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瓷器鉴别方法。
南宋瓷器精品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设立的官窑史称“南宋官窑”。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与公众见面，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TAOcI52.COm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是我国首座以遗址保护为基础的陶瓷专题博物馆，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开放，二期扩建于2007年完成。此次三期扩建工程历时近7个月，扩建后的博物馆占地60亩，比原先扩大了三分之一，成为杭州占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博物馆。
中国陶瓷业在宋朝迎来了一个辉煌时代，宋室南渡后，沿袭汴京旧制，召集能工巧匠，在临安设立官窑。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造型端庄，薄胎厚釉，釉色滋润，青莹如玉，而且产量有限，传世极少，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从上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尘封近800年的南宋官窑遗址，其中的老虎洞窑遗址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完成扩建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国庆期间推出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大展》，这是国内首个以南宋瓷器精品为概念的主题展，集中展出了130件（套）南宋瓷器精品，以及200余片（件）南宋时期代表窑口出土的瓷器标本精品。
这些瓷器精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十多家博物馆，包括22件国家一级文物和39件国家二级文物。其中，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南宋官窑大瓶，高34.5厘米，是现今存世最大的一件南宋官窑瓷器，而来自国家博物馆的“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由于在海底沉睡近千年，釉色清亮如新。（记者 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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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州的“海贸遗珍”将亮相新疆博物馆
象牙雕人物纹名片盒十九世纪
中国传统的牙雕工艺和西方贸易常用的名片盒相结合，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海贸遗珍——古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将于本月中旬登陆自治区博物馆，98件（套）来自广州博物馆的文物珍品将和首府观众亲密接触，它们将真实反映18、19世纪广州“一口通商”的繁荣盛况，呈现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汇流的奇丽景象。
广州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曾派船队到达东南亚、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隋唐时期，造船技术的提高与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使广州成为唐代“通海夷道”的起点，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广州成为唐代市舶贸易的重要口岸，也是中央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被时人誉为“天子南库”。市舶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至1841年八十余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关闭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凭“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一枝独秀，跃升为东西方商品交流的重要门户。当时，广州出口的商品有茶叶、陶瓷、牙雕、丝绸、漆器、药材等。大量的“中国制造”随商船流入欧洲，在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股“中国风”。广州手工艺人根据欧美市场需求，创作出中西合璧的外销艺术品，无论是刺绣、牙雕还是制瓷，都自成一派，深受海外人士的喜爱，成为广州出口创汇的“先驱”，也是传播中华文明重要载体。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既有精美的陶瓷制品，也有巧夺天工的刺绣服装，中西文化交融是这些文物精品上最迷人的风景。
《海贸遗珍——古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是自治区博物馆引进的第一个大型文物展览。“新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北两条丝路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文化特征。‘海贸遗珍’可以让首府市民开阔眼界，对中华文明的博大有更深刻的深识。”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侯世新说。
东汉陶船（复制品）
原件于1954年广州沙河顶出土，已调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艘内河或沿海航行的客货两用船，分前中后三舱。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浆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结构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舵”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1958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为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访华，在广州博物馆意外发现了这艘东汉陶船，惊喜万分。此陶船证实了李约瑟之前提出的伟大推想：中国在公元三世纪或更早时期就发明了船尾舵，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此结论随后被李约瑟写入《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者赵婷）
世界牛的青瓷博物馆
南宋官窑六棱投箭瓶
