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官窑。
湖南株洲醴陵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同称三大瓷都，前者在1949年後一段时期内都担负为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关专制瓷器的任务，其中1974年为毛泽东定制的生活用瓷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在收藏界被称为「主席瓷」或“毛瓷”。每次拍卖，“毛瓷”都会取得好成绩。
民间有关“毛瓷”的传闻从未间断，甚至将它和古代专为皇帝制作的官窑瓷联系起来，所以把醴陵称为“红色官窑”。而在收藏界，“毛瓷”特指1974年醴陵瓷和1975年景德镇制作的一批瓷器，其中醴陵瓷是毛泽东去世前使用的瓷具。
早在1997年广州嘉德拍卖会上，醴陵“毛瓷”首次面世：当一套被秘藏20多年的四季花卉纹双面五彩薄胎碗在预展会上登场时，震动了收藏界。尽管这一四季花碗有釉裂，不够完美，但仍以8.8万元被海外藏家买走。
现在，醴陵“毛瓷”因为货源稀缺而愈显珍贵。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杨宗干指出，由於制作要求严格，制作精良，数量较少，存量有限，在收藏市场上的价位不断攀升，可达数千元、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有的精品已成为孤品，价格高达上百万元。
据悉，绝大部分醴陵“毛瓷”目前藏於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南海丰泽园、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处，流落民间的不足200件，这也是收藏界珍若拱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用瓷“红月季碗”的设计师李人中透露，当年制作“毛瓷”用的湖南洪江市的大球泥(粘度好，质地白，烧制瓷器成型好，透光好)，也因过度开采而在一年後绝迹。
杨宗干则指出，从1958年到1974年，中国政府在醴陵一共定制有1555件精美瓷器，除毛泽东亲点的国礼瓷器外，另有一套瓷器是为王震定制的两件“豆青色刻花描金牡丹纹长颈瓶”和“豆青刻花描金凤梨纹长颈瓶”。这两件瓷器的最大特点，是除了落有官方精致款“湖南陶瓷研究所精制”外，把“王震赠”也盖上去了。他表示，“王震赠”礼品瓷共生产30件，除上送北京外，流散在社会上的不足18件。1993年前後，一对这样的瓶子只要300元，到1995年到了3000元，几年後再涨到6万元，现在有藏家出价10万元。
醴陵还在1971生产了数量较多的联合国用礼品瓷，以吉祥如意、延年益寿为主导，如牡丹、梅竹、二龙戏珠等，并设计五彩蝴蝶中英文“中国醴陵”作为官方特定底款，其中“釉下五彩友谊茶具”共15件。2001年，这15件中的一件单价4800元，2002年到了6200元，现在15件整套至少10万！
taoci52.com精选阅读
红色官窑勾勒乡村风貌
大型釉下彩瓷板“贫下中农的好医生”、“土家山寨飞彩虹”均产生于1976年6月，为红色官窑——湖南醴陵窑的经典杰作。
《贫下中农的好医生》的作者汤清海。画面通过女“赤脚医生”热情为患病老大娘喂药，反映当时农村认真落实毛主席“6·26”指示：“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画面上的灵魂人物女“赤脚医生”穿一双简朴凉鞋，颈上系着白色带红线条的汗巾，手端着蓝色花纹、带乡土气息的民窑瓷碗，在为贫农老大娘喂药。红扑扑的笑脸、朴实无华的衣着打扮，表现了女“赤脚医生”表里如一、纯朴而高尚的美。病中的贫农老大娘身着老式粗布边扣衣裳，身盖乡里传统手工印染花被，生活虽不富裕，却从内心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和感激。
“赤脚医生”与患病老大娘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作品最早发表于1972年5月30日的《湖南日报》，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省新华书店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单行本，影响十分深远。
《土家山寨飞彩虹》，描绘了土家山寨坐落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老山界上，“晴天缺水泥似刀、下雨泥巴一团糟、天干禾苗栽不活、地里包谷做柴烧、用钱靠救济、吃饭靠统销。”这是土家山寨缺水贫困的真实写照。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光辉指示传到土家山寨，土家人民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愚公移山”精神，战天斗地建电站，劈山架桥修水渠，终于引来了幸福水，使十种九不收的山坡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梯田。
这两件“文革”艺术极品瓷板规格为103厘米×56．5厘米×1．5厘米，均为永胜款。是“文革”特定历史年代的农村精神风貌的历史记录，是当代独一无二的孤品，珍稀精绝，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
“红色官窑”是个什么概念?
