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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彩盛美酒 李白曾记否

邛彩盛美酒 李白曾记否

大唐合盛瓷砖 古代盛酒的瓷器 曾龙升瓷器如何鉴别

2020-12-01

大唐合盛瓷砖。

唐代邛窑彩绘四系罐

北有唐三彩,南有邛三彩,应该是对邛窑系陶瓷的最高评价。虽然在一千多年的烧制史上,邛窑并没有赢得如同唐三彩一般的传世盛名,但沉睡地下千年的漫漶时光,终究会出现在后世的赞叹之中。

四川多美酒,邛崃是西汉才女卓文君的故乡,她与司马相如“凤求凰”、“当垆卖酒”的故事传唱至今。斯人老去,独留美酒,到了盛唐时期,正是邛窑彩绘的黄金时代,邛窑彩绘陶瓷便是最佳的盛酒美器。可以想象,当邛崃美酒与邛窑彩绘陶瓷碰撞在一起时,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会给那个时代的伟大诗人多么汪洋恣肆的富丽想象。

邛彩盛美酒,李白曾记否。我们已经无法追溯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绝世天才,但透过凝注陶瓷文化与酒文化的邛窑陶瓷器,似乎可以嗅到一个时代的荣光。邛窑历史悠久,在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自南朝至两宋,共经历了八个多世纪,是目前已知的四川古陶瓷窑址中,烧造时间最长、产品最丰富、造型纹饰最美的名窑。在南朝即广泛使用化妆土美化陶瓷;在隋代就独树一帜地创造了釉下彩绘;唐至五代以其釉下彩绘著称于世,达到了它的历史高峰。邛窑陶瓷彩绘装饰十分普遍,邛窑陶瓷有单色釉,如青釉、棕黄色釉、褐黑色釉、灰白色釉。由于泥料较粗,普遍含有细沙粒,胎面普遍施化妆土,用当地原料配出浅黄、深黄、棕黄、老绿、翠绿、孔雀蓝、藏蓝、紫黄、黑色等色彩在瓷器上作画,大多数是釉下彩。由于邛窑瓷器釉层稀薄,釉下彩或釉上彩不易分辨,但大多数是釉下彩。以大片圆形彩斑、联珠、多层菱形、圆圈构成的图案,有些和刻花、划花、粘贴、捏塑、模印等共同组成装饰面。最突出的是彩画。这些釉下彩绘,由于工匠有深厚的文化根底和书画艺术的功力,以没骨画的技法,率然落笔,粗悍展开,画出的花纹潇洒豪放,韵味无穷。

由于邛窑多生产民用品,所以创作十分贴近生活,四川自古以来尚酒,以陶瓷盛酒、酿酒由来已久,笔者曾见到一件唐代邛窑彩绘四系罐,从形制和规格来看,应该是实用盛酒器。诗酒相依。古往今来,无数雅诗妙词,华文彩赋,在歌咏文君相如情事时,总是会联系到邛崃的酒,也会联系到邛崃的盛酒器。邛崃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产美酒的地方,唐代时,邛酒酿造已发展到高峰,酒肆遍布,酒香弥漫。“落魄西川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诗人此处在邛崃吟诵的“泥酒杯”,便是大名鼎鼎的邛窑系陶瓷。从彩绘四系罐的彩绘图案看,几笔浓淡涂抹,自成趣味,给人无尽想象,不知道如此精美的陶瓷盛酒器,诗仙李白是否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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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尊与诗仙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余光中

他是谪仙人,李白,率性而为、不畏权贵,当力士脱下他那双“傲慢”的靴子,他这样潇洒而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徜徉在山水的怀抱中,他尽情抒发豪情,痛饮狂歌,随后,他带着一只小小的酒坛藏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唯有那只酒坛……

诗仙的“酒坛”,变身御书房上宾。

它是李白手中的酒坛幻化而来,没错,它叫太白尊,也称太白坛,因形似李太白手中的酒坛而得名,穿越历史的天空,带着诗仙的梦想而来,它依然留着谪仙人潇洒不羁的气质,痛饮狂歌的豪迈亦令人神往。

好似被诗仙施了法,洗尽铅华,不惹凡尘,唯恐亵渎了它的美丽。

如此美物怎会被埋没,雄才伟略的康熙,可称千古一帝,豪迈的胸襟囊括四海,或是一幅太白醉酒图中的酒坛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或是康熙皇帝做了个诗仙梦,或是工匠们偶然烧出一物,像太白的酒坛。 不管怎样,康熙皇帝对太白尊是一见倾心了。在他的书房中总能看到太白尊的身影。太白尊也成为清康熙官窑经典器型之一,成为文房名器。

《匋雅》言:“太白尊惟康窑有之,各色俱备,惟红独多”,以康熙晚期新出现的豇豆红釉品种最为驰名。 《饮流斋说瓷》亦载:“此等尊无巨大者,通体不过数寸耳,以豇豆红色或带苹果绿、苹果青色为多,腹有三团螭暗花,乃浅凹雕也,除康窑外历朝甚罕仿制,故价值之昂等于拱璧。 若非技艺精湛的老匠人,要成功仿制太白尊甚难,缩颈,小口微侈,并且腹大饱满,拉坯时稍不留神,轻则型变,重则型塌,难得大气不凡,稳重洒脱之姿。

晚来天欲雪——盛酒器


宋代温碗、注子

“红泥小火炉”当称得上千古名句,在色彩与气味,陶土与火焰之中奇趣天成、浑若一体,它所描绘的便是大名鼎鼎的温酒器了。古人饮酒喜欢温热后再饮,温酒不伤脾胃,同时,温热的酒更加绵甜可口,可以让人体会到“温酒浇枯肠,戢戢生小诗”的意境。因为常常要温酒,便有了专门用来温酒的温酒器。关于温酒器的记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汉代,已有温酒樽这种酒器,配以勺,便于取酒。汉代温酒器一般呈圆筒形,两侧有辅首衔环,上不沿饰,宽带,其间浮雕有峰峦、龙、凤、虎、鹿、牛、羊、蛇、狐、兔、禽等。《三国演义》中多次写到“煮酒”、“热酒”,而“青梅煮酒”一词更成为英雄相惜、高端探讨的代名词。晋代文人左思在《魏都赋》中就有“冻体流澌,温酎跃波”的词句,明确说到温酒。唐代开始出现大量的金银材质的温酒器具,造型华丽端庄,制作精细。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身份背景,显然是无法享用金质温酒器的,所以诗中提到了更加原生态的“红泥”,即陶瓷,这与宋代温酒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宋代,使用成套温酒器来温酒的习俗颇为流行,一般是注子与温碗。所以南方瓷窑多有烧造,除安徽外,在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的宋墓中多有出土,北方如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洛宁乐重进石棺画像中均绘有形制与之相近的成套酒器;内蒙古、辽宁等地辽墓中亦有出土,就连传世的南唐古画《韩