有人说，青瓷是中国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后对人类文明的第五大贡献。瓷器是如此的重要，外国人干脆用瓷器(ｃｈｉｎａ)来称呼中国(Ｃｈｉｎａ)。深圳民营企业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世界最大的青瓷专业博物馆。私人财产变成了社会财富，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
深圳有一家名叫玺宝楼青瓷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虽然是家民营博物馆，但是收集的青瓷数量多，成系统，不断代，比古代青瓷最大产地的浙江博物馆数量还要多，比国家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也多，因此称得上中国第一，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因此有人说它是“世界最牛的青瓷博物馆”。
１
路甬祥参观大感惊奇
２００７年９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到深圳出差。他听说深圳有这样一家博物馆，就要求安排参观。来到罗湖区宝安中路上，距离全市第一高楼地王大厦北面２００米的地方，有一栋小楼，很普通，不起眼。进楼上到二楼，才看到博物馆的大门，两开的红色门扇，金色的狮头门环，飞檐雕饰，古香古色。进入馆内，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宽敞的展览大厅，明净的橱窗内，柔和的灯光下，摆满了一件件稀世展品。商朝以前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只有陶器而没有瓷器。商代时不知是哪个能工巧匠突发奇想在陶罐上涂了一层釉，高温烧制，中国就有了最原始的瓷器。概括起来说，青瓷初创于商周，发展于两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青瓷博物馆收藏了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青瓷珍品。不断代，成系列，按年代排列，历史脉络清晰。清朝以后，青瓷式微。青瓷好比是中国历史上一朵花期最长、花朵娇艳的鲜花，凋零后繁复的花瓣枝叶落地化作肥沃的土壤，里面长出了素彩、三彩、五彩、粉彩、珐琅彩、釉里红、青花瓷等千姿百态的彩色瓷器。默默无声的青瓷用自己的身体告诉人们：她是瓷之根、瓷之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会说话的青瓷，用一个个实物展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没有中断的唯一文明古国，优秀的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
参观后，路甬祥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深圳这个历史上并没有以青瓷著名的地方，竟有人创办了一个藏品数量世界第一的博物馆；更没想到创办人是一位民营企业家，馆长吴克顺尽一生精力，用全部财产，创办起这个令人震撼的青瓷博物馆。他拿起博物馆的简介，看到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带您走进古老艺术殿堂，共同追忆华夏文明历史。小学生的心灵从这里启迪，中学生的眼界从这里打开，大学生的奋发从这里开始。”他微笑着点头称是。路甬祥回到北京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提笔给许宗衡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参观青瓷博物馆“感到十分震惊。此民间博物馆实为国内和国际青瓷收集之最，收存十分系统，而且包含大量国宝级精品，文化价值无限。建议深圳市给予进一步重视，保护和展出，也是深圳一大文化亮点……”
２
收藏爱好变成了事业追求
吴克顺是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１年入伍，１９８１年随部队调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１９８３年转成为深圳人。１９８６年，他任锦绣中华微缩景区的工程技术部经理。为建设游览景区里的“小人国”，３年间他跑了国内外１００多个风景名胜区考察；也参观了全国的陶瓷厂，深入了解陶瓷的烧制过程，随着对青瓷的了解，他开始对青瓷收藏有了兴趣。
吴克顺真正下决心开始收藏古瓷器是在１９８７年。是年９月，由冯克铭等瓷器专家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该书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１００多个窑址情况写得非常详细；对每个窑口的形状、各种瓷器的形体、烧制温度、化学成分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此书出版前，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有人说瓷器最早是由他们国家发明的。有一次，吴克顺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个英国古瓷专家对“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见到多少实物。“实际上你们中国的瓷器要到我们大英博物馆来鉴定。”英国人的话刺痛了吴克顺。他下决心将收藏方向定为青瓷。他说：“这几年的经历使我认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青瓷。青瓷源于中华，始于商代，是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瓷器，是瓷器之根。”他说：“要办青瓷博物馆给外国人看。一定要圆这个梦，这是个民族的梦。”
经过几年的积累，他在青瓷收藏和保管方面有了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与陶瓷界许多专家建立了良好关系。１９９６年，吴克顺开始筹办青瓷博物馆。他向几位专家发出邀请，请他们来深圳帮助整理藏品。其中有朱伯谦(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丽琼(号称中国文博考古四大女强之一、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赵青云(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等。正在创业的吴克顺没有能力高标准接待，只好把专家们安排在博物馆上面的职工宿舍里。没有一个人提出报酬问题，心存感激的吴克顺只是给每人每月给点生活补贴费。但是专家们毫无怨言，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为藏品作鉴定，写说明，建立档案，在深圳足足工作了一年多。整个工作完成后，吴克顺又请汪庆正(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国家古陶瓷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来到深圳，将展品、资料全部审核一遍，在所有的鉴定文书上签字负责。吴克顺谈到这些往事十分感动：“学者们太可爱了。他们是这个行业里的顶级专家，外国人花大价钱请不动他们……他们之所以愿意来深圳帮忙，是为了实现一代人的追求，完成一个民族的心愿。”
３
收集古瓷的酸甜苦辣
