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瓷器的收藏与鉴别。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景德镇（原新平）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烧”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50多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等。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300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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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官窑”？何为“民窑”？
官窑起自唐，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一是指官厂。自唐代至元代，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烧”，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进贡给统治阶级。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和官窑。那时，唐代在产瓷区设有司务，如唐景隆初(公元707－－709年)，褚绥为新平(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泒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赿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
明代采取“官办民窑”的形式，开始有官厂，专烧进贡的瓷器。 如在景德镇设御器厂，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清代与明代不同，采取的是“官搭民烧”的折中形式。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前者是专给皇帝用的，后者是给朝廷和外交礼宾用的。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器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赿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 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一生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 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三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
闽北宋代古民窑——大口窑
大口窑，是宋时闽北闻名国内外的民间瓷器作坊之一。其窑址位于浦城县九石渡景区境内的水北街镇黄碧村。
走进村境，让人惊异的是，全村上下的泥表里掺杂着大量的青白色碎瓷片，从村内的路面、泥墙一直延至村外的菜地、山表。目之所及，全是这样的堆积物。初步估计，堆积范围约达5万平方米。堆积层厚一般都在1-2米以上。
据村民余开兴等介绍说，这个村原名就叫“大口窑”。当年兴盛时，瓷窑总数共达六六三十六座。后因其中一窑烧出一张玉凉床，窑主怕泄露消息被皇帝知道而惹祸上身，便连夜将所有瓷窑封闭，逃之夭夭。大口窑从此荒废。
1961年大口窑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有碑记。
根据《八闽古邑浦城》一书相关文章记载，该窑以烧制青白釉器为主，兼烧青、酱色釉器。器物造型以轻盈秀丽，小巧玲珑见长，品种极为丰富。从日用器皿碗、盘、碟、壶、罐到妇女梳妆用的粉盒；从生活用品灯盏、香炉、净瓶到文化用品水注、洗、镇纸、印章；从随葬瞑器龙虎魂瓶到儿童玩具、人物俑等，应有尽有。有些碗、碟类器皿除了构思精巧，用来盛放食物还具有久放不馊的功能。
日本陶瓷专家矢部良明在《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器》一文中写到：“日本古代的经冢里，往往收藏着小件的瓷或青白瓷作品……其绝大部分是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半期的作品，这种数量最多的盒子，大多数为浦城大口窑所出产。”日本陶瓷专家、《世界陶瓷全集》作者藤冈了一先生，于1989年参观大口窑后评价很高，他说：“想不到大口窑制品如此丰富，很有可能是浦城的作坊主聘请了景德镇的工匠来烧制的，又由于烧制时间较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朱文立大师关于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贡窑官窑御窑
同一单词往往具多义性，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要联系上下文，一般不会搞错。但有时也会出现误会，之所以如此，一般是由于互相之间没有达成默契，即没有形成所谓的约定俗成。比如“官窑”二字，可能是瓷学著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然而仔细阅读不同作者的文字，可以发现每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同一语境中所表达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使用时内涵也会有所出入。稍作总结，可以发现这个词起码有以下四种意思：一是泛指古代所有为皇室乃至官府烧制陶、瓷器的窑场，实际上把历代贡窑都圈划了进去。如从这一概念出发，所谓“官窑”起码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据有关报道，岳州窑曾出土南北朝时的“太官”字铭瓷片和“官”字款匣钵，而落“官”字的瓷器通常属贡窑，这在瓷学界基本已成共识 ；二是仅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归皇室所有的官办瓷器窑场，不仅与所有权属民间，但烧制御瓷的“贡窑”划清界限，也区别于另—些同样是官办的烧制建筑用材、陶器的“官窑”，相当于明清人概念中的御器厂或御窑、御厂。如实指的话，除了明清景德镇珠山范围内的那个“官窑”外，历史上真正称得上这一概念的，只有北宋徽宗时的那个“自置窑烧造”的“汴京窑”及南奔后“袭故京遗制”的杭州“修内司窑”、“乌龟山窑”；第三是仅指御器厂内的窑炉，如《浮梁县志》云：“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虽然宋人已将官办窑场包括作坊和窑炉两大部分 简称为“官窑”，但因明代景德镇的生产体制往往是作坊与窑炉分开经营除嘉靖之前的御厂和少数兼有作坊和窑炉的业主完全是“囵烧”外，嘉靖时部分“厂坯”和相当部分民用器都采取“搭烧”法，而康熙以后，所有“厂坯”都实行“官搭民烧”，即官器在民设窑炉内焙烧的制度 ，为了有所区分，所以当时“官窑”一词仅指官设窑炉《江西大志》云：“陶窑，官五十八座” ，而称官办作坊为“御器厂”、“御厂”；第四层意思实际是“官窑器”三字的简称。