熙载夜宴图》中也有与之相同的温碗、注子。给酒加热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将酒瓶放置炭火之上加热,如河南巩义市出土的宋代厨娘温酒图;二是用温碗、注子给酒加

热。按宋代的饮酒习俗,是将盛满酒的注子放入温碗之中,碗内加注热水,用以温酒,然后斟入台盏或杯中饮用。由于碗内的热水可随时更换,因此使用这套酒器可以达到时刻保温的目的。

汉方壶记


2006年5月,我出差苏北,回来经过某市时,闲逛古玩城。这是个地级市,紧邻洪泽湖和京杭大运河,历史上商贾云集,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古玩城颇具规模,有古玩店,也有地摊。在这种地方闲逛,原也不指望能买到什么东西,只是看看玩玩。同行的还有南京藏友张成先生。

那天,我们闲聊着转了一圈,走进又一家古玩店。店在一个偏僻角落,没什么客人。货架上照例摆满了各类物件,照例是假货居多。有些东西虽老,却没有什么意义。我和张成各看各的,希望能发现点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我只是对店面扫视一遍,便被一把紫砂壶吸引住了。这是一把汉方壶,通体光素,非常惹眼,器型硕大饱满,线条流畅丰美,气势非凡,看上去赏心悦目。我让店主拿下来,仔细观看,发现包浆润泽自然,梨皮样的紫砂面里,有点点金沙闪烁。拿开壶盖,壶内有不规则的茶垢沉积,却很干净,不像造假者故意涂抹得脏兮兮的。壶口内沿,有半个瓜子大的破损,不注意几乎看不出,盖上壶盖就更看不到。翻看壶底,有六个字的篆体款:“荆溪徐飞龙制。”这六字阳文款,像是用竹刀刻制而成,古雅而清秀,十分灵动。我那时对紫砂并无专门知识,只是凭感觉,认为这是个老东西,内心便有些激动。于是不动声色喊过张成,请他看看。张成多年来收藏研究瓷片,对瓷器有相当造诣,可是对紫砂缺少研究,但他凭收藏瓷器的经验,也感觉是个老东西。我决定和店主谈谈了。我装作漫不经心,把壶放下,问店主这把壶的来历。店主是个中年男子,一脸质朴,说是半个月前刚从乡下收来的。我没再仔细问。古玩市场编故事是常事,多问无用,关键还是看东西。我问他开价,店主犹豫一下,说2700块。我一听不算离谱,这么大一把壶,高21公分,壶把到壶流18.5公分,即便是新壶,买回家泡一壶茶也够喝半天的。我决定买下,几经讨价还价,最终以2200元成交。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

回到南京家中,我查了一下资料,知道徐飞龙是生活在康熙、雍正至乾隆时的一位制壶名家,以汉方壶最有名,作品存世极少。之后,这把壶一直摆放在书房,我并没有真把它当成古董,但我从内心喜欢它。这把壶十分耐看养眼,大气挺拔,又静穆内敛。南京收藏界几位朋友来家中看过,都赞叹是把好壶,建议我请沙志明老先生看看。沙志明老先生是全国著名的紫砂收藏鉴赏大家,已经八十多岁。他一生收藏,独爱紫砂,几乎倾尽家产,天南海北寻觅紫砂踪迹,先后收藏紫砂壶器数千件,历代紫砂名家作品几乎都有,曾出版过几部紫砂图录专著。在南京著名的九十九间半“甘熙故居”,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长年展出他的藏品。我本也认识沙先生的,只是不熟。藏友们的肯定和鼓励,让我多了一份期待和忐忑,万一被沙先生否定了,岂不失望?因此,壶在家摆放了一年多,我也没敢去请教沙先生。还是后来一次藏友聚会,沙先生听说了,主动问起,我才如实相告。沙先生说你拿我家来吧,我给你看看。2007年7月的一天,我终于携壶登门,心里已然平静:不论这把壶真假新旧,能当面请教,肯定会长些知识。沙老先生为我泡一杯绿茶,开始看壶。他看壶,我看他。沙老先生仔细把玩,内外上下看了个遍,脸色由平静渐渐变得赤红,显见是激动了。果然,老人家放下壶,用手指敲敲桌子,说:“恭喜了!赵先生。你收了把稀世珍宝!”我还不敢相信,老先生一一道来,从砂质、做工、型制、印款、品相、神韵、包浆等多方面,证明这把壶确是徐飞龙的作品。据沙老讲,徐飞龙以汉方壶闻名,已知存世仅有三把,故宫一把,南博一把,台湾私人藏家有一把,他都见过,这是他见到的第四把。沙老很激动,说我这么多年给人看壶无数,从不写鉴赏书,这次我要给你写一幅。果然,二十多天后,沙老用苍劲古朴的行书,在宣纸上写了一幅鉴赏书,亲自送来我家,并且一再嘱咐,要小心保藏好这把壶,千万不要损坏了,口气几近严厉,仿佛这把壶是他自己的藏品。那一刻,我真的感动极了。之后,沙老一番话,更让人感动。他说,紫砂器十分娇嫩脆弱,几百年保存下来,都是精灵,都是国宝,从我们手里经过,如果稍有损毁,就是罪孽。我终于理解,沙志明老先生一生倾尽家财,收藏那么多珍贵紫砂壶器,为什么即便在穷困时,也不肯卖出一件了。

瓷器与《西厢记》


——从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说起

走进嘉兴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大厅,可见到一字排开,从小到大渐次陈列着的10件马蹄形瓷杯,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著名的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

所谓套杯,即成套之杯,是套具的一种,有各种质地制成的,或铜锡,或髹漆,或木竹,或瓷器,尤其以彩绘瓷器套杯受到世人的青睐。《清朝野史大观·大内异物》载:“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堵波。高二寸许,旋木为之,质黄色有木理。薄如纸,嘘气辄可飞动,然能注酒。”清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套杯,以彩绘的居多,且多为十个一套,大小渐次可叠放成一个整体,散开来又形成依次递减的单体;既可作饮具,亦为一种精巧的工艺鉴赏品。

