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古瓷器的年代。
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龚春（供春）。 “余从祖拳石公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缸，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所谓供春壶也。”（吴梅鼎：《阳羡瓷壶赋·序》）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可惜供春壶已不得见，现在流传的供春壶多是仿品。
当代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价格也在20万港币左右，足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龚春传时大彬、李仲芬。二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 时大彬的紫砂壶风格高雅脱俗，造型流畅灵活，虽不追求工巧雕琢，但匠心独运，朴雅坚致，妙不可思。他的高足徐友泉晚年自叹：“吾之精，终不及时（时大彬）之粗也。”徐友泉，手工精细，擅长将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做成紫砂壶，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传说，徐友泉幼年拜时大彬为师学艺，恳求老师为他捏一头泥牛，时不允。此时一真牛从屋外经过，徐急中生智抢过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对着真牛捏了起来，时大加赞赏，认为他很有才华，于是欣然授其全部绝活，后来果然自成一家。 以上四人为第一期时代的紫砂壶大师。
第二期紫砂壶大师为清初人陈鸣远、惠孟臣。陈鸣远以生活中常见的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菇、荸荠的造型入壶，工艺精雕细镂，善于堆花积泥，使紫砂壶的造型更加生动、形象、活泼，使传统的紫砂壶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艺术品，充满了生气与活动。同时，他还发明在壶底书款，壶盖内盖印的形式，到清代形成固定的工艺程序，对紫砂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陈鸣远的作品出神入化，名震一时，故仿品、赝品大量出现。顾景舟先生说，从少年习艺，直至暮年，半个多世纪中他也只见到几件真品，收藏家要特别小心以防走眼。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惠孟臣，长于制作小壶，以小胜大。孟臣壶以竹刀划款，以器盖内有“永林”篆书小印者为精品。
第三期紫砂壶大师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陈鸿寿，是清代中期的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艺术主张创新，他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要见“天趣”。他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紫砂陶艺。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他凭着天赋，随心所欲地即兴设计了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壶，为紫砂壶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与杨彭年的合作，堪称典范。
现在我们见到的嘉庆年间制作的紫砂壶，壶把、壶底有“彭年”二字印，或“阿曼陀室”印的，都是由陈鸿寿设计、杨彭年制作的，后人称之为“曼生壶”。陈鸿寿使紫砂陶艺更加文人化，制作技术虽不如明代中期精妙，但对后世影响很大。杨彭年首创捏嘴新工艺，他不用模子，信手捏来，随意而成，颇具天趣。乾隆以后，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颓势，紫砂壶的制作也愈来愈不景气。值得一提的是嘉道年间的邵大亨，他为陈鸣远以后的一代高手，其它如邵友兰、邵友廷、蒋德休、黄玉麟、程寿珍诸人，则一代不如一代。更多的是因循守旧，很少创新，制作工艺也日渐草率荒疏。 当代的紫砂大师，首推顾景舟老先生，顾老潜心紫砂陶艺六十余年，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传遐迩。其余如朱可心、高海庚、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徐秀棠、李昌鸿、沈蘧华、顾绍培、汪寅仙、吕尧臣、徐汉棠、蒋蓉等也各自身怀绝技，各有专长，皆为一时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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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紫砂壶的款识
