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陶瓷信息网网站!
网站首页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陶瓷信息网 > 古代瓷器 >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 导航 >

金代历史与瓷器

金代历史与瓷器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瓷砖与地板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2020-12-03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辽代以后紧跟着是金代,金代就是女真族,后来满族人的前辈。1115年金朝建立,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这就是靖康之难。1163年,南宋隆兴北伐的时候,金就和南宋议和了。议和的条件就是南宋称臣,使两国关系稍微近了一点儿;每年宋给金的“岁贡”改称为“岁币”。议和使金与南宋相安了40年,经济上得以发展。

过去对金代瓷器没有研究,根本不说金瓷,就说宋瓷。当时把很多北方金代时期的瓷器都叫宋瓷,今天则分得比较清楚,把金政权辖区内的瓷器彻底分出来。金人跟辽人不一样,金人几乎没有自己独创的瓷器,就是走到哪儿使到哪儿,使用汉族人的东西很高兴,自己不创造。今天看很多汉族的瓷器,无非就是在金代政权辖区之内生产的。比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梅瓶,画着一只龙往天上爬,龙下面写“正八”。“正八”就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也称“正八部”。由此而证明这件梅瓶过去是在寺院中所使用的。

金代最早的辖区就是东北这一片,当时手工业比较落后。金南迁以后,进入广大的华北地区,看到很多先进的生产力,看到瓷器的生产。陶瓷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产品。所以当金人看到这么多优良的瓷器,便开始模仿,“正八”的梅瓶就产生于这个时期。

1153年,金迁都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也是五京制,把北京称为中都。这时北京地区的各窑厂都开始恢复生产了。当时政权比较稳固的时候,统治者都希望尽快生产,让老百姓的生活得以生产。这样,北方所有我们已知的窑口,像磁州窑、耀州窑、定窑、钧窑,都开始恢复生产。随然金代的北方瓷器整体上不如北宋,但质量不错,在收藏中也占一席之地。

历代文人在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往往会夸大战争的破坏程度。当时就认为宋室南迁,金代把北方所有的窑口彻底破坏,不再生产。凡是好的瓷器都是北宋的,把金抹煞掉了。实际我们今天看到并非如此,金代也有一百多年,也需要养息,需要生活,北方民间四个重要窑口都有优良的瓷器存世。

金虽是游牧文化,但跟辽还不大一样,它不怎么游,是那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金人搬家的意识没那么强,所以很多早期中国瓷器就出现了特殊的造型。比如带系的罐子,能系住绳,有两系的、三系的、四系的。金代也有鸡腿瓶,瓶身上全是棱,是防滑的。因为鸡腿瓶要插在马身上,马一跑就颠,有棱就不容易窜出。但是,辽代的很多具有明确特点的器物,金代就不适用了。像长颈壶、皮囊壶、鸡冠壶,到金代就不存在了。

延伸阅读

镇纸的历史与收藏


近期,“明代镇纸以高于原价2355倍在英国拍出”的一则新闻在收藏圈引起不小的震动。无人料到,一件小小的文房用品竟蕴藏着如此强大的收藏潜力。据相关报道,拍出天价的是一件明代玉马镇纸,该藏品是一位名叫莱斯布里奇(H.J.Lethbridge)的英国学者于1962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以900港元的价格在云咸街的一家古董店购入。他的遗孀后将其在英国公开拍卖,结果以远超估价的17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167万元)成交,接近原价的2355倍。

与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相类,镇纸可称为古代文人文房中的“小五”。古代文人在书房中,常将小型的青铜器、玉器放在案头欣赏,同时用来压纸或者压书,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种文房用具——镇纸,而现今常见的镇纸以长方条形为主,因故又称作镇尺或者压尺。

镇纸:

镇纸收藏:可赏可用亦可玩

镇纸:大潜力的小收藏

镇纸出现迄今1500多年

“镇纸正式进入书房不晚于南北朝时。”镇纸的收藏爱好者伍先生说,在《南史·垣荣祖传》中对镇纸早有记载:“帝(齐高帝肖道成427-482)尝以书案下安鼻为楯,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壮大,以备不虞,欲以代杖。”由此可见,镇纸至今已逾1500多年。

铜鎏金珐琅镇纸

镇纸的繁荣与所处时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文化繁荣的北宋,镇纸的门类也是五花八门。宋元书籍文献中对镇纸也多有论及。

例如,宋岳珂的《愧郯录·镇小殿子》中有云:“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宋代张镃的诗中也有“三山放翁宝赠我,镇纸恰称金犀牛”。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车驾幸学》中说“……内宫进牙界方”。可见历史上镇纸的材质有铜、象牙、金等,形状各异。

镇纸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蔚为壮观。就目前所见明代镇纸来看,其形多为尺状,上有兽钮,与文献记载相符,如铜虎钮镇纸,长方尺形底座,上有蹲虎一头,虎头雕工细腻写实,虎尾写意粗犷。

清代铜镇纸在沿袭明代风格的同时有所创新,特别是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装饰味道十分浓郁的镇纸开始出现,可谓集观赏性与实用性于一器。如铜鎏金珐琅镇纸,为清代中期制品,铜胎鎏金,然后用珐琅直接涂画在金属胎上,纹饰细腻真实,颇似瓷器中的粉彩,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为文房珍玩中的精细之作。

玉镇纸

文房收藏门槛高,潜力大

虽然文房用品的收藏前景好,潜力大,但并不是每个收藏家都可以把控的。陈先生表示,文房用品的收藏不光要求藏家有收藏能力,更要有品鉴能力。文房是文玩,被冠之为雅玩之名,正如明人沈春泽说的,文玩“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因此好读书的文人,常有雅好文玩的情调。

历史上,像镇纸等文房用品的收藏在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地比较盛行,而在一般收藏界却没能蔚然成风。资深藏家宋文辉表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镇纸的收藏“门槛高”,“镇纸收藏跟收藏家本人的文学修养有很大关系,镇纸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元素,一般收藏者如果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很难涉猎到这个领域。”宋文辉告诉记者。

铜镇纸

文物鉴定专家张健平也提出古代镇纸收藏的难度,“镇纸往往是成对出现,年份久远的镇纸,很难留存到今天还保持其完整性,大部分都是缺失另一半,对于收藏家来说存在遗憾。”

虽然镇纸收藏难度大,门槛高,但是却蕴含着巨大的潜力。某人于两年前花几千元从郑州淘到四件汉朝锡铜合金兽纹镇纸,从镇纸表面凹凸感强烈的浮雕,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可以看出两汉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尊崇和当时合金工艺的发展水平。