这种瓷器套杯,一套少则3至5件,多则20多件,因为是由多个大小不同的杯子依次套叠而成的,所以成型时必须严格把握每件单体杯子的尺寸大小,造型轮廓,胎体厚薄。只要制作过程中稍不留神,某处略有走样,就无法平稳地套叠,即前功尽弃,更谈不上渐次套装和分散自如了。要烧制好规整而又美观的套杯,首先要解决薄胎瓷的工艺技术问题。景德镇薄胎瓷的烧制始于明永乐年间。有道永乐薄胎瓷,细薄如纸,有的几乎以釉汁制成,故称为脱胎瓷。稍厚的又称之为半脱胎。明成化、隆庆与万历时的民窑,就有达到胎薄如纸的,时人称为真脱胎。到清康熙、雍正仿制品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脱胎瓷的制作,从配方、拉坯、修坯、上釉到装窑烧成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领。修坯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来不得半点差错和疏忽。一般要经过粗修、细修定型、粘接、修去接头余泥,并修整外形、荡内釉,然后精修成坯和施外釉。在修坯过程中,坯体在利篓(景德镇方言也称利斗,指利坯时在辘轳上盛放坯件的托盘架)上取下装上,反复近百次之多,才能将2至3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样薄。

解决了薄胎工艺之后,就是选择适宜套杯的釉彩装饰工艺。雍正年间盛行的粉彩,就是当时彩绘工艺的新品种,受到广泛的赞誉,直到今天。

康熙晚期已出现花朵用胭脂红色的洋细料施彩,至雍正朝,粉彩瓷器盛行,尤其是唐英(1682——1756年)从雍正六年(1728年)起奉命驻景德镇御厂任协理官。乾隆元年(1736年)起先后管理淮安及九江关并兼理窑务。直至二十一年(其中十五、十六两年一度中止),前后二十余年管理景德镇御厂,致力于制瓷工艺的研究,致使仿古、创新获得巨大成就。使景德镇制瓷业(包括民窑制作)达到了瓷器生产的新盛时代。其时粉彩特征是彩绘人物衣服或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彩色中有的用芸香油调合施彩;所用彩料很多是进口料,如红彩多以黄金为呈色剂的洋红,又称胭脂红;又有洋黄、洋绿、洋白等色。焙烧温度比五彩略低,色彩比五彩更为丰富,以其淡雅柔丽的特色,感觉比五彩柔软,因此又有软彩之称。雍正粉彩的盛行,很快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也有各种色地绘彩,如珊瑚红地,淡绿地、酱地、墨地等。精巧的器型,配上典雅的粉彩,使之相映成趣,实是给可分可合的套杯锦上添花。

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称得上是这个时期粉彩的代表作。属半脱胎瓷,胎骨细腻。制作精致,造型规整,釉面纯净,装饰柔丽。共10件一套。器物逐件由小渐次增大,其口径5至10厘米、高1.5至5.9厘米、底径3.1至6.2厘米。每件造型一致,形似倒置的马蹄,故有马蹄杯之称。为敞口、削腹、平底内凹,白釉地粉彩。十杯相叠,口平如一,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十只口沿紧密无隙,天衣无缝,且分散时灵活自如,不得不钦佩其工艺的精湛。最为精彩的是每件杯身外壁分别彩绘以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案,笔触流畅,技法娴熟,构图生动,柔丽典雅,赏心悦目。

《西厢记》为中国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一,是一部风靡了七百多年的文学杰作,可谓家喻户晓,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从小到大的十只杯身外壁分别绘以《佛殿奇逢》(奇逢)《妆台窥简》(窥简)、《僧房假寓》(假寓)、《斋坛闹会》(闹会)、《长亭送别》(送别)、《锦字传情》(传情)、《夫人停婚》(停婚)、《衣锦还乡》(还乡)、《乘夜逾墙》(逾墙)、《白马解围》(解围)等典型场景。色彩柔丽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比如《夫人停婚》那幅,写琴童搀扶心灰意冷的张生离去之状尤为入神(有的选本是画红娘搀扶张生),立着的老夫人冷酷无情,躲在一旁的莺莺却伤感失望的情形在这小小的杯身上有所反映。为满足套杯相叠时的整体视角效果,特将叠在最上面的那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的画面分由内底心和外壁两部分构成。这幅《妆台窥简》的主题图案绘在内底心:身着红衣绿裙裤的红娘斜身倚立在梳妆台旁,举镜窥简;外壁则是烘托主题的西厢场景。其余9件瓷杯的内底心均白釉无图。为此,叠在上面那件杯子的内底心的仕女红娘装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用《西厢记》人物故事装饰瓷器的形式颇多,除了餐具、酒器等之外,还有瓷板、赏瓶、屏风、彩瓶嵌饰等等。

说到这里,一个涉及中国陶瓷史与文献学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一提。《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文化现象,实际上具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内涵,晚明《西厢记》的评注、改编、校刻蔚成风气。而在英国,正是人文主义高扬的时期。十分有趣的是,有人已发现了当时英国向中国定购青花瓷器的函件、订单的底稿。(转见于将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英国对瓷器上的绘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尤佳。根据这一要求,景德镇特地烧制了一批以《西厢记》的张君瑞、崔莺莺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青花瓷碟、瓷瓶等。可能晚明时《西厢记》故事基本上趋于定型,很可能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家以当时各种《西厢记》刊本上的插图为蓝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但是,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目前珍藏在欧美的青花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与某些明刊本《西厢记》插图有惊人的相似。伦敦大学博士徐文琴女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艺术考古时指出,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高42.2厘米的青花瓷瓶上的图案《佛殿奇逢》和西德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直径16厘米的青花碟子上的图案《佛殿奇逢》,都是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金陵继志斋陈邦泰刊《重校北西厢记》之插图为蓝本。又如艾西莫林博物馆所藏青花碟子上的图案《堂前巧辩》,徐文琴认为以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刻本《哥林拾翠》之插图为蓝本。另外,徐文琴女士发表在瑞典《东方古代文物》(THEMUSEUMOFFAR-EASTERNAANTIQUITIES)的一篇博士论文提纲,图文并茂,基本上谈的都是《西厢记》,其中就收录有关《西厢记》的青花瓷器照片,均为欧美博物馆的藏品。根据绘图人物场景的分析,丝毫没受南曲《西厢记》的影响。这些瓷瓶、瓷碟照片计有:《佛殿奇逢》3件、《僧房假寓》1件、《斋坛闹会》2件、《白马解围》4件、《夫人停婚》1件、《琴心写怀》1件、《妆台窥简》1件、《乘夜逾墙》3件、《堂前巧辩》1件、《草桥惊梦》2件、《衣锦还乡》1件、《西厢全景》1件。尽管徐文琴的艺术考古工作还只进行了一个不太长久的时期,却使我们知道早在明刊本《西厢记》还未流传到欧洲之前,早在《会真记》、《董西厢》、元杂剧《西厢记》诸书被英译、德译、法译之前,欧洲人早已从青花瓷器的图案上接受并欣赏《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不言而喻,这一大批景德镇青花瓷器为《西厢记》的刊本传入欧洲以及英译、德译、法译起了媒介和诱导作用。而这一点,过去无论是中国戏曲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当然也包括中国陶瓷史的专家所完全忽略掉的。也就是说《西厢记》最早是由瓷器传到欧洲的。