由湖南醴陵陶瓷研究所、广东文化学会等单位制作的“红色瓷典”将向民间发行。新闻主体部分说，“醴陵是我国三大瓷都之一，有‘红色官窑’之称”云云。配文图片是“醴陵在1974年为毛主席在长沙过82岁生日而特制的”一只釉下五彩红月季碗。
“‘红色官窑’之称”，到底是谁“称”出来的？恐怕不是平民百姓。在改革开放之前，曾为毛泽东制作餐具什么的，概属“国家最高机密”，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时过境迁，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醴陵有生产厂家便开始在老人家身上打主意：开始，隆重推出“毛瓷”，后来又叫“主席瓷”，而今则亮出了“红色官窑”的金字招牌。
据我分析，当年推出“毛瓷”和“主席瓷”，一方面，兴许没有得到毛的家属认可，同时也可能与商标法相关规定相悖，所以，厂家这两年也就没有再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了。
然而，“红色官窑”，难道就具有特别的市场召唤力？我看不见得。
首先，“红色官窑”这一概念经不起推敲。如果仅仅因为毛泽东特制过祝寿饭碗，或者后来为人民大会堂提供过餐具，就自命“官窑”，恐怕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此外，“官窑”含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意思。而据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再者，“官窑”，带有封建专制文化的色彩，就算冠以“红色”二字，也难以抹去投射在公众心灵上的认知阴影，甚至难避间接为官本位观念张目之嫌。其次，“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毫无关系。几十年前，醴陵为毛泽东做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饭碗，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这里运用釉下五彩技术生产的瓷器，仍然像报道所说的一样“堪称中国一绝”。倘若而今产品质量更胜当年一筹，那么，研究所也好，制作厂家也罢，应该充分相信消费者的签赏能力，大可不必拿伟人用瓷作铺垫。因此，将“红色官窑”与产品质量扯到一起，无论怎么解释，都有商业炒作的味道。
还有，“红色官窑”之说与市场法则相抵触。尽管相关单位没说自己是全国惟一的“官窑”，但这一“命名”隐含的核心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依我之见，以“官窑”示人，实际上给了消费者某种心理暗示，势必抬高了同类产品的入市门槛。这，是不是涉嫌不正当竞争？不管这一“策划”是出自生产厂家之手，还是媒体记者别出心裁的杜撰，它所产生的似是而非的传播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
醴陵瓷器品质优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我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革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生活需求。“红色官窑”或其他什么名目的窑，其实在成熟的消费者眼里，统统只是一种空泛的概念，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费太多的心思。一俟本末倒置，必将有碍企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毛瓷
讯 中国毛瓷是非常有名的。在建国后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做一些我们自己的瓷器。1975年中央下达文件，让轻工业部陶研所为毛泽东同志烧制一套瓷器餐具和文房用具，要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等古代称颂的瓷器最高境界为标准，要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最高水平，代号为“7501工程”。
为完成这一特殊而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国轻工业部陶研所抽调了4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许多著名的陶瓷艺术家当年都参加过这项工作，其中包括“珠山八友”的后人和传人，如王大凡的侄子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汪野亭的女儿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汪桂英、刘雨岑的儿子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刘平、徐仲南的孙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亚凤，以及陶瓷美术家章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戴荣华、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舒惠娟、陶瓷名家辛青山等。这批专用瓷采用了釉下红梅、釉上水点红梅、釉上水点桃花和釉下对彩芙蓉等画面。当时入窑约有14000多件，实际成品4200余件，从中精选出2000余件送中南海，其余全部被封存入库以备损坏后补缺.
