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纹样。
在原始艺术神秘而又极具魅力的领域中，彩陶艺术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其简洁流畅的造型、多姿多彩的纹样，向人们传递着原始陶艺工匠们赞美生命、追求美感的炽热情感。
在造型上彩陶罐各部分有一定的比例，如高度和宽度，腹径和底径的比例，使之有助于柔和优美的外轮廓线的形成，在中国工艺史上为最成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造型之一。装饰因部位的不同而不同。
正是由于器表绘有精美的纹饰，考古学家把这些陶器叫作彩陶。这些彩陶制作的年代在大约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集中的地区是青海、甘肃，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彩陶大多是红色陶质的盆、瓶、盘、豆一类盛器，原始艺术家用一种刷笔，醮了黑色、白色以及红色画在器表上。彩陶纹有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的图案，一类是具象的人、动物或昆虫一类的形象。图案类的纹饰数量很大，种类也非常多。常见的有水波纹、旋转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画得规整流畅，图案的组织讲究对称、匀衡、变化，疏密得体，并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在甘肃省马家窑一带发现的被称之为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大都描绘水波纹、旋转纹图案。这些图案匀称、流畅，十分精彩，看上去真有行云流水之感，使人觉得轻松活泼，平和而亲切。面对这些五千年前的历史遗存，我们很容易想象到历史中讲述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情景:男人耕作，狩猎，捕鱼，女人从事家务或采集。没有剥削，没有奴役，一幅平等和谐的社会景象。稍晚于此的半山类型和马场类型彩陶的纹饰则发生了变化，那些锯齿纹、四大圈纹以及蛙纹等显得大起大落，粗犷狞厉，甚至怪诞神秘。当时原始社会行将解体，社会发生变革，战乱、动荡等不安的情绪也在图案中流露出来。由彩陶纹图案所引发的联想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在历代图案和图画中，都或隐或显地折射出当时社会风貌的基调和时代的主要精神。
延伸阅读
彩陶的鱼纹装饰研究
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彩陶图案，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之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或偶尔出现了，不再作为主题图案。它大多绘制在盆形器外壁的中上腹部，个别使用在圜底钵、瓶形器及器盖上。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颇为固定，器物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纹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花纹，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其他器物上如王家阴洼的瓶形器、高寺头的器盖上偶见的鱼纹，虽然数量很少，却极富魅力，显露出了史前画工的卓越技艺。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鱼纹彩陶，其中以秦安大地湾最为丰富，该遗址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鱼纹盆达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不仅如此，这些鱼纹数据构成了完整的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根据它们所处的地层以及上下叠压的关系，我们大体掌握了鱼纹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标尺。
大地湾鱼纹均为鱼的侧视图，惟独胸鳍的画法例外。胸鳍本在身体两侧，从侧面只能观察到一侧的胸鳍，大地湾先民却改为上下对称的一对胸鳍；无论鱼纹如何变化，尾鳍的画法始终不弯。从鱼鳍的画法来分析，表现的鱼类属于淡水鱼。显而易见，地处内陆地区的仰韶先民只能描绘他们日常熟悉的鱼类形象。根据器形和纹饰的不同特点，我们将大地湾鱼纹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具有浓厚写实风格的鱼纹，此时的陶盆形制均为圜底侈口，因口沿部系用泥片重叠加厚，可称之为叠唇盆。鱼纹形象生动，尤其是椭圆形的眼睛以及位于眼眶偏上部的眼珠，将鱼表现得活灵活现。鱼鳍不全，无背、腹鳍。但口、眼、鳃、身、尾俱全，鱼的形象一目了然。
第二阶段：器形仍为叠唇盆。鱼头部分开始变长且图案化，复杂多变的画法使得鱼头细部令人费解．大多以直边和弧边构成的近三角纹填充头部，鱼身则变得更为完美，大多数鱼纹的胸、腹、背、尾鳍样样俱全。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鱼头各类线条所体现的具体含义，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抽象化的画法自此开始引入鱼纹之中。
第三阶段：鱼纹仍然仅在叠唇盆上使用，但盆的口径逐渐增大，腹也变浅了。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变化和特点是，鱼头部分变得极为简单而抽象，仅由上下相对的两条弧形纹组成，既扁且长。龟鳍的画法则由斜三角纹变为直三角纹，画法更为规整。
