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鉴别。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 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 ，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 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 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扩展阅读
清代加彩紫砂壶赏析
紫砂壶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国范蠡，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文人的参与更是使紫砂身价倍增，在这些紫砂壶中，紫砂壶身上的诗词书画、文学篆刻，既是装饰层次的提升，也是文化内涵的深蕴。现推荐几款清代加彩紫砂壶，请藏友们赏析：
“韩琪杀庙”顶海寿星大壶
晚清“韩琪杀庙”顶海寿星大壶(图1)。通高18.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2厘米。此壶造型挺拔秀美，部分加彩。一面画“韩琪杀庙”的故事，是陈世美和秦香莲故事中的一段情节。左边的韩琪是驸马陈世美派出的杀手，正手持长剑，欲刺杀秦香莲。右边的秦香莲，带着一儿一女，跪在“三官堂”的门口，向韩琪哭诉陈世美的负情和自己的苦难，引起韩琪的同情。最后韩琪放走了秦香莲和她的儿女，自己自刎而死，表现了一种正义，是民间大众喜爱而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另一面画花鸟。盖款为“顶海寿星”，底款为“豫丰”满汉文方形款，款印的边饰为双龙戏珠图案。
嘉庆花卉图八边形执壶
嘉庆花卉图八边形执壶(图2)。通高18厘米，口径9.6厘米，底径11.2厘米。壶用上等紫砂制成，外部除底部外全部加彩。壶呈八边形，造型挺拔俊秀，流有修补。八边壶制作较圆形壶困难，圆壶可用转车旋成，八边壶要用八片泥片拼成，制作难度大，非高手莫敢为。全壶色彩鲜艳，富丽堂皇，主图为盛开的牡丹，表示富贵，呈现民间大众的一种追求。
乾隆松狮图圆壶
乾隆松狮图圆壶(图3)。通高17.4厘米，口径11.8厘米，底径12.9厘米。全壶用上等紫砂制成，造型挺拔圆润，外部除底部外为满彩。口沿、盖沿、流、钮为蓝釉。颈部白釉，用红彩画竹叶，颈下一圈黄釉，又下一圈白釉，用红彩画云纹。又下一圈绿釉，再下一圈黄釉，用褐彩画如意纹。腰部主图为竹子和松狮图，鲜艳夺目，适合民间大众的喜爱。
乾隆黑云龙大汉方壶
乾隆黑云龙大汉方壶(图4)。通高18.6厘米，接近正方形略扁。全壶用上等紫砂制成，除底部外满彩。主要黑釉，使五彩云龙更显得鲜明夺目。巨龙四爪，怒目张口，十分凶猛。龙头和前肢等在壶的一面，龙尾和后肢等在壶的另一面，整条龙穿壶而过，更显得巨大和生动。这种“穿墙龙”的画法，创自雍正时期，乾隆时盛极一时。底款“澹然斋制”为乾隆时常见款识。
紫砂壶与供春壶的历史
紫砂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茶具，其主产地在江苏省宜兴市，故又常被称为宜兴紫砂壶。关于它的起源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着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着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着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着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澂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
明清瓷器：清代加彩紫砂壶赏析
紫砂壶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国范蠡，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文人的参与更是使紫砂身价倍增，在这些紫砂壶中，紫砂壶身上的诗词书画、文学篆刻，既是装饰层次的提升，也是文化内涵的深蕴。现推荐几款清代加彩紫砂壶，请藏友们赏析：
韩琪杀庙顶海寿星大壶
