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辽绿釉瓷器。
绿釉瓷早在我国的汉朝时期就有了烧制，当时的工匠通过使用铜来做为着色剂，便可以烧制出铅绿釉的陶制品，发展到宋朝时期已经非常普遍了，样式以及花纹图案更加的丰富多彩，而明清两朝则是绿釉瓷器发色更为的明亮，出现了许多代表性的釉色，例如：郎窑绿、苹果绿等。宋代的磁州窑以及定窑都有着绿釉的大量烧制，定窑所烧制的绿釉被称之为“绿定”，较为的珍贵，存世量较少，其收藏空间较大。
每个时期都有着绿釉的烧制，但其特征以及特色都有着较大的差别。从其烧制的特色上看，在我国的金代以及元代都有着绿釉釉下彩褐彩的制作，发展至元朝时期的景德镇则是在优质的瓷胎上烧制成了孔雀绿釉釉下青花的新品种，受到广泛的传播，而明代时期的绿釉则是以孔雀绿色釉为主的，之间在色泽以及工艺制作的特色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以明代成化年间的孔雀绿翡翠绿釉为例，在其釉色上主要分为两种，深色的釉色较为的鲜艳亮丽，色调以葱绿为主，使用酱白为底，瓷器的釉内会存在着细碎的片纹，还在彩绘中有着大量的使用，例如：青花等瓷器上会加入孔雀绿，青花的色调会变黑；浅色的色泽稍浅，色调主要是以浅绿为主，色泽的鲜明感较为的强烈。
明代的成化时期以孔雀绿釉最为典型，从其烧制的工艺上看，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在素胎上直接进行了挂釉的烧制，这样的釉面容易产生开片脱落，另一种就是在白釉的瓷器上罩上了一层釉烧制而成，这样的烧制过程使其瓷器稳固效果更佳，釉面的脱落较少。
从其工艺特色上看，主要突破了宋元时期以来的绿釉色调以及深暗的原始色调，在孔雀尾上翡翠羽毛，绿釉与黑蓝色的鱼藻纹进行相互映衬，别具一番特色，这是正德时期的独特之处。而在嘉靖时期，则是在瓷器的胚胎上加入含有铜釉的料，经过高温氧化分为烧制呈翠绿色的釉，色泽较为的鲜艳且光润度较高。
从其烧制的工艺上看，在早期的孔雀绿釉瓷器大多都是直接在其胚胎上施加孔雀绿釉一次性低温烧成，这样的色泽偏蓝，而元代后期则是在其高温烧制其胚胎之后在上面施加孔雀绿釉，然后进行低温烧制，这样的耐受程度较高，色泽光润度也就更高。
绿釉瓷器在色泽以及制作的工艺上都是瓷器史上重要的一页，它的加入使其制作的工艺以及样式、色泽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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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绿釉瓷器鉴赏
雍正时期的绿釉瓷器，施釉匀净，釉面肥腴，平整光润，坚致细密，玻璃质感强。较之康熙时期釉色深且浓。
雍正款锥拱八宝绿釉盘
锥拱八宝绿釉盘为敞口，浅壁，圈足露胎，胎体较厚。瓷器里外均施绿釉，盘里为素地无纹饰，盘外壁锥拱暗刻缠枝花卉、八宝图案，将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等借用缠枝花形完美表现在外壁，雍容华贵，端庄秀丽；盘底为白釉地，中央有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清雍正年制”6字2行款。 此时的绿釉器常见刻、印花卉纹饰，有缠枝莲、八宝、如意云头等。此件绿釉盘为典型的雍正绿釉器。
康熙款绿釉夔龙纹蒜头瓶
绿釉夔龙纹蒜头瓶小唇口，圆形蒜头，细颈，溜肩，垂腹，底部圈足较矮，足底露胎。蒜头瓶施深绿色釉，其色碧绿，如纯正之翠，釉面光润，色沉安稳；瓶底亦施以绿釉，中间为黑色楷书“大清康熙年制”6字3行款。瓷器胎体较厚，造型淳朴，在颈部、腹部中央分别有两条带状凸雕装饰性图案，颈部雕刻一条螭龙，腹部雕刻两条首尾相衔的螭龙，龙身之下均浅划莲花纹饰。淡绿釉暗花螭纹杯碟
淡绿釉暗花螭纹杯碟，清康熙，杯高3.5厘米，口径5.7厘米，足径2.4厘米；碟高1.6厘米，口径12.7厘米，足径10厘米。杯、碟合为一套。杯口微撇，深腹，圈足，两侧对称置戟耳。里施白釉，外施淡绿釉。外壁暗刻四只螭虎。外底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碟撇口，浅弧壁，圈足。碟内底有一周凸起，放置杯子时可以卡住杯足。碟心暗划二螭龙纹。
