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砖。
白覆轮非我国古陶瓷之术语，乃日本陶瓷界对于我国唐宋古陶瓷中一类外施黑釉、内施或白或黑釉、口部外壁必呈一白线的茶盏的特定称谓。自古以来，这类釉色反差强烈的古瓷生产量就很少，品位较高以致曲高和寡，其中之精品更为罕见。
唐代是茶饮普及的时代。在之前的南北朝时期，饮茶之风仅限于南方，《洛阳伽蓝记》中明确记载当时北方饮“酪浆”，南方饮“茗汁”。直到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方各族人民才普遍接受并喜欢上了茶饮。当时在民间，因佛教僧侣的提倡和禅宗思想的盛行，比丘去昏消滞的茶饮已是“人自怀挟，到处煮饮”。
另据史料记载，唐代大内每每以茶汤侍奉，如《杜阳杂编》中便记载：“文宗皇帝尚贤乐善……常延文士于内廷讨论经文，较量文章，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馔”。可见，茶在唐代的流行程度是多么广泛，上达天子，下至黎民，莫不为之倾倒。
当然，茶具中最主要的物件便是茶盏。唐人因饮用煎茶，故而注意汤花的变化，时人分汤花为“沫”、“氵孛”、“花”三种，尤其认为煎茶到“氵孛”而饮最为有益。如此以往，经年累月中唐人不知不觉地对于茶盏与汤色的关系也开始了探索。
中唐时，竞陵人陆鸿渐在其所著《茶经》中就当时各窑出产的茶盏作了品评，影响至今。此中，以邢窑产品为典型的白瓷茶盏名列第二，仅次于“捩翠融青瑞色新”的越窑秘色青瓷。这大概也与唐代瓷器生产的“南青北白”格局有着莫大关系。
考察彼时白瓷，能与邢窑相媲美而成为唐代皇家用瓷的还有巩县窑的产品。该窑在今河南巩县，有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三处窑址。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记载，大明宫遗址亦出土有巩县窑白瓷。
本文所谈的这只白覆轮茶盏正是此窑所出。这不禁令人想到或许它曾装点过大明宫的某处殿宇，或许还被哪位妃嫔、文士把玩过一番，或许它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此刻与笔者的偶遇，让人备感因缘际会之神奇。
扩展阅读
紫砂文化：品茗的排场
茶器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春秋的、晋代的茶药、唐代的扬勺、明代的茶碾到清代的茶果盘，茶器不仅为人们部分重现了茶文化昔日的繁荣景象，也传递着古人制茶、烹茶、饮茶、储茶在方法、习俗等方面的变迁。春秋的古拙，汉代的浑厚，唐代的华彩，宋代黑釉茶盏的深沉，明清青花茶盏的清淡、紫砂茶壶的朴雅……每一件茶具背后都有一朝的茶事，一代的人文，并让人们充分领略到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变迁。据资料记载，中国在唐代饮茶之风就已经非常普遍，长安、洛阳等地甚至家家户户都饮茶，茶具的系列化以及茶具真正结束同食具混用都是在唐代完成的。陆羽《茶经》里记载的茶具就有几十种之多。据《茶经》所载，当时采制茶叶包括采茶、蒸茶、捣茶、拍茶、焙茶、穿茶、封茶七道工序。而最流行的烹茶方法“煮茶法”则包括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分茶、饮茶等工序，而这些制茶、烹茶、饮茶的工序在当时都已经有了相应的茶具。到了明代，随着散茶冲泡饮法的普及，引起了茶具上的变革，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唐宋多见的盏、碗开始被渐渐兴起的茶壶所取代，宜兴紫砂壶从那时起就成为了一时所尚，而且白瓷和青花瓷的精美茶盏也大量出现，做工极为考究。而清代功夫茶在福建等地的盛行也催生出了大量与之配合的成套茶具。此外，有资料记载，古人的茶器还以“金银为上”，但金银是贵重金属，价钱昂贵，只有贵族与富人使用，并不普遍。在嘉德四季第22期拍卖会中，日本名家织金壶、银壶、铁壶均有不俗表现，也体现出市场对于这一部分作品的定位及定价。其中，“二十世纪日本织金翡翠钮壶”为名家北村静香作品，最终，此织金壶以估价5倍的98.56万元人民币被藏家竞得。
可以说，茶文化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茶文化演变发展的轨迹都在茶器上留下了印记。
壶中自有乾坤在，煮茶品茗任江湖
在紫砂的“江湖”里，还没有能够形成声势浩大的局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紫砂的发源地，宜兴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好地方。而壶中江湖老大的地位也是凭借爱壶之人口口相传的。“默默无言。悟透了天上人间。听鹤唳长空，看青山已老。江湖水，尽收进。一壶阳羡月，仁者无敌。”所以，君子不器，壶以载道；所以，壶出于神，智隐于壶。关于紫砂壶的点滴种种，或许我们只能深埋于心而无法溢于言表，不同的人眼中，有着不一样的江南。然而，“烟雨江南烟雨梦，梦入江南望飞鸿。鸿飞万里托锦书，书言大道在壶中。”