晚清韩琪杀庙顶海寿星大壶(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2厘米。此壶造型挺拔秀美，部分加彩。一面画韩琪杀庙的故事，是陈世美和秦香莲故事中的一段情节。左边的韩琪是驸马陈世美派出的杀手，正手持长剑，欲刺杀秦香莲。右边的秦香莲，带着一儿一女，跪在三官堂的门口，向韩琪哭诉陈世美的负情和自己的苦难，引起韩琪的同情。最后韩琪放走了秦香莲和她的儿女，自己自刎而死，表现了一种正义，是民间大众喜爱而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另一面画花鸟。盖款为顶海寿星，底款为豫丰满汉文方形款，款印的边饰为双龙戏珠6厘米，底径11.2厘米。壶用上等紫砂制成，外部除底部外全部加彩。壶呈八边形，造型挺拔俊秀，流有修补。八边壶制作较圆形壶困难，圆壶可用转车旋成，八边壶要用八片泥片拼成，制作难度大，非高手莫敢为。全壶色彩鲜艳，富丽堂皇，主4厘米，口径11.8厘米，底径12.9厘米。全壶用上等紫砂制成，造型挺拔圆润，外部除底部外为满彩。口沿、盖沿、流、钮为蓝釉。颈部白釉，用红彩画竹叶，颈下一圈黄釉，又下一圈白釉，用红彩画云纹。又下一圈绿釉，再下一圈黄釉，用褐彩画如意纹。腰部主6厘米，接近正方形略扁。全壶用上等紫砂制成，除底部外满彩。主要黑釉，使五彩云龙更显得鲜明夺目。巨龙四爪，怒目张口，十分凶猛。龙头和前肢等在壶的一面，龙尾和后肢等在壶的另一面，整条龙穿壶而过，更显得巨大和生动。这种穿墙龙的画法，创自雍正时期，乾隆时盛极一时。底款澹然斋制为乾隆时常见款识。
紫砂壶里秀才的故事
夜的大门是被谁推开的？
问问镇上的人吧，大家一定会说，那肯定是到老顺兴茶馆喝早茶的老秀才魏老二了。
天天雄鸡刚叫过头遍，魏老二的喉咙也和雄鸡一样开始痒了。雄鸡的喉咙痒了要打鸣，魏老二的喉咙痒了就要喝茶，因此当天上的启明星还璀璨着，老秀才便试探着起床了。老伴被他搅了睡兴，气得骂他，老不死的，吃不够的茶，来世里叫你娘把你养在茶壶里。这倒真是个好主意，这样他就可以整天泡在茶水里，眼皮一睁开，就可以喝他的茶了，只是世上有这样大的茶壶吗？他笑着对老伴说，我今天就到丁山去问问做茶壶佬，叫他们做一把能让我困在里面的大茶壶，我死了也就不用睡棺材了。
老秀才是有一把茶壶的，这把茶壶是他祖宗传下来的，也不知多少代了，老秀才私底下跟茶馆里的老友说过，他对这把茶壶的感情比对老伴的感情都要深。当然这样的话不能传到老伴耳朵里去啊，不然他的法宝茶壶就得小心了。茶壶就是他的命，茶壶要是被砸了，他也就活不下去了。实在从古至今，江南的男人哪个不爱茶，哪个不爱壶啊。茶是乡里产的阳羡茶，壶也是乡里人做的紫砂壶，抓一把碧绿绿的茶芽，放在紫玉砂壶里，泡上烧得沸滚的铜官山的清泉，闭上眼，呼噜噜滋上一口，不醉也得醉了。
柴扉吱扭一响，夜的大门就被推开了。东边的地平线已撕开了一道罅隙，一抹亮丽的朝霞迫不及待地从这罅隙里跑出来，飘飘逸逸的像女孩子扎在颈上的纱巾；淡淡的簿雾轻笼在寂静的河面上，虚虚渺渺地使架在河上的石拱小桥看起来似琼宇里的玉带金桥。实在这桥就叫玉带桥，有年头了，茶馆里的那些茶博士们考证过，这桥是佛祖用身上的玉片砌的。桥下有三两棵垂柳，这柳也有来头，传说是苏东坡栽的。风骚文人苏东坡来阳羡访友，看上了桥下人家的一个女孩，就想在这里买地造房，娶亲读书。可女孩早已有了人家。不得，苏文人就在这桥下栽了几棵垂柳，向女孩倾诉他缠缠绵绵的情怀。因而这树就叫相思柳。苏东坡在宜兴做过茶壶，这茶壶现在就叫东坡提梁壶；苏东坡在闸口栽的海棠花还在，一到春天，就满树的美丽。但苏东坡栽没栽过这相思柳，就不知了，反正老顺兴茶馆里一代代的老茶客都这样说，权当是个传奇，姑且听之吧。老顺兴茶馆就落在这相思柳后面的相思巷口。
房仍是是青砖青瓦的老屋，地还是青砖铺的地，桐油漆过的木排门，岁月早已把它涂抹得昏暗斑驳。坐在茶馆里，便会使人油生一种不知今宵是何夕的感触。肩头搭着只竹篮的老秀才赶到这茶馆时，茶馆的木排门已卸了，门后烧茶水的老虎灶上也已热气氤氲了，这时镇上的老茶客也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大家和抹桌烧灶的老板娘打了个招呼，便端坐在八仙桌边，各自从竹篮里捧出自己的紫砂壶，抓上一把茶叶，让“阿庆嫂”泡上烧沸的山泉水，雾气氤氲的茶馆里，便听得一片“咕噜噜”的喝茶声，飘散的茶香把江南清晨的空气也熏染得清朗祥和。
茶客们的喉咙让茶水润过了，便打开话匣子，播报起各自的新闻旧闻来：先哲村的王折脚在西施荡里捉到一只大团鱼，这团鱼有笠帽大，冯洪才把这事写成了新闻登在县报上，稿费够他喝半个月茶；后湾村曹家的儿子成大作家了，前几天在省里捧了个大奖，这小子有良心，起的笔名都念着家乡的特产，叫什么黑陶；中巷桥边的产业园新开了一家环保设备厂，名字叫得吓煞人，叫什么骏马环保团体有限公司，可连清洁工算在里面，也只有三五个人……外面的世界风云激荡，江南小镇的老茶馆里却永远是这样和风煦阳，小小的紫砂壶茶具中有倒不尽的逸事趣闻，人间情怀。
在旧时，镇上有人家起了纠纷，也都是到茶馆里来解决。冤家对头面临面地坐在这茶馆里吃“讲茶”。茶客们三言两语，就能理清冤家之间的长短曲折；一壶清茶，就洗濯掉了仇人眼中的阴翳，泡软他们心头久结的怨恨。当他们走出茶馆时，阴云密布的心境已变得清朗明净。
茶是江南人的命，壶是江南人心头的宝，这命宝一样的东西并不见得多金贵，就像老秀才手里的那把平寻经常的紫砂壶，只因倾泻了他太多的情感，就显得比金子都金贵了。老秀才喝一口茶摩挲一下他的紫砂壶，再喝口茶再摩挲一下他的紫砂壶，在镇上开澡堂的吴秃子见了，笑话他：“老二，你的壶是苏东坡做的，仍是陈曼生做的，要这样地法宝？”老秀才嗬嗬地笑道：“壶容天下茶，缘缝知心友。我的魂、我的魄都和这把壶融合在一起了，你说法宝不法宝？”
老秀才蜜意地捧起他的茶壶，那壶里装的不仅是润心润肺的茶水，还有悠悠的人生滋味。
图：茶道工艺品·功夫茶具
如何辨别紫砂壶的款识
紫砂壶的款识，是鉴定其年代及制作者姓名的重要佐证，也是文博古玩和拍卖界对壶估价的惟一依据，因此也是作伪者最容易作假的地方。