由于指向有别，这就难免造成交流时的彼此误会。比如景德镇至正型元青花，有专家说它们属官窑，是基于它们与元代官用瓷器枢府瓷同出一窑，且发现有五爪龙纹；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应属民窑，理由是这些产品并非全供官用有“至正十一年”象耳瓶上的铭文为证 ，即便有部分产品属御用之器，也只是属贡瓷性质。其实前者的立论前提是把贡窑也划入官窑范畴，属广义，后者则比较纯粹，属狭义。近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瓷学家们正在尝试将“官窑”这个词统一用法，如有专家主张干脆单独列出“御窑”这一概念，以区别于贡窑及地方“官窑”，但又有人认为“官窑”之“官”本来就不是指一般官府，而是“官家”、“官人”之“官”，再说宋人早就称“自置窑烧造”的皇家窑场为“官窑”，我们何必再节外生枝呢﹖实际上，究竟是用“贡窑”对应“官窑”，还是用“官窑”对应“御窑”都不重要，只要达成默契即可，重要的是瓷学界在超越经验主义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
南宋官窑与哥窑青瓷
浙江是我国青瓷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又是南宋都城的所在地。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和对瓷器需要量的不断增大，“袭故京遗制”建立了官窑，专门用以烧制供宫廷享用的官窑瓷瓷器，南宋官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浙江青瓷生产的格局，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龙泉窑青瓷的发展。这种“官窑”与“民窑”的共存及其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了南宋瓷器发展的基本面貌，也是浙江地区瓷器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南宋官窑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北宋和南宋时期，宫廷所需要的瓷器由官办瓷窑进行生产，这种官办瓷窑，一般简称“官窑”。宋代官窑有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之分，而南宋官窑又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之别。这种划分是根据南宋顾文荐的《负喧杂录》与叶真的《坦斋笔衡》的记载而沿用至今的。“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佯矣”。此段文字是根据《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所转引的《坦斋笔衡》中的一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顾、叶均为南宋人记载的又是本朝之事，内容丰富详尽，把南宋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均作了明确的叙述。文献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如此，对《坦斋笔衡》中这段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的可靠性一直仍有人质疑，特别是对于修内司官窑的问题，认为上述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通过乌龟山官窑遗址的发掘，证明南宋官窑只此一处，别无修内司官窑。近三十余年来，由于北宋的汝窑、钧窑以及南宋的郊坛下官窑的遗址均已发现并进行了发掘为研究南宋修内司官窑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研究中，除汝窑、钧窑、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已经找到外，还有一宫藏的所谓“传世哥窑”，至今还未能找到其所属窑口，因此，在南宋官窑瓷器研究中，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有修内司官窑，但无传世的实物予以印证；(二)宫中收藏有所谓“传世哥窑”瓷器，但末发现它的窑址。对宫中收藏的传世官窑瓷器的研究，文献资料是极其重要的依据。因为官窑的窑址不易发现、墓葬中也不见出土，所以将传世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便成了一种可取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官汝窑、官钧窑的窑址末发现以前，就是以宫中收藏的传世品为依据寻觅其窑址的。南宋官窑例外。如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发现也是与宫中的传世官窑瓷器相印证而确定下来的。所以，在修内司官窑的窑址发现以前，将文献记载与宫中收藏的传世品相印证的方法也是完全可取的。修内司为官署，隶属于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营及瓶击之器”。可见，窑务本非修司所管辖。可能由于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官署多有裁并，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之外，还兼统宫廷窑务。所以，置窑于修内司当是可信的。《坦斋笔衡》中的“袭故京遗制”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两句，明确表述出修内司官窑上承“袭故京遗制”，下启郊坛新风的枢纽关系。