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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时期 (约公元前21世纪)

原始时期 (约公元前21世纪)

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世锦堂制瓷器如何鉴别 不同时期瓜棱形瓷器鉴别

2020-12-03

古代瓷器颜色原始。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WWW.taOCi52.cOM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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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 (公元前206年)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斝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征,制陶业从其它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质量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18世纪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花卉装饰


清乾隆粉彩镂雕果篮及果盘 瑞士西方古董公司收藏 清乾隆黑彩描金朵花纹咖啡具 清乾隆粉彩描金花卉纹大碗图花卉一直是中国瓷器装饰纹样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开始,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花卉作为植物装饰题材的一部分逐渐在装饰艺术中崭露头角,诸如莲花、石榴花、牡丹花等花卉纹样广泛运用于陶瓷、金银器、漆器、丝绸等各种工艺品之上。宋元时期,花卉装饰纹样受到兴盛的花鸟绘画影响一改唐代豪放风格, 装饰的花卉种类更加繁多,并且造型丰富写实,体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内涵。明清两代,中西文化交流处于鼎盛时期,中国瓷器上的花卉装饰纹样除了中国常见的种类之外,更是融合了西方人所钟爱的众多花卉种类,并且吸收西洋绘画的表现形式来作为装饰呈现。 18世纪横跨中国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在这100年间西欧国家热衷于对植物学的研究,再加上东西方频繁交流的过程之中所受到的东方文化熏陶,引发了西方人对于花卉的热情,因此丰富多样的西洋花卉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大量出现于西方人的生活器用之上。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商人及船员来到中国定制专门的瓷器作为纪念及日常所用,其中装饰于瓷器上的许多纹样都是商人依照自己所带来的西方油画、铜版画样稿要求中国匠人制作的。至此,各种娇艳明丽的西洋花卉纹样成为18世纪中国瓷器装饰中的重要母题。 这一时期,装饰于中国瓷器上的西洋花卉分为主体装饰纹样和辅助装饰纹样两种形式。作为主体装饰纹样的花卉一般常见于玫瑰、蔷薇、百合、万寿菊、向日葵、郁金香、罂粟、康乃馨等这些花朵体形稍大,花瓣丰满的花卉品种。主要装饰于各种造型的瓷器器皿的内、外部中心位置。作为辅助装饰纹样出现的花卉多是三色堇、金银花、夜来香、风信子、金盏菊、矢车菊等这些花朵体形比较娇小,花瓣少,部分叶子都大于花朵本身的花卉,它们一般装饰于各种器物的口沿部位以及底足边缘。 这些西洋花卉中,表现最为丰富的当属玫瑰花。玫瑰在西方是备受喜爱的一种花卉,它代表着生命与激情,象征着爱情、智慧与美好。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玫瑰花是爱神维纳斯的化身,被奉为上帝的恩赐,渲染着美丽的神话色彩;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则用它来表达欢乐与悲伤的情感,或者作为权力和荣誉的象征。所以许多西方国家把玫瑰作为国花,把皇室的徽章用玫瑰花表示。 玫瑰花装饰于中国瓷器上多作为主体纹样出现,其中又分为独枝和花束两种构图方式。