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清乾隆釉里红缠枝莲梅瓶
清乾隆青花折枝花卉六方大瓶
文人风鼻烟壶宜逢低吸纳
鼻烟壶虽然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工艺品，但长期以来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比起国内，在欧美和新加坡市场更受藏家的欢迎，往往能卖出几百万一个的高价。但近来这股鼻烟壶收藏风也有吹向国内市场的趋势，此前香港邦瀚斯拍卖行推出首场“玛丽及庄智博鼻烟壶珍藏”拍卖，100%成交。但目前鼻烟壶的总体价位还很低，有专家认为其中文人气息很浓的鼻烟壶现在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价格很低，是购买的好机会。
近日，旗峰山博物馆展出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古代器物，其中不乏从佳士得、瀚海等国际顶级拍卖会上高价拍得的精品。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摆在展厅醒目位置的43件明清瓷器，该博物馆馆长王跃庆告诉记者，这些全是官窑制造，专供皇帝把玩的御用珍品。不过瓷器专家楼钢则认为，明清瓷器的买卖市场趋于成熟，价格上涨空间有限。而高古瓷认知度尚不高，“投资它还有可能捡到漏”。
【看点】乾隆六方大瓶估价六百万
从雍正至乾隆十年前，官窑烧造由大名鼎鼎的唐英主持，所出名器有“唐窑”之称，饮誉千古。这款清乾隆青花折枝花卉六方大瓶也是“唐窑”出品。大瓶高66厘米，瓶身恢弘俊伟，釉汁肥厚、青花苍翠。旗峰山博物馆的专家介绍称，瓷器“一方抵十圆”，因为方形瓷器在铸造、熔合上的难度远高于圆形瓷器。
此类乾隆官窑重器由于烧造难度大，且成品率极低，因此当时的数量就极为有限，保存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目前仅见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大型博物馆有收藏，拍卖市场上十分罕见。这件珍品是从佳士得2006年秋季拍卖会上购得的，至于价格博物馆方面不愿透露。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今年对这款六方瓶的估价是400万-600万。
乾隆釉里红梅瓶举世罕见
这件清乾隆釉里红缠枝莲梅瓶也是展馆中的珍品之一。此瓶造型尊贵典雅，胎质坚细、莹白，釉光滋润厚腴，口沿饰有花瓣纹一周，肩部则是变形覆莲六瓣纹，底胫处绘蕉叶纹，主题纹则饰为缠枝莲纹。运用线描釉里红装饰全器是乾隆御瓷独具特色之处，此类器皿质地精良，存世寥寥无几。
据了解，目前存世有与本品相近的实物，或原为一对，出现在香港2009年的拍卖会上。它的纹饰也及其罕见，目前只发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乾隆铭釉里红宝相花唐草文僧帽壶”的花纹与其相仿。
【藏经】买明清瓷不如入手高古瓷tAoCi52.cOM
此次展览展出了平日难得一见的官窑瓷器精品，让众本土藏家大开眼界。但是专家却称，现在明清瓷器的市场认知度高，价格也已经被炒高，投资回报率远不如高古瓷高。广东省文物艺术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楼钢此前表示，“目前高古瓷的价格被严重低估，藏家若具备了高古瓷鉴赏知识，可在迎来市场高峰前入手，还可捡到漏”。
“高古瓷器”通常指的是明清以前的瓷器。楼钢介绍说，高古瓷价格一直居于低位，但2006以来行情却年年看涨。他举例称，他手头有一个北宋建窑出产的黑釉银兔毫盏，在福建出土时才100元一个，到了2007年价格涨到3万-5万元，他于去年花了5.5万购得。今年春节期间，类似的小碗，边缘还有小瑕疵，就要价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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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瓷：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摘要]: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塔儿湾”：完整西夏村落中的惊奇
塔儿湾西夏村落遗址地处杂木河上游，两岸依山，村民以放牧和种地为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塔儿湾仅居住着十多户人家。道路阻塞和交通不便对保护当地的西夏文化遗存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8年8月9日，武威市文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着名西夏学者孙寿龄与党寿山、黎大祥等几位文物专家走进塔儿湾西夏遗址进行考察。走进村庄时，孙寿龄看到一个裸露的土层中有一件像瓷器的碎片，便伸手去抠，没想到竟然“抠”出一件稀世珍宝——西夏瓷“白瓷马头”。这只马头长3.5厘米，头宽2厘米，颈长2.5厘米，颈宽2厘米，耳长8毫米。整个马头为白釉底色，黑斑点缀，马眼炯炯有神，活灵活现，造型十分精致。这件瓷器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其做工技艺精湛。从整个西夏出土文物看，浮雕西夏瓷马头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