宜兴丁山刻壶记


前不久,刚从景德镇画瓷回来,戈野又约小李开车接我去丁山刻壶。丁山隶属宜兴的一个小镇。随着紫砂业的发展,现在已闻名遐迩,听说即将要分辖出来独立为市了。

紫砂为何独厚宜兴丁山,经过不断地开采,资源已越来越少。政府已不让黄龙山被随便开挖,在公路上可看到几座孤立的小山已被围墙围起来。原国营的紫砂厂都已关闭,最早的紫砂一厂也全承包给私人,这就肥了有技术的工人,而那些干部见紫砂红火,也都从头学起,家里都私藏着一包一包的紫泥。

做紫砂壶纯是手艺,私人作坊是完全可做成的,一个转盘,几把刮刀,敲打磨刮,有传统的一套模式。听小李说,工艺大师做的壶都在万元以上,有的要几十万元,而一般职称做的也得几千元一个。我劝小李不要被职称忽悠,小李说现在人就相信这个,没办法的。今非昔比,所谓的“大师”也就身价骇人。偶在书上看到一则拍卖行情,某人的紫砂壶拍了一千多万元,我真是太闭塞了。

我在三十年前曾来过丁山,沿河的一条老街还在,石板路依旧,店铺已失去了昔日的市容。几家门口闲着几个老人,不几步就见老屋门上镶着牌子,有制壶艺人任凎庭故居,有陈祥荣及吴永春紫砂陶器店旧址。那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山坡上的一排排龙窑,烟雾蒸腾,运河船只都堆着大大小小的水缸、盆子、钵子、坛子、罐子,紫砂壶还未兴旺,5角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壶。现在龙窑都拆了,烧陶瓷多用电气或煤气,唯在前墅村保留一处明代龙窑,除了供人参观,有时也主产,这是目前唯一仍以传统方法烧造陶瓷的。龙窑两侧有40几对柴孔,是观火候用的,很像飞机上一个个窗孔,烧的时候便把窗孔用泥封上。窑里面内壁用耐火砖砌成拱形,人可背着器件一直爬到窑顶,我见龙窑旁堆了一大片柴火,一个年纪大的师傅说:烧一窑要耗去好几吨柴的。门口立有石碑,为2006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说说我来这儿画壶,八年前我来紫砂五厂画过,那是台湾商人来投资的,台商有眼光,他早看出了紫砂壶的前景,还办了一个杂志《墨海壶天》,是通过张志安先生以笔会的方式邀我们去的,画好后由工人刻成,今志安先生已过世,令人感伤。我觉得画紫砂壶不及画青花瓷痛快,后来就一直未去过宜兴,这次来便想尝试着自己来刻,找了一把木刻刀,试了一个晚上,便上手了。方知刻壶是不可先画稿再照着刻的,照着画稿线条刻就等于学生写毛笔字描红,呆板而趣味出不来,所谓匠气也。亦如刻图章,刻刀直接在紫泥坯上草草地走动,会别有意趣。若没有把握,可用铅笔先比画几下,以刀代笔,其道理一样,需有感觉,需轻重适度,不可涂涂改改。

其实一把壶的器形更重要,在上面刻画只是装饰作用,小李说这些器形事先都是由平山先生选定的。我比较喜欢有三种:一种是方壶,方壶最难做,制壶的是陈女士,她为壶命名“寒山钟声”,她已60岁了,还在为职称叹息,其实她做的壶已很不错。她还做一种名叫“西施乳”的壶,浑圆光洁,手感诱人,真舍不得刻。再一种是容天壶,我是在图册上看到的,壶形敦厚拙朴,小李特定制了十八个,嘱我刻十八罗汉,当壶送来,却不是那么回事,几处不到位,而做壶人却说供不应求呢,也罢。我还喜欢“秦权”,“六方井栏”,“提梁”等。以前我不关心紫砂壶,真研究起来是很有讲究的,正如作画“牵一发要动全身”,看到街头不少扭捏做作的“创新”壶,真不知什么人会去买它。

紫砂壶市场怎样,我一点不知,但从投资方来看,做一批好壶放在那儿,绝非亏本买卖,关键是艺术品位。明陈继儒说壶:“令人幽、令人远、令人爽、令人闲、令人侠、令人雅、令人清、令人旷、令人淡、令人怜……”颇有见地,他把壶、人、茶合一,提高到人文生活品质上来,就有玩头了。《阳羡紫砂壶图考》有“陈曼生公余之暇,辨别砂厧,创制新样,手绘十八式,倩杨彭年、邵二泉等制壶,曼生壶铭多为幕客所作,亦有曼生自为之者。”看来制壶家与文人名人的合作,是与后来紫砂艺术的发展有着很大关系的。

刻壶对我来说只是一时之兴,好玩而已,这次陆续刻了一百多把壶,有山水亦有花鸟,有老头亦有美人,草草不工,同仁或笑:上不得大雅之堂耳。

青瓷之乡— 龙泉大事记


乾元二年(759)

分松阳县龙泉乡和遂昌县部分地置龙泉县,属括州。

五代

贞明五年(919)

龙泉金村、刘田(今属小梅镇)等地制瓷作坊已具有规模。

北宋

太平兴国二年(977)

建造华严塔(俗称金沙塔)。

太平兴国七年(982)

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理龙泉窑务。

天禧二年(1018)

