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
1994年，德国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在Kronberg的贵族宫殿开设了
赫斯特瓷器博物馆（H·chster Porzellan-Museum），并作为该馆的一个分馆，展示了赫斯特瓷器工厂从1746年成立至今琳琅满目的作品，以及赫斯特瓷器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展品包括近1800件赫斯特釉陶和瓷器，其中有出类拔萃的人物雕塑，有出自赫斯特著名画家之手的精细的紫色衣袍、风景、花卉和鸟虫作品，还有在宴会甜点长餐桌上装饰摆放的整套瓷器和精美绝伦的餐具。
这些作品引领了18世纪欧洲日常生活之风骚。
最重要的一位大师是赫斯特瓷器的式样设计师约翰·彼得·梅尔基奥尔。在他创作的高峰时期，即1765至1779年间，他设计了超过300件人物雕塑形象和餐具，同时展现了从洛可可风格到经典主义的转变。他的早期作品显示了洛可可和18世纪中国风格的珠联璧合。
人物瓷器雕塑作品《中国皇帝》
在1765至1766年，梅尔基奥尔完成了他最奢华的一组人物瓷器雕塑作品，即中国皇帝。在这组人物中，皇帝形象高大威严，突出的构图和人物情感的丰富表达，使得此件作品成为传世杰作。中国皇帝高贵地端坐在龙椅上，龙袍具有异域风情。其色调丰富的袍子以及轻盈的碎小网格状的华盖上有用贝壳和石子做成的洛可可式的装饰品。在宝座的台阶上围坐3位朝臣，他们分别代表了科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毕恭毕敬，诚恐诚惶。
瓷器雕像中的书籍、画卷、调色板、凿子和皇帝脚下的儿童头颅模型，无不展示了皇帝是艺术的赞助者。中国皇帝的雕塑形象是当时中国风格的盛大的宴会台桌装制品的中心。节日盛宴的甜点餐桌上摆放精美瓷器作为饰品，在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寻常可见。在西方雕塑中，中国皇帝站在台子上，陪伴他的是妃子、宫女，四周有打起遮阳伞的仆从人员以及唱歌、跳舞和杂耍的宫廷人物，这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皇帝的生活。
赫斯特瓷器中的中国式绘画
赫斯特的中国风格题材在装饰瓷器中也是很受欢迎的。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出现了“中国风”的巨大潮流，到18世纪则达到高潮。由于中国出口的瓷器特别畅销，价值连城，荷兰和德国的釉陶和瓷器手工作坊都以来自亚洲的瓷器为样本，尝试尽可能地进行精确的仿制。
从1720年起，欧洲艺术的“中国风”装饰有了发展，艺术家们利用东方的主题、纹饰和样式，并结合欧洲传统的洛可可式风格纹饰，以适应欧洲艺术的偏好。工匠们完全是有意识地与中国装饰品的原有风格进行竞争。
从同时代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出版的铜版画和旅行报道中的部分铜版画中，赫斯特的艺术家获得了灵感和启发。他们也借鉴麦森瓷器工厂的题材，当时麦森瓷器作坊的约翰·格利高里·核罗德 在1725至1726年间勾勒了超过1000个“中国式”的草图，这些草图后来被收入到“舒尔茨图样集”（Schulz Codex，因为这些瓷器在19世纪为商人Georg Wilhelm Schulz收藏而得名），而其中的部分设计图作为铜版画出版，也是瓷器画家为瓷器装饰的图样。赫斯特瓷器博物馆展出的一套带杯托的杯子，展示了这些中国式的草图的使用。
对于瓷器绘画家来讲，在绘画装饰上不是只把这些不同人物进行精确的复制， 而是要把艺术家自由想象的那种异域风情的氛围表现出来。他们模仿这些东方的题材，但是并不理解其象征意义，也不追寻其真正的含义。甚至他们时常不能完全搞清楚“中国式”和“日本式”的区别。
根据传教士、商人和东印度公司学者如画般的游记描述，中国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充满智慧的地方，人世间的乌托邦。提到中国，人们便会联想到富裕、财富、美丽诸如此类的词汇，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由皇帝管理的国度，这里的政府可以保证人们在和谐享乐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严格的宫廷礼仪和风俗也随之不复存在。中国式的这种想象迷住了欧洲宫廷。法国画家如弗朗索瓦·布歇、让安东尼·华托和皮兰蒙，德国的雕刻师如维格尔、沃尔夫和尼尔森，都勾勒了中国风格草图。他们不是对自然界的再现，而是虚拟出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无忧无虑的世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身穿华服，喜欢狩猎，如18世纪上层戏剧节上展示的场景。画家有时候还经常混淆亚洲（远东）的和东方（中东）的这些主题。他们陶醉于异域的魅力，将这种装饰的表现方式和自己的想象结合。因此安德利阿斯·飞利浦·埃特纳所描绘的中国人物总是置身自然风景之中，身穿华丽的异域风情袍子，这些都结合洛可可式的装饰品被画在赫斯特的茶具中，我们可以在赫斯特的瓷器博物馆中看到它们。
中国的文化元素对于赫斯特餐具的样式发展有一定影响，例如球形的茶壶、罐子和葫芦瓶都是以中国的瓷器形制为范例的。中国的茶杯成了赫斯特的无柄茶杯模仿的对象，这些瓷器大量从赫斯特出口到中东地区，人们特别喜欢这些具有异国情调装饰的茶具。
印度花鸟