明清两代，伴随着瓷器的兴盛，紫砂艺术也迅速发展起来。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壶家三大”、“四名家”，到了清代，砂艺高手辈出。至康熙年间，开始有宜兴制作紫砂壶胎。作为珍贵的御用品，帝王的嗜爱把玩，使得紫砂顿时声名鹊起。
紫砂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它作为茶具的属性，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积累和沉淀，是一种精神国度的构建和延续。持一把精致的紫砂壶，品一杯上好的茗茶，于江南烟雨中品百年风流，悟一世禅机，岂不快哉！关于江南文化的内核，我们或许能从历史留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版图的各个角落感触一二。关于江南文化对江南人潜移默化的熏陶，我们或许能从贩夫走卒的点滴生活里、从小桥流水的屋檐下窥见一斑。而宜兴紫砂壶，无疑是江南文化一个很好的载体和浓缩。
紫砂虽小，却壶通大道。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需要精神世界的建构。紫砂壶的存在，使人们有了一个养气的媒介。一块紫泥，在点石成金的巧思里，承继着文人风雅，流转着世代交替，同时也将人类的才情融捏握于寸土之间。壶中天地大，这天地是排除一切物质、利益、私欲之外的另一种境界，集儒释道三家之精华，包含了人们对自我、对自然、对人生以及对世界的思索和感悟。于繁杂世事中，觅得一处沉静的心灵空间。自古茗壶似名人，壶的风格与古代文人雅士一样，各有千秋而绝不雷同。
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赋予紫砂壶独特的魅力，而这样的魅力也迎合了江南诸多精细雅致生活人士的审美心理、审美需求和收藏品需求。中国文化，向来注重和谐，有“和成天下”、“壶成天下”之说。宜兴紫砂壶跟“和”文化有着一种无形的默契和相通。不仅仅“壶”跟“和”谐音，紫砂壶自身所体现的一种敦厚、朴质也跟“和”相一致，壶嘴要收敛，嘴把壶体上下要和谐、协调，这样才符合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和文化诉求。你付出多少努力，就会养出什么样的壶来。紫砂壶的外表还是诗书画的载体，刻上一些铭文或诗句，既可以展现紫砂壶的文化内涵，也可以提升个人鉴赏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养壶、玩壶其实也是一种为人的乐趣所在。壶因人的养而有灵性，人则因壶生发感悟。
壶中自有乾坤在，煮茶品茗任江湖。无论是懵懂未开后的醍醐灌顶，还是大智若愚后的风雅气度，再或者是韬光养晦间的从容不迫，紫砂壶给人的都是一种无尽的享受。壶者，虚实分明，而又虚实合一。实者共赏，虚者为用，有无相通，阴阳相生。一壶在手，思接千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样，有壶的地方就有延续千年的江南精神和虚怀若谷的大度情怀，更有对紫砂工艺美术大师的缅怀之情。
壶在手中，功夫在壶外。于笑谈间，也可以赴一场人与壶的精神盛宴。
走进美奂美轮的陶瓷世界
梁彦，中华书局编辑。酷爱曲艺，系评书名家连丽如之徒。2004年至今编辑出版学术文化类图书30余种，如《皓首学术随笔·吴冠中卷》、《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侯宝林旧藏珍本民国笑话选》等。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新作《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即将面世，该书系根据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关于陶瓷艺术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全书共12章，既有对陶瓷文化的宏观把握，亦包括对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明等历代典型瓷器所做的微观阐释，语言通俗易懂，尤以作者亲身经历的大量生动实例作为佐证，令读者在不经意间领略到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作者精心选配的200余幅相关图片，更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全书增色不少。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有幸先睹为快。读毕全书，我不禁为作者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文字而动容，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瓷器而沉醉，更为中华民族文化之博大精深而折服。