建县学(儒学)于县东隅,学额二十。

治平四年(1067)

吴深、鲍康尧、季裒、吴克、鲍强五人同登进士,县民建五桂亭(绍圣中更名籍桂堂)于县东崇因寺左、大溪之涯,题名于亭。

元丰四年(1081)

县令黄发,兴学校,给诸生讲课,入学者众。

元祐五年(1090)

苏东坡为龙泉灵溪之洲命名为留槎洲,并为留槎阁书榜。继而陈舜俞题诗。时谓阁之雄伟,榜之遒劲,诗之警拔为三绝。

元祐七年(1092)

七至十二月,疏浚龙泉溪。处州各县均仿效。于是昼夜行舟,不再有沉覆之危。

宣和三年(1121)

龙泉县改名剑川县。绍兴元年(1131)复名龙泉县。

宣和中,因朝廷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

靖康元年(1126)

知县姚珏以郑公垟堰为基础,修筑蒋溪堰;新凿云水渠。冬,兴工,次年仲秋竣工。可灌溉畈田三十顷。

南宋

建炎四年(1130)

五月下旬,溃兵杨京力扰龙泉,毁县学,仅存大成殿。绍兴二年(1132)秋,重建。

绍兴二年(1132)

十一月,福建农民起义领袖范汝为余部范忠率起义军攻克龙泉。

庆元三年(1197)

分龙泉县南松源乡及延庆乡部分地置庆元县。

开禧三年(1207)

岁旱,修蒋溪堰和云水渠。次年虽续旱,但李山畈受益于渠堰灌溉,水稻获丰收。

嘉定二年(1209)

县人何澹修纂《龙泉县志》。

端平三年(1236)

太学士赵宗王晋 报请朝廷,准建笏洲书院,并祭祀朱晦庵。

淳祐元年(1241)

六月,昴山崩,声闻数十里。

宝祐三年(1255)

是年至五年(1257),虎伤人一千六百多。

咸淳十年(1274)

十二月,元兵入浙,兵部尚书季可(龙泉人)奉命回故乡募兵抗元。元

至元十三年(1276)

十一月,元兵入龙泉,县官降。

至元十五年(1278)

六月,梧桐川(今风鸣乡)木岱村张三八集众二万起事。元行省遣宣慰使伊奇哩率兵镇压。

青田起义军季文龙部攻克龙泉,城郭两千余户毁于战火。

(后)至元六年(1340)

六月,大雨,水涨入县城,深丈余。

十一月, 民饥,拨常平仓粮救济。

至正十一年(1351)

十一月,雷雹雨雪,十二月雨黑黍。

至正十二年(1352)

闽农民起义定攻龙泉八都。浙江副元帅镇处州石抹宜孙率兵星夜驰至龙泉,义军退走。

至正十三年(1353)

旱,歉收。十二月大雨雪。次年大饥。

至正十五年(1355)

六月二十日,青田潘惟贤起义军攻占龙泉,县达鲁花赤台宝忽丁携县印潜逃。章溢集乡兵围县城六日,起义军弃城撤走。

至正十七年(1357)

七月,红巾军由浦城、松溪攻龙泉,元参军胡深集乡兵拒于湖山。

九月,章溢拨私田一百五十亩,于八都玉峰山麓建龙渊义塾。

至正十九年(1359)

十一月,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克处州,龙泉县归之。

洪武二年(1369)

御史中丞章溢卒,葬于龙泉八都横溪桥头。弘治十五年(1502)墓被盗,朝廷续葬。

洪武三年(1370)

庆元县并入龙泉县,设巡检司于查田;十三年(1380)复置庆元县,巡检司撤。

洪武十年(1377)

正月十八日夜降黑雨,水色如墨汁。

正统元年(1436)

正统间,顾仕成在琉田(今大窑村)主青瓷窑。

正统八年(1443)

知县李善捐俸银购青砖,将城内数条卵石路基改为砖道。

正统十三年(1448)

十二月,叶希八率矿工起义军,攻克龙泉县城。

正统十四年(1449)

七月,矿工起义军陶得二别部攻龙泉,至济川桥,乡兵关闭南北桥门,桥上义军尽被害。

成化元年(1465)

林农广制松香。年贡松香七十斤十五两。造纸作坊遍布,年贡黄白纸五万三千七百九十六张。

成化八年(1472)

八月二十三日未时,城镇直街叶善增家起火,延烧二千余家及济川桥。

弘治三年(1490)

龙泉饥荒,饥民破官仓取粮,为首者遭杀害。

弘治六年(1493)

昂山崩。

正德四年(1509)

春夏大饥,民采榉树皮舂磨作饼充饥,食之多死。

正德八年(1513)

七月二十二日,县前店起火,延烧总铺谯楼(县衙前)、按察司、济川桥及民居二千家。

九月二十六日,崇因寺佛殿起火,毁寺房及五千斤重铜钟一口。

正德十一年(1516)

叶溥出资刊行叶子奇《草木子》。

嘉靖元年(1522)

二至四月初旬不雨,溪井皆竭。五月十五至十九日大雨,平地水漫一丈五尺,人畜死伤无算,留槎洲民居漂荡殆尽。

嘉靖二年(1523)

十月,修蒋溪堰

冬,于城东建籍桂社学,次年秋建成。

嘉靖三年(1524)

知县朱世忠捐俸置田二十亩,建仁山书院。

嘉靖四年(1525)

县人叶溥、李溥合辑《龙泉县志》。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大饥,县人吴文焕赈米三百石济饥民。

嘉靖三十八年(1559)

九月,戚继光至处州府招募矿工、农民从军,组建“戚家军”,龙泉丁壮踊跃应募。县民制“糖光饼”,欢送入伍士兵。

嘉靖四十年(1561)

闽广义军张琏部属三千余突入龙泉,据城六日。

隆庆元年(1567)

七月,处州矿工数百人集龙泉瞿源起义。处州知府李学礼发兵镇压,矿工散走。

万历二十六年(1598)

知县夏舜臣主修《龙泉县志》。

崇祯十四年(1641)

政和县张某与麻某聚众千余人起事。冬至日黎明破龙泉。知县刘明爽被缚。张、麻部据城一日夜,后撤走。

顺治三年(1646)

明督抚田仰、勋镇方国安溃兵散窜城乡大掠,民皆逃匿。

顺治四年(1647)