第四阶段：使用鱼纹的器形由叠唇盆改变为卷沿盆，这类盆仍然为圜底，但口沿外卷，因此称为卷沿盆。它们是当时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陶器之一，经常出土于房址和窖穴中。这时的鱼纹整体简化为一种十分稳定的图案。胸、腹、臀鳍三者合一，与拉长的背鳍上下相对，尾鳍前部出现隔断线。鱼的上下两部分完全对称，线条变得流畅柔美。在编号为F1的房址中，出土了两件口径超过50厘米的鱼纹大盆，曾多次作为彩陶精品送到境外展览。
第五阶段：仍使用在卷沿盆上，此时的盆口部由侈口改为直口，卷沿愈甚。该阶段已跨人仰韶文化中期。大地湾虽未发现此段的完整器物，但根据大地湾出土的残器可以推测复原后的器形和纹饰。参考属于同一时期甘肃合水、陕西岐山王家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我们的推测与复原是符合器形、纹饰发展规律的。鱼纹更为简化，头部以一圆点表示，鱼身简化为四条弧线，上下鱼鳍皆略去不画，仅保留较为夸张、舒展的尾鳍。
自仰韶中期以后，鱼纹逐渐消失。不过，有的学者将马家窑文化中出现的由圆点引出弧线的图案视为鸟纹或鱼纹，这些图案与仰韶鱼纹相比过于抽象，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其实，马家窑文化的圆点弧线鸟纹更像水中游动的蝌蚪。
上述大地湾鱼纹盆的五个发展阶段确立了鱼纹的演变序列，从中我们得以掌握其演变规律。首先，要重视的是器形的变化，鱼纹最初是描绘在叠唇盆上的，然后将其弃之不用，又转为卷沿盆；越迟的卷沿盆，口沿越卷，器体愈大，腹部越浅。当我们遇到鱼纹盆口沿残片时，尽管图案残缺不全，但根据以上规律，依据口沿特征，大体可确知鱼纹盆的早晚。在收藏和鉴赏彩陶时，不能仅关注—纹样而忽略了器形，两者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仰韶彩陶因时代早，出土物较少，完整器更是难得，所以某些利欲熏心的造假者为了骗取金钱，也在仿造仰韶鱼纹盆。他们往往使用马家窑文化的素面盆，作为鱼纹或人面鱼纹的载体，有时竟然迷惑了某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收藏者。第二，鱼纹的发展变化总体趋势是不断地简化，自然形态的鱼纹经概括和取舍逐渐凝练为固定化的图案，写意的表现手法逐渐取代了写实的风格。最早的鱼纹颇富个性，每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和创意，展现出了自然状态下鱼的万种风情。其后，从头部开始，继而鱼身、鱼鳍，不断地简化，最终成为几乎一成不变的固定图案。搞清纹饰的演变规律，对于目前乃至今后的考古研究工作大有裨益。在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面对大量残碎的彩陶片时，仅凭借鱼纹残片的局部纹样，便可判断出比较准确的时代，其奥妙就在于掌握了纹饰的特征和变化规律。
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深入开展，许多新的发现不断涌现，关于仰韶鱼纹盆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惊喜地发现，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鱼纹有惊人的一致：甘肃境内最西端的发现是陇西二十里铺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变体鱼纹，最南端的发现是白龙江流域的武都大李家坪遗址出土的属于第四阶段的鱼纹，西汉水流域西和宁家庄遗址出土的第二阶段鱼纹，礼县石嘴村出土的第一阶段的鱼纹。渭河一带是中心区域，出土鱼纹的遗址更为集中，不再一一列举。这个地理范围最东可达关中平原武功、岐山一带，甚至在陕南南郑龙岗寺、内蒙古南部凉城王墓山下遗址都出土了颇为相似的鱼纹盆。上述范围大约有30万平方公里之大，涉及今日的3个省区。这种令人惊奇的一致现象至少告诉我们：第一，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应该属于同一支文化，陇南和陕南属于这个文化圈的边缘地区；第二，在这个地理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传播非常活跃，人们的居住地虽被千山万水所阻隔，但绝非想像中的闭塞；第三，鱼纹不是一般的彩陶纹饰，而是作为同一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出现的。出现这种标志性符号的原因，以及所代表的什么内在的含义还应深入探讨。
明清五彩瓷器的历史演变及特点
明万历 五彩鸳莲纹提梁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彩瓷的生产，发展到明、清两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已完全可以与青花瓷器平分秋色。特别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作水平，更是如日中天，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高峰。
五彩瓷器的主要着色剂为铜、铁、钴、锰等矿物元素，采用低温烧制成型。五彩为二次成型工艺，彩饰色料分釉下与釉上两种，常用颜色有红、黄、绿、紫、赭、黑等。所谓五彩并非是说五种色彩同时出现，而是多种彩色之意，但其中必须有红色方为五彩。五彩也被称为“古彩”、“硬彩”。据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覆其上，微微凸起。其施彩方法，是勾线后平涂填色，以水或胶水作溶剂，按纹饰需要，在已烧成的白釉瓷器上，施以多种颜色进行再度创造，在770-800℃的温度中焙烧而成。烧成后的色彩呈现玻璃质状，有坚硬质感。五彩瓷器是釉上彩中的主要品种之一。