那文房藏品的价值该如何评估呢?衡量文房藏品是否有价值,首先要看其人文价值,即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何,如果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用过的文房用品价值更高;二要看其工艺价值,雕工是否细腻、设计是否独特;三要看材料价值。“材质珍稀、雕工精良、设计巧妙、年代久远的文房藏品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掐丝珐琅花卉纹纸镇

古代瓷器:元青花瓷的历史由来与鉴赏


古代清真寺内的花纹装饰

古代金银器上的花纹装饰

位于格哈默沙村的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

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口

伊朗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上的釉里红方章款

国内藏家所藏青花瓷器上的釉里红款识波斯文写法有误,疑为中国人所写公元13世纪,蒙古族崛起,建立了元帝国,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一页。元帝国征服了欧亚许多民族,使其统治范围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频繁,海外贸易发达。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

到14世纪以后,中国的青花瓷器就通过贸易的渠道输往西亚、东南亚、南非、欧洲等地。这些青花瓷今天能看到的不外乎当时出口而保存至今的传世品,以及古代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土的发掘品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于伊朗德黑兰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此次能有机会来到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微博)亲眼见到这些传世至今的精美元代青花瓷,实现了笔者50多年的夙愿。该馆的收藏不仅数量大,质量精,而且来源可靠,科学价值极高。这是中伊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器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些青花瓷器是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出口到波斯地区的,所以在国内十分少见。现在由于国内元青花瓷器出土多了,可资研究的资料得到了丰富,它们在造型与花纹装饰上与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与之进行比较研究,是我们此次来考察的一个重要任务。

青花原料为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稳定性好的彩绘原料,它不仅烧成面较宽,而且容易烧成,这是它的主要性能。氧化钴一般含有氧化铁与氧化锰等多种元素,其他元素含量的多少,决定了氧化钴的性质。经科学研究,我国古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青料分进口与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称苏麻离青,又叫苏尼勃青。这种青料含氧化铁成分高,含氧化锰成分低,并含有砷,是一种高铁低锰料。国产青料含氧化铁低,含氧化锰高,是一种高锰低铁料。这种进口青料的最大特点是高铁,在还原焰中烧成,呈黑色结晶斑块,绘制纹饰线条具有晕散、流淌的特征。因此,这种青料的性能会直接影响纹饰密集、多层次的装饰效果,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金代创烧的珍贵瓷器品种——红绿彩瓷


这是一件金代红绿彩小碗,高3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3.3厘米;敞口,圆腹,圈足。通体施白釉,碗内壁绘红花绿叶图案,近口沿处画红彩双弦纹。外壁可见右下拉坯纹,釉表显土蚀痕。小碗器型规整,色彩艳丽,花叶灵动,民韵浓郁,旧气十足,是一件金代红绿彩瓷佳作。

红绿彩小碗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红绿彩瓷是以白釉为底色,用红绿等彩勾画纹饰二次入窑烧成的瓷器,是我国最早的釉上彩瓷。金代时在黄河流域的磁州窑、钧窑、耀州窑等窑系中均有烧制。1127年,女真人建立金朝,入主中原后,采取灵活积极开放的民族社会政策,融合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促进了传统文化陶瓷工艺的发展与科技创新。红绿彩瓷应运而生,为当时创烧的珍贵瓷器品种。而这只红绿彩小碗则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见证。

红绿彩小碗,个性鲜明,独具特色,洋溢着强烈的民风乡情。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特色值得称道:

一是色彩艳丽,大俗大雅。金代工匠大胆运用红绿彩绘入瓷,与两宋皇帝推崇的清净典雅的单色釉迥然不同。此碗以红彩勾勒花朵,以绿彩点缀其中,勾红点绿,红主绿辅,红薄绿厚,对比强烈,民韵浓烈,令人耳目一新,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对后来彩瓷发展和大红大绿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画风简捷快速,质朴凝练。此碗红花绿叶图案体现了金代创新的画风。笔触快捷,线条动感,色调流畅。金代工匠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挥洒自如,既有抽象写意,也有粗放写实,用笔不多却神采飞扬,把内心的感受,美的体验,生活中所见所闻皆绘入瓷中。绘画充满了生活情趣与激情。清新明朗的画风,体现出金人的豪放性格,在金代一直流行。红绿彩瓷成为市井乡野百姓的崇尚美器。

三是上下结合,工艺创新。这件红绿彩小碗展示了金代红绿彩瓷崭新的装饰工艺。金代工匠发明和创造了陶瓷彩绘工艺中将釉上彩与釉下彩共同用于装饰的新方法。并且制作中红绿彩瓷经两次入窑烧成,第一次高温烧瓷和釉下彩的轮廓线,第二次低温烧彩。于唐宋时期三彩二次低温入窑方法不同。红绿彩是中国陶瓷最早的釉上釉下彩结合的瓷器。红绿彩的出现不仅丰富了金代陶瓷品种,还极大拓展了中国陶瓷的审美领域,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小碗虽小,但意蕴非凡。

古代瓷器:金代创烧的珍贵瓷器品种——红绿彩瓷


这是一件金代红绿彩小碗,高3厘米,口径8厘米,足径3.3厘米;敞口,圆腹,圈足。通体施白釉,碗内壁绘红花绿叶

一是色彩艳丽,大俗大雅。金代工匠大胆运用红绿彩绘入瓷,与两宋皇帝推崇的清净典雅的单色釉迥然不同。此碗以红彩勾勒花朵,以绿彩点缀其中,勾红点绿,红主绿辅,红薄绿厚,对比强烈,民韵浓烈,令人耳目一新,符合大众审美情趣。对后来彩瓷发展和大红大绿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画风简捷快速,质朴凝练。此碗红花绿叶图案体现了金代创新的画风。笔触快捷,线条动感,色调流畅。金代工匠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挥洒自如,既有抽象写意,也有粗放写实,用笔不多却神采飞扬,把内心的感受,美的体验,生活中所见所闻皆绘入瓷中。绘画充满了生活情趣与激情。清新明朗的画风,体现出金人的豪放性格,在金代一直流行。红绿彩瓷成为市井乡野百姓的崇尚美器。

三是上下结合,工艺创新。这件红绿彩小碗展示了金代红绿彩瓷崭新的装饰工艺。金代工匠发明和创造了陶瓷彩绘工艺中将釉上彩与釉下彩共同用于装饰的新方法。并且制作中红绿彩瓷经两次入窑烧成,第一次高温烧瓷和釉下彩的轮廓线,第二次低温烧彩。于唐宋时期三彩二次低温入窑方法不同。红绿彩是中国陶瓷最早的釉上釉下彩结合的瓷器。红绿彩的出现不仅丰富了金代陶瓷品种,还极大拓展了中国陶瓷的审美领域,在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小碗虽小,但意蕴非凡。