如今，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依然能在渠边、路边和地头发现碎瓷片。据村民介绍，当地村民为了省事，在打桩盖房和建羊圈、牛圈等基础设施时，把碎瓷片和泥土一道都用上了。所以，文物专家们无意中会在村民房屋的土墙上看见碎瓷片。那些瓷片，后来经专家考证，几乎全是西夏时期的瓷器碎片。而且沿山坡的土层里露出的许多烧焦或腐朽的木头也都是西夏人当初住过的房屋留下的痕迹。村庄南边的山坡和台地已经被当地文物部门确定为西夏遗址。武威市文物部门勘定的结果显示：该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60米，以西为草木茂盛的山区牧场，以东杂木河两岸是开阔的平原农田。西夏时期，这里是党项族放牧、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整个村落遗址，不少被辟为农田，现已耕种。
1992年9月至1993年上半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的西夏黑釉剔花牡丹瓮和黑釉牡丹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称赞为“线条流畅，活泼大方，刻画精细，疏密得体，是瓷器中少见的作品”。同时挖掘出的双耳乳丁饰纹褐釉小扁壶等都是西夏瓷器中的珍品。武威市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党寿山在他的《武威文物考述》中指出：“塔儿湾还出土了烧制瓷器用的匣体和支垫，附近还产瓷土，可以推定这些瓷器为当地烧制。”虽然目前尚没有挖掘出西夏瓷窑以证明这些瓷器是当地烧制的，但从发掘情况看，该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
当时出土数量较多的是一批西夏时期烧制的各种瓷器和大量瓷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墨书西夏文的白釉绘花瓷罐，高46.5厘米，大圆口，短颈，直圆腹，下略收，施白釉，腹部用褐釉绘缠枝牡丹，古朴豪放，反映出西夏较高的手工业制瓷工艺水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白釉高足盘、碗、黑釉扁壶、瓶、灯、罐等一批文物。另外还在此地陆续发现了许多窑具和窑址留下的灰层堆积物。
因塔儿湾西夏遗址是我国西夏考古史上迄今发现出土西夏瓷器数量和种类最多，釉色、花纹繁杂的一处遗址。甘肃本土不少媒体指出，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塔儿湾西夏遗址，是“目前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瓷窑遗址”。
灵武窑：西夏陶瓷研究的第一把钥匙
瓷器被誉为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仅次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丝绸。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如五朵金花盛开在宋代的文化版图上，八大窑系遍布全国。然而，由于后来的元统治者对西夏文化进行封杀，使得西夏的瓷器生产无法被历史承认，甚至到了1980年前后编写《中国陶瓷史》时，因为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实物，产生了西夏瓷器没能走进中国陶瓷史的遗憾。
由于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许多容器只能寻求其他代替物，因此瓷器在西夏党项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西夏建国后，在和宋朝的贸易中，瓷器占据了很大比重。
煤是烧制瓷器的主要燃料，宁夏灵武境内的瓷窑堡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资源。同时，这里的煤矿层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优质的制瓷陶土。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瓷窑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建立瓷窑的基本条件。
1971年4月，在原灵武县崇兴台子大队的田地上，就出土了112件精美的瓷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些瓷器造型虽与中原地区的瓷器相似，但从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来看，是西夏人烧制的。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些瓷器可能是西夏皇室和贵族的藏品，作为西夏古都的灵武境内有可能存在瓷窑遗址。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得到不少西夏至元代的遗物。考古人员对出土的两只大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此巨大的瓷器绝非远途运输之物。他们联系到崇兴台子大队出土的神秘瓷器，推测灵武境内可能有瓷窑遗址存在。