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窑瓷器的鉴别。
“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南澳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南澳Ⅰ号”上所发现的青花瓷在国内陆上考古鲜有大批量发现，对远销国外民窑青花瓷的生产、贸易线路等一系列考古课题也少有实物印证，而本次“南澳Ⅰ号”上载有的大量民窑青花瓷，将给考古界许多信息。从这方面讲，“南澳Ⅰ号”的考古意义丝毫不逊于“南海Ⅰ号”。
明清外销瓷出口
“‘南澳Ⅰ号’有大量瓷器产自福建平和窑。”在几百件瓷器陆续出水之后，汕头市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告诉媒体，他上月初前往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一个青花仕女瓷盘，竟然跟从“南澳Ⅰ号”沉船打捞出水的一件青花仕女瓷盘花纹、瓷质一模一样。
原福建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林忠干研究员认为：“平和窑是明清时期福建漳州地区瓷窑的代表窑口，与同时期云霄、华安等地的60多处窑统称为漳州窑。”
林忠干研究员认为，明朝海禁，但是从隆庆元年开始，只在漳州月港设立了对外开放港口。明万历年间，是漳州窑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月港商贸的繁荣，极大刺激了漳州窑业的全面发展。
据了解，漳州窑址遍布各县及邻近地区，以平和南胜、五寨为代表的窑场作坊，引领生产和外销的潮流。在《东西洋考》等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瓷器作为出口商品，此后在考古发现中也屡有瓷器烧成年代的实物见证。
林忠干说，景德镇、德化窑等烧好的瓷器，也要水路运到月港外销。“南澳Ⅰ号”沉没的南澳海域是海上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鲜，向东可抵达菲律宾群岛，向南越过印尼等南洋各国，更远可抵达欧洲、非洲。TaocI52.Com
而漳州窑的产品发现与这一足迹相符合，在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都有不少传世品，就连南美洲的墨西哥也有发现。在17世纪的欧洲，漳州窑的青花大盘更是风靡欧洲上流社会，常有一盘难求的情况。就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曾专程来到福建，与本地学者共同发掘漳州窑，他们一致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时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
漳州曾“十里长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漳州窑的兴衰，漳州窑在此产生并在明清时期大发展纯属偶然。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爆发农民起义，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叛乱后，为安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士兵中有来自江西的制瓷能工巧匠。
入明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平和县外销瓷的迅速崛起，与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发现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们临溪依山而建，形成“十里长窑”。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交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甚至可与近邻德化瓷相媲美。月港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百姓造福，获取厚利。从平和窑址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刻画技法、构图等与景德镇窑如出一辙，这也是其常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最终酿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漳州窑成为替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基地。据文献记载：1621年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大量瓷器，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走向衰落，漳州窑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从此在海内外销声匿迹，给后人留下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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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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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高丽青瓷的前世今生
在高丽王朝统治的历史上，也就是公元918年1392年之间，青瓷作为高丽文化的精髓，应该说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丽青瓷是高丽时期继承新罗时代陶瓷器工艺传统生产的瓷器，其高雅、美丽、清新，呈青翠的绿青色，又名翡翠色瓷器。据南宋《袖中锦》刊载，当时被南宋誉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记有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南宋人在古文献中的这种称颂，应是对高丽青瓷中世纪高峰发展期真实面貌的如实记载。高丽青瓷的发展，受中国北方汝窑和南方龙泉窑影响最深，高丽青瓷开始呈现深沉的绿玉式格调，刻划花以菊花唐草为主要装饰纹样，造型以典雅清秀取胜，已不见宋瓷的大胆夸张。