作为独枝形式的装饰一般是将花、茎、叶都描绘出来,玫瑰花的姿态形象逼真,十分写实。如收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粉彩镂雕果篮及果盘(图1),是清乾隆时期瑞典贵族冯罗森在中国定制的,这套装饰有玫瑰花的瓷器分果篮和果盘两件。果篮底部与果盘的中间都有一枝含苞待放的玫瑰,玫瑰花独枝而立,姿态优美,色彩鲜艳,写实逼真。此外还用黄、绿、蓝、赭4种颜色的小花朵装饰了网状的篮身。这件作品虽然是在中国定制的,但是模仿当时德国迈森瓷器的特点,在装饰上极具西洋特色,是装饰独枝玫瑰花图像的典型作品。 又如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套乾隆时期黑彩描金朵花纹咖啡具(图2),分有壶、托碟、杯子三件。壶单柄,弯流,有海螺造型的钮盖,壶身下方的中心位置则用黑彩描绘出一朵饱满俏丽的独枝玫瑰花。黑彩瓷器于18世纪初期在景德镇开始尝试烧造,至乾隆年间,这类黑彩瓷器的烧制已经十分成熟。它是用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出各种造型的图像之后再敷彩,多使用黑彩加金的形式来烧制,能够成功地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这套黑彩描金咖啡具不仅在图像装饰的颜色和形式上凸显出浓厚的西洋风格,在器物的造型上更是模仿西欧国家金银器的造型,在古斯塔夫二世时期的瑞典就有同样造型的银器在同时使用。 除独枝表现以外,西方人在中国来稿定制玫瑰花卉装饰的瓷器,多以花束的样稿为多。玫瑰花一般与其他西洋花卉搭配,玫瑰为主体,其他花卉、枝叶围绕左右,有时会用飘逸的丝带系于花茎底部。束花的构图方式能够表现出植物舒展的外部形态,花卉枝叶并存,能够凸显出花卉装饰图案整体、大气又富于变化的装饰特点。 如分别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馆和瑞典西方古董公司的这两件烧制于不同时期的瓷器,它们是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是在风格上几乎一样。粉彩描金花卉纹大碗(图3)是清乾隆时期定制的,碗、盘的口沿部位均有蓝彩描金的树叶环带形纹饰,碗外壁有一束红色玫瑰及一枝独枝玫瑰花,配以蓝色的小矢车菊、黄色的小碎花和绿色的枝叶,花卉右边绘有瑞典文“安娜”。这套瓷器是盖博瑞·盖得船长从广东定制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妻子安娜的,他是瑞典的海军上尉,曾指挥两艘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达广州,期间在中国定制了不少中国瓷器。另一件粉彩描金花卉纹花口盘(图4)烧制于清嘉庆时期,盘沿是圆形的花口,盘的中心位置同样也绘制了一束与图3一样的玫瑰花束装饰,区别之处为盘心的花束被4枝纤巧的独枝花对称点缀。这件瓷器也是作为礼物送给一位叫安娜·加德的女子,她嫁给了当时的加布里埃尔·加德船长,这位船长在1799年至1803年间两次远航中国,该瓷器就是此时期从中国定制的。这两件瓷器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都是模仿德国迈森瓷器的装饰风格设计的,所以图像装饰的风格几乎一样。 玫瑰花束除了配以其他各种小花点缀之外,有时还会描绘一只小鸟立于花枝顶梢,使得花卉图像的装饰更加富有生气。如这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花鸟纹花口盘(图5),盘高2.5厘米,盘的中心绘有几枝盛开的玫瑰花,在右侧花枝上描绘一只通体雪白、尾羽黑亮,仰头高歌的小鸟,花朵与小鸟交相呼应,仿佛在互相对话。  仅次于玫瑰花,在瓷器装饰上出现的较多的西洋花卉是欧洲常见的蔷薇花。蔷薇花不像玫瑰花那样在西欧人心目中有很高的象征寓意,但是因其浓郁的芳香,蔷薇可以提炼成为香水,加之独特的药用价值,蔷薇同样为人们所喜爱。 蔷薇花在中国古已有之,明代诗人顾磷曾赋诗:“百丈蔷薇枝,缭绕成洞房。密叶翠帷重,秾花红锦张,一月留余香。”,描绘出蔷薇花姹紫嫣红的美丽。但这仅限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欧洲,蔷薇花作为香料和药用的价值得以利用,因之得到广泛栽植,不仅出现繁多的品种,更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装饰运用领域。 蔷薇花的颜色常见的有白、黄、橙、粉、红、紫、黑等,而18世纪作为装饰图像出现于中国瓷器上的蔷薇花基本为红、紫两色,其他颜色少见,这也是中、西方人在审美感受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特点。