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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青花儿300年前就火了!欧洲国王拿精锐部队换!

康熙青花儿300年前就火了!欧洲国王拿精锐部队换!

古代欧洲瓷器 古代青瓷器

2020-11-28

一个外国人,疯狂爱上中国陶瓷,会是什么后果?看圈儿里怎么说:

300年前的1717年,奉奥古斯都二世之命,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集合完毕,开拔前往普鲁士。

这些后来让拿破仑胆寒的精锐部队,这一次出发,并不是去执行作战任务。他们是被奥古斯都二世选中为“交换物”,用以换取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收藏的127件中国清代康熙青花瓷!

这批瓷器的价值相当于2.7万塔里尔(德国旧银币),在当时堪称一个天文数字。后来,这些身价百倍的青花被称作“龙骑士瓶”,到现在还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博物馆。中国古陶瓷鉴定大家耿宝昌先生,对它们曾有如此感叹:“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 一生痴迷中国古陶瓷的奥古斯都二世

拿一个兵团,就为换百来件青花儿!而这,还只是这位国王疯狂痴迷青花的一个片段。那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室一个比一个奢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城堡内,都至少有一屋子瓷器,但谁都比不过这位奥古斯都二世。他一生共计买过两万多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它们编号入库!

这还不够!因为偏爱康熙青花瓷,他甚至立志要效仿中国进行烧制,因为烧制需要特别的土,当时德国并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军队四处找找找,还亲自参与瓷器的样本设计!作为帝国之君,他一生有两大开支,一是发动战争,一是狂购中国瓷器。也因此,他被称为东方瓷器最为优秀的收藏家之一!

那么,康熙朝青花,又是凭何,在三个世纪前就征服了这位外国人,并且火遍欧洲王室呢?

历史上有这样一段中肯的记载:“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出自清代《陶雅》)

大家知道,明永乐、宣德向来被称为青花的黄金时代,“开前所未有之奇”,以上清人《陶雅》中对之的赞誉也能见其一般。而在前朝如此辉煌的基础上,康熙朝青花还能独步本朝,并独树一帜、蜚声海外!个中缘由,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咱下面简要说三点吧 ~

▲ 康熙大帝

首先,不得不说康熙爷的勤勉开明,以及在艺术品味上的大气浑厚,他十分重视西洋科技,并善于引进和采用,这对包括青花、粉彩等品种的创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使得全国优秀的工匠被聚集起来,他们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创造出诸多大美之作,其纹饰巧妙的精美,甚至赶超明代诸窑,呈现惊艳之姿!(想先睹为快的,看文后实物图)

其次,在开明开化的社会环境下,康熙朝“官搭民烧”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迅速提升。而民窑烧制的青花器,虽没有官窑器的珍贵罕至,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而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更添活力。

再者,非一般的“造假”技艺,也让清康熙出品成为后世楷模。在康熙朝前期,青花瓷烧造原本就处在明末清初的过渡期,各方面还都保留有明末制瓷的余绪,再加上清皇室对明永、宣青花的大力推崇, 于是,上上下下仿制前朝瓷器蔚然成风。

比如,这一时期的仿宣德青花仕女纹碗、缠枝花纹钵缸、折枝花果纹花口碗、缠枝花纹鱼篓尊等等,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有的仿品甚至比宣德器本身更美,价更高。清康熙许谨斋就有诗云:“新来陶器仿前朝,混入成宣价更高。”当然,放之当下,能够遇见康熙朝仿前朝青花大开门,也算是无价之宝啦。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龙纹瓶

最后,清康熙青花不仅只是一只好看的“花瓶”,它强大又接地气的实用功能,也使得它独受追捧并且影响后世,成为中国青花瓷器领域的另一座高峰。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在生活用瓷、宫廷祭祀、出口用瓷三个方面。

尤其是生活用瓷上的小件,比如杯、盘、碗、碟、盖罐等器,尽管今天的我们将之供奉于各大博物馆,或是拍回去藏之密室,甚至轻易不为外人道也,但在当时,都是装盐装糖之日用器具。而一旦当艺术真正走进生活,化入生活,必然无可匹敌、无与争锋!

比如,今春北京保利推出的一组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花神杯,便以2392万高价,再次见证康熙出品的市场魄力。而上溯近年整个青花器的市场成交状况,紧随明永、宣德巅峰之后的,非清康熙出品莫属!