足内施白釉，外底亦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康熙淡绿瓷器杯碟成套，杯碟小巧秀雅，这种淡绿釉是随着康熙时画珐琅料从欧洲的传入而创烧的釉色，值得收藏和鉴赏的釉色。
定窑绿釉瓷
说起瓷器收藏，人们马上想到五大官窑瓷器，而且言必说五大，“汝、官、哥、定、钧”瓷器成为瓷器收藏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得不到这类瓷器的时，某些企业礼品定制公司转向陶企开始定做仿制品。
定窑是以烧制白釉器物为主的窑场，古代文献中关于定窑特殊产品的记载有“紫定”、“黑定”和所谓“定州红瓷器”。其实这些大体都是铁呈色的所谓黑釉系产品，只不过由于配方、烧成温度和烧成曲线的不同而呈色不同而已。至于绿釉的定窑瓷器，古代文献并无记载。表明在古代人的眼里，并不将绿釉器物视为定窑产品。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对古代窑址开展实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人们才认识到定窑也生产绿釉瓷器。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定窑》一书中首先提到了1957年在调查定窑遗址时发现了绿釉瓷片，其中有瓶的残片，并且指出：“胎质洁白，与白定白胎相同”。此后在许多关于定窑的著述中都提到了定窑的绿釉瓷器，并简称为“绿定”。
事实上，定窑生产绿釉瓷器应该不是什么特别的现象，因为从唐代开始，主要是从中、晚唐时期开始，随着白釉瓷器生产技术的成熟，北方地区的许多瓷窑开始生产绿釉瓷器，直至明清相延不绝。考察北方地区生产的绿釉瓷器，我们大体可以从烧成工艺上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先在高温下烧制素胎坯件，出窑后再施添加了铅等助融物质的低温彩釉，入窑进行低温彩烧，大体在700℃至900℃的温度下烧成。这类器物有单色的黄釉、绿釉器物，也包括黄绿两色或三色的器物，常常被称为三彩器或琉璃器。此类器物包括有瓷胎和陶胎两种，因此人们或称其为三彩瓷器，或称为三彩釉陶，其实是难以严格区分的。如果除去唐代的俑类器物，仅从器皿类器物看，用这种方式烧制的低温釉器物在中唐时期就已相当成熟了。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这种器物的烧成中心区域早期主要在河南，北宋末到金代逐渐转移到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元代以后又以山西地区为中心。这种制作方法一直到明清仍然使用，是北方地区生产彩釉瓷器的主流方法。在河北定州发掘的两座北宋早期的塔基中，出土了几件单色低温釉瓷器，包括绿釉净瓶(图13)、黄釉盖罐和鹦鹉形壶等。学界现在对这几件器物还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是辽窑的产品，也有人将其视为定窑产品，较新的观点认为其应是河南中部窑场的产品。根据低温釉器物生产的总体情况，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可信。这种低温釉器物的特点是，为了在二次烧成时易于施釉和挂釉牢固，在素烧阶段窑温往往要低于正常的烧瓷温度。因此，素烧坯件不够坚硬，吸水率较高，二次烧成时吸收釉汁，使器物的呈色常常不太均匀。又因为这些低温彩釉的透明性较高，难以遮盖住较深的胎色，因此大部分器物色彩显得比较深重和晦暗，常常呈深绿色或墨绿色。为此，北宋以后许多窑场开始在素烧阶段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以改善成品的釉色，有时也在胎面上加划花、刻花等装饰。目前由于定窑的窑址资料相对匮乏，我们还难以断定定窑是否曾采用这种方式烧制彩釉瓷器。
