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锔,南朝梁顾野王《玉篇》释云:“以铁缚物。”锔的方法是:先将金属条两头敲尖,弯曲成钉脚,做成锔钉,再用来钩合物件,使其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锔合工艺在古代广泛运用于器物制作、建筑、造船等多种行业。锔的技术最早产生于何时,已难考证,但至少已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
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李时珍
锔瓷出现得比较晚,应该是工匠受到古老锔合工艺的启发而发明。所谓锔瓷,就是用金属钉(即锔钉)将破裂的瓷器进行加固和修复,以便继续使用。其方法是:先用金刚钻在瓷面裂缝两侧等距离相对应处各钻一个浅眼,然后将预先做好的近似订书针那样的锔钉的两脚分别敲进两个眼中,把碎裂部分钩住拉紧;视破损情况决定锔几个钉,锔好后再在锔钉空隙处抹上用糯米汁与石灰粉(或用鸡蛋清与白瓷粉)调制成的白泥,等干透后即可使用。锔好的瓷器无论装冷水还是热汤,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由于古代文献向来忽视对于手工技艺的记载,有关锔瓷的文献记录更少,故我们很难考证锔瓷最早起源于何时。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过宋元锔瓷的实物。
国内文献最早提及锔瓷技术的要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编写完成的《本草纲目》。该书在介绍“金刚石”时说:“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钻。”李时珍说的补瓷应即锔瓷无疑。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金刚钻头是锔瓷工具上不可缺少的关键部件。
海外最早接触到中国锔瓷实物的应是日本人。根据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著名儒学家伊藤东涯在1727年(相当于清雍正五年)所著的《蚂蝗绊茶瓯记》中记载: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的足利义政收藏有一件南宋龙泉瓷碗,不小心摔碎了,就请人拿着这个碗到中国来,想找一只相似的,却没有买到,于是只能请中国锔瓷匠用铁钉将那只破碗锔好后带回日本。由于锔钉排列的形状近似一条弯曲的蚂蝗牢牢吸附在碗上,所以日本人称锔瓷工艺为“蚂蝗绊”。足利义政的生活年代相当于我国明代正统至成化年间,也即明代早期,而国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锔瓷实物也是明代早期的瓷器,因此,将锔瓷技术发明的时间锁定在明初较为合理。此项技术诞生后,便很快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世代传承,被称为360行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明初算起,锔艺流传了500多年。
损坏瓷器不舍丢弃,锔补应运而生
锔瓷的产生,应与景德镇高岭土瓷器在中国民间的普及有关。早期的民间日用瓷器由众多地方窑口烧造,一般在当地销售,成本相对较低,价格便宜,故损坏后丢弃也不觉可惜;而朝廷、官僚以及富户使用的精细瓷器,如果损坏了,又不屑于做修补。到了明代,采用高岭土烧制的瓷器胎白釉润,行销全国,广受百姓喜爱。因其材料成本加上运输成本比一般地方窑口的瓷器价格要贵不少,老百姓比较节俭,不小心损坏了,不舍得丢弃,自然会产生修补的念头。于是锔补便应运而生。
17世纪初,欧洲人才了解到锔瓷这项技艺。这要归功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中国见闻札记》中对锔瓷有这样的记载:“锔补修复后的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开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熔合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按,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中国,后定居下来,直到万历三十八年去世。他的《中国见闻札记》应该成书于17世纪初。文中“用铜丝熔合”一语如果不是翻译不准确,那就是利玛窦对锔瓷工艺不太了解而致误。锔瓷是用锔钉咬合碎瓷,而非“熔合”。
欧洲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掌握着锔瓷技艺。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近些年来,我在收藏外销瓷时意外发现,一些从海外回流的伤残外销瓷器上竟然也有锔钉,其形状明显不同于我以前所见国内瓷器上的锔钉。于是我思索:如果这些外销瓷在中国已受损,就不可能锔好后再出口;如果是卖到欧洲后再受损,也不太可能再漂洋过海拿回中国锔补,因为那时海运的成本太高了。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伤残的外销瓷应该是由欧洲工匠锔补的。
据我了解,由欧洲匠人锔补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外销瓷是明万历中期(17世纪初)中国出口欧洲的克拉克瓷。而同时期,利玛窦还在自己的书里惊叹中国锔瓷技术之高超,显然当时欧洲还不知道中国有锔瓷术,上述克拉克瓷自然是后世锔补的。那么,欧洲是什么时候引进中国锔瓷技术的呢?
