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物瓷器有哪些。
首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15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发。这是该目录编成66年后首度公开出版。该目录收录了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页码等资料，是追寻海外流散文物的一项扎实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文物局原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表示，“看到这部书，想起了当年参与这项重要工作的徐森玉、顾廷龙、吴静安、程天赋等老先生为之付出的巨大心力。从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文物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非法、非正常途径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
点评：看了这条消息除了叹息之外，我们似乎还可以这样推想，日本学者有时候在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显得颇有心得，这些抢去的“赃物”一定是帮了大忙的。没有一手实物，没有宝贵的史料，怎么能做好研究呢？对于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希望富裕起来的人们，不仅关注花4.368亿元大手笔买下黄庭坚手卷的，也要关注为保护文化传统，默默奉献劳心劳力的。最近文化部通过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大运河遗产保护，建议有钱的组织或个人可以考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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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物中的“运动”题材
4月18日为国际古迹遗址日。近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运动遗产”。在公布之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引用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曾说过的一句话：“体育运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它的缺失不能填补。”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人类创造并留下了不少蕴涵丰富文化价值的遗产，让我们瞻仰、铭记和传承。
提高其价值和作用认识
今年8月，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为配合这届奥运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定为“运动遗产”。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从人类起源开始，运动就与文明相伴，并留下了体现其发展的丰富多样的运动场所、设施，其中许多具有杰出的建筑、艺术和科技价值。
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世界上最遥远的文明，它讲述着人类社会活动和掌握特殊技能的历程：一些地区的史前洞穴壁画展示了短跑、摔跤和游泳等运动场景；古埃及文明的古迹也证实球类运动、摔跤、划船等在那时已经出现；古希腊则第一个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把体育运动制度化——在希腊城市奥林匹亚举行的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一直持续到公元393年。而在中国，据考古发现，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出土，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在开始使用弓箭。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蹴鞠已经出现，并逐步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和比赛规则。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村庄之间也开始出现简单的球类竞技，与此同时，古典足球已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当中流传。格斗项目例如剑术已经得到了贵族的支持。随着工业时代到来，体育运动变得更加大众化，1896年诞生的现代奥林匹克奥运会和1930年诞生的足球世界杯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体育赛事。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认为，与体育运动伴随产生的特殊设施不仅见证了体育运动自身的发展，也是建筑设计、技术运用和审美表现的见证物。这些建筑物都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有些建筑物已经被保护起来，或者被划进保护区内，然而，也有很多没有被看作遗产的一部分，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以“运动遗产”作为主题目的何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表示，旨在通过重视特定类型运动遗址，纪念传统体育运动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的作用，提高这些遗产在社区、地区、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认识。
