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辽绿釉瓷器。
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如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这一类型瓷器的主要器型有注壶、温碗、盖罐、小罐、盏托、长颈壶、花口碗、唾盂、香炉、盘、碟、怀等。精细瓷器胎白、坚致，釉润似玉，颜色白中闪黄，外壁多刻莲瓣纹。有的底足阴刻"官"或"新官"、"尚食局"等款。一般白瓷的胎稍厚，釉胳粗，呈牙白色，多光素无纹。契丹类型的瓷器具有本民族的凤格，主要器型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时代越晚，契丹式瓷器越少。鸡冠壶是辽瓷中最有特色的造型，它的原型是契丹族游牧时用以盛水或奶的皮囊壶，最早的鸡冠壶完全模仿皮襄壶，皮革缝制的痕迹郡很逼真，甚至还堆出皮绳、皮扣；时代越晚，皮囊壶的特征就越少，有些仅成为装饰。辽代瓷窑集中在今辽宁和河北、山西的北部，主要有上京窑(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北京门头沟窑等，主要产品是白瓷、黑瓷和三彩陶器。
西夏瓷器的生产受宋、金定窑和磁州窑的影响较大。品种主要有白瓷、黑瓷、青瓷、黑釉剔花瓷等。它们的特点是:瓷胎较粗，多数呈浅黄褐色;白瓷釉面有冰裂纹，釉面不甚光洁，胎釉之间常施有化妆土。常见的器型有碗、盘、颈瓶、杯、小釜、扁壶等，有些造型与宋、金瓷器相似，也有些具有当地特色。例如长颈瓶，造型与宋悔瓶相仿，但它的特点是小口、折肩、暗圈足，与梅瓶圆肩的做法显然不同。再如扁壶，壶身为圆型，上有小口，除底圈足外，正反两面正中还各有一圈足，壶的两侧有两耳或四耳供系绳用。另外，西夏一些盘、碗类器物还有“挖足过肩”(即圈足内侧高于外侧)的做法，也比较有特色。鸡冠壶、穿带壶都是仿游牧民族游牧时放在乌背上用皮子缝制的皮囊壶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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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西夏、金、元北方代表性陶瓷
（元代白釉剔花罐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
宋、辽、西夏、金、元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频繁的战争没有阻挡住陶瓷匠师们的探索，尤其是每当战争停止、和平来临，农业不再遭受战争的破坏，当商业复苏，城市又开始喧闹起来之时，瓷器制造业就得到迅速发展。
在这400年间，南北大地窑场密布，瓷器出现了许多新的装饰和造型，形成了五大名窑六大窑系。宋时以汝窑、官窑、龙泉窑为代表的青釉瓷器如玉一般青翠滋润，色彩温和，造型优雅，达到了很高的美学境界。
但此时大多数的北方窑场烧不出完美的青绿色瓷，北方的瓷土远不如南方细腻，以磁州窑为主的白地黑花产品与南方细腻、轻薄、幽静的青瓷艺术在风格上相去甚远，然其灵动鲜活的纹饰颇受人们的喜爱。同时期北方瓷器还流行着一种剔花装饰。
（金代白釉剔花梅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剔花出现于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的磁州窑，具有相当浓厚的北方文化特色。剔花之所以在北方地区流行，是因为北方的瓷胎较厚，较之南方的薄胎瓷器更适合剔刻工艺。
剔花瓷器最初可能是仿自金银器，金银器上凹凸感极强的纹饰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制瓷工匠。同时木刻、石刻、砖雕中的浮雕作品也给了剔花瓷器许多影响，这些浮雕在民间建筑中常可见到。
大约在西晋时人们开始用化妆土来美化瓷器，先将优质瓷土粉碎去杂质后调成泥浆，施于粗糙的瓷坯表面，用以遮盖胎面上的疵点和细小孔洞，使其变得白而光滑，然后趁化妆土还没干透时用尖头竹棍或木棍刻划出纹饰，再用平头小铲剔去花纹以外的化妆土，露出胎体，最后罩透明釉或略乳浊的白釉入窑烧制。
烧成后施化妆土的地方釉色洁白光润，而露胎的地方呈现土黄色、灰白色或褐色，形成深浅不同的色泽，纹饰十分醒目。剔化妆土又可分为白地剔花、白地黑剔花、黑地白剔花、白地褐彩剔花、白地剔划填黑、绿釉剔花、绿釉黑剔花等。瓷器上的剔花工艺无疑从中吸取了许多养分。剔花装饰可分为剔化妆土、剔胎、剔釉三种，风格有所不同。
（宋-金白釉剔花枕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磁州窑所用原料主要是煤系地层中的高岭石质泥岩，以大青土为主，原料的品质不高。烧出的瓷胎多是灰、灰褐或咖啡色，无法与邢窑、定窑相比，所以从一开始聪明的磁州窑工匠们就使用化妆土精心地打扮瓷坯。
金代白釉剔花筒式罐，罐身有两层纹饰，上层是连续卷草纹，下层是菱形的变形花瓣，整体纹饰既图案化又充满了律动感。该罐的口沿内有一周凸起的边棱，正好可以承托盖。直筒罐始于北宋晚期，盛行于金代，在河北的观台窑和河南的当阳峪窑都有出土。金、元两代河南、山东也生产了很多白釉剔花瓷器。
