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鉴别。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从康熙二十三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的画家也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依然跟随欧洲商船，飘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的语言称颂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清代外销瓷正是东西方伟大文明相汇集、相交流、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WwW.taoCI52.com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外最畅销的产品，除当时海上交通发达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餐饮器具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作为艺术品，被皇家贵族陈设在宫殿、厅堂，用来显示其高贵富有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里，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进入17世纪，欧洲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中国瓷器之风。路易十四特意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大量收购在中国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其夫人曼德侬，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他们夫妇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烧制在五彩瓷器盘上，这件瓷盘至今保留在葡萄牙。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收藏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普遍收到欧洲各国人们的喜爱。西班牙马德里城的皇宫和何郎龙茨宫，设有瓷器陈列室，国王腓力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余件。大量收藏中国瓷器成为当时英国、德国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风气，宫殿内摆满了中国陶瓷。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若珍宝，竞相购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的外销瓷。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的，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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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曾经征服世界——谈谈清代外销瓷
“‘中国’的英文名曰‘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作家张贤亮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古陶瓷的专家，但他对中国外销瓷的见解确是格外精辟的。
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自唐代开始输出海外，历经千年，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于明代远渡重洋到达西方，并在清代达到极盛。
瓷器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
从瓷器的物质文化层面上讲，瓷器自古就是中国人主要的饮食器具,然而在西方,瓷器的生产一直是个谜。自从中国瓷器传到海外，瓷器就一直受到各国人士的追捧，然而他们摸索了几百年也没有搞清楚，瓷器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迟至1709年前后，欧洲才刚刚烧成硬质瓷，当时中国瓷器已有1500年以上的烧造历史，是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品质最优秀的瓷器。这个时期的清代青花瓷在元、明青花瓷的基础上，不但在材料、工艺、烧造技术上取得全面进步，装饰题材也大大扩展，且画工技艺高超、线条精细、分水色阶丰富、发色艳丽，画面生动传神。正如英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一书中所说，“它们被人们认为是青花瓷成就上的顶峰”。
清代五彩瓷也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开创了从画到填，全部在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完成的新工艺，代表着景德镇陶瓷五彩的最高水平和最高成就。而清代陶瓷划时代的新成就则是发明了粉彩瓷。粉彩是受西洋珐琅彩及其制作工艺的影响，改进传统的釉上彩料和画风而形成的一种釉上彩瓷新品种。清代粉彩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影响，在翎毛、花卉、人物、山水纹饰上出现了光线明暗变化和阴阳向背的立体感，表现对象无不栩栩如生。
清代瓷器为适应欧美市场的需要又诞生了广彩。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来华外国商船逐渐增多，当时清政府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停靠广州码头，于是大批外商纷纷在广州订货或来样加工，为了适应外销市场需要，江西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景德镇釉上彩瓷在这里与当地的铜胎画珐琅艺术相结合，融汇中西，使得釉上彩瓷出现了广彩这一新的装饰形式。其特点是构图丰满、绚彩华丽、金碧辉煌。广彩既有我国传统彩绘艺术的风格，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可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三百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外销陶瓷的主要品种之一。
18、19世纪刚刚烧出硬质瓷的欧洲与作为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和工艺技术高度成熟，集大成时代产物的清代外销瓷相比，其间的差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清代外销瓷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征服了欧洲。