明天启 五彩人物纹海棠式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釉上五彩
“五彩”一词，出现于明代晚期。明代天启年间谷应泰《博物要览》记载：“宣窑五彩，深厚堆垛。”1984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器底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五彩碗，证明五彩瓷在宣德年间烧制已比较成熟了。从宣德到成化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这三朝时局动荡，政权不稳，在制瓷工艺上毫无成就，还没有发现五彩瓷器。直到成化年间才又出现了五彩。成化年间的五彩瓷十分稀少而珍贵，传世品也是极为罕见。到了明弘治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更加成熟。发展到嘉靖、万历时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五彩瓷的新局面，出现了较大的罐、瓶类等。此时五彩的烧制已经达到了非常完备的境界。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生产青花、釉里红产品。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做好了铺垫，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宣德时期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五彩瓷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成化时期的五彩是釉上五彩，其呈色以淡雅为主，色彩包括红、绿、黄、姹紫等，并开始使用孔雀绿彩。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纹饰绘绘画中使用了不少黄彩，而且主要图案都是以黄彩打底色，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种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并非始于嘉靖。
弘治一朝的釉上五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所用颜色有红、绿、赭、黑、孔雀绿等，色调恬静淡雅。其中最突出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处施彩并用低温烧制而成。刻花填彩的出现，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和发展阶段。
正德时期釉上五彩在造型、装饰方面不但延续了传统的特点，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五彩独特的风格。正德釉上五彩器制作精细，多以在白釉上直接绘画五彩图案为主，称为“白地五彩”。多用红、黄、绿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其中绿色浅中微微闪黄。常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这是正德五彩瓷的鲜明特征。
明代五彩瓷经过了数朝的发展，到了嘉靖一朝已相当成熟。此时的釉上五彩瓷器，以色彩斑斓而著称。官窑和民窑都有大量生产，无论其质量和烧造数量都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此时期在用彩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如官窑瓷器在色彩上较前朝更加丰富，多用红、绿、黄、赭、紫、孔雀蓝等色彩绘。红彩为“枣皮红”；绿色为孔雀绿，分为大绿、淡绿；紫色为艳丽赭紫；黄彩似蜜蜡。此时“黄上红”工艺运用得较为普遍。大面积使用红彩形成了嘉靖五彩极为绚丽浓重的特征。嘉靖五彩造型多为大器，如大罐、大缸、大盘、花盆等。常见纹饰有云龙、云凤、花鸟、八仙、八吉祥等。
明代万历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新出现了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万历朝的釉上五彩的色彩继承了嘉靖一朝的特点，与嘉靖时期的五彩多有相同之处，都是以红、绿两色为主，其中点缀黄、黑彩等。红、绿彩更加鲜艳、热烈，对比强烈。嘉靖、万历时的五彩器均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器的重要区别。
天启、崇祯时期的釉上五彩瓷器已不如嘉靖、万历时五彩色泽浓重，色泽趋向柔和，淡雅宜人。用红、黄、绿、紫、孔雀绿等色渲染，纹饰绘画生动洒脱，具有中国文人画的笔墨情怀。但是有一类五彩器比嘉靖和万历五彩更加浓烈，红色为深红,绿为黑绿或黄绿，青花颜色也发黑。还有一类厚胎的白地五彩器，施釉较厚，口部多为酱黄釉，多用标记款识。这一类器物多以民窑制品为主。崇祯一朝五彩器发现得不多。
清乾隆 仿斑竹五彩花鸟纹墨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釉上五彩
顺治时釉上五彩瓷在明代基础上继续烧造，并且有所创新，除一部分仍保留明末的风格外，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清代釉上五彩的新面目。这一时期色彩多见红、绿、黄三色，红色为枣皮红，绿色为深绿，都非常浓重。也有一种相对清秀、较淡的色彩，釉面光亮匀净，呈色较淡，部分器物的颜色容易脱落，器物的绘画多以人物画为主。