由此可见，修内司官窑瓷器是根据北宋官窑瓷器的形制烧造的，在胎色、釉质、器形以及文钉支烧等方面，酷似官汝窑。宋室南渡后所建郊坛新官窑，与修内司旧官窑又有着一定的差距，即产品“比旧窑大不侔矣”。从南宋建都与建坛祭典的时间上看，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的时间，据《宋史.高宗纪》记载为绍兴八年(1138)。北宋立于宣和末年(1126)，高宗赵构南渡时，兵荒马乱，时时辗转驻跸于扬州、常州、越州等地，直到正式定都才得以安定，其间颠沛长达十二年之久。定都后五年(1143)，置建郊坛，始举行隆重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典礼。在此前后的十七年间，特别是建都后，宫中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瓷器?因为北宋亡后，宫廷珍藏珍宝器用己被金兵掠夺一空，转战逃亡之中，很难想像会把官窑瓷器带到江南。在这种情况下，皇家势必采取临时措施，烧制宫中用瓷。“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应是这一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置建郊坛，举行祭典。当时祭器从俭情况，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这说明郊坛祭典时，由于缺乏所使用的铜、玉器，只好临时以当地生产的青瓷与竹木器取而代之。又据《宋史.高宗纪》记载，在南宋定都前后的绍兴七年五月、九月和十一月，也曾举行三次大型祭典活动，此时所用礼器，自然也应是陶木器无疑。由此可见，至少在绍兴十四年(1144)以前，为了定都后的宫中用瓷以及郊坛祭典用瓷，极需置建官窑大量烧制瓷器。那么，这个官窑又是哪一处?自然应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
1985年4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金志伟、王玉的《修内司官窑今何在》一文，文章以文献及实物(残片与窑具)，印证了修内司窑的存在。尔后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前往了解，幸又获得修内司窑器物残足一片，这是窑址遗存的又一实证。因此，对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能过早给予否定。南宋官窑根据文献与宫中的收藏，应当包括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两处。
二、清宫珍藏的“哥窑”是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的《负喧杂录》与《坦斋笔衡》是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珍贵文献。清宫珍藏的官窑瓷器窑口鉴定与时代的划分，都是据此而确定下来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叙述明以前各大名窑的情况，亦多与今天考古发现相吻合。该书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征又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坦斋笔衡》与该书的描述，恰好与宫中收藏至今的所渭“传世哥窑”器相吻合。尤当注意的是曹昭对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分条叙述的，他称“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这说明修内司官窑与哥哥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窑。
明高镰的《遵生八笺》沿袭曹昭之说，又将修内司官窑器与哥窑器相比较后认为，“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所谓官窑者，烧于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明确指出了其不同性质，并把修内司官窑器的釉色分为：“粉青为上，淡白次之，釉灰色，色之下也。”把纹片分为：“冰裂、缮血为上，梅花片、墨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并指明了修内司官窑窑址在杭之风凰山下及万松岭一带的大内所辖范围之内。清代以后的《博物要览》等文献有关修内司窑的记载，都来源于此。
根据上述历代文献记载，把修内司官窑及其产品的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点：
1.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建立的第一座南宋官窑。
2.修内司官窑瓷器以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深受世人珍爱。
3.南宋朝，在郊坛下建立第二座官窑，其产品远逊于修内司官窑器。
4.修内司官窑瓷器，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5.修内司官窑器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器为官家造也，哥窑器烧于私家。
6.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凤凰山下万松岭一带地方。
当修内司窑址尚未发现以前，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与宫中珍藏的实物相印证，明确了宫中 珍藏的所渭“传世哥窑”器是修内司官窑器。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传世哥窑”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因此，哥窑与宫中“传世哥窑”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那么为什么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宫的收藏是在历代尤其是宋、元、明三朝帝王搜集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许多藏品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以及《宣和博古图》等文献中均可见诸著录。