然而，清代外销瓷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美的手工业产品，中国清代外销瓷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清代外销瓷(包括明代外销瓷)更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征服了世界的。
季羡林先生曾明确地指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是天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他们向往的是中国，学习的是中国。”回顾世界史，欧洲从5世纪到15世纪的一千年里，即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教会扼杀人性，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否定对现世幸福和快乐的追求，要求信徒们拒绝一切美好的东西，甚至连鸟语花香都会被看做是魔鬼的诱惑。欧洲人在这种残酷、黑暗、愚昧的政治、宗教、文化压抑下煎熬了上千年，16世纪以后才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17、18世纪出现了启蒙运动，欧洲才开始觉醒，经过近三百年的反复斗争，才提出了人性的解放，才承认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快乐的权利。但当时这些思想在欧洲还是新兴的思想，新兴的文化。
相比当时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是承认人性、人欲的合理性，鼓励人们积极入世，鼓励人们追求现世幸福和享受人生快乐的。这种以积极追求和享受现世幸福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引领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中。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使西方真正发现了中国：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男女情爱，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他们可以追求白头偕老、可以追求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富贵长寿。
西传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时尚，部分地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的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伦理型文化给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鲜的思想材料，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由中世纪神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蜕变的欧洲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源泉和刺激力量。
清代外销瓷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化、这一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装饰，而这些瓷绘纹样则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
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时势造英雄，是历史的机遇造就了中国清代外销瓷曾经征服世界的伟大历史功业。
均为清代外销瓷器
海归的外销瓷
“海归”外销瓷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几乎众所周知，甚而由此在17世纪引发了“东方崇拜”与“中国热”。那么，又是怎样的瓷器，一度在欧洲价抵黄金，竞相收藏呢？近日，在瓷器藏家杨小涟先生的瓷器陈列室里，这些瓷器中的“海归”令笔者叹为观止。 明崇祯时期的青花降龙伏虎罗汉筒炉是杨先生的得意收藏。筒炉颈部微束，腹部圆鼓，腹底环收，矮圈足外撇。炉体满施白釉为地，釉质细腻莹润，釉色纯净光亮。腹外以青花绘制降龙伏虎罗汉故事图，以深浅不一的青花表现出生动的景物。怪石林立，水波荡漾，林木茂密；罗汉体态飘逸，面部丰满，镇定自若，正气凛然；虎为罗汉所擒，面露怯色，畏缩惧怕。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是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有趋吉避凶、安民保宅的寓意，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
杨先生说，明代早期瓷器多较为粗糙，但到了明代晚期变得非常精细，并以崇祯为最，为康熙时的鼎盛打下了基础。这件欧洲购回的外销作品的水平跟官窑的水平不相上下。炉身外镶嵌着法国风格的铜镀金支架，这是欧洲人依据自己的需要对中国瓷器进行的一种改良。中国人比较喜欢自然淡雅，而欧洲人则追求富丽堂皇，这种金属支架对瓷器本身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装饰，使瓷器有了“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多人为了追求经济价值，将海外购回的瓷器金属支架去除掉，而杨先生则认为，这框架少说也有200年了，“应保持文物原来的样子。”
另一件雍正时期的粉彩大将军罐是杨先生在美国南部小镇的一个古董店，从一位已逾八旬的老人手中购得的，颇为珍爱。瓶身画面表现的是“太平盛世图”，有商贾，更有民情民俗与市井百态。构图看似杂乱，实际上每一幅都有主题，官员、员外、樵夫、戏婴、牧童，一组组的情节关系巧妙联接。此外大到画面结构、情节安排、人物故事、动物神情，小到人物的服饰、帽饰、道具、动作都一丝不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杨先生介绍道，由于粉彩最初成熟于清康熙年代，因而这件作品成形时尚属于粉彩的“幼年”阶段，由于工艺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较容易脱落，保存得这么完整实属不易。加之，雍正一朝11年，非常短暂，因而雍正时的瓷器非常罕见，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从未出现，只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过。”
另有嘉庆大瓶粉彩人物瓶、清中期梧桐青花壶等都精美绝伦，令人耳目一新。杨先生认为，外销瓷的生产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原材料，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要求，是中国瓷器在明代和康乾盛世制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晚晴至民国外销瓷收藏受关注 市场水涨船高