吴克顺收藏第一件瓷器是在１９８５年，他出差到山东淄博。中午，两个同事约伴出门到农民集市上逛逛。在地摊上，眼尖的吴克顺看到一个汉代越窑的瓷器，他出价３００元买了下来。他的青瓷收藏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吴克顺不总是这样好运。由于知识不够，眼光不精，开始一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一些假货、赝品，价格高达３００万元。“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这一行业的巨大风险。这是我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当时，我几乎绝望，一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是干下去，还是就此打住，洗手不干？最后还是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最成功的一次收购
“青瓷鼎盛于唐宋。”青瓷以宋朝官窑的瓷器最为名贵。在青瓷博物馆里，有９件宋瓷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安排的空间也最大。汪庆正在评价青瓷博物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宋代修内司官窑的瓷器是珍稀瑰宝，有一件就了不起，玺宝楼竟然有９件。”其中有一件南宋官窑的六棱形投箭瓶，釉色佳美不可思议，色润如碧玉，光冷像冰凌。几乎每次去博物馆参观，吴馆长都会介绍这件瓷器。这个绝品是１９９９年收来的。当时吴克顺听说杭州一个藏家手中有一个南宋官窑的瓷瓶想出手，已有日本人、台湾人参加竞购。吴克顺第一时间赶到了杭州，看了这个投箭瓶，一时不能判断其价值。留下几万元定金，吴克顺将古瓷带到宾馆，请来几位专家鉴定。专家们发表了看法：首先，这个瓷瓶是干什么用的呢？宋朝的文人们喜欢游乐享受。春游饮酒时，将此瓶置于大树下的草地上，人站在五六米外，手持箭杆投掷，以投中多寡为赢，或吟诗作对，或饮酒取乐，极为风流潇洒。其次，瓷瓶质量怎么样呢？几位专家意见一致：“极为完整，毫无损伤，造型优美。最可贵的是釉色玉洁冰清，为稀世珍宝！”(后来这件古瓷又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耿宝昌鉴定，他的评语是：“世界罕见之珍品”。)
古瓷是罕见宝物，藏家开价也高：１６０万元。日本人和台湾人已经接受了这个报价。吴克顺出不起这个价格，但是他决心将这件宝贝买下来。艰苦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开始了。吴克顺请藏家到酒楼吃饭，不断地磨来磨去，藏家的态度开始松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杭州的一些专家助了吴克顺一臂之力。他们带话给藏家：“这件藏品属于国家限制出口文物，作为有良心中国人，应该将其留在国内，不要卖到国外……”吴克顺也动之以情：“我是一家民营博物馆馆长，虽然没有力量出最高的价格收购。但是，这件藏品放在我的博物馆，可以让更多的国人参观这件宝物，而且你的子孙也可以随时看到这件传家之宝。”吴克顺的真情终于打动了藏家，最后同意以８０万元的价格卖给青瓷博物馆。这件珍品现在是青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最心痛的收购
２００１年在河南一个地方修高速公路时，露出了一个瓷腰鼓。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克顺后，他火速赶到了当地。看到两个茬口很新的碎片后，吴克顺傻眼了。他忙问怎么回事？原来，发现这个花鼓时在场有１３个农民。谁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件文物交给国家文物管理部门，而是决定藏起找机会卖掉分钱。但是在“由谁保管”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最后一个精明的人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办法：砸碎花鼓，分瓷片！一个一米多长、小盆口般粗的古瓷花鼓被砸成了４０多块瓷片，１３个农民有的分了一大片，有的分了几小片。后来吴克顺搞清楚，这是一件唐代的花瓣釉青瓷腰鼓，鼓身上有漂亮的花瓣，两头粗中间细，两头蒙上羊皮，可以敲响，用来伴舞。这样稀罕的瓷鼓只能是皇宫的用品。这样一个稀世罕见的珍品，就被这帮贪婪愚昧的农民打碎了。吴克顺欲哭无泪，赶紧开始抢救性收购。这个农民手里有两片较小的碎片，讨价还价后八千元成交。然后在这位老兄的带领下一个一个找到其他人，将他们的瓷片全部买下，共花去１１万元。可惜的是最后一位农民外出打工不知去向，他手里的碎片没能收到。吴克顺回来后，将碎片对好、黏合，恢复了腰鼓的原貌，不足部分用石灰灰浆补齐。现在我们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件腰鼓，可惜不是原来的优美形状，有几块地方是白色的石灰，看着令人心酸。
时间最长的收购
展馆中还有一套９件的金属餐具，吴克顺用了４年时间才将其收购全。１９９３年，吴克顺听说自己的景泰家乡有一位清朝时名叫岳登龙的将军，据说是岳飞２７代后裔。岳将军的孙子已８０多岁，要将家传的一套金属餐具卖掉。说起这套餐具来历不简单。岳登龙将军小时候调皮，到少林寺学武后投军，当年是镇守凉州(今武威)的一名将军。有一次他带伤上阵，立下大功。战功报到皇宫，慈禧大悦，在大红锦缎上写下一个大大的福字，连同自己使用的一套餐具作为奖品，派快马送到兰州，奖给了岳登龙。
吴克顺听到这件事，马上回家乡找到了这位老乡。请他拿出餐具瞧瞧。这是一套合金餐具，说是９件。但是让人失望的是，主人手里只有少半，多数被几个声称要买的人拿去看货，肉包子打狗一去无还，好多年了。吴克顺让他讨要回来再谈买卖，老人家可怜巴巴地说，这几个人分在几个省里，他没有路费去讨货，估计也要不回来，还是请吴克顺想想办法。碰到这种事，吴克顺哭笑不得，但是他觉着这是很珍贵的文物，放手又心不甘，只好亲自出马帮助主人去讨货。此后，吴克顺花了４年时间，跑了新疆、青海、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找到了拿走这些餐具的人。讨要餐具时不可能白要回来，这些人是不会给的。吴克顺只好说代表岳家感谢他们保管了这些年，付给他们一笔“管理费”后才把餐具一个个收回来。当９件餐具收全后，吴克顺才感觉自己４年的努力和辛苦是多么值！眼前的这一套９件餐具，有１个大鼎、４个中鼎、４个小鼎。每件造型、鼎的耳朵、盖上的钮各不相同，鼎身上刻有不同的花纹、小篆文字等，十分精美。９件收齐，文物价值难以估量。吴克顺将这套餐具整齐地摆放在展厅突出的位置，独特的餐具和餐具背后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将流失的文物购回来
随着吴克顺在文物古玩界的名声越来越响，他这一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灵通。内地的很多文物是通过深圳口岸走私到香港去的。有时候一些文物到了深圳后一时出不去，就会有人将消息告诉吴克顺。自觉对保护祖国文物肩负责任的他，就会找当事人做工作将文物留在国内，或者干脆自己收购。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而且后来他还经常去香港港岛上环的摩■街等文物古玩街溜达，发现有比较好的文物收购回来。
４
有了青瓷博物馆
外国人就牛不起来了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文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深圳第一个私营博物馆、全国最大的青瓷专项博物馆——玺宝楼青瓷博物馆正式开馆了。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加坡国际博物馆等３０多家单位先后致电祝贺。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玺宝楼的规模、质量、观赏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是一流的。朱伯谦同意兼任玺宝楼青瓷博物馆名誉馆长。