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马文宽研究员，在完成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过程中，面对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中发现的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因缺乏对其作为西夏的实物的例证而苦恼，无意中，他在明朝《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了线索。该书记载：“瓷窑山，灵州东北60里，为陶冶之所。”史志中记载的这座瓷窑山，在西夏时期是否生产瓷器呢？这座瓷窑遗址究竟在何处？就这样，神秘的灵武窑吸引马文宽前往灵武，揭开这个谜底。1984年6月，在县城以东35公里、距瓷窑堡镇西北4公里处终于找到了瓷窑遗址，并发掘出大量的瓷器、窑具残片，他当即把瓷窑堡遗址作为研究西夏瓷历史的突破口。
1984年至1986年，考古队经过3次系统发掘，共清理西夏窑炉3座、西夏瓷器作坊8座、元代瓷器作坊1座、清代窑炉1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出土瓷器、瓷具、窑具共3000余件，同时发掘出大量墨书西夏文瓷片、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的瓷片和西夏钱币。他们还发现，这里烧制的瓷器属西夏、元、清3个朝代，其中西夏时期的数量最大。西夏境内出土的陶瓷器以前多被定为北宋或金的产品，宁夏灵武瓷窑堡的调查发掘订正了史误，由此确立灵武瓷窑堡瓷窑遗址是位于我国最西北的一处古瓷窑遗址。
在瓷窑堡以北约4公里的回民巷，后来也发现了一处西夏瓷窑址，由此填补、确立了西夏陶瓷史研究中的空白，也确定了西夏瓷器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的地位，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西夏瓷：中世纪陶瓷的宝藏
从1974年灵武窑的挖掘开始，对西夏瓷器生产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夏王陵挖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物附件中的琉璃鸱吻龙头鱼尾、琉璃摩羯、妙音鸟等，也体现了西夏烧制陶瓷的高超工艺。史金波称赞这些文物“既是实用的建筑构件，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可列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代表作，即使把它同现代的优秀瓷制工艺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英国人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在1914年第三次前往黑水城挖掘时，就挖掘出大量瓷器，在《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这样记载：“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即当地所产。”可见，远离西夏都城上千公里的黑水一带，也有大量西夏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其他地方调运去的？还是本地也有瓷窑？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境内，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东麓的缸瓮井、插旗口等地也发现了西夏瓷窑遗址。从鄂尔多斯高原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东西近千公里，从宁夏海原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北上千公里的西夏境内，都发现了西夏瓷器甚至窑址。西夏之瓷遍布当时的西夏帝国境内。而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走进了“国宝”行列，完全可以和当时宋朝境内的窑址生产的瓷器媲美。
塔儿湾西夏遗址的开掘，标志着西夏瓷窑目前已经有3处被正式考古发掘（前两者为瓷窑堡和回民巷窑），它们和当时鼎盛于世界的宋朝陶瓷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3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
韩小忙先生在《西夏美术史》中明确表达了西夏瓷器和宋代瓷器的关系：“回民巷窑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较大。瓷窑堡窑以盛产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为自己的特色，可能与山西北部诸窑生产的剔刻花瓷有关。”可见当时在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陶瓷工艺的传播和流布状况。
西夏的瓷器工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体现北方民族的粗犷性格，这使它缺乏中原地区官窑生产的细腻、柔和、艳丽的特性，这是一种差距，也是一种独特风格的体现，也使西夏瓷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明清官窑瓷器珍品亮相八大山人美术馆