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内曾为外国一些大家族烧制的外销瓷，由于质量、运输、战争等原因，有很多并没有运往其定购人那里，便永远的留在了中国。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巴黎的前英格兰JohnsonBros家族定购外销瓷盘一对
这一类藏品现在市场上有的还能见到，从被面的徽标便可识别其为哪个国家、地区、家族定烧的。当时日本的瓷器烧制工艺还远远赶不上中国，因此有很多日本的大家族也到中国来定烧正宗的瓷器。其实很多欧洲的国家很早便开始在中国定烧瓷器了，为其烧制之瓷器，有的细腻之精美程度甚至要超过部分官窑瓷器，因此现在外销瓷的市场价格也在一路盘升，外销瓷也渐渐的开始受到藏家的关注。
johnsonbros家族族徽作为专用印于盘上
细部采用印花工艺
日本东京某家族定制的料理餐具
日本东京某家族定制的料理餐具
现在，随着国内收藏热逐步达到了高峰，官窑瓷器对于寻常藏家，已经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因此，很多藏家将目光放到了外销瓷身上。近几年来，很多中低档的外销瓷在拍卖市场上也是“水涨船高”，如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都算不上官窑名品，但在中国嘉德第四季的拍卖会上大显身手，拍出了高价。因此，在市场上遇见图案精美、做工细致且价格合适的外销瓷器，不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外销瓷的日用与陈设
欧洲人用瓷也和中国人一样，有日用和陈设两大类，但西方的建筑与中国建筑不一样，所以陈设的习惯和器型也不一样。
欧洲人用瓷器餐具是很晚的事了，早期一直都是用银质餐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就想研制瓷器，一直不太成功，直到17世纪初，才做得像点样子。那时候欧洲家庭也没有什么室内装饰的讲究，餐桌不是后来的分餐制，而是聚在一起用餐的。当时欧洲家庭的餐桌上，讲究一点是这样放置菜肴的：
欧洲家庭的餐桌上放置菜肴的方式
中间是调味菜、泡菜、色拉等；第二层放两个到四个小盘的苹果酱等各种酱类；再外面就是肉类、鱼类、主食和汤等。那时候的西餐也不是那么讲究，餐前点心和正餐都在一张餐桌上摆着。
实行分餐制以后，正餐前面有点心和开胃菜，通常需要椭圆形盘和圆形盘(约12寸)、8寸盘和6寸盘等，而正餐则需要大菜盘(13寸)和中菜盘(10寸)，以及分到个人面前的小盘(8寸)和各种调料、作料盘(6寸)以及大汤钵、色拉盘、汤盆(8～10寸)等。正餐以后，还有餐后甜点盘、甜食碗等等。饮制方而，有奶杯、咖啡具和糖缸等，以及茶具和酒瓶、酒杯等。
在上菜和上汤的时候，大盘(13寸以上)、大碗和大汤钵都会有个木质的托架{图299)，放在餐桌的不同方位，再把大盘或碗里的菜和汤分到每个食用者面前。还有许多的小器型是特别订制的，比如说装胡椒的和装盐的特别的器型。
一套餐具中，汤钵一般只有一两个，大的菜盘也只有几个(13寸以上)，中小型的盘子最多(6～8寸)。汤盆也是这样，小型的汤盆大约8～10寸，数量约比盘子少一些。有些菜、汤盆的西方设计，在边缘上做成缺齿状，可以架上汤勺，方便摆放。也有一些汤盆、色拉盆和鱼盆会做成动物形状，如鱼形容器，比较多见的是牛头型和鸭型容器。动物雕塑和实用器型相结合，美观又实用。它们多在乾隆年间订制，雍正时期的极少。了解了一套西方餐具的数量，在购买外销瓷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器型有什么用、数量多少。
1740年以后，由荷兰的瓷区设计出了一种四周有孔的色拉盘，放色拉时可以滤水，很受欢迎。这个器型制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后来也被用在一部分中国的餐具上。一套餐具中，数量少的汤钵和大盘、大碗比较珍贵，独立成型的异形器皿和雕塑容器就更为宝贵了。
四周有孔的色拉盘
西方的整套餐具的订制是雍正晚期还是乾隆早期开始的，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在雍正时期有订制数量比较大的餐具，也许是各种餐具运到欧洲后再组合成套出售。由于数量少，品质好，乾隆初期以前的餐具收藏价值更高。
到了乾隆年间，就有了资料记载的整套餐具的订制。这段时期出口量增大，成本降低，加上经过近两百年的外销瓷的销售，中国的图案在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订制整套餐具在纹样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制作各种欧洲器型的技术在景德镇已经成熟，也有欧洲的整套餐具有西方的器型和中国图案的结合。
因为西式餐具器型特别复杂，景德镇瓷器艺人不熟悉，如果所有的绘画设计都是西方图案的话，中国的艺术家就更难画了，价格也就贵了些；而相对的，用西方的器型和中国的图案结合会比较容易制作。
l760年以后，因为在广州可以画出西方的纹样和画法，价格又便宜，而景德镇的艺术家比较习惯中国画法，要绘制完全的西方纹样，价格与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因此这类的成套餐具绘制的工作很多都转移到广州去了。乾隆年间景德镇绘制的成套餐具，画工比较偏向勾线、填彩等中国画方式。在广州绘制的餐具，数量多，品种全。
其实餐具的出口在很早就有了。《江西通志》记载，1555年国外就订制过三万多件龙纹的餐具。这个当然不能算是成套餐具，因为欧洲1555年还没有分餐制，l740年时已经分餐，由此成套餐具的器形更为丰富，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成套餐具的订制是乾隆初年开始的。
欧洲人在逐渐地将银器换成瓷器的时候，对精美的瓷器十分爱惜。l740年以后，欧洲人就只在大件的瓷器上加金属装饰，因为大件瓷器比较容易损伤，金属附件多加在花瓶的口部、颈部、盖钮、和底足部分，用以保护瓷器。现在各拍卖行拍卖中国外销瓷，凡有金属装饰的都会贵一些。也有一些重要的小型瓷器，会加上金属附件。它多加在边框或底部等，除保护功能外，还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有些器形加了附件后，就被改变了用途，因为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大量兴起室内装饰的风气，l8世纪初欧洲室内装饰开始兴起。而17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家庭家具都比较简单，欧洲古家具中造型讲究的各种艺术风潮的样式基本上是1700年以后设计制作出来的，所以，欧洲人会将这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加上附件而成为实用的器皿。如他们将胆瓶加上附件后成为酒瓶，将花瓶加装附件，成为装奶的器型。更有甚者，为了好用，不惜破坏瓷器。就像大量的古瓷在底部打了一个洞，被做成台灯，有的花瓶被锯掉上面并在旁边钻个洞，加上铜的壶嘴就改成了茶壶，改造者居然还记录了其改造时间。
从收藏角度上来看，这些加有金属附件的外销瓷，因为在一件瓷器上，既有中国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又有西方金属雕刻艺术与之完美的结合，所以这样的瓷器价格比较高。