所以,喜欢青花儿的朋友们,尤其是康熙出品,你们的品味,绝对是欧洲皇室级的啦~ 有兴趣入手的亲们,荣宝斋(桂林)与横滨国际夏季拍卖,都将于7月22日同时推出多件清代青花儿器,看好了call我们哦,400-111-8258

最后,晒几件故宫藏康熙青花

个人大爱,希望你也喜欢 ~

▲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松鹤纹罐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冰梅纹开光异兽盖罐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博古纹盒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 清康熙 青花人物故事观音尊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红拂传故事棒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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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年前打水瓶为何做成尖底?


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博物馆门前有一尊耐人寻味的雕塑, 塑造的是6000年前一位少女在浐河之滨汲水。她用什么汲水呢?就是形如下图所示的尖底瓶。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最匪夷所思的就是这种小口、鼓腹、尖底的器物,考古学家将之命名为“尖底瓶”。这是一种透着无奈和智慧之举,因为时至今日,这种尖底双耳红陶瓶的用途是什么、古人为什么要将它们制造成尖形、这种瓶形的陶器装满水后又该如何放置,都还是个未解之谜。

陶瓷:高古陶

为何做成尖底仍是个谜?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先后对西安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文物资料。在遗址出土的上千件陶器中,有200多个形状奇特、具有流线型瓶体的小口尖底瓶格外引人注目。此陶瓶为直口、鼓腹、尖底,瓶身表面饰有粗糙的横篮纹,大部分是细泥红陶,也有个别夹砂陶瓶。此后,在关中至鲁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次发掘出与半坡早期相同的尖底瓶,甚至在一些较晚的文化类型中也发现有尖底瓶的残片。“可以说,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基本器形, 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存在。不但数量多,而且形态变化规律性强,时代特征十分明显,一般研究仰韶文化都要由此入手。”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张礼智告诉记者。

1921年10月23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足迹,于是这种以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为“仰韶文化”。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尖底瓶在当时是古人用来盛水的用具。”张礼智说,“尖底瓶的双耳系绳装满水后提起来用。”但是,据记者了解,半坡遗址中并未发现有汲水的水井,6000年前的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边,平坦的河床似乎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至于为什么做成尖底这种不便安放的形状,“这依然是个谜。” 张礼智说。

可以自动汲水?

这一谜团引得众位专家对此进行研究,其中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物理学家。物理学专家甚至认为其设计符合“力学重心原理”,即尖底瓶本身能“自动汲水”,待水装满后,瓶身能自动垂立。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可以推测,早在6000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力学知识的萌芽。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我们认为,生活于6000多年前的半坡人是不可能在掌握了重心原理之后再来制造尖底瓶的。”一直致力于尖底瓶研究的孙霄(现任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告诉记者,“他们制作的陶瓶只是对自然界生物外形的一种模仿。根据其外形特征以及当时的生产活动,这种颇似鱼形的流线型瓶体可能是人们在捕鱼活动中经过细致观察而得到的一种启示。”

众所周知,6000年前古人的思维还只能停留在简单的感性认识之上,而且受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想要那时的人制造出个个重心均衡的陶器,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半坡人在实践中很早就知道利用重心的科学原理,那么他们制作的尖底瓶即使不是个个符合“力学重心原理”,也应该是大部分符合。

“但是,通过半坡博物馆工作人员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原始人制作的尖底瓶在静止的水中汲水时,由于陶瓶重心偏移而不能进水较多,且有倾翻的可能。在急流的河水中汲水时,则因其流线型瓶体及陶瓶重心偏上的影响而灌不进水。那么,所谓的尖底瓶在水中‘自动直立’‘恢复平衡状态’等,显然不切实际。也就是说,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大部分不能自动汲水,至于个别陶瓶的重心做得比较合适,那也只是一种巧合罢了,没有普遍意义。”孙霄说。

“况且,半坡人制作尖底瓶,采用的是泥条盘筑法,双耳是后捏塑成型的。这种手工制造陶器的方法是有很多局限性的:首先,它不能保证瓶身四壁均匀,四壁不均匀,重心就不在中轴线上。其次,手工捏塑双耳也保证不了双耳分布的对称,如果双耳不对称,就会使陶器重心偏离一方。双耳位置如果偏下,那么陶瓶就会倾翻。”西安半坡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王丽娜说。

尖底双耳红陶瓶

一种背水器?