12世纪始，高丽青瓷发展达到高峰，釉色综合了汝窑、龙泉窑的工艺特色，产品近似于龙泉窑、汝窑的梅子青、艾叶青、粉青、天青、月白等色，最主要成就在于烧出了美丽绝伦的翡翠色调。统一新罗晚期，有位重要人物张保皋与青瓷的产生密切相关。他年轻时来中国应征入伍，中年回到故乡青海镇，被任命为青海镇大使。张保皋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将海上贸易延伸到了邻近各个国家，越窑青瓷的输入便是其海外贸易中的一项。
考古发现，在张保皋的驻地出土了唐代越窑执壶、罐、玉璧底碗等一批青瓷。随着需求量的增加，靠进口越窑青瓷已经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于是，张保皋从越州带回陶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土资源，运用越窑青瓷的先进技艺，很快生产出了与越窑青瓷风格相近的新罗青瓷。高丽青瓷的生产是由宫廷直接派官员窑直管理的。尤以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和全罗北道扶安郡保安面柳川里的窑场最著名。其青瓷产品只供上层贵族，器物务求华丽，重质不求量，不惜工本。
仁宗长陵出土的青瓷瓜形瓶及方形台有类于宋代青瓷的高雅宁静，而青瓷透雕七宝香炉、青瓷透雕唐草纹盒、青瓷镶嵌透雕龟甲纹套盖、青瓷透雕双龙笔插、青瓷龟形水洼注、青瓷堆花莲荷唐草纹水注的华丽精巧，已超过宋瓷，足与金银工艺争胜。另外，高丽的瓷器工匠从大自然中找素材，充分发挥阴刻、阳刻、透刻等雕刻技巧，创造出新颖的艺术品。他们不断进行艺术探索，更有效地突出了瓷器的工艺之美，提高了纹饰的装饰效果。
李封天目瓷的前世今生
天目瓷是我国古代铁系黑釉陶瓷的统称，为宋八大名瓷之一，因其独特的曜变艺术有“千金易得，一曜难求”之美誉。李封天目因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在我国天目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李封天目瓷窑遗址位于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一九八二年被誉为焦作市文物保护单位，南邻滔滔黄河，北依巍巍太行，距北宋国都开封仅一百多公里。这里文化底蕴丰厚，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府城早商遗址、许衡墓等古迹。李封天目瓷窑遗址面积约56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至2.5米，地面上分布着大量的窑具和瓷器残片，其烧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宋金时期达到鼎盛，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天目瓷的历史渊源
天目瓷在宋朝是皇室御用珍品，黑釉茶碗含蓄内敛的青黑特质与自然天成的神奇纹理非常适合宋人恬静中求变化的“斗茶”之风，也深受文人墨客、王公贵族的亲睐。北宋皇帝宋徽宗的“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和“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如醉乡”，以及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等名句把黑釉茶碗推到了历史的高度。还有北宋苏轼、蔡襄、范仲淹等名人雅士的赞美之词比比皆是，奠定了黑釉在宋代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
天目瓷的烧制历史悠久，有史料依据的传承关系可追溯到元代。据《许衡传》记载，许衡择居李封，是因李封乃卧牛之地，除煤炭日产斗金外还盛产陶瓷。“陶瓷做工精良、釉色细腻，碟子于酷暑季节盛菜两日不腐，除了给皇上上供外，远销黄河上下。”此后百年间，许氏族人定居李封，逐渐掌握黑瓷的烧制技艺，通过口口相传，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传承。传至当代已有近30代。
天目瓷盖取窑变之美,釉面铁质浴火重生,凝华为星,“星者,天之目”，有油滴、兔毫、鹧鸪斑、玳瑁、曜变等诸相，尤以曜变最为名贵，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曜变茶碗的存世量也极少。我国有三件北宋天目瓷茶碗已流失到日本，这些光彩夺目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被日本人视为国宝，每七年展出一次。1941年日本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曾到焦作李封现场考察，并获得一定数量的宋代李封天目瓷。后主编《天目》专著一书，该书图版中有五件北宋李封天目瓷被称作“河南天目”。
天目瓷的特征是黑釉和酱黄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瓷器表面呈星状结晶体，这种结晶体对光的折射能产生如海边“夜空中的星辰”般的效果，看后让人感觉高深莫测，让人神往敬仰，有“碗中宇宙”之称。更值得赞美的是,李封天目瓷釉料采用纯天然矿物原料，富含多种矿物元素，有优化水质、保鲜抑菌、使酒及饮品瞬间变得更加甘醇之功效，达到了观赏价值与自然养生价值的和谐统一。李封窑烧制技艺深受宋金遗风的影响，品种以碗、盏、洗、钵、罐为主。天目瓷厚重内敛、饱满端庄，色彩绮丽，意境深远，非人为所致，而巧夺天工。
为了继承本土文化，早在1956年李封一村就有人烧制，成立了李封红星陶瓷合作社，1967年又正式改名为李封红星陶瓷厂。现在以柯君丽女士为代表的陶瓷艺人，热爱家乡文化，热爱陶瓷艺术，全身心投入到天目瓷文化的挖掘、研究上，立志重现北宋天目瓷的辉煌。她们就近取材，因地制宜，在继承传统的制作技艺同时，大胆实践，不断进取，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对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怨无悔，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烧出来的瓷器古朴端庄，厚重内敛，釉面晶莹，纹理精美，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瓷出于泥土，经匠心独运，浴火涅槃，终成大器。名瓷通神，通神以德。天目瓷纳天地之精华，参自然之造化，可谓“瓷之王者”。容天下必以德者。唯有量大，方能虚心谦下，容人容物，方能成大器！品物喻人，容器养性。拥天目瓷以拥天下，德者可达。
邢窑的款识