外销瓷中有一种造型。由于造型的难度比较大，彩绘也不易，所以在订购中，数量都不多，目前拍卖价也比较高，那就是瓷器烛台。烛台的造型比较丰富，制作比较精美。还有一些具有特别使用功能的瓷器，如剃胡须的盘子、婴儿的洗澡盆、生活中使用的便盆、首饰盒、化妆盒和鼻烟壶等，这些器形都比较特殊，一般都是专门定制的。
西方人比较讲究实用，他们除了前面所说的对一些瓷器进行改造，比较多的是把花瓶等器型改成台灯。上面的灯罩，会依据台灯的瓷器造型，加以配套。通常做成台灯的瓷器会在底部打洞，钻洞以后，对瓷器的损害很大，所以有少数特别精美的瓷器，人们舍不得钻洞，他们会将一根空心铁管作为台灯的支柱插到瓷器里面，铁管里面扭上一块铁环，并在其中堆上沙石，以增加台灯的重量，使其平衡。电线则是从花瓶口部插入铁管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著名的雍正寿桃天价花瓶，原来就曾被用做了台灯。
盘子在西方家庭陈设上很重要，有的放置在桌上，但更多的是挂在墙上，根据家具和墙面的关系组合大小不同的盘子，作为装饰。在西方家具中，有各种装饰和摆放瓷器的家具附件，如陈设瓷器的陈设柜，摆放瓷器的台子、几案等小家具，以及把小型雕塑瓷器放在墙上的小台子等等。(本文节选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的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一书)
外销瓷鉴赏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
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画面非常漂亮，显示春暖花开的景象，还有蝴蝶在花中飞舞，十分精美。汤盆外观共有九层纹饰，不仅托盘精美，而且汤盆里面也有精致的彩绘。两边的拉手是两个寿桃，盖上的钮是一个镂空皇冠。这个乾隆粉彩可以和官窑相媲美。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1736至1740年直径23cm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
贵妇人和仆人在河边喂三只鸟，一圈外沿是折枝花卉构成的二方连续，再外面是一个个小方块，倒圆角的方形装饰和八个小形开光图案。这八个图案的形状都来自中间大图内。背后有七种小昆虫，画得十分精致，令人想起齐白石的小昆虫画。
这个样式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这个图案的设计者就是克里斯·普龙克CornelisPronk(1691—1759)。他于1734年8月31日住进阿姆斯特丹，开始做设计。当时到中国的订单都是经印度转到中国。这个设计合约规定，设计者要负责成品的品质，和原设计一样。关于这个样式的部分记录保存在印尼的雅加达。
1737年给荷兰的花伞系列中，一半是青花，一半是青花矾红加金。根据1736年8月23日的备忘录，这个设计在中国和日本都要分别做成不同的颜色：青花和色彩的。在日本做的内圈要大一些，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在中国的瓷盘中，青花先做，色彩的后做，1736年左右在日本生产，因为日本要价太高，1738年就改到中国生产，但依然有少数私人还在日本人那里购买。这个样式在19世纪威尼斯还有生产。几乎所有中国外销瓷的书都有介绍普龙克教授的设计。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1700至1722年高25.4cm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
一只狮子坐在长方形底座上，狮子左爪下压着一只绣球。外销瓷中彩瓷雕塑比较多地来自景德镇，而白瓷雕塑则几乎都是福建德化产品。这件瓷雕底座中的镂空铜饰是在英国后加上去的。
从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说外销瓷
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藏家：华夏收藏网奚风瘦马近日买了一只雍正粉彩纹章瓷，直径32cm，盘心装饰欧洲贵族徽章一枚，直径达15cm左右，口沿传统缠枝花卉装饰一周，很是喜欢。发在微信朋友圈交流，有朋友问为什么也买外销瓷？答案在这里：仅就我们国内所产的明清瓷器而言，按照美学风格取向，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民间风格、宫廷风格、文人风格和异域风格，推而广之，其他收藏品也大概不外乎此，比如家具、玉器等等。其间的差异不言自明，不多赘述。不管玩哪一类型的藏品，我觉得都应该是风格特征越明显，越能体现这一类型的特色，越有味道，从长远来说，也就越有文史和经济价值。明清瓷器中有异域风格的，主要是我们常说的外销瓷。外销瓷其实主要是来自海外的订货，而最能体现风格差异的，无外乎器型和纹饰。纯外来的器型其实也很多，比如公认为永乐官窑的无挡尊，最近网站比较常见的军执等。纯外来的纹饰则有欧洲宗教题材、神话故事等，其中徽章瓷算是外销瓷中的一个专题门类，在国外有专门的收藏者。所谓徽章瓷，顾名思义，是指瓷器上烧有皇室、贵族、家族、城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一种瓷器，主要是来自欧洲的定烧，晚期美洲也有定制。徽章的组成都是有传统和规矩的，其中的含义国外有专门的书籍介绍。但大体来说，徽章越大、越精美的，收藏价值也越大，曾经见一些欧洲皇室的徽章盘，徽章完全占据了整个盘心，且绘制极其繁复，观之颇使人震撼。对于徽章瓷，因为他的另类而略带神秘的美，我其实一直比较关注，一直想买一只品相完美、徽章较大的藏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如愿，如今遇到这只，也就顺其自然买下了。网上平时见的外销瓷普品多些，关于外销瓷如果想有系统的认知，可以看看余春明著的《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他本人早年在国外搞艺术创作，就收藏了不少档次不错的纹章瓷，目前展于南昌大学博物馆，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相信会有大开眼见的感觉。这里上几件馆藏器：1、明代外销瓷最早兴起、也是最早期的徽章瓷出现的时候，正德时期葡萄牙定烧的徽章瓷，花浇残件，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关于外销瓷的起源，建议阅读《文物》杂志2011年2期《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一定会受益匪浅。2、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徽章瓷。是为英国绅士李克.奥勾瓦制作的，22.5cm，当时共定烧120，记载明确。有名有姓，资料确凿，没有相应各国的字母或缩写吧。3、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马克杯（啤酒杯）。乾隆以后，徽章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其他实用器物上。徽章中每一个符号都有特定的含义。4、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干隆时期荷兰徽章纹杯和托碟这类杯碟目前回流很多，带徽章的几乎没有吧。其实外销瓷也有普品和精品之分，总的来说，目前比较常见的外销盘子、杯碟等，画工、用料和内销的还是有差别的，一般外销瓷会比较偏薄一点。外销瓷的工艺水平都不差，精品直追官窑水准，普品远高于民窑普品粗器的水平。中国人自古讲究个待客之道，不会把自己家里最差的东西拿出去丢人。就历史价值而言，外销瓷不仅客观反映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政治事实，还见证了世界的变迁。欧洲艺术发展过程中吸取的东方元素主要来源就是瓷器，因为当时瓷器是最主要的出口艺术品。就算是在价钱上，中国瓷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属于奢侈品，外销瓷精品早在国内市场对其有所认识之前就在国际拍卖上很有市场。在目前市面上官窑，民窑精品所剩无几，仿品铺天盖地的市场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外销瓷在国内价格飞涨是大势所趋。