我想这与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在欧洲民间普及有关。最初中国瓷器是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购买,他们一般不会将已经损坏了的盘碗等实用器皿修复后再继续使用。18世纪前期,清政府允许英、法、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大量欧洲商船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使得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猛增,价格随之大大降低,在欧洲越来越平民化。到了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中国外销瓷已基本普及于欧洲平民家庭。而平民家庭购买了相对昂贵的中国瓷器,不小心碰坏了不舍得丢弃,必然会想到修补。因为有需求,故促使欧洲匠人引进中国锔瓷的技艺。我推测,锔瓷技术传入欧洲应在18世纪晚期,相当于乾隆末年。锔瓷技艺后来也被用来修补欧洲制造的瓷器。欧洲的锔瓷修复技术至少延续了300年,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消逝。或许因为欧洲锔瓷在当时习以为常,消失后又无人再提及,故这段历史竟渐渐被遗忘了。
我见过的欧洲锔补瓷多为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的外销瓷。仔细观察这些瓷器后,我感叹外国工匠锔艺之高超丝毫不亚于中国锔瓷匠,甚至有些锔补技术的美观程度还超过中国民间某些普通锔补瓷。稍稍不足的是,欧洲锔补瓷往往锔钉脚敲进钻孔后,尚留有部分空隙,需用白泥填塞。而中国锔补瓷的钉脚因上宽下尖,故敲入钻孔后,大多与钉孔严丝合缝,几乎找不出空隙,以致锔钉一旦敲进去,就再也拔不出来,硬拔的话要么钉脚折断,要么造成钉孔周围的瓷面碎裂。
根据锔钉形状判断它曾经在哪里修复
欧洲锔补瓷与中国锔补瓷的区别主要在于锔钉的材料和形状。中国锔钉材料主要为铁和铜,民间以用铁居多。而欧洲锔钉的材料则主要为铜。同样是铜锔钉,两者所含的金属成分有异,表现在中国铜锔钉锈蚀较严重,而欧洲锔钉锈蚀很轻微。至于锔钉的形状,两者差异更明显,中国锔钉均被敲扁,大致呈菱形,由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变细,且有两钉合并形成一组一组的钉法;欧洲锔钉则多用铜丝,微微敲扁或不敲扁,铜丝形状仍在,外露的锔钉基本一样粗细,也未见有两个锔钉合并在一起的钉法。之所以造成锔钉形状的差异,应与制作锔钉的工艺不同有关。中国的锔瓷匠都挑着炉子,当场对锔钉进行热加工,容易敲得很扁,从而使锔钉紧贴瓷面;而欧洲锔钉可能采用的是冷加工,铜丝基本保持原形。另外,所见不少欧洲锔补瓷的锔钉部分都涂有白漆,可能是为了美观;而中国锔补瓷的锔钉是不做任何修饰的。
如果掌握了以上所述洋锔瓷的特点,就能从某件瓷器上的锔钉形状来判断它曾经是在哪里修复的。比如北京中汉拍卖公司于2011年秋季曾拍卖过一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摩羯鱼耳大罐,此件拍品原藏家购自伊朗,罐体残裂严重,浑身布满锔钉,锔艺高超。根据锔钉的形状,大致可以推断此罐曾经在欧洲锔补修复。
小编推荐
即将失传的瓷器技艺：锔瓷
瓷器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的地位众所周知，然而对百姓来说，瓷器毕竟是家中稀有的珍贵物件，出于勤俭节约，一般百姓要是不当心砸碎了家中的瓷器，便会去找锔活匠人修复。
“锔瓷”，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订书钉一样的金属“锔子”，再修复起来的技术，在宋朝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就可以看到街边“锔瓷”的场景。
瓷器坚硬耐磨，更可持久使用，可瓷器的致命弱点是易碎，每当一件瓷器破碎后，便无计可施，留着无用，弃之可惜，匠人们便开始琢磨如何将破碎的瓷器修补好，经过了艰苦的摸索实践，失败成功，在实践中总结、理顺、规范出一套合理的锔瓷技艺，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独一无二的“金刚钻”和“锔钉”，继而便产生了锔补修复瓷器这一行当。