2003年7月,原内丘县委礼堂、电影院一带在改建步行街时发现了窑址群,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盈”字款和“翰林”款白瓷及刻印花瓷、唐三彩等,并且还首次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残片。这次发掘的面积和出土的遗物数量在邢窑考古史上都是空前的,特是“官”字款白瓷的发现为我国唐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的归属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
带有底款的邢窑瓷器属于细白瓷，为官用或皇室用品，特点是瓷器底部刻有“盈”、“翰林”或墨书“翰林”。邢窑遗址被发现以来,先后出土了“大盈”“盈”,“官”,“翰林”,“药”,“王”,“张”,“李升”,“李”,“口弘”,“口楚口”,“解”,“退”等带款识的瓷片标本。这些款识多为尖状工具刻划而成,也有个别用毛笔墨书在成品上。除在瓷器上刻有款识外,在窑柱、匣钵等窑具上刻字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常见的有“士”,“吉利”,“笼盖”,“苏家”,“石”等。
底部刻有“翰林”款字，为唐代翰林院在邢窑定烧的瓷器，现代常见都刻在罐上，不排除碗上没有“翰林”字款；刻有“盈”字款器物，是唐代大盈库在邢窑定烧的瓷器。
“大盈”款:邢窑白瓷的“大盈”款，是皇家私库“百宝大盈库”的简称。最早发现邢窑白瓷带有款是“盈”字，而不是“大盈”款。在发现“邢窑遗址”以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才陆续的发现有“大盈”款。奇怪的是除西安唐金胜寺遗址出土一片外,其他均出自邢台市旧城区清风楼东的长街一带，而非在内丘的“邢窑遗址”。标本目前已发现有十几片,胎质细白坚硬。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出土器物全部为平底碗,其时代应早于“盈”字款瓷器。这批标本究竟来自哪个窑址目前尚难判断,但确系邢窑产品无疑。
大盈库属于由皇帝直接支取的“私库”，库中之物的取用，在于皇帝本人的旨意，而且多以宦官主领其事，库中之物的出处，一是赏赐给宾妃大臣，二是用于紧急国情下的支出，所以，大盈库又称之为“中藏”、“内藏”、禁藏”、“内库”、“中库”等。因此，在以后为皇宫烧制白瓷一律都刻写为“大盈”，再以后就干脆缩写成为一个“盈”字。因为不论是“大盈”、还是“盈”字都能代表是皇家专用白瓷。
“盈”字乃是唐代宫内大盈库的简称（皇家私库），是贡品，也只有是皇家自用，外人不能随意使用，赏赐除外。是“大盈”款的缩写，常出现在邢窑的白釉碗上，也不能排除罐上没有“盈”字款。只是出土发现的较少。 “盈”字款是目前发现最多的款识,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已出土了数百片。出土“盈”字款的窑址主要是内丘县步行街、农贸市场、服务楼、交通局、西关北等。另外,在西安、北京、杭州、赤峰、长治、易县、邢台、临城、隆尧等地墓葬和遗址中也有发现主要器型有碗、盘、罐、洗、执壶、盏托、粉盒、瓷枕等。
邢窑白瓷“盈”字款，从发现“邢窑遗址”至今，“盈”字款发现的最多，一般都刻写在碗上，早期邢窑白瓷碗是平底无釉，“盈”字款平底的碗比较少，一般都是刻在玉璧底碗上的比较多，“盈”字上覆盖有釉；而刻写在罐、执壶类的盈字款居多，平底无釉。“盈”字款出土最多的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县，另一个出土比较多的是陕西省的西安市；一个是贡瓷出产地，另一个是贡瓷接收地，所以，两个地方出土的“盈”字款比较多，但内丘出土的要比西安出土的多。
唐白釉“盈”字款枕 “盈”Tang Dynasty高7.7厘米面15.2×11.2厘米1960年山西省长治市东郊唐墓出土 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藏
枕体长方形,枕面略弧,枕边抹角,腹下收,平底无釉。此枕釉色洁白,胎体细腻坚实,较厚重,釉白中泛黄,使用磨痕明显。此器造型简朴大方,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邢窑“盈”字款白釉瓷枕。
唐白釉“盈”字款粉盒 高4厘米直径8.3厘米
上下均等,折角,直壁,子母口,有芒,旋削规整,棱角分明。胎质洁白坚硬。满釉,釉色白中泛青。底有三支钉痕,阴刻“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盈”字双款罐“盈” Tang Dynasty高22.5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9.2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唐大明官遗址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藏
圆唇,鼓腹,平底,底阴刻“翰林”、“盈”字双款。胎质坚实细腻,内外施透明釉,釉质莹润,积釉处泛水绿色。此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器上刻有“翰林”和“盈”字双款的邢窑器物。
唐白釉“盈”字款盖罐 通高31.5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5厘米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置盖,口微外撇,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平底,带拱形圆钮盖,底部阴刻“盈”字款。里外满釉,盖内及罐底无釉,釉色洁白似雪,釉面莹润光亮。是传世邢窑白瓷中一件稀有珍品。
唐白釉“盈”字款瓜棱罐 “盈” Tang Dynasty故宫博物院藏
上口、颈均残失,腹饰凸起的棱线条,圈足外撇,底阴刻“盈”字款,胎坚细洁白,釉光润。
唐白釉“盈”字款托盏一对 盈” Tang Dynasty 通高5.8厘米口径11.2厘米托径10.9厘米
托为四处花口,圈足,盏圈足直口,盏与底均刻“盈”字款。胎坚硬,釉光莹润,色白中泛灰。与上页“白釉盈字款执壶”是一套器物。所刻“盈”字笔体一致,为同一人书写。
“翰林”款:邢窑白瓷“翰林”款，与当时的“翰林院”有关。“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初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当时是以艺能技术见著召于翰林院供职，并非特为文学侍从而设。至玄宗时，置翰林侍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其职始重。玄宗又别置学士院，并兼翰林学士，侍直禁廷，专司制诰，甚至参议机密。其后，翰林学士之职渐为显赫，历代相沿，变成了文学儒臣官职。多出于内丘县城关窑址,西安市及邢台市区也出土过,器型主要为罐、粉盒等。出土量远不及“盈”字款。