说到瓷器，很多人都知道汝、官、哥、钧、定，而汝窑作为五大名窑之魁首，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记录可查的汝窑仅有六十余件，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汝窑究竟有什么特征呢？与其他窑口不同，哥窑的命名不是根据产地，却是一个人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民国以前鉴定钧窑有一个绝对特征，名曰“蚯蚓走泥蚊”，听上去很有趣的名字，又有何含义呢？——以上问题，在本书中都有明确的解释。曾记得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一句名言：“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追求的理，不必加任何装饰。这简单而朴素的话语用来形容宋代瓷器，再合适不过；而对于今天的生活状态，同样富于启迪，值得深思。
提及瓷器，青花的名字如雷贯耳，本书更是重墨渲染，以4章的篇幅纵论元明青花瓷，将读者领入一个美奂美轮的青花世界。在这里，您将看到鼎鼎大名的“鬼谷下山”元青花罐。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很少绘制带有故事情节的画作，多描摹花鸟、山水、仕女，瓷器题材亦是如此，很少涉及故事情节，而“鬼谷下山”则表现的是战国时著名的历史事件，其潜在的政治色彩自然引人注目。元青花如此受人追捧，自然赝品频出，那么如何掌握辨伪技巧呢？讲到明青花，其艺术特性最精者又首推永宣青花，著名的“苏麻离青”即为重要特征。典型“苏麻离青”产生的艺术效果，浓重、晕散，古人将其赋予朦胧而深邃的美学意味，甚至被说成病态美。这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明早期、中期和晚期的青花瓷又各具什么特点呢？这些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器行天下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东南亚、中东及欧洲的一条相互交换器皿、交流文化的通道。在这条没有交通斑马线的航道上，中国瓷器可谓是一大重要元素，让我们通过航道下的水下沉船，找回些许关于中国瓷器在“海丝”路上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吧。
时光倒流，回到1127年。这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在这时期，“南海I号”作为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在浩瀚的海洋上劈波斩浪，闪烁着宋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触礁沉没了，连随数以万计的器物，沉入海底。
水下沉船的价值，最为人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沉船上的那些穿越时空的宝藏，而在于沉船可以还原历史，在于沉船上的器物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沉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真实的见证。
800多年后，“南海I号”被打捞上来，真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她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万件。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极为丰富，超过30种。这些瓷器窑口众多，包括了福建德化、福建磁灶、浙江龙泉和江西景德镇等南宋名窑的瓷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德化窑和磁灶窑。特别可贵的是，出水瓷器中不少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显然这些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据估计，德化窑的瓷器数量约占五分之一，且大多数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和二级文物。因而，有不少专家认为，“南海I号”应该是出发自刺桐港，即今天的泉州港。
梦回南宋。通过对沉船遗迹、遗物的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复原出一个800多年前的“南海I号”和繁荣的宋代海上贸易与文化交流场景。