锔活作为一个行当，也分“行活”与“当活”，“行活”工艺较简单，大多使用铁钉，日常街头所见锔活，大多属于这类；而明清以后出现的“当活”则更加精细，主要针对达官贵人。
从锔瓷钻孔工具来看，河南工匠使用砣钻，特点是力大速度快，直孔钉少，薄胎则容易穿透；河北工使用弓钻，力小弓长，直孔多双钉；山东皮钻，力小速度快，钉多则繁密。童维成所参考的，是西北地区的工艺，从钻头的分类来讲属于河北派系，但从作品上来说，没有办法考证和其他任何门派的关系，锔钉极其少，自成一派。
现代的锔瓷手艺人，比起功能性的修补也更注重现代审美，比起之前形似蜈蚣脚的整排锔钉风格，钉偏少的修补更能体现出瓷器本身的素雅，也更美观。
寻觅那些流失海外的单色釉珍瓷
坐在从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回上海的飞机上，心里却仍然惦念着那些如珍珠断线般散落在国外古董堆里的中国古陶瓷，虽然它们的乳名还叫china，可早已炫如窗外时暗时明的星星，在人家的星空下闪烁，但愿它们能早点回家。还是第一次来参加已办了二十五届的世界古董博览会(TEFAF)，展会的隆重和展厅的精致充分显示出世界各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和热爱。刚踏进展厅就身陷其中却宛若华丽之梦境。尤其是展会上那道单色釉的光芒吸引了很多中国的参观者，更让我诧异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老外围着这些高古瓷，费劲却可爱地说着：“唐代、宋代……定窑、湖田窑……”高古瓷，乍看平淡如水的单色釉，多少年来都是收藏家眼中最绚丽的色彩，是许多人倾囊终身而追求的永恒光芒，它在纷扰的斑斓世界里，以它最独特的色彩，从远古闪耀到当代。那神秘莫测的珍稀官窑，那变化万千的纯朴民窑，仿若蜿蜒的不肯离去的历史长河，久久围绕在现代人的身旁，让你感受博大精深的同时，更让你感受太平盛世收藏人的幸福和满足。三年多来我收藏的分明是历史的标识和记忆，让自己无法不以虔诚的心去捧、去品……从西周、春秋、战国、两汉的原始青瓷，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的六朝青瓷；从唐代的北白南青，到宋代各大窑口的极致精品，乃至延伸至金元时期的各类瓷器，一步步将高古瓷的生命之春推向高潮，收藏知识有限的我无法用言语将它们的好有序地一一道出，只能支离破碎地将我对它们的美的理解娓娓道来。湖田窑，好听的名字，它是景德镇瓷的鼻祖，更是宋代人的骄傲，一声怆然的呼唤，就将中国以china的名义传得好远，那薄如纸、声如磬的赞美说的是你吗？小巧精美的荷叶粉盒啊，你让我想起《韩熙载夜宴图》中美女们出场前涂脂抹粉的场景。无论是娃娃壶身的精美，还是温酒壶身的饱满，都展示着宋代人生活的精致和内涵。瞧，一对小小的雕塑竟带给我无比的神韵和几多的佛教知识，文殊骑狮，普贤骑象，一个是来自远古五台山的智慧，一个是来自远古峨眉山的力量，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古董，它们承载佛教的那份神韵随单色釉的光芒传至千秋万代。五代东窑温酒壶，是我收藏的骄傲，它曾是一场老窑百壶展会上的佼佼者，它周身饱满的高浮雕牡丹花，向人们展示了宋代人的富足和高贵。生活在江南的我原来对西北人总有几许的陌生感，一把酒壶却完全让我领略到北方人不仅有的粗犷和同样拥有的细腻，好感激缘分，展主居然同意将此份美轮美奂转让给我让它陪伴我身旁。每当藏友相聚，它总会被我虔诚地捧出，并变成我们不老的话题，谈它那神奇的美，谈它那出奇的极致，和被中央电视台寻宝栏目评为“国宝奖”的佳话。一经进入单色釉的世界，就宛若进入万花筒的世界，不知深浅却深陷其中，我无法像很多大收藏家那样把祖国几千年的历史用一道单色釉串成一串美丽的珠链，我只能捧起我收藏不多的心爱，去和历史对话，去和历史相拥。龙泉，以它妖娆的浓郁走过宋元明，十六世纪的浪漫之都巴黎遇上漂洋过海的中国龙泉曾情不自禁地喊出“雪拉同”的呼声，那是一部著名舞剧的男主角的名字，因那釉色如他的华服一样流青滴翠，从此Celadon就成了中国青瓷的代名词。小水盂、鬲式炉、琮式瓶，以及各类雕塑都那样给人圆润细腻的感受，友人曾指导我收过一个南宋龙泉窑碗，莲花瓣，粉青色，釉开片，再烫的水注入，捧在手中也是温润，神奇唯美！有人说它很像官窑，有人说不到官，无所谓，因为它在我心中已是最好的。五十知天命的我同时还幸运地知晓了高古瓷，那一道美丽的单色釉如晚霞般把我心照耀，随着那道永恒的光芒，我深深眷恋祖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深深地热爱那历史文化的璀璨。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