五彩瓷器发展到康熙时期有了重大突破，此时发明了釉上蓝彩，替代明代所用的釉下青花。釉上蓝彩的创烧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蓝彩色浓而且鲜艳，胜过青花。康熙时期的釉上五彩是在明代嘉靖、万历五彩瓷器和顺治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制作工艺高超，彩色鲜明透澈，彩饰华丽，绘画线条刚劲有力，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此时五彩用多种色料进行绘制，官窑以规矩的绘制和细腻笔法著称，而民窑则以釉彩浓重艳丽、画意清新活泼见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康熙时的五彩瓷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彩瓷。康熙五彩由于色彩丰富，红彩比明代五彩用得少，因此，它的画面色彩显得沉稳、热烈而不浮躁，这是其鲜明特色。
康熙五彩仍分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其中釉上五彩最能反映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康熙釉上五彩除了常用的红、绿、黄、褐、紫等彩外，釉上蓝彩和黑彩的烧制成功，使其画面更加华丽。此时所用的青料是云南的珠明料，色泽翠艳。黑彩特点是如黑漆一般，在白釉的衬托下更显得黑白分明，在康熙五彩中运用广泛，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表现力。黑彩多用于画树木的枝干、花卉叶脉、山岭山峰、人物的眼睛、发髻、装饰的飘带、鞋子等，后又用于画图案的轮廓线、局部点染或片断画面，最后发展到大范围使用，并在黑彩上涂一层玻璃白，使黑彩显得更加漆黑明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最终，促使了独立的墨彩瓷器品种于康熙中晚期出现。此时金彩已在五彩上广泛运用，常见有大面积描金图案，表现出康熙五彩的富丽堂皇。金彩多用于官窑器物。黑彩、蓝彩、金彩的出现使得画面更加写实、逼真。康熙釉上五彩的装饰手法多姿多彩，有白地五彩，蓝青地五彩、蓝地描金五彩、米地五彩、红地五彩、蓝地五彩、墨地五彩、哥釉五彩、锦地开光五彩等，充分显示了康熙釉上五彩卓越的彩绘艺术及制造工艺。
雍正年间釉上五彩的烧制，受到了粉彩发展的冲击而有些停滞。五彩大部分由粉彩取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作品说明，雍正时期的釉上五彩制作也非常精美，一改前朝浓艳的风格，而显得淡雅柔和，纹饰也由康熙的繁杂趋于疏朗，笔划也由刚劲变为细腻，疏密结合恰到好处。并留有较大的空白。雍正釉上五彩的总体特点是清雅俊秀。雍正五彩常用的颜色有红、黄、绿、紫、蓝、黑、白等色，施色较薄，大红大绿少见，蓝色使用较少，黑色较多。
到了乾隆时期，五彩器物就更少了，仅有官窑的龙凤碗和十二月令花卉杯。嘉庆、道光时期，略有少量官样器生产，像撇口式五彩龙凤碗、花卉杯，但存世量也比较少。
同治、光绪时期民窑出现了仿康熙的五彩器，有的仿写明代各朝及康熙款、图记款，字迹很潦草。同治时期仿的大件器类，色彩用得过于浓艳，施彩也比较凝厚，同时缺乏光泽，纹饰画得也比较粗率，不及后期光绪的五彩器。光绪一朝仿康熙五彩较多，有青花五彩和白地五彩。白地五彩所用的彩料红、黄、绿彩色较为鲜艳，但红彩表面显得比较干涩淡薄，也有显得厚暗的；仿康熙青花五彩的器物，青花的颜色过于浓艳、漂浮，色阶变化不明显，绘画层次也较少。所仿的器物胎质疏松，胎釉结合不紧密，符合晚期器物的所有特征。
清顺治 五彩缠枝牡丹纹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五彩
釉上五彩和青花五彩皆属于五彩范畴。青花五彩是一种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产品。其工艺流程与斗彩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主要是在青花的使用上：斗彩是用青花勾勒出全部或部分纹饰的轮廓线之后先挂釉，烧成之后再在青花轮廓线内填彩，青花在斗彩中所占位置很重要，起到了主导地位；青花五彩则是用青花绘画纹饰的局部或某一块、某一点，不用青花勾勒轮廓，青花只作为一种颜料来点缀图案，如有勾勒轮廓线也是极少的，因此五彩是主题，青花起辅助作用。
青花五彩瓷是明宣德时期所开创的彩瓷品种。宣德青花五彩的制作虽然简单，画面也显稚嫩，但已经初步形成了青花五彩的基本特征。宣德以后，青花五彩曾一度衰落，到嘉靖时产量开始大增，万历时达到顶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技艺之高超都是空前的。
嘉靖朝是青花五彩发展的辉煌时期，开创了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嘉靖青花五彩多为官窑生产，青花色料改用进口的回青料或加石子青，色调表现为蓝中泛紫，十分浓艳，颜色特征非常明显。青花五彩瓷器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尤其是矾红彩料、青花及绿色的大面积的使用，给人以丰富饱满、热情奔放、富丽堂皇之感。这种浪漫奔放的色调，持续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万历朝的青花五彩除继承了嘉靖青花五彩的一些特点外，又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器物形制大，追求造型高、大、奇、巧的特点。二是装饰华丽，青花不仅作局部色彩点缀，而且还当作主色调使用。并出现了青花五彩镂空工艺。装饰内容广泛，常用的装饰纹样达几十种之多， 最常见的是龙凤纹，还有蟠螭纹、花鸟纹等。万历五彩以蒜头瓶、出戟花觚、洗口瓶、蟋蟀罐、笔管、洗等常见。 但有的造型不太规整，有明显的变形和塌陷，甚至官窑也是如此。这与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关。