唐白釉“翰林”款罐 高25.5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10.5厘米河北省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 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罐口微撇,圆唇,短颈,溜肩,圆腹,腹以下渐收敛,平底。底阴刻“翰林”款。
唐白釉“翰林”款盖罐 高26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8.2厘米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直颈,丰肩鼓腹,平底,有盖,盖上有宝相花形提手。罐底阴刻“翰林”二字,字体工整紧凑,造型浑圆饱满,端庄丰盈,制作精细。胎质细腻洁白,结构紧密,造型规整。釉色白微闪青灰,土浸较重。
“官”字款:带有“官”字款的白瓷，在邢窑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只要看到有“官”字款的白瓷被认为是定窑烧制。2003年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建设步行街工程，河北省文物部门会同内丘县文保所，对内丘县城东侧的大礼堂旧址进行考古勘测挖掘，发现了邢窑窑群，并首次出土“官”字款白瓷，这一发现，填补了邢窑白瓷没有“官”字款的空白。共出土了十几片。均为细白瓷圈足碗残片,有些还粘有匣钵。
“官”字款瓷片过去曾在邢台市旧城区出土不少,限于资料多将其划归定窑。而此次发现的“官”款白瓷与“盈”字款白瓷则出土于同一地层或灰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如何鉴别窑口问题。邢窑“官“字款瓷器的时代应为晚唐,与定窑“官”字款瓷器从时代上说大体相当,其胎釉及刻写的方法差别不大,化学组成和烧成温度也较为接近,这使我们鉴别各地出土“官”字款瓷器(如浙江临安出土带金银扣的“官”、“新官”款白瓷)窑口问题更增加一定难度。
“药”字款:目前仅见一例,器物为白釉玉璧底花口碗,出土于内丘县西丘砖厂。对于“大盈”、“盈”、“翰林”、“官”款的解释目前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是与唐代皇宫的百宝大盈库有关,为官府的定烧器。另一种观点认为邢窑出土款识是因窑场众多,为了竞争而刻制的商标或记号。多数学者则倾向于前者,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最终会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其他诸如“张”、“王”、“李升”、“吉”、“吉利”款均为姓氏或吉祥语,对此争论不多。这些款识的发现给研究邢窑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信息。
唐白釉皮囊壶 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壶上窄下宽,上端一面有小流,流直口,中间凸起曲形柄,壶两面凸起包袱褶纹线各一道,中间凸线一道,划刻“徐六师记”四字匠师题款。胎坚细,釉面白净光润。
唐白釉“张”字款执壶 “张高10.5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3.6厘米河北省临城县东街砖ㄏ刘府君墓出土(唐大中三年)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扁唇,喇叭形口,鼓腹,短流,双泥条把平底。底心阴刻“张”字款。通体施白釉,釉润泽,有土浸痕。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论述
近年来，很多瓷器作品都会提到柴窑一词，似乎瓷器只要一粘上柴窑就身价倍增。但柴窑烧制与现在的烧制方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区别？却一直没有人能说明白。
柴窑烧制难在何处？
一是政府明令禁烧柴窑，没有松柴供应，二是一窑下来，烧掉近2000斤松柴，成本相当高，三是烧一次窑要有一整套经验丰富班子集体协作，特别是把桩师傅，没几十年成功经验是不行的，决不是凑合几个人就行的，如果没有专门的资金保证和目的，谁也不敢轻易动火。
柴窑烧制与现代烧制方式的内在差别：
景德镇柴窑因烧松柴得名,也称镇窑，在过去,砌造技术完全由家族行帮垄断,师傅言传身教,密不外传.每次烧窑前,必须请"挛窑户"专门检修,外人无法操作.一座窑使用60-80次必须重建.每烧1公斤瓷器需松柴2-3公斤,大的蛋型窑一次可烧10-15吨日用瓷器,需松柴25-40吨,小窑烧松柴的比例要高一些,当然成本就更高了，不是什么人随便砌个炉子就可以用几根木头烧瓷器的。
为保护森林资源，景德镇在50年代末期改烧煤、油时候，发现祖祖辈辈使用的配釉已经不适应了，高温下粘度降低很快，烧出来的釉面阴黄、沉碳、烟熏，注意一下上面话里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粘度，一个是釉面阴黄，其实这揭示燃料改进后温度曲线和窑内物质元素已经发生变化。古老的石灰釉已经不能用了，后来改革成长石釉，又叫5311釉。
古代釉水里面的天然着色氧化物含量高，在部分胎釉接合处产生一线窑红的现象，这是一种特征。在古代老柴窑的烧制环境中，那些着色氧化物是不用担心的，老柴窑可以灭掉它的危害，甚至在灭掉危害性的同时造出釉面白里泛青的玉质效果，巧夺天工。
煤窑、气窑、电窑呢？做不到。现代那些做高仿的，如果按古代配釉技术配釉，他必须得拿柴去烧，用其他燃料他烧不出来，哪怕用计算机控制窑内温度的变化也最多解决个“粘度”问题。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搞假釉面，即用适合现代气窑烧造的釉水做点手脚，加点东西，模拟一下，然后还用气窑烧，这种并不算高仿。
柴窑、煤窑、气窑的差别系统论述
我们经常听到商贩喋喋不休的说他们的仿品瓷器是“小窑”烧造，是柴窑烧造与现代液化气窑炉烧造的瓷器不同，如何如何与古陶瓷相同、“到位”。真的是这样吗？各种不同的窑炉烧成的瓷器究竟有那些不同？我不是烧成工艺的专业人员，但在景德镇二十余年研究制作瓷器耳熏目染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介绍给网友们供大家参考。
景德镇对于烧成技术有一种执着的迷信，就是“烧成气氛”只要瓷器烧成后出现质量问题找不到其他原因时便一律可以归结到“烧成气氛”这一原因，仿古瓷产品凡是“不到位”“不看真”统统归结到终极原因“烧成气氛”。因此柴窑便被说成制作仿古瓷的根本条件，用柴窑烧成瓷器就可以仿古“到位“否则就无法仿制成功“到位”的仿古瓷，这种观念一直是收藏界的主流观念，景德镇今年也宣传“今后每年烧造一窑柴窑仿古瓷器”通过这一活动让古代瓷器再次重现。柴窑烧成的产品真的具有特殊的品质吗？
