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的真伪鉴别。
引子：元代“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2005年7月12日，佳士得拍卖专场上美国古董商以1568.8万英镑（约2.45亿元人民币）拍得，创下历来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由此，中国元代瓷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其实，元代青花瓷器自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先生发现并发表大维德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以来，中国元代瓷器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关于它们的诸多研究随即拉开序幕，以至于在长达80多年当中，美国学者、英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相继都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但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匮乏，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为此，笔者在此探索性的做一些阐述，算是抛砖引玉。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瓷器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类独特器物。世界早先认识中国也是从“丝绸”和“瓷器”开始的。中国瓷器以青、白、黑、蓝、彩等诸色而闻名与世，青瓷是中国的母瓷之称，从商周开始延续发展数千年，尤其青瓷和白瓷发展到唐代成为主流名瓷称霸世界。青花瓷在唐代虽然诞生，并和越窑、邢窑、长沙窑等一道出口东南亚、中东和埃及等国。但它没有形成主流，一度被历史埋没。五代和宋代名窑辈出，尤其宋代六大窑系纷纷登场，工艺的精湛和装饰风格的内敛，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绝唱。
到了元代，战争的洗礼、王朝的更替、蒙古少数民族民族入驻中原，各民族的大一统，唐宋延续以来传统文人文化趋于平淡。但大批宋代（金和南宋）旧文人归隐，并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亡。元代汉儒主体文化在历史夹缝中诞生了新的传统文化。比如：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戏剧、元代诗歌、元代小说（四大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影青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医学、元代科技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图扩张和大规模对外战争征服杀戮时期的汉儒背景。
说到元代瓷器发展，必然要了解蒙元整个历史和社会背景。元代瓷器的器形、文化题材、图案纹饰、烧制工艺等，并非如很多学者和收藏家所说来源西亚和蒙古族的主体意识。现在一部分学者和收藏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越来越发现元代瓷器（元青花）中蕴含的汉儒文化因素占到主体位置，这种汉儒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另一些人把元代瓷器归结到明代早期的社会环境中，认为蒙古民族入驻中原，不可能推崇汉儒文化，所以瓷器上的汉儒传统文化因素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仔细研究蒙古整个历史和社会面貌，我们会发现汉儒因素始终贯穿整个蒙元帝国。
追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灵魂人物成吉思汗是我们必然要客观了解的。因为他的思想和他创立的帝国，必然要影响到整个元代统治和元代整个社会。
成吉思汗自幼失去父亲，受尽强势部落的凌辱和欺诈，由母亲携带生活在树林里，靠母亲一个人打猎，采集来维持生命，这种特殊的草原原始丛林社会环境，练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曾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西亚、中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当然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耶律留哥、刘伯林、石天应、史天倪父子、张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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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谈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元代鬼谷下山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继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谓儒学最有造诣。在儒师王约的积极倡导下，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宗和文宗这两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汉儒治国与成宗相比更甚一筹。更多的体恤民情，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明确记载文宗亲自向景德镇浮梁瓷局派遣督窑官)、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等。