八十年代初，被封存入库的约两千件“7501”瓷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1997年，“7501”瓷出现在拍卖市场，其中一个小瓷碗在一家拍卖行拍至170万元，创下了单件“毛瓷”的市场最高价，“7501”瓷由此引起了收藏界关注。
小编建议大家可以收藏一款精致的中国毛瓷来投资，是不错的选择。
不可再生无法仿制的“红色官窑”
“７５０１”主席用瓷，釉下彩“翠竹红梅”纹杯。
艺术价值：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
这些全手工制作的高白釉薄胎瓷器，如薄胎碗、薄胎瓶、薄胎皮灯等，其胎质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来形容一点不夸张，有些特别薄的，似乎没有里胎，只有两面釉的所谓“脱胎”瓷，真正是“白胜霜雪，薄如蛋壳，轻若鸿毛”。
拿在手里，或在阳光下一照，或用强电光一照，“毫发可见，指纹能辨”。这种所谓的“蛋壳胎”再配上绘瓷名家精心绘制的纹饰书画，就成为完美的陶瓷精品。
文革期间景德镇红旗瓷厂制作的彩下五彩薄胎碗。
时间价值：历史产物不可再生
据介绍，由于“文革”初期“停课”、“停产”闹革命，真正生产“文革”精品瓷的时间没几年，所以其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文革”全手工蛋壳胎瓷器，总的数量也只有1000来件。
鉴定专家称，景德镇文革精品瓷是特殊年代中的特殊产物，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并不比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逊色，其胎釉颜料的科技含量甚至要比清官窑高，装饰绘画方面也比清官窑更生动，器型更多变，手感更润滑。
“红色官窑”成藏界新宠
有收藏爱好者开始关注和收藏新宠———“红色官窑”（“文革”瓷）。
据悉，景德镇“文革”精品瓷胎是用几经精选的优质临川高岭土烧出来的，但这种高岭土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用竭，所以“文革”精品瓷从整体上来说已不可再生。
昔日的刻坯高手如今不是故世就是年高，且后继乏人，加上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一些陶艺家的心态变得浮躁，难以造出艺术精品；文革精品瓷在特定的年代为完成政治任务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单靠一两个工艺大师单枪匹马，难以做出精品来；“文革”期间真正生产“文革”精品瓷的时间没几年，所以其存世量极少，尤其是“文革”全手工蛋壳胎瓷器，总的数量也只有1000来件。
艺术品市场里的老字号广州市文物商店在近三四年中，陆续在景德镇等地收集了“文革”精品瓷达数百件，很快就被广州和港澳的藏家抢购一空，其中近百件“文革”蛋壳胎瓷器，被广州少数先知先觉的藏家所珍藏，目前市场上较难觅到。全国许多收藏者不远万里来广州寻宝，也只能得到寥寥数件而已。“文革”精品瓷近几年来价格一路飙升，当年从“7501”主席用瓷挑剩下来的“职工用瓷”，四五元钱就可买到一件，现在这批“主席用瓷”价格以万元、十万元计。目前，“文革”瓷的价格还不十分高，与清三代的官窑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元一件相比，其升值空间是巨大的。尤其是小型精品瓶的文房用具，其升值空间更大。
何谓“红色官窑”
官窑通常是指皇帝专用或赏赐有功大臣的瓷器，也指供重要等级的大官使用的瓷器。
“红色官窑”指的是“文革”期间由江西景德镇生产的各种瓷器，也叫文革瓷。就其艺术价值来说，它并不比清三代的官窑瓷器逊色。这种“文革”精品瓷的科技含量尤其是胎釉颜料的科技含量要比清官窑瓷高，装饰绘画要比清官窑更生动，器形更多变，手感更润滑。清代官窑瓷，用高科技仿制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而“文革”瓷精品是难以仿制的，尤其是全手工制作的蛋壳胎更难仿制。
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文革”瓷都是一些粗糙的老百姓日用瓷，瓷面画的不是工农兵就是“斗私批修”之类的政治口号或是毛主席语录。诚然，这是“文革”瓷的一大特点，但其中部分精美的工艺美术瓷确实值得当精品收藏。
“文革”瓷的品种
景德镇“文革”精品瓷，除了人们较为熟知的“7501”毛主席专用瓷以外，还有下列品种：“文革”期间由景德镇制瓷名家精心绘制的工艺美术瓷作品；中央领导和中央单位专用的生活用瓷，包括毛主席用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用瓷；为中央制作的国家礼品瓷；供展览、摆设、收藏、评比、出口用的陈设瓷；轻工部陶研所、景德镇陶瓷学院、各瓷厂美研室研发的陶瓷新产品或献礼瓷，如稀土瓷器、半刀泥瓷器等。
红色官窑艺术瓷亮相“景德镇”名品揭穿伪精品
瓷器精品展已成北京经常性的展览，但如此多的“精品展”究竟有多少名副其实？在昨天开幕的“景德镇艺术瓷厂精品陶瓷展”上，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驻京办主任艾华强透露说，北京一年内只有不到10场是真正的陶瓷精品展。
昨天在位于北京金宝街鑫锦嘉艺术馆举行的“景德镇艺术瓷厂精品陶瓷展”，是红色官窑艺术瓷首次在北京集中亮相。鑫锦嘉艺术馆董事长王金艳女士介绍说，展出的作品中，有近1/3是国家最高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等十几位国家级大师及老艺人的精品之作；还有大量的中青年陶艺家作品，这些人均为名人后裔和大家嫡传。据参展的权威人士介绍，收藏瓷器，不能光看名头，“大师也有不如意的作品，而中青年陶艺家也有精品。”
“景德镇”精品果然名不虚传
谈到陶瓷精品展，艾华强说，很多人不管自己展出的是什么都一律称为“精品”，因此造成“精品展”泛滥，就连在公园里常年露天卖的瓷器也打出“精品展”的旗号。他认为，陶瓷分低中高三档，中高档的瓷器展，北京一年内最多有10场，靠得住的主办方不过四五家。他说，上当的多是外行，贪图便宜，买回去的并非艺术品，只是生活用品。