紫砂壶的款识，是鉴定其年代及制作者姓名的重要佐证，也是文博古玩和拍卖界对壶估价的惟一依据，因此也是作伪者最容易作假的地方。
紫砂壶款识作伪有三个方面。其一：真壶假款。就是说，紫砂壶经考证后确认为某个年代某某人制作，但制作者因某种原因，忘了刻铭印，后拥有者为了提高或便于显示壶的身份，而特意刻款，但往往因后加的款识与原壶的风格难以达到一致，因此也往往适得其反，弄巧成拙，现已不采用。其二：真款假壶。也就是说，制壶者的印章因过世后被旁人继续采用，但继续采用者因制作水平有限，往往达不到原作者的风格标准，破绽毕露。其三：假款假壶。这是制伪者通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历代的制壶高手、名家，对用印钤款都是十分讲究的，他们的款识不仅表现出很高的艺术素养，而且在印章的布局、形式等方面也相当苛求，这是鉴定款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地讲，名家的款识一般具备以下六个特点：
印章制作十分考究。名家的印章，或本人所制，或请篆刻名家专制，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而伪印章则难以达到这种水平，多呆滞无神。
印章形式使用合理。有的作者在同一壶上使用两方或两方以上不同形式的印章，钤印位置十分讲究，整体上显得和谐统一。
刻写、钤印位置适当。紫砂壶的款识一般位于壶的盖内、底、把梢、腹四个部位。用于壶盖，则处于盖内孔的一侧；用于壶底，一般处于中间位置；用于把梢，一般位于梢下壶腹上；用于壶腹，则用于诗句、画的结尾处。使用部位恰当，在一定程度上对壶起到了装饰作用。相反，如果壶上无铭刻诗句和画，仅在壶腹正中部位署一姓名款识，必然不是名家所为。
款识大小适宜。刻款、印章的大小与壶本身具有一定的协调性。款识的大小与壶的大小相协调，即壶大款识大，壶小款识也相应小；款识大小与款识所处的部位相协调；底部的款识比盖款、把梢款相应大一些，反之则很有可能是伪品。
款识刻画、钤印轻重适度。名家壶的款识刻画整体和谐统一，钤印用力均匀，深浅一致。
风格协调和谐。名家壶的款识风格往往与其制壶的风格相协调，这与作者的审美观和情趣往往是统一的。一般来说，工艺精致的作品，款识娟巧秀丽；朴实奔放的作品，款识粗犷老辣；端庄稳重的作品，印章方正平稳。
在熟悉掌握了名家款识之特点后，我们鉴定紫砂壶的款识就有了一定的基础。然而，鉴定壶的真伪，不仅仅从壶的款识，还得从壶的造型风格、制作标准、泥料的时代特征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辨。
紫砂壶清代的发展历史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 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 ，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 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 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陶土器具及紫砂壶的历史
陶土器具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明。最初是粗糙的土陶，然后逐步演变为比较坚实的硬陶，再发展为表面敷釉的釉陶。宜兴古代制陶颇为发达，在商周 时期，就出现了几何印纹硬陶。秦汉时期，已有釉陶 的烧制。
陶器中的佼佼者首推宜兴紫砂茶具，早在北宋 初期就已经崛起，成为别树一帜的优秀茶具，明代大 为流行。紫砂壶和一般陶器不同，其里外都不敷釉， 采用当地的紫泥、红泥、团山泥抟制焙烧而成。由于 成陶火温较高，烧结密致，胎质细腻，既不渗漏，又有肉眼看不见的气孔，经久使用，还能汲附茶汁，蕴蓄 茶味；且传热不快，不致烫手；若热天盛茶，不易酸馊；即使冷热剧变，也不会破裂；如有必要，甚至还问直接放在炉灶上煨炖。紫砂茶具还具有造型简练大 方，色调淳朴古雅的特点，外形有似竹节、莲藕、松段和仿商周古铜器形状的。《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 兴）瓷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名贵。明文震享《长物志》记载："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 夺香，又无熟汤气。"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先后山现了两位卓越的紫 砂工艺大师--龚春（供春）和他的徒弟时大彬。龚 寺幼年曾为进士吴颐山的书僮，他天资聪慧，虚心好 学，随主人陪读于宜兴金沙寺，闲时常帮寺里老和尚 抟坯制壶。传说寺院里有银杏参天，盘根错节，树瘤 多姿。他朝夕观赏。乃摹拟树瘤，捏制树瘤壶，造型独 特，生动异常。老和尚见了拍案叫绝，便把平生制壶 技艺倾囊相授，使他最终成为着名制壶大师。供春的 制品被称为"供春壶",造型新颖精巧，质地薄而坚 实，被誉为"供春之壶，胜如金玉"."