原明处州府推官王廷简(龙泉人)联合龙泉柯进春抗清。清遣刘登瀛部镇压,进春死,廷简被擒。

十一月初,程煌联合龙泉曹飞宇发动千余人起义,克龙泉城,达十天。处州参将陈元魁率部镇压,曹飞宇等退驻漈根安营扎寨。

顺治五年(1648)

二月,龙泉柳国柱等起义,屯西乡木岱口等处,陈元魁军镇压。

十月,朱匡明(青田人)、曹飞宇等屯龙(泉)遂(昌)边境。与清兵战,败。次月,冯生舜等扎龙泉西山(木岱一带),清兵进捕。

顺治六年(1649)

六月,龙泉李魁选据山抗清,遭清兵围困,被捕。

顺治八年(1651)

疏浚龙泉溪。

顺治十二年(1655)

胡世定、傅梦吁纂《龙泉县志》。

康熙十三年(1674)

五月,靖南王耿精忠部将徐尚朝攻陷龙泉,抢掠后,纵火焚东前街。十五年八月,清总兵李荣、陈世凯荡平徐尚朝部。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四月,大水,冲毁桥梁庐舍田禾无算。

康熙四十四年(1705)

是年前后,修蒋溪堰,疏云水渠。

康熙四十八年(1709)

闽起义军彭子英、董天福攻龙泉,乡兵对抗于道太,彭子英等退走遂昌。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夏大水,秋旱,次年大饥。

雍正三年(1725)

大饥。

雍正五年(1727)

县常平仓添建仓廒二十五间,每间储谷六百石,总合储谷一万五千石。

雍正九年(1731)

六月大水,夏大饥。

雍正十年(1732)

虫灾。县民柯国荣于济川桥施粥济饥民。十一年,续饥,县民汤云汉赈饥民半月。

乾隆元年(1736)

创立聚英讲堂。

乾隆十一年(1746)

建育婴堂。

乾隆十三年(1748)

铁匠郑义生在县城东街开设剑铺。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建县丞署于安仁镇,至光绪十六年(1890)裁撤。

云水渠被民侵占,堙塞,知县苏遇龙亲自查勘得复,并督促浚通。

乾隆二十七年(1762)

重刊叶子奇《草木子》,有齐召南、苏遇龙序。并聘县学沈光厚重纂《龙泉县志》。于留槎洲建立留槎书院,勘出百念丘荒田为学田,并将渎田笏洲书院遗址地二亩五分供师食用。

乾隆三十年(1765)

建瀛亭于县衙前长堤上,左右为荷池,池各广七亩许,亭前为三思桥。同治元年改瀛亭为问心亭。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在县署东建金鳌书院。

嘉庆十年(1805)

龙泉巨富李鹤堂捐银一万四千两,复建济川桥。移桥址留槎洲下,历时两年竣工。

嘉庆十一年(1806)

四月,秀才汤瑾出资独兴留槎洲上。自此,洲之阁不再合于桥上。

夏,大旱。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岁大荒。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小梅开设三和堂中药店,并附设药厂,制中成药。

道光元年(1821)

夏至后历四月不雨成旱灾。县城蔡云轩施粥济饥民。

道光三年(1823)

龙泉李澄捐银二千两,重建普济堂。

道光十三年(1833)

大旱,乡民来城觅食,饿死道旁者不计其数。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岁歉收。

咸丰八年(1858)

六月十五日,太平军石镇吉部克龙泉,至七月十五日全部离境去浦城。

咸丰十一年(1861)

十一月,福建总兵林文察率师驻龙泉。

周老九、周六儿兄弟开设“万字号”剑铺。

同治二年(1863)

知县祝乡绅主持补刊乾隆二十七年《龙泉县志》。

同治三年(1864)

设厘卡,开征厘金。宣统二年(1910)升为厘金总卡。

同治七年(1868)

重修蒋溪堰及云水渠。十月开工,次年五月竣工,用钱三千缗(每缗1000文铜钱)。用石三千丈,用夫数百人,绵亘十余里,灌溉四千亩次。

同治十年(1871)

三月,集资疏浚龙泉溪滩。

光绪三年(1877)

知县顾国诏主修《龙泉县志》,次年刊行。

光绪十四年(1888)

城镇直街失火,全毁。

光绪十八年(1892)

建留槎精舍,招收诸生,知县毕诒策亲自讲课。

知县毕诒策督建城镇直街和东前街葫芦门防火墙。

光绪十九年(1893)

重建育婴堂,严禁溺女婴。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基督教由德籍传教士传入龙泉。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古董商收购古瓷,大窑村青瓷古窑址被掘破坏。

光绪三十年(1904)

日商天野静之等由上海来大窑村购出土青瓷。

夏至(六月十七)大水,水满城内与屋檐平,船可撑至清修寺边。

六月二十四日,龙泉始设代ban邮政分局(民信局)。

八月二十五日,外国传教士数人被处州双龙会龙泉分部会众驱逐,当夜乘船离境。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废书院,兴学堂,金鳌书院改为剑川学堂。其他书院、社学陆续改之。

徐杰、李为蛟、周传濂、李为麟,翁望甫、李有麟等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创办私立毓英初等小学堂,为县第一所女子学堂。

宣统二年(1910)

福州南台太和药房老板(日商)行原始平至大窑村搜购古青瓷。嗣后,年必数次,连续十余年。

宣统三年(1911)

十一月廿五日,处州府城光复,成立处州军政分府,龙泉县属之。

设立县劝学总董。

克拉克瓷, 曾被遗忘的繁华


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曾经热销国外,被国外称为中国的“国瓷”。

海南的华侨遍布东南亚各地,他们曾带回大量的克拉克瓷。

出于本土收藏文化的需要,海南藏家近年也非常重视克拉克瓷的收藏,渐渐形成了一支颇具分量的克拉克瓷收藏队伍。

海瓷系列之二

它静静地摆放在案桌上。卵白瓷地上,青釉湛蓝深沉,图案以开光分格布局,恰似一扇扇开着的蓝色“小窗”。“小窗”里画的全部是率意而无拘的花叶图案,填满形似官帽的青花盘,给人浓烈奔放之美。

海口藏家陈先生收藏的这件明代开光青花折腰盘,就是曾经被人们遗忘的克拉克瓷。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曾经热销国外,被国外称为中国的“国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外销瓷主要品种之一,见证了彼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无限繁华。

初识“克瓷”

2007年,从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明末清初的“克拉克瓷”的消息,再次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这种曾经热销国外的中国陶瓷上。