既然尖底瓶不能自动汲水,而它作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又大量存在,那么,生活在6000多年前的古人制造这种陶器又有何用呢?它为古人的日常生活又能提供哪些帮助呢?“我们推测当时的原始人运用这种陶瓶汲水是不用双耳的,他们直接用手握住瓶颈将水灌满,然后用绳套在双耳后背在肩膀上。”孙霄说,“从古人制造物品时的实用主义考虑,我们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很可能是原始人使用的一种背水器。”

据了解,将灌满水后的陶瓶背在肩膀上十分合适,陶瓶紧贴着背水者的腰部,身体阻挡住了陶瓶倾翻的危险,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原始人早期制造出的尖底瓶并非一无是处。小口,水不易洒出,便于运水。鼓腹,可以多储水。尖底,可分散水对瓶底的压力。双耳的作用不仅在于背水,并且在倒水的时候更显其优越,由于双耳在中部或偏下的位置,倒水时,只需一手提绳,一手将瓶底轻轻一扳,水即流出,十分省力。而且,“用尖底瓶作为背水器也有许多优点。其一,可以将水灌得较满而不至于倾翻。不仅可以单肩背,也可以双肩背,甚至可以同时背几个小型尖底瓶。其二,用肩背水十分省力,不论男女老少均可从事。其三,不仅能背小尖底瓶,也可以背较大的尖底瓶。带有双耳的大尖底瓶用于汲水是不行的,双耳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重量。但用于背水却是可以的。”孙霄说。这也很可能是原始人利用重心原理节省劳力的妙用之所在。

尽管对于半坡人到底是受何启发创造出这种器形,今天已不得而知,但尖底瓶的发明,无疑是半坡人经过长期劳动实践而获得的一种经验,体现了半坡人在制造生活用具方面的非凡创造才能。

揭秘为何欧洲国王钟爱中国瓷器


揭秘为何欧洲国王钟爱中国瓷器​

埃德蒙在作品《白瓷之路》中,记述了瓷器出现和传播的历史。瓷器诞生于景德镇,之后,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便宣布自己制成了瓷器,瓷器传到了德国麦森,欧洲首家瓷器工厂得以建立。

后来,英国信徒WilliamCookworthy也制成瓷器,随后英国工艺公司Wedgwood诞生了。如今,Wedgwood已成为全球最具英国传统的陶瓷艺术象征,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瓷器提供商。

瓷器制作过程中,耐心和技术两者缺一不可。哪怕水多一点,就可能改变瓷器的质地。瓷器厚度也必须均匀,否则瓷器在冷却环节时,会出现裂缝。“其他制品,或许薄厚不均没大的影响,但瓷器却不然。制作中任何差错都会导致制作失败”,埃德蒙写道。

虽然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成功后制品的价值。瓷器薄厚均匀,富有光泽,又强劲稳固,以汤勺敲击,声音清亮,充满令人惊异的美感和力感。唐代有诗这样描述瓷器:“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埃德蒙这样描述瓷器制作:“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核桃大小的土块,直到它变得稀薄如纸,直到它表面有你的指纹显现。继续小心捏薄,那过程似乎永无止境。你感到它越来越薄,直到变得像一片金色叶子,仿佛轻得要飘在空中。你感到它洁净无瑕,连你的手也干净清爽。那种感觉是纯白色的”。埃德蒙的文字,让人感到他对瓷器的迷恋。

为什么有人会花半辈子时间研究瓷器工艺?为什么国王那么渴望、需要瓷器?毕竟这种层次的物质早就脱离了必需品的范畴。“国王们享受被人嫉妒、令人恐惧的感受,享受搜罗奇珍异宝的乐趣,并且贪婪地想要更多。”

疑云

其实,欧洲瓷器的创始者并非是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事实上,最有可能解密瓷器的人是契恩豪斯,他是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当时萨克森王兼波兰国王是奥古斯特二世,他指派波特格,辅助契恩豪斯完成瓷器制造的试验。两人一同工作了足足5年,研究始终由契恩豪斯主导。之后,两人完成了首个瓷器的雏形,即一个“半透明、奶白色的”罐子,不久,契恩豪斯去世了。波特格在契恩豪斯的数据基础上,最终完善了制造瓷器的工序。

复活800年前的瓷器,汝瓷天青釉


瓷器,像古代中国的肌肤,那么汝瓷定是看着最清丽摸来最温润的那一种。各种名瓷发展到北宋,跟后宫的佳丽一样,竞争激烈,要争的是皇帝的宠爱,后来,“汝、官、钧、哥、定”五大名窑脱颖而出,而其中又以曼妙的汝瓷最为出类拔萃,当时就仅限宫廷使用,大臣之中唯有权倾朝野的蔡京才能拥有,它太珍贵了,以至于历代帝王均不以其作为冥器殉葬。