第二类，在已烧成的白釉器物上加施低温彩釉，再入窑低温烧制而成。这种方法烧制的器物主要是绿色单色釉器物，另有少量黄釉器物，极少有多彩的。由于其是在白釉瓷器上加施彩釉，因此可以明确地称为低温釉瓷器。这类瓷器大体产生于北宋后期，最早在磁州窑创制，以后在定窑和其他窑口也有生产，较流行的时期是金代。这类彩釉瓷器有两个特点：一、由于第一次烧成的白釉瓷器可能已经有了各种装饰，如划花、刻花、剔花、印花和黑彩绘画等，因而烧成的颜色釉器物也有相应的装饰。如绿釉划花、绿釉剔花、绿釉黑剔花、绿釉黑花等等，不一而足，举凡白釉器物上有的装饰都可以成为绿釉或黄釉器物的装饰。二、由于第一次烧成的白釉瓷器有光洁的釉面和洁白的釉色，因此烧成低温绿釉器物以后，彩釉常常比较淡薄。又因为底色的洁白，映衬得绿釉的色彩浅淡、明丽，常常呈翠绿色，十分美观。当然，我们在磁州窑发掘时发现许多准备施绿釉的白釉瓷器在第一次烧成时有意将温度调低，使第一次烧成的白釉瓷器生烧，目的是为了使彩釉易于附着，否则在彩烧时很容易出现滚釉、剥釉等现象。白釉器物烧成的温度决定了绿釉器物色彩的深浅。这类彩釉瓷以磁州窑生产的最多，也最有特点，如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绿釉黑剔花牡丹纹长颈瓶就是很好的例证(图14)。河南地区的窑场也有生产，但所见例证不多。定窑大约是在磁州窑的影响下，从北宋后期也有生产，最好的例子是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代前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绿釉划花如意头形瓷枕。此墓出土了成批的定窑白瓷器，这件枕从胎质看亦属定窑，但造型和纹饰都与磁州窑十分相似。
第三类，在器物上先施一层白釉作为地釉，在白釉上加施一层较薄的含有氧化铜的绿色彩釉，在氧化气氛中高温一次烧成。这类绿釉器物过去一向不太被人们认识，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北方地区的许多窑场都发现了晚唐到北宋时期的所谓“白釉绿彩”器物。其制作方法与上述的工艺流程是一致的，只是大部分器物上的绿彩仅仅作为纹饰在局部地区小面积使用。如发掘磁州窑遗址中，从最早期地层中出土的白釉绿彩香炉(图16)和瓶、罐(图17)等器物，仅在沿面和器腹装饰一些绿色的彩斑。但在陕西铜川耀州窑早期的地层中和湖南长沙窑都发现较多的白釉绿彩瓷器，而且有些器物装饰的绿彩斑面积很大，覆盖了器物表面的大部，这些器物都是高温一次烧成的。由此可见，在白釉上施绿彩一次烧成在工艺上基本不存在问题。至于烧成温度是多少，是否比一般的白釉瓷器要低一些，现在由于没有很好的测试数据，我们还不得而知。最好的例证是近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外海勿里洞岛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BatuHitam)沉船中的瓷器，从这条沉船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纪年的瓷器，这条船沉没的年代大致不会晚于这个年代太多。黑石号中出水了6万余件瓷器，其中有数百件北方地区生产的白釉绿彩瓷器，这些瓷器上多有大面积的绿色彩斑，晕散流淌，覆盖了大部分器表(图18)，当器表的绿釉充分多的时候，绿色覆盖了整个器表，就成了绿釉瓷器了(图19)。台湾私人收藏的一件被认为是河南巩义窑产品的绿釉瓶，其上部可以称为绿釉器物，但腹部还可看出绿彩斑的施用方式(图20)。这件器物是繁密的绿彩斑变为绿釉器物的一个很好例证。这类绿釉器物的特点是绿色相对浅淡鲜亮，在三种绿釉器物中色彩最为清丽明艳，但绿色明显存在斑驳不匀的现象，而且总体上也有较稀薄的特征。目前这类绿釉器物主要发现在晚唐时期，但磁州窑和河南中西部地区一些窑场，如新密西关窑、鹤壁集窑等生产的白釉绿彩瓷器在北宋初期曾大为流行，并一直延续生产到北宋后期。因此北宋后期采用这种方式生产绿釉器物也应是合理的。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再次大面积发掘了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辽代龙泉务窑址，笔者在辽代晚期地层的出土物中看到了与这件绿釉梅瓶施彩釉方式相同的绿釉瓷片，成为这种绿釉瓷器延续生产到北宋后期的很好例证。以往我们对于定窑是否生产这类绿釉器物并不了解，这件梅瓶由于有可靠的测试数据，可以作为定窑生产这类绿釉瓷器的征据。
郎窑绿釉瓷器的特征
郎窑瓷是郎廷极(字紫蘅)督造的成功产品，他在康熙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由于他酷爱古陶瓷，对陶瓷很有研究，于是康熙皇帝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康熙44年——51年的7年中，肩负景德镇督瓷官之职，所以在这期间景德镇御窑厂产品，当时都称为郎窑。清代官窑器必定会有本朝款，唯独郎窑绿、郎窑红没有留下官窑款，但收藏界认可它是一种独特无款官窑器。