剔花工艺还经常使用在瓷枕上。制作方法是先用工具切割出一定厚度的泥板，然后将泥板合拢，泥板的结合部位用泥条蘸泥浆粘接。晾晒一定时间后，修坯施化妆土，然后剔花。在枕的后部（或前或侧）戳一个小孔，个别的戳两个孔，为的是防止在窑内烧制时枕内热空气膨胀而损坏坯体。最后施透明釉入窑烧制。
北宋白釉深剔刻执壶
辽代白釉剔花玉壶春瓶，晋北窑场生产，撇口、细长颈、溜肩、圆腹，造型倩丽，密密的纹饰裹满全身，六组弦纹将花纹清晰地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如意云头纹；第二层是辽代瓷器上很少见的凤纹，凤作侧面飞翔状，凤头很大，大眼勾喙，五根长翎尾简洁整齐；第三层是宋元时期瓷器上最常见的卷草纹；第四层是荷花水波纹，风吹水动花摇曳，充满了情趣；第五层是莲瓣纹。此瓶是粗犷与细腻、华美与朴素的结合。瓶身有明显的裂纹，曾经补过锔子。
辽—金代黑釉剔花玉壶春瓶，瓶身三层纹饰，主题纹饰同样是凤，只是由于流釉，花纹有些模糊。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花艺术
西夏瓷器上的剔刻花纹一般采用开光构图，巧妙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西夏剔刻花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刀具型的刻刀，一种是用圆锥型刻刀。不论是用刀或者用锥，都是“刻花”;刀具型刻刀，在运用上主要有剔、削、刮三种技法，统称为“剔花”。两者可以混用，谓之“剔刻花”。
如这件茶叶末釉剔刻花经瓶，就是一件典型的剔刻花工艺。该瓶高30.5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2厘米;平折广口，口部刮釉，束颈，宽折肩，深腹，暗圈足;通体施茶叶末釉，釉色绿中泛黄，米黄胎，分上下两个圈带，上部为开光牡丹花，以叶脉纹、弧线纹陪衬，下部由忍冬纹组成一圈，图案粗犷豪放并有大雅之美感。该件瓷瓶釉色莹润，剔花刀锋犀利，线条流畅，是西夏窑中少见之物。
再还如这件白釉刻牡丹花纹大罐，是一件典型锥形刻具刻出的。该罐高31.5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6.5厘米;唇口，短颈，圆肩，鼓腹，腹下渐收敛，内圈足，器身由四道双弦纹组成三个图案带，肩部图案带由三个半圆开光牡丹花纹组成，周围空间用弧线纹添补，腹部图案带由三个连弧开光刻牡丹花纹和二个叶脉纹组成，周围空间也用弧线纹添补，腹下部图案带由忍冬纹组成;通体施优雅高贵的白色釉，胎质细腻，呈浅黄灰色。图案完全被刻花填满，显得十分的雍容华贵，线条流畅，造型质朴逼真。
用刀刻花就是在瓷器的坯胎上直接用刀刻出花纹的纹饰工艺技法，刻花的特点是纹饰轮廓或图案内部线条清晰，图案层次分明，由于刀痕宽窄或深浅不一，又可使图案具有一定的浅浮雕效果。比如石嘴山博物馆收藏的黑釉刻花扁壶，就是用刀刻出的牡丹花纹。此壶高32厘米，肩部有仿制四个耳系周边用圆珠形做装饰，两边安有四个耳系，耳系有铆钉痕迹，腹部用刀刻出牡丹花纹。
用锥刻花就是在瓷器的坯胎上直接用圆锥形的锥子刻出花纹的纹饰工艺技法，刻花的特点是纹饰轮廓或图案内部线条清晰，图案层次分明，由于锥刻痕宽窄一致、线条均匀，图案也有一定的浅浮雕效果。西夏的瓷器多属于这种类型。如果用刀再剔去多余的釉面，就更加地突显出了花朵。
总之，西夏瓷器制作及其装饰艺术，就像西夏的秃发一样，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
西夏瓷器走出“深闺”示众人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1038———1227年)，历时近190年，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由于蒙古大军的毁灭，西夏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留存甚微，给这个古老的王朝留下了太多谜团，西夏瓷更是因为物证太少，成为我国瓷器历史上的难解之谜。随着近年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瓷不断发掘出现，国内外对西夏瓷的收藏热起来，西夏瓷也开始走出“深闺”向世人展示那段神秘残缺的历史。
神秘王国的艺术奇葩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但是与宋同一时代的西夏，人们对它190多年的制瓷知之甚少。由于实物和文献资料太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