明清外销瓷回流火热升温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长沙窑就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
宋、元时期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发现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外销瓷的瓷器。
明清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远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鱼草、博古等纹饰。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
19世纪20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中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
“汝、官、哥、定、钧”，定窑是宋代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白瓷以其色白、质薄、釉润、纹饰丰富而精美著称于世，美誉“天下第一”。关于定窑的历史及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定窑白瓷铭文的研究，由于缺少一定的实物资料，尚涉及甚少。多年来，笔者从古代临安(杭州)收集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中，惊奇的发现，定窑瓷器的铭文，特别是南宋时期后刻的铭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宋代瓷器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可谓开一代先河而空前绝后。同时，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折射出浓厚的南宋宫廷色彩。为此，笔者以收藏的实物，就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的某些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与研究。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纯属业余之作，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敬请中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一．定窑白瓷铭文的刻制方式和基本特征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宋王朝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灭亡后周创建以来，历经九帝九传168年，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称为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历经九帝九传152年，至1279年陆秀夫广州负帝，宋卫王投海宋亡，称之南宋。特定的历史铸就了特定的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瓷器，自然会有时代的烙印。
综观笔者收藏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虽然数量和品种较多，但其刻制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装坯烧窑前刻制的，数量很少，是北宋初官府定烧和宫廷定制的御用品。如“官”、“尚药局”、“乔位”、“子温”等。对于这类铭文，笔者称它为“北铭”。另一种是瓷器运到宫廷后，根据需要后刻上去的，铭文的多数属于这一类，它们是南宋宫廷的专用器物。如“奉华”、“德寿”、“寿成殿”、“皇太后殿”、“内苑”等。这一类后刻的铭文笔者又称其为“南铭”。
烧窑前刻制的“北铭”，由于刻制工序的不同，又有釉上和釉下之分。釉上刻制的铭文主要见于盘、碗、洗底部，铭文是在坯胎上釉阴干前，在釉上连同坯胎一起刻、划而成，刻出的铭文字体露胎，见“乔位”、“官”等，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之“釉上款”。当铭文刻在器身或盘、碗内底时，为了考虑瓷器的美观，铭文刻在半干的坯胎上，然后上釉烧制，使铭文完全被罩在釉下，如“尚药局”。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它为“釉下款”。烧窑前刻制的铭文，据笔者长期观察它和定窑刻、划花纹有十分相似之处，也有刻和划之分。刻者，重也。多用金属工具，字体线条较宽，所刻部位较深，有明显的刀锋，刻出的铭文颇具书法效果，如“官”字铭文。划者，轻也。多用竹制工具，字体线条较细，部位较浅，笔画粗细基本相等，铭文有如圆珠笔书写的效果，如“乔位”、“子温”。
宫廷玉工后刻的铭文，笔者从查阅有关古代玉器制作资料和长期实物观察中，找到的答案是用一种叫砣子的圆形工具刻制而成的，工具的具体材料还无法考证。史书记载商代的玉器上有使用砣子的痕迹。唐宋时期是玉器发展的精制期，托子的工艺技术应该相当成熟了，这从笔者收藏的当时用砣子在龙泉窑瓷片上曾试刻的实物，可以得到证实。其坚硬锋利的程度，并不逊色于今天的切割工具。用砣子刻制的铭文，字体工整，笔画欠自然流畅，以直行为主，缺少自然转弯和笔锋。刻出的笔画呈中间粗，两头尖之势。这和砣子转动时的落点和收点有关。为了显目，铭文刻制后多数还填上朱砂一类的红色颜料，见图十六、十九、二十、三十六等都留有明显的红色痕迹。
二．定窑白瓷铭文的分类和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内容和宫廷相关的虽然较多，但经整理、归类大致可用二种类型来区别。一种是以瓷器的使用单位来表示，铭文多刻有宫廷建筑的名称和为宫廷服务的某些官署机构的名称。另一种则以瓷器使用的主人来表示，有后妃、宦官、皇亲、外戚等，并以他们各自的职位、封号、姓名出现在铭文中，他们是宫廷生活中的主要成员。现分别择要介绍如下：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有宫殿名称的瓷片有：“殿”、“德寿”、“奉华”、“皇太后殿”、“寿成殿”、“坤”、“寿慈殿”、“东宫”、“承光”、“锺秀”。