听说中国深圳开办了青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有些不相信，特地派来两个人探虚实。不久，又正式派来５个人(４名洋人专家和１位华人翻译)来青瓷博物馆参观考察。这次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详细。看过以后感觉不简单，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办起来这样专业的博物馆。”最后评价说：“看了这样规模巨大、展品全面，形成系统的专业博物馆后，看来陶瓷确实是中国发明的。”为青瓷博物馆建馆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陈丽琼女士说：“从今以后瓷器要拿到中国来鉴定了，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为此打下了基础”。香港青花瓷大王戈世科评价说：“青瓷博物馆规模很大，展品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吴先生非常了不起。”
现在，青瓷博物馆已经开馆１０年了。１０年间，参观人数达到近１０万人次。政府给青瓷博物馆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德育基地。许多领导、名人和国外的朋友都来博物馆参观过。北京国家歌剧院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来深圳时特意到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里的藏品喜欢得不得了，最后买了一个玉佩作为留念。今年３月，李铁映来到青瓷博物馆参观。看完展品后说“感到非常震撼”，欣然提笔写下了“精美绝伦”的题词。他评价说：“到全国许多地方看过博物馆，没有看到过收集了这么全的青瓷，深受感动。吴先生把收藏当成了事业，是一位思想品德高尚的企业家。”
吴克顺办青瓷博物馆，实际上把个人的收藏变成了国家文物部门管理下的文物管理单位，把私有的财产变成了社会的财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能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发达，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遇到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人不能忘本。我个人的藏品，说到底属于国家和人民。我办私人博物馆，就是要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尽炎黄子孙的一点责任。”从吴克顺成功创办青瓷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人的私人爱好可以变成创意的来源，只要这个爱好是真正从心底里产生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而社会责任也可以成为激发创意的一种动力，一个富有民族文化责任感的人总会能想得到如何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事情。
南宋瓷器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南宋之修内司官窑的鉴别
近年来，对宋代官窑的研究，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南宋的郊坛官窑遗址陆续发现而有了较大的进展。对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研究，因缺乏窑址印证与古文献核实而众说纷纭。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及产品特征的认识，也就含混不清了。
北宋的“汴京官窑”与南宋的修内司官窑的窑址虽然均未发现，但两者是不同的。关于修内司官窑的产地、时代、沿革及其器物的特征，在《坦斋笔衡》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此书还指出郊坛新窑与旧窑（修内司）相比，“大不侔矣”。
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北宋始置，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将作监并归工程，修内司兼统宫廷窑务烧造的瓷器。据文献可知，修内司窑早于郊坛窑，其烧瓷史是短暂的，又因官窑保密，弃窑时作掩迹处理，因此，其窑址至今未能发现。
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北宋亡于宣和末年（1126年），其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才安居下来。其颠簸长达12年之久（靖康元年至绍兴七年）。绍兴十三年（1143年）置建郊坛，高宗作为天子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17年间的祭奠（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三年）在建坛前，特别是杂建坛后，宫中用瓷器出自何处？来自旧京是不可能的。北宋亡后宫廷珍宝重器均被金兵掠夺一空。高宗辗转逃亡中，不可能把官窑瓷器携至江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有详实记载。所以在这12年中，皇家需采取临时应急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简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说明初建郊坛祭典时，由于缺少铜质礼器，只能以当地生产的青瓷器与竹木器取而代之。根据《宋史.高宗本记》可知，在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的5月、9月和11月也曾举行过3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亦是陶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三（1143年）以前，祭典用瓷以及定都后宫廷用瓷，都需置建官窑烧造，这个官窑应即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官汝窑、官钧窑遗址得以发掘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宫中的传世物为依据而取证的。在宫藏宋代官窑瓷器中，除官汝窑、官钧窑及郊坛下官窑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至今未能找到其窑口。其实它的窑口就是修内司官窑。
关于修内司官窑的记载以叶置的《坦斋笔衡》个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为最早，以明除草昭的《格故要论》最为明晰具体。其它明清典籍中说瓷者盖源于此。《坦斋笔衡》关于修内司窑产品的特征以及建窑始末的记载是明确的。《格古要论》承叶、顾之说，并作重要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这段文字极为重要，它实际上道出了“传世哥窑”的本色。不言而喻，只有“传世哥窑”才具备曹昭上述所描述的修内司官窑的特点。“传世哥窑”接近粉红色釉者，如故宫博物院藏宋哥窑葵瓣洗；淡如米黄者，故宫博物院所藏居多，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故宫博物院所藏双鱼耳最为典型。