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文明突然间神秘消失，后人对西夏瓷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了两件珍贵的黑釉剔刻花瓶，初被定为元代，后被认为与西夏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夏瓷开始在宁夏、青海、甘肃等曾为西夏王朝疆域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和确定了一批西夏瓷窑，考古专家们才开始把西夏瓷与宋瓷、元瓷区别开来。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说：“由于元朝没有给西夏作史，残存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在国外，近年来西夏瓷的出现和研究对解读西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夏瓷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耀州窑的影响，结合党项族的文化习俗创造出粗犷质朴、极具民族特色的瓷器。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
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瓷窑所没有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西夏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
国内外兴起西夏瓷收藏热
近年来，随着对西夏瓷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及对西夏神秘文化的追捧，国内博物馆加强了对西夏瓷的征集，同时在国内外收藏界兴起了一股收藏西夏瓷的热潮。
在今年举办的西夏古陶瓷联展上，来自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区的68位收藏家带来了精心挑选的近200件西夏瓷向世人展出，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埃及、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客和收藏家的关注。其中，极为罕见、完整无缺的由青海和宁夏收藏者奉献的褐釉三开光剔刻牡丹纹大罐和褐釉剔刻缠枝绕叶牡丹纹六系大罐，是国宝级文物西夏陶瓷极品。
据宁夏收藏协会常务理事、西夏瓷收藏大家米向军介绍，近年来西夏瓷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私人收藏家范围在不断扩大，原先只有陕、甘、宁等地的藏家关注，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藏家也加大了收藏力度。另一方面，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出自宁夏海原县的一件褐釉剔刻花瓷扁壶，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博物馆也有收藏西夏瓷。由于西夏瓷器遗存下来的极少，出土的又不多见，所以很多瓷器藏家以拥有一件西夏瓷为傲。
西夏瓷研究专家李进兴说，由于党项人有火葬的风俗习惯，很少有坟冢，所以从墓藏中发掘西夏瓷很少。目前，西夏瓷中的珍品———剔刻花西夏瓷藏品更少，全球存量仅有100件左右，可谓弥足珍贵。由于数量太少的缘故，现在一件西夏瓷中的珍品卖价已经超过了100万元。
追寻失落的西夏宝藏
一部西夏瓷器史，同时也是一部西夏史。中国有二十四史，但没有西夏史；中国陶瓷史，又没将西夏瓷列入其中。没有物证的文化是虚无缥缈的，现在人们正在努力追寻这些失落的宝藏，更多地了解这些瓷器上散落的西夏历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部门在宁夏灵武磁窑堡、回民巷以及甘肃武威塔儿湾等10多个西夏瓷窑发掘，使西夏瓷的真实面貌得以揭示，特别是在宁夏灵武窑和甘肃武威窑出土了一大批稀世珍宝，这些瓷器上有西夏文字和题记记年，给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样本，填补了国内外西夏瓷器文化艺术的空白。
西夏在中国，而西夏学在国外。西夏文化研究和瓷器收藏被许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几年，我国也加强了对西夏瓷器研究的收藏和研究，西夏瓷器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考古价值等被逐渐认可，成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珍贵资料。由于它造型艺术与装饰技法都不同于南方瓷窑烧制的瓷器，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它美丽的剔花纹样的装饰，加以神秘的西夏文字的点缀，无论从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来看，都是极为珍贵的民族瑰宝。