清乾隆间，又效法宣和皇帝将宫中收藏辑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箕》等书。乾隆皇帝在许多宫中传世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底部刻有御制诗，诗中根据文献把宋代官窑瓷器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先后两次对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凡四种窑口器物。1935年，郭傈昌先生在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期间，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o。据此，郭氏结合文献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特别是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的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这次正式鉴定的结果，可见公开刊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其中将宋代官窑瓷器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凡六种。他的鉴定或许是受了御制诗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与乾隆御制诗的分类颇相吻合。其结果是将“官窑”器分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三种官窑器，尤其是又把宫中的许多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这种“三分法”与“张冠李戴”的错误，就导致了如下情况的产生：
1.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
2.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色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
3.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
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对郭之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文对当时官窑瓷器鉴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为我们了解南宋官窑早期的鉴定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文章说：“此处(指《图说》)所谓的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官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汗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15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它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还提到《图说》中的“哥窑盘，官窑盘，当时(原题名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印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个为哥，一个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对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缺少窑址印证的情况下，郭先生不仅对什么是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即修内司官窑)模棱两可，而且对什么是哥窑也是含湿不清的。正如陈先生说：“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提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重温陈先生之说，不能不引起当今瓷器研究家的深思与关注。
陈万里先生是重视文献史料，更重窑址考古的瓷器研究家，但因修内司官窑窑址未能发现而持怀疑的态度。也由于历史局限，陈先生对哥窑的认识同样是模糊的，他对哥窑的失鉴是与他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直接相关的。正因为他对修内司官窑持否定的态度，所以对郭氏把宫中传世的修内司官窑器，定名为哥窑器，也就不能予以正名。
50年代初，陈先生为了搞清宫中收藏的所谓“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龙泉哥窑进行发掘。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哥窑遗址龙泉大窑(文献上的刘田)等地作了考古调查与重点发掘。然而，大窑等地发掘出土的黑胎青瓷，同文献记载的“哥窑”瓷器所具备的特征吻合。据此，发掘者断定大窑即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而名为“哥窑”的宫中传世品则绝非龙泉大窑烧制。本来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解决了哥窑瓷器的产地问题，而且还反证了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馆以及各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为“传世哥窑”的瓷器，实非哥窑，过去专家把它定为“哥窑”器显然是错误的。对通过发掘所得出来的这一结论，有的学者根据《格古要论》“有黑土者渭之乌泥窑”的记载，认为龙泉黑胎青瓷非哥窑产品而是乌泥窑，是仿官窑的产品。这一意见后来又被发掘者全盘接受，并修改了《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中有关哥窑问题的结论。