但这种汉儒治国方略，由于蒙古贵族对皇帝的极大牵制和阻扰，使得元代晚期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摆脱蒙古主体阶级利益的压制。比如重要官职汉儒不能担任正职，科举对待汉儒的录用有所限制(推举为重)。在社会人才选拔层面，除科举而外，还有汉儒推荐制度，这也大大增加汉儒进仕的渠道。这种制度7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职也不都是推举吗？少数民族同样也不可以在汉族主体政权里担任正职。完全凭人才实力的选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做到，秦汉以后到现在数千年以来的汉儒主体政权统治当中都没有做到，蒙古少数民族没有做到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贲巴壶的历史文化背景
所谓贲巴是藏语译音，在藏语中是“瓶”的意思，因此贲巴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瓶。
从贲巴壶的造型来看，主要可以氛围有流嘴和无流嘴两种。无流嘴的贲巴壶又被称为“贲巴瓶”，也相当于有流嘴的贲巴壶除去嘴的部分，它的造型看起来就像是小型的喇嘛塔，喇嘛壶的底部也相当于是塔底。贲巴壶的腹部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半圆形的覆钵，它的壶颈就相当于塔刹，贲巴壶的瓶口就相当于华盖。常见的贲巴壶有流嘴，但是没有执柄，人们在使用贲巴壶的时候，需要用手握住贲巴壶的壶颈。
贲巴壶在藏族地区被广泛使用，虔诚的佛教信徒们一般使用贲巴壶装水，或者将贲巴壶作为一种具有欣赏陈设功能的礼佛器皿，通常把草放在壶里面，故而贲巴壶又被人们称为“藏草瓶”或者“藏草壶”。贲巴的梵音意为：军持，佛教典籍《庶物异各疏》中是这么描述贲巴壶的：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由此可见，贲巴壶蕴含深厚的禅意。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已经将贲巴壶作为宗教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法器，它主要是用来盛水的净水壶。元朝的时候，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传教十分成功，与此同时，蒙古文化对满族人民的影响非常大，故而也信奉喇嘛教。出现最早的贲巴壶的制作原料主要是金质、银质、铜质，而瓷质的贲巴壶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烧制出来的。
大清皇室的人非常信仰佛教，故而为了迎合统治阶层的喜好，景德镇窑的制瓷工匠们开始大规模地烧制各种各样与佛教相关的陶瓷器皿，就这样，七珍、八宝、贲巴瓶等等纷纷横空出世。在那个时候，贲巴瓶不只是作为皇家礼佛的法器净水壶，还被清朝皇帝用来作为赏赐藏传佛教代表领袖人物的佳品。而在乾隆和嘉庆年间，皇帝们也将贲巴壶进献给内地多个寺庙。就比如说，根据我国清朝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乾隆皇帝曾经在泰山岱庙进行祭祀活动，并且进献了贲巴壶。清政府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青睐，一度把贲巴壶作为礼品赠给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在清代乾隆年间，贲巴壶的烧制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令人遗憾的是，清代嘉庆年间之后，烧制贲巴壶的工艺逐渐走向没落。
康熙五彩的文化背景
康熙五彩是指清代康熙年间五彩瓷烧造，其主要有： 继续有成化斗彩风格的烧造；继续有青花五彩风格的煅烧； 发展了明代釉上彩而有新风格产生。这三点， 构成了完整的康熙五彩概念。说到康熙五月彩的发展的特点， 我们必须了解其文化背景。
陶瓷：陶瓷鉴赏
代表着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在景德镇传统艺术中， 也得到了印证。如宋代的“影青瓷”是“初发芙蓉”， 出污泥而不染； 明代的“五彩瓷”则是“错采缕金”， 绚烂之极， 从艺术角度上品评，则融汇于陶瓷风格之中的人格和思想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背景，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汉文化的回归
元代虽然时间较短， 但它是中国经过长期分裂以后，又一次出现大统一的局面，虽说在元代初期，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 曾给全国的经济文化带来了破坏，但在农业、科学、文化和艺术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烧造“枢府瓷”刺激了陶瓷和工业的繁荣。当元 王朝垮台， 汉人朱元璋建立明朝，众人誉称“外夷败亡，吾汉兴旺”，视之为汉文化的回归，特别是儒家思想重新统一天下， 导致儒文化的发展和孔子强调的“尽善尽美”的观念重倡， 尤其重视人为的装饰和形式美的追求， 以错采缕金对应元代瓷器“意器并重”的审美观念。
五彩仕女盘（清康熙）
二、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注重表现思想的人格，不对外表作过份的雕琢，追求内在本质的美， 是其主要的艺术特征，宋瓷也以追求自然风韵为本， 反对一切多余的人为雕饰。要求陶瓷艺术不仅仅停留在炫耀工艺技巧的阶段。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感情的境地。追求清静幽玄的格调， 如南宋窑就是取釉面的自然开裂而巧夺天工之美。同时在造型和装饰的整体效果上做到相得益彰，从而达到“文与质”的成功处理。
在庄周思想指导下，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也是以独创的影青釉色显示其“平淡”高雅的意境追求， 即使有刻划、印等纹饰表现手法， 也都隐于色釉之下， 讲究天工出清新的。而元代青花瓷风格也是庄周哲学的产物， 是通过人工的“极饰反素”以求达到《易经》上所说的“白贲”境界。它通过精放的器型和笔致， 繁缛丰满的纹样装饰， 秀逸雅致的青蓝色调，融阳刚之美与阴柔美于一体。