郎窑绿是用含氧化铜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色，属于铜绿釉。通常挂釉后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而成，但由于工艺复杂，烧制温度极难控制，要烧出理想翠绿色釉面瓷器，成品率极低，所以存世量非常少，而且产品往往以小件为主。从现存瓷片、实物来看，郎窑绿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郎窑绿釉层均匀较薄，釉色稳定，呈翠绿色，鲜明艳丽，釉面上有较强玻璃般光泽，似有一种翡翠玉般的感觉。在同类郎窑绿釉中是一件上乘之作。
二、在釉下紧贴胎体处布满细纹片，俗称“苍蝇翅”。用10倍放大镜细看，在釉面上可见密集细小的小点点，我想这也许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釉内小气泡所形成。
三、在器底近足处有一圈不过足垂釉，俗称“郎不流”，但垂釉非常自然整齐，似有一种釉流至底足前曳然而止的感觉，厚釉处釉色加深，呈现深绿色。
四、圈足呈泥鳅背，内墙为内弓，底足内施白中闪青釉，低款青花双圈足见。
五、器内施青白釉，釉层较厚，无开片，其釉色与底足内白色闪青釉有较明显区别。口沿处有一圈明显粉白釉俗称“灯边草”。
明清红釉瓷器鉴别
红釉瓷器的众多名称，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种“铜红”高温烧制的瓷器，因器物烧成后的呈色色階各异有所分别，人们分别对其称谓而已， 单色纯红釉瓷器到明代永乐、宣德朝时，才真正烧制成功！明清二代的“铜红”釉瓷器的烧制，都是由朝廷直接设立的“御窑”进行作业，其产品是供皇室专门用来祭祀祖先、天地的御用祭器（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十分珍贵。
明代项子京（项元汴字号子京。明万历年间的大收藏家，著有《蕉窗九錄》《古瓷图说》，浙江嘉兴人），所著流传至今《古瓷图说》中的论断为据：. . . . . 遂以有纹无款之宝石红为祭红，而以无纹有款之鲜红为积红，俗亦有以积红作醉红者，又谓之鸡红不知语其血、其冠、其羽也，大氐随其品色以定名称。
明代晚期，对永宣红釉瓷器鉴定有二种结论：
一、 有开片纹，永宣年款的器物定为宝石红器。
二、 无开片纹，永宣年款的器物定为鲜红器。
开片纹无年款的器物，釉层肥厚，发色均匀，深沉纯净极似红宝石的颜色：有款无开片纹的器物，釉层较薄，发色鲜艳，呈大红色階，无深沉感。因此，不是任何红釉器都能适合“宝石红”的称谓！红釉器的呈色必须符合“红宝石”的色階——纯净深沉！否则只能用其它“红”冠之。
明清二代红釉瓷器传统鉴定手段，必须掌握好对胎釉及工艺特征和纹饰、造形等方面加以综合鉴别
一、明永宣纯红釉瓷器：永乐的坯胎较薄，胎土细腻洁白纯净，器口釉薄处呈“灯草口”，御窑器的胎脚是两边很规整，在圈足内外各削一刀，呈“鲫鱼背”状。（民窑器的削足，有平削，有在脚内削一刀，胎脚呈尖状），器物有开片纹和无开片纹，有年号款和无年号款二种器物，色调纯正，釉厚如脂，莹润鲜艳如鸡血被称为“鲜红器”。品种有：盘、碗、僧帽壶、小梨壶、高足碗等：宣德红釉器坯胎较厚，胎土细腻洁白纯净，有灯草口，制作工艺与永乐相同，同样是有开片纹和无开片纹，有年号款和无年号款二种器物，但由于宣德红釉的呈色比永乐的呈色深沉，红而不鲜，均匀纯净，更显凝重和静穆，釉色中闪现如同红宝石的光泽。因此，宣德的红釉器在当时被称之“宝石红器”。品种有：僧帽壶、莲瓣壶、大小高足碗、莲瓣洗、葵口洗、碗、盘等器物。永宣红釉器的纹饰以云龙纹为主。
二、永宣时的红釉器是多次上釉的器物，有的内外施红釉，有的外施红釉内施青白釉或白釉，釉面特征肥厚如脂，温润如玉，釉不流淌（无流动痕迹），裂纹不出（有开片纹，但都在釉内，釉表面看不见），烧成后呈色较为深沉（发色比郎窑红器深沉），釉内的气泡稀少（应与釉内含宝石有关）寥寥无几（可从局部放大的釉中察看，如同汝器的气泡寥如辰星），由于多次上釉入窑烧制，有的器物的胎脚会挂釉（参看桃式把壶、梅瓶、永乐暗龙纹盘的胎脚），而且釉厚的器物都会在釉内开冰片纹，凡器内外施青白釉的器物，聚釉处都会呈深浅的绿色，器物胎釉交界处都会呈现自然均匀的年代风化干燥状和火石红圈线。