河南叶县文集村遗址窖藏坑出土金代瓷器


青釉碗口径22.4cm底径6.9cm高10.9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釉面有冰裂纹开片。垫烧。

青灰釉碗口径22.8cm底径6.7cm高10.8cm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徽外撇。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釉面有网状开片。

花口菊线纹碗口径24.4cm底径7.8cm高11.6cm花口、弧腹、小圈足。器腹呈菊线状,与花口相对应。青釉,釉面莹亮,釉面布满网格状开片。垫烧。

钧瓷扣银边碗口径13.7cm底径4.5cm高8cm口微敛,斜弧腹,小圈足。口原施银扣,已剥落。天蓝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冰裂纹开片。垫烧。

青釉碗口径19cm底径5.5cm高8.8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酱褐色。垫烧。

钧瓷葡萄紫斑碗口径8.6cm底径2.9cm高6cm器型较小。敛口,弧腹,小圈足。葡萄紫色釉,部分泛蓝,釉面光亮,匀净细润,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釉侈口碗口径13.6cm底径3.8cm高6.1cm尖唇,侈口,斜弧腹,小圈足。青釉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垫烧。

钧瓷碗口径11.2cm底径4.1cm高4.6cm敞口,斜弧腹,小圈足。天蓝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细小冰裂纹开片,口沿和器身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瓷小碗口径8.5cm底径3.1cm高4.7cm器型较小。尖唇,口微敛,弧腹,小圈足。青釉绿中泛灰,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满釉支烧板沿盘口径17.8cm底径9.5cm板沿宽3.1cm高3.1cm宽平板沿,外沿凸棱一周,浅弧腹,大平底,圈足。天青色釉,釉面莹亮,光洁细润,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满釉支烧。

板沿盘口径18.2cm底径10.7cm板沿宽3.1cm高3.3cm宽板沿,略内斜,外沿浅凸棱一周,矮弧腹,大平底,圈足。天青釉泛蓝,釉面光亮,匀净细腻,有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满釉支烧。同时出土的盘、碗器类,除板沿盘为满釉支烧外,其余足端无釉,皆为垫烧。

钧瓷盘口径16.6cm底径5.3cm高3.8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小圈足。天青色釉,釉面莹润,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青瓷盘口径15cm底径4.8cm高2.9cm尖唇,敞口,折壁浅腹,平底,小圈足。青釉泛绿,釉面莹润。垫烧。

钧瓷执壶口径2.2cm底径4.9cm高10cm圆唇,溜肩,鼓腹,下腹向底缓收,平底,圈足。腹部一侧有流,流口微残,肩部有一对应执柄。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

钧瓷盖、盏、托 通高7.8cm盖为平沿,顶部下凹,内唇翘起,形成子口与盏扣合。盏为敞口,弧腹,平底,小圈足。托为宽平板沿,斜弧腹,平底,圈足。盖、盏、托皆为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通体冰裂纹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垫烧。

钧瓷盖罐 底径5.2cm高9.3cm盖为平沿,顶部下凹,中有一握纽,内唇翘起,形成子口,与罐身扣合。罐为敛口,深腹外鼓,下腹向底缓收,平底,圈足。天青釉泛蓝,釉面有较强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大开片。垫烧。

钧瓷盏口径7cm底径3.6cm高5.4cm敞口,弧腹,平底,圈足。青釉泛紫,釉面莹润,满布细密冰裂纹开片,口沿呈浅褐色,部分露胎。垫烧。

青瓷三足炉外口径10.3cm内口径8cm残高7.6cm宽折沿,略内斜,外沿突棱一周,短颈,圆鼓腹,外附三个锥状足,圜底,底心挖一圆凹坑。青釉泛绿,釉面有玻璃质感,通体冰裂纹开片。

青釉支烧盘口径24.2cm底径13.8cm高5.6cm敞口,弧腹,圈足。底部有5个小米粒状支钉痕。青釉泛绿,釉面布满冰裂纹开片。汝窑敞口圈足盘的圈足多以外撇为主。

钧瓷匜口径16.7cm高7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内凹足。口沿外附槽形流,流下附环。天青色釉,釉面光亮,匀净细腻,釉面布满组密网格状开片,口沿釉薄处呈浅褐色。造型精致。

青釉盘口径17.8cm底径10.8cm高4.1cm尖唇,敞口,斜弧腹,平底,圈足。釉色青绿泛灰白,釉面侵蚀较严重。垫烧。

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平顶山市文物局和叶县文化局组建考古队,对叶县文集遗址被南水北调主干渠占压部分进行考古发掘。叶县文集遗址位于河南省叶县常村乡文集村及其西南地,遗址大体可分为东部和西部,其东北部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至龙山文化遗址,西南部主要为金元时期的遗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干渠自南而北纵贯金元遗址的中东部。由于该遗址的遗存十分丰富,在原计划8000平方米的基础上,又扩挖了3000多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达11300平方米。

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平均深度近2米。遗址几乎是不间断地前后纵跨唐、宋、金、元、明,尤以金代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就各地层之间相互叠压的关系来看,该遗址从下至上也就是从早到晚可分为以下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唐代早期,只有少数几个灰坑与灰沟,推测当时这里可能只是作为农业耕地使用,个别灰沟可能是排水设施。第二个时期大约在唐代后期至北宋时期,遗址上出现大面积的硬土踩踏面,估计是一处广场类性质的大型活动场所,但遗迹与遗物发现不多,第三个时期大约在北宋末年至金代早期,遗址上首先出现了大范围的堆积很厚的夯得很坚实的青褐色垫土层,显然这应是某一个经过统一规划的大型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的地基。紧接着遗址上出现了一些排列不很规则的柱洞,显然属于较为简易的草棚式房屋,当然也有一些用青砖砌成的房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很多的火膛、火池、地灶、水井与窖藏坑。第四个时期为金代中晚期,遗址中出现有4个范围不等、土色不一的、几乎连成一片的大面积垫土层,我们称之为建筑基址。在这块较大范围的建筑基址西半部,有大片的排房式建筑物,第五个时期是金代末期至元代早中期,是遗址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建筑时期。房屋基址同样也是在一个较大范围的垫土层(即建筑基址)之上建筑起来的。只不过是其建筑方式与此前不同,皆采用大块河卵石作为墙基的基础与柱础,建筑规模更大、更宏伟。此后随着这些房屋的废弃,该遗址也就衰落了。第六个时期大约为元末明初,遗址范围缩小,退缩到金元时期遗址东北部的一个角落,土要是一些用河卵石堆砌成墙体的房屋基址与庭院式的围墙。它的废弃即标志着该遗址的终结。