青花五彩在清初虽有制作，但不占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传世品中顺治朝有一些，康熙朝为多。顺治青花五彩器较多保留了晚明的古拙风格，青花翠蓝浓重，红绿彩鲜丽明快，俗称“大明彩”。康熙朝的青花五彩虽然没有釉上五彩的成就大，但它清新的色彩，优美的画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清康熙青花五彩的显著成就是对青花的运用。由于康熙中晚期青花成就显著，青花特点突出，对青花五彩的烧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花使用的是云南所产的珠明料，呈现出青翠艳丽的特点；彩绘工艺上运用了“分水皴”的技法，使得画面效果更加鲜亮。康熙青花五彩始终保持着独有的特色，一直烧制到晚清。
龙泉青瓷的釉色及器形装饰
“雨过天晴云破处，梅子流酸泛绿时”。龙泉青瓷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从南朝时期，龙泉汉族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开始烧制青瓷；至南宋时烧制出了晶莹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标志着龙泉青瓷达到了巅峰。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正式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进一步印证了龙泉青瓷在世界陶瓷文化中的地位。 艺术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唯有特定的时代才会有特定的艺术形式。龙泉青瓷每个时期涉及的器形和装饰题材广泛而丰富，技法独特而多样，纹饰也反映着浓厚的时代和民族特征。作为制瓷人，传统的青瓷器形和纹饰是必修的一门功课，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才会根基坚实，璀璨绝美。 龙泉青瓷的传统器形当中，最主要的一类是几千年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推陈出新的日用瓷器形，如盘、碗、杯、洗、瓶、炉一类，造型千变万化，种类繁多。如盘类有莲叶盘、六角盘、菱形边盘、葵瓣盘等；碗类有撇口、直口、内折口、葵瓣口等。此类器形多为日用瓷，大批量生产。古时用龙窑烧制时，一窑产量能达几千甚至上万，因而价廉物美。 第二类主要为仿古类器形，多为工艺瓷。制瓷人一般不惜工本，追求器形巧致精美，多供官府使用，其中又以仿制宋代器形的作品较为普遍。如宋代的瓷器至明朝时仍有仿制，清雍正时期仿制的宋代官窑至今仍令老成的藏家难辨真假。而南宋时期的票琮式瓶、贯耳瓶、鬲式炉等，现今的制瓷人作品中亦多有涉及，市面上多有产品在售。宋时器形虽婉约精致，缺少点大气阳刚之美。而另一种仿古制瓷则多以仿制春秋战国或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为主，此类器形多为大器件，烧制难度大，作品多气象万千，端庄肃穆。因此在制瓷过程中，将宋瓷精致细腻的手法结合青铜器的气势磅礴将会是一种新的尝试和体验。 器形工巧端正自然须配上得天独厚的装饰，再结合独特的釉色方有制作出上乘龙泉青瓷的可能，纹饰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古以来青瓷的装饰无外乎开片、跳刀、绞胎、印纹、刻划花、贴花等几种类型。
开片是青瓷生产过程中釉面自然开裂的一种缺陷，本无审美可言。古人通过观察逐渐掌握了制作裂纹釉的技术，从而渐渐引出了流行中国上千年的开片青瓷，俗语云：破镜难以重圆，开片青瓷实现了釉身开裂而胎质完好的残缺美，正如维纳斯的断臂一般，残缺美永远是无与伦比的，因而受到历代官宦的推崇和喜爱。宋时的开片瓷多为结合薄胎厚釉，制作工艺达到了巅峰，且随着明清时期青花瓷的崛起和青瓷的失晖，宋时的工艺技法多已失传。因此追求宋时巅峰技艺和成器效果成了每个制瓷人的心愿。 跳刀在上古时期的陶器中已多有所见，自商周至今历久弥新，受到众多工艺师的喜爱。跳刀的虚实、强弱、顿挫等都关乎整个器形的规整和对称，因此技术含量较高。然而跳刀多施法于半干半湿泥胎之上，不予上釉或上薄釉，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装饰作用，虽青瓷终究以釉色取胜，跳刀工艺搭配上也是至关重要的。 绞胎技法始于唐代，多用不同颜色的泥胎柔和形成各式纹路。此种纹饰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充分发挥不同泥料的表现效果，色彩交融，晕化浓淡，凸显水墨画的无穷韵味，淋漓地反映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含蓄深长。现今的制瓷作品中亦多有此种手法的展示。 印纹主要利用磨具对泥坯做按、压、印、戳等手法制作出各类纹饰。古时用陶土制作磨具，现今亦有用石膏者。印纹磨具的发展较纯手工雕刻划花的效率高出许多，从而提供了青瓷大批量生产的可能性。只需制作出印纹磨具便能迅速为泥坯塑造精美的纹饰效果。此类技法对提高青瓷的产量和生产效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大批量产瓷技术根基。 刻划花对制瓷人的技法要求较高，主要利用刻刀直接在半干的坯体创作，刻出各类图案和花纹，由于深浅不一，导致后期上釉时浓淡不同，深厚者浓，浅薄者淡，凸显出浮雕效果。刻花的技法、功力都会反应到坯体的图案当中，刀法轻快则线条流畅、飘逸生动，刀法刚劲则线条有力，重点和层次较为分明，形成空间感。划花则是以竹制的工具在坯体上进行白描创作，用刀如用笔，纹饰以曲线为主，粗细一致，由于线的连续流转，相互穿插，使得整个画面有连贯感。刻花和划花一般在一件作品中是交替使用的，技法上时而大开大合，时而细腻精致，最终形成极具观赏价值的青瓷作品。 贴花工艺一般也须利用模制或捏塑的方法制作出单独的物件，如花草、人物、动物等图案，然后用泥浆粘结在坯体之上，富有立体感，在仿青铜器类型中多使用贴花工艺。 作为制瓷人，器形和装饰的设计仅仅是一件青瓷作品的表象和肉身。每件青瓷作品都需要灵魂，正如画龙如无点睛之笔，便失去了灵魂。恰似苏轼的人品、文章、绘画，官职便是其艺术作品的点睛之笔。青瓷作品的灵魂便是制瓷人的文化底蕴和艺术追求，是厚积薄发的文化冲力，是博采众长和博古通今的誓愿。陶艺家的工作环境及制作过程