然而世事多变,汝窑毁了,汝瓷碎了,那惊鸿一现的美艳转瞬在战火纷乱、世事变迁中消逝,化成一种瑰丽的记忆凝结在宋代,现世仅存的60多件成了绝世珍宝分散在世界各地。

后世的许多人不甘心,为重现那一抹青光的灵气用尽心力,无数工匠的努力只在身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叹息。800多年过去了,汝瓷在汝州一个叫朱文立的人手中“复活”了。

朱文立,最初只是汝州市汝瓷二厂的一个临时工,高中文化。

朱文立对化学一直很感兴趣,他的老同学在高中时,每次上化学课做实验,老师都让他招呼着同学们做。到1976年他进汝瓷厂也正好满足了他的爱好,他很快就“陷”了进去,厂里的技术小组在朱文立的带领下,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研制成功豆绿釉,然后是天蓝釉……1982年4月,朱文立拜时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的冯先铭先生为师。正是在北京冯先铭先生的家中,朱文立看到了一小片真正的汝官瓷,在朱文立的手指触摸到那“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官瓷的瞬间,他明白了自己一生已别无选择。

1983年,他掌握了汝瓷月白釉和葱绿釉;1987年,他恢复了汝瓷天青釉。汝瓷似青似蓝,以“天青色”为核心的釉色肌理更是极端复杂,难以模仿。再加上汝瓷细密开片上独具的“蟹爪纹”、“蝉翼纹”和底部芝麻大小的裹足支烧,更成就了其在中国陶瓷文明史上显要的地位。大规模的仿制使南宋官、钧、哥、定四大名瓷重回人间,但汝瓷终因不得其秘诀而未能成功。

朱文立自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自1989年开始,在汝州城内苦苦寻找汝官窑遗址,历经十余年艰辛,终于于1999年找到了文庙汝官窑遗址,并于2000年找到了张公巷北宋官窑遗址。

北宋官窑玛瑙入釉,釉面呈独特青色,刻片纹近似汝官瓷,做工之精细与汝官瓷异曲同工,器物足部呈直、窄、矮状,带支钉的器物支钉痕如谷粒大小。

朱文立先生根据张公巷出土的北宋官瓷碎片,自2001年开始研制,历时5年,终于于2005年8月使张公巷北宋官瓷重回人间,继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填补了我国又一项空白。

对于汝瓷,朱文立说:“当我凝神看瓷的时候,瓷也在看我。这些年来,我不只是用窑火烧瓷,更是用心灵烧瓷。许多人没有深爱过任何东西便度过一生。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对汝瓷的信仰给了我无惧的勇气,给了我生命的飞扬,虽然其中掺杂着难言的无奈和苦涩。”

几千年前“国宝级”原始瓷器


瓷器,也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大使,蜚声海内外。1953年新郑二里岗商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尊和1954年市人民公园附近商代墓葬中发掘的青釉瓷尊,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至3600年前的商代,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

3600年前,新郑有“国宝级”原始瓷尊

发掘于望京楼二里岗遗址的原始瓷尊器身饰方格纹,上施青色薄釉。“此瓷尊较之于后来成熟的瓷器,虽带有不少原始的色彩,但已基本具备瓷器的特征,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瓷器,标志着中国瓷器发轫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阎铁成介绍道。

出土于人民公园的青釉瓷尊通体施稀薄的淡黄釉,并留有釉滴。瓷尊质地细腻坚硬,吸水性弱,叩之有清脆的金石声。据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主任张建民介绍,郑州出土了2件青釉瓷尊,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一件藏于郑州市博物馆,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瓷器之一。青釉瓷尊的出土,将我国烧制瓷器的历史提前了1000年,足见郑州瓷器制造源远流长,这是郑州先民的又一伟大贡献。

最早的瓷器——原始瓷尊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周杰伦的一曲《青花瓷》唱红了大江南北,也唤起了国人对青花瓷的记忆。

众所周知,青花瓷始于唐代,元明清时期发展至顶峰。事实上,2008年在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西4公里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青花塔形罐,细腻的白瓷身上绘着淡雅的青花图案,神秘昭示着青花瓷最早发源于郑州。