上个世纪初，外国探险队的盗掘，使大批西夏文献、瓷器流失到俄罗斯、英国等国，他们的藏品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内。近年来国内藏家也开始从海外回购西夏瓷器，加强对西夏瓷的研究和保护。今年香港商人严辉先生从美国朋友手中收购两件流失西夏瓷捐赠甘肃武威西夏博物馆收藏。
西夏文化和瓷器
于北宋、辽同时期还有一个北方政权，就是西夏。西夏人主要以党项族为主体。因为在甘肃这一片，靠西边，所以叫西夏，它自己称大夏王国。西夏很有意思，它先后和辽、金对峙，后来被元朝所灭。西夏的政策也很有意思，不强烈，不攻也不守，就把着自己这块地。它享国时间也还算长，189年。一个朝代能扛住189年，也算不容易。
西夏没有修史，几近湮灭，很多中国人过去也不知道，甚至很多字典后面排的历史年表里都不排西夏。西夏有自己的文字，据说全国能认识西夏文字的不超过十个人。西夏文被称为绝学。
西夏和其他政权冲突不激烈，西夏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且这个生存的时间并不短。
西夏尊重汉文化，追求汉文化。体现在瓷器上，即它的瓷器跟磁州窑非常接近，只是显得粗糙一些。西夏中国瓷器的主要特征就是粗枝大叶。今天从另一种审美角度来看，这种粗枝大叶的感觉可能是另一种味道。过去看多了磁州窑的很细致的优良品种，这个稍微有点粗糙的反而更有一种韵味。
历史上记载西夏烧过陶瓷制的瓷帐钩，但没有看到过实物。西夏总体上没什么太新鲜的中国瓷器出现，据说它跟汉族文化回避了强烈的冲突。
神秘的西夏陶瓷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历时近190年，建都在今宁夏银川市。由于蒙古大军的毁灭，西夏文化遗迹、遗物、艺术等留存甚微，给这个古老的王朝留下了太多谜团，西夏瓷更是因为物证太少，成为我国瓷器历史上的难解之谜。
随着近年来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西夏瓷不断发掘出现，国内外对西夏瓷的收藏热起来，西夏瓷也开始走出“深闺”向世人展示那段神秘残缺的历史。
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各大名窑生产的瓷器名目繁多，但是与宋同一时代的西夏，人们对它190多年的制瓷知之甚少。由于实物和文献资料太少，以至于198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陶瓷史》未能将西夏瓷写入其中。
由于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文明突然间神秘消失，后人对西夏瓷的研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了两件珍贵的黑釉剔刻花瓶，初被定为元代，后被认为与西夏有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西夏瓷开始在宁夏、青海、甘肃等曾为西夏王朝疆域的广大地区陆续发现和确定了一批西夏瓷窑，考古专家们才开始把西夏瓷与宋瓷、元瓷区别开来。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说：“由于元朝没有给西夏作史，残存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在国外，近年来西夏瓷的出现和研究对解读西夏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夏瓷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耀州窑的影响，结合党项族的文化习俗创造出粗犷质朴、极具民族特色的瓷器。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
扁壶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瓷窑所没有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
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由于西夏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最典型的特征是在瓷器上剔刻花纹，这种瓷器也是西夏瓷中最为精美的一种。
西夏制瓷工匠在进行剔刻花工艺时，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平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难度很大。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
在西夏剔刻花瓷器上，最为显著的是纹有各种各样的牡丹花。据一些收藏家介绍，当时的西夏境内并没有这种花卉，瓷器上大量纹牡丹很是费解。
近年来，随着对西夏瓷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及对西夏神秘文化的追捧，国内博物馆加强了对西夏瓷的征集，同时在国内外收藏界兴起了一股收藏西夏瓷的热潮。