陶艺制作过程可以分为原料制作（釉料和泥料的制作）、成型、施釉和烧制四个个阶段，所以陶艺工作室分为四大区域。
以下将对这些阶段进行详细说明：
一、原料制作
1、釉料制作
釉料→球磨细碎（球磨机）→除铁（除铁器）→过筛（振动筛）→成品釉
2、泥料制作
泥料→球磨细碎（球磨机）→搅拌（搅拌机）→除铁（除铁器）→过筛（振动筛）→抽浆（泥浆泵）→榨泥（压滤机）→真空练泥（练泥机、搅练机）
二、成型1、拉坯成型法
适用于制作圆形、弧型等浑圆的造型，比如盘子、碗、罐子等等，它的特点是作品挺拔、规整，器物的表面会留下一道道旋转的纹路。
①釉下：泥料→泥饼（手工）→搓泥（手工）→拉坯（拉坯机又名陶艺机）→干燥（自然风干留10%水份）→修坯（陶艺工具）→干燥（烘干箱）→釉下装饰（在泥坯上直接进行绘制，如青花）→上釉（施釉机）→风干
②釉上：泥料→泥饼（手工）→搓泥（手工）→拉坯（拉坯机又名陶艺机）→干燥（自然风干留10%水份）→修坯（陶艺工具）→干燥（烘干箱）→上釉（施釉机）→风干
2、泥板成型法
利用陶土碾成、拍成或切割成板状，来镶控制作器物的方法，叫做泥板成型法。这种方法在陶艺制作中运用广泛，变化丰富。传统的紫砂器就是用泥板成型来制作的。泥板成型的器物可随陶土的湿度加以变化。比较湿软泥板可以扭曲、卷和等方法自由变化，随意造型；稍干的泥板可以镇粘制作成比较挺直的器物。泥板的厚度随器物制作大小而定，但应注意泥板的厚度要均匀。泥板成型法需要使用泥板成型机。
3、泥条盘制法
陶艺成型技法中最为方便、造型表现力最强的技法之一。可以制作出其他任何成型方法所能做出的作品，如圆形、方形、异形乃至雕塑等等。用泥条盘制法制作陶艺，一方面是泥条可以自由地弯曲与变化，方便制作一些比较复杂的、不太规整的、较随意的陶塑，再者就是它能够保留泥条在盘筑时留下来的手工痕迹和一道道盘旋的纹理，当然也可以修整得不留痕迹。泥条盘制法需要使用泥条成型机和手工转盘
4、徒手捏制法
可以最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手法和构想，需要使用手工转盘
5、手工雕塑成型
雕塑是雕、刻、塑三种制作方法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主要为为浮雕和圆雕两种。雕塑是三维的实体，为照顾到各个视角之间的关系，要经常转动雕塑台，不断进行观察比较。泥塑工具，可用于刮、削、贴、挑、压、抹、泥塑和造型。
三、施釉
施釉讲究技巧，釉层好坏直接影响到烧制后作品的成功与否，施釉有喷釉、醮釉、浇釉、刷釉、荡釉等各种技法，有时需要综合运用。施釉时可以使用专业的施釉工作台，能够有效减少釉料的扩散，并进行釉料回收。
吹釉的釉层一般以0.8MM-1.8MM为准，也就是熟称的瓜子馅薄度，表面处理有釉上、釉中、釉下之分，釉中介于釉上釉下之间经过二次烧成，釉下是在泥坯上直接进行绘制创作在施于釉，釉上是则在烧制好的白瓷胎上进行绘制创作，颜色在作品上很关键，颜色起到了烘托作品作用增加作品内涵，颜色搭配有些讲究，红色代表着热情、生命、战争、白色代表着纯洁、高尚。黄色代表着温馨，蓝色代表着海洋，天空，宽阔。
装饰的方法有彩绘、划花、剔花、堆花、贴花、压印花、喷花，透雕、捏雕、镂空，剪纸，胶泥，镶嵌，印花，泥浆灌注叠压装饰，胶泥拉坯装饰，纤维织物裹包装饰等等装饰诸多方法处理。这些完成关键还要进行火的铸就，在窑火的烧制中(1300℃)左右温度的窑火使泥烧结成结晶体，颜色釉发色。出窑冷却后作品才正直成功。
四、烧成①釉下：装匣→进窑→设备温度→烧炼（电窑或汽窑）→出窑
②釉上：装匣→进窑→设备温度→烧炼（电窑或汽窑）→烧制好的白瓷坯上绘制创作（如：贴花）→烤花（烤花炉）
在实际陶艺创作中，除了上述的三个阶段，还需要注意一些辅助和准备阶段：
（1）一般釉料买回来两三天就会沉淀，这时需要利用搅拌机把釉搅匀；
（2）工作时如果需要临时快速配釉，可以利用快速球磨机解决；
（3）如何提高效率：利用车模机自己制作石膏模时，由于石膏模不能含有气泡，因此需要真空高压注浆系统，其 主要工作原理为将已搅拌好的含水率在40%-60%的泥浆加注进真空搅拌桶内，当浆料进入搅拌桶时，开动真空泵，进行抽真空，当浆料装至2/3桶位时，停掉浆阀，停掉真空泵，开动空压机，将空压机的压力上升到规定值后（一般在2.5-4kg）时，打开出浆阀门，将无空气的泥浆注进已注浆架内的石膏模中；
（4）为了提高成瓷表面光洁度，需要使用磨光机；
（5）为了回收泥料充分利用，可利用真空练泥机重新练泥。
（6）窑炉的选择：窑是指温度达到1000℃以上的统称为窑；炉是指温度在1000℃以下的统称为炉。窑又分为电窑和汽窑，同时还分为梭式窑，所谓梭式窑是指带窑车的窑（一般是0.6立方米以上带窑车）。正常情况下，汽窑温度定为1400℃，高温电窑定为1300℃，低温窑定为800℃以下。
在选择窑炉时，其专业知识比较强，一般对烧出的产品釉变和釉色要求高，应选择汽窑，因为汽窑通过操作可以烧氧气焰和还原焰。氧化焰是烧出成瓷，还原焰是烧釉色和釉变的。电窑只能烧氧化焰，中温烤花炉只能烤成瓷釉上装饰。所以选择窑炉应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泥釉的选择：一般为选用瓷泥的温度在1230℃以下为好，用时在选釉的时候注意其釉的温度低于泥的温度2℃-4℃为好。
陶艺成型方法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修坯、盘筑（分为螺旋盘筑、卷压盘筑）、团泥成型、泥板卷接、实泥成型、泥印成型、注浆成型、利坯成型等等诸多方法，这些方法互为章法，相互掺杂，能否融会贯通，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利用上述各种工具和技巧，加上平时的仔细观察与思考、大胆的创造挖掘，您必定能制作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来。
