿古瓷店铺的分工细化既便于掌握技术和大量生产，且有利产品仿制更到位，还可以避免产品过于接近影响销售。作坊在生产上也是分工明确，有些作坊专门生产白胎，有些作坊加工青花等釉下彩瓷，有些作坊加工粉彩等釉上彩瓷，这样划分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樊家井并不大的生产空间。
除了上述的生产和销售窗口，樊家井还拥有几十家特殊的店铺，即“做旧”加工店，它们是构成樊家井仿古瓷完整产业链中必可少的一环；因为未加做旧的仿古瓷永远只能作为工艺瓷出售，价格亦将大打折扣。这些店铺由一些做旧修复技术高明的师傅开设，往往是一个人开一家店，比的是各自拥有的技术和绝活，他们将送来的仿古瓷进行后期加工做旧。此外，一些不开店铺的“自由人”也是樊家井离不了的“能人”，他们是那些水平很高的画工或写款师，哪家需要去哪家，收入不菲。
樊家井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旦自己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作坊老板就会关闭街面上的店铺，离开樊家井，在自己家中作业。因为有了名气，他们只用等顾客上门采货。个中原由，一者是这些老板担心自己的技术被同行窃取，二者或许是他们担心樊家井“大路货”的招牌影响了自己产品的价位吧。
樊家井的中低档仿古瓷面对的是古玩市场的普通大众，收藏者很容易识别其真假，可以作为工艺品收藏；即便是那些不懂陶瓷知识的正在入门者，花几百元的“学费”，损失还不算太大。最容易扰乱市场的是那些仿制逼真、价格高昂的高档仿古瓷，其危害程度也最大。景德镇高仿瓷器集中在凉山树、罗家坞、筲箕坞、莲花山庄等社区，这些区域聚集着景德镇水平最高的古瓷仿制艺人。其实古瓷仿制也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律，这里的很多人最初也是在樊家井起家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家里作业，雇用优秀的窑头、火工、画师，并且产品采用传统的柴窑烧造——柴窑固然能够保证仿制品“到味”，但因其费用高昂、占用空间太大、烧造程序复杂，令很多小作坊“望而却步”。景德镇大部分仿古作坊于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采用节约空间、费用低廉、干净易操作的煤气窑(液化气窑)烧制瓷器，往往只有那些资金充足、生产高档仿古瓷器的作坊才会采用柴窑烧造。
高仿瓷也分三六九等。除了市面上流通的那些价位数千元到数万元的普通高仿瓷外，还有数量极少、价格惊人的顶尖高仿瓷，它们由技术顶尖的高仿大师制作。今天景德镇大概还有不到20位这样的大师(其中的少部分人在泰国和日本从事仿烧)，他们往往是被“包窑”的。记者了解到，一些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商人，往往会选择其中一位，每年出资数百万元“包窑”，其一年仿烧的产品全部归“包窑方”所有。一般来讲，这样的顶级作坊一年只生产十几件甚至几件精品，失败的作品全部销毁。当这部分作品流入市场后，往往会进入大型拍卖会和知名画廊(国内外皆有)，冒充真品，单件价格往往高达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揭秘：瓷器仿古做旧到底有
哪些手段？
一件完整意义上的仿古瓷，即指以假充真的仿古瓷。它由两个步骤构成的，首先是仿制，然后是做旧，二者缺一不可。仿制主要包括纹饰的仿制、器形的仿制、釉色的仿制、胎土的仿制和重量的仿制；做旧则是指采取各种技术手段以制造器物的“岁月痕迹”。.纹饰和器形的仿制
在仿制方面，以纹饰的仿制和器形的仿制相对容易。记者调查中发现，很多店铺老板往往会花数百元或数千元买一件出土的、已经破损的瓷器，目的是为了仿制上面的纹饰。除了直接仿画之外，他们还会采用细毛笔蘸墨汁在原件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透明白纸印出轮廓，再将该纸贴在新的瓷胎上摹，这样往往仿得比较到位。水平最高的甚至采用电脑三维扫描纹饰，几乎丝毫不差。器形也是如此。今天的古瓷仿制者比较起过去的艺人，最大的不同便是利用各种博物馆图录和图书，并根据上面的图片和数据，模仿纹饰和器形，水平高的甚至可以做到惟妙惟肖。(上述的情况不包含那类出于迎合部分藏家猎奇心理臆造的仿古瓷。)
这里顺便也提醒陶瓷收藏爱好者，在学习瓷器鉴定知识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上面的纹饰特征和器形特征，必须在市场中多实践多学习，避免按图索骥造成损失。
.胎土和釉色的仿制