《格古要论》在提及哥窑时云：“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因为哥窑与修内司窑为两个不同的窑口，故曹昭是分别描述的，它们貌虽相似，其实有别，所以其后的《遵生八签》据此有云：“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这是明确指出了两者不同的“官”、“私”性质。又早在50年代，龙泉大窑发掘结果表明，宫中“传世哥窑”非龙泉大窑所烧。换言之，它不是名副其实的“哥窑”。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的造型，是按宫廷需要设计的，如常见的三足炉、鱼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五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陈设礼器之类，俨然宫廷式样。这充分说明，“传世哥窑”为烧制宫廷用瓷官办瓷窑，实物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印证相符。哥窑与龙泉哥窑，两者是有其区别的。
199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窑今何在》一文。该文以文献及遗址存实物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修内司窑的的存在及其窑址所在地。文章作者据文献记载的南宋修内司遗址附近的杭州市内的古中河南段通江桥西侧，拣得两块瓷片，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双鱼耳炉完全一致。之后，又在古中河南段圣安桥（今上仓桥，此处属南宋皇城御街，与六部相邻），拣得3个齿状的圆形支钉一件，其齿形支钉与垫饼系用1中泥料烧制而成。窑具的出土，揭示了该处是一窑址所在地或距窑址很近的所在。此处地在凤凰山下、万松岭东麓，与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地理位置一致。1993年9月，笔者又专程到杭，目睹了难得可贵的香炉残片和窑具，同时，又承蒙两位作者陪同在赶往现场调查，很荣幸又获得类似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器的残足一片，再一次证实了修内司窑的存在，这些发现至少可以提示我们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轻易否定。
修内司官窑的支钉制作精工规整，而郊坛制作粗糙，尽管它们都是模印而成的。郊坛官窑的圆饼厚度一般为0.06厘米，3个支钉间距往往不相等，又因圆饼较厚，为了脱模方便，故上小下大的坡度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支钉与圆饼是用两种泥料拼烧而成。修内司圆饼的厚度仅0.3厘米，因圆饼较薄，故几乎没有上下下大的坡度。
由文献可知，修内司窑为权宜只举，只为供应南宋建都前的祭典用瓷及宫中用瓷而设，其烧瓷史是短暂的。据宋史记载，绍兴二年置建修正局，主管土木营缮之事，修内司主观窑务当在此时。郊坛建于绍兴十三年，故郊坛窑的建立最早当在绍兴十三年以后，这也即是修内司窑之下限。据此推理，修内司窑时代，当在绍兴二年（1132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间稍后的一段时期。
身价2.6亿元青花大罐亮相上海博物馆
《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大展》今起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这是中国古陶瓷研究者和爱好者盼望已久的展览，荟萃了国内外40余家文物机构的元青花珍藏。
青花名器来沪展出
许多人对元青花的关注，源于2005年伦敦佳士得将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这个当时中国古陶瓷的世界拍卖纪录。今天，这件归英国著名古董商收藏的“鬼谷子下山”大罐也被借展于上海博物馆。
展览中有一件元青花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器物———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至正型”瓶。如今声名显赫的元青花，在民国时期，收藏家和学者还不知有其存在。世人对元青花的认识，起于英国大维德爵士收藏的一对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波普博士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两博物馆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象耳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青花瓷。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公认。人们认识到，元青花不仅影响到明清两代瓷器，其“青花”风格和工艺甚至风靡世界，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上世纪80年代起，元青花在国际拍卖市场屡创高价，令人刮目相看。这对“至正型”瓶原来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如今其中之一首次回到它的出产国。据大英博物馆馆长代表称，这是该瓶自1920年以来首次离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展厅中，人们只能看到此瓶的一个侧面。这次在上海博物馆，它被陈列于独立展柜中，可四面观赏。
文博机构借出珍藏
筹办元青花瓷器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做了10年的梦，经过长期努力和多方支持，终于在上博建馆60周年之际得以成真。伊朗、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以及国内不少文博和考古机构出借了各自的珍藏，加上上博自藏，共有80余件元青花瓷器亮相。其中不乏首次在国内亮相者，还有些是元青花孤品。如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的元青花缠枝莲杂宝纹蒙古包，非常奇特。这件10厘米高的瓷器“蒙古包”上除了有佛教、道教的纹样，还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此器胎釉精细，据说可能是景德镇为元代宫廷特殊烧制。南京博物馆藏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和日本出光美术馆藏昭君出塞图盖罐，精美和珍稀程度不亚于“鬼谷子下山”大罐。
学术课题存在争议
元青花还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学术课题。即使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之间也有不同的学术见解。陈克伦副馆长认为，元青花在当时主要是贸易瓷，用于“外销”，其风格、纹样，均异于中国传统的雅文化审美趣味，多近于磁州窑这类民间瓷器和伊斯兰风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为何画工精细繁复、器型大的元青花多在海外。上博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则认为，那些精美的元青花应该出自元官窑，不一定是专门为输出海外而生产，也不是纯粹为官方使用，国内出土了许多元青花瓷器可说明这点。但他们都认为，元青花中有不少是来样、来料加工的，甚至有的画工也可能来自异域。