文集遗址共发现各类遗迹1470多个,计有大型建筑基址7处、房基50多座、灰坑1100多个、窖藏坑10多个、灰沟20多条、道路3条、地灶80多个、火池100多个、砖池60多个、水井14眼、地道1处、墓葬4座。其中最为重要的遗迹是5座保存较好的较大型房基、4个存留瓷器数量较多的窖藏坑和1个埋藏有一大缸铜钱币的窖藏坑。绝大多数遗迹都位于金代至元代初年的文化层之间。 就文集遗址的整体布局来看,它是以一条从唐代后期开始使用的,自西向东横贯遗址中部的东西向道路为中轴,所有其他遗迹分别沿街道的南北两侧依次排列,然后再向南北方向纵深展开的。这条道路在发掘区的中部呈慢弧形折转向东北方向,并且在转弯处向南分出一个叉道。由于此遗址位于汝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所以这个叉道很有可能是通向河边码头的通道。此叉道向南约30米是河边的断崖。

所有房屋基址大都是沿着街道两旁而建。由于年代的差异其建筑形式也大不相同,从早到晚大致可分为单间式、简易草棚式、连间排房式和庭院式。最早的单间式建筑物属于唐代至五代时期,现仅发现2座。稍早的草棚式建筑物属于金代初期,位于道路的两侧,甚至是在道路上.残留的遗迹大多是一些柱洞。稍晚的房屋属于金代早中期,是一种砖砌的连间排房式建筑,或三四间或七八间相连在一起。大都用青砖埋在墙基槽沟作基础,墙体或用青砖与土坯砌成,或在墙基槽内竖立多根木柱,后用夯土填实基槽,即所谓木骨墙。最晚的一组房屋基址属于金代末期至元代初期,是一种庭院式建筑,用大型河卵石作为墙基与柱础,柱础坑为圆形或方形,口部直径或边长均约1米。其北面为主房,东西各有厢房,院落后面另有一些附属性小型房屋。其东西总长22.15米,南北宽约20米。这一院落气势宏大,地基范围宽广,用石很多,平整细致,深厚结实,决非以一般平民之力所能建造。从周边灰坑出土大量的砖瓦残片可以看出,这些房屋除大量的茅草房外,至少有一部分为瓦顶房。

窖藏坑位于房屋基址之内或其附近,大多是口小底大的竖穴圆形坑,并有少数为方形坑,还有一种带有地道式洞室。在众多的窖藏坑中,有4个坑出土瓷器达90余件,连同铁器、陶器在内计有100多件。有一个铜钱窖藏坑内出土满满一大缸铜钱,估计有800多公斤,绝大多数是北宋铜钱,也有南宋与金代铜钱。其他的一些窖藏坑或多或少地出土一些瓷器、铜钱币或铁锄、铁鏊、铁桶箍等器物。在这批窖藏坑所出瓷器中,尤其以3件套保存完好的配有盏托、盏碗与盏盖的茶盏更为引入注目。这批窖藏坑的年代大都属于金代,最晚可能迟至元代初期。

水井有土壁井和砖壁井,井内大都有较多的瓷器残片,不少尚可复原。地灶或用土坯砌成,或就地挖坑修整而成,灶门朝向各不相同,房屋内外的陶水缸或陶盆,为固定其位置大都深陷于居住面以下的那个为其量身定制的凹坑里边。遗址内发现不少储钱陶罐,有的被埋在居住面下的一个小坑里。居住区内有很多呈六边形或正方形的砖砌小池与圆窝形小池,有的里面还盛有褐色或灰白色草木灰迹,它们可能是用来放置锅或其他器物的案子或座坑,有时或用来作为保持锅内饭食温度的火膛。

出土遗物单就现阶段复原情况看,已发现完整或较完整的器物2300余件。以其质地的不同,可分为陶、瓷、三彩、铁、铜、银、玉和石。其中瓷器数量最多,大都是生活用器皿。以釉色的不同,可分为白、黑、青、钧、酱色五种,其中白瓷占绝大多数,黑瓷、酱釉色瓷次之,青瓷与钧瓷数量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瓷器的器型计有碗、盘、钵、盏、盂、瓶、灯、执壶、尊、盆、缸等器皿类物。此外还有瓷俑、绞胎球、玩具等。就其装饰技法来看,计有模印、刻划和绘花,装饰花纹的种类计有三彩、白地黑花、红绿彩和青花。比较典型的瓷器品种有白釉瓜棱盂、葵口碗、菊瓣纹碗、斗笠碗、黑釉凸黄线执壶、三彩枕与灯、白地黑花碗与盆等。在几个金代的大灰坑里,有不少白瓷碗的圈足内墨书有姓氏或人名,推测可能是使用者的姓或名,此外,在一件碗内底部还发现有“都务”、“都”等字样的墨书题款。这些记载可能与本遗址在某一时期的用途密切相关。

从遗址出土的瓦当与大型吻兽类房屋构件、大量的民用瓷器与少量较为高档的瓷器,较为集中的大型地灶与火池,相对集中的铜钱币与瓷器窖藏坑,以及较多的围棋子、骰子等与娱乐活动相关的玩具来看,这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遗址。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古人员认为文集遗址应是自唐代延续至元代的、在金代发展为较大规模的民间商品流通、交易场所----集镇一类的遗存。遗址中较为清晰而明确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这一地区唐代至明代的历史文化面貌,尤其是金、元时期民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以上所选器物,是参加保利博物馆展览的部分瓷器,按考古报告,全部定为金代器物。

赏瓶的历史与投资现状


赏瓶出现于清代雍正(1723—1735年)年间,顾名思义是作为赏赐之用,是清代皇帝专门用来赏赐王公贵族、有功之臣而烧制的。当时的统治者为了鼓励各级官员在吏治中清正廉明,精心设计、专门创烧了这种瓷瓶,用以赏赐官吏。其器形来源于玉壶春瓶,传世品基本形制相同,均为撇口、细长颈、圆腹、圈足。