三、清代康熙“郎窑红”红釉瓷器的坯胎较厚，胎土细腻、洁白纯净，官窑器物的脚修成很规整的半圆型“泥鳅背”（不见竹刀修过的痕迹），釉面都开冰片纹还有不规整的牛毛纹显现，器物有年号款识和无年号款二种，发色鲜艳呈大红色階，因此郎红器被冠以“牛血红”的名称，烧成后釉面的玻璃光感强烈，釉内的气泡多（此永宣器多得多），釉的流动性极大（在釉面能明显见到）器口釉薄处呈灯草口，而且釉的垂流不过足（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釉的垂流部份色浓釉厚呈虾青色，都停止在器物的胎脚之上，整齐如刀削。这些状况都是在鉴定郎窑红器时的重要依据。器物有：观音尊、棒槌尊、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
清代康熙高温铜红釉瓷器分几种？如何鉴别
红釉自古受中国人喜爱，因为中国人干什么事情都要有美好寓意，图着喜庆，尤其是红色更是中国人认为大吉大利的颜色，在中国瓷器釉色种类最多的清朝自然少不了红釉瓷器，其中康熙时期的红釉瓷器最多，有霁红釉、郎窑红和豇豆红三种。
古代红釉都是天然着色剂的，康熙时期的红釉瓷器以铜为着色剂，康熙时期的高温铜红釉瓷器主要有霁红釉、郎窑红釉、豇豆红釉，其中霁红釉和郎窑红釉是康熙仿宣德
豇豆红釉瓷器
豇豆红釉清康熙时期是创烧的高温铜红釉，豇豆红釉是一种呈色多变的高温颜色釉，其基本色调如成熟豇豆的红色，但是有时候呈深浅变化的粉红色，有时掺杂绿斑或色晕，有时候似大红袍色泽，因为不稳定所以也叫“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美名。豇豆红烧成难度很大，只能由官窑少量生产，仅供皇室内廷使用，且无大件器物瓷器。
豇豆红釉瓷器等级豇豆红釉瓷器分为三个等级，一等豇豆红釉为“大红袍”；
略次者，豇豆红釉色中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及绿苔，又称“美人醉”或“美人霁”
第三等级的豇豆红釉呈色暗褐，称“驴肝”、“马肺”。为下品瓷器。
霁红釉瓷器
霁红釉是康熙仿明代宣德红釉的瓷器品种，霁红釉以铜、紫英石合成，兼配碎器、宝石、玛瑙等珍贵材料，以铜为着色剂，高温烧成康熙时期霁红釉瓷器胎体坚硬细密，有的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有的因釉层较厚而呈垂流状，但红釉色泽多泛黑红，足边往往因垂流积釉而呈黑褐色。但个别的霁红釉瓷器较为浅淡鲜亮，色调都很均匀。
康熙郎窑红釉瓷器郎窑红也是仿前朝红釉瓷器，但是也有创新，是清代康熙时期名贵的铜红釉中呈色最鲜艳的一种。郎窑红以铜为着色剂，在1300℃以上的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清代的郎窑红对烧成气氛和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郎窑红釉瓷器十分困难，所以又有“若要穷，烧郎红”。
康熙郎窑红瓷器特点和鉴别方法1.康熙郎窑红具有玻璃质光泽，所以虽然仿造的是宣德红釉瓷器，但是但比宣红釉更鲜亮，釉色鲜红浓艳宛若初凝牛血；
2.郎窑红因为施釉汁厚，所以在釉面除大片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器物胫下部至底边由于釉汁的流垂凝聚而近于黑红，器物口部釉薄露骨，多呈粉白、淡青或浅红色，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脱口垂足郎不流”也成为鉴定康熙郎窑红的一种常见方法；
3.郎窑红釉在高温下流动性大，器物口沿处因釉薄而呈现自然白色，底部釉厚色浓甚至釉凝成堆。
4.郎窑红釉的器物在底足处理上都有刀削外足跟。
如何鉴别民国瓷器
民国瓷器是1911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内烧制的瓷器的总称。在这38年内，江西景德镇仍然是中国的制瓷中心。民国建立后，专为皇室烧制瓷器的景德镇御窑厂停办，为了生计，一些制作瓷器的名匠高手流落到民间，在百业萧条、唯有古玩行业兴旺的背景下，为中国的制瓷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国虽不足40年，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生产几乎遍及全国，烧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瓷器，其中比较精致的有洪宪瓷、新粉彩瓷、仿古瓷以及一些书堂款的瓷器。