大约在南宋初年，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印度富商来到中国，他将满船来自南亚、中东等地的香料、玻璃器皿和象牙等珍贵货物迅速销售一空，然后前往福建、广东等地采买商品，准备返回南亚、中东等地销售。印度富商乘着改良型的福船首先来到“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这一中国商品的集中地采买瓷器、茶叶等物。采买完毕后，印度富商乘着商船缓缓驶往东南亚、南亚及中东地区。一些来自印度、阿拉伯的商人和旅行者也跟随商船一起返回故乡。归程却是终程。商船出发后不久便由于船体爆裂而倾斜，满载的货物纷纷滚落至海中，商船也缓慢沉没至海底。船上的富商和船员纷纷弃船逃生，也顾不得那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和满船的货物……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
外销的瓷器，在古代，大多作为重物“压舱底”。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考证，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在清代，可用“器行天下”来形容当时景德镇瓷器风行的程度。康熙年间，景德镇是外销瓷的主要产地。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一方瓷器的繁荣，带来的是文化经济的繁荣。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沧海桑田，时空变幻。在泉州德化的屈斗宫古窑址，长达50多米的宋元古窑诉说着当地陶瓷业曾经的辉煌。自宋以降，德化陶瓷大量外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产品。如今，德化仍然是中国重要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等产品远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陶瓷工艺品出口量排全国第一。
一坯瓷土，在国人的手中，变成实用的生活用品，或幻化成带有生命的艺术品，这本是一种奇迹。而通过漂洋过海，让这些生活用品或艺术品，在国门之外的他乡展示、交流、闪光，这更是一种奇迹。
为“中国白”代言 将“中国白”光大
德化是个千年古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建县，取名“德化”，有“以德化民”之意。县域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北部，面积2232平方公里，人口31.7万，辖18个乡镇，202个村（社区）。境内高山环抱，福建第二大山脉戴云山绵亘全境，森林覆盖率达77.7％，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堪称“高山绿城”；生态环境优越，是横贯福建的闽江、晋江的重要水源地；水利、生物、矿藏、地热等资源丰富，山水风光迷人，空气清新、水质优良，不仅有“闽中宝库”之称，更被誉为“福建最佳人居地”，是天然的“养生福地”。但真正令德化闻名于世的，是她的陶瓷。
德化是“中国瓷都”，陶瓷生产始于新石器时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历史悠久，是民窑的代表，已发现的古窑址有239处。德化陶瓷以“白”见长，被称为“世界白瓷之母”、有“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瓷看德化”之说,其瓷雕技艺更是独树一帜，享誉天下。明代瓷圣何朝宗的作品，被誉为“东方的艺术珍品”。千百年来，德化的能工巧匠，创造了温润、明净、精巧、秀雅的瓷器，在国内以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被欧洲一些国家的宫廷、贵族争相收藏，并引发了长达300年的欧洲仿制史。德化白瓷被尊称为“中国白”（Blancdechine），德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白的故乡、瓷艺术的摇篮”。
如今，德化陶瓷业发展迅猛，目前有陶瓷企业1400多家，近1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上百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被评为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让“中国白”发扬光大，近年来，德化新一代陶瓷艺术家承前启后，自觉担当起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的重任，陈仁海，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积极为“中国白”代言，矢志将“中国白”光大，全力把“中国白”打造成福建国际文化品牌。他注重汲取并消化陶瓷文化精华，能够巧妙地运用捏、雕、镂等多种技法，把优质中国白泥料和精湛技艺融为一体，拓宽表现形式和题材，使瓷雕作品形、神、色俱佳，惟妙惟肖，独具特色，兼容东西方文化元素，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思想体系，在各种级别的展评中披金戴银，捷报频传，为世人争先收藏，“买陈仁海就是买升值，收藏陈仁海就是收藏财富”，成了业内流行语。