对于利用新原料仿制古瓷的人来说，胎土和釉色的仿制是最困难的；如同模仿一幅书法作品，你可以模仿字形，却很难仿出风格。胎土的仿制取决于原料的配方，南宋以前景德镇瓷器的胎土一直以单一的瓷石为原料。当上层瓷石出现能源枯竭时，南宋末年，景德镇瓷工在浮梁瑶里乡麻仓村发现了麻仓土，用这土掺和不子(注：念dunzi，特指砖块状的瓷土块)制成的坯性质硬。后在高岭村发现与麻仓土一样性质的泥土，名高岭土，这是制瓷工艺一大转折。“二元配方”的制胎法也让景德镇瓷器自元代起扬名全国。
今天景德镇的很多陶瓷作坊为了节约成本，直接购买来自外地制泥厂的原料，在景德镇的南山里也有不少这样的制泥厂，用这些原料制作的瓷胎很容易识别真伪。比较难鉴别的是严格按照瓷石加高岭土的配方制作的瓷器，然终究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尤其是明早中期的瓷胎，由于麻仓土已经消失(消失于明中后期，据说这也是明后期大龙缸屡屡烧制失败的原因)，今天已经不可能复制。
而釉色的仿制取决于釉料的产地和配方，不论是青花的钴料，还是釉里红的铜料等，不同时期的产地和配方也有差别。以青花瓷的钴料为例，从元代的苏泥勃青到明初的石子青，再到成化的平等青、嘉靖万里的回青、天启崇祯的珠明料，最后到清中晚期的洋蓝等等，都因产地的不同而呈色效果各异。随着很多原料的消失，今天已经仿不出那一时代真品的效果。当然，釉水的稠稀比例和上釉方式也影响着最终的呈色效果。至于对重量的仿制则更难，毕竟，对于大部分仿制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机会亲手接触真品实物，所以这一点也不易仿制。
在今天瓷器的鉴别要素中，掌握胎土和釉色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建议收藏爱好者在刚入门时可以先买一些瓷片标本学习，等琢磨透之后再买完整器，方是正确之道。.老原料结合新工艺仿制：
老胎新绘、老釉新胎、旧件新器、复火
景德镇仿制古瓷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地下资源，历代的瓷器遗存(不论完整与否)数不胜数。在当地的古玩市场和跳蚤市场，令人不禁感叹这里出土瓷器之众，尤其大量的瓷片标本，更是初学者的珍贵教材。记者曾在昌江畔即将消失的吊脚楼一个工地上捡瓷片，不到两个时辰，便收获了十余片明清的民窑青花瓷片，由此可见一斑。今天的景德镇艺人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在仿制古瓷上费尽心思。
老胎新绘：比较常见的是利用清中后期及民国的白胎，在上面绘上粉彩等釉上彩，使其价值增倍。这时你鉴别就不能单纯依据胎质状况了，而是要参考颜色釉是否到位、釉光是否温润等因素。
老釉新胎：近几年景德镇也陆陆续续地出土了一些过去的釉料，仿制者会利用老的釉水去装饰新胎，鉴定时应重点观察釉面与胎面的结合紧密程度。
旧件新器：老的足、流、底、口、颈等等残缺的出土物，往往被组装在新的瓷器中；这种作伪迷惑性较强，应仔细对比整器的各个部件是否一致。
复火：复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将残缺的旧器(残缺部位较小，如器身的冲或器口的磕口)的残缺部分修补好，再放入窑中复烧，出窑后完整无缺，价格便提升数倍。第二种是指将老的瓷片碾碎成粉末，加上其他矿石原料，做坯烧胎。.做旧的推陈出新：从氢氟酸到高锰酸钾再到中药
前面说的都是仿制的手段。而“做旧”的手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做旧以仿出土器物的特征为主。常见的手法是用砂纸打磨新的釉面，或者用氢氟酸腐蚀釉面，然后涂刷泥水，泥水渗透到被破坏的釉面内，造成出土的效果。然而这种方式在今天慢慢被淘汰，一方面是容易识别真伪，另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档次的提高，收藏群体对品相的要求也在提高，旧的做旧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今天是做旧的第二阶段，以仿传世品的特征为主。传世品由于保护得当，一般不会出现出土器物那种较大程度的釉面破损，其釉面具有脱玻化特征，釉光温润，且底胎比较细腻，内壁可见“鸡爪纹”等等特点。中低档次的仿品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往往会采用在釉面上涂抹高锰酸钾来造效果。记者在樊家井一家做旧店里看到一个师傅正在加工一堆从别的店送来的“雍正粉彩碗”，据他介绍，加工一个收5元工钱，一天下来也能赚个百十元，倒也是一桩好生意。高档次仿古瓷则会采用中药浸泡的方式造老瓷效果，掌握这种做旧手段的师傅数量并不多。中药的配方是严格保密的，在他们的店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药水瓶，但是标签已被撕掉以免泄露。用中药煮泡做旧也会因对象不同而略有差异，比如，为了造粉彩瓷蛤蜊光效果，会在中药里加少许酒精，而为了消釉下彩瓷的亮光，会滴入少许氢氟酸(据说，一小瓶氢氟酸可以用半年)等等。