民国初年景德镇所制瓷器中不乏精品，而洪宪瓷更是光彩夺目，堪称这一时期的官窑瓷。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活动的需要，命郭葆昌为陶务署监督，赴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郭葆昌到景德镇时袁世 凯尚未称帝，最初即按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居仁堂的称谓先烧“居仁堂制”款瓷器。居仁堂即清代慈禧太后修建的海晏堂。“居仁堂制”款瓷器是郭葆昌邀集了清朝御窑厂的各路高手，由著名陶瓷家鄢儒珍负责，以雍正、乾隆朝最优秀的粉彩、珐琅彩为蓝本，制作的一批高质瓷器。同时郭葆昌在景德镇利用职权也为自己烧制了一些同类器，这些瓷器和“居仁堂制”款作品统称为“洪宪瓷”，其胎质白润，绘画细腻，色彩清淡，玲珑轻巧。
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洪宪瓷中有书“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款的器物，它们都是民国时期古董市场泛滥，为迎合收藏者猎奇的心理，一些瓷商、高匠烧造出来的，主要是粉彩、珐琅彩碗、盘、瓶一类作品，有的很精美，有的水平很差。因为据郭葆昌本人透露，未曾烧过带“洪宪”款的瓷器。当时袁世凯称帝总共只有83天，全国反袁之势日盛，郭葆昌在遥远的景德镇根本来不及烧制署款为“洪宪”的瓷器，帝制政权就已被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冲垮了。
新粉彩瓷是民国瓷中的一大亮点。其画师都出身艺匠，以工见长，作品浓艳俏丽，更符合市民的欣赏习惯。新粉彩在传统的基础上，把书、画、诗、文发挥到了极致，与传统粉彩相比，在造型、线条、色彩、光彩、意境等方面，吸收了近代画的技法，实现了“瓷”与“画”的完美结合。新粉彩的全盛时期是在1912年至1940年间，其代表为第一代新粉彩画师潘匋宇和汪晓棠。潘匋宇民国初年曾任江西省立甲种窑业学校图画教员。汪晓棠曾为袁世凯画过洪宪瓷，与潘匋宇同为民国初年的新粉彩大师。第二代新粉彩画师是“珠山八友”。
龙泉青瓷|官窑珍珠扁瓶
珠山系景德镇市中心的一个小丘，是前清御窑厂所在地。1928年瓷板画开始流行，为了便于接受订货，在王琦倡导下8位画师成立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前后共10位画师参加，分别是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和刘雨岑。第三代新粉彩画师活跃于30年代以后，有的到五六十年代仍在创作，大多师承珠山八友，有方云峰、刘希任、万云岩、汪小亭、张沛轩、王锡良等人。这几代画师以瓷当纸，作品题材包括山水、人物、花卉等，笔法、墨韵、色彩极为精妙，加上题款、印章，构成了完整的绘画作品，恰好当时流行绘瓷名家个人用印，因而留下一批艺术个性非常强烈的作品，有些作品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清代官窑瓷器的价格。
各种仿古瓷是这一时期的又一看点。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景德镇的仿古瓷红极一时，所仿古瓷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从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隋、唐、五代的白瓷，到宋代汝、官、哥、定、钧窑瓷，以及元、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瓷等等，其中清雍正、乾隆两朝的彩绘瓷器是最为热门的仿制对象。因为没有了官方限制，民国仿古瓷中随意书写明清两代纪年款的瓷器大量出现，而且有的款识仿写得惟妙惟肖，不仔细分辨，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把这些民国仿品看作清代官窑瓷，这在无意中抬高了民国瓷的档次。此外，署“静远堂制”款的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专门摹仿清代雍正瓷器釉面精细的特点，其风格大体与“居仁堂”款器物相同。署“延庆楼”款的，为曹锟定烧的瓷器，以北京中南海延庆楼为名，品种较少。