这就便得哥窑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上述官窑鉴定史申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将官窑(郊坛下官窑)误作“三分法”(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另一个是修、哥两者之“张冠李戴”代把宫中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这两个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纠葛。因为“三分法”涉及到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及修内司官窑，而张冠李戴的出现又源于修、哥不分。由于“张冠李戴”的延误，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致使修内司官窑为“传世哥窑”所掩。这就是修内司官窑在瓷史上销声匿迹的由来。现在，笔者仍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当初龙泉窑发掘者的结论是正确的，它不仅对解决哥窑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清宫珍藏的所谓“传世哥窑”器不是哥窑器，而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器。
三、龙泉窑与“龙泉仿官”
在南宋人的《坦斋笔衡》的记载中，除了重点记述了宋代官窑建置的原因、时代、前后沿革及其建窑的地点外，还记载了有关民窑及其品质：“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据此可知，曾为北宋朝廷烧造过“贡瓷”的定窑，因有芒不堪用，而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南方的龙泉县窑因质颇粗厚，也不为当时宫廷所看中。
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的生产虽然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已具规模，但烧制的青瓷以青黄釉瓷器为主。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浙江省轻工业厅的理化测试结果，说明此时的龙泉窑青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还相当高，基本上属石灰镭的范畴。所以釉面光泽很强，釉层透明，高温粘度低，易流釉;同时还原焰烧成气氛的控制不夥熟炼，这是这时期青瓷釉中泛黄并多有细密的开片的重要原因，与文献记载的“南方龙泉县窑，质颇粗厚”相符。
南宋前期的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尽管与北宋后期的制品不同，釉色青翠，釉面开片与流釉现象较少，说明对釉料的配制和烧成气氛的控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龙泉窑真正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当是在南宋后朗，特别是在南宋官窑建立之后。因为南宋官窑的建立，给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高宋官窑由于集中了优秀工匠，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湛，烧造了很多适应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这种官窑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窑的生产发展。龙泉窑烧瓷工艺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龙泉窑青瓷粗厚笨重的造型，使其玻璃状的透明薄釉转变为乳浊注的青釉烧制出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的粉青、梅子青、豆青瓷艺“三昧”产品，与当时的官窑产品相比，好者并不逊色，把龙泉窑青瓷的生产工艺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官窑的烧制技术的影响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龙泉窑吸取了南宋官窑烧瓷技术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烧制的青瓷尽管不是官窑的产品，但也不是一般民窑所能相比，因而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高宋朝廷所使用的瓷器，除了大部分来自官窑者外，还有一部分用瓷需要龙泉窑烧制。这部龙泉窑的产品，后被人称为“龙泉仿官”。《格古要论》记载的“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就是龙泉仿官窑的无纹路的产品。
在南宋龙泉窑青瓷中，除了原有的白胎青瓷外，又新出现了一种黑胎青瓷，如果说“龙泉仿官”，提高了原有的烧造水平并受到宫廷青睬的话，那么，“黑胎青瓷”的出现、更是“龙泉仿官”的直接产品。
黑胎青瓷的最大特征是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这些均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具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明、清文献中称它为“哥窑”是有其理由的，明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中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的记载，其中的“官窑”即指“修内司官窑”，“哥窑”即“龙泉哥窑”。证明“龙泉哥窑”是仿“修内司官窑”的。