紫砂壶款识作伪有三个方面。其一：真壶假款。就是说，紫砂壶经考证后确认为某个年代某某人制作，但制作者因某种原因，忘了刻铭印，后拥有者为了提高或便于显示壶的身份，而特意刻款，但往往因后加的款识与原壶的风格难以达到一致，因此也往往适得其反，弄巧成拙，现已不采用。其二：真款假壶。也就是说，制壶者的印章因过世后被旁人继续采用，但继续采用者因制作水平有限，往往达不到原作者的风格标准，破绽毕露。其三：假款假壶。这是制伪者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历代的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的款识不仅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而且在印章的布局、形式等方面也相当苛求，这是鉴定款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地讲，名家的款识一般具备以下六个特点：
印章制作十分考究。名家的印章，或本人所制，或请篆刻名家专制，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而伪印章则难以达到这种水平，多呆滞无神。
印章形式使用合理。有的作者在同一壶上使用两方或两方以上不同形式的印章，钤印位置十分讲究，整体上显得和谐统一。
刻写、钤印位置适当。紫砂壶的款识一般位于壶的盖内、底、把梢、腹四个部位。用于壶盖，则处于盖内孔的一侧；用于壶底，一般处于中间位置；用于把梢，一般位于梢下壶腹上；用于壶腹，则用于诗句、画的结尾处。使用部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对壶起到了装饰作用。相反，如果壶上无铭刻诗句和画，仅在壶腹正中部位署一姓名款识，必然不是名家所为。
款识大小适宜。刻款、印章的大小与壶本身具有一定的协调性。款识的大小与壶的大小相协调，即壶大款识大，壶小款识也相应小；款识大小与款识所处的部位相协调；底部的款识比盖款、把梢款相应大一些，反之则很有可能是伪品。
款识刻画、钤印轻重适度。名家壶的款识刻画整体和谐统一，钤印用力均匀，深浅一致。
风格协调和谐。名家壶的款识风格往往与其制壶的风格相协调，这与作者的审美观和情趣往往是统一的。一般来说，工艺精致的作品，款识娟巧秀丽；朴实奔放的作品，款识粗犷老辣；端庄稳重的作品，印章方正平稳。
在熟悉掌握了名家款识之特点后，我们鉴定紫砂壶的款识就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鉴定壶的真伪，不仅仅从壶的款识，还得从壶的造型风格、制作标准、泥料的时代特征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辨。
紫砂壶历代款识辨识
紫砂壶在烧制过程中，制壶人在壶上镌刻或钤印的文字、符号、图案，我们称之为紫砂壶的印鉴款识，它便于鉴赏识别名人名作。
紫砂壶的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而独具特色。一把不具款识的壶，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价值不高；虽具款识，但款识不美，也会使人感到这把壶欠缺文化内涵。历代制壶高手陶艺名家对印钤款十分讲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就像绘画领域内的“画外功夫”一样，我们把它称为“壶外功夫”，是壶艺的组成部分。
纵观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它既与紫砂陶的演变紧密相连，又与当时的书法篆刻同步发展。大体经历了由毛笔题写、竹刀刻划到用印章钤印的工艺演变过程。
从传世的历代紫砂名壶看，见诸于实物的最早是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时壶”。“供春壶”是没有款识的，钤有“供春”二字的壶，皆历代紫砂艺人所仿制。明代四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目前皆无实物资证。李茂林史载以原书号记自己的作品。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意思是说，时大彬请人用毛笔预先题写在紫砂胚体上，在紫砂壶将干未干时，自己用竹刀在胚体上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划。其后熟练，竟自行以刀代笔，不再请人落墨，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以致别人无法仿效，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时壶”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紫砂器上观察，明代紫砂艺人中除时大彬外，尚有李仲芳、徐友泉、陈信卿、沈子澈、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划署款。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写不了字，只得请人落墨镌款，于是就有“工镌壶款”的专门人才，如明代的陈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请他镌壶款的人很多。因此许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但所镌壶款均由一人为之，给历代鉴赏家们带来不少困扰。