蹴鞠图瓷枕
青铜器、陶俑、画像砖
中国古代运动文物多
在中国古代，蹴鞠、马球和捶丸是风靡一时的三大球类运动。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宋、元、明等朝代，在南宋，还有不少民间蹴鞠社团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齐云社”。马球则主要流行在唐代，而捶丸也从马球演变而来。其他运动也深受古代人喜欢，比如钓鱼、射箭是重要的生产手段，射箭同时也是一种军事手段，“百戏”则是今天技巧体育的雏形，棋类、陀螺、空竹更是老少皆宜。
在我国，目前还未发现像古罗马斗兽场一样的大型运动遗址，然而，在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画像砖、陶俑等文物中，古人丰富多彩的运动得到生动体现。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着一件西周柞伯簋。它是西周青铜重器，其铭文记录了周昭王（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982年）在周都举行射礼的过程。在这次比赛中，一位名叫柞伯的大臣十次举弓，没有一箭脱靶，周王于是把十块金饼给了柞伯。柞伯因此铸器，以为纪念。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胡人打马球俑中的俑头梳中分辫髻，身着交领绿色紧袖衫，腰系红袍，足蹬黑靴。右手高举，俯身做击球状。该俑依其装扮可能为胡人女性球手。而让记者最为“折服”的是四川博物院收藏的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这块画像砖展现的是“百戏”，画面是把七个盘和鼓置于地上，舞人在盘、鼓之上或者围绕盘、鼓进行表演。该画面上左为12案重叠，一梳双髻女子于案上表演“反弓”。右边一人表演“跳丸”，丸数三枚。中间一双髻女子手持长巾，踏鼓起舞，舞者足下倒覆七盘。画像石上的女子体态轻盈，其长袖及裙带飘拂，有如游龙之美，其精致可见一斑。
另外，福建博物院收藏的宋代木象棋子、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白釉黑彩蹴鞠图瓷枕、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等均从不同方面刻画了古人的运动史。
胡人打马球俑
举办多种活动传承运动遗产
正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所要求的各理事成员要举办相关活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南京六朝博物馆、北海公园等地举办了以“运动遗产”为主题的活动，以期让古代运动得到传承和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通过复原中国古代的传统运动“蹴鞠”“投壶”“木射”“空竹”等，开展面向全体师生乃至全社会的古代运动，同时还举办了与古代运动和文化遗产传承为主题的讲座，使人们在亲身参与古代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感受运动之美，深化对古代体育文化的理解。
三月三为上巳节，历来是中国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结合这个与运动相关的节日，湖南绥宁上堡侗寨举办了“三月三登山对歌活动”。南京六朝博物馆举办了“兰亭修禊：如水之美——农历三月三风俗展”系列活动。该活动通过“兰亭修禊”的有关文字记载，结合《兰亭序》的故事，追溯农历三月三春日风俗。“汉舞表演《礼仪之邦》、茶艺等吸引了观众驻足观看和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京六朝博物馆负责人宋燕表示。
东汉七盘舞杂技画像砖
同时，举办文物展览也成为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的重要内容。北京北海公园举办“北海冰嬉”主题展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了“保护运动遗产、传承体育文化”系列活动，包括“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片展”“金沙遗址文物图片展”等；西安碑林博物馆结合“运动遗产”这一主题，围绕孔庙、碑林的两块内容，向公众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呼吁更多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图文]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汉唐是中华历史上较为辉煌的两个朝代。时光流逝，如今的我们只能从汉唐遗留下来的文物中找寻曾经举世瞩目的的灿烂文明。
走向盛唐之游牧民族的南徙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以匈奴、鲜卑、羯、羌为主的游牧民族相继南下，公元317年至420年间，他们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民族政权，这些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在汉文化影响下飞速发展，跨步进入封建社会。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拔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拓拔部原本尚未踏入阶级社会的门褴，内迁后直接步入封建社会。孝文帝时，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迁都至洛阳，改革鲜卑旧俗，穿汉服，用汉姓，从汉俗，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拓拔部和汉族的融合。