其他的表面做旧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用茶水煮、用香火烟熏、涂细煤灰等等；至于器物内壁出现的鸡爪纹，在上釉瓷刚出窑时用小锤敲砸即可仿出。
仿古瓷主导业之根源
今天，景德镇的很多仿古瓷作坊都是在亏本经营，尤其是那些低档仿古作坊；即便如此，他们还在坚持生产，原因很简单，生产单纯的工艺瓷亏本更大。自20世纪90年代景德镇大批国有瓷厂倒闭后，很多下岗工人没有生活来源，解脱不掉的陶瓷情结促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继续从事陶瓷业。然而，单凭个人资金不可能启动规模化生产，根本不可能依靠生产日用瓷赚钱，只有通过生产小成本的工艺瓷这条路，无奈参与人群太多，最终造成市场供大于求。据当地人介绍，每10家工艺瓷器店中只有2家能盈利。对小生产者而言，单纯的工艺瓷已难以为继，故而很多人转向利润更高的仿古瓷。只是仿古瓷也是一件投入成本与产出价值成正比的产业，小生产者因为资金不足，只能生产低档次的仿古瓷(包括做旧手段也是低成本)，每件售价从一二百元到四五百元不等，除去成本所剩无几；他们在下次的生产中会更加削减开支，产品的水平也随之降低。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也直接导致了全国各地很多消费者对的排斥态度。
任何一项产业的存在必定有相应的需求，景德镇仿古瓷产业之所以愈演愈烈，跟市场的需求不无关系。当地一家古玩店的老板曾得意地告诉记者，他手里的一种清康熙松竹梅青花笔筒今年已经卖出了6件，分别被几家拍卖公司以数百元买走，然后分别拍出1万多元；而店里一件乾隆粉彩官窑碗年初在一家拍卖公司拍了8万元，他卖给该公司仅为数千元。当问他这些拍卖公司是否知道买走的是仿品瓷时，他不屑地笑了笑说：“(拍卖公司)当然知道了，只要利润高就可以了。现在的拍卖会，瓷器专场的真品率能过20%就不错了。”——他的这句话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一个不可忽视的瓷器赝品上拍问题。记者还曾冒充北京的老板在筲箕坞一个做高仿瓷高手的店里，挑了半天表示“不满意”，问他有没有更好的货时，他把记者领到里面一间小屋。面对一柜子仿得非常到位的“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瓷器，记者感叹许久，随即“挑”了一件“崇祯”的青花笔筒问价，这位高手回答说1800元可以拿走，并表示买得多可以优惠——同样的器物，若为真品，在拍卖会上的价格不下于15万元，可见此“利”之巨。
除了拍卖公司，文物商店也对仿古瓷有很大的需求，随着存货的减少和征集难度的加大，他们有的会拿出一些库存的瓷器到景德镇去请人仿制，限额生产几十件，全方位高仿，产品也往往按照新仿的价格出售。
今日的景德镇，已经告别了历史上日用、工艺瓷双繁荣的局面，尽管继续保持着工艺瓷的全国最高水平，但更多地是体现在仿古瓷生产的水平和规模上。工艺瓷的创新和日用瓷的工业化已经成为景德镇发展必须要突破的两大瓶颈，形势逼人。告别景德镇时，记者带着些许怅然：不知这千年瓷都的窑火何时能再发出耀眼的光芒？
陶瓷知识：景德镇瓷业传统的收徒模式
全厂五行头，雕削工可以授徒，其他四行皆由老板授徒。
雕削工收徒，五年一届，平时封禁，时满为开禁；有的年份缺人，要开黑禁，但要满三年，叫放脚。不论开禁或放脚，每个雕削工只能收徒1人。事前，还须到雕削行会买名额票，每张银洋5元。学徒要有介绍人作保，写好师徒合约，规定中途不得离开，如有死亡等事故，师父不负责任。学徒期为五年，第一年工资4元，以后每年加2元。第六年还要帮师父做一年，叫包年，工资打六折或对折。有势力的雕削工，在行会里买三、四张徒弟票，在徒弟身上榨取金钱。徒弟学会了手艺，每天要做到晚上11点才收工，否则要挨打。徒弟家中稍宽裕的，委托介绍人向师父买出师，议定每年20元，师父认可后，可以独立工作。甚至有的父亲带子为徒，也按行会规定办。
老板收徒的有草鞋、做坯、利坯、画坯四行。草鞋帮收十七、十八岁的小青年，首先学打杂，上位顶半个位子，学到七月半，便顶一个位子。尔后，学码头、装坯，一年出师，年工资30元左右。出师后，与老师傅同等对待，工资不打折扣。