古代陶瓷纹样寓意
收藏其实就是在传承我们的文化，中国每个朝代所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所描绘的纹饰都承载着其深刻的文化含义。
仙家“八宝”，也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说的“八仙”，即张果老、吕洞宾、汉钟离、韩湘子、铁拐李、何仙姑、蓝采和、曹国舅。相传他们得道成仙，各自学成一套本领。而八仙各自所持有的法器，鱼鼓、宝剑、扇子、花蓝、葫芦、笊篱、横笛、阴阳板则被称为“暗八仙”。后来，特别是明嘉靖之后，这些内容也被广泛用于瓷器的纹饰上。
明成化时期的人物纹样伯牙携琴访友图制作也颇为精美。伯牙，春秋时人，善弹琴。据《乐府解题》载：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后随成连至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岛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援琴而歌，从此琴艺大进。与钟子期为友，所奏《高山流水》，曲意皆为钟子期悟出。因此后世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一说。
动物纹中的龙凤纹也是非常常见的纹饰题材。龙是古代传说中的动物，古人把帝王比作龙，认为天子就是龙的化身，因此自古就有真龙天子一说。一般在瓷器上的龙的纹饰分官窑和民窑，虽不是绝对，但也有“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一说。
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凤和龙一样，在传说中是一种十分神奇的动物，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玄鸟就是商的图腾，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
缠枝纹则是植物纹中的代表。缠枝纹也叫“转枝纹”“万寿藤”，它是一种以藤蔓、卷草为基础提炼而成的传统吉祥纹饰。缠枝纹所表现的“缠枝”，常常以常青藤、扶芳藤、紫藤、金银花、爬山虎、凌霄、葡萄等藤蔓植物为原型。它委婉多姿，生动优美，富有动感，故寓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美好愿望。
除此之外，岁寒三友纹也是一种典型的植物纹。通常以松、竹、梅为主题，题材源于文人画。竹，清高而有节，宁折不屈，开怀大度；松是百木之长，经冬不凋；梅耐寒开花。常被用于文人画中象征君子的高风亮节。受其风气影响，自宋以后常作为瓷器的装饰题材。
邢窑古陶瓷的造型特点及装饰方法
邢窑器物在造型方面有着共同的艺术风格，邢窑器物具有圆唇口、短颈、丰肩和鼓腹的特点，构成了庄重大方的体态，而这些长短曲线、直线的巧妙结合又使得邢窑器物具有了雍容华贵之美。陶瓷器皿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唐代邢窑的工匠将玉石雕刻，金银器的造型艺术应用于陶瓷制造上,在实用与艺术的结合上加以卓越的创造，制出了大量千古赞赏的佳品。如玉璧底碗白如霜雪、碗底形如玉璧，还有花口瓣足碗、高足杯等，都是仿金银器形制的制品，既作为盛装食物的实用品，又能满足观赏的审美要求。邢瓷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泛青，用于形体凝重朴实的器物上，显得丰满端庄，华贵典雅。另外邢窑器物的形体既有直线又有弧线，但以弧线为主。整体线条有行有止，有抑有扬，或一气呵成激流直泻，或蜿蜒曲转舒缓有序，特别是白瓷罐口沿下那条转折的线角,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给完美的形体增添了生气。邢窑器物造型朴素大方，线条饱满酣畅，制作规整精细，釉色银白恬静，给人以既雍容饱满而又凝重大方的美感。
北齐时期,瓷器的胎体厚重,胎质较粗,胎色灰黄,一般不施化妆土,釉色多呈青绿或黄绿色。造型特征是:质朴、凝重、粗犷。
唐朝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发展,经济、文化贸易空前繁荣,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唐代邢窑更进一步精选胎釉原料, 旋坯技法更为规范,采用匣钵正烧法,消除了器物内的支烧痕,严格控制火候,产品瓷化而不过烧,保证了造型的神韵。种类增多,有大量生活用品,也有不少的陈设品。器物的造型特征是:体态丰盈,庄重大方,赏用结合。
五代时期全国统一的局面崩溃,时逢乱世。此时的器物胎质粗松,胎色多灰黄或青灰,釉色多灰白,釉下多施化妆土,制作工艺粗糙,其器物造型特征是:饰用结合,重在功能,粗质细作。
北宋时期邢窑与巩县窑、越窑、耀州窑、定窑等名窑一样,仍有不少精品作为贡品进入皇室。此时器物的造型特征是:秀丽浮华,体态轻盈修长。
金元明时期,我国北方遭受战乱,但为满足社会需求,临城县南程村、山下村、解村、射兽村等窑场又相继恢复了陶瓷生产。在制瓷工艺和装饰方法上借鉴了定窑的手法,但制品的精细程度略逊于定窑。其器物的造型特征是:单调而不单一,实用功能更加突出,体态轻薄。
在装饰方法方面，邢窑装饰种类较多,有弦纹、模印、戳印、压印、按压、雕塑、贴塑、捏塑、刻划、镂空、削边、三彩、点彩等。邢窑装饰技法总体上以胎形装饰为主,也有少量的点彩装饰手法。而各阶段的装饰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相应时期的审美趋向。邢窑装饰由最初的光素无纹发展到胎形装饰,再到工具装饰,不仅说明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断追求,同时也是市场竞争使各窑场之间互相学习和影响的结果。
北朝青釉碗 高7.8厘米 口径12.4厘米 足径5.3厘米
口微敛,弧腹,实足。胎白泛灰,较细腻,坚硬。釉面光泽较好,积釉处呈草绿色,有开片,较通透。器里外有两处深茄紫色釉斑,系烧窑时其它物体滴落所致。