北魏随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替代。最终北周兼并北齐，为隋唐统一开创了基业。
本单元展品中，栩栩如生的北魏、北齐陶佣和北周壁画，显示出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镀金铜鞍、陶马、骑马佣及动物形饰牌等，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射的反映，也是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都保存流传的例证。
北方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样是大唐文明的主要渊源。
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走向盛唐之丝绸之路的繁荣
絲綢之路是一條橫貫亞洲、連接歐亞大陸的著名的古代路上的商貿通道。它東起長安“今西安”、洛陽，經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跨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過中亞、西亞而遠達地中海東岸，全長七千多公里。
此路自西漢開通，自唐代繁盛，一千多年間，一直是中國聯繫中亞、南亞、西亞、歐洲和非洲的重要紐帶，為溝通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及時在戰亂頻繁的東晉十六國及南北朝，絲綢之路的駝鈴聲仍不絕於耳。
駱駝曾在絲綢之路上行走了千年，稱為絲綢之路當之無愧的象徵。本單元展示出的古羅馬、波斯薩珊王朝、中亞大夏等製作的玻璃器、金銀器、拜占庭貨幣，便是隨駝峰東來。而從青州出土的商談圖石刻、商旅馱運圖石刻分析，中國的絲織物也是隨駝峰西去。
太原虞弘墓出土石槨上的圖像，是中亞栗特人的襖教信仰和狩獵生活的生動畫卷。吹制玻璃技術也於五世紀從中亞傳入我國。可知伴隨著異國貨物的輸入，境外的文化和技術也傳到了中國。這是大唐文明的源頭之一。
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走向盛唐之佛教艺术的变迁
西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不過，在西晉以前，佛一直被看作類似西王母一樣的神靈。三國時期的盤口壺上的紋飾中，佛端坐於仙草、雲氣之上，仙草、雲氣間雜飾羽人，它代表了當時中國人對佛教的認識。
西晉時，中國始有純粹的佛像。而現存最早的造像卻是十六國時代的犍陀羅金銅佛像，即希臘化的佛像。它將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略加改裝並點綴佛教的象徵物，即成為佛、菩薩或其他神祇。中國早期犍陀羅佛像，便帶濃厚的本土特徵，其面孔已完全是蒙古人種的特點，四足方座也明顯是中國的發明。
北魏是中國佛造像的黃金時代。不僅相繼開鑿了著名的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也製作了大量便於攜帶的小型金銅佛像。這時，早期犍陀羅佛像更趨本土化，著漢服，顯中國貌。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南方佛教藝術也被融入北方佛像，中國佛教古典藝術風格正式形成。
另外，南北朝時期，純印度風格的笈多佛教藝術也傳入中國。其典型特徵是半透明的濕衣效果或全透明的衣紋效果。近年來，成都萬佛寺、青州龍興寺遺址出土的南北朝至隋代的佛像群，其衣紋流暢且非常輕薄，乍看似有若無，明顯受到笈多式佛像的影響。這種強調肉體的寫實性和質感，成為後來唐代佛像的普遍風格。
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到了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傳播，其造像已不再是犍陀羅的翻版，而是具有了強烈的中國情感，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世俗化了的藝術。
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浸潤意識領域，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大唐文明的源頭之一。
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走向盛唐之器皿篇
——通过这些精美的金 银 铜 玻璃 陶瓷 器皿,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制作水平以及工艺的发达程度。
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古代瓷器：[图片]日本江户时期瓷器欣赏
日本江户时期瓷器欣赏
江户时期，日本开始出口瓷器至欧洲，并于十七世纪末达到顶峰。十八世纪初，日本仍大量出口瓷器，直到被景德镇取代。这一时期日本陶瓷艺术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瓷器的发展自应永年到昭和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烧瓷行业不断地发展，技术也在不断地进步。七世纪，日本瓷器受唐三彩的影响。九世纪进入平安时代后，大唐传去的白瓷和越州窑的青瓷也滋养着日本瓷器的发展。
日本江户时代，其器形传统，色彩朴质，具有非常高的欣赏价值。尽管没有中国青花瓷的高雅大气，也没有清代珐琅的细腻柔滑，却也小有别具一格，匠心独具！