在举办的西夏古陶瓷联展上，来自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区的68位收藏家带来了精心挑选的近200件西夏瓷向世人展出，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埃及、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客和收藏家的关注。
其中，极为罕见、完整无缺的由青海和宁夏收藏者奉献的褐釉三开光剔刻牡丹纹大罐和褐釉剔刻缠枝绕叶牡丹纹六系大罐，是国宝级文物西夏陶瓷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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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瓷：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摘要]: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地处甘肃省武威市城南35公里的古城乡上河村一组，当地人一直沿袭着先民们流传下来的地名“塔儿湾”，因为早在1982年就曾出土过西夏瓷器（先后出土115件），因而在西夏研究历史中赢得了“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等赞誉。
“塔儿湾”：完整西夏村落中的惊奇
塔儿湾西夏村落遗址地处杂木河上游，两岸依山，村民以放牧和种地为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塔儿湾仅居住着十多户人家。道路阻塞和交通不便对保护当地的西夏文化遗存起到了一定作用。
2008年8月9日，武威市文物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着名西夏学者孙寿龄与党寿山、黎大祥等几位文物专家走进塔儿湾西夏遗址进行考察。走进村庄时，孙寿龄看到一个裸露的土层中有一件像瓷器的碎片，便伸手去抠，没想到竟然“抠”出一件稀世珍宝——西夏瓷“白瓷马头”。这只马头长3.5厘米，头宽2厘米，颈长2.5厘米，颈宽2厘米，耳长8毫米。整个马头为白釉底色，黑斑点缀，马眼炯炯有神，活灵活现，造型十分精致。这件瓷器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其做工技艺精湛。从整个西夏出土文物看，浮雕西夏瓷马头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
如今，走进这个古老的村落，依然能在渠边、路边和地头发现碎瓷片。据村民介绍，当地村民为了省事，在打桩盖房和建羊圈、牛圈等基础设施时，把碎瓷片和泥土一道都用上了。所以，文物专家们无意中会在村民房屋的土墙上看见碎瓷片。那些瓷片，后来经专家考证，几乎全是西夏时期的瓷器碎片。而且沿山坡的土层里露出的许多烧焦或腐朽的木头也都是西夏人当初住过的房屋留下的痕迹。村庄南边的山坡和台地已经被当地文物部门确定为西夏遗址。武威市文物部门勘定的结果显示：该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60米，以西为草木茂盛的山区牧场，以东杂木河两岸是开阔的平原农田。西夏时期，这里是党项族放牧、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居住的地方。如今，整个村落遗址，不少被辟为农田，现已耕种。
1992年9月至1993年上半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的西夏黑釉剔花牡丹瓮和黑釉牡丹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史金波先生称赞为“线条流畅，活泼大方，刻画精细，疏密得体，是瓷器中少见的作品”。同时挖掘出的双耳乳丁饰纹褐釉小扁壶等都是西夏瓷器中的珍品。武威市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党寿山在他的《武威文物考述》中指出：“塔儿湾还出土了烧制瓷器用的匣体和支垫，附近还产瓷土，可以推定这些瓷器为当地烧制。”虽然目前尚没有挖掘出西夏瓷窑以证明这些瓷器是当地烧制的，但从发掘情况看，该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村落遗址。
当时出土数量较多的是一批西夏时期烧制的各种瓷器和大量瓷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墨书西夏文的白釉绘花瓷罐，高46.5厘米，大圆口，短颈，直圆腹，下略收，施白釉，腹部用褐釉绘缠枝牡丹，古朴豪放，反映出西夏较高的手工业制瓷工艺水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有白釉高足盘、碗、黑釉扁壶、瓶、灯、罐等一批文物。另外还在此地陆续发现了许多窑具和窑址留下的灰层堆积物。