赏瓶的纹饰最初是很讲究的,一般颈部装饰青花蕉叶纹,腹部装饰缠枝莲纹。“青”代表“清”,白釉即青白,是“清白”的谐音;“莲”代表“廉”,缠枝连理即“连结”,是“廉洁”的谐音。皇帝赐这种赏瓶意在令臣下“为政清廉”,取“清廉有赏”之意。采用这样固定的纹饰,其意味深刻,不言而喻,希望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吏施政要“清白”,做人要“廉洁”,不辜负朝廷和民众的托付。可以说,赏瓶的产生凝聚着统治者的一番良苦用心。

自雍正朝之后,赏瓶很快成为清代瓷器生产中的一种传统器形,其中,又以乾隆时期(1736-1795年)的生产和使用最为盛行。乾隆后各朝沿袭,名称、器形和用途都不曾改变过,只是肩部有两种形式:一种肩部无饰,另一种肩部凸两道弦纹。

赏瓶的釉彩除青花之外,还有粉彩、五彩、单色釉、祭蓝描金等品种,其装饰图案以缠枝莲纹为主,此外,还有皮球花、百蝠、百蝶、花卉等装饰纹样。

从器形上看,赏瓶外形优美、线条柔和、比例匀称,适合在上面绘画各种纹饰,而且,也易于用手把握观赏。其肩部凸起的两道弦纹,加强了赏瓶的曲线美。另外,赏瓶被赐予大臣后,也容易将其放置到比较显眼的地方,便于臣子观赏,体察皇帝心意,感受皇恩浩荡。

就工艺而言,赏瓶器形看似简单,其实制作较难。首先,腹部呈扁圆形,比圆形制作难度大。其次,瓶颈与腹部凸起弦纹,且有多处,要保证每一道弦纹自然圆润,不花费一番功夫是做不到的。

就纹饰而言,赏瓶以青花缠枝莲纹为主,数量约占清代赏瓶的80%以上。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主要以景德镇官窑为主,制作精细,纹饰画法依据统一的“官样”而画,因此,很多赏瓶的纹饰都是一模一样、完全相同的。此种原因,因赏瓶作用原本就是用来告诫大臣为官要“清正廉明”的,因此采用了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青花缠枝莲纹。而其他题材和种类的赏瓶仅仅借用了赏瓶的器形,只能作为观赏器,代表不了赏瓶原有的文化意味。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收藏热红红火火、风起云涌,真可谓“盛世收藏”。在当今的文物艺术品市场上,我们惊喜地发现,赏瓶虽然不能称为“主角”,但也常常有不俗的表现。以网的统计为例,2005年4月28日上海信仁拍卖公司一件清嘉庆青花粉彩灵仙祝寿赏瓶成交价高达225.5万元;2006年6月12日广州艺拍一件清嘉庆青花缠枝莲纹赏瓶成交价为110万元;而2006年6月15日无锡文物公司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赏瓶也创下了99万元的价格。

赏瓶以其外形秀美、线条柔和、比例协调、落落大方而受到自清以来及至今日的人们包括清代历代帝王的喜爱,成为人们最爱收藏的器形之一。有人认为,赏瓶是清代中期以后陶瓷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器形,可见其在陶瓷史上的特殊地位。今天,作为文物艺术品的赏瓶,早已失去了它原来的本意,成为人们欣赏收藏的品种。

元青花瓷的历史由来与鉴赏


古代清真寺内的花纹装饰

古代金银器上的花纹装饰

位于格哈默沙村的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

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口

伊朗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上的 釉里红方章款

国内藏家所藏青花瓷器上的釉里红款识 波斯文写法有误,疑为中国人所写公元13世纪,蒙古族崛起,建立了元帝国,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一页。元帝国征服了欧亚许多民族,使其统治范围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频繁,海外贸易发达。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

到14世纪以后,中国的青花瓷器就通过贸易的渠道输往西亚、东南亚、南非、欧洲等地。这些青花瓷今天能看到的不外乎当时出口而保存至今的传世品,以及古代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土的发掘品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于伊朗德黑兰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此次能有机会来到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微博)亲眼见到这些传世至今的精美元代青花瓷,实现了笔者50多年的夙愿。该馆的收藏不仅数量大,质量精,而且来源可靠,科学价值极高。这是中伊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器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些青花瓷器是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出口到波斯地区的,所以在国内十分少见。现在由于国内元青花瓷器出土多了,可资研究的资料得到了丰富,它们在造型与花纹装饰上与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与之进行比较研究,是我们此次来考察的一个重要任务。

青花原料为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稳定性好的彩绘原料,它不仅烧成面较宽,而且容易烧成,这是它的主要性能。氧化钴一般含有氧化铁与氧化锰等多种元素,其他元素含量的多少,决定了氧化钴的性质。经科学研究,我国古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青料分进口与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称“苏麻离青”,又叫“苏尼勃青”。这种青料含氧化铁成分高,含氧化锰成分低,并含有砷,是一种高铁低锰料。国产青料含氧化铁低,含氧化锰高,是一种高锰低铁料。这种进口青料的最大特点是高铁,在还原焰中烧成,呈黑色结晶斑块,绘制纹饰线条具有晕散、流淌的特征。因此,这种青料的性能会直接影响纹饰密集、多层次的装饰效果,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这种多层次、密集型、不留地的装饰风格,正是来自波斯,古代清真寺的装饰花纹与金银器的装饰风格,以及地毯上的各种缠枝莲纹、莲花瓣纹、卷草纹、s形纹和回纹等,都与元代青花瓷上的装饰不仅在题材与结构上相同,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如出一辙(图1、2),难怪有的学者称它为“波斯风格”。满足青花纹饰的密集型以及多层次不留地装饰的要求,首先必须对进口青料进行改造与提炼,才能使用。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的彩绘原料,用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青花的呈色效果。绘瓷时要浓淡适度,厚薄均匀,还要求画工掌握好一定的速度,用笔不能停顿。烧窑技术尤为重要,窑温的高低,窑炉的气氛等,都会影响到青花的呈色。窑温过高青料流淌,过低时又会影响到青花的呈色。

以上对青料性能的改变,青料的科学使用与绘制,以及青花瓷器的烧成这一系列的创造,才解决了元青花艺术风格(波斯风格)与青料性能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元青花瓷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原因与其特征的由来。可以看出,这种元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青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

元代青花瓷得以创新与发展,除了国内外需求这一主要原因以外,元朝各种艺术形式与多样性文化来源,也影响与造就了青花瓷器以新异的面貌独树一帜。

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得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迁居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文化的大量涌入,西域的音乐、绘画、文化习俗、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景德镇青花瓷生产使用“苏麻离青”料就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结果。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进口“苏麻离青”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这一问题学术界说法不一。关于进口青料“苏麻泥青”来源地的调查,是我们此次伊朗之行的重点。信心来自13世纪波斯语复印本的记载与许明先生上次伊朗考察的基础。