出土的两件青花罐形状相同,分别由盖、罐、底座三部分组成。白瓷胎制的罐身上零星点缀着卷草纹、牡丹和“曲棍球”图案,均为一笔点画,笔触流畅。其中尤以“曲棍球”最为惟妙惟肖,图案中的人物叉腿而立,右腿微曲,左手扬起弯形球杆,一小圆球正位于球杆的下方,好像在打着唐代最流行的“步打球”似的。

“此文物很可能是唐代王室贵族的陪葬品,至于生前此罐有何用,如今空空如也的罐身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了。”张建民饶有兴趣地说道,“不过,如此完整的青花瓷首现于郑州,填补了中原地区乃至全国长期以来未发现完整唐青花的缺憾。”目前此国宝级文物收藏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不用于公开展出。

出土于郑州的唐青花,开启了瓷器点墨着色的一页,郑州先民用青色的牡丹,画出了中国陶瓷的千年璀璨。

国之大器——唐青花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传统瓷器的助剂釉中含有铅等有害物质。为了能制造绿色环保的瓷器,当代郑州人也不断在瓷器制造上开拓创新,郑州大学的阎立夫教授经过10年的研究,上万次的实验,终于在1320°C的高温下,研究出一种造型美、釉色美、纹路美的新瓷种,被陶瓷界命名为我国“第六大名瓷”——郑商瓷。

“郑商瓷”,借商代“青商瓷”的谐音,取“郑州”、“商都”、“瓷之精粹”首字为名。郑商瓷瓷土全部取自郑州辖区,创造性地选择以绿色为主基调(传统钧瓷釉色以“红为贵、紫为最”),与金色纹路形成完美搭配,既彰显高贵典雅、明丽祥和的气质,又突出环保、和谐的时代理念。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吉祥平安的美好祝愿。《人民日报》曾报道说,这是“陶瓷烧造史上的里程碑”。郑商瓷的问世,既是对郑州古老瓷器制造文化的继承,又是在新时代技术基础上的创新,完美诠释了“郑州制造”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从最早的青釉瓷尊到最早的青花,“郑州制造”翻开了瓷器制造点色着墨的一页,从传统钧瓷到郑商瓷,“郑州制造”谱写了瓷器制造绚丽多彩的篇章。从问世到发展成熟,再到创新,古老的制瓷技术在郑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如今,创新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入城市骨髓,成为历史传承的名片,并将随着时间凿刻得更加深沉。

考古发现中国在千年前已生产青白瓷


安徽繁昌近日发掘的一座保存完整的古代瓷窑,经专家考证认定为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之一。这一发现使我国青白瓷烧造技艺的产生年代由宋代推至千年前的五代时期。

这次发掘由安徽文物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和繁昌县联合进行。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北宋龙窑窑址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批瓷器标本及窑具,其中有数百件较完整或可复原的青白瓷器物。

我国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瓷器依瓷料中含铁量不同而分为青瓷、白瓷、青白瓷等类别,北方多产白瓷,南方多产青瓷,中部地区则产青白瓷。瓷器既可作器皿盛放物品,也可仅作装饰之用,它以漂亮的外观和实用的价值受到各国人们的喜爱,许多收藏家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自豪。

繁昌瓷窑地处我国中部,出土的瓷器标本釉色以青白为主,有的较白,有的偏青,是典型的青白瓷。专家称,窑旁堆积下层出土的瓷器标本具有五代特征,其同类器物曾出土于南唐二陵,表明繁昌窑在五代已烧造青白瓷。

这些瓷器器型有执壶、罐、炉、粉盒、碗等,其中瓜棱壶、葵口碗等造型精美,釉水滋润。还出土有大量匣钵、垫饼等窑具。匣钵分为漏斗状和筒状两种,以漏斗状为主。从窑旁的大量废弃堆积观察,其中绝大部分为匣钵碎片,瓷片很少,表明该窑成品率较高。

据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南方有宣州窑,五代时为南唐国的官窑,繁昌古属宣州,系南唐国所辖。此次发掘证明繁昌窑曾为南唐宫廷生产贡瓷,其中一些产品可能曾销往海外。

解码古蜀人:4600年前核桃陪葬 陶瓷果盘奢侈品


古城村的秘密

村民无意提醒,发现古城遗址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大邑县原三岔镇赵庵村古城埂,已经发掘的区域能够看到多个墓穴、灰坑、水井等区域。除了这片区域,遗址其余部分仍然隐藏于大片农田之下。