三、文人画派的影响
五彩起源于明代， 成熟于清代， 是景德镇首创釉上彩绘的一种传统瓷。 “五彩之器， 明乐制作始盛， 证以《博物要览》所载， 则穷研意巧，花样渐多。大明五彩色产生的基础上就是汉民族文化的延伸， 受传统中国画的影响最大。从彩陶到汉代的彩绘瓷器，从宋代的红绿彩、磁州窑的铁锈花到元、明、清的青花、五彩等都受到文人风格的影响， 由谢赫提出的书画六法， 是中国画表现形式的精髓， 而在陶瓷上运用毛笔彩绘纹样， 一直是古代陶瓷艺人们的强烈愿望，而红、绿彩首开采毛笔蘸料进行釉上彩绘的先河，把随类赋彩的形象思维第一次赋予了实践。五彩瓷的出现， 其主要的内活动力，就是古代陶瓷艺人有意识地把中国绘画搬上陶瓷器皿的主要想法。五彩瓷在当时工艺条件的制约下，仍显示出对中国画装饰风格的直接追求，其 巧思妙想，深含着中华民族艺术的意念， 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涵。一般来说，五彩只有红、黄、翠、绿这五种颜色，用色虽不多，但是古代陶瓷艺苑人们却能巧妙地运用发色效果， 尤其是红、绿两色的搭配， 构成了对比强烈、鲜艳明快， 古朴大方，协调统一的色彩特征。大明五彩为完善古彩创造了必备的工艺基础和技术条件， 五彩是先勾线作骨架以笔线传神言情是共通的。每一笔线描刚劲有力， 五彩靠单线平涂，完全依靠线描的功力来表现各种人物、花鸟， 山水等形象， 五彩的很多装饰章法、画意都不同程度地接近国画，但在结合工艺和生产中又有变化， 加进了图案手法。五彩中的树姿态之自然颇似国画， 但画法不同， 它不用国画画树的枯笔皱擦的技法， 而以挺劲利索的线条勾出树干， 再用较齐的排线方法凸现树皮。说明吸收了传统国画的用笔和气韵。 明代的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瓷是中国釉上彩瓷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万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出品的五彩瓷， 纹样装饰饱满，色彩浓艳秀丽。著名陶瓷美术家张志安教授曾经用一副对联概括五彩瓷的风格。说五彩是“美在大红大绿，妙于古色古香”。大红大绿是中华民族崇 尚和喜爱的色彩。在以红色为基调的“大明五彩”时代， 景德镇的釉上彩瓷出现了空前的发展的繁荣局面。大明五彩尽管是由红、绿彩衍变而成的， 却是在景德镇生长发展的， 是景德镇的材质、工艺、装饰以及表现思维赋于了本土文化的因素， 五彩艺术生命的根在景德镇，与中国画文入画派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四、新安版画的影响
大明五彩的衍变和发展就是汲取了民间艺术的养分，受新安版画的线描风格的影响就相当明显。新安版画要描版再刻版， 表现的题材形象丰富， 线条刚劲有力。作品多以线为骨，施以淡彩或重彩，但色不掩墨，线始终主导着画面，那略为夸张的造型， 多变的笔法，精细的勾勒， 巧妙的疏密对比， 使画面呈现出一种秩序感、节奏感和韵律感， 并具有浓郁的装饰性，从而给人以古拙、古雅之趣。
五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艺术沃土的一朵奇葩， 是世界陶瓷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彩那特有的鲜亮透彻的质感和视觉感受，撞击出现代人对生命力度的审美追求。
历史文化论坛 隆重举行
10月19日，由景德镇海外联谊会、景德镇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在豪门大酒店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人大副主任吴光辉为《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一书首发式揭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府春，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建新讲话。
此次论坛在2011国际陶瓷博览会召开之际，通过景德镇海外联谊会这个平台邀请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等国内外致力于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旨在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就陶瓷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化乃至中国陶瓷文化的极大热情。论坛上还宣布了“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方府春代表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此次论坛的召开对文化遗产挖掘，对景德镇的陶瓷事业发展，对该市形成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精品荟萃、器走天下的繁荣景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希望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再接再厉，不断发掘探索陶瓷历史，以陶瓷振兴为突破口，做大做强陶瓷产业，繁荣陶瓷艺术，让“灿烂的文明”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建设繁荣和谐魅力瓷都作出积极的贡献。