做坯、利坯要学6年，收十二、三岁小男孩。学画坯的年龄稍大，文化稍高。学徒期，第一年工资4至5元，以后每年加2元。入厂后先学2年杂务，第三年才正式学手艺。若老板是做坯出身的，则教做坯，利坯、画坯则请厂里师傅传艺，另送果品。满师时，徒弟出钱，师父办出师酒三桌，工种行会的街师傅一桌，厂里的师傅们二桌。第二年包年，工资打六折或对折。
带徒弟，行规限定只收本籍人。外省的，除安徽籍外，一律不带，以免技术外流。都昌人学琢器手艺的也不少，但只收利坯、雕削和草鞋帮，做坯手艺不传都昌人。民国35年5月，都、抚两帮发生未遂械斗，自那时起，行会规定不准收都昌人为徒，而且在厂里顶岗位的徒弟，也一律辞走，不得留用。
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祐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的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的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
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
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
弘治五年三月"辛未初八日，以皇太子礼成诏告天下"：……各处额办派办物料除军需供应器皿外，其余朱漆，油麻、铜丝、铜青、铜铁等，……白墡④、矾红、烧造缸釉等土……等项自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征者悉与蠲免，已征在官者仍解本部并本处收贮以备别用⑤"。
由于许多行业的停止，这些额办派办的物料似乎已没有多大作用，只是作为一种备用物资贮存于官府，而且拖欠年限迨至弘治二年年底为止，很可能以后三年内并未征改。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这段材料中提到的"矾红"可能就是烧造包括成化斗彩在内的红彩料，把它列为朝廷征收的原料中的一项，足见成化朝对矾红是重点征收的，因为它与制瓷主要原料"白墡""缸釉"列在一起，这种彩料的蠲免进一步证实彩瓷的烧造在弘治朝完全进入低潮，朝廷对这种费财甚多的制品显然已不感兴趣。
弘治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瓷业又在朝廷内官的严加监督下，生产比较精致的瓷器，以致又一次引起了大臣的强烈不满：
十一年十一月"癸卯，礼科给事中涂旦等言……近者差内官往苏杭等处织造缎匹，陕西等处织造羊绒，织金彩、妆曳撒秃袖、江西烧造各样瓷器，俱极淫巧，又取福建丝布追督甚急，况各处连年灾伤，边方多事，重以骚扰，百姓何以堪命？伏望一遵旧制，非常额一切停止，不宜停止者，责其进纳，所遣内官通行取回，庶可以宽民力……。上曰：讷忠言联当自处，王铖既用之边族，置勿论，其余令所司斟酌以闻⑥"。
孝宗帝这一次的态度比较暧昧，显然他对上述物品不无需求之意，只是碍于面子，或者说尊重臣下之苦口良言，因此还是把决定权下放给有关衙门。
两年以后（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宁举等以灾异言十事"，其中一节财用谓："近者屡差内臣往陕西苏杭织造驼绒缎匹，饶州烧造瓷器，凡诸工作动费不赀，况所差者假公营私，用一造百，……乞取回各处督造内臣，减光禄寺无名供应，以安民心……。上纳之⑦" 。
宁举等所奏内容与两年前涂旦等所奏内容基本相同，可能前面孝宗批复的"令所司斟酌以闻"之言，臣下并未完全（或无法）执行，因而宁举等再奏并着重指出了"动费不赀"和宦官的"假公营私，用一造百"对地方百姓的危害。从这里可以得知弘治十一年以来烧造瓷器所耗资财颇大，从而可以推测，弘治朝在这一阶段可能烧造了较多质量较高的瓷器。似可认为，这一阶段是弘治瓷业的高峰。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孝宗"命取回饶州府督烧瓷器内官"，其由为"从巡抚都御史韩邦问奏也⑧"。韩为巡抚江西都御史，他在地方上显然深知浮梁民困和宦官贪酷之实情。于是又一次撤除了督造内官。与此同年"弘治十五年奏准，光禄寺岁用瓶坛自本年为止，已造完者解运，未完者量减三分之一⑨"。这一减烧措施似与韩邦问之上奏事有密切关系。
次年（十六年）七月江西按察司佥事任汉上地方事宜，其中有："一谓江西地狭产薄而科赋比常加倍，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乞暂将解京折量银两并起解运，兑军粮未减半坐派多剩留以济军士，其军需颜料并瓷器之类亦暂停免二三年⑩"。