北朝至初唐(下限约到7世纪中叶)，装饰技法使用较多，主要有弦纹、贴塑、模印(印花)、戳印、刻划、点彩和单色彩等。涉及器物种类较为广泛。但就整体而言，以模印、旋纹为主，而刻划、戳印主要用于制作模具，装饰以胎形装饰为主,朴实自然。
隋青釉竖线纹鸡心罐 高7.8厘米 口径4.1厘米 足径5厘米
直口,圆唇,鼓腹,饼状实足微外撇,腹部刻竖线纹一周。胎表呈赭石色,坚硬。半釉,釉光亮,色黄绿,有泪痕。
北朝至隋黄釉印花双系扁壶 高25.4厘米 口径5.6厘米 足径16厘米
斜直口,平唇,颈稍长,扁圆腹,平足外撇。肩部有两鸳鸯系,正反两面满饰印花图,外饰联珠纹,内饰葡萄灵芝纹。中间一对舞人,下有一对兽。该壶模制精细、清楚。釉色浅土黄,釉下挂白色化妆土,积釉处酱褐色。
隋白釉钵 高12厘米 口径12.5厘米 底径6.8厘米
束口,丰肩,弧腹,圆底。器形硕大饱满简洁实用。釉下施化妆土,胎质灰白坚硬。肩及上腹部施白釉,釉色白净。
隋白釉束腰盖罐 高12.5厘米 口径12厘米 底径18厘米 1954年陕西省西安市郭家滩姬威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器形如尊,束腰,底径略大于口径而与盖径相同。盖沿外侈,中部圆鼓如覆盆形,钮缺失。罐身口沿与底沿上各阴刻一周弦纹。胎白质细,器身内外施白釉,略泛黄色,釉面有冰裂纹。
隋代开始用化妆土装饰青灰色胎体,而后更进一步用白色粘土制胎,烧造粗白瓷。工艺水平显著提高,胎料制备精细,旋削工整,装烧考究,立式器皿显著增多造型。特征是:挺拔、豪放。
唐黄釉碗 高6.4厘米 口径17.7厘米 足径8.3厘米 河北省台商都博物馆藏
敞口,饼状实足。胎色灰白,胎质坚硬,胎体厚重,施白色化妆土,外半。釉色由上而下为浅黄、深黄、赭黄至褐色,色阶多变,釉光润无开片。
唐白釉三足盘 高3.5厘米 口径15厘米 1978年河北省临城县中羊泉村唐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敞口,唇外卷,浅盘形,三兽形矮足外撤。细白胎,通体施白釉,釉色泛青,盘外底中心部位无釉。
唐白瓷堆花高足钵 高23厘米 口径19.5厘米 足径18.2厘米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段伯阳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敛口,圆腹,喇叭形高足,装饰采用了轮制、堆塑、模印等技法。口沿施一组弦纹。弦纹以下方形为八瓣宝相花朵,圆形似宝石状,周边皆以联珠纹围绕。第二层是在上下弦纹隔出的区间里,用阳模印出圆形梅花纹。第三层与第一层相同。下腹部堆贴仰状圆硕的莲瓣,莲瓣间堆贴团花高足上贴饰并列覆状的莲瓣,有浮雕的艺木效果。坯胎轮制,胎色白中略泛黄。此钵施白釉,秞色白中泛青,釉质明亮。
唐白釉刻花鸭式水注 高7.3厘米 长13.2厘米 口径7.4×5.6厘米 故官博物院藏
鸭眼点黑彩为睛,翅划刻羽毛纹,翅尾有凝聚的玻璃质釉。鸭缩颈合翅呈俯卧状,背上为海棠花式口,腹内底部俯一小龟,龟身下有孔通向鸭嘴为流,鸭双足即为器足。细白胎,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
唐黄釉席纹罐 高9.2厘米 口径9.6厘米 足径10.2厘米
唇口,矮颈,丰肩,束腰,矮腹,平底。肩刻席纹,腰有多道弦纹。通体施黄釉,胎灰白,稍粗。
唐三彩碗 高4.5厘米 口径14.5厘米 底径6.3厘米
敞口,曲腹,饼状实足,厚胎,内有三支钉陶胎,胎色粉白,内施黄、绿、白三种色釉,釉面光亮。外半釉。 盛唐时期(大致从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产生了削边、镂空、雕塑和三彩装饰技法。削边使用不多,镂空、三彩只在本期发现。模印使用仍然较多。本期邢窑装饰技法仍以胎形装饰为主,但三彩以及刻划、削边、镂空等装饰的应用,使得邢窑装饰逐渐走向一个崭新时期。
中唐时期(大致从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本时期装饰向更多器物扩展使用,装饰特点较为鲜明。执壶等器物的大量生产,使得胎形装饰中捏塑、贴塑使用较多,模印的使用仍然不多。刻划使用较多,弦纹使用仍然较为广泛。另外出现了一些特有装饰如黄釉执壶上的压印扁纹。
晚唐至五代白釉穿带壶 高24厘米 口径6.2厘米 足径9.2厘米
侈口,平板沿,长颈,圆肩鼓腹,圈足,肩下和腹下有垂直相贯的穿带横耳。穿带孔内和两侧有三道凹陷,肩有三道轮弦纹,穿带耳压印有菱形纹饰。胎色洁白,质细而坚硬。釉色白中泛青,质感润泽,足无釉。
晚唐至五代(大致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邢窑的装饰技法使用较多,有模印、压印、按压、雕塑、捏塑、贴塑、戳印、点彩、削边、刻划等。装饰器物较为齐全,涉及碗、盘、罐、执壶、钵、穿带壶、双鱼瓶、小瓷塑等。本时期特有的装饰技法点彩由原来的釉上彩发展为釉下彩,双鱼瓶集刻划、贴花、戳印等装饰技术于一体。削边大多削得较浅,有的只稍稍压低一点,或用工具在器物口沿上向里按压成为花口,又省力又不失美观。
北宋白釉印花长方枕 高10.4厘米 面长17.5厘米 面宽10厘米1996年河北省临城县岗头一砖厂出土 河北省博物馆藏
枕呈长方形,上呈曲板状,枕面四周阴刻双道弦纹,正反面印鹤、鱼戏莲纹。横面分别印立鹤莲花纹,四立面均衬水波底纹和联珠纹,下为一板形平底。胎灰白,较坚硬,秞色白中泛黄,较光润。 北宋时期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印坯、贴花、刻花、戳印、黄绿釉彩、褐彩及捏雕等。
元三彩双耳龙纹炉 通高9.3厘米 口径9.2厘米
双耳,侈口,板沿,直颈,扁腹,腹贴印龙纹,平底微凹,底墨书“至元三年”,可能是购置或使用时所写。底下粘有三角形三足。施低温铅釉,呈红、绿两色,陶胎此器与临城县射兽东窑址出土三彩完全一致。
金元时期的装饰方法主要有刻划花、印花铁锈花、剔花、三彩釉、梅花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