还是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烧成气氛”，“烧成气氛”又称为“烧成氛围”，广义的说就是瓷器坯体在窑炉内，转化成瓷器过程中瓷器周围的温度变化既烧成曲线，和窑内各种气体的环境状态，烧成曲线和各种气体的含量不同会改变瓷器胎体、釉面、发色等。
从表面看烧成技术是瓷器这种的关键，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使用柴窑、煤窑时期同一座窑炉中，同一次烧成中所烧造的瓷器品质完全不同，这种实际存在的现象说明瓷器品质的不同“烧成气氛”绝不是根本条件，而是另有其他原因，在一定的烧成曲线和一定的气体环境下其他原因才是改变瓷器品质的根本原因，这些其他原因包括胎体、釉料、彩料的配方不同以及胎、釉的含水量，薄厚度，以及其他一些不同所造成的，当然在没有使用气窑之前，由于窑炉，特别是柴窑受木柴、天气、利润等条件的干扰不可能形成同一种烧成气氛，柴窑完全靠自然通风，普通砖砌筑不具备承受高温的条件，不能采取保温措施，天冷时窑内进风量大，木柴燃烧好，好窑位温度高，在好窑位摆放的瓷器烧成质量好，外围窑位的瓷器则因为温度低而达不到质量要求，天热时无风多雨气压低，窑内进风量大大降低，因为缺氧木柴燃烧不好，窑内最高温度很难达到烧成所需要的温度，因此烧成质量大大下降，所以景德镇有“七死八活九翻身”的俗语，就是说七月是最热最潮湿的季节，窑炉受气压影响不能正常使用，次品率过高，制瓷厂家不能正常生产是一年中最困难的时期，九月秋高气爽，不冷不热是柴窑最好的烧成季节，烧造的瓷器质量普遍好，这一季节是陶瓷生产的最佳时间。
待烧的坯胎在窑内的摆放位置也会对瓷器的品质造成影响，如一般的柴窑从最高温区的1320度到1170度，各个位置温度差别很大，在关键节点上5——10度的温差可能就有不同的后果，80年代末我在景德镇因为我们是景德镇最早使用液化气窑的厂家，当时有一家新加坡窑炉厂家【南光公司】在景德镇推广“梭式窑”这种现代液化气窑，由于景德镇比较保守，在加上价格较高，当时一台一立方米容积的窑炉要8万多元，所以很长时间没有用户购买，后来经过协商南光公司在我们作坊处设置了一台窑炉，初次使用十分小心，开始烧成温度一直控制在原来煤窑的烧成温度1280，瓷器的烧成质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瓷器的品质仍然不够理想，随后采取了提高烧成温度的措施，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制坯泥料和釉料多年来都是按照煤窑烧成温度设计的，因此我们采用每次提高烧成温度5度的方法，虽然只有5度但也令人心悸，当实验进行到1300度时，问题出现了，多件瓷器因为温度过高而软化歪倒变形，后来经过多次调整泥料及釉料的配方，才达到现在的标准烧成温度1320度。
而柴窑一般纵向总装44—46排，横向10柱，每柱匣钵一般放3—4“手”前三排因为靠近燃烧区温度过高一般放空匣钵挡火，不放瓷器，从第四排到十八排放小器匣钵，十八排以后放大器匣钵，可以想象一下即使在前18排温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前3排就可以挡火，4排到18排会有多大的差距呢，再加上横向10柱，第一柱和中间的第五柱，每一柱上下四“手”因此同一窑中的瓷器品质不同主要是因为烧成温度不同而造成的，更不要说后面的20多排大器，景德镇人非常聪明，他们把窑内分成20余个温区，分别烧制不同档次的瓷器，各个制瓷厂家也按照自己产品的档次配制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长期订购自己瓷器适宜烧成温度的窑位，当年“官搭民”就是因为官窑器需要高温窑位，而在一座柴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窑位可以保证所需的高温，而剩余的窑位又不能走空，即使不烧瓷器也要摆放匣钵形成火道，明代时官窑厂同时生产民用瓷器，因此可以独立建窑烧成，而清代御窑厂只为皇家烧造瓷器，如果继续独立烧成，成本过大，因此只能长期租用民窑高温窑位。现代制作仿古瓷的厂家同样也是因为这个主要原因而无法使用柴窑完成烧成工序，80年代景德镇古陶博物馆建造的柴窑只烧造过两窑，曾经兴旺过的祁门仿古瓷厂最终因为这个原因倒闭了，因为使用柴窑，每一窑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低档普品”因此最终会亏损，同样“小型柴窑”也存在这个原因，因此景德镇后来个体户也建过几座“小窑”但都停留在试验、和表演阶段，如果真的使用它烧成瓷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煤窑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古窑址发掘结果证明早在北宋以前河北省定窑已经开始使用煤作为燃料烧造瓷器，宋代遗存残片的微观结果已经达到硬质瓷的物理指标，氧化铁还原也已经达到品质要求，说明煤窑的烧成气氛完全可以满足还原焰气氛烧成的技术要求，因为温度高瓷器的品质已经从软质瓷进化到硬质瓷，瓷器的品质，无论是胎体的密度还是釉面的透明度，大大超过柴窑烧造的瓷器，已经具备近代瓷器的品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定窑被誉为五大名窑之一。
景德镇因其保守传统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人敢于在景德镇建造煤窑，或者“镇窑”之外任何形式的窑炉，1948年由于木材短缺，烧练费用成倍增加，抚州人修建了两座阶梯窑，由于都昌人的抵制，基本没有使用便废弃了，解放后生产恢复木材供应出现了问题，景德镇每年需要四十万立方米的木柴，如果生产继续发展需要量更大，50年代初开始窑炉改革，初期采用煤柴和烧，由于温度大大提高原来为柴窑配备的匣钵严重倒塌，产品破损多而宣告失败，可以看出这次失败主要因为匣钵耐火度不够，1956年宇宙瓷厂建造了六座方形倒焰窑并烧制成功合格的瓷器，1957年使用无锡利民瓷厂的图纸在曹家岭第二合作社建成93立方米圆形倒焰窑并成功投产，1958年开始大量推广这种圆形窑，到1959年这种圆形窑在景德镇已经非常普遍，到1965年已经拥有135座圆形窑，已经达到解放初期景德镇全部柴窑的容积。柴窑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建国瓷厂因烧制高温颜色釉尚留有柴窑。在推广煤窑的同时煤气窑也在研制，1967年以后开始推广隧道窑，到1976年景德镇已经拥有15座隧道窑，1976——1984年期间各大瓷厂改用重油烧制瓷器，1984年有16座燃油隧道窑，同时许多煤窑也在使用，1984年以后煤制气隧道窑开始推广，但由于煤制气的燃烧值不能保障，严重的影响窑内温度，因此发展缓慢，90年代以后液化气窑逐渐一统天下，其他种类的窑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80年代以后的期间内因为各种原因也建造过柴窑，古陶博物馆的柴窑是唯一一座标准柴窑，因为成本过高只使用过两次，产品品质与其他类型窑炉的品质在同样温度和泥料、釉料配方相同的条件下没有差别，古窑博物馆的柴窑产品大多为小件仿明普品，底款为“景德古窑”四字行楷款，职工大学等单位也建造了几座小型柴窑，但从未使用过，只供教学观摩用，90年代末有仿古作坊在景德镇游泳池附近建起一座小型柴窑，近年来也有小型柴窑建造，但都不是“镇窑”型式，90年代以后唯一仍在生产的柴窑是距离景德镇200多华里的祁门仿古瓷厂，但持续的时间也很短。