任汉的上谕在当时并无答复，但后来可能还是兑现的，同年十二月"已未，吏部尚书马文升奏……乞将弘治元年以来所派一应物料量为停免……工部复奏弘治十年以前及十三、十四年分派所宜蠲免停止者十七事疏上俱从之⑾"。这段史料中虽未知有否停免烧瓷，但从有奏必从的实际情况看，景德镇御器厂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停烧或减烧。
综观孝宗当政十八年，对监烧瓷器内官的遣召谕旨减烧是十分频繁的，其间仅罢免、召回烧造内官的次数就至少有五、六次，而减烧，蠲免的事例也时有出现，这种撤而复遣，遣而复罢的做法，在许多朝代皆有，但在弘治朝显得特别多，而且别的朝代往往是监烧者不力，烧造质量下降而遭朝廷训斥或贬滴；但弘治朝则是宦官"骚扰百姓"等原因造成。凡此种种，对御器厂的正常生产影响很大，于是产量剧减，多种品种取消，质量有下降趋势。《明史》食货志在叙述正德朝瓷器时统计："自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余万件"。计划内的三十余万件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限制措施后逐渐拖欠积压的。因此，对造成这种官营瓷业萧条的主要责任者孰谁，是十分明确的了，它完全与孝宗帝的治国之道相适应，与其统治时期所奉行的政策相适应。
（三）
弘治帝是何许人？在他当政时奉行的是什么政策？在明代各朝君主中，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皇帝，旧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较高，誉其统治时期为"弘治中兴"。《明史》对他更是赞颂备至，谓："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⑿"。诚如史料所记，孝宗是一个比较懂得治世之道的开明君主，他任用贤臣，采纳忠言，勤于治理、裁抑宦官，并提倡节俭，与民休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俭"。在他当政时期，减烧景德镇瓷器仅是无数措施中一项，明史记载，他经常"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物品""罢营造器物"、"减光禄寺供应"等。另外，不断"免各地灾税粮"、"赈灾民"、"免织造"、"闭银坑"，甚至对正旦、万寿圣节、重阳、冬至等节日宴赐百官之常例，也经常命"免宴赐以节钱钞"。执政十八年，禁减项目之多，为历朝所少见。由是而"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执政期间，臣民欢欣，朝野鼓舞。当然这是相对前后朝昏庸之主而言，其父成化、其子正德纵情声色，荒淫无度，宠用宦官，朝政腐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景德镇御器厂瓷器生产在弘治朝走下坡路乃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之事。这对后世瓷器研究者来说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孝宗与其父其子一样不加限制的话，当时的瓷业是不会停滞不前的，说不定的有方面还胜于成化、正德，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做法是明智的、进步的，符合广大臣民的愿望的。
（四）
在分析一朝瓷业兴衰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下面这一因素，即皇帝个人的嗜好有时也可能会造成瓷业的兴衰。如宣德时朝政并不腐败，但宣宗喜好瓷器，其时青花及各类制品俱佳；景泰帝可能格外欣赏珐琅器，由是该朝流行"景泰蓝"扌舀 丝珐琅器；成化帝似乎对彩瓷有特殊兴趣，因而斗彩制作特别精。但弘治由于"兢兢于保泰治盈之道"夙夜忧勤、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瓷器，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但是，有迹象表明，弘治帝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的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另外从史料也可窥见其嗜素之一斑，如弘治十五年三月"已亥，先是有旨，自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从中可知，弘治十五年一年内御膳进素日期可达一百一十一天，约占全年三分之一，而且关于"进素在祖宗朝本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⒀"，说明弘治早有食素习惯，其御膳进素也是常事，而越到后期可能进素日期更多。