自从赫斯特瓷器厂成立以来，亚洲风格的花卉已经用于瓷器绘画装饰，这些题材被称为“异域样式”“印度风格”“中国风格”或“日本风格”花卉。特别是印度式的花卉装饰在早期赫斯特的釉陶和瓷器中很常见。他们的设计可能是回到了麦森著名的陶器画家亚当·佛里德离席·冯·莱文芬克的风格。许多赫斯特的茶具、酒器和花瓶绘有印度式的花卉纹样，这些来自野外的零星的花朵，诸如菊花、牡丹或者是盛开的牡丹花束。其中最流行的是菊花、牡丹、樱花、石榴、山桃枝、竹、荷花。它们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和远东的意境表达，赫斯特的画家将其作为纯粹的装饰元素，不管其植物的形式。有时，他们是用钴蓝色的蜡菊装饰将其进行风格化、程式化或平面化的再现。最流行的是花瓣丰富或简单的牡丹，因为它们和当地的芍药和大丽花非常相似。它们往往被与花茎、花藤和长穗画在一起。
赫斯特瓷厂鸳鸯粉彩瓷盘 鸳鸯粉彩瓷盘
赫斯特瓷厂也直接复制中国的绘画样式，这可以从两个粉彩装饰的瓷盘上看出来。这个在1750年模仿制作的中国瓷盘用了非常精细的玫瑰色、红色、绿色、蓝色和绿松石色绘成，表现的是荷花、水草和鸳鸯。另外一个约在1755年于赫斯特制作的盘子由画家按照中国式的构图精确完成，通过强烈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更增强了其绘画的色彩。
赫斯特瓷厂粉彩花鸟盘
直到18世纪70年代，赫斯特依然很流行印度飞禽的绘画。在中国山水画中，表现自然界中不同姿态的各种鸟类有悠久的传统。受到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启发，法国的铜版雕刻家皮兰蒙在1760年完成了一件题为“中国风格鸟类”的作品，此作品展现了无数有着闪光、多彩羽毛的想象中的奇异鸟，它们栖息在粗糙的树枝和灌木上。这激发了法国艺术家路易斯·维克多·格尔温罗塔尔斯的灵感。他曾从1771年至1773年在赫斯特瓷器厂工作，是赫斯特博物馆所陈列的东方情调最突出的鸟画的代表画家。这些中国式样和中国文化的持续影响在赫斯特瓷器博物馆的展品中都有体现。
扩展阅读
欧洲追过哪些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微博)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瓷器的魔力：欧洲君主为什么痴迷中国瓷器？
网络配图
直到16世纪，欧洲葡萄牙和荷兰才开辟商道，正式与远东通商，引得大批东方制品流入，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些制品中，瓷器独由中国出产。当时，只要描述好样式，下了订单，就能期待中国优质的瓷器进入西方。
一碟清式瓷盘，中部绘制着耶稣受洗礼的场景，背景是郁郁葱葱的木兰树，边缘上绘制着几个跳舞的天使。一只镶着金边的瓷壶，表面勾勒出乔治·华盛顿的面孔，栩栩如生，这把壶制造于18世纪到20世纪间。直到今天，西方人仍在惊叹瓷器的精美和技艺的繁复。
烧制
倘若欧洲人能在本土制成瓷器，价格将更为便宜，购买也更为容易，同时也会减少装运时的破损和差错。但在长达500多年时间，欧洲人对瓷器的制造束手无策。
马克·波罗对制作工艺的显然无法找到要领，“瓷器由沙土或黏土制成，土从地下挖出，堆成土丘，露天放置30到40天，接受风吹、雨淋及日光照射，由此，土得到提纯，加工制成的瓷器也呈现更明亮的色泽。”
1550年，又有人认为，“瓷器由地下某种液体加工制成，这种液体为东方独有”，1557年有人提出了更加似是而非的假设，“将蛋壳或鱼鳞研磨至粉状，与清水搅拌，放入模具中，埋入地底。一百年后，再将其取出，成形后的制品便是瓷器。”
这些说法均不准确。瓷器最核心的成分其实是高岭土和瓷石。直到18世纪初，传教士昂特雷科莱以信件方式描述了中国瓷器的制作工艺，中国的瓷器之谜才开始在欧洲揭开面纱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
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青花瓷碗上的中国风景
十七、十八世纪，大批制作精美的瓷器在欧洲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这些融合中西方艺术特色的外销瓷，不但体现了当时瓷器烧制的精良工艺，更反映出商业贸易的繁荣。外销瓷，顾名思义是在国内窑口生产的销往海外的陶瓷品种。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此后，外销瓷在宋、元、明等朝代都出现过高峰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以荷兰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运到该国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
近日，“清代康雍时期外销青花瓷精品展”在闵行博物馆揭幕，让人们感悟中国外销瓷的美好时光。本次展出的是中国外销瓷的一个黄金期——清代康雍时期的作品，共计105件。其中，既有依据中国传统纹饰、器形创作的作品，也有为适应全球各地市场需求而吸取了外来文化因子的作品，甚至，有的外销瓷完全按照国外提供的设计图稿依葫芦画瓢。因此，部分器形、纹样在内销瓷器中极为少见或根本无法看到。
旭日高升、双燕齐飞、垂柳扶风、杏花绽放，春光明媚中，牧童骑坐牛背，一顶草帽俏皮地随风飘起，直上云天——“童子春牧图”是中国传统瓷器纹样的代表，寓意青云得路、科场及第。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不少外销瓷上绘有此图，洋溢着浓郁中国氛围的画面，被置于纯西式的奶杯上，倒也颇有一番风味。
一件高66厘米的大盖罐是中西艺术合璧的代表作品。罐子造型修长，左边绘有高耸入云的教堂纹样，令人联想起著名的哥特式大教堂。有趣的是，在盖罐的另一半，相对称的却是花团锦簇的菊花、玉兰和牡丹纹样，传递着中华民族长寿和富贵的吉瑞口彩。