周建新指出，这次论坛的召开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必将推动该市陶瓷历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并希望通过论坛，积极探求历史文化研究新路径，努力开辟历史文化研究新舞台，共同引领陶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携手开创陶瓷文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研究的重点在于立足汉唐高古陶瓷文化的发掘，加强其历史沉积层的研究，把原始属于景德镇地区或者影响景德镇地区陶瓷渊源脉络疏理清晰，还原于历史的面貌。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使汉唐陶瓷文化研究成为顺应现代陶瓷文化发展潮流，赋予现代陶瓷文化更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样也为现代陶瓷经济助威与添彩，承传与发扬，开发出独具刘汉、李唐王朝风彩的日用陶瓷、艺术陶瓷、陈设瓷、礼品瓷、旅游观光瓷、汉唐古典瓷等，也即在开发中永久保护，在发展承传中保护文化遗产。
陶瓷知识：青花瓷器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概况
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青花标本要说我国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是终极青花这点不用怀疑。但要追溯青花的历史渊源，我们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说起。当时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前后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唐青花概念，把青花的产生从元代上升到唐代时期。首先，唐青花出于巩县窑址和扬州遗址两地。在巩县，唐青花不但发掘了窑址和遗物，并且还与唐三彩共存。因此，巩县是唐青花的生产地无疑。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唐代四大港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唐青花集中出现于扬州，除了生产地巩县，不见于其它地点，这可以解释为，唐青花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后来，从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带化妆土类的)，其一是产品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包括唐代同时期、同船打捞的湖南长沙窑，部分也受阿拉伯器形和纹饰的影响，这就是商品自身的属性(改变别人或者被改变，以获得销售)。由此可见，唐三彩、唐青花、长沙窑也是唐代开放社会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结果和历史见证。后来，由于唐代中晚期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更替，唐代青花瓷器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按照中国历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续性。我们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国学者霍布逊(R.L.Hobson)在内，总以为既然唐代首创生产了青花瓷，顺理成章宋代也应该有此传承。1929年霍布逊在老家具杂志发表发现元青花的论文之后(其实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发表元青花的相关文章，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一直纠结在这种惯性思路中寻找唐青花、宋青花与元青花相互关联的证据，没有办法对元明青花进行分类和区分。随后致使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抢占先机(姓名省略)，最先区分了部分欧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后来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国两位民间学者的区分法，先后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后，完善了这种思路。从而出版了两倍著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国际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但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也有点自私，不但在著作中极力攻击英国学者霍布逊和大威德，还对发现元青花瓷器区分法的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极力掩饰。霍布逊(R.L.Hobson)先生从1929年到1941年去世为止，本着英国传统学术研究考对考古证据的重视，期间虽然一直寻找唐青花之后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证据和相关历史资料，无奈当时中国正直抗日战争激烈阶即便委托大威德来中国做古董生意的机会，调查调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证据，大威德被战乱时期大量廉价抛售的中国古董给迷住了，那有功夫干这事(其实大威德193几年考查研究中东地区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著作，由于著录中元明青花区分很混乱，后被波普批评为漏洞百出)。对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布逊(R.L.Hobson)先生，在寻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证据的梦想中无可奈何的离开人世。