回忆起高山古城遗址的发现经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陈剑记忆犹新。

那是在2003年初的一天,陈剑和一行专家正在大邑盐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一位邱姓村民不经意提起了一件事:在他一个亲戚的家乡也有两条“土埂子”,与盐店古城相似,地点就在大邑县的高山乡。

听了这个消息,陈剑惊了一下。他立即打开地图查询这个地点,果不其然,地图显示这里有一个“古城村”,村里更有一处地名叫“古城埂”。

陈剑大喜,“但凡地名含有古城、埂子、墩子等字样,常常能够发现先秦时期遗存甚至是史前古城遗址。”

他们立即赶至高山乡古城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条基本垂直相交的土埂,宽度约20—30米,高出地表1.5—4米。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东城墙与南城墙的转角部位。

其后,高山古城遗址被确认,深藏于地下的古蜀文明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11年后的惊喜

发现史前墓地,成都平原最早

虽然高山古城遗址在2003年被发现,但由于人手短缺,发掘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对于古城的关注与调查,却从未中断。2014年底,一个惊喜的时刻终于到来。

在位于古城遗址发掘地点东边靠小路的地方,成都考古队队员们发现了第一具人骨。专家们颇为兴奋:这里有可能是一片墓地!配合钻探调查,事实果然如此。

陈剑一行立刻将这一重大发现上报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请求进行更大规模的发掘。

不过,对于考古出土的人骨,不知情的当地老百姓却一度以为“这是国军的遗骸”。原来,在解放前夕,这里曾发生了一次有名的高山阻击战。

这些遗骸,比村民们猜想的早了4500多年。

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确认: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其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分布密集、人骨遗骸保存完好等特点,让这处遗址显得弥足珍贵。

长啥样?

身高165-175cm,与现代人差不多

在发掘中,共有89座墓葬,一座人祭坑。由于墓葬均是一人一土坑,并未有多人同坑的现象,因此专家们排除了殉葬这种推测,而是认为这里是墓地。

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原海兵介绍,遗骸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 人 ,成 年 人 骨 身 高 在165-175cm之间,与现代成都人的身高差别并不大。

对于古蜀人的人种,人们一直以来有猜测: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据考古专家陈剑介绍,早年他们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营盘山遗址曾发掘先民遗骸,并进行过鉴定,确认为蒙古人种。

那么,高山古城遗址的先民是否也是蒙古人种呢?陈剑和体质人类学专家原海兵均表示,人种的确定必须通过相关测试研究才能得出结论,“目前暂时不作结论。”

陈剑介绍,人骨骨架保存完好,专家们将展开体质人类学测量研究,通过体质特征分析、DNA测试分析,为进一步了解古蜀人的来源、迁徙状况提供依据。

吃什么?

水稻为主食,驯养有猪狗

古蜀先民们吃什么呢?在生活区域的发掘中,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其中有一处堆满陶器的灰坑,被考古队员们称为“宴飨坑”,即先民举行聚餐仪式的场所。

这里出土了几种动物的骸骨:猪的头骨、狗的肋骨还有鱼鳃骨。“这能够说明,当时先民已经将这几种动物驯化,并作为食物。”

植物考古的专家也有所发现。专家闫雪说,他们通过浮选等考古手法对土样进行了分析。发现里面有水稻、黍、粟、薏米、苍耳等植物的种子。由于年代太久远,种子大都炭化了。

“根据我们鉴定经验,出土的水稻能够占到90%的比例,说明水稻是当时人们的主食。”闫雪说,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高山古城遗址的文明受到长江中游的影响较大。

怎么穿?

发掘出陶制纺轮,先民已会纺织

此外,专家们还在部分遗骸中发现了“拔齿”现象。这部分遗骸的上颚两颗侧门齿均被拔除,并且这种现象均只出现在成年人骸骨中,儿童并未发现。

巧合的是,在距今5000年前的大汶口遗址遗骸中,也曾发现了“拔除上颚侧门齿”的现象。当时人们分析,这种现象可能是出于审美,或是成年的生理标志。

人们注意到,部分遗骸有明显的骨骼错位现象。“有的是两膝紧靠,有的是骨盆错位……”考古专家刘祥宇介绍,这些骨骼形态可以表明先民在死后曾被捆缚。

或许因为年代太久远,捆缚工具并未留下痕迹。但是人们在灰坑内发掘出多个陶制纺轮,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用什么?