当然，也有无论是造型和纹饰都充满异国风情的作品。如两件花浇，直口、高颈、溜肩、弧圆腹、弯曲柄、平足，造型显然来源于西方的铜器，而瓷器上的植物纹，一眼看上去便知出自西方油画。一种双口调味瓶则是特别为荷兰市场烧制的，仿自欧洲的玻璃器皿，是一件放置在餐桌上盛油及醋的器皿。
一件绘有青花白蛇传人物故事折沿盆颇具看点。折沿盆的造型起源于曾在埃及等地流行的净手盆，而盆的内底纹饰却是完全中国式的。图中，法海和尚手握拂尘挡住了许仙的去路；玉树临风的许仙手持折扇、前行欲止；而白娘子则身背宝剑、长袖随风、欲诉无言。或许，外国消费者不会知道白娘子和许仙是何许人，或者单凭画面，他们无法揣摩其中的故事情节，但光是画中的人物场景就足以让他们对东方情调浮想联翩了。
这不禁让人们想起英国学者霍诺尔的话：“在我的孩提时代，就对中国具有清晰的想象。我们每天吃饭的青花瓷碗提供了中国风景的最初一幕。
中国瓷器的远洋贸易（17-18世纪）
越南头顿沉船出水的中国青花壶瓶
荷属东印度公司定制三博士釉上彩瓷图盘及其水彩设计稿
荷属东印度公司定制的粉彩纹章瓷
里斯本桑托斯宫镶嵌的克拉克瓷
17世纪始，欧洲各国纷纷在东方建立商贸公司，以荷兰和英国先后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最有代表性。这些商贸公司具有亦官亦民的性质，往往以列强在中国代表的身份出现，相对集中地开展远洋商贸活动。在这种经济格局中，中国开始大批量接受西方订货。以此为契机，中国陶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流入西方市场，涌现了大批各具特色的外销瓷品种。
远帆竞至：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
1602年，荷兰人为保护其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利益、支持本国与西班牙争夺东方领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创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后更名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横跨远东、印度洋、太平洋直至欧洲的强大商业王国，垄断了几乎整个17世纪印度洋上的贸易活动。17世纪末开始，随着荷兰海上霸权的衰落，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也逐渐日薄西山。1799年，荷兰在印度洋贸易的统治时代最终落幕。继之而起称雄全球远洋贸易的，是后来居上的英属东印度公司。1715年，英国商馆在广州正式设立，英属东印度公司亦专门成立了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负责英中贸易与外交事宜。此后100余年，英国以广州为口岸，同大清帝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陶瓷、丝绸及茶叶贸易，逐渐成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
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17世纪经由荷属东印度公司贩运到欧洲的中国陶瓷累计共达1600万件；而仅仅在1780年，英国就向中国订购瓷器80万件。17-18世纪全球贸易下中国瓷器洪水般地输往欧洲，这一史实不仅记录在冰冷档案数字中，更通过陶瓷贸易线上的沉船遗迹，无声却生动地诉说着当年远帆竟至的盛况。
迄今为止打捞出水的明末清初远洋沉船，有来自中国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碗礁二号”，也有东南亚海域的历史钩沉，如发现于越南海域的头顿沉船、新加坡海峡的“海尔德马尔森”号和爪哇海的“泰兴号”，更不乏非洲海岸线和大西洋海域的商船遗迹，如南非海岸沉没的“圣康卡罗号”和大荷兰港口失事的“哥德堡号”。这些出水瓷器和沉船遗迹如珍珠点点，串联起明清之际中国与东南亚、欧罗巴地区间漫长而繁荣的陶瓷贸易通路。
这一时期的远洋贸易以瓷器为重要船货，广州是重要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随着 “一口通商”时代的到来，粤海关更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中心。
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的崛起
街市上往来着东西方各国商旅，珠江水面上大小货船穿梭不息；瓷器、茶叶与丝绸源源不断地从商行仓库打包装货，运往在黄埔港上等候的远洋商船；珠江江畔幢幢排列整齐的建筑，是中外客商们交易、夜宿、集货之地；气派非凡的商馆广场上，大清帝国“钦命粤海关”的旗帜周围飘扬着大英帝国、丹麦、法兰西、瑞典、荷兰的国旗：这就是清代的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的盛景。