西方人在中国定制瓷器的同时也许会对器物造型以及装饰内容有所限制,但在具体的瓷器生产过程中,绘瓷艺人还是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审美习惯对所装饰的对象有选择地加以表现。红、紫两色在中国象征富贵和吉祥,在喜庆的日子和重要的节日都是首选的颜色,所以中国的工匠会将装饰于中国瓷器上的各种蔷薇花均描绘为红、紫两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烧制于乾隆时期的广彩开光花卉纹杯(图6),杯子的整体造型融入了欧洲奖杯造型的风格,但又有所简化,杯子为撇口,口径8.6厘米,杯高8.8厘米,弧壁、深腹,杯身的两侧还有施白釉的龙形杯柄。杯身外壁以蓝彩为地,通体装饰白色连珠纹,在杯身的中心部位分别有两面内施白釉的开光,开光之中装饰有两红一紫的3朵簇拥蔷薇花,花朵饱满,花瓣外卷,其周围还零星点缀着一些形态简洁的绿叶。此杯用晕染的手法表现出蔷薇花瓣颜色由里向外深浅不一的变化,不仅如此,每一片花瓣的边缘及中间部位还以流畅的线条勾勒出了圆润的外形和清晰的纹理。其精细的绘制手法更增添了花卉装饰的清新俏丽之感。此件瓷杯可谓当时广彩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另一件乾隆时期的广彩西洋花卉纹壶(图7),壶身一侧的蔷薇花图像在装饰手法上与图6瓷杯十分相似。在中心绘有一紫一红两朵花瓣舒展的蔷薇花以及一朵娇小的橙色矢车菊,周围环绕着数朵小蔷薇花、橘色野花以及大小不一的绿叶,在颜色的晕染和线条的勾勒上接近图6瓷杯的效果。 蔷薇花还经常与纤细的藤蔓一起组合,形成瓷器各部位的辅助纹饰。如现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馆的乾隆粉彩描金徽章纹杯(图8),口径7.5厘米,有环形手柄,杯身以釉上彩和金彩绘制出欧洲风格的环带纹和徽章纹,在口沿外壁有一圈红色小蔷薇花与缀满绿色小叶的藤蔓组合成的帷幕形图像,此为辅助装饰。 中西方人都熟悉的百合花同样也是18世纪中国瓷器上装饰的经典花卉。在西方,百合花是天主教中圣母玛利亚的象征,代表圣洁、纯真。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百合花赛过所罗门的荣华”,文中的所罗门指的是以色列国王,所以以色列国王的寺庙顶上就有百合花的装饰。此外,百合花还是王室权威的代表,从12世纪起便成为法国国徽的图案,是法国皇室的标志。 18世纪,装饰有百合花图像的中国瓷器不仅有用于出口的外销瓷器,同时也有供宫廷皇家使用的内销瓷器。装饰的百合花一般多见红、粉、橙等偏暖的颜色。如现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乾隆时期烧制的粉彩折枝纹花口盘(图9),此盘为瑞典商人克拉斯·奥尔斯卓姆在中国景德镇定制的中国外销瓷盘。此盘口径23厘米、高2.2厘米,盘中央画有一株绽放的百合花,枝干的顶梢有两个花瓣外卷的花朵,花瓣轮廓描绘得起伏生动,中心配以鹅黄色的花蕊,花枝自上而下生长着墨绿色的茎叶,底部系着一根黄色丝带,盘沿一周是用绿叶和矾红色纹线装饰的一圈波浪纹。此件瓷盘施以粉彩,其独特的釉色效果使整株百合花更加娉婷玉立、生动写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钧瓷是如何恢复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钧瓷恢复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大致分为两段。一是从1955年至1958年,初步揭开了钧瓷窑变的成色机理。二是1962年至1965年,钧瓷新产品的器型、胎质、釉色达到了宋钧标准,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神垕有几家较大的私营窑场。1955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陶瓷会议,决定恢复传统工艺瓷生产。当地政府对恢复钧瓷生产极为重视,一面将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面筹款建立新厂。禹县神垕陶瓷生产合作一社负责人刘保平将流浪在陕西十多年的卢家后人卢广东、卢广文请回神垕,组织钧瓷实验小组,开始进行钧瓷的恢复性试验。经过近一年180多次试验,该社用粗瓷大窑成功烧出了瓜皮绿、天蓝釉等色彩的胆瓶、鹅颈瓶和碾子瓶等产品。1956年7月,这批仿宋蓝钧在郑州进行展览,并确定为出口商品。