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多为竹刀所刻。竹刀与金属刀刻款不同，易于鉴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
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据考许晋候的《六角水仙花壶》壶底有“许晋候制”篆文圆印，乃是我们所见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实物，此壶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不过这个时期的紫砂艺人刻款和印章还是并用的，如惠孟臣、陈鸣远制的壶，“孟臣壶”一般是在诗词或吉祥语章之下镌刻“惠孟臣”三字。陈鸣远可能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施展于壶上的第一人。他的印款浑朴苍劲，笔法绝类褚遂良，行书款识“鸣远”二字时人赞其有晋唐风格。“鸣壶”一般是刻款与钤印并用，且大多是放在一起，这一特征反映由刻款向钤印过渡时期的特点。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在紫砂壶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曼生壶”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曼生壶的底印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方形印，仅少数作品用“桑连理馆”印。像“阿曼陀室”已是专用于曼生壶的印号。
紫砂茗壶用印多为两方，一为底印，盖在壶底，多为四方形姓名章；一为盖印，用于盖内，多为体型小的名号印。有些茗壶，在壶的把脚下也用印，称为“脚印”。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号印，如“大清乾隆年制”一类印，还有用商号监制印的，如“吉德昌制”、“陈鼎和”等，此类印鉴民国时期颇多，这一时期款识多集中镌于盖上、盖内、壶底，成为当时流行趋势，用于壶盖上的印章款大多是这种商号款。在壶盖上镌款的茗壶一般都是普通茗壶，极少有精品佳作。
紫砂壶的印章款多数为阴刻，钤在壶上变成了阳文。但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果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只有用点力才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字根相同，字尖却是不尽相同的，这样也常给紫砂壶印鉴款识真伪的鉴定带来困惑。
紫砂壶足迹：从古至今的大师
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龚春（供春）。 “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缸，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所谓供春壶也。”（吴梅鼎：《阳羡瓷壶赋·序》）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可惜供春壶已不得见，现在流传的供春壶多是仿品。
当代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价格也在20万港币左右，足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龚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时大彬的紫砂壶风格高雅脱俗，造型流畅灵活，虽不追求工巧雕琢，但匠心独运，朴雅坚致，妙不可思。他的高足徐友泉晚年自叹：“吾之精，终不及时（时大彬）之粗也。”徐友泉，手工精细，擅长将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做成紫砂壶，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传说，徐友泉幼年拜时大彬为师学艺，恳求老师为他捏一头泥牛，时不允。此时一真牛从屋外经过，徐急中生智抢过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对着真牛捏了起来，时大加赞赏，认为他很有才华，于是欣然授其全部绝活，后来果然自成一家。 以上四人为第一期时代的紫砂壶大师。