清政府在结束了海禁政策之后，出于既要对外通商又要约束外商贸易的考虑，于广州指定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的“牙商”开设行店，进行垄断贸易，“十三行”自此登上历史舞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进行，其“一口通商”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自此，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对外贸易的中心。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制度，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开辟出一片通商贸易的广阔天地，成为清代前期的贸易“特区”；不仅促进了瓷器等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也将中西陶瓷贸易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作为在华洋人的集中聚居地，商业交流和文化碰撞统使十三行街区成为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商行工匠通过欧洲绘画、磨花玻璃、珐琅彩等艺术品和工艺品，汲取了广阔的创作灵感，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结合，形成了众多中西合璧的地域性工艺门类；著名的“广彩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广彩之外，17-18世纪间“中西融汇”的外销瓷产品，展示出丰富的文化面貌。
中西合璧：外销瓷器的发展与繁荣
清代一口通商之后，大量欧洲人到中国定购瓷器，他们一方面欣赏中国陶瓷传统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也按照本国的文化风俗和审美好尚对外销产品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带来木样、纸样以及陶器样品作为外销瓷生产的参照样本。这些西方器用所反映的域外风尚，改变了中国外销陶瓷的产品结构、釉彩调色和形纹装饰，不仅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风格，也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独特介质。
西方风格瓷器的批量定烧，使中国外销贸易瓷从17世纪开始进入一个“融汇中西”的新阶段。这些远洋贸易瓷既涵括了丰富的中国元素，激发出西方世界对神秘东方的无尽想象，又体现出欧洲社会的审美意趣和社会好尚，是典型的中西文化合璧之作，堪称一柄折射东西文化的双面镜。瓷器装饰主题在中国传统的花鸟、瑞兽及人物图案外，还常见徽章、外国文字、罗盘、园林水法及西洋风景画；瓷器造形也引入了西方生活中习见的花浇、水罐和杯壶。
在广阔海外市场的催育下，一批中西荟萃、风格独特的外销瓷器品种应运而生，广彩瓷、克拉克瓷和纹章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广彩瓷借助广州“帝国商行”的地利之便，充分迎合西方华丽明艳的审美传统，以“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的艺术风格在外销瓷中独树一帜，有“白色的黄金”之誉；盛销欧亚的克拉克青花瓷则呈现出层次丰富而又主次分明的装饰风格，在钴蓝彩绘的妙笔下，绽放出蓝与白独具魅力的视觉艺术；而装饰着家族、军团、都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纹章瓷，则成为西方社会彰显身份和纪念荣耀的精美艺术品。(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国古代瓷器影响了欧洲并且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发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发明了瓷器，比欧洲早两千多年。17世纪，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出口欧洲，引起了欧洲各国的仿制热潮。
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不少人提起英国威基伍德瓷器时，不停地赞美，并以购买、使用之为时尚。但殊不知，英国瓷器的制作比中国晚了两千年，而且英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完全跟随着中国瓷器的脚步。
四百年之前,中国瓷器等艺术品影响了欧洲，带动了整个欧洲的瓷业生产。中国瓷器影响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传播到中东，然后，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把中国瓷器带到了欧洲，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受中国瓷器的启发，意大利发展了自己的锡釉陶器。随后，意大利的制陶技术影响到法国，法国影响到荷兰与英国。可见，英国受中国瓷器影响较晚。
17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约翰·德威特发明了炻器（介于瓷与陶之间的器物）。但许多资料介绍，中世纪末，德意志莱茵河畔曾烧制炻器，之后，德国与荷兰的陶工到达英国，把技术也带去了，影响了当地的炻器生产。炻器的烧造过程不同于一般的陶瓷：炉温在1200度，把食盐撒在器物上，食盐中的钠分子变成硅酸苏打，再与器物中的氧化铝化合，形成玻璃质的釉覆盖器物表面，多呈棕色、黄褐色或灰蓝色。之后英国发展了锡釉陶生产，这是受荷兰代尔夫特窑的影响，而代尔夫特窑的瓷器生产是模仿中国青花瓷，可见英国的锡釉陶生产源头又来自中国瓷器的影响。