随后通过上海、广州、青岛等口岸,销往日本、法国、德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钧瓷第一次出口。1958年4月,地方国营禹县神垕钧瓷厂成立,标志着专业钧瓷厂的诞生。河南省工业厅专门派出技术人员协助钧瓷的恢复工作,在李志伊、刘保平、任坚、卢广文的带领下,众多钧瓷艺人协同作战,通过123窑次的试验,用风箱炉小窑一次一件或几件产品来试烧。初步总结出了窑变成色的规律,接着转入大窑试烧,从而揭开了烧制五光十色钧瓷的谜底。这就是把坯胎经过素烧后上釉,釉中含有各种不同成分的釉料,其中氧化铜是在窑内自然变紫红色的主要原料。而氧化钴则是钧瓷变天蓝色的釉料,窑内在一定时间出现还原气氛,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从而形成窑变。1958年6月22日,《河南日报》以《神垕钧瓷的窑变秘密揭开了》为题,报道了失传已久的钧瓷得以恢复的消息。 1962年,禹县县委在神垕召开钧瓷生产座谈会,将“大跃进”时期合并起来的地方国营禹县瓷厂分为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1974年改名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一厂)和禹县神垕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1974年改名禹县钧瓷工艺美术二厂),分别担负钧瓷生产任务。1963年,中国科学院把恢复宋代钧瓷列入科研项目,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河南省手工业联社派专家来到禹县神垕,对钧瓷的烧制过程通过科学方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帮助设计出了近百种仿宋钧造型。技术人员任坚在北京和省有关专家的帮助下,将大窑试验与小窑试验所存在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总结,设计了适宜烧制还原气氛的窑炉,进一步改进了钧瓷釉方,并制定了适宜于钧瓷的烧成制度。窑炉也由原来风箱小炉过渡为1立方米窑炉,2立方米窑炉直至6立方米窑炉。通过众多专家和艺人的共同努力,钧瓷窑变的规律得以掌握。无论器型、胎质和釉色均已接近或达到宋钧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196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向有关国家领导人赠送的礼品就有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的七节葫芦瓶和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的盘龙葫芦瓶。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1958年,在“大跃进”的影响下,为了要求钧瓷高产,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在尚未掌握窑变成色机理的情况下,要求工人加班加点夺高产,采用100立方米的大窑,每窑烧瓷数百件,结果,烧出了一批纯一色的天蓝釉钧瓷(俗称“大火蓝”)。

隋唐时期 (公元420到581年)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古代瓷器:战国前的原始瓷


印纹硬陶与越人的生活有不解之缘,凡有越人的地方总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与传统陶器相比,印纹硬陶在原料和烧成温度方面有重大的改变,成为由陶向瓷发展的中介。约到商代,越地开始烧制原始青瓷,并在当时独占鳌头。但无论是器型的多样化,还是产品的质量,越人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后裔在东汉时期烧制出了成熟的瓷器。

原始瓷罐西周德清皇坟堆出土

原始瓷筩西周德清皇坟堆出土

原始瓷碟西周德清皇坟堆出土

原始瓷罐西周馆藏

原始瓷尊春秋德清皇坟堆出土

原始瓷尊西周德清皇坟堆出土

原始瓷鼎西周德清皇坟堆出土

原始瓷尊春秋德清皇坟堆出土

五代时期 (公元907到979年)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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