因塔儿湾西夏遗址是我国西夏考古史上迄今发现出土西夏瓷器数量和种类最多，釉色、花纹繁杂的一处遗址。甘肃本土不少媒体指出，已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塔儿湾西夏遗址，是“目前最有研究价值的西夏瓷窑遗址”。
灵武窑：西夏陶瓷研究的第一把钥匙
瓷器被誉为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从它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仅次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丝绸。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如五朵金花盛开在宋代的文化版图上，八大窑系遍布全国。然而，由于后来的元统治者对西夏文化进行封杀，使得西夏的瓷器生产无法被历史承认，甚至到了1980年前后编写《中国陶瓷史》时，因为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和实物，产生了西夏瓷器没能走进中国陶瓷史的遗憾。
由于西夏境内缺乏金属矿产，许多容器只能寻求其他代替物，因此瓷器在西夏党项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西夏建国后，在和宋朝的贸易中，瓷器占据了很大比重。
煤是烧制瓷器的主要燃料，宁夏灵武境内的瓷窑堡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资源。同时，这里的煤矿层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优质的制瓷陶土。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瓷窑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建立瓷窑的基本条件。
1971年4月，在原灵武县崇兴台子大队的田地上，就出土了112件精美的瓷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经过研究，认为这些瓷器造型虽与中原地区的瓷器相似，但从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来看，是西夏人烧制的。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些瓷器可能是西夏皇室和贵族的藏品，作为西夏古都的灵武境内有可能存在瓷窑遗址。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时，得到不少西夏至元代的遗物。考古人员对出土的两只大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此巨大的瓷器绝非远途运输之物。他们联系到崇兴台子大队出土的神秘瓷器，推测灵武境内可能有瓷窑遗址存在。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马文宽研究员，在完成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过程中，面对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中发现的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因缺乏对其作为西夏的实物的例证而苦恼，无意中，他在明朝《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了线索。该书记载：“瓷窑山，灵州东北60里，为陶冶之所。”史志中记载的这座瓷窑山，在西夏时期是否生产瓷器呢？这座瓷窑遗址究竟在何处？就这样，神秘的灵武窑吸引马文宽前往灵武，揭开这个谜底。1984年6月，在县城以东35公里、距瓷窑堡镇西北4公里处终于找到了瓷窑遗址，并发掘出大量的瓷器、窑具残片，他当即把瓷窑堡遗址作为研究西夏瓷历史的突破口。
1984年至1986年，考古队经过3次系统发掘，共清理西夏窑炉3座、西夏瓷器作坊8座、元代瓷器作坊1座、清代窑炉1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出土瓷器、瓷具、窑具共3000余件，同时发掘出大量墨书西夏文瓷片、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的瓷片和西夏钱币。他们还发现，这里烧制的瓷器属西夏、元、清3个朝代，其中西夏时期的数量最大。西夏境内出土的陶瓷器以前多被定为北宋或金的产品，宁夏灵武瓷窑堡的调查发掘订正了史误，由此确立灵武瓷窑堡瓷窑遗址是位于我国最西北的一处古瓷窑遗址。
在瓷窑堡以北约4公里的回民巷，后来也发现了一处西夏瓷窑址，由此填补、确立了西夏陶瓷史研究中的空白，也确定了西夏瓷器在中国陶瓷历史上的地位，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西夏瓷：中世纪陶瓷的宝藏