不过，尽管英国各类陶瓷生产都受益于中国瓷器，但威基伍德、德威特等人力图摆脱中国的影响，研制自己的产品。德威特在1672年4月向国王查尔斯二世提出辞呈，辞呈上说：“英国的陶瓷器，无法与闻名世界的中国瓷器、帕提亚（波斯）陶器，以至一般称为科隆陶器的炻器相比……”此信看上去反映了这个艺术家的失望，其实委婉表达了他的雄心。事实上，他流露的失望，正是欧洲许多国家所担心的，因为中国瓷器等艺术品长时间出口欧洲，欧洲各国因银子大量流失，而十分恐慌，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在研究中国瓷器生产的秘密，德威特、威基伍德等人就是这样，最终经过刻苦努力，生产出自己的产品。那些最初的产品都带有中国青花瓷的特征，即白地蓝花的图案、中国风情的题材等。其中，比较知名的是一种柳叶图案，大量生产，当时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这类瓷盆，而且英国人还假想中国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这类背景下的，以致这类图案反复出现在瓷器的装饰中。
紫砂茶具的形与意：中国古文化和紫砂文化的碰撞
由于紫砂材质的独特，给紫砂壶增添了更为理想的使用美。宜兴茗壶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用紫砂壶泡茶，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不失原味，色、香、味皆蕴。陶瓷工艺工程师和食品工程工程师曾做过联合实验,用三个月的时间对宜兴紫砂茶具实用功能作研究，应用TC-PⅡG全自动型测色、色差计等检测手段，选用宜兴紫砂壶、宜兴朱砂壶、白瓷壶、玻璃杯四种茶具，冲泡绿茶、红茶、乌龙茶，来测定茶汤中的色、香、味，水浸出物，即茶汤、茶色、茶多酚、咖啡碱、还原糖、茶氨酸、茶乳酪等项目含量的测定。两种紫砂壶优于瓷壶、玻璃杯，对维生素C、微生物检测，以定量的方法确定，紫砂壶的实用功能最为理想。暑天泡茶，不易变味。所以有了科学的依据，再加上实实在在的功能美，使人无法对其忽视，真正的爱上了紫砂茶具。而且伴随着中国古文化和紫砂文化的碰撞，茶具的各种美也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了解紫砂茶具，专家沈教授特意从大家最熟悉的地方讲起，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紫砂茶具的形与意：沈教授说：“在谈这个问题之前，还是先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比较好，因为这关系到下面的论述是否准确。”《说文解字》：“形，象形也。从彡开声。”指形象、形体。《易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也取此意。在茶壶造型艺术里，我们可以理解为：造形及造形要素点、线、面、体，即所谓“形乃谓之器”，“成形曰器”。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规定的制作式样。例如，宫殿、服饰、瓷器等器用的式样。而“意”的内涵就比较复杂。《说文解字》：“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从造字的来源看是与“内心”有关系的，指内心的想法，意思。李煜《浪淘沙》词有句“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又引申为“意味”。不过这还是与审美上的概念差得很远。审美上我们把它引申为“意象”，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传统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形成是客观形象经主体意识的加工，糅入人的意志、情感、思想观念，带有理想化、审美化的形象。它也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审美形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然后使玄解之宰，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意象的获取乃是造型观念、审美心理最基本的部分。本文所说之“形”即指紫砂壶的点、线、面所形成的形体和式样，“象”的概念近之；“意”即指融客体与主体的审美境界，“境”的概念近之。
概念既明，进入正题。前文说过“中国传统美学注重形与意的关系。重写意而不否弃形似，肯定理性与直觉统一，但偏重于直觉。”其实，形与意的关系，远在庄子、《易传》和魏晋玄学家那里就多有论述，比如，“圣人立象以尽意”（《易传》）“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王弼）等等。唐代刘禹锡受前人启发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说。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工艺品制作杰出代表的紫砂壶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境生象外”。“境”或“意”指的是由紫砂壶的“形”“象”而引起的趋向无限的朦胧的想象和境界。司空图称之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并且引戴叔伦的话“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与极浦书》）来加以形容。