2月7日，由江西省八大山人美术馆主办，台湾乾隆国际艺术品集团协办的“明清官窑瓷器展”将拉开序幕，此次展览共有近40件明清官窑瓷器亮相位于滕王阁仿古街8号的八大山人美术馆展厅，相信此次展览将带领观展者步入时空隧道，直面感受明清时期帝王级藏品传递出的尊贵气息。
官窑瓷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片段，在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后，便在当代社会扮演了另外一个重要角色——艺术珍品。官窑瓷器素来是高端瓷器市场的领跑者，因为它有别于为普通百姓烧制的“民窑”，是专为古代皇帝和他们的追随者而烧制，是瓷器烧造艺术的巅峰，也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时尚。自其诞生之时，就被历代追慕而成为经典，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的工艺、造型、纹饰、款识更是代表着制瓷的最高工艺。
此次官窑展品涵盖明、清两代，如：明代万历青花五彩福禄寿捧盒，不但色彩丰富炽烈，更以色彩搭配运用巧妙为冠，以达到出神入化之境，所绘福禄寿三星人，人物情势俱佳，状物有神，古拙传情，颇具意趣，画面设色繁缛华丽，红绿二彩浓艳相应，青花匀净幽丽，黄彩璀璨夺目，用色巧妙，使红蓝黄绿诸彩转换自如，绝无重复叠杂之处，底以青花书“大明万历年製”六字二行青花双圈楷书款。
清代乾隆霁蓝釉描金八方如意葵口水仙盆，亮丽的宝石蓝釉上，葵口盆沿施一圈连连如意描金纹，盆腹八方以金彩描绘福自天来，吉庆年年，显得十分富丽华贵。底承三足是如意云头纹，上加以描金细绘，盆底平，满釉，两圈支钉共16个，款为“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描金篆书官款。还有雍正黄地青花灵芝双耳杯，此器杯花口，深弧腹，圈足。通体柠檬黄地上绘青花纹饰，碗心饰朵花纹，内壁绘双层灵芝见以各式花卉纹，外壁纹饰一致，两侧置鱼耳，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製”楷书款。
据悉，本次主办方精挑明清官窑瓷器举办展览，就是希望借此让更多藏家欣赏到精品官窑瓷器的特征，“亲手”触摸皇帝的瓷器，提升鉴赏力，从而购买到优质官窑瓷。
文/图记者刘媛
明清外销瓷回流火热升温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长沙窑就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
宋、元时期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发现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外销瓷的瓷器。
明清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远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鱼草、博古等纹饰。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
19世纪20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中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2000多件青瓷珍品展览展现了我国青瓷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果
深圳玺宝楼博物馆收藏历代青瓷珍品2000多件广获好评
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位于罗湖区红宝路和宝安南路交汇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家偏居一隅的博物馆收藏了自商周至元明清历代青瓷2000余件、瓷片标本2400件，是当今唯一的青瓷专题博物馆，曾当选“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据介绍，这里收藏的高古原始瓷在故宫也难得一见。字串9
第三届文博会前夕，市领导李鸿忠、李意珍、王京生等前往青瓷博物馆参观，称赞博物馆的主人吴克顺做了一件大好事。近日，罗湖区政府决定拨出120万元用于博物馆外墙装修，力争把青瓷博物馆打造成第三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
真切感受青瓷辉煌
“华夏造青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中国所有瓷器都是在青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称。什么是青瓷？简单说，青色釉的瓷器就叫青瓷。但从广义上来讲，凡是以氧化铁为主要呈色剂的瓷器都属于青瓷范畴。
青瓷的生产最早可追溯到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成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代。在古代，青瓷纯属手工制作，出品稀少，经过数千年天灾人祸能幸存下来的更是少而又少。在瓷器收藏界，青瓷是级别最高的收藏专项。
青瓷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器形和纹饰的演变有系统性，与当时人们的需求爱好和审美观有关。比如，商代青瓷多强调实用性，器形仿青铜器，图案少而简单，以“S”形纹为主；东周出现装饰用的青瓷龙；战国时期的代表作则是兽首鼎；唐代开始出现花形口……不同时期的青瓷文化都能够在玺宝楼一一感受。