短短的60年景德镇烧造瓷器的窑炉从柴窑到柴煤混烧、煤窑、煤制气隧道窑、燃油隧道窑、再到液化气窑，走完了窑炉进化的全部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瓷器烧成技术变化对瓷器品质影响结果的完整记录，我们可以十分方便的从这几十年景德镇瓷器产品的品质看到烧成技术的改变是否会改变瓷器的品质特徵，只要我们了解几次烧成技术改变后瓷器品质的变化状况就可以知道各种窑炉究竟是否可以影响瓷器的各种品质特徵，使我们在瓷器鉴定研究中把握更好的方向。
在研究中我们的感觉是窑炉改变不会改变瓷器的品质，只是因为改变窑炉后烧成温度的提高所以造成瓷器品质的改变，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我们使用液化气窑炉烧成，只要使用柴窑瓷器的泥料和釉料，把烧成温度降低到柴窑的烧成曲线，我们同样可以得到柴窑产品同样品质特徵的瓷器。从景德镇几十年瓷器生产的实践经验看窑炉温度是保证瓷器品质的主要因素，液化气窑之所以被接受就是因为它可以及时准确的控制烧成曲线，能够达到使胎体、釉面充分玻化的温度，而其他类型的窑炉都达不到这种均衡、可控的高温，因此景德镇进入气窑时代以后瓷器生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本由于废品率大大的降低而大幅下降，瓷器品质可以随心所欲的加以控制，瓷器生产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有目共睹几十年来景德镇的瓷器产品的品质特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有几百件古窑博物馆柴窑烧造的瓷器，因为窑位不同烧成温度不同，与大型瓷厂生产的日用瓷器品质有些不同，但在高温窑位烧成的瓷器与日用瓷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品质特徵，这些事实说明改变瓷器品质（在特定烧成温度条件下）与窑炉技术和类型没有太多的关系，使用何种窑炉与瓷器的品质特徵也没有什么关系。
使用柴窑烧成的瓷器品质与老瓷器接近是因为制瓷泥料和釉料等制瓷原料必须适应柴窑的烧成曲线，如果用液化气窑按照柴窑的烧成曲线烧成同样可以达到柴窑烧成的品质，但是由于景德镇绝大部分作坊是“搭窑”烧成，因此泥料釉料的配方必须与其他在同一窑炉其他作坊制作的瓷器相同或近似，而绝大多数作坊不愿意使用低温烧成，因为使用低温烧成质量问题多多，只有个别资金较为雄厚作坊老板才会自己购置气窑（小容积的）按照自己所需要的烧成曲线独立烧成，或者独立承包一窑按照自己瓷器的烧成曲线烧成。
旧时使用柴窑时所有“搭窑”的作坊都会购买固定的窑位，在制作瓷器时依据自己产品的烧成窑位配制不同的泥料和釉料长期不变，当然不同的窑位收藏的费用也不同，生产高档瓷器的都会订购高温区的窑位，生产低档灰可器的作坊只能订购价格便宜的低温区，按照传统的方法高档瓷器的釉中添加“一盆灰”，成品釉面较白，低档产品加“六盆灰”产品釉面呈灰青色，因此人们称此类大宗低档瓷器为“灰可器”。在使用柴窑烧成的时代灰青色釉瓷器始终是青花瓷的主要产品，就是因为柴窑中大部分窑位温度不能达到预想的烧成温度，因为窑炉本身的能力不够，人们只能降低釉面的熔融温度，而降低釉面熔融温度就必须在釉料添加一些助熔剂，添加助熔剂都是凭借经验而非科学，再加上助熔剂制作工艺粗糙，成分不稳定，因此使得釉面的烧成稳定性极差，造成青花瓷正品率极低的现象长期存在而又因为无法提高窑炉的烧成温度无法改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旧时生产瓷器各种工艺完全是凭借经验，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眼学”而不是科学，测试窑炉温度一般都是往窑内吐口水，然后观察口水的蒸发速度来判断窑温，要知道十度的温差就会使瓷器的品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制瓷原料的采掘、加工、配制，到成型、施釉、烧成、出窑，每一道工序中都有各种因素会造成成品瓷器品质的变化，如空气中湿度大会造成坯体含水量过高而影响釉层的厚度，烧成时影响氧化过程。瓷器制作过程复杂，生产环境恶劣，基本都是人为因素，所以在旧时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因此景德镇人在生产中简单的归纳到一个人无法了解的原因上——烧成气氛。在销售中对所有的质量问题解释为“泥做火烧”，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窑炉烧成温度不够高，窑内温度不均衡，就如同在高原地区煮饭，很简单的煮饭变成十分复杂的技术，百分之百的人煮出来的饭不好吃，如果你不知道气压会造成水温降低的道理，你会认为米的质量、水质、蒸煮的时间、和灶具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到过低海拔地区的人，也许会认为米就是这种口感。
柴窑时期一些厂家的瓷器品质较好，主要原因是配制釉料的技术水平高，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厂家因为有自己专业的配制釉料的技术人员，有条件及时调整釉料的配比，官窑产品总体优于民窑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在使用柴窑期间形成这些问题根本原因是窑温无法满足烧成的条件，虽然可以通过釉料配方的调整适应窑温，但最终产品品质下降。
使用煤窑以后，烧成温度大大提高，基本可以达到1280度左右，瓷器品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柴窑中作为低温窑位专门烧造的灰可器类产品基本退出市场，但由于需要使用匣钵和窑内温度不均匀，产品品质仍然得不到保障。开始使用煤窑初期景德镇专业人员也进行过长期试验，调整釉料配比才达到批量生产的水平。