古代瓷器：[图文]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盛世汉唐遗存文物欣赏
汉唐是中华历史上较为辉煌的两个朝代。时光流逝，如今的我们只能从汉唐遗留下来的文物中找寻曾经举世瞩目的的灿烂文明。
走向盛唐之游牧民族的南徙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以匈奴、鲜卑、羯、羌为主的游牧民族相继南下，公元317年至420年间，他们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民族政权，这些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在汉文化影响下飞速发展，跨步进入封建社会。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拔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拓拔部原本尚未踏入阶级社会的门褴，内迁后直接步入封建社会。孝文帝时，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迁都至洛阳，改革鲜卑旧俗，穿汉服，用汉姓，从汉俗，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拓拔部和汉族的融合。
北魏随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替代。最终北周兼并北齐，为隋唐统一开创了基业。
本单元展品中，栩栩如生的北魏、北齐陶佣和北周壁画，显示出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而镀金铜鞍、陶马、骑马佣及动物形饰牌等，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射的反映，也是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都保存流传的例证。
北方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样是大唐文明的主要渊源。
12345下一页古代瓷器：契丹文物精华之辽代瓷器
辽瓷古朴粗犷，自然沉厚，其白山黑水般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特点，反映了契丹人勇猛、刚烈、剽悍的气质，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凝聚和缩影。
赤峰，契丹民族的祖居之地和繁华之都，细细品味这些遗落千年的精美瓷器，倾听岁月与辽瓷的交响，似乎找到了与这个铁骑民族隔着时空对话的一个窗口。
辽瓷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与其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有关，契丹人征战中原后，看到精美的青、白瓷器甚是喜欢，但不知道怎样制作。唐五代时期，北方的定州、磁州窑的制瓷业正在发展，而定窑地处最北，近于辽国，又以烧造白瓷盛名。据史料记载，辽军曾数度占领定州，俘工匠北上制瓷。另一方面，澶渊之盟订立后，辽国每年坐享北宋的岁贡，间接促进了辽瓷的发展。
辽代已知的瓷窑共有七处，辽上京、中京地区就有四处，尤以缸瓦窑最为出名。
缸瓦窑位于赤峰市西南60公里，是一座辽代早期官窑，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辽代瓷窑中最大的一个，被誉为千年瓷都。
缸瓦窑制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群山环抱，水流湍急，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高岭土，在离窑场10余公里处的松山州还是辽代商贾集散地。这里烧制的器物有效仿中原的杯、碗、盘、碟等日用瓷，也有富有民族特点的鸡腿瓶、皮囊壶等。品种以白釉瓷器为主，单色釉、三彩釉和茶末绿釉次之。
白釉划花凸莲瓣纹瓶
通体施白釉，造型典雅别致，朴素自然。
白釉剔花填黑梅瓶
器形及装饰皆精致优美
白釉划花填黑彩牡丹纹尊、白地黑彩划花牡丹纹罐
绿釉、黄釉皮囊壶。黄釉和绿釉等单色釉器主要以壶、碗、碟、盘为主，色调光艳纯净。
三彩连体鸳鸯。三彩釉器一般为黄、绿、褐三色釉，器类以海棠盘、碟、碗为主，花纹多采用模具印制而成。
辽上京窑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为辽代晚期的官窑。窑场规模虽不大，但烧制技术已非常成熟、精美，可以看出当时契丹贵族日常使用的瓷器器皿已经很讲究了。
白瓷荷莲碗
白釉刻莲瓣纹盖盒
白釉刻莲瓣纹带盖执壶
除此之外，赤峰辽墓也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瓷器。辽代瓷器可分两大类，即中原类和契丹类。中原类型的瓷器有从北方流入契丹的，也有北宋工匠流落到辽地后在当地烧造的，多为注壶、温碗、盖罐、盏托、长颈壶等。
契丹类型的瓷器胎稍厚，釉质略粗，器物多具本民族的风格，有鸡冠壶、长颈瓶、凤首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式盘等。
白釉盘口穿带瓶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的穿带瓶。穿带瓶是契丹民族游牧时，于马背上携带的盛器，最大的特点是两侧肩部与腹部有对称的桥形穿钮和竖直的凹槽，均为牢固系带而设计，方便背负，反映了辽瓷在追求美的同时，非常注重附加实用装饰。
白瓷提梁鸡冠壶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
鸡冠壶是辽代最具草原特色的器物。早期的鸡冠壶较多地保留了皮囊的样子，装饰简朴，形状浑圆，壶面上有仿皮子缝制的皮绳、皮扣合缝线等纹饰；自中期开始，壶身变得较为瘦长，底部有了圈足，便于放置在平面上；到了晚期，壶身更为瘦长，已经不具有皮囊样式，从皮囊壶的演变，可以看出契丹人从游牧向定居转化的进程。
金釦花口白瓷盘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大营子