2010年9月2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为了使我们的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德黑兰国家博物馆还专门派了一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士陪同。从德黑兰到卡尚市大约240公里,乘汽车需要3个小时左右。我们乘坐小面包车从德黑兰出发,在经过苏尔坦、阿米尔、阿赫默德区的阿拉维大街时,顺便参观了博鲁杰尔迪古宅,然后就直奔目的地一一罗杰发尔德山区。

钴矿所在的小村,离卡尚市大约40公里。汽车在光秃秃起伏不断的山间小路上拐弯抹角地行驶。为了节省时间,能够准确地找到钴矿,便请了一位熟悉情况的村民作为我们的向导,换乘货车快速前进。不料山高无路,前行受阻,只好下车徒步行走。目的地格哈默沙位于罗杰发尔德的山脚下,我们就沿着山边小“路”前行着。“路”是上下坡多,地表坚硬,由大小石子自然覆盖,行走时脚不贴地,如穿上旱冰鞋一样,走起来十分困难。

“苏麻泥青”在召唤着我们,路再难行也要前进!走在后面的人不断高声喊问着:“到了没有?”走在前面的人无力回答,只好尽力往前走。在大家都低着头奋力行走的“咔咔”声中,突然听到了向导的“乌拉”声!到了!终于到了!

我们站在了格哈默沙村,据说矿在60年前已经封了,矿也塌了。但两个洞口还可看见(图3、4)。我们在周边找到了闪着银色光芒的石头一一“苏麻泥青”。同时,也印证了13世纪波斯语复印本记载的真实性。

以上文中有关地名、矿山名、钴料名等有混淆处,应正名为:拉杰瓦德为矿山地名,格哈默沙与夸姆萨为村名,苏来麻尼与苏来曼尼为“苏麻泥青”。

我们这次调查的目的地是到达了,但调查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是因为按照伊朗方面的规定,矿石不能随身带出,一定要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后寄到上海,经过科学测试后才能证实。

元青花所用的“苏麻泥青”属进口青料,过去弄不清楚具体产地,学术界的说法也不一样。这次赴伊朗实地考察,可以说是较深层次研究的一种空前举措,其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弥补了元青花瓷器研究上的空白,而且为科学测试对比元青花的真伪提供了新的可靠的鉴证资料。如果我们用新发现的“苏麻泥青”即古代用于元青花的着色钴料来制作青花瓷,并与新仿品进行对比的话,就会一目了然了。

因为“苏麻泥青”属天然矿物料,它所含的成分相当复杂,但主要特点是高铁低锰并且含有砷等其他微量元素。国产青料都是高锰低铁型,不含砷等微量元素。从科学角度上讲,用一种青料去仿另一种青料,烧成后的青花呈色能达到乱真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当代的仿品都是用国产青料仿进口青料,如果想要达到与被仿者相同和接近的水平,就必须对原料进行人工配制,然而人工配制的钴料与天然伴生的钴料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真”“伪”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是绝对的,相同点是相对的或者是有限的。只不过是我们用眼睛看不见而难以区别罢了,但在本质上它们是不同的。

钴蓝作为瓷器的装饰,首先为景德镇窑工们所创造。虽然把钴蓝运用于陶器装饰由来已久,但因钴蓝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喜色”相一致,把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就是景德镇窑工受其影响,改用波斯蓝绘制的结果。

根据伊朗博物馆伊斯兰部主任Rohfar女士说:“元时有伊朗人在中国,是伊朗派到中国去学习制瓷的,但具体材料在什么书上有什么记载,要去专门查找。”这一点我们从伊朗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瓷器上的方形图章上看,就可以得到证实。伊朗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上的图章大多数是刻上去后加红色颜料的,有的又在其上加了一层似透明釉的保护层。也有少数看起来就是直接在景德镇用笔在瓷胎上写上去的(釉里红,图5)。这与收藏家在国内收藏的元青花瓷器上的图章不同(图6),尽管都是在大窑中烧成的釉里红,但据伊朗学者看后认为,肯定是波斯文,然而在写法上有错误,怀疑是中国人所写。另外在落款的部位上也明显不同。以各种大盘为例,伊朗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款识均落在外壁圈足与纹饰之间的空档上,而国内收藏家收藏的元青花大盘的款识却都落在盘的外壁板沿上(编者注:此处提及的民间藏大盘图片由作者提供,未提供大盘全貌图)。这应当是与伊朗人跟中国人在书写方法上的不同有关。这证明Rohfar主任为我们提供的资料,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王朝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销往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鼓励来料加工,使用进口青料,采用与借鉴异国的造型、装饰进行生产。因此,作为特殊外销商品的青花瓷器,就更多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因素,呈现出其风格的多样性。因此,元青花瓷器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又是中西亚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结晶。

紫砂壶与供春壶的历史


紫砂壶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茶具,其主产地在江苏省宜兴市,故又常被称为宜兴紫砂壶。关于它的起源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传统的明代起源说,另一则是新兴的宋代起源说。

明代起源说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传统的有关紫砂壶方面的记载,如明末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中期吴骞的《阳羡名陶录》等书籍。这些书籍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间,宜兴人吴仕为准备考进士而住在金沙寺内,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学做壶获得成功,后来成为宜兴紫砂壶的鼻祖。吴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进士的,因此供春学做壶的时间大致也应该是在此期间。另外持明代起源说观点的人还经常引用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紫砂壶材料以及对传世古代紫砂壶真品的研究材料。这些紫砂壶均没有超过明代中期年限者。

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近二三十年才兴起的新说法。其代表人物是宜兴已故当代着名紫砂壶大师顾景舟及其一批同事和弟子们,此外还有宜兴一些从事新闻、文化工作的同志们。由于他们的宣传力度很大,在国内和境外也有很多赞同者。他们引用的文献资料,是在宋代的诗词中发现了被称为"紫泥"、"紫瓯"的茶具,认为这应该就是紫砂器。另外他们引用的考古材料是宜兴羊角山古窑址的材料,只此一条。根据顾景舟的记述:那是1976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时,在移山整基中发现的:"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具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时,其墩阜已被发掘去大半,尚有小部分埋在地基之下。窑址旁边的废品堆,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古窑址并未经过考古人员的正式科学发掘,只是顾老等人在基建中发现的一条被破坏的古代紫砂壶窑址,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了调查简报。顾老他们是当代的制壶大师,但不是考古学家,不具备陶瓷窑址考古的专业知识,因此所记述的材料并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材料。特别是那所谓的废品堆"地层"材料,只是他们自己划出来的,非常不靠谱,是不能当考古证据引用的。