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的发掘，找到了烧黑胎青瓷的窑址，文献上所称谓的“哥窑”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宫中传世品，则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在宫中“传世品”的窑址末发现以前，为了便于研究，把它们加以区别，故分别取名为“龙泉哥窑”与“传世哥窑”两种。“传世哥窑”既然不是在龙泉烧制的，当然它与“哥窑”无关。而文献上所记载的“哥窑”，证明是在龙泉烧制的，就应肯定它是“哥窑”。所以过去把宫中珍藏的修内司官窑器，定为“哥窑”器是错误的，应当加以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谈到“龙泉仿官”往往否定黑胎青瓷是哥窑，认为它是龙泉仿官窑的产品。因否定了修内司官窑，所以就把龙泉黑胎青瓷与郊坛官窑相比较，如“证之以实物，郊坛下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经过排比研究，尽管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从黑胎青瓷的主要特征上看，较多地与修内司官窑(宫中传世品)相似。再者，这类黑胎青瓷在龙泉青瓷中数量不多，除了龙泉溪口瓦窑详窑是以烧黑胎青瓷为主外，其他各窑尽管有一些烧制，但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烧制的，产量也较少。考古工作者在龙泉窑的发掘中，也没有找到它发生和成长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黑胎青瓷的突然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宫廷达官贵族们的少量需要，适应当时他们对修内司官窑的怀旧心理而烧制的。因此，更确切地说，“龙泉仿官”就是指黑胎青瓷(哥窑)仿修内司官窑的产品。
根据文献记载，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尽管“龙泉仿官”这一历史事实是存在的，而且在明吕震等《宣德鼎彝谱》中有“……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的记载，但因“哥窑”为当时权宜之计的伪品，所以后来并不受宫中重视，因此，传世下来的极少。
四.修内司官窑与“龙泉哥窑”的区别
南宋官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两种，龙泉窑青瓷有白胎青瓷与黑胎青瓷两类。所谓“龙泉仿官”就是指仿修内司官窑的黑胎青瓷的产品。那么，“龙泉哥窑”与修内司官窑的产品有什么不同呢?"哥窑"与宫中传世品本来是并不相关的两个瓷窑。在性质上，一个属民窑，即哥窑，一个属官窑，即修内司官窑。尽管两窑烧制的瓷器在风格与基本特征上“大率”相同，如黑胎、青釉、开纹片、紫口、铁足等等，但因为黑胎青瓷是着意模仿的伪品，它们毕竟是两窑之物，非尽相同也。一般讲，宫中传世品胎骨较厚，釉较薄;哥窑则胎薄釉厚。传世品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黑色等多种;哥窑则以黑胎为主(黑胎青瓷)。传世品釉质不透明，釉面光泽如肌肤之微汗，润泽如酥；哥窑釉则透明，玻璃光泽感较强。在开纹片上，传世品追求典雅。讲究装饰效果，一般均着色；“哥窑”则不着意装饰，一般不着色。在所谓的“紫口”、“铁足”方面，两者也不一样。宫中传世品由于胎色不一，釉的流动性较小，“紫口”或有或无;哥窑则胎色黑，釉质厚而透明度强，流动性大，一般均有“紫口”。在烧造方法上，宫中传世品因裹足支烧者居多，故此，铁足者也少;哥窑则均采用垫饼烧，圈足底端失釉层，烧成后露黑胎，故均为“铁足”。因此，文献所载的“紫口”、“铁足”，更确切地说应为“哥窑”的主要特征，这也是两窑的根本区别所在。
五、结语
文献记载的“哥窑”实是“龙泉哥窑”，被冠以哥窑之名的宫中传世品，不是哥窑，这已为龙泉哥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宫中“传世哥窑”是否就是修内司官窑呢?因其窑址尚未发现，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关于修内司官窑的窑址问题，笔者己撰文作过一些论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作了一些科学化验分析。不过，最后的结论还有待窑址的发现。
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线索，同时最近又有了一些新发现，看来对修内司官窑的窑址的彻底澄清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官窑的窑址是不易发现的，这是由官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除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发现了一些窑迹外，还应当考虑有无可能与北宋官汝窑一样，其窑址不在州治临汝，而是在离都城不远的宝丰。同样，修内司官窑的窑址，也可能不在修内司官署所在地，而在都城临安附近的其他地区发现，这恐怕是在修内司窑址末完全确定下来以前，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本文作者：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李辉柄
磁州窑：古代北方民窑最高水平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古称彭城，从北齐时就已开始烧造瓷器（磁州窑），宋元时期发展为北方最大民间瓷窑，代表了古代北方民窑最高水平。
磁州窑的釉色较为丰富,尤以白釉最为出名。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于世，黑白对比，强烈鲜明，图案十分醒目，刻、划、剔、填彩兼用，并且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的构成形式，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磁州窑早在隋代即已开始生产青瓷，到了宋代，磁州窑的制瓷工艺达到了高峰，此时的产品最负盛名。自宋以后，元、明、清至今一直生产着。磁州窑不仅品种多，产量大，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磁州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磁州窑的制瓷技艺得到广泛的传播，遍及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和南方各地，并传到国外。2002年5月8日，日本大阪市博物馆馆长蓑风一行到邯郸考察，在参观磁州窑展时惊奇地发现，日本家喻户晓的茶道文化标志一只古瓷碗，竟与磁州窑的一个古碗一模一样。而此前，这只日本茶道文化标志的瓷碗，一直认为是江户时代由当时的高丽王朝传入日本的。
从古老的磁山文化陶器源起，己有七千余年的历史，历史悠久，兴衰起复。到十世纪，以制瓷精美，一跃成为中国宋代北方民窑的代表，当时州以“磁”名 ，乃窑场之兴盛而著名于世，并有“十里彭城，日进斗金”和“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