口沿及圈足皆镶金边，有金镶玉之感，尊贵雅致，匠心独具。据推测，此盘应是中原皇帝赠予契丹皇室的珍贵礼物。
绿釉印花海棠盘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
盘面施绿色釉，宽平沿，浅腹平底，呈八曲海棠花形。盘内印有流水落花，口沿印缠枝纹。
白釉刻花绿彩洗
洗为粉红色瓷胎，施白釉。敞口，卷沿，假圈足。用划花技法在洗内底中央制作一株牡丹图。花上施绿彩，点饰花蕊。
白釉剔花洗
洗为青灰色瓷胎，化妆土罩透明釉。七曲花口，圈足。内壁剔出一圈牡丹花瓣纹，洗心剔出牡丹花蕊纹。
印花紫定瓷碗出土于敖汉旗牛古吐乡
紫釉，胎较薄，碗内壁为模压凸花。底部为牡丹花，壁分六格，每格为一花卉，有月季、牵牛花、菊花等。
鸳鸯形三彩壶出土于赤峰市松山区
三彩壶为浅褐色瓷胎，上覆一层化妆土，分施黄、白、绿三彩釉。鸳鸯背上有花形壶口，壶口下部以弧形水波纹柄与鸳鸯尾部相接，鸳鸯喙部为流口。
三彩套盒出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
此盒每层由莲瓣形浅盘和底座组成，子母扣，层层相扣，十分精巧，是辽晚期三彩器之精品。
人首摩羯形壶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
研墨时用以装水、滴水的文房用具。通体白釉。整体造型为一摩羯，融合人、鱼、龙、鸟等动物造型于一体，构思巧妙，是辽瓷中的精品。
面对穿越时空、静置眼前的这些辽代精美瓷器，想必你还意犹未尽，更多有趣的辽代历史文化、人文风情，亟待你去探寻、品味。
古代瓷器：汝窑经典文物天青釉盘赏析
天青釉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3.5cm，口径19.3cm，足径12.6cm撇口，丰底，里心坦平，圈足微外撇，底部有五支钉痕。传世汝窑盘、碗、碟、洗的器底都留有支钉痕，而且支钉又都状如芝麻大小。汝窑支钉以单数居多，小件器物用三钉支烧，稍大的用五个。汝窑支钉虽细小，但烧出的器物仍达到完整不变形，体现了汝窑高超的工艺制作水平。此汝窑盘器底刻一个楷书蔡字，这是物主的姓氏。据推测，宋代蔡姓能收藏汝窑器的仅有两家，一为当时的权臣蔡京，一为蔡京之子，驸马蔡絛。
保护窑址不是件轻松事
丽阳窑址此次申报的类别是古遗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建新对丽阳窑址申报持理性对待态度。他认为，丽阳窑址已经具备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条件，但一切还需等待评审结果。
2005年的丽阳窑址发掘，曾纳入《2005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同年入围《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围绕这两座古窑址展开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却从未停止过。
“现在还说不准”
9月1日上午，江建新终于腾出了时间接受采访。
“申报过程通常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三年。全国每年有那么多考古发现，要从中遴选出国字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采访一开始，江建新以此作答。
作为丽阳窑址考古发掘的参与者之一，江建新对丽阳窑址的国家级申报也给予很高关注。2010年8月3日上午，当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在丽阳窑址实地考察时，他作为景德镇方面派出的考古专家全程陪同，并逐一进行讲解。
“专家组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栾丰实、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健、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水涛组成，他们受国家文物局委派，此次到景德镇考察丽阳窑址，其实是整个考察行程的一部分，所以当天在丽阳窑址只停留了半天。”按照江建新的介绍，三位考古专家当天在遗址现场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都是国内考古界的权威专家，所以对现场的火膛、窑床、窑室都看得很认真，也很仔细。”“不过，现在说申报结果还太早！”江建新以严谨的口吻说道。
从偶然发现到主动挖掘
沉睡地下数百年的丽阳窑址被发现，其实纯属偶然。
丽阳窑址背靠碓臼山和瓷器山，曾盛产松木杂木，是烧制瓷器必不可少的燃料，昌江河水依山流过，四季水源充足，为瓷器的淘洗、烧制以及运输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茅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可见，当时这一带水上运输的繁忙。
丽阳窑址设计在彭家村和丽阳两个自然村，常住人口308户、1380人，居民以种粮、种菜和种甘蔗为主，一条村级水泥路向东通往320国道和景德镇市区，向南则可通过摆渡抵达洪家村。
尽管在民间早就有传闻，距离景德镇市区西南21公里的丽阳乡境内有古代瓷窑，但具体位置在哪里一直是个谜。这个谜直到2004年12月22日才得以解开。
对丽阳乡来说，2004年12月22日绝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乡里来了几位陌生人，他们没有在乡政府逗留，而是直奔附近的一处矮山坡。后来村民们才得知，这里发现了两个古代的瓷窑遗址！据说，当时，有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偶然挖到了几块破瓷片，后来经在御窑厂考古的文物专家现场考证，才终于使古窑址重见天日。