在判断宜兴紫砂壶到底是起源于明代还是起源于宋代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紫砂壶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紫砂壶?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两点:1、宜兴紫砂壶是用宜兴特产的紫砂泥制成;2、它必须是专门用来冲泡茶叶的饮茶用具。根据这两条标准,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两个起源说谁更合理。

首先分析紫砂壶明代起源说。此说所列举的文献资料,都是历史上公认的专门记述紫砂壶的典籍,其中所记载的很多制壶名人,至今都有出土的或传世的紫砂壶作品可以印证。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紫砂壶,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出土的一把紫砂提梁壶,其出土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下葬的司礼太监吴经墓中。而到了明万历年以后,出土的紫砂壶就越来越多了。如文献记载的明代着名紫砂壶大师时大彬,就有多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他的作品。其中在福建省漳浦县出土一把,是出自明万历年间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墓,墓志纪年万历四十年(1612).出土时壶中还装有满满的茶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在宋元时期,国人饮茶所用的是制成饼状的茶。其饮法是碾碎后放在碗盏内冲入开水调饮。入明代以后才出现条索状、片状或颗粒状的茶叶,又被称为散茶。饼茶是无法装入小紫砂壶中冲泡饮用的,而只有当散茶出现后,茶叶才有可能直接装入紫砂壶中冲泡。综上所述,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是合理和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持此论者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多为宋代诗词中含"紫泥"、"紫瓯"等茶具名称的诗句,他们认为那就是宋代已出现紫砂壶的证明。实际上这些诗句都是歌咏宋代茶风的。如前所述,宋人饮茶,是将茶饼碾碎成粉后放入碗中冲泡的。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斗茶"的活动,就是斗冲入开水后碗中泛起的白色茶沫和沾染碗壁的水痕。为此,斗茶的茶碗一般用黑釉产品,其中最着名的就是闽北建阳所产的兔毫盏,又称建盏。建盏因胎釉中含铁量高,以还原焰烧成后呈酱褐色或紫黑色,故被诗人描写为"紫泥"、"紫瓯".瓯者,小碗也,并不是壶。建盏形如敛口钵,器壁越往下越厚,茶汤散热慢,利于白色茶沫久久不散,加上釉面常有"玉毫条达"的兔毫纹,成为宋代斗茶中最受人欢迎的茶具。宋代着名书法家、诗人又是宰相的蔡襄是福建人,其将家乡的这种茶具推荐给朝廷,而使得建盏成为"供御"之物,这样更使其天下闻名。总之,宋代诗词中所歌咏的"紫泥"、"紫瓯"等茶具是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瓷碗,与紫砂壶没有关系。同时,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发掘过成千上万座宋代墓葬,从未出土过一把用宜兴紫砂泥烧成的紫砂壶,反倒是出土过大量建盏类黑釉茶碗。至于顾景舟及弟子们津津乐道的羊角山古窑址有宋代紫砂壶遗物的"考古"材料,前文已有所述,那是完全经不起科学推敲的。实际上我看过这些标本材料,都是典型的晚明遗物。羊角山古代紫砂壶窑址的上限只在明代后期而已。

因此,紫砂壶宋代起源说是不能成立的。

宜兴紫砂壶起源于明代,文献记载其鼻祖为供春。关于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称其为龚春的,也有记载其姓龚,名龚供春的。甚至其性别也有不同记载,一般认为其是吴仕的家童,也有称其为吴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吴仕于正德九年考进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温习功课,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时间里,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学习用紫砂泥制壶并取得成功的记载则是一致的。我认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明代,一个婢女单独接触僧人学壶艺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并且是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又聪明好学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应与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关系。关于供春所制的壶是什么样子?这是历来爱好宜兴紫砂壶的人们都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迄今为止,在古墓葬和古遗址中并没有供春壶出土。在传世品中,有两把供春壶大名鼎鼎:其一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树瘿壶,另一把是收藏在香港茶具馆的六瓣圆囊壶。这两把壶基本上都是所在馆的镇馆之宝,馆藏级别非常高。但我们仔细研究它们后,却会感到有些问题。收藏在国博的供春款树瘿壶,是建国初从江苏省选调上来的。该壶最早是宜兴乡贤储南强于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购买的。当时壶身做成松树瘿瘤状,壶把做成树枝分叉状。把下有篆书款"供春"二字。壶盖做成南瓜蒂状,盖内有篆书"玉麟"印款。储先生是有文化教养的人,购得此壶后反复考证,并走访此壶的传承经历,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吴大澂家。他认为此壶是供春壶真品,盖是清末制壶名家黄玉麟后配的,于是听取大画家黄宾虹的建议,找当时的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配盖。建国后,储先生将壶捐献给国家,此后经逐级上调,最后入藏国家博物馆。观察该壶,我们感到其是否为供春壶真品有诸多疑点。其一是该壶造型独特,制壶者应具备较高的雕塑艺术能力和造型艺术修养。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创紫砂壶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壶造型都比较粗犷简单,达不到这个水平。黄宾虹是文人、画家,他们有素养但不是文物鉴定家,出现错认的事是不足为奇的。大约20年前,我接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前身)馆长的俞伟超,就将这些想法告诉他,俞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香港茶具馆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圆囊壶,同样感到其问题很多,也应是一把"假虎丘".首先在这把壶的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隶书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见功底。作伪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吴仕是正德九年考的进士,他就将供春陪侍吴仕住在金沙寺学做紫砂壶的时间提前一年。即便历史真的是这样,当时供春也不过是一个向金沙寺老僧初学制壶的青少年。他没有什么文化,制壶刚刚起步,如何能在壶底刻出如此老辣流畅的隶书款来?同样该壶造型圆熟,泥料细腻,各方面的技术水平都已远远超过明代的制壶水平,因此绝无可能出自紫砂壶诞生初期一个刚刚学习制作紫砂壶的青少年之手。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分析,这把壶的制造时间应该比国博的那把树瘿壶还晚。树瘿壶是清末制壶大师黄玉麟所做,而这把六瓣圆囊壶则可能是民国时期生产的。此时古玩市场火爆,宜兴紫砂壶仿古高手蒋燕亭组织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常见到的有仿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陈鸣远、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国初期,这类仿古壶流入香港,当时的罗桂祥对紫砂壶并不内行,据他自己讲:是见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买下来。因此这把六瓣圆囊壶就被他收集起来而流传至今。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问: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壶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紫砂壶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笔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者是严肃的、内行的。只是我们要找供春壶必须换思路,那就是不能因为供春壶名气大就专找做工美、技术水平高的带"供春"款壶,那恰恰会落入作伪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对紫砂壶的最大贡献是开创者,其作品应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胎土较粗糙,与缸瓮同烧,壶身上还有可能会溅有釉泪,并且极有可能不带款识。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的劫难而流传至今,我们也非常难以辨别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更多地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期望他们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万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壶,就会将我们的紫砂壶研究和鉴定工作推向新的层面。