从学术研究的严谨角度来讲，虽然霍布逊先生没有像波普那样用绘画风格和器形为主，把元青花从原来笼统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再说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类法最终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确区分开元明青花瓷器，由于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遭遇建设扰乱和破坏(有些掌握窑址地层的民间学者，还没有公开资料)，到目前的学术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异议。但波普抛开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扰，单纯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为一个博物馆官方学者，在当时考古资料和中国本土元青花实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元青花受到阿拉伯青花彩绘陶器的影响没有？阿拉伯工匠来中国景德镇参与的机会有没有呢？我想阿拉伯地区与中国从唐代就开始文化交流，元代时期的阿拉伯人很多穿梭于两个地区，影响自然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从核心利益、政治、宗教、文化战略考虑，参与的程度很有限。我们都知道，古代对瓷器制作和烧制工艺是极其保密的，这是中国称为瓷国唯一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和民生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元青花从诞生到成熟就不会经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了。如果有阿拉伯的烧制青花陶器工匠参与，能用得了28年时间吗？
元青花从战略意义出发到开始摸索烧制，又到基本成功，再到逐渐成熟，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一生下来就是美丽的大姑娘。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1】，到至正七年(1335年)青花发色和绘制基本成熟【2】，经历了16年的试验摸索期。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47年)的青花发色完全成熟(字也是此文章很多证据和细节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并未具体和完善，仅仅作为探索交流之用。正式论文会在本人已经编著四年多、现在还在调查完善和继续编著的《中国景德镇元代瓷器》或《元代青花研究丛稿》著作中系统发表。谢谢大家的期待和谅解！
注解：
【1】1975年，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征得湖北省黄梅县元延佑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测定为铁，最终不可确定)塔式盖罐为典型器，罐通高为42.2厘米，盖为七级宝塔式，罐腹为椭圆形，肩部堆塑狮首、象首各一对，兽首间绘如意云头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足胫处绘莲瓣纹。从此罐釉面看，属釉层较厚，不透光一类，青料为国产青料，发色蓝中闪灰，堆料处泛褐色斑点，画面简单，画笔虽流畅，但略显制作粗糙。从造型、绘画风格来看与后期元青花瓷器一脉相承。
【2】江西景德镇(乐平)收藏家收藏一件铭文为元统三年(1335年)供碗，器形别致，青花发色发灰(国产料)，尤为珍贵，是证明元青花产生在元代中期的佐证实物材料之一。
【3】至正七年置款青花双耳文字盖罐，高30cm，口径16厘米，底径12厘米，罐体最宽处直径约为20厘米，造型精美，色泽光洁透明、白里闪青，釉质细腻如玉，估计为盛酒的器皿。在罐体正面，有用钴料楷书至正七年置等字。该青瓷罐于1987年在四川雅安地区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但因研究人员的忽略，没有意识到其价值，使其长久被封存在雅安地区文管所库房里。这件国宝竟然默默无闻地尘封库房十多年而无人知晓。1999年9月，因省博要举办四川考古事业五十年成就展，经过国内研究专家发现，才知道是世界已知道最早年款的青花瓷器。
【4】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大威德先生收藏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1952年，经美国人波普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大约过了20年，从元大都窖藏遗址、江西丰城凌氏墓和江苏金坛的元明墓，先后出土了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元青花的谜底才一点点被揭破。后来介绍，这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1927年左右分别从北京知化寺流失到英国的。
【陶瓷文化】真假元青花瓷器
瓷器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有着悠久的发展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我国历史上曾数次出现发展高峰，其产品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尤其是元青花瓷器，造型古朴端庄，地釉清白坚实，花纹遒劲有力，给人壮美之感。但目前大量赝品充斥市场，或用赝品编辑成书，会让很多文物爱好者、收藏者或博物馆工作人员误解。因此，认真探讨如何辨别真假元青花瓷器是很有必要的。一．元青花仿品史约有20余年我国陶瓷历史悠久，不同时代的陶瓷器有不同的特征，无论在造型、花纹、胎釉、款识以及制作工艺方面都存在一个由早到晚的演变过程，这是鉴别古陶瓷的基础。其次，要掌握古陶瓷中仿品的历史发展状况。仿品是陶瓷发展史中一种特殊产品，就是后代有意模仿前代的作品，也可以叫做仿古瓷。仿古瓷的出现年代，大约是在元代末期，据明初文献记载，元末已有仿宋窑的器物。明代仿古瓷开始增多，并且有官仿和民仿之分。明代早期至中期多为官仿，以仿宋代五大名窑的釉色为主。