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紫砂壶这民间工艺显得实在太苛刻，因而符合这样要求的作品确实不多。但正因如此，则更能显出创作者的高超技艺和艺术感悟力。个人认为顾景舟的“上新桥”精巧绝伦，就达到了形与意的完美结合。身筒上荡漾着波纹，桥形钮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江南的石桥，把圈上的飞扣设计成小舟更是点晴之笔！宁静的小河泛起圈圈涟漪，一叶扁舟唉乃着划向石桥，这简直就是一幅意境隽永的江南水乡图。波纹、桥钮、舟形飞扣巧妙而简练地组合起来并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引人无限遐想。可以看出顾大师的匠心独运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艺术境界的深刻领悟之上的，也难怪有人说他是中国最有文人情怀的紫砂工艺美术大师。他借助经过提炼、简化的形，写意地表现了水乡的神韵和意趣，这极像中国水墨山水画带给人的简淡玄远的艺术享受。皎然的《诗仪》中说：“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境”与“象”概念不同，“境”是“虚”，“象”是“实”；其二，虽有虚实之别，但融合在一起，很难分清。我想顾景舟的上新桥就达到了境象难明，形意不分的境界。
相类似的作品较成功的还有吕尧臣的“大漠风情”。有些朋友似乎对他的绞泥工艺不以为然，不过，客观地讲，首先这是创新，应该肯定；其次，沈教授倒觉得绞泥的那种烟云模糊、自然变化的状态其实很合乎中华审美特征，运用得好就能有较强的艺术品感染力。看看“大漠风情”，蒙古包造型的钮、通体的“黄沙”以及绞泥形成的自然而又极富流动感的线条和骆驼形的图案构成一种苍茫辽远的艺术境界。另外，汪寅仙的渔翁壶形简意远，整壶似渔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泰然自若地垂钓，再加上水草与小鸟的刻绘就无法不让人想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了。鱼化龙的造型也可以让人浮想联翩。中国上古就有鱼崇拜的部族，这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鱼形玉璋就可见一斑。《山海经》中也记录有不少神异的鱼。后来这鱼崇拜又和龙崇拜复合，鱼成了龙女化身或水神的使者，于是乎就产生了“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明白这些再看鱼化龙的造型就不足为怪了，龙邪？鱼邪？似龙非龙，似鱼非鱼，鱼化龙也。这种审美境界中的形与意又哪能分得清呢？
上文说“意”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审美形态。我们看到在现代西方审美倾向的影响下，有不少的当代紫砂艺人进行了用超越传统的“形”来表达“抽象”而非传统“意象”的探索，比如，葛军的轮回壶系列、吴光荣的摔壶系列、陆文霞的情结壶、吴鸣的“与先贤对话”等。虽然这样的紫砂壶大多已失去其实用性，变化为纯形式的探索，但他们在传统紫砂造型基础上的探索精神是非常值得钦佩的，而且他们的“先锋”成果也会影响到一般紫砂艺人的创作，带动紫砂壶造型在实用范围内的创新。所以我们应该为这样的创新而鼓掌，当然没有深厚功底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哗众取宠者不在此列。
中国瓷器成就欧洲200年经济发展
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并列为世界三大盛会的世博会，是世界各地展示文明精华的盛宴。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是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正在武汉博物馆展出的《欧洲瓷器历史展》上，一件特殊展品引起观众兴趣：这是一套印有19世纪英国装饰图案的壶碗组合，是专门为第一届世博会烧制的纪念瓷。它为今天的中国人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近日，记者在市博物馆展厅内看到了这组特殊的壶碗组合，瓷碗的形状和中国传统碗外形一致，而壶的外形却更接近西方奶壶的外形。瓷器上所绘制的图案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既有具中国特色的手工花鸟，也有西方古城堡的风景图案。
中国丝绸、旗袍、茶叶参展“水晶宫”
据史料记载，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世博会是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鼎盛时期，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殖民主义的扩张使英国自诩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强大而带来的巨大号召力使英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盛会。由艾尔伯特亲王领衔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指定著名的海德公园作为博览会场地，用招标形式建造的大型展馆壮丽辉煌，后人将此称为“水晶宫”。