公元17世纪,葡萄牙克拉克港的两艘商船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截获,船内所载的主要是明万历年间生产的瓷器。这批瓷器被运往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在欧洲引起轰动。由于这批中国瓷器是从克拉克港的商船上截获的,没有人能够说出它们的产地和准确称谓,所以被称为克拉克瓷。后来,人们将中国古代外销青花瓷统称为“克拉克瓷”。

日前,省收藏家协会专门组织了一批克拉克瓷来交流,陈先生的明代开光青花折腰盘也在其中。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何云强说,“开光分格样式在国内瓷器中较少见,但在克拉克瓷中并不稀奇,代表着青花瓷中较高的档次。这件开光青花折腰盘工序多、图案丰富,折腰处青釉连接得非常好,没有断色的痕迹,具有立体美感,从器型上看可能是国外就餐时盛汤所用。

另一只明代福寿青花碗,碗底落款是一个“福”字,碗身饰以为中国古代符号标志的回字纹。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陈发启说,此碗为混合料,因而色釉色呈青黑色;在碗底落款的样式较少见,这在出口瓷中代表着最高档次,可能是当时我国送给国外官方所用。

再如,明暗八仙碗只取了我国古代传说“八仙过海”中八仙的器物;明飞鹿碗则将鹿画上双翅,周边饰以花草纹,仿佛飞鹿自由翱翔于大自然。何云强认为,这些充满想象的浪漫画风,以及工匠得心应手的传统装饰,体现的正是中西合璧、中外贸易的象征。

无尽风光

那么,克拉克瓷的产地到底在哪里?400年来,争论持续不休,直到21世纪谜团才得以揭开。

目前,已考证生产克拉克瓷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福建漳州平和五寨、南胜窑等100多个窑址。做工精细者为景德镇窑口出品,销量最大者却是漳州、德化窑口出品。

据载,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主政知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组织民间大量生产烧制。尤其是明正德以后,月港的海外贸易远远超过周边港口。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对外进出口发展到最高峰,漳州平和生产的瓷器也源源不断地从月港远销至世界各国。

清朝初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衰落了,平和制瓷业也因销路受阻而衰败。随着清三代以后彩瓷兴盛,青花逐渐走向衰落,克拉克瓷随之在海外销声匿迹,带给后人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专家认为,克拉克瓷主要是外销瓷,其中很多来样加工的产品,花纹装饰迎合外国人的审美。在当时是昂贵的瓷器,销往海外的克拉克瓷总会被当地的王室贵族抢购一空。当时除了中国商船以外,还有来自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贸易船队,因此克拉克瓷遍布亚、非、欧各国,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画风之美

从目前发现的克拉克瓷上,能够看到郁金香、骑士、城堡等异域风格图案,由此可判断它们是针对国际市场生产的。这也是专家推测克拉克瓷在国内极为少见的原因之一。

“克拉克瓷多数为国外订单生产,由国外设计图案或在我国画风中加入异域元素,有的甚至由国外来料生产,这也是克拉克瓷有别我国传统青花瓷的地方。”何云强介绍,克拉克瓷的一个特点是“满弓”,即将瓷面画满了图案,它不像我国古代传统瓷器以典故为主,或山水、人物等类别区分开,而是山水、花鸟、人物混为一体,强调形象之美、丰富之美。

如此次克拉克瓷交流中的一只清代人物花卉盘,就将人物与花卉融为一体。“至清代,克拉克瓷的青花逐渐以淡雅的中国画风格为主,但人物与花卉相结合的风格只有在出口瓷器中才见到。”何云强说。

克拉克瓷多以开光为特色,因盘之大小有八开光和二十开光不等。开光有扇形、菱花形、椭圆形等,开光之间的间隙铺绘锦地纹,开光内多折枝花和扁菊纹、榴实纹等。从已发现的克拉克瓷可以看出,画风率意,了无拘谨,绘者心态从容闲适;纹饰繁简得当,满而不乱,疏可走马,继承了明末民窑瓷器中大写意的画风。这种画风曾被世界写意大师毕加索称为“抽象画派的先行者”。 

与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相比,克拉克瓷总体不够精致。其均为薄胎,特点是折沿、开光、锦地纹,盘底多为简笔变形人物、动物、花鸟,且器底多有粘沙、塌底现象。另外,克拉克瓷瓷盘薄、易碎、不耐用,所以在国内并没有很好的销路。而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瓷器更多被当做摆设,由此也造成克拉克瓷在国内罕见收藏。

侨乡情缘

无疑,克拉克瓷在世界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

专家认为,一方面,克拉克瓷的输出,促进了中国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其作为文化使者,传播了中国文化,并进一步影响了欧洲的艺术从巴洛克风格转变成洛可可风格。另一方面,欧洲人对克拉克瓷的喜爱以及贩运克拉克瓷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导致葡萄牙、荷兰、德国、英国、波斯等国纷纷对克拉克瓷进行仿制,这种大规模的仿制促进了欧洲陶瓷产业的发展,最终生产出真正的瓷器。

据介绍,目前留在国内的克拉克瓷大多为回流而来的,其中绝大部分与海外华侨有关。这在素有“侨乡”之称的海南,尤为明显。旅居新加坡的琼籍外销瓷研究专家韩槐凖,从1956年至1962年间先后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大批文物,其中不乏我国古代销往东南亚的克拉克瓷。这些克拉克瓷是韩槐凖穷极毕生精力,从南洋发掘、收集而来的。有关专家认为,“韩槐凖是我国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为我国外销瓷研究打下了基础。”

何云强说,海南的华侨遍布东南亚各地,他们曾带回大量的克拉克瓷。另外,出于本土收藏文化的需要,海南藏家近年也非常重视克拉克瓷的收藏,渐渐形成了一支颇具分量的克拉克瓷收藏队伍。

陶瓷文化:紫砂壶记


紫泥、绿泥和红泥。可以烧制紫砂壶的泥一般深藏于岩石层下且,泥层厚度从几十厘米至一米不等。根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有关岩相的分析表明,紫砂黄泥属高岭石英云母类型,含铁量很高,最高含铁量达8.83%。紫砂壶在高氧高温状况下烧制而成,一般采用平焰火接触,烧制温度在1100-1200℃之间。紫砂壶成品的吸水率大于2%。紫砂壶的泥原料,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三种,俗称富贵土。因其产自江苏宜兴,故称宜兴紫砂。