随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瓷都的众多艺术家，将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优势，以创建“世界瓷艺城”、“全国文化先进县”为目标，加大创新力度，将“中国白”艺术发扬光大，倾力打造陶瓷文化特色品牌，推动陶瓷业转型升级，让薪传不息的千年窑火，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唐代白瓷瓷器
唐代白瓷窑口多集中于北方，主要有河北的邢窑、定窑，河南的巩县窑、密县窑、山西的浑源窑、平定窑、陕西的黄堡镇窑。五代时期，江西景德镇也开始烧造白瓷。
邢窑白瓷按其胎、釉的质地，可以分为粗、细两大类。粗白瓷的胎质又有粗、细之分，粗胎的一类胎色灰白，胎质粗糙；细胎的一类胎体致密，胎色较淡，但仍不够白，往往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粗白瓷的釉质较细，有些还有细碎的纹片，釉色为灰白或乳白色，还有黄白色。细白瓷的胎色纯白，个别的白中闪黄釉质很细，釉层中有微细的小棕眼，器物多施满釉，釉色纯白或白中微泛青色。邢窑白瓷多是素面无装饰，唐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晚唐五代，邢窑常常采用雕塑、堆贴、印花、刻花、压边、起棱、花口等装饰方法。
唐初定窑瓷器胎质较粗，胎色为青灰色，淘洗欠精者呈褐色，瓷胎均己烧结；白釉器物内璧施满釉，外施半釉，釉面光润，积釉处呈灰色。唐代中期，胎土经过仔细淘洗，胎质坚硬，胎色纯白，釉直接施于瓷胎上，无化妆上，釉色乳白，个别积釉处呈灰绿色或浅青白色，釉质细洁失透。晚唐至五代时期胎土质地此前期更细，胎壁薄而轻巧，釉质细洁，呈乳白色，器物除底足等接触面外，均施满釉。
晚唐五代直到宋初，定窑还有一种带有"官"或"新官"款字的精白瓷，其基本特征是：胎薄轻巧，质地细洁，呈纯白色；釉面滋润，釉为乳白色或白中泛青色，除底足外，均施满釉。一般讲，"官"、"新官"款宇刻在胎薄细腻、制作精巧，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器物上的，属于唐、五代时期；刻在釉色白或白中泛黄或部分微微闪青，有时带有刻划花装饰器物上的，属于北宋早期；刻在用覆烧法烧成，口沿无釉并带有刻划花装饰的器物上的，则属于北宋后期。
邢窑白釉碗 唐 直径14.3厘兴
口外卷贴壁成唇，斜弧壁，浅宽足似璧，全器光素无纹。胎体坚致，釉色雪白，有"类雪类银"的说法。
白釉双龙耳瓶 唐 60.8X12X15.5厘米
此瓶盘，弦纹长颈，长圆鼓形腹，平底。两只龙柄连接于盘与瓶肩之上，龙口紧紧衔住盘，形成了此瓶最突出的部分，给人以匀称稳重之感，同时亦便于提拿，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瓶身通施白釉。此类器物形成于隋代，盛行于唐代。
邢窑白瓷执壶 唐 高33.2厘米
邢窑白瓷在唐代与越窑产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此壶线条流畅，造型优美，胎质坚硬，釉色洁白莹透，通体素净，有 "美银类雪"的美誉。
白釉广腹盖瓶 唐 高 14.6厘米
隋代白瓷概述
隋代的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晚于青瓷，是在青瓷烧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白瓷与青瓷的唯一区别是白瓷胎釉的原料中含铁量甚少，其他生产工序并无差异。考古资料表明，白瓷的出现不是在青瓷发达的南方，而首先是在北方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白瓷在北朝时期已露端倪，烧制成功是在隋代。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隋开皇十五年 (595)张盛墓，出土了一批白瓷。这种白瓷虽然还带有若干青瓷的特征,但较之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好得多，胎釉中的含铁量较前减少，烧成温度有所提高，施釉技术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器物的白度与坚硬度。瓷器的造型也较前大为丰富，表明器物成型技术有明显的提高。晚于张盛墓15年的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 (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瓷器中，既有青瓷又有白瓷。