随着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一路走高，民国瓷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上也表现出强势，日益受到国内藏家重视，甚至超过了晚清官窑精品瓷。民国瓷器精品之所以被逐渐看好，是因为无论从烧造技术上，还是图案设计、绘画技法上，它都不亚于晚清官窑瓷器，加之民国距今也不过百年，有不少仿品也完全可以和清三代官窑媲美，这些都为民国瓷的收藏和升值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浅谈郎窑绿釉瓷鉴赏
郎窑瓷是郎廷极（字紫蘅）督造的成功产品，他在康熙年间曾任江西巡抚，由于他酷爱古陶瓷，对陶瓷很有研究，于是康熙皇帝发挥了他的特长，在康熙44年——51年的7年中，肩 负景德镇督瓷官之职，所以在这期间景德镇御窑厂产品，当时都称为郎窑。清代官窑器必定会有本朝款，唯独郎窑绿、郎窑红没有留下官窑款，但收藏界认可它是一种独特无款官窑器。
笔者藏有一件全品相康熙郎窑绿釉苹果尊见高12.6cm，口径8cm，足径7.3cm，它器形规正，做工考究，胎体精细，厚薄均匀，内腹中上部可见横向接胎痕，露胎处呈现“火石红”。由于此尊是传世品，所以在釉面上留下了无数岁月擦痕。
郎窑绿是用含氧化铜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色，属于铜绿釉。通常挂釉后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制而成，但由于工艺复杂，烧制温度极难控制，要烧出理想翠绿色釉面瓷器，成品率极低，所以存世量非常少，而且产品往往以小件为主。从现存瓷片、实物来看，郎窑绿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郎窑绿釉层均匀较薄，釉色稳定，呈翠绿色，鲜明艳丽，釉面上有较强玻璃般光泽，似有一种翡翠玉般的感觉。在同类郎窑绿釉中是一件上乘之作。
二、在釉下紧贴胎体处布满细纹片，俗称“苍蝇翅”。用10倍放大镜细看，在釉面上可见密集细小的小点点，我想这也许是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由釉内小气泡所形成。
三、在器底近足处有一圈不过足垂釉，俗称“郎不流”，但垂釉非常自然整齐，似有一种釉流至底足前曳然而止的感觉，厚釉处釉色加深，呈现深绿色。
四、圈足呈泥鳅背，内墙为内弓，底足内施白中闪青釉，低款青花双圈足见。
五、器内施青白釉，釉层较厚，无开片，其釉色与底足内白色闪青釉有较明显区别。口沿处有一圈明显粉白釉俗称“灯边草”。
这件绿釉苹果尊，从它胎体、器形、青花发色以及多种釉色都明显带有康熙瓷特征，可是目前基本上没有关于郎窑绿瓷器的详细介绍文章，专家们也极少提到，但我认为康熙绿釉与郎窑绿釉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我藏品里就有一个康熙绿釉鼻烟壶，整个壶从口部至足际都施绿釉，釉层厚薄不均，并有多处漏釉点；釉色与郎窑绿基本一致，但釉下无细纹开片。
我历来喜欢单色釉，这件郎窑绿釉瓷苹果尊，于30多年前收藏，从实物口沿处看，它的“灯边草”工艺做法是：先在口沿挂白釉，再在外部罩绿釉，最后在尊内施青白釉，是分多次上釉完成。当然，由于官窑绿釉瓷是特定年代创烧瓷，我推测“灯边草”工艺也是在烧制过程中逐步改进、提高，达到完美。康熙郎窑绿釉瓷具有“苍蝇翅”、“郎不流”、“灯边草”三大特征，这是鉴定真品的重要依据。我相信随着上海古陶瓷学术研讨的深入探索，古陶瓷神秘面纱终将问世于天下。
宋代瓷器款识如何鉴别
宋代瓷器审美偏向于文人瓷，因为 宋代中国文化发展到顶峰，具有文人气息的美，属于柔性美，也反应出中国文人气息和文化气息。