使用液化气窑以后，烧成温度有了可靠的保障，气窑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60度，窑内温度基本均衡，电子测温与测温锥共同使用，保证窑温温度准确，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摸索，无论是烧成曲线、还是釉料配比都已经非常成熟，景德镇瓷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基本上可以保证各种瓷器要求的品质，无论是胎质、釉面、发色等等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从景德镇窑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烧成瓷器的品质可以看出窑温是瓷器烧成的关键，只有可靠的窑温才能保障窑内气体的调整，我在1995年制作【香港回归组壶】时，因为数量较大一万多件瓷器，所以包窑烧，以便控制烧成曲线，在烧成过程中我一直在场，按照景德镇惯例每烧一窑需要付给烧窑工几十元辛苦费，这样的话在烧成时不会顾及节约燃料，在氧化时段会加长氧化时间更好的保证三氧化二铁的充分氧化，在最高温时段延长时间使釉面熔融更加完全，加大釉面光洁度，这样一来品质保证系数大大提高，但燃料增加了消耗，所以一般情况下窑主不会使用这种烧成曲线，因为我这一万多件瓷器都是著名画家绘制的所以不敢大意，必须保证每一件瓷器的烧成品质。由于烧窑工认真负责，在我全程监督指导下十几窑瓷器按照景德镇青花瓷烧成标准“出青率”达到百分之百，通俗的说优质品率百分之百，当然为了保证质量我没有使用传统青釉，而使用了稳定性好的日用瓷高白釉，在这十几年烧造瓷器的经历中，窑温决定瓷器的品质，因为窑炉不能提供合适的高温所以只能增加助熔剂以降低釉面的熔融温度，如此一来釉面的透明度，白度、等品质大幅下降。
但是无论使用何种窑炉都无法达到老瓷器温润的光感，关键在于釉料形状发生了改变，解放初期釉料加工改为使用球磨机，从此以后球磨机成为制釉的必备工具，制成的釉料颗粒小而且均匀，瓷器釉面在1320度的烧成温度下釉料中很大一部分成分不能熔融，仍然保持烧成前的原始状态，形成反光底板，老瓷器的釉料没有经过球磨机球磨，颗粒大小、形状各异，其反射光呈散漫反射，在釉面熔融好的情况下有一种玉石的光泽，玉石产生这种光泽也是因为其透明体中含有类似釉料中不规则二次莫来石的絮状物造成的，而球磨机加工的釉料颗粒均匀规则因此由这些均匀规则的二次莫来石形成的反光底板其反射光方向一致，所以感觉异常刺目。
二次莫来石的形状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使用球磨机就无法改变，而人工加工釉料的技术已经失传，昂贵的人工费用也没有仿古瓷制作者肯接受，因为景德镇仿古瓷制作者都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品种多、产量小、产品利润低，制造釉料的厂家对于这类客户不会提供特殊服务，不会为他们专门配置手工釉料，近日来景德镇古窑博物馆开始使用柴窑烧造仿古瓷，声势浩大，请来王刚为窑炉点火，虽然没有见到其烧成的产品，但肯定与老瓷器的品质不同，因为其瓷器的釉料是球磨机加工，釉中的二次莫来石必然是均匀规则的，光感必然会与老瓷器不同，多年来景德镇生产仿古瓷一些大一些的厂家使用液化气窑炉制作的仿古瓷并不比古窑博物馆柴窑烧成的仿古瓷效果差，因为他们使用“柴窑釉”按照柴窑的烧成曲线烧成，气窑稳定准确的烧成温度使得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但只要使用现代制釉技术无论使用何种窑炉都无法达到老瓷器的光感效果。
气质独特的德清窑
德清窑的黑釉器色黑如墨，庄重而大气；德清窑的青釉器翠色欲流，澄澈而灵动。近日，为清晰展示德清窑的发展脉络，全面揭示德清窑的特征内涵，浙江德清县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玄翠孑霓—德清窑馆藏精品与瓷窑址考古成果展”的展览。现从诸多展品中遴选出数件德清窑精品，以期通过具体翔实的器物赏析，使读者能进一步认知和解读德清窑。
东汉时期 东汉晚期是德清窑的滥觞期，因此发现的窑址数量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德清的二都青山坞一带。其产品以烧造陶器或釉陶器为主。瓷器有青釉和酱黄色(或酱黑色釉)两种，在釉色较深的酱黄釉产品上已开始使用化妆土。
三国西晋时期 三国西晋时期的窑址发现数量仍不多，较早的有德清境内的黄角山和长山西坡两处窑址，以黑釉产品居多，胎质极粗，施釉厚重，部分器物表面呈现出玻璃质感。较大类器物上通体拍印有纹饰，常见有重圈太阳纹、铜钱纹等。较晚的有余杭和湖州南郊等地三处窑址，产品质量较前期有明显提升。器型以盘口壶、碗、洗、罐等为主，纹饰渐趋复杂多变，主要为连珠纹、弦纹、水波纹等。
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时期是德清窑发展的最鼎盛时期，不仅窑址数量与西晋时期相比有明显增加，且单个窑址的规模较大。现已发现的窑址数量达到十余处，主要分布于德清乾元与余杭良渚一带。产品以青釉瓷为主，黑釉瓷较少，不到20%。
由于化妆土技术的娴熟运用，此时的德清窑青釉釉面光洁匀润，釉色厚重，基本为满釉。黑釉亦因施厚釉而不见早期玻璃态的浮光，呈现出色黑如墨、光亮如漆的效果，给人相当厚重的感觉。
此时期的德清窑产品，器物种类之丰富，器型之规整，造型之端庄大气，是其他发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器型有碗、盘口壶、鸡首壶、罐、灯、薰等。
诸多器型中以黑釉鸡首壶最为突出，鸡首种类繁多，一般作鸡冠高耸、圆眼怒张，气势高昂，有的增至双鸡首，并配以龙柄。青釉器物流行点彩装饰，点彩为褐色，多位于器物的口沿、系面、肩部等部位，作数点等距分布，也有器体密布点彩者。
隋至中唐时期 这一时期窑址数量更多，窑场规模更大，是德清窑产品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但产品质量较前一时期明显下降，产品种类变得单一，造型日趋简单，制作相对粗糙。产品仍以烧造青釉为主，黑釉为辅。胎质粗疏，釉仅施半釉，下腹及底不施釉。
青釉器物不再施化妆土，釉层薄而有一种明亮的浮光。黑釉器物釉层亦较薄，多呈酱黄色，基本不见东晋时期色黑如墨、光亮如漆的厚实釉。器型较为单一，其中碗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少量的碟、盆、盘、盘口壶、多足砚、高柄豆、鸡首壶等。该时期的鸡首壶已大为逊色，不仅器型变小，鸡首更是萎缩成一小泥点，完全不见东晋时期昂扬的精神，代表德清窑历几百年的发展颓势尽显，再加上越窑的冲击，最终难逃消亡的命运。装饰基本为素面，仅少量青釉器物见有褐彩装饰。
德清窑在我国古窑发展中自成体系，其悠久的历史正通过近年来德清窑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丰富，德清窑的概念和内涵也已日趋完善，且以其独特的气质与内涵，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景德镇窑的釉
唐青釉双系盘口壶
景德镇窑的釉有4个要素，即釉果、釉灰、着色剂和助熔剂，它们需要人工配比。 景德镇窑行话将粉碎得很细的优质瓷土称为釉果，它专门为配釉而制。釉果加水搅和成泥浆，再配入釉灰、着色剂和助熔剂而成釉浆。釉灰的制作方法是先将石灰石块置于石灰窑中烧成石灰，再用适量的水使之水解成氢氧化钙，然后再与一定比例的凤尾草或狼鸡草相间而叠并煅烧，所得之物即为釉灰。釉灰也是高温釉的助熔剂，其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此外，还含有少量硅、铝、镁、钾、钠、铁的化合物。釉灰和釉果按比例调制，比例不当会影响釉的质量。晚清时期出现波浪釉，釉面不平整，釉果和釉灰配比不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卵白釉印龙纹碗