铭文“殿”，均为盘底残片，印花。“殿”字铭文近年发现较多，并见于高丽窑、官窑、越窑等窑口，器型以盘、碗为主。“殿，帝王所居及朝会之所或供奉神佛之所为殿”1。笔者分析字款和庙宇有关的可能性不大，而和南宋宫殿有关，理由有三：其一，“殿”字定窑白瓷制作规整，釉色牙黄且滋润，纹饰精美，非民间用品。同时与“殿”字相关的铭文还有“殿库”、“殿徐”、“殿辛”，都和宫殿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二，南宋帝王崇道轻佛，如是施舍之物一般均会写明施主姓名之类的文字和庙宇殿名。其三，“殿”字铭文除了定窑白瓷外，还见于官窑、高丽窑、越窑等窑口的瓷片，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这些高档瓷器的，同时“殿”字铭文发现地点以中河南端的望江门、通江桥、卷烟场附近居多，距离大内不远。但是有一点曾让我们百思不解，为什么当时玉工不直接刻上宫殿的全称，而只刻一个“殿”字？最后笔者在查阅大量有关南宋时期的史料中得到启示，找到了答案。
北宋之后，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改元建炎。三年闰八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为行在所，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对南宋行宫初创时的情况，当时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中对绍兴间行宫作了如实记述：“今大内，旧杭州州治也。绍兴初，高宗自越州复还临安，命有司截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恃杨公弼董其事，欲以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宰相用事，始作慈宁宫。十二年和议成，因作崇政殿。十八年仍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于是禁中已复营祥曦，福宁等殿。苑中有澄碧观堂，凌虚阁等。而上又自作复古殿，损斋，实所常御也。”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皇宫，厉朝都建有数以十计的宫殿，以备举行各种国家大典时用。北宋汴京的皇宫亦有三十多处以适应各种隆重仪式所需。而刚刚草创的行宫是无法一一具备的，由此一殿多用途，一殿多名称便应运而成。一殿多用和一殿多名是南宋初期宫殿的一大特点，在诸书中都有明确记载。《梦梁录》卷八《大内》云：“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chen2)；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堙(yin1)为明堂殿。次日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云》：“文德殿，绍兴十二年建，正衙，六参官起居。紫宸(上寿)，大庆(朝贺)，明堂(宗祀)，集英(策士)，以上四殿皆文德殿，随事揭名。”《宋史》卷85《地理志&S226;行在所》曰：“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以上所提到一殿多用，一殿多名的情况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梦梁录》和《咸淳临安志》二书所指的殿名不包括《宋史》记载的垂拱殿，应示为两殿。王应麟《玉海》中云：“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庚子十二日，命内侍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诸司屋宇147间)，时言者请复朔日视朝之礼，而行宫只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为之，朔望则权置账门以为文德，紫宸殿。按射殿则以为选德，策士以为集英。”明显是把崇政与垂拱各作为一殿的。
王应麟在度宗时曾任礼部尚书。《咸淳临安志》的作者潜说友为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军府事，兼点检行在瞻军激赏酒库所。他们为同一时代人，所说大内情况应有一定的可靠性。由此“殿”字铭文为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的殿名无疑。
由于宫殿名称随事易名的不确定性，给宫廷玉工在刻宫殿名称时带来麻烦，最后只能以一个“殿”字统而代之。“殿”字铭文也为后人研究，了解南宋初期历史和宫殿状况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
铭文“德寿”盘底残片，印花。“寿慈殿”盘底残片，印花。“德寿”指德寿宫，是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退位居住的宫殿。以后诸帝大都效学高宗退居此宫，它是由望仙桥东面的秦桧府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德寿宫旧址的范围，以现在的地名来定它的四至：“南至望仙桥直街，北至佑圣观路，西临盐桥大河，东至城墙(即今吉祥巷、织造马弄)，范围之大，是可以想见的”2。德寿宫规模之宏制，建筑之华丽，花园景色之奇秀与皇宫无异，故有“南内”与“北内”并称。宋&S226;岳珂《□史&S226;行都南北内》载“……桧薨(hong1)于位，僖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zhi1)常州通判xuan为光禄丞，留莅(li4)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逐请罢煊，并迁庙主于建康，逐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ying1)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请陛躬朝，岁时烨(ye4)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梦梁录》卷八载：“德寿宫在望仙桥东，元系秦太师赐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卷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廷御之，逐命工建宫殿，匾德寿为名。后生金芝于左栋，改殿匾曰康寿。……后孝庙受禅，议德寿宫改匾曰重华御之，次宪明太皇后欲御，又改为慈福宫。寿成皇太后亦改宫匾曰寿慈御之。继后宫室空闲，因而逐废。”由上而知，德寿、重华、慈福、寿慈四个殿，各因主人的更换屡有更改名称，但实为一处。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禅位三子赵敦，移居此宫改德寿为重华宫。后来宁宗赵扩奉养他的祖母宪圣太后住在这里，又把重华宫改为慈福宫。后来奉养寿成太后住居这里，又将慈福宫改为寿慈宫。铭文“寿慈殿”就是寿成皇太后谢氏居住时的殿名，史书记载与其相符。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定窑》一文中，讲到的定窑白瓷铭文“慈福”，应该是宪圣皇太后吴氏居住时的殿名“慈福宫”。虽然至今未发现“重华”的铭文，四个殿名已有三个被发现，剩下的一个它的存在是可能的。