从1974年灵武窑的挖掘开始，对西夏瓷器生产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夏王陵挖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物附件中的琉璃鸱吻龙头鱼尾、琉璃摩羯、妙音鸟等，也体现了西夏烧制陶瓷的高超工艺。史金波称赞这些文物“既是实用的建筑构件，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可列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代表作，即使把它同现代的优秀瓷制工艺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英国人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在1914年第三次前往黑水城挖掘时，就挖掘出大量瓷器，在《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这样记载：“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即当地所产。”可见，远离西夏都城上千公里的黑水一带，也有大量西夏瓷器。这些瓷器是从其他地方调运去的？还是本地也有瓷窑？上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境内，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东麓的缸瓮井、插旗口等地也发现了西夏瓷窑遗址。从鄂尔多斯高原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东西近千公里，从宁夏海原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北上千公里的西夏境内，都发现了西夏瓷器甚至窑址。西夏之瓷遍布当时的西夏帝国境内。而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走进了“国宝”行列，完全可以和当时宋朝境内的窑址生产的瓷器媲美。
塔儿湾西夏遗址的开掘，标志着西夏瓷窑目前已经有3处被正式考古发掘（前两者为瓷窑堡和回民巷窑），它们和当时鼎盛于世界的宋朝陶瓷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与宋朝同时，中国北方并立的3个少数民族政权，即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也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还有明显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
韩小忙先生在《西夏美术史》中明确表达了西夏瓷器和宋代瓷器的关系：“回民巷窑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较大。瓷窑堡窑以盛产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为自己的特色，可能与山西北部诸窑生产的剔刻花瓷有关。”可见当时在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陶瓷工艺的传播和流布状况。
西夏的瓷器工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体现北方民族的粗犷性格，这使它缺乏中原地区官窑生产的细腻、柔和、艳丽的特性，这是一种差距，也是一种独特风格的体现，也使西夏瓷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辽三彩
辽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很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主要产地为辽宁林东南山窑、辽阳江官屯窑、内蒙古赤峰的缸瓦窑。辽三彩胎质细软，呈淡红色，少数胎质呈淡黄色，胎上挂化妆土，再施彩釉。辽三彩有单彩、双彩和多彩器物，釉色以黄、绿、白为主，不见黄色，从出土物看，其白釉与绿釉微闪黄。许多器物施釉较薄，釉层易脱落，底足无釉。只有少数精品挂釉至底足，且釉色浓重，光艳娇美，可与唐三彩媲美。
辽三彩的器型多为日常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这是我们鉴定辽三彩
的一个依据。1997年12月25日在科左中旗出土了一件交颈鸳鸯壶，壶身施黄、白、绿色釉，鸳鸯体形肥硕，交颈环绕，双翅并拢，短尾下垂，足曲于腹下。此辽三彩交颈鸳鸯壶，实为辽代瓷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辽三彩的装饰有划花、印花和贴花。一般盘、碗、碟等多用印花，纹饰多以牡丹花为主，还有一些水纹、草花纹、双鱼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