景德镇瓷器茶具的历史


景德镇瓷器茶具是指景德镇历代所产瓷质茶具的总称。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距今1800多年,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距今1600多年。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青花、玲珑、粉彩、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人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

景德镇瓷茶具始于唐,早期多兼用,后发展为专用茶具。唐代专用茶具有茶盏、执壶;宋有斗笠碗、茶盏、执壶;元有执壶、茶碗、茶盅、茶盏;明有马蹄饭具、僧帽壶、压手杯、扁壶;清有马蹄饭具、扁方壶、提梁壶、把壶;民国除沿用前期茶具外,另有盖茶杯、铁路盅、中山水筒等。现代茶具品种多,规格全,造型新颖,装饰精美。单体茶具有杯、碗、壶、盅、碟,组合茶具有2~22 件不同件数组合,由壶、盅、碟、盘组成。

景瓷茶碗是指景德镇所产的瓷质饮具。古代茶碗器型各有特点,五代为唇口与花口大足碗,宋早期为鼓腹高足碗,宋中、后期为斜壁小底碗,至明发展为正德碗与莲子碗。主要品种有斗笠碗、芒口碗、荷叶碗、高足碗、马蹄盖碗。景德镇现代日用茶具作饮茶用的主要是各种小口径碗,在农村常作茶饭两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常用作茶碗,藏族为石榴碗,回族为马蹄盖碗,壮族、蒙古族为罗汉汤碗,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荷莲碗。

景瓷茶杯是指景德镇产的瓷质饮具。由筒、把、盖构成。古代有直口杯、压手杯。因形象和装饰不同而命名不同,品种在70 种以上。以形象命名的有“金钟茶杯”、“金菊茶杯”等,以瓷质命名的有“高白釉茶杯”、“中白釉茶杯”,以装饰技术命名的有“釉下蓝金钟茶杯”、“豆绿釉堆花竹节茶杯”等。其中名品为“金钟茶杯”、“金菊茶杯”、“白玉茶杯”等。

景德镇瓷器茶具的品种很多,其中主要的有:青瓷茶具、白瓷茶具、黑瓷茶具和彩瓷茶具。这些茶具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一页。

据专家介绍,青瓷茶具以浙江生产的质量最好。早在东汉年间,已开始生产色泽纯正、透明发光的青瓷。晋代浙江的越窑、婺窑、瓯窑已具相当规模。宋代,作为当时五大名窑之一的浙江龙泉哥窑生产的青瓷茶具,已达到鼎盛时期,远销各地。明代,青瓷茶具更以其质地细腻,造型端庄,釉色青莹,纹样雅丽而蜚声中外。16世纪末,龙泉青瓷出口法国,轰动整个法兰西,人们用当时风靡欧洲的名剧《牧羊女》中的女主角雪拉同的美丽青袍与之相比,称龙泉青瓷为“雪拉同”,视为稀世珍品。当代,浙江龙泉青瓷茶具又有新的发展,不断有新产品问世。这种茶具除具有瓷器茶具的众多优点外,因色泽青翠,用来冲泡绿茶,更有益汤色之美。

白瓷茶具具有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等特点。因色泽洁白,能反映出茶汤色泽,传热、保温性能适中,加之色彩缤纷,造型各异,堪称饮茶器皿中之珍品。早在唐时,河北邢窑生产的白瓷器具已“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朝白居易还作诗盛赞四川大邑生产的白瓷茶碗。元代,江西景德镇白瓷茶具已远销国外。如今,白瓷茶具更是面目一新。这种白釉茶具,适合冲泡各类茶叶。加之白瓷茶具造型精巧,装饰典雅,其外壁多绘有山川河流,四季花草,飞禽走兽,人物故事,或缀以名人书法,又颇具艺术欣赏价值。

黑瓷茶具始于晚唐,鼎盛于宋,延续于元,衰微于明、清,这是因为自宋代开始,饮茶方法已由唐时煎茶法逐渐改变为点茶法,而宋代流行的斗茶,又为黑瓷茶具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宋人衡量斗茶的效果,一看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度,以“鲜白”为先;二看汤花与茶盏相接处水痕的有无和出现的迟早,以“盏无水痕”为上。时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在他的《茶录》中就说得很明白:“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而黑瓷茶具,正如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的“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所以,宋代的黑瓷茶盏,成了瓷器茶具中的最大品种。福建建窑、江西吉州窑、山西榆次窑等,都大量生产黑瓷茶具,成为黑瓷茶具的主要产地。黑瓷茶具的窑场中,建窑生产的“建盏”最为人称道。蔡襄在《茶录》中这样说“建安所造者……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建盏配方独特,在烧制过程中使釉面呈现兔毫条纹、鹧鸪斑点、日曜斑点,一旦茶汤入盏,能放射出五彩纷呈的点点光辉,增加了斗茶的情趣。 明代开始,由于“烹点”之法与宋代不同,黑瓷建盏“似不宜用”,仅作为“以备一种”而已。

彩色茶具的品种花色很多,其中尤以青花瓷茶具最引人注目。它的特点是花纹蓝白相映成趣,有赏心悦目之感;色彩淡雅幽菁可人,有华而不艳之力。加之彩料之上涂釉,显得滋润明亮,更平添了青花茶具的魅力。直到元代中后期,青花瓷茶具才开始成批生产,特别是景德镇,成了我国青花瓷茶具的主要生产地。由于青花瓷茶具绘画工艺水平高,特别是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在瓷器上,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元代绘画的一大成就。明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茶具,诸如茶壶、茶盅、茶盏,花色品种越来越多,质量愈来愈精,无论是器形、造型、纹饰等都冠绝全国,成为其它生产青花茶具窑场模仿的对象,清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青花瓷茶具在古陶瓷发展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历史高峰,它超越前朝,影响后代。康熙年间烧制的青花瓷器具,更是史称“清代之最”。

目前,景德镇瓷器茶具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风格很有特色,珠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现代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