“2005年7月20日，由国家、省、市考古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这里进行了主动挖掘。”江建新介绍说，与以往抢救性挖掘不同，主动挖掘更注重对遗物和实物的年代和历史认定，更强调系统、全面挖掘，也是揭示遗址历史背景、文物价值以及历史地位的重要手段，“丽阳窑址也正是具备考古多重价值，才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保存完整很罕见
“碓臼山元代龙窑形制比较特殊，它的斜长只有24.2米，比一般的龙窑短，火膛较大较深，窑炉左右两壁外弧，窑壁近火膛处微内缩，尾部砌成圆弧形且没有龙窑常见的排烟孔等设施，这几点都是明代葫芦窑的典型特征，因为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龙窑向葫芦窑过渡的雏形，这在陶瓷发展史上肯定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江建新认为，丽阳窑址的发现，说明元末明初景德镇地区的仿哥窑和仿龙泉窑的技术水平和烧制质量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或许是当时哥窑和龙泉窑日渐萧条的一个印证。
在谈到丽阳这两座瓷窑时，江建新认为，这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民窑，而之前发现的御窑厂和湖田窑，因为历代人为盗挖，已经破坏得十分严重，但丽阳窑址是一个例外，“很罕见”！根据当时考古经过简述文字记载，被发现的元代龙窑残长24.2米，窑室最大宽度4米，窑内未经扰乱的匣钵摞叠成柱状，排列十分整齐，从考古角度认定，这处窑当时为原始烧制状态，窑壁保存完好，是迄今考古首次发现未经开启的元代瓷窑窑炉。
“这为研究和复原元代瓷窑窑炉形制、烧制工艺、每窑装烧量以及窑内匣钵排列方式和空间组合等窑业经济史，提供了原始依据。”至于窑炉内为何有大量未烧制成功的器型，现在的普遍观点认为，这应当与当时这里发生过突发事件存在某中关联。江建新介绍说，三国东吴时期，丽阳曾是当时历陵县的县治。隋唐时期撤县，到宋元时期已成为一个荒城。元末，朱元璋的大将于光曾经驻扎丽阳，并在这里修筑军事城堡，作为朱元璋进军鄱阳湖的军事基地之一。1363年10月3日，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战，结果陈友谅兵败身亡。目前的一种推断认为，丽阳很有可能是当年朱元璋用来囤军扎寨的地方，丽阳民窑遗址可能就是朱元璋军队用来烧瓷的军窑在战乱中，军队遇到敌人突然来袭，匣钵里尚未取出的新瓷无暇顾及，瓷器码放好，来不及烧制，也可以看成一种解释。
对景德镇意义非常
在谈到两座窑址的学术意义时，江建新介绍说，葫芦窑是明代景德镇地区流行的烧制瓷器的窑炉，其图像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记载，在御窑厂遗址和湖田窑遗址也发现过实例，但保存状况较差，考古界对其烟囱的形制存在争议，瓷器山葫芦形窑的发现，不仅可以填补这方面的学术空缺，也印证了《天工开物》对葫芦形窑炉形的记载。
另一个重大发现意义是，明代早期民窑场仿制哥窑和仿龙泉釉瓷器并不为人所知，瓷器山明代葫芦形窑出土的大量仿哥釉和仿龙泉釉瓷器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明代早期景德镇地区瓷器釉色品种的认识，而青花、白釉、仿哥釉、仿龙泉釉瓷器器类与造型的统一，又说明在同一窑场内器物的形制并不因釉色品种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这也对陶瓷考古进行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实例。而元代龙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碗、盘和明代窑址出土的青花折腰盘、高足碗等器物的产地，在以往也不是很清楚，这次发现对研究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同时期青瓷、青花、仿龙泉釉和仿哥釉瓷器的产地也具有标尺意义。
保护是今后关键
2010年8月3日这天上午，紧邻丽阳窑址居住的彭家村村民黄细来好奇地看着家门口驶过的数辆汽车，最近几年，他所在的村子经常可以看到考古人员在此驻扎下来。
江建新现在最担心的是，窑址被发现后，周边日渐多起来的民房，对未来的遗址保护将带来难以预见的隐忧。“遗址周围的民房越建越多，这对今后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小挑战。”早在2005年10月，主动挖掘基本结束后，窑址的保护被提上日程。吴松涛和他的同事们，现在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做好窑址的保护工作。
2005年11月7日，联合考古队向市文物局递交了一份遗址保护建议书，在遗址上建保护棚的建议被提出。2006年6月，保护房工程竣工。2009年9月2日，昌江区政府正式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划定丽阳窑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用地。根据这份文件，遗址周边划定了20米至50米不等的红线区。
吴松涛说，从窑址被发现到现在国家文物局派来专家组，他们的保护管理工作就一直未停过。
现在，在丽阳遗址范围内，由景德镇市政府颁发的镀铜保护牌镶嵌在保护房的正门墙壁上，上面标注的时间为：“2006年12月公布。”吴松涛介绍说，引进专业人才充实保护队伍，同时发挥丽阳乡文化站的作用，加强对窑址的监管和协调，利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机会，对窑址周边进行更为详尽的调查和勘探，在保护范围周边竖立保护标志，都在未来的保护计划之内。
“窑址的保护工作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同时对其进行开放利用，吸引资金，将丽阳窑址，以及此前同时发现的古城墙和丽阳古镇建设连成一条线，打造一个集文化、旅游和休闲为一体的文化博览区，将是未来的建设蓝图。”吴松涛这样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