随着元青花的市场表现日益火爆，国内民间收藏出现的“元青花”也越来越多。有人号称，保守估计，民间拥有15000件。这些“元青花”到底是真是赝，引发了激烈争论。民间“专家”纷纷叫板博物馆“砖家”。据悉，本次展览期间，海内外专家、学者等约180人将莅沪研讨。但愿就元青花的鉴定学和技术手段，学界能早日探索出一套可靠、可行、可信的办法来，结束元青花说不清的局面。
黑石号，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
“黑石号”复原船模及其复原画。黑石号沉船出土的唐青花枣椰树叶纹大盘。椰枣古人也称“千年枣”，即今人所说的伊拉克蜜枣。（右下）黑石号出土的唐开元通宝铜钱，中国币制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铸币标准沿袭近1300年。（左）
黑石号出土的大量的大唐制造的外来订制瓷器。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
梁二平
前边说过的江苏扬州、如皋出土的唐代海船已经朽烂，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出现，人们无法判别它们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水下考古奇迹的出现。这一等就是20多年，1998年专门从事海底寻宝的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东西方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南部海底发现了一艘商船。人们无法考证它原来的名字，只好以发现地黑礁石命名它为“黑石号”，也有人根据沉没地为印尼西部勿里洞岛海域，称其为“勿里洞沉船”。根据船上所载物品的相关信息，专家推测这艘帆船应是一条大食商船。但这条船到底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没有定论。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瓷器
唐朝文献所说的大食，指的是西域阿拉伯帝国，其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为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因尚白依亦称“白衣大食”，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旗帜尚黑，亦称“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兴盛的七百年，前半期正是中国的大唐盛世（618～907年），是古代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也是最为开放的朝代。大食与大唐两大稳定的商圈，通过海路与陆路融合，构成了东方最为活跃商贸易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的是什么商品呢？黑石号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瓷器。
汉代末年，中国发明了瓷器。由于瓷器比木器、陶器、青铜器等任何材料制造的器皿都更美观、清洁、耐用、方便，特别适合用于饮食。所以，瓷器很快就受到外国商人的关注，中华瓷器开始向国外输出。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早期的中国瓷器，在阿拉伯帝国，在欧洲宫廷，其价值远远高于黄金。一个贵族可以有一个金碗，但却不一定能有一个精美的瓷碗。
西方打捞界沿古代海路寻宝
由于瓷器不适合车马反复转运，大量瓷器贸易主要是走海路。此时，当大食帝国一统了西域世界，大唐王朝结束了中国乱局，保证了海上贸易的稳定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转而变为以大宗瓷器贸易为主的海上瓷器之路。海路是海面上看不见的路，但在海底却有古船的遗骸印证曾经有过的海上商路。沿着古代海上商路寻宝，一直是西方打捞界的一个传统项目。
打捞“黑石号”的德国公司是一个从事海底寻宝的专门公司。1998年发现这艘沉船后，先是保密发掘，而后悄悄研究，最后才寻找买家，公开叫价出让。直到2005年寻到买家之后，才对外宣布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实2002年开始，中国博物馆圈已得到消息，扬州、上海、湖南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日本一些机构也有此意，但“黑石号”打捞方叫价4000万美元，并提出“宝藏必须整体购买”，中国买家只好放手。后来，新加坡圣淘沙休闲集团以3500万美元整体买下“黑石号”宝物。黑石号由于没有被泥沙覆盖，所以木质船体全都烂掉，已无法整体打捞，人们也就无缘见到这艘沉船的模样，所幸从船上打捞出来的大量宝物经过整理后在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有公开的展示，让我们可以看到片片断断的大唐与大食海上贸易的精彩故事。
“黑石号”共有陶瓷67000万件
一千多年前，“黑石号”是怎么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沉没的，沉船上没留下任何线索，但它能隐隐地坐沉海底，是因为船上满载着大量货物，这些货物成了它的“身份证”，使后人得以知道，它是一艘装满中国货开往西亚的商船，船上98%的货物是陶瓷，共有67000万件。其中，一批长沙窑瓷碗透露了这艘船的沉没时间。这批瓷碗上不仅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的字样，同时还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的铭文。考古专家结合对船上八角茴香的碳十四测定，推定沉船年代应为9世纪上半叶。
我在新加坡旅行时，此船文物刚刚卖给圣淘沙集团还没有公开展览，但我还是购到新加坡考古专家整理出版的《黑石号沉船宝物》大型画册，“先睹为快”了。“黑石号”可以说就是一座藏在海底的唐代瓷器博物馆，是目前所能见到最完整的唐代瓷器展示。唐代瓷器没有宋代那么讲究，但产地与品种都极为丰富，已步入了精细瓷时代。
“黑石号”出土的瓷器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其中长沙窑数量与品种最多，约有56000多件。这些出口的瓷器，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令考古专家兴奋的是这些瓷器上的款识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不用猜想与争议了。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告诉使用者这是茶具，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明确了产品的产地是长沙窑，并明确了厂商字号。这或是中国瓷器最早的厂标、商标。
“黑石号”出土瓷器的艺术装饰与技术，主要表现在釉下及釉中彩绘、印花、模印印花、模印贴花、堆花、刻花、彩色斑点等手法的运用；纹饰有花草、动物、人物、园景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沙窑器大量采用文字作装饰，既有汉字，也有阿拉伯文，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最令海交史家感兴趣的是一大批产品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表现出鲜明的阿拉伯艺术风格。这表明当时的中国瓷器生产厂家，已经按阿拉伯客户来样定制产品。当然，这之中也有突出中国特色的产品，如绘有汉字“盈”、“官”的盘子，显然中国风格的产品也深受阿伯伯客户喜爱。