宋代瓷器的款识比前代也开始增多，形式各种各样，内容丰富多彩。款识的主要内容有作坊标记、工匠姓名、制作年份、吉祥语、宫殿名称和宫廷用瓷专用款铭等。总的特点是款识文字简明扼要，仍以刻划款为主书写款较之以往有所增多，模印款前期增加，字体精瘦有力，具有宋代风格。以下是宋代瓷器主要款识内容：
宋代汝窑瓷器款识鉴别
汝窑青瓷为宋代青瓷之冠，传世品很少，全世界仅有几十件。汝窑瓷器仅见三种款识。
一为“奉华”字样，为宫廷玉工制作。奉华堂是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如汝窑出戟樽、汝窑瓜棱注碗及汝窑纸槌瓶，这三件器物的底部均刻有“奉华”二字。又如汝窑粉青釉樽，仿铜器樽等，底部都刻“奉华”二字。
另一种款识是于器底刻一“蔡”字，刻“蔡”字款的无疑是物主的姓氏。如宋代汝窑青瓷碟和青瓷盘均刻有“蔡”字。这可能系蔡京父子所用。蔡京是宋徽宗时的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子蔡修贵为当朝附马，徽宗曾七次到其府第，赠予无数珍宝，其中有汝瓷是理所当然的事。还有一种刻“甲”、“乙”、“丙”、“丁”字样，以划分器物的等级。
宋代定窑瓷器款识鉴别
定窑瓷器是进奉皇帝的，所以，宋代瓷器款识多与宫廷有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款的。“官“字款白瓷在晚唐及五代都曾出土，宋代更为多见。大多是盘、碗、瓶、壶和罐。其中有'官”字款刻花莲瓣碗、“官”字款净瓶、“官”字款盖盒等，还有“新官”字样的，如“新官”字款莲瓣口碗等。这些出土器物均为精工制作，是为上层人物制作的。另外，辽宁博物馆也藏有“官”字款碗、“官”字款鎏金口划花凤纹洗以及“官”字款葵口碗等。在出土及传世定窑瓷器中有刻“尚食局”、“尚药局”款识的。带“尚食局”款识的多为大型盘类器物，字体有粗细两种，河北曲阳出土一件白瓷印花云龙纹盘，上面刻有“尚食局”三字。宋定窑白釉瓷碗，刻有”食局官区正七字”款识。宋定窑白釉瓷碗，其外壁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款识。据记载，宋代宣徽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故刻这些款识的器物是宫廷内食用及药用之器。另外，定窑瓷中还有底刻“五王府”三字，这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物。在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瓷器中有一些铭文是宫廷玉工镌刻的。这类款识多为宫殿建筑的名称，有“奉华”、“风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如一件宋定窑白釉折腰盘及白釉碗，其底足内均刻“奉华”款识。
定窑瓷器款识除刻划以外，还有模印和书写款识。如一件宋定窑白瓷盘，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这是专门为定州府衙烧制的瓷器。
宋代越窑瓷器款识鉴别
宋代越窑瓷器款识以刻划的纪年款为主，所见款识基本上是北宋的纪年有“太平戊寅”（公元978年）、“太平二年”、“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熙宁四年”、“淳化二年”、“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大中祥符五年”等。还有款识是一个字的，如宋越窑青瓷款识“供”字。
宋代钧窑瓷器款识识别
宋代钧窑瓷器带款识的很少，主要以数字为主。即在器物底部刻一至十的数据。数目字的确切用意是，即数目字越小，器物越大，就是说刻“一”字是同类器物中最高或口径最大的，刻“一十一”字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
其款识常见于洗、盘、碗、炉蹲等器物底部。这种数码款识在宋瓷中独具特色。刻数字款的器物有一件宋钧窑葵式三足洗，葵口折沿，腹分六瓣，底支撑三个如意形足，外壁玫瑰紫釉，色彩绚丽，底芝麻酱釉，底刻有“六”字。钧窑器还有底刻“奉华”、“重华宫芝兰室用”、“重华宫漱芳斋用”等款识。如博物馆藏宋钧窑天青葵花式盆托，刻“重华宫芝兰室用”款字。宋钧窑天蓝海棠式水仙盆，器底刻“重华宫漱芳斋用”款字。这些瓷器专供宋内府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