铭文“奉华”折腹盘残底，内外刻牡丹纹，北宋遗物。“奉华”指“奉华堂”而言。是德寿宫的一座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婉容所居。刘氏临安(今杭州)人。入宫为红霞帔(pei4)，迁才人，累迁婕妤(jie2yu2)，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贵妃，颇恃宠骄侈，宫中号刘氏为大刘娘子。据传她喜爱书画，并刻有“奉华堂”印一枚，它曾在自己收藏的一幅名画中钤“奉华堂”印一方。“奉华”铭文除定窑白瓷外，还见有汝窑、高丽窑等窑口瓷片，器物均精美且多为北宋宫廷遗物。北京、台湾故宫博物院均藏有“奉华”铭文的传世瓷器，铭文均为后刻，字体工整，同出自宫廷玉工之手。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在发掘钧台窑址时，在窑址出土一件钧窑出戟尊，底部刻有“奉华”铭文。值得注意的是该字铭是器物成型后在未入窑烧制时刻制的，这显然是北宋的遗物。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奉华”的名称在北宋时就已存在。南宋初期很多方面都沿用南渡前汴京旧制，是否在宫殿名称上也有这种情况呢？事实是存在的，例如北宋皇宫有文德、紫宸、集英等殿名，而南宋也沿用了这些殿名。但“奉华堂”在“德寿宫”内，由刘婉容所居的事实，史书早有记载。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云：“……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刘婉容位奉华堂听摘院奏曲罢，婉容进茶讫，逐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得就纳于官家则剧”。
铭文“皇太后殿”折腰盘残底，印花。铭文“坤”碗底残片，印花。“皇太后殿”顾名思义指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梦梁录》卷八《大内》载：“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大官及殿长，内恃，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祗候”。《梦梁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又云：“初八日，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起居，邀驾过皇太后殿上寿起居，舞蹈嵩呼，回诣(yi)紫宸殿”。
由上可知“皇太后殿”又名坤宁殿，位置在皇宫大内，是皇太后居住的地方。铭文“坤”，据笔者考察应是坤宁殿的简称，当时宫殿名称以简称的形式刻制并不少见，如“寿”、“华”分别是宫殿德寿和奉华的简称。同时古代有主阴阳，乾坤之说，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以坤极，坤元指女性中最高贵的皇后。《宋史&S226;后妃列传&S226;真宗刘皇后》：“章献明肃处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贵，功德莫与为比”。“坤”字铭还见于官窑、龙泉窑瓷片。
铭文“寿成殿”碗底残片，印花。“寿成殿”史书未见记载，经分析应该和寿成皇后有关。淳熙十六年(1189)，肖宋禅位于第三子赵敦是为光宗。尊孝宗为“至尊寿皇圣帝”(简称寿圣)，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皇太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此时孝宗已从大内移居德寿宫，皇后谢氏应随他同去，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寿成殿位置应在德寿宫内，时间约在绍熙年间。“寿成殿”铭文除定窑外还见于官窑、汝窑。笔者有一个汝窑铭文残片，惜铭文残缺不全，仅可见“成殿后阁”四字，若完整的铭文应为“寿成殿皇后阁”，铭文的内容所指寿成皇后的住所更加明确。
铭文“东宫”大盘残底，印花。留有旧时曾用银皮补过的痕迹。“东宫”指皇太子居住的宫殿，在大内东部，其位置可能在今馒头山东部。《宋史&S226;地理志》云：“在丽正门内，孝宗，庄文，景献，光宗皆常居之”。据《行在所录》又云：“孝宗初育宫中，只造书院于宫门，日内资堂。迨为太子，越旬日即受禅；乾道七年，光宗升储，始于丽正门内之东，建太子宫门”。按此推算铭文“东宫”刻制的时间在乾道七年(1171)以后，器物的主人时为东宫太子的光宗可能性较大。
另外刻有宫殿名称的铭文还有“承光”、“锺秀”。史书上均未见记载，也无从查考，留作以后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制宫廷官署机构的铭文有“尚药局”、“内司”、“阁子库”、“后苑”、“内苑”、“德寿苑”、“苑”、“苑天”、“后苑三”。
铭文“尚药局”盒子残片，口沿下由右向左釉下横刻“尚药局”三字，盒盖残片刻龙纹，北宋宫廷遗物。“尚药局”为官署名，后齐置，属门下省。设典御及丞各二人，总知御药事。另设恃御师，尚药监各4人。隋炀帝时属殿中省(因避杨忠讳)，置奉御二人，直长四人，又恃御医，司医，医佐等员。唐高祖武德六年(618)改殿中省，掌供奉皇帝饮食、医药、服御、幄□、舆(yu)辇(nian)、余次之政令。以殿中监为长官，少监为副长官。总管六局：尚食局掌膳羞，尚药局掌和剂诊候，尚乘局掌乘骑，尚衣局掌衣服冠冕，尚舍局掌次舍幄□，尚辇局掌舆辇，尚药局为六局之一。宋代沿置，然无尚乘局，另设尚酝局。北宋时，尚药局一度属宣微院。《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后苑、御膳所、六尚局、翰林司、仪鸾司、八作司、修内司……”。南宋时尚药局仍属殿中省管辖。刻有“尚药局”铭文的盒子应该是装药的，属北宋宫廷御用品，有可能是高宗南逃时随身医官所带之物，数量不会很多。
铭文“内司”碗底残片，无纹饰，略粗。“‘内司’即‘修内司’，官署名。宋代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以内恃省使臣2人，入内内恃省使臣1人管理”3。《宋史&S226;官职志》载：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宋初期，修内司曾负责烧制官窑曰“修内司官窑”。《坦斋笔衡》中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好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窑器，名曰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由此得知，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外，还兼烧官窑。南宋初创时，战事不断、百废恃兴，官署多有裁并是可以想象的的。另外铭文“内司”发现地点在中河通江桥南端，离太庙旧址和修内司营地不远，和史书有关记载相符。
铭文“阁子库”洗子底残片，内刻荷花纹饰。“阁子库”是机构名称，属皇家私库。《南宋京城杭州》一书《皇城图》中所标位置在大内和宁门西北侧，内司机房旁边。对于“阁子库”的记载《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说：“……小刘婉容进自制《十色菊》，《千秋岁》曲破，内人琼琼、柔柔对舞。上于阁子库取赐五两数珠子一号，细色白段各十匹，太后又赐七宝花十枝，珠翠芙蓉缘领一副，又移坐灵芝殿有木犀处进酒”。文章中上指太上皇高宗，他从阁子库取珠宝赏赐小刘婉容等人。从以上情节看阁子库应是帝王私库。值得注意的是铭文“阁子库”右侧还刻有“婉仪位”三字，小刘婉容即刘婉仪。“宋高宗妃，初入宫，封宜春郡夫人。进美人，与刘婉容俱得宠，进婉仪”4。宫中称刘贵妃和她为大小刘娘子，宫中帝王对妃子赏赐是常有的事，把定器作为赏赐物品赐给妃子也是可能的，对于是否是刘婉仪之物就难说了。