果盘“奢侈品”,碎了修修补补

在高山古城遗址的生活区内,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

这里的陶器文化相当发达。陶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仅泥质陶就有灰陶、红陶等7种。

这些陶器做的生活用具各式各样,罐、壶、樽、盆、钵等各式各样。且陶器大量装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刻划纹,纹饰十分精美。

其中,一个打磨光滑的圆盘状陶器看上去十分精美。据了解,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盛放食物,“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果盘”。这件陶器陶胎、陶衣都相当讲究,应该不是普通人家所用之物,算是“奢侈品”。

不过,圆盘已经破碎,只剩下一半。但是惊奇的是,破碎的一半竟有两个小孔。“小孔是人工打穿的,我们推测另外一半也有两个小孔。当时圆盘破碎成两半后,先民将四个孔用绳索穿起来,算是修补的一种方式。”刘祥宇介绍,修修补补仍然继续使用这件陶器,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对它的珍视。

怎么玩?

3颗核桃随葬,或为最古老文玩

4600 年前,古蜀人也爱“盘核桃”

在墓葬区域,专家们只出土了少量随葬品。除了一只有镂空雕饰的象牙手镯,其余3枚均是核桃。核桃的出现令人匪夷所思,会不会是偶然因素掉入墓坑里的呢?

负责现场考古工作的专家刘祥宇否认了“偶然性”的猜测。据他介绍,3枚核桃出土于3个不同的墓坑,在墓坑的位置分别位于人骨的左手边、右脚边。“均位于特定位置,说明核桃是特地放置的随葬品。”刘祥宇说,这种随葬习俗此前几乎没有被发现过。

核桃究竟作何使用?食物?玩具?藏品?……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考古队员们也十分疑惑。不过,既然有珍贵的象牙作为随葬品,那么核桃在先民心中的地位应该不低。

记者带着核桃图片,请教了四川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赵德均先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启示。看到核桃的图片,他十分震惊——“核桃轮廓有磨损的痕迹!”

赵先生向记者一一介绍其依据:核桃外表已呈棕红色,而凹进的部分却是黑色;此外,核桃凸起的纹理有明显摩擦过的痕迹,部分已经磨得较为光滑……“核桃表面有一层包浆皮克,这应该不是食品,而是一件盘玩的耍件。”赵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或将改写历史。

部分资料记载,中国玩核桃历史起于汉朝,流行于唐朝,在清朝达到鼎盛时期。

不过,据赵先生的实际收藏经验来看,文玩核桃多见于清代,明代的都十分稀少。“这座遗址中核桃的发现,一下子将中国人玩核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这太令人震惊了!”

考古专家表示,他们将对核桃的确切用途和意义进行进一步研究。

成都平原最早古城:高山古城遗址

约在上世纪90年代,考古队员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距今约3700年至4600年的8座古城遗址,它们比三星堆文化早了近千年,人们把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

在宝墩文化8座古城中,位于大邑县的高山古城遗址历史最为悠久,距今有4600年的历史。

虽然此前什邡桂园桥已发现距今5000年的史前遗存,但该遗存是以聚落出现,没有形成“城”的概念。

而高山古城遗址修筑有四面城墙,表明当时已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让人们统一协作。但是是否有阶级存在,目前仍需考证。

通过比较历史发现,与高山古城遗址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正处于国家出现的前期阶段。(张元玲 摄影 张磊)

580年前的景德镇御窑瓷器碎片“复原”陶瓷传奇


580年前,它们是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残次品,才出窑炉即被打碎深埋;今天,它们是古器物专家眼中的珍宝,讲述着皇家传世精品的过往。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的眼里,这个每天接待上千名参观者的明代御窑瓷器展是一个“迟到的展览”,为世人了解中国瓷器制造历史高峰期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虽说中国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御窑瓷器被保存下来,但这些传世品还是无法反映当时御窑厂生产的真实情况。如果能将拼对、修复的上千件整器与传世品进行比对研究,将更有助于人们一窥明代御器厂烧造瓷器品种的全貌、探究明代宫廷用瓷生产的管理体系。”他说。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现场,人们看到160件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修复残品与137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皇家传世瓷器同台亮相,一目了然就可看出当年御窑瓷器挑选的标准。那些被打掉的次品,或者变了形,或者釉色、彩色发黑。据说出土的成化御窑瓷器中还有个别图案画错了,比如一条龙的一足画了6个爪。

已经第二次参观展览的吴先生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他说:“这个对比展很有价值,不仅帮我提高了鉴赏瓷器的眼力,而且更直观地展现了一些瓷器研究的关键问题,比如说,让我清楚知道了什么样的釉色、彩色才算纯正。这个展览以新颖的形式为人们呈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