白瓷胎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隋代白瓷尤以龙柄双连瓶和龙柄鸡头壶称最。双连瓶的造型奇特，制作精致。龙柄鸡头壶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青瓷的传统器形。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元年 (605)墓出土的白瓷瓶、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更是隋代白瓷的佳作。以北齐武平六年 (575)范粹墓出土的初期白瓷为起始，到隋大业四年 (608)的李静训墓为止，仅仅经历了短短的30余年，白瓷的发展就已迅速地成熟了。
范粹墓出土早期白瓷
范粹墓是一座北齐墓葬，具体年份是北齐武平六年（575），距离隋代开国仅六年。这些瓷器就是“最早”的纪年白瓷了。这批瓷器还是有很多青瓷的影子在，但很明显，主观上是在往白瓷靠的，只不过由于技术难度，还没有完全排除掉氧化铁的干扰，呈色并没有那么白净，但胎是经过淘洗的，也没有施化妆土。
张盛墓出土白瓷
张盛墓出土白釉棋盘
张盛墓出土白釉贴花壶
张盛墓出土白釉四环足盘
隋开皇十五年（595），经过了20年发展过度，这时候的隋代从战乱到一统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白瓷也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白瓷已经比范粹墓的要好得多了，胎釉中的铁含量减少了，白度变高了，连烧造温度也有所提升。
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系龙柄鸡首壶
李静训墓出土双把双身壶
李静训墓葬中出土器物虽然造型上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但是釉色方面与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见历经三十多年的尝试，此时的白瓷已经基本烧造成熟了，剩下的只是优化。
隋姬威墓出土束腰白瓷盖罐
隋大业六年（610），隋代制造业进入鼎盛时期。至此，隋白瓷进入一个高峰期，大量不施化妆土便可达到很高白度的器物开始出现。 长期以来，隋代白瓷虽然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很多又出土于具有确凿纪年的墓葬之中，然而烧制这些白瓷的隋代窑址却一直未能发现。1982年，继唐代邢窑白瓷窑址发现以后，在河北内丘与临城交界处的贾村发现了隋代烧制白瓷窑址一处。贾村窑既烧青瓷又烧白瓷，白瓷中又分粗白瓷和细白瓷两大类。粗白瓷一般胎质灰白，为了增加瓷器烧成后的白度，施釉之前，先施一层“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施一层透明的白釉，这类粗白瓷以微微闪黄者居多。细白瓷一般胎质洁白，在胎釉之间不施“化妆土”，制作也较粗白瓷精致。 隋代白瓷窑址的发现，不仅证明隋代白瓷烧制技术已臻完善，而且也解决了隋代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白瓷的窑口问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根据《国史补》中关于“内丘白瓷瓯”的记载，在内丘城关发现了隋唐时代的窑址多处。内丘白瓷窑与贾村窑相类似，烧制的白瓷同样有粗细之分，也有施“化妆土”与不施“化妆土”的区别，可以看出它们同属于一个瓷窑系统，两窑有着共同特征。考古工作者在内丘隋代窑址中还发现了一种高白度的具有透明度较高的白瓷,虽然数量较少,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由此证明，在唐代邢窑白瓷以前，白瓷在这一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并达到了一定高度。从所发现的白瓷残片看，大致可以看出是碗，平底，足心微凹，足高外撇，去一周，近底处丰满，壁斜直，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制作极为精细规整，胎洁白细腻，透明度高，断面呈油脂光泽，胎厚0.3～0.8厘米，造型与隋墓出土的碗式相同，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结果表明，胎料中含氧化铝高达26.8％，而含氧化铁仅为0.34％，反映出中国北方白瓷所具有的高铝低铁的特点。其中，氧化铝的含量大幅度增加，说明它是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的，且坯体中莫来石针状晶体生成较多。这类白瓷证明隋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高温还原烧造的技术，为唐代白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