第二期紫砂壶大师为清初人陈鸣远、惠孟臣。陈鸣远以生活中常见的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菇、荸荠的造型入壶，工艺精雕细镂，善于堆花积泥，使紫砂壶的造型更加生动、形象、活泼，使传统的紫砂壶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艺术品，充满了生气与活动。同时，他还发明在壶底书款，壶盖内盖印的形式，到清代形成固定的工艺程序，对紫砂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陈鸣远的作品出神入化，名震一时，故仿品、赝品大量出现。顾景舟先生说，从少年习艺，直至暮年，半个多世纪中他也只见到几件真品，收藏家要特别小心以防走眼。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惠孟臣，长于制作小壶，以小胜大。孟臣壶以竹刀划款，以器盖内有“永林”篆书小印者为精品。
第三期紫砂壶大师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陈鸿寿，是清代中期的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艺术主张创新，他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要见“天趣”。他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紫砂陶艺。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他凭着天赋，随心所欲地即兴设计了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壶，为紫砂壶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与杨彭年的合作，堪称典范。
现在我们见到的嘉庆年间制作的紫砂壶，壶把、壶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陈鸿寿设计、杨彭年制作的，后人称之为“曼生壶”。陈鸿寿使紫砂陶艺更加文人化，制作技术虽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对后世影响很大。杨彭年首创捏嘴新工艺，他不用模子，信手捏来，随意而成，颇具天趣。乾隆以后，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颓势，紫砂壶的制作也愈来愈不景气。值得一提的是嘉道年间的邵大亨，他为陈鸣远以后的一代高手，其它如邵友兰、邵友廷、蒋德休、黄玉麟、程寿珍诸人，则一代不如一代。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很少创新，制作工艺也日渐草率荒疏。 当代的紫砂大师，首推顾景舟老先生，顾老潜心紫砂陶艺六十余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传遐迩。其余如朱可心、高海庚、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徐秀棠、李昌鸿、沈蘧华、顾绍培、汪寅仙、吕尧臣、徐汉棠、蒋蓉等也各自身怀绝技，各有专长，皆为一时俊才。
简述紫砂壶线条装饰样式
紫砂壶线条装饰的种类很多，各种各样的线条都必须用牛角或铁、木、竹制成的专用线尺进行加工，使线条挺括而又清晰。这些线条不仅加强了紫砂壶的装饰效果，且可增强成型时黏接处及边缘部分的应力，减少产品在烧成时的缺陷，提高正品率。现将有代表性的几种装饰线条运用规律和特点简述如下：
灯草线：这种小圆线以状如灯草而得名。将其用在紫砂壶的口沿部，称为翻口线；用在底足部则称为底线；可单独或成组用在壶体、肩、腹，以增强其造型的装饰效果。
字母线：这是一种双线(一粗一细)，又称文武线。用于紫砂壶的口盖组合和口沿，一般要求上粗下细，上大下小，称为"天压地"，使制品造型更加安定厚重。
云肩线：这种线条经常用于紫砂壶颈部、口下沿等转折部位，其线条一般较薄，要求匀净、清晰，能增强制品造型的装饰性，富有韵律和节奏感。凹凸线及皮带线用这类线条进行装饰，分别以线条的粗细、厚薄和宽窄来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一般在紫砂壶腹部用凹凸线或皮带线，可使产品造型增加变化，且又显得庄重大 方。
凹肩线：这是一种双曲线，用于紫砂壶肩部装饰，可以加强产品造型的稳重感，且有节奏变化的艺术效果。
筋囊线：这是一种垂直线条，可将紫砂壶形体作成若干等份。使用筋囊线，要随着壶身的肩、肚、腹而变化，线条深浅自如，其装饰效果似蒜头上的瓣纹。
抽角线和折角：主要用于方器成型的面与面交接处。用抽角线或折角处理的紫砂壶方器，可藏锋匿角，富有变化，使制品成型更有装饰性。
云水纹、菱纹和花瓣纹：这些纹饰都是要按一定规律布满紫砂壶形体全身的凹线，要求线条流畅，整体气韵贯通，使紫砂壶的造型生动活泼，更加灵巧。
以上列举的各种纹样装饰线条，是紫砂艺人的生产时间中受其他器具特别是明式家具的影响，而不断总结出来的。它不仅丰富了紫砂壶造型的装饰性，而且增强了是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