首届世博会上约有1.8万名商人展出了他们带来的约10万件产品。这些展出品中包括了一块24吨重的煤块，一颗来自印度的大金刚钻，还有一头标本大象，而蒸汽机、农业机械、纺织机械则向参观者展示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类焕发出的无限想像力。组委会为5000多位参展商颁了奖，其中中国送展的丝绸、旗袍、茶叶等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
中国瓷器曾为欧洲创造巨大财富
外国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缘何英国人会烧制中国瓷器作为盛会的纪念品？
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研究员介绍，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瓷器曾在近代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影响到西方工业革命。
从17世纪开始，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迅速发展，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对于仍使用铁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令西方人惊叹。从18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风格创作的做法，由纯粹仿制中国瓷器，到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成就了欧洲近代约200年的经济发展，在为欧洲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形成了辉煌的欧洲瓷器艺术。而中国元素能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结出绚丽的智慧之花，堪称中西交融、创新的佳话。
纪念瓷壶碗彪炳其在西方所处重要地位
在首届世博会上，英国人将融合了西方元素的中国瓷烧制成纪念品，发放给了与会者，也彪炳了瓷器工业在当时西方所处的重要地位。
据了解，正在市博展出的200余件西方古瓷精品，均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珍品。帕拉克维茨的夫人孙建伟出生于上海，21年前赴加拿大留学定居，现为加籍学者，主要从事中西人文咨询和教育工作。
帕拉克维茨夫妇通过多年研究，了解到中国瓷器曾在西方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产生过重要影响。鉴于长期以来，很少有欧洲瓷器在中国展出，帕拉克维茨夫妇慷慨将多年收集珍藏的西方古瓷捐给中国，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瓷器、了解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
那些年欧洲追过的中国瓷
中国瓷器一出现在欧洲，就震惊了欧洲人，凶为它具有其他材料难以匹敌的精致耐用和洁白晶莹。l500年至1850年间，随着贸易新航路的出现，亚洲、欧洲和美洲问有了直接联系，中国瓷器成为了销售到欧洲的众多亚洲物品之一。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
中国瓷器虽然在贸易量上远不及香料、丝绸、茶叶等商品，但它在欧洲的出现对于欧洲经济、社会生活、消费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数百万件中国瓷器，包括成套的茶具、餐具、酒具以及装饰陈设用品等，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经过拍卖或私人经销，成为欧洲富庶家庭的必备物品。
这种贸易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中国瓷器的输入，到欧洲人根据喜好定制瓷器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贸易也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并开启了欧洲人自制、模仿中国风格瓷器的热潮。日前，笔者有幸参观了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瓷之韵一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其问展出了两馆所藏的100余件中国外销瓷和欧洲瓷器精品，中国风格和欧洲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呈现出了别具特色的瓷器风韵。
改装增加身价
在元代和明代早期，中国瓷器很少为欧洲人收藏，随着中国与欧洲直接贸易的开辟，商人们便开始在中东购买了一些具有中国明代中期风格的瓷器，并把它们带回了欧洲。起初人们认为瓷器非常神奇，拥有特殊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来试毒，也有一些人认为它是由牡蛎贝壳制成的。正如17世纪中叶，英国作家、医生和收藏家托马斯·布朗爵士写道：“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瓷质的盘碟，通常认为它们是用泥土制成的。”