展示中国青瓷发展史
玺宝楼青瓷博物馆馆长吴克顺原是一位企业家，收藏青瓷有20多年时间，先后投入8000多万元。玺宝楼自1998年开馆以来，荣获“深圳博物馆建设先进单位”、“优秀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品牌贡献奖”等荣誉。
据了解，经国家文物局、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鉴定，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属一流。其中，西周至西汉的原始青瓷数量为各国博物馆、美术馆之最，西周大口尊、战国兽首三足鼎、西汉蒜头壶等都是珍品，三国羊形灯、东晋“吾有心”鸡首壶等国内罕见。
《中国陶瓷史》一书的编著者朱伯谦、汪庆正评价说，仅凭该馆所藏的九件南宋官窑青瓷就可办成“世界一流的青瓷博物馆”；馆藏六棱投箭瓶出自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当世孤品。藏品中还有一些不起眼的瓷器碎片，但专家称，没有它们，整个展览就失去了连贯性。
在玺宝楼三楼，吴克顺选出三分之一藏品，按青瓷的不同发展阶段展出。第一个时期是青瓷初创期，有商周至秦汉的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第二个时期是青瓷发展期，即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越窑是代表；第三个时期是青瓷鼎盛期，从隋唐至两宋，展品中有隋代印花鸡首壶、晚唐秘色瓷、五代越窑刻花青瓷、宋代官窑器、龙泉窑、钧窑等；第四个时期是青瓷的衰落期，但也不乏精品，如龙泉窑青瓷。
展览展现了我国青瓷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果，每个展区的展柜装潢图案都是根据所在时代常用的青瓷图案设计。青瓷博物馆还设有标本室、书画斋、茶艺茶座、化石观赏厅、文物商店等设施。
明清瓷制笔筒的特征与鉴别
明清笔筒的收藏在整个笔筒收藏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而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
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
一般而言，明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
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
雍正、干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
雍正、干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干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干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
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
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
清代皇家御用瓷器的展览
9月4日凌晨，南京博物院藏清代皇家御用瓷器在武警押运下悄然抵达广东省博物馆，开始了这批珍宝的广州之行。从今天到12月2日，“瓷苑珍品--南京博物院藏清代皇家御用瓷器展览”将在省博物馆揭开神秘面纱。
南京博物院作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传承者，收藏了很多宫廷旧藏，其中20余万件瓷器中的绝大多数是清代官窑瓷器，种类琳琅满目，造型千姿百态。
因九·一八事件和抗日战争，大部分瓷器曾辗转滇、川，饱受播迁之苦。这次展出的皇家瓷器全部来自宫廷，也是南京博物院馆藏皇家瓷器首次出馆展出，部分文物甚至在南京博物院也没有展出过，十分值得观赏。
展品中，一件高大的瓷器最引人瞩目。这就是“大雅斋”制的“粉彩牡丹白头翁纹花盆”。
专家介绍，同治年间，慈禧亲自设计了大到鱼缸、小到汤匙的一系列生活用瓷，均以“大雅斋”为号，命令自己最喜欢的云南籍宫廷女画师缪素筠绘成小样，发往景德镇御窑厂烧造。这就是晚清最著名的皇家官窑--“大雅斋”慈禧用瓷。
慈禧本人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能够画画。瓷器上的正楷“大雅斋”3字就是慈禧给自己的画室亲自题写的堂号。现在“大雅斋”依然有迹可寻，具体地址就在慈禧生前居住的故宫长春宫内。而本次展出的“粉彩牡丹白头翁纹花盆”以牡丹加白头翁，意喻“富贵白头”。字串6
瓷器的用色等级分明
本次展出的器物种类繁多、釉彩齐全，纹饰题材广泛，工艺精湛奇巧。其中后宫用瓷更是体现了皇家严明的等级：里外全黄色为皇太后、皇后使用；里白外黄色为皇贵妃使用；黄地绿龙为贵妃、妃使用；蓝地黄龙为嫔使用；绿地紫龙为贵人使用；五彩红龙为常在使用。
展览还展示了官窑必须烧制的器物，像日常用的杯、碗、碟等，以及祭祀用瓷、赏赐用瓷等。此外，也有颇具仿古意韵的仿前朝窑口、青铜器、瓷器等器物，以及带有瓷画、花鸟画风格的器物。字串5
粉彩莲座托八吉祥：大清嘉庆年制，高20.5cm，是佛堂里的供器，品种以景泰蓝为多，像这种粉彩的瓷器十分少见。“八吉祥”指8种佛教法物，即轮、螺、伞、幢、花、罐、鱼、肠。这套瓷塑里的每一件法物都被制成两面对称的镂空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