铭文“后苑”碗底残片，内刻双鱼。“后苑”是皇宫的后花园，同时又是官署机构的名称。《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下属各机构把后苑列为第一位，后苑多为宦官管理，但它不只是皇家后宫的一个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宫的园圃，供帝王、后妃们游玩观赏，消夏避暑的去处。“自延和殿循庑而西，进入后苑。这里“怪石夹列，献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yao)”。有“三堂三，临池上，左右为明楼，有蟠桃亭，又西为流杯堂，跨水堂，梅岗亭，北为四并堂，皆咸淳五年(1269年)重建。其余四时花木，各题雅名……”5。后苑的位置应该在凤凰山的西北部。
铭文中和“后苑”相关的铭文还有“内苑”、“德寿苑”、“苑天”、“后苑三”、“苑”等。铭文“内苑”中内指皇宫大内，“苑”指后花园，和“后苑”意思相近。“德寿苑”指德寿宫中的后花园。“后苑三”指后苑的某一处。“苑天”、“苑”所指更为广泛，它即可指大内和德寿宫的后花园，也可指如聚景园，玉津园等皇家花园，为此“苑”字铭文是铭文中最多的一个字款。
定窑白瓷铭文中与宫廷后妃有关的铭文有“婉仪位”、“婉”、“才人位”、“贵戊”、“乔位”、“关位”、“陈位”、“嘉位”。
要明白有关后妃铭文的含义，首先要对宋代后妃制度的基本情况作一大概的了解。《宋会要》后妃4之1称：“宋朝承旧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义、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宋史》卷163《职官志》亦云：“内命妇之品五：日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曰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日婕妤，日美人，日才人，贵人”。尽管二者记载不尽相同，但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后宫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史书记载宋朝后妃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等级：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二，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明道三年特设)，以上为正一品；三，大仪(景德二年增设)，贵仪(仁宗乾兴元年增设)，涉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大中祥符六年增设)，以上为从一品；四，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上正二品；五，婕妤、正三品；六，美人，正四品；七，才人，正五品。通过以上的了解，我们就可对有关铭文进行分析了。
铭文“婉仪位”盘底残片，印花。“婉仪”是妃嫔中的一个职位，她在贵妃之下，从一品，是由帝王加封。高宗宠妃刘氏(小刘婉容)曾被封为婉仪。“位”的释义有二。一指对自己职位的代称，相当于做官的人对自己称本官的官字。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高宗宠妃刘婉容逐奏太后曰：“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其中本位的位字就是对自己职位的称呼。其二指某妃子的官邸宅所。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云：“……诸殿属，缉熙殿、垂拱殿、睿思殿、资政殿、观文殿、皇后殿、贵妃位、淑妃位、美人位、才人位、后苑、阁下”。文章中按等级对皇后的住所称殿，皇后以下贵妃至才人均称位，此时“位”字又有官邸和宅所的意思了。由此铭文“婉仪位”是否可解释为某位居“婉仪”职位妃子的官邸和宅所。
铭文“才人位”，由于铭文残缺，分别由盘底残片铭文“才人”和碗底残片铭文“人位”组成，瓷片均为印花。才人职位在美人之下，正五品。高宗宠妃婉容绍兴十六年就当过才人，该瓷器应该是妃子中某才人使用过的器物。铭文“才人位”和铭文“婉仪位”是相似的，无非职位不同而已，可释义为妃子中某才人的官邸和宅所。刻有此类铭文的还见有汝窑“贵妃位”。
铭文“婉”盘底残片，刻荷叶纹。“婉”字据分析可为“婉容”和“婉仪”的简称，“婉容”定窑白瓷铭文至今未见，而“婉仪”所见较多。到底是婉容还是婉仪就很难说了，但“婉”字铭文瓷器属宫廷某妃子之物是没有问题的。
铭文“贵戊”碗底残片，内刻荷叶纹。贵字从妃嫔的封号中查找为贵妃的简称可能性较大，“贵妃”铭文定窑白瓷中未见，而见于高丽窑、汝窑瓷片中。“戊”字应和刻制时间有关。
铭文“乔位”，釉上款，洗(破修复)，高2.4厘米、口径11.4厘米、覆烧，口沿镶铜扣。内刻一条蟠卷的漓龙，矫健生动、线条流畅，呈牙黄色釉。从龙的纹饰、制作工艺看应该是北宋晚期宫廷定烧之物。铭文“乔位”指某姓乔妃子的官邸宅所。北宋晚期，后宫中姓乔的妃子会是谁呢？从北宋晚期皇帝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的妃子中资料显示，唯徽宗的妃子乔贵妃姓乔。“乔贵妃，宋徽宗妃。初与韦妃共恃郑皇后，后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贵妃得幸徽宗，逐引韦妃，二人愈相得。徽宗、钦宗北迁，贵妃与韦妃俱从。韦妃将还，贵妃以金50两赠金臣高居安，愿平安护送还江南。又举酒酌韦妃，祝她为皇太后。因已无归期，大哭以别”6。韦妃为高宗生母，绍兴十二年和议成迎还，封皇太后。乔贵妃送别韦妃后终未回归，死于五国城。她的遗物怎么会在杭州？是否当时临别时赠送韦妃，还是她的亲属南迁时所带，不得而知。
铭文“陈位”盘底残片，内刻荷叶纹。“关位”盘底残片，印花。“嘉位”碗底残片，印花。铭文“陈位”、“关位”、“嘉位”指三位不同姓名的妃子，其含义是和“乔位”是相同的，所不同的“乔位”是北宋遗物，在烧窑前就刻制好了，而后者是南宋后刻的，是三位妃子曾使用过的遗物。
帝王宗室、后妃外戚等，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享有的特权与宫廷关系密切。定窑白瓷铭文中与他们相关的有“荣国”、“高平郡”、“希哲”、“子温”。
铭文“荣国”碗底残片，外刻多层莲瓣纹，内底刻双鱼，刀法流畅。该铭文是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杨贵妃三姊妹被唐玄宗封为“虢(guo)国”、“秦国”、“韩国”夫人的资料中受到感悟。铭文“荣国”可能与其类似为皇室某妃嫔的封号，查找的资料最后和光宗的李后有关。“李皇后(1145——1200年)，宋光宗皇后。安阳人，字凤娘。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以为凤娘当母天下，言于高宗，逐聘为恭王妃，封荣国夫人，进定国夫人。乾道四年(1168年)生嘉王。七年，皇太子妃。太子即位，册为皇后”7。由上可知，李后封“荣国”夫人时，宋光宗还未升储太子，时为恭王，李后为恭王的妃子。铭文“荣国”据此推算刻制的时间为乾道四年前(1168年)至隆兴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