“黑石号”出土的这些瓷器为人们提供了中世纪时，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特色，主要集散地等重要历史信息。这些出土的瓷器再次证明，至少从唐代开始，中国海上贸易已是以瓷器为主，次之是香料，丝绸制品也有一些，但已不是主流。此时的西亚，丝绸早已不是神秘宝物。早在唐代之前，波斯就已用中国进口的生丝，加工波斯丝绸制品，甚至，还有返销到中国上流社会。
收藏古瓷的行家，一定注意到了“黑石号”已整理出来并展出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青花瓷是陶瓷技术的一个高境界，考古界对青花瓷的定义基于三个要素：一必须是在白瓷上；二用氧化钴作彩料；三作为釉下彩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唐青花中国国内存世作品很少，“黑石号”沉船上的唐青花瓷盘，证明至少是826年，唐代青花瓷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是外销产品当中的一个小品种。
在唐代向印度洋传播的主要是瓷器文明了。大食等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大唐瓷器输入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习俗，上层社会率先改用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唐瓷不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黑石号”还有大量大唐铜钱
“黑石号”除瓷器引人关注外，还有一种宝物值得关注，它就是中国古货币之宝“开元通宝”。由于历代假币屡禁不止，大唐也面临私铸盛行，导致长安物价飞涨，百姓深受其害的困局。据史料记载，唐高祖李渊下令铸造“开元通宝”，钱币在唐代才开始出现“通宝”的字样。因为“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很多人误以为“开元通宝”铸造于唐玄宗在位时期，实际上，早在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就已经有“开元通宝”了。中国币制由此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此后历朝铸币依此标准，沿袭近1300年。
唐代是中国流通货币的发展高峰，为打击私铸钱，特在扬州设立了十座铸钱官炉。“通宝”后来成为硬通货。阿拉伯船上出现这么多大唐铜钱再次证明，大唐经济繁荣货币稳定，不仅南洋小国使用中国铜钱，连阿拉伯商人也用大唐铜钱。此时，中国铜钱就是南洋和印度洋贸易的硬通货，船上的大唐铜钱应是船家的“外汇储备”吧。
淮安市博物馆藏清代官窑瓷器赏析
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有十余件清代官窑瓷器。这些瓷器原先收藏于北平文物陈列所，后来几经辗转，由南京博物院调拨给淮安市博物馆。这批官窑瓷器主要由康熙、雍正、乾隆朝生产，这正是清朝官窑陶瓷生产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制瓷工艺史上的一个高峰，无论是造型、釉色、彩绘、制作工艺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准。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瓷碗
清康熙青花云鹤八卦瓷碗
此碗口径14.1厘米，底径5.5厘米，高7.2厘米。碗外壁腹中部绘一圈伏羲八卦方位图，分别是乾、兑、坤、离、巽、震、艮、坎八个卦象，其中间以四只翔鹤和四朵袅袅上升的云气纹。碗腹下边绘一圈海水，八座仙山由海底涌出。碗心描画团花海水纹。圈足内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双圈。
康熙青花即一般所说的翠毛蓝，发色十分鲜艳，有浓翠的感觉，浓淡深浅层次丰富。翠毛蓝只出现在康熙朝青花瓷上，被誉为青花中的神品。
清雍正霁红瓷盘
此盘口径20.7厘米，底径13厘米，高4.5厘米。盘内外施深红色釉。圈足内挂白釉，书“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
康熙时期名重一时的郎窑红和豇豆红，到了雍正朝已趋没落，但传统的高温铜红釉霁红仍在烧造。该盘继承了郎窑红的一些特点，如色泽深艳，如牛血一般，口沿有被称为“灯草边”的白线，体现了“脱口垂足郎不流”。釉色是一种失透深沉的红釉，呈色均匀，釉如橘皮。霁红与郎窑红、豇豆红都是利用铜作为着色剂，在1300℃的高温中，利用还原气氛烧成。霁红的烧造主要在雍正、乾隆两朝，产量大，制作精美。
清乾隆白地绿彩云龙纹瓷盘
此盘口径18厘米，底径10.5厘米，高4.5厘米。此盘系二次烧成，先通体施白釉，烧成后，以黑料画线描稿，后在线内填绿彩。盘心画一团龙，左边画一龙珠，空白处满绘云气纹。龙造型遒健，神态凶猛，令人望而生畏。盘外壁绘两条虬龙，身体舒展，五爪张开，劲健有力。二龙首尾相顾，形成二龙戏珠的纹样。外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方章款。整体器型端庄优美，纹饰绘制精美工整，彩料纯正。
清康熙黄地绿彩云龙纹瓷碟
此碟口径12.5厘米，底径7.5厘米，高3厘米。花口，矮圈足。瓷碟内心阴线刻画一五爪龙，身躯四肢伸展，空白处饰花草云纹。值得一提的是，龙的神态显得憨态可掬，非常可爱，在历代龙纹形象中比较少见，与内壁刻绘的体态矫健、怒目叱咤的两条虬龙形成强烈对比。外壁饰七朵折枝花卉，圈足内青花双圈，底款“大清康熙年制”。
黄地绿彩是低温色釉釉上彩品种之一，明永乐朝创烧，一直沿用至清朝，为明、清两代的传统品种。以黄色釉为地，用绿色在锥刻好的暗纹上施以彩绘，这种装饰方法在盘、碗上较为常见。
清乾隆黄地绿彩云龙纹瓷碗
此碗口径14.1厘米，底径6厘米，高7厘米。碗内外施黄釉，圈足内施白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方款。碗心线刻一龙，上施绿釉，龙四肢伸展，张牙舞爪，云气纹置于空隙处，在有限圆形空间内形象密集，与碗内大部空白形成疏密对比，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均衡。碗外腹部阴线刻四组团龙和四组云气纹。龙身弯曲成圆形，四足及龙头皆在圈内，一珠在圈口处形成闭合圈。碗下部装饰一圈宽边如意纹。釉色莹润可人，温润典雅，一派皇家气象。
清康熙素三彩瓷碗
清康熙素三彩瓷碗
此碗口径12.5厘米，底径5.5厘米，高5.5厘米。碗内外大量施绿釉，其中间以黄、茄、白釉，各釉色发色明晰，又衔接自然，水乳交融。圈足内施白釉，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青花双圈款。
此碗为康熙朝素三彩中难得的一件精品。康熙朝生产的素三彩有两个著名的品种：墨地三彩和虎皮三彩。其中的“虎皮三彩”据《陶雅》云：“以茄、黄、绿三色晕成彩斑，曰虎皮斑也……”其釉面由黄、绿、紫、白色斑块渐次浸晕而成，如同班驳的虎皮，因此称为“虎皮三彩”，传世器物以碗居多，官窑器外底多署六字款。康熙素三彩在清末民初曾被大量仿制，真器釉色薄而润，色斑衔接自然；仿品釉色不正，色斑生硬呆板。
清乾隆斗彩暗八仙瓷盘