明代晚期出现民窑的仿品，此时除仿宋代五大名窑外，还仿前朝的名品，如永乐、宣德的青花，成化的斗彩等，并已形成时代风尚。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制作仿古瓷达到高潮，主要是官仿，包括仿五大名窑，仿明朝各代青花，仿明成化斗彩等。清代晚期光绪时期在陶瓷发展史上属于“回光返照”期，除具有本朝特色的产品以外，还出现许多酷似康熙时期的瓷器。如仿康熙的青花、素三彩、豇豆红等。到了民国早期也就是本世纪初，景德镇瓷业复兴阶段，制作仿古瓷又出现高潮。此时仿古瓷较为复杂，凡陶瓷史中有的名品都进行仿制，仿品中有的精细轻薄，富有民国早期的特点，并大量投入国内市场。但是，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仿品中都没有发现仿制的元青花瓷器。上世纪70到90年代以来，可以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制作仿古瓷的高潮。现代仿古瓷更是无所不仿，此时元代青花、元代卵白釉、蓝釉以及釉里红等已经有了仿制品。就国内来说，元青花的仿品出现至今有20余年，也就是说在鉴定元青花时，不是真品就是现代仿制品，不可能是明代或清代仿制品。二．现代仿制的元青花瓷器现代仿制的元青花，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精美的“高仿瓷”，一类为粗劣的制品。前者制作技术高超，凡元青花所具备的特点，在仿制品上都能表现，达到乱真的程度。后者为一般的制作，不能乱真。下面分别介绍。“高仿”瓷，早在本世纪80年代初已仿制成功。景德镇陶瓷馆的陈孟龙、李会中二位先生曾介绍说：元青花瓷的复制技术是由景德镇陶瓷馆和东风瓷厂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采用传统手工工艺，按照原物大小、器胎的厚薄、形体的变化、纹饰的形象和画法、装饰的处理以及青花瓷的釉色和彩色等方面进行复制。参与复制的工作人员在复制前对原物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充分掌握原物的特点，采取传统手工工艺的同时，并结合运用现代工艺条件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求艺术风格上与原物达到一致。当时的复制品大件有瓶、罐、盘，小件有高足杯、碗、花觚、香炉、小罐、折腰碗、高足洗等。这批复制品，经过多位专家评定，认为复制品保持了原物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色，制作精良。这批80年代的仿古瓷是许多专业工作者在探讨古陶瓷的科学技术和艺术风格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再现了600年前元代的青花艺术；但是从鉴定上严格的说，则精美有余，古朴豪放不足。今天文物市场活跃，要警惕有人将这批仿古瓷重新投入市场，以假乱真。另一种高仿瓷是近几年来的新作。近些年来，景德镇私营窑厂林立，只要历史上景德镇出现过的品种，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他们几乎都仿。据说有投资商和私营窑厂注入大量资金秘密仿制，作品惟妙惟肖。这种秘密制作的仿古瓷还要经过挑选，将最好的、与原物最接近的器物留下，其余打碎。这种仿古瓷多为稀少的名贵传世品。但窑工发现仿古瓷有利可图，背着老板不全部打碎，保留几件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时也出现高档仿古瓷的重复品。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在鉴定时要提高警惕，遇到精美的元青花一定要慎重对待，除了请专家鉴定，广泛听取意见，同时还可以参考科学仪器的测定结果，看看放射性元素的情况，进行研究。另一类现代仿制的元青花为粗劣制品。稍有元瓷知识的人一看就能认出是赝品。但是近几年来发现这类假制品，也被不少缺乏文物知识的人当作真品收藏。这类制品多为大器，如大盘、大罐、大梅瓶、象耳瓶等。现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元青花凤式壶，为原元大都遗址出土，此壶虽有伤处修复，但小巧精美。笔者曾见到有高40厘米的此壶仿品，收藏者不明真相，当作珍品收藏。这些新品胎体都很厚重，地釉颜色不一，釉面显得油亮又很坚实，绘画的花纹水平很低，都是照搬原图，笔线笨拙。另外，笔者近几年来在国内外考察与访问中，发现现代仿制品很复杂。以青花为例，国内外都有仿制，除景德镇外，南北各地民窑都有仿制。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仿古瓷，从胎质釉质上分析，有可能是台湾或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仿制的古代青花瓷器，也包括元青花在内，有的仿品粗劣，有的也很精细，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三．如何鉴别真假元青花元青花的特点很“开门”。“开门”一词是文物界鉴定文物时的一个常用语，是形容一件器物的时代风格较突出，很容易掌握的意思。元青花的特点包括造型、胎釉、款识、工艺技法等多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时代风格。这个时代风格是经过几代人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但是现代的赝品将传世品中许多很“开门”的特点通过作伪的手法一一表现出来。在今天科学仪器还不能完全解决古陶瓷鉴定问题的时候，如何掌握真与假的区别呢？我个人的体会是必须牢牢掌握真品的特点，同时要善于识别和掌握赝品的特点。真假对照，互相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也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现将真假元青花瓷器的几个重要特征综合一下，供参考。首先是元青花瓷器的地釉。总的观感为青白色，但青白的程度不一致，有的白中泛点青，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更重要的是釉面坚实感强烈。新品的地釉很复杂，以青白釉为主，但呈色上有的偏白，有的青灰，有的青绿犹如淡淡湖水一般，还有的釉面开粉红色或米色纹片，或在釉面上做水碱痕迹，也有经打磨后釉面无光泽等多种现象。