1984年从学院工程系毕业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吕成龙认为,景德镇出土瓷器残片之所以很受业内关注,是因为它回答了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代御器厂最早设立时间的疑问、解决了明代御窑瓷器款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量传世明代御窑瓷器形成相互印证,弥补了传世明代御窑瓷器中的欠缺。

因为瓷器易碎,再加上战争、改朝换代,自然灾害和日常使用损耗等原因,很多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吕成龙指出,如果不对御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古人还烧造这些瓷器。这批残次品的发现对人们了解御窑厂的烧造品种、生产格局和产量至关重要。

以一个永乐甜白釉大花瓶为例,他说,如果不发掘出土这件大花瓶,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永乐时期的御窑厂还烧造如此高大的器皿。

此次展览中有10多种器物呈现了明初伊斯兰文化东渐对中原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3件永乐年间的八方烛台就是模仿伊斯兰风格的黄铜嵌金、银制品烧造而成,另两件用于装水的青花如意耳扁壶,也是永乐时期对同样造型的伊斯兰嵌金、银壶造型的模仿。

“从瓷器的仿烧情况来看,造型最难模仿,这些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产生的新器形。”吕成龙说。

古陶瓷学者们认为中国陶瓷烧造能在明初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郑和曾七次下西洋,需要用瓷器作礼品赠送给所到国家的国王,另外也因为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皇帝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来自黑龙江的袁晓梅看到对比展后,为古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她说:“其实这些带有裂痕的瓷器,在我看来工艺也挺精湛,但是古人却把它毁掉了,没想到古人对工艺的要求这么严苛。这可能就是中国瓷器工艺精湛、影响力大的原因之一吧。”

展览期间,荷兰代尔夫特博物馆馆长帕德里克·冯·米尔一行曾登门拜访过吕成龙,谈到他们计划在荷兰瓷都代尔夫特举办一个类似的展览,希望得到故宫博物院支持。

1587年以来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在中国设立贸易机构,驾驶大型帆船利用季风来中国采购瓷器。荷兰代尔夫特的瓷器烧造也是从模仿中国瓷器开始,并且代尔夫特瓷厂也曾为荷兰皇家烧造瓷器。

吕成龙认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陶瓷是最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烧造连续性好、从未间断过。在故宫博物院25大类藏品中,陶瓷器约36万件,所占比例最大。另外,陶瓷器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是完整器还是破片,即使在地下埋上几百年、上千年,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仍崭新如初。所以陶瓷器特别受到文物藏家和文物研究者的钟爱。

“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影响广泛、产量大。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吕成龙说。

记者了解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数量达数十吨之多,涉及明代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经抢救发掘,目前已黏合复原出1400多件。同时期的传世藏品主要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部分暂存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收藏。

景德镇老艺术家48年前陶瓷杰作献展


日前,伴随着一场瑞雪,在景德镇市政府办公室仓库里“雪藏”了48年的一组四条屏陶瓷杰作终于再度浮出水面,在馆与观众见面。

徐焕文老人是当年参与创作的7位陶瓷艺术家之一。据他回忆,这组取名为《瓷都新貌》的陶瓷粉彩四条屏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作品,由景德镇艺术瓷厂组织著名陶瓷艺术家毕渊明、陈耀星、邹国钧、邓必浩、徐焕文、施林淦、汪少平等集体创作并赠送给市人民政府的,堪称上世纪艺术的巅峰之作。为了创作这组作品,艺术家经过半年多的深入生活,写生作画,收集素材,三易画稿,终于告成。作品分别取名为“东郊新貌”、“莲塘清晓”、“珠山挺秀”、“昌江瓷艇”,艺术再现和描绘了景德镇风景名胜和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欣欣向荣的崭新风貌。画面中的昌江风帆、水路运瓷、烟囱林立、瓷厂窑炉等景观,在今天的景德镇已很难见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生花妙笔,真实记录了瓷都50年前的历史面貌,对研究文化和风光人情、都有极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

如今,除徐焕文老人外,其他艺术家均已作古。这组作品曾一直为市政府办公室保管、保护和收藏。由于办公室自身条件所限,这一组陶瓷艺术精品长期静卧于“深闺”之中,既不便展示,又不安全。为了让更多的人观摩到这组作品,也为了它有个安全归宿,景德镇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倡议,将这组作品捐赠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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