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都被看成稀世珍宝，购买和收藏它们的都是国王、王子、公爵等。而与其他奇珍异宝一样，这些瓷器通常会加装金、银等贵重的金属配饰件，不仅表现了其价值，也提高了其地位，中国瓷器也因此经常获得新的功能。比如，通过加装一个或更多的金属饰件，碗可能被改造成杯子，罐可能被改造成啤酒杯，军持或花瓶可能被改造成执壶等等。这些经过改装的中国瓷器变得实用而富丽。
欧洲定制纹样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呈现出中国特色，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的需求增加，西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展现出了同时期欧洲的流行风尚。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开始根据欧洲顾客的要求或私人委托制作非中式形制和纹饰的瓷器。
版画、藏书票、银行券以及硬币、陶瓷器、玻璃器、银器等等，都被运到中国，成为瓷器作坊里陶工和画工仿制的样品。比如，版画和素描作为瓷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讽刺和纪念主题外，受欢迎的还包括宗教题材、神话和寓言故事、历史事件、求爱场面以及狩猎、丰收、海洋贸易等活动。
同时，定制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装饰着家族或企业盾徽的纹章瓷。在正式场合或私人用品，诸如餐饮、家具和丝织品等上加入纹章装饰，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表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的有效视觉手段。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大部分都是牧师、乡绅、高级官员、银行家或参与高利润亚洲贸易的商人等定制的。现存的纹章瓷图案数量惊人，仅英国就有至少6000种。
细审丰富多彩的欧洲定制瓷，有些对图案来源的模仿惟妙惟肖，而有一些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装饰效果，透露出中国与欧洲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
效法中国风情
中国风格的陶瓷传至欧洲后，其造型和纹饰也为欧洲人所效仿。从欧洲最早的瓷器生产开始，工厂主就是从中国瓷器中获取灵感盼，他们不断改变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供国王和贵族们使用。
欧洲人广泛模仿两种风格的中国彩绘瓷器，一种是以粉色为主的粉彩瓷器，另一种是以绿色为主的五彩瓷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和改进，总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欧洲入对中国传统纹样的一知半解，往往与日本和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比如一些瓷瓶是按照日本清酒瓶的造型制作的，但上面却装饰着中国的浮雕纹饰。此外，由于当时很少有欧洲旅行者到过中国，遥远的距离和完全的陌生感使得欧洲人对中国充满了各种虚幻的想像，而这种想像也具化为宝塔、渔夫、鸬鹚、梅花、牡丹、菊花、凤凰等等元素，成为欧洲瓷器上司空见惯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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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中国传统文化 “瓷器”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瓷器的发明是汉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当时比较有名的还有柴窑和建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高级瓷器拥有远高于一般瓷器的制作工艺难度，因此在古代皇室中也不乏精美瓷器的收藏。作为古代中国的特产奢侈品之一，瓷器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瓷器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被大量收藏家所收藏。中国古代瓷器有曾拍出天价的精品，但部分国宝级瓷器并不在中国国内。欧美人士在结婚时，便特别喜欢送赠高级瓷器茶具。
从目前的艺术品市场行情来看，价值的排列顺序(由高到低)为：元明清时期瓷器、宋朝瓷器、唐五代时期瓷器、六朝时期瓷器、原始青瓷、晚清民国瓷器。从艺术性来评估(即艺术价值)。主要包括造型、装饰、图案三个方面。造型上以陈设器价值最高，价值的排列顺序(由高到低)为：陈设器、文房用具、冥器、日用器。装饰上目前以彩装饰价值最高(如雍正时期珐琅彩)，价值的排列顺序(由高到低)为：彩装饰、釉装饰、胎装饰。图案上以人物图案价值最高，价值的排列顺序(由高到低)为：人物图案、动物图案、植物图案、山水图案、吉祥图案等。从研究价值来评估(即科学研究价值)。如有纪年款的瓷器、在纪年墓中出土的瓷器，这些瓷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不是评估价值的主体，因此在古代瓷器价值评估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