郎窑红四方琵琶瓶
影青釉开光山水图瓶
着色剂在明代以前有铁、铜、钴和锰4种，清代又多了锑和金，它们以氧化物的形式出现。釉色与釉中着色剂的比例，助熔剂的成分，窑炉中的温度和化学气氛有关。着色剂在釉中的比例从百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几不等，白釉中的铁含量在1%以下，釉浆中铁含量3%左右是青釉瓷，5%左右是褐釉瓷，8%以上是黑釉瓷。铁在高温下的呈色有青(绿)、红、褐、黑和米黄色，低温下的呈色有红、黄色；铜在高温下的呈色有红、绿两色；钴在高温下呈蓝色，低温下为紫色；锰在高、低温下都呈灰蓝色；以锑和金为着色剂的都是低温釉，分别呈黄色和粉红色。有的釉烧成前后的颜色不同，磁州窑的黑釉烧制前为赭色，烧成后才呈黑色。古陶瓷和仿古陶瓷的着色剂以天然矿物或者石头的形态出现，例如，祭红釉配方中的着色剂为天然的寒水石(一种方解石)。
景德镇的古窑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景德镇尚未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窑址，在已发现的窑址中属早期的有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等窑，均为五代时期。宋代窑址已发现的有湖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竺窑，都烧青白瓷。
胜梅亭窑
胜梅亭窑又叫杨梅亭窑，是景德镇的一处五代至宋代瓷窑。窑址在景德镇湖田进南山二公里处的胜梅亭村，是目前所发现的南方地区烧造白瓷的最早窑址之一。胜梅亭窑烧造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其显亮部分，微带绿色。白釉色调纯正，洁白度达到70%。器形有壶、盆、水盂、盘、碗等，造型与五代出土的白瓷相同。青瓷、白瓷都用支烧方法，碗的外底及碗心均有支烧痕。胜梅亭窑和这里的石虎湾窑、黄泥头窑白瓷烧造的成功，对于景德镇地区宋代青白瓷的烧制，以及元、明、清时期瓷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入宋以后，胜梅亭窑仍继续烧造，但已该烧青白瓷。
石虎湾窑
石虎湾窑是景德镇的又一处五代至宋代的瓷窑，位于湘湖与湖田之间的石虎湾，离景德镇约十公里。同胜梅亭窑一样，这里也同时烧造青瓷和白瓷。青瓷胎骨一般较厚，偶尔也有很薄的，钧呈灰色。青釉带黄，像一般人所称的蟹壳青；釉层极薄，有极细的纹片。瓷釉洁白，器形有盘、碗、洗等。盘底宽边，叠烧而成，宽边上有支烧的痕迹；盘心里也有敲去支烧的遗存部分；底心有釉。石虎湾窑入宋以后，改烧青白瓷。
柳家湾窑
柳家湾窑是一处青白瓷窑场，窑址在景德镇东南二十公里的寿安乡境内。遗物堆积面积约达一万平方米。烧瓷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至元代。柳家湾窑产品以盏、杯、碗为大宗。釉色多呈淡青，也有湖绿、粉青、浅绿、米黄等色，均清亮光洁，幽倩雅淡。它的瓷器装烧，均采取单件仰烧。器底垫泥饼，与匣钵相隔；饼径均小于器物圈足内。烧出的瓷器，圈足端光洁而有釉。
湖田窑
湖田窑是我国古代的一处著名窑场，《陶记》、《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等古文献中都有关于这个瓷窑的记载。窑址在景德镇市东南竞成乡的湖田村。窑场遗迹与遗物堆积达四十万平方米。从调查、拭掘的资料看，这处窑场兴烧于五代，至明代隆庆、万历之际才结束，延续烧造了六百年。就烧瓷品种而论，五代产品有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类。入宋以后，已无灰胎青瓷的生产，全是青白瓷。到南宋后期，釉色有白、青两种。元后期的主要品种是卵白釉制品，即所谓的“枢府器”；还出现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明代只见青花和纯白两类。 湖田窑的产品，以宋代的青白瓷、元代的卵白釉和青花最有成就。这里发现的青花瓷器都属元代后期，在菲律宾、伊朗、土耳其等国家都有这类器物出土。湖田窑经过初步挖掘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为世人瞩目，有“世界陶瓷文化宝库”之称。
龙江窑
龙江窑或称大龙缸窑。缸窑，是明代的官窑之一。窑场也在景德镇。龙江窑专烧大缸，因缸上多画云龙，故统称龙缸。明代初年有龙缸大窑三十二座，后因青窑数量小，龙缸窑空闲，将其中的十六座改砌为青窑，仍存十六座烧龙缸。 烧制龙缸的工艺较为特殊，烧时要先溜火达七昼夜。溜火时火力缓小起初缓缓起火，使水汽渐干渐热；然后紧火烧两昼夜，到缸匣红而复白，前后皆明亮时，方可止火封门。待过十日窑内冷却后，方开窑。所烧之器有青双云龙宝相花缸、青双云龙缸、青双云龙莲瓣大缸、青花白瓷缸、青龙四环戏潮水大缸等种类。
青窑
时代御器厂的窑分六种，即：风火窑、色窑、大龙缸窑、锦窑、匣窑、青窑，这里的风火窑是总称，匣窑是烧匣钵的，真正烧器的只有龙缸窑和青窑。青窑就是官窑中烧造除大件龙缸外的各种瓷器的瓷窑。所谓“青”并不是指青色，而是指瓷器的成色。明以来，景德镇瓷器的成色是“上品为青”，如呼“头青”，“提青”，“三色青”之类。为了保障瓷器的成色质量，青窑的窑制都很小。
军窑
有些曾记载“景瓷”历史方面的书内，提到景德镇有过“军窑”，说是“钧”窑之误。其实“军窑”是有的，不过宋朝有，明朝也。明朝景德镇有几种窑：一为御窑厂（又称官窑），一为民窑。军窑是凡在军籍的，在景德镇的瓷窑，就叫军窑，与民窑性质大致相同。浮梁县志陶政编（物产志）就有“除见厂役官匠窑座外，诸凡‘军’、‘民’新旧窑座”一语，可为证明。景德镇为什么有“军窑”呢？原来在元代末年，农民纷纷起来革命，有位都昌人于光，带领都昌农民占据了景德镇附近各县，于光把景德镇的珠山作为大本营。后来于光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用调虎离山之计，把于光个人调往西北去负责军事，他的部下仍留在镇。他们在明朝都已入了军籍，不回都昌，就在景德镇营窑业，所以有“军窑”之名。
小南窑
小南窑是以地名窑，窑在景德镇。据《陶录》记载，小南窑的窑室很小，窑包与伏着的青蛙相类，当时称作“虾蟆窑”。文献中说其产品“器粗整，土填黄，体颇薄而坚。唯小碗一式，色白带青，有青花；花只兰朵竹叶二种。其不画花，唯碗口周描一二圈者称白饭器。又有敝坦而浅，全白者仿宋碗，皆盛行一时。”这里所谓的“白饭器”，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常使用的碗类之一。
景德镇的古窑还有“陶窑”、“霍窑”、“臧窑”、“年窑”、“郎窑”“、“唐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