紫砂泥料其特点是含铁量比较高,紫砂器的显微结构中存在大量的团聚状,它的气孔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团聚内部的气孔,另一种是包裹在团聚体周围的气孔群,且大部份属于开口型气孔,紫砂器良好的透气性,可能与这种特属的显微结构有关。据宜兴陶瓷公司对各陶土的理化工艺性能测定,发现紫砂泥的气孔率高达10%以上。因而又说明了透气性好当然就是泡茶色香味皆蕴和暑月夜宿不馊的主要原因了。紫砂泥的可塑性和结合能力好,则是其有利于工艺装饰的原因。再则紫砂泥的焙烧温度范围也宽,为1190℃到1270℃,这是紫砂制品不渗漏,不老化,越使用越显光润的又一原因。以上均说明了,这种粉质细砂岩的紫砂土,是宜陶宜壶的最佳泥料,也是陶都宜兴特有的宝藏。

白琬胜霜雪 盛茶有佳色


茶具之中,虽然极爱青瓷,但是每次见了上品的白瓷,顿时如大观园中的宝二爷一般,“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一时心里眼里只有白瓷了。这种审美上的用情不专真是不可救药。

这也怨不得我。白瓷真是美,清水芙蓉,清纯天然,而且那种美不需要任何历史、文化的铺垫,不需要任何旁人的阐释、解说、演绎,就是一望而知,心生欢喜,而且耐得住细看,把心里起初的一点欢喜直看得满心都是。

唐代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个月夜相聚饮茶,留下了《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最后是以“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以此收结了全诗。这一句常常被误为颜真卿所作,其实不是,是他的朋友陆士修。这真是咏茶佳句!寥寥十个字,写出了品茶的器具、时间、环境、动作、氛围,还传达出品茶者的心态和品位,暗含了品茶者的身分和友情,更以清雅幽静的意味直通茶道“和清敬寂”的大境。素瓷,当是白瓷了。除了洁白的瓷器,还有什么更能和夜晚的安静、幽微的香气、心态的闲适相衬托相和谐?

杜甫好像也偏爱白瓷,他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整首诗都在赞美白瓷:“大邑烧磁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琬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写四川大邑白瓷胎质薄且坚硬(“轻且坚”),釉质非常洁白细腻(“胜霜雪”),胎体烧结很好,可以敲击出美妙声音(“扣如哀玉”),因此风靡蜀中(“锦城传”)。白居易也喜欢白瓷,他深知白瓷茶具的妙处:“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白琬胜霜雪,盛茶有佳色,道出了白瓷茶具的两大优点。何况白瓷比青瓷更具包容性,不论什么茶,它都能很好地映衬茶汤色泽之美,不像青瓷,只能把绿茶衬托得出色,和红茶、白茶、乌龙茶就不相宜。

想知道唐人“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河北邢窑白瓷茶具,可以看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邢州窑白瓷碗,那是唐代北方白瓷的代表作——胎骨、釉色都很洁白,碗浅而敞口,茶汤注入后可以览尽茶色,碗底是使碗放置平稳的“玉璧形”,胚体轮旋规整,肌理细腻均匀,釉面平匀明润而少浮光,欣赏它,会很自然地明白,何以白瓷有“假玉器”的美称。而始于唐代终于元代的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宋代时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北宋时江西景德镇烧制的白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而最为著名,元代起远销国外。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安徽祁门等地的白瓷茶具也都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福建泉州德化开始建窑,也产白瓷,到了明代臻于完美,胎骨致密,透光性好,光泽明亮,洁白如脂,釉面在光照下透牙黄色,故称“猪油白”“象牙白”,外国人则称为“鹅绒白”“中国白”。

由于斗茶式微,散茶兴起,明代茶具从黑(黑釉盏)转向了白(白瓷为主,青花为辅),普遍认为“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白瓷在明代成了茶具的主流。明代的白瓷称为“甜白”,又以永乐“甜白”最出名,是可以让人看得满心欢喜的茶具。流传至今的明代白瓷茶具有永乐甜白釉僧帽壶、永乐暗花莲卉纹碗等。

白瓷茶具是中国茶具的精华。如雪似玉的洁白,匀净明润的釉色,在五彩缤纷之中别具一种天然本色的风韵,告诉人们什么叫以少胜多,素朴中的风雅,单纯中的深厚。

《西厢记》 与景德镇瓷器


明刊本《西厢记》的研究:

首先发现那些明刊本卷首往往绘以崔莺莺的肖像,而张君瑞、红娘则无,更不用说老夫人、白马将军了。崔莺莺的肖像作者宋代陈居中、明代唐寅等,当然是否真的出自宋代陈居中、明代唐寅等名家手笔,是大可怀疑的。

至于剧中每一折(每一出)的插图,也就是我们习称之为剧意图的部分,情况又完全不同,极个别的同时具有绘画者、雕刻者姓名,绝大部分都只具雕刻者姓名,我认为雕刻者应该就是绘画者本人。而且从风格上看,这一类作品也比较俗而粗糙,缺少文人画的意境。

严格地说,绘画者对文本往往理解得不够透彻,例如文本用的题目、正名曾出现“老夫人”、“小红娘”等语汇,原是作为对比而用,事实上相国夫人只能是四五十岁。红娘的“小”是指身份,而不是年龄或身材,她对婚姻、爱情等等懂得比莺莺多,怎可能是十三四岁呢?

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徐文琴女士,就明清刊本《西厢记》插图对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之影响,进行过研究。

徐博士介绍了她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中所见绘有《西厢记》故事的青花瓷器的情况,赠送了附有图片的博士论文(在瑞典出版)。论文中,她根据《仇文全璧西厢会真记》等几种版本,推断出某几件青花瓷器上《西厢记》绘画之来源,并非原创,而采自明清刊本《西厢记》或有关书刊。

受此启发,在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发现《莺莺听琴》的蓝本,是明末天启年间凌朦初刻《西厢记》中《崔莺莺夜听琴》一折的插图,作者为苏州人王文衡,刻工为徽派名家安徽休宁人黄一彬,可以补充徐文琴的研究成果。

景德镇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虽然是临摹或借鉴明清《西厢记》的插图,但是质量上却有十分明显之提高,不仅在构图和用笔已体现出文人画的细腻和情调,初步突破了刻工在艺术修养上的局限,而且人物造型都较生动,富于动作性,可以看出下笔时对文本、剧情进行了研究,所以艺术性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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