由此类推，食素所需之器皿必然与所盛食物相适应，其色调必然相和谐。因此，弘治帝对素净器皿的使用是比较多的，再说，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而我们又可推断，弘治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为什么普遍较素的又一因素，这一因素对该朝瓷业的相对衰落，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景德镇陶瓷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概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溶入千年文化大力发展陶瓷业 再树“景德镇”品牌
景德镇以瓷立市，以瓷扬名、以瓷蜚声海内外。
瓷都景德镇具有完整的陶瓷科研体系，现有部属、省属、市属、特种、古陶瓷5个陶瓷研究所，国家日用陶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陶瓷标准化中心和国家陶瓷文献信息中心也均设在景德镇。
瓷都景德镇聚集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拥有全亚洲独一无二、完善的陶瓷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及陶瓷职业大学培养了上万名各类陶瓷专业人才。
聚集了如此之多的陶瓷产业优势，为何景德镇市的陶瓷产业位置仍得到多方质疑？为何陶瓷行业龙头老大的位置会有如此之多的产瓷区觊觎？
对目前状况，记者日前走访了我市多家的陶瓷机构，在江西省陶瓷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大军向记者讲了一番肺腑之言。
在谈到当前景德镇市陶瓷现状时，他很激动。他认为景德镇的水、土和原料都是其他地方无法来相比的，而景德镇又是优质陶瓷原料的原产地，有这么好的基础，不能把陶瓷产业做上去是没有道理的。
而潮州瓷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他认为潮州瓷在造假方面占了一个很大的因素。就目前而言，潮州除了仿制出的外，仿制出的日本、德国等国外陶瓷，还吸引了国外的陶瓷商，为他们的经济创汇占了很大的比重。然而仿制的终归是仿制的，潮州陶瓷商所仿制的陶瓷在瓷质上，是根本无法与相比的，特别是景德镇的青花瓷。他举了个例子，南丰的橘子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生长在那一片地方才能长出好的橘子，而离开了那十几亩地，就再也没有了那种特有的味道了。因此与正牌的景瓷相比，潮州瓷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面对当前景德镇市陶瓷所遇到的景况，他觉得目前景德镇在工艺瓷、陈设瓷、艺术瓷等方面仍处于领先位置，但如果要增创经济效益，则需要发展我市的工业陶瓷和日用陶瓷，而科研陶瓷和特种瓷也要跟上。除此之外要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从创新的基础上发展，从个体化向企业化转变。此外，还要在陶瓷上创上创新，因为目前陶瓷无论是从陶瓷的画质，还是在器形上，都太古老太传统了，应该要打破这个局面，才能有好的发展。
在采访中有件事情让记者感触良多，为了保护“景德镇”这块招牌，在陶瓷出外销售过程中，因为有的陶瓷不能卖出去，所以许多的陶瓷都在原地的被砸碎了，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让景德镇的瓷文化不致被贱卖，因为从景德镇销售出的己经不再是简单的陶瓷制品了，而是千年瓷文化的积淀与“景德镇”这一城市品牌！
景德镇陶瓷史
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青白瓷刻花注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明洪武 青花缠枝莲大罐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 雍正 粉彩八桃天球瓶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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