此盘口径20厘米，底径10.5厘米，高5.3厘米。盘外壁满绘缠枝花纹，盘底为“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六字方章款。盘中心绘一顺时针法轮，圈内对着法轮两两相对分别绘四对寿桃和菊花。内壁绘道教中八仙手中所持的八种法器，依次是汉钟离的扇、吕洞宾的剑、张果老的鱼鼓、曹国舅的玉板、铁拐李的葫芦、韩湘子的箫、蓝采和的花篮、何仙姑的荷花，俗称“暗八仙”。盘外壁则满绘缠枝花卉纹四对，圈足外围一圈绘吉祥如意纹。整个图案体现了福乐长寿、花开万年、循环往复、绵延不绝的寓意。釉下青花勾勒线条流畅，釉上五彩设色淡雅清爽，釉色透明莹润。
清嘉庆粉彩花卉瓷碗
此碗口径10.8厘米，底径4.5厘米，高6厘米。胎骨洁白，釉水白中显青，给人以晶莹玉润之感。圈足较高，内施白釉，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方款。以粉彩绘过墙折枝花卉图。外壁疏密有致地满绘三棵竹子和一株癞葡萄(别名金铃子)，癞葡萄沿竹干攀援而上，在碗腹部蔓延开来，其中部分越过碗口(俗称“过墙”)。所绘青青翠竹，亭亭玉立。碗内外分别绘一彩蝶。画面发色鲜艳，叶、花、蝶用不同颜色在玻璃白上晕染，体现出丰富的层次，极具艺术美感。
粉彩是清初创制的釉上彩新品种，康熙时比较粗糙，至雍正时达到极高的水准，乾隆时色底品种更多，花纹趋繁缛，到嘉庆前期，保留了乾隆瓷遗风，生产的粉彩还有一些精品。
清乾隆素三彩葫芦形贴花龙纹小瓷瓶
清乾隆素三彩葫芦形贴花龙纹小瓷瓶(一对)
瓶口径1.6厘米，底径3.6厘米，高13.2厘米。瓶身以青绿色暗刻纹为背景，浅浮雕三条龙和云、水，分别施以黄、蓝、紫色，清新淡雅。表现手法以堆塑为主，辅以阴线刻划。在不大的器物表面雕划多样纹饰，工艺严谨，技法多样，但繁而不乱，主次分明。
素三彩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是在未上釉的素胎上，施以绿、黄、茄紫三色而烧成。素三彩始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素三彩瓷其实并不限于三色，但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素三彩”一词首先出现在清末寂园叟《陶雅》中：“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其中的“三”表示多数。之后，民国初年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也提到：“茄、黄、绿三色绘成花纹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中的“素”可以归结为两种含意：一是使用“素胎”(又称“素烧胎”)烧制，“素胎”是陶瓷生坯没有上釉前预烧的胎，既可增强坯体机械强度，使其在搬运时不容易损坏，又可在上彩釉时不会因浸湿坯体而导致坼裂；一是古代有“红为荤色，非红为素色”之说，素三彩所用色釉以素色为主，故名。
浙江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南宋官窑残器
南宋官窑青釉，釉面淳厚，釉色淡雅，开片漂亮，历来受到瓷器收藏家的青睐，但是官窑瓷器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官窑都是我们普通收藏者可遇不可求的，我们可以从突出的南宋官窑瓷器残瓷感受南宋官窑瓷器之韵美，瓷器残片拼接之残缺美。
南宋 修内司官窑盏托
南宋 修内司官窑盏托通高6.1cm 口径7.6cm杭州老虎洞窑址H20出土 。施青釉，釉面淳厚、滋润、光滑，釉色青灰，淡雅，开冰裂纹。造型精巧、别致，做工精细。体现了南宋朝廷追求高贵典雅的审美情趣。
修内司官窑盏托在南宋官窑中较为少见的器形，由盏和托盘组成。盏，敛口、尖唇、弧腹，底部与托盘相连接。托盘花形口、坦腹、圈足外撇。盏与托盘中间为一圆孔，上下相通。胎体黑，口沿处修胎很薄，呈现“紫口”，圈足无釉，呈“铁足”状。
南宋 修内司官窑鼎式炉
南宋 修内司官窑鼎式炉通高6.1cm 口径7.6cm，杭州老虎洞窑址H20出土 。南宋修内司官窑鼎式炉是一件仿青铜器礼器造型的香炉。它的口沿外折，平唇、颈部略内束，鼓腹、平底。底部安三足，呈三足鼎立状。口沿按对称立耳，颈部至腹部之间有两道凹凸状弦纹，颈部与三足外侧，有三条短状出戟，上下呈直线。胎体黑，外表施青釉；釉面青淳、滋润，色泽淡雅，通体开冰裂纹。香炉造型端庄古朴，隽永典雅。是南宋老虎洞官窑的典型器。
南宋老虎洞窑鬲式炉
元代（公元1279～1368年）高10.5cm 口径15cm 腹径15.9cm，杭州老虎洞窑址H1出土。
元代老虎洞窑，是南宋老虎洞官窑的延续。这件仿古鬲式炉，在器形上与南宋时期的同类产品很相似，因为它基本沿用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工艺。
元代老虎洞窑鬲式炉外折沿、直短颈、扁腹、平底。底部安三足，呈三角形分布。三足外侧均有一条扉棱，延伸至腹部。肩部、腹部饰两道凸弦纹。胎体黑，施青釉，釉层均匀、滋润，通体开冰裂纹。色泽青灰，局部泛褐色，很可能是因为烧制时匣钵漏烟所致。
上海博物馆扫描：陶瓷收藏重寻根
近10年来，上海博物馆（简称上博）举办了数十个展览，形成“中西交往，南北交融”的文化风格。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上博先后在欧、美及日、韩、俄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举行了一系列主题展览，在海内外搭建起一座座精美华丽的展示平台，体现“千年遗珍的检阅，百代艺苑的览读”的时代创意，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深远宏阔的民族历史。
上博的陶瓷器收藏以源远流长、体系完备、名品迭出著称于世。从大约9000年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黄河及长江流域各重要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灰陶、黑陶，到商周时期的白陶、印纹硬陶、汉代的铅釉陶、唐三彩直至明清时代的紫砂器；从春秋战国的原始青瓷、东汉两晋的早期青瓷到唐代“如冰似玉”的越窑青瓷和“类银似雪”的邢窑白瓷，再到宋代精彩纷呈的“哥、官、汝、定、钧”五大名窑，尤其是元明清以后景德镇官窑争奇斗艳的各种白釉、青釉、红釉、蓝釉、黄釉等颜色釉瓷器和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彩瓷，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名品。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其实真正的星空是人才。上博当年拥有顶尖的一流学者、专家、鉴赏家，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灿烂。在陶瓷、书画界，文博专家汪庆正是一位具有高深眼力的鉴赏奇才，他不满足稀世珍品的鉴定，而历经艰辛，四处寻访，是地道的“窑址迷”。20多年前，他与同事范冬青、周丽丽等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寻觅，搞清楚汝窑来历，再延伸相关调查，2002年终于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北宋官窑。
这是上博“文化问根”的一例。据悉，上海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科学发掘。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意义不凡。最近上海市文管委和上博正在考虑“长江文明”命题，将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文物，探索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关联，上博正在落实这项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