第二，元青花的原料和青花斑点。从元青花瓷器分析，是使用两种青花料，一种大型漂亮的青花瓷器，多为进口原料，色调蓝艳，有宝石蓝的感觉，带有黑褐色的斑点，有的微微带点锡光，手感微微下凹。这种斑点是自然形成的，也有的是根据纹饰构图需要加重点绘的小斑点。斑点中心为深褐色，外围一周蓝黑色晕散到釉中。此类器物仔细赏析，通体青花纹饰的色调不一致，器身的弦纹、花纹的轮廓线以及渲染的花朵，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另一种为国内墓葬出土或外销到东南亚的小件青花瓷，多使用国产料，色调蓝灰。这类仿品少见。新仿制的元青花是现代配制的青花料，呈现出的黑褐色斑点比较密集，斑点颜色较浓重，侧视斑点处，釉上仿佛浮有一层薄薄的银灰色金属片。通体青花颜色虽然也不一致，但多属蓝黑、蓝灰等色，但也有接近元青花色调的，从气韵上看没有达到元青花那样古雅深沉。第三，元青花的纹饰绘画潇洒自如，笔线有力，具有一种壮美之感。多层次绘画装饰的器物，纹饰紧凑和谐，留的地釉不多。新制品笔线拘谨无力，有的画面纹饰较稀松，器表给人的感觉工细漂亮。第四，元青花底部釉斑现象一般表现在大罐、大瓶的底部。可能是工匠在施满釉后需将底部釉很快擦掉，但又没有完全彻底擦掉，只要达到在窑内不粘连就可以了，没有擦掉的釉，即成为后人说的釉斑，是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釉斑有大有小，或宽或窄，釉斑周围有的还有浅淡的火石红色。现在的新产品，釉斑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使用类似毛笔工具随便抹成的，釉面扁平，光亮不自然。第五，元青花的器底有火石红色旋纹及跳刀痕等现象。不一定每件器物底部都出现，一般出现的火石红色较浅淡，仿佛刷过的泥浆色，表明有点油亮的光泽，旋纹及跳刀痕隐现。现代的仿制品火石红色有的浓重，有的浅淡。浅淡的都是将新做的火石红色在入窑前先抹掉一部分，所留下的痕迹，轮旋的弦纹和跳刀痕纹路很深。有的赝品底部还涂抹一些黑灰色的东西表示器物的旧意。第六，元青花瓷器很少写款识。目前只发现一对收藏在英国的至正十一年大瓶，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新制品中出现许多写有“大元国某某年制”的字样，迷惑他人。另外，掌握真品的特征是鉴别赝品的依据，但真品的特点有的是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的，有的不能用语言形容，这就是每件器物的时代质感和气韵。对于鉴定来说这些极为重要是需要自己用心体会的。
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彭城镇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部的彭城镇，系滏阳河的发源地，是一个城乡交错，工农交叉的历史名镇。
在历史上，彭城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立于北响堂寺的明万历年间《游鼓山滏水》碑记里记载：“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煅冶。入室，赌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揣]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期甲天下哉！而今以旱故，各减十之一二矣！”有“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
据考证，早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彭城镇设置官窑数十座，此地的制瓷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明《大明会典》记载：岁造磁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清《磁州志》营造卷五：官坛厂在南关石桥东，后移至琉璃村。旋复旋移，又再复故处。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40余座。岁造磁坛，堆积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广禄寺……
进入新时期，彭城镇的制瓷业再攀高峰，殊荣不断。近年来，国务院授予了它“磁州窑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和“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播基地——磁州窑烧造技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了它“中国磁州窑之乡”、“中国民窑研究基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为它题写了“中国磁州窑历史博物馆”；古陶瓷研究泰斗叶民也为它题写了“富田磁州窑遗址”……2011年8月13日，彭城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当时彭城镇作为河北省唯一的推荐参评城市并获此殊荣，充分体现了峰峰陶瓷的地位和品质。
据调查，彭城镇迄今保存有30余座古窑、50余座古作坊、7座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且地下遗存极其丰富。时至今日，彭城镇仍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高档出口瓷生产基地和全国八大瓷区之一。特别是磁州窑开创的釉下白底黑（褐）花等装饰艺术，极其富有民间乡土气息和民间艺术特色，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划时代意义。其经典性的装饰意涵和意趣，对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业，对后世彩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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