毛瓷是什么？
毛瓷是什么？。
毛瓷，指的是专门为毛主席设计著作的生活和办公用瓷，代表了我国陶瓷制造的最高水平。其中以醴陵生产的7041毛瓷最为著名，毛瓷胎质细腻坚韧，胎壁厚度不足毫米，光源照射下，几近透明，声如謦，做工精致，品相精美。
毛瓷从出现代现在少说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现代人嘴里的毛瓷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就是专门为毛主席特制的，并且为毛主席曾经使用的。第二类是专门为毛主席生产，而毛主席没有使用过的，第三类是不是专门为毛主席制作生产，而是特供国家机关如中南海、天安门、人名大会堂等重要场所生产的国家用瓷，其中部分也曾是毛主席生前使用过的。
先说说第一类和第二类，它们是当时我国制瓷界最优秀的艺术和技术人才共同制作的结晶，不管是瓷土还是别的都是当时最好的，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产品，第一类出现的时间只比第二类早了一点点。两者只在文物价值上有点区别，一个是毛主席使用过的，而另一个没有。
第三类毛瓷，因为人们对它还不是很了解，认为它是普通生活用瓷，其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相对较低。但是从现代官窑角度来看，它是有国家特制生产，专门用于国家特定场所，它的技术含量和艺术含量是一般生活用瓷所无法企及的。
“毛瓷”出自谁家手？
“胜利杯”的由来
要说“毛瓷”，就绕不开“胜利杯”。当年醴陵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回忆说，“1957年，我逃过了划为右派分子一劫，但没能躲过1959年反右倾厄运，被批了一段日子。到了夏天，被通知去北京，我就知道自己没事了。”
不过一直抵达北京，有关此行的目的，李维善还是蒙在鼓里。当天晚上，一辆小车将他们几个拉到中南海里面，他才隐约感到此行事关重大，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进了一个会场，看到江西景德镇、山东淄博等几大陶瓷基地的人都来了，上海、天津的人也来了不少。当时的背景是，北京十大建筑即将竣工，这个会议就是请全国各地来装饰十大建筑内部环境的。
至于建筑内部使用的瓷器，各单位都向景德镇订货，使瓷都不堪负担。于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说：“都向景德镇订货，它怎么做得过来？也体现不了多样性。我们国家大，出产瓷器的地方多着呢。毛主席早就说过，湖南的醴陵也出产瓷器，你们为什么不向醴陵要货呢？毛主席用的茶杯也是醴陵生产的呢。”
结果，醴陵瓷厂当即接到不少订单，为十大建筑中的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北京火车站烧了5万件瓷器。“全部是釉下彩，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用呢。”李维善说。
毛主席确实说过此话，全国惟一能烧制釉下五彩的专业瓷厂——醴陵群力瓷厂就是在他的建议下于1956年创建的。而在十大建筑落成前，毛泽东确实已经在使用醴陵生产的茶杯了。
那是在1958年4月，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陶瓷公司，要求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来人带来一件延安时期使用过的茶杯，直筒型，无盖无花饰，瓷质灰白粗糙。这种形状的茶杯被叫作“中山筒”，据说是民国政府机关一直使用的。来人要求以此为基础加盖加彩，改型后使之美观实用。
李维善说：“当时只知道是为中央首长烧制的，时间也很紧迫。我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改了六稿，将底部略为内收，使杯身呈现出流线型，加了一个盖边呈灯芯状略宽于杯身的平盖子。其间，试制工场的梁六奎同志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杯子制成后，北京方面的人看了很满意，这个式样一直沿用到今天，看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李维善直到1958年才知道这个茶杯是专为毛主席试制的。北京方面的人说毛主席用后也很满意，省委又嘱他们再烧40个，其中20个要画花。在为这种式样的杯子取名时，李维善则提议用“胜利杯”。
1959年7月，李维善又来到北京解决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茶杯的制作问题，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刘冀平局长指着李维善带来的醴陵出产的一套茶具说：“就用胜利杯的式样，然后画上小茶盅上的花纹。”
小茶盅上画的是什么花呢？原来是非常寻常的蝴蝶花。后来毛主席也认为人民大会堂的这种蝴蝶花茶杯好看，有关部门就通知醴陵群力瓷厂专门为毛主席烧制了120套。
后来群力瓷厂还为毛主席烧制过有编号的胜利杯，毛主席认为这个办法很好。
李维善透露，醴陵还为其他中央首长烧制过专用茶杯，特别是周总理，因为喜欢松树，他们就设计了一种釉下黑彩图案，一棵青松傲然挺立，完美地寄托了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陶瓷知识频道为陶瓷网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我们精选的《毛瓷与红色官窑》内容由编辑撰写而成，希望您对我们的《毛瓷与红色官窑》一文感到满意，如需浏览更多专题请访问:古代瓷器官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