栗色暗暗，如古 金石；敦庞用心，怎称神明".时大彬的作品，突破了 师傅传授的格局而多作小壶，点缀在精舍几案之上， 更加符合饮茶品茗的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十分推崇 的诗句："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清 代紫砂茶具，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发展。其中以清初 陈鸣远和嘉庆年间杨彭年制作的茶壶尤其驰名于 世。陈鸣远制作的茶壶，线条清晰，轮廓明显，壶盖有 行书"鸣远"印章，至今被视为珍藏。杨彭年的制品， 雅致玲珑，不用模子，随手捏成，天衣无缝，被人推为 "当世杰作".当时江苏溧阳知县陈曼生，癖好茶壶， 工于诗文、书画、篆刻，特意到宜兴和杨彭年配合制 壶。陈曼生设计，杨彭年制作，再由陈氏镌刻书画。其 作品世称"曼生壶".一直为鉴赏家们所珍藏。清代宜 兴紫砂壶壶形和装饰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在国内外 均受欢迎，当时我国闽南、潮州一带煮泡工夫茶使用的小茶壶，几乎全为宜兴紫砂器具，17世纪，中国的 茶叶和紫砂壶同时由海船传到西方，西方人称之为 "红色瓷器".早在15世纪，日本人来到中国学会了 制壶技术，他们所仿制的壶，至今仍为日本人民视为珍品。
名手所作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美术作品。过去有人说，一两重的紫砂茶具， 价值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明代张岱《陶庵 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一砂罐，直跻商彝周 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名贵可想而知。
近年来，紫砂茶具有了更大发展，新品种不断涌现，如专为日本消费者设计的艺术茶具，称为"横把壶",按照日本人的爱好，在壶面上到写精美书法的 佛经文字，成为日本消费者的品茗佳具。 目前紫砂茶具品种已由原来的四五十种增加到 六百多种。例如，紫砂双层保温杯，就是深受群众欢 迎的新产品。由于紫砂泥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 渗透性好，所以烧成的双层保温杯，用以泡茶，具有 色香味皆蕴，夏天不易变馊的特性。这种杯容量为 250毫升，因是双层结构，开水入杯不烫手，传热慢， 保温时间长。造型多种多样，有瓜轮型的、蝶纹型的， 还有梅花型、鹅蛋型、流线型等。艺人们采用传统的 篆刻手法，把绘画和正、草、隶、笼、篆各种装饰手法施用 在紫砂陶器上，使之成为观赏和实用巧妙结合的产品。
紫砂壶的创作者，相传是明代宜兴金砂寺一个不着名的寺僧，他选紫砂细泥捏成圆形坯胎，加上嘴、柄、盖，放在窑中烧成。有一把失盖的树瘿壶，造 型精辟，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足供春唯一的传品， 但也有人疑为赝品。自明代供春（龚春）模仿老银杏 树瘿制成"供春壶"而闻名后，相继出现的制壶大师 有明万历的董翰、赵梁、文畅、时朋"四大名家",后有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妙手",清代有陈鸣远、 杨彭年、杨风年兄妹和邵大亨、黄玉麟、程寿珍、俞国良等。近代有顾景舟、朱可心、蒋蓉等人，顾景舟近作 提璧壶和汉云壶，系出国礼品。青年艺人也是人材辈 出。
紫砂茶具式样繁多，所谓"方非-式，圆不一相".在紫砂壶上雕刻花鸟、山水和各体书法，始自晚 明而盛于清嘉庆以后，并逐渐成为紫砂工艺中所独 具的艺术装饰。不少着名的诗人、艺术家曾在紫砂壶 上亲笔题诗刻字。《砂壶图考》曾记郑板桥自制一壶， 亲笔刻诗云："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 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
评价一套茶具，首先应考虑它的实用价值。一套茶具只有具备了容积和重量的比例恰当，壶把的提用方便，壶盖的周围合缝，壶嘴的出水流畅，色地和图案的脱俗和谐，整套茶具的美观和实用得到融洽 的结合，才能算做一套完美的茶具。宜兴茶具使有这些特点。
紫砂茶具不仅为我国人民所喜爱，而且也为海 外一些国家的人民所珍重。早在15世纪，日本、葡萄 牙、荷兰、德国、英国的陶瓷工人就先后把中国的紫 砂壶作为标本加以仿造。18世纪初，德国人约·佛 ·包特格尔，不仅制成了紫砂陶，而且 在1908年还写了一篇题为《朱砂瓷》的论文。本世纪初，紫砂陶曾在巴拿马、伦敦、巴黎的博览会上展出， 并在1932年的芝加哥博览会上获奖，为中国陶瓷史 增添了光彩。
紫砂壶历代款识辨识
紫砂壶在烧制过程中，制壶人在壶上镌刻或钤印的文字、符号、图案，我们称之为紫砂壶的印鉴款识，它便于鉴赏识别名人名作。
紫砂壶的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而独具特色。一把不具款识的壶，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价值不高；虽具款识，但款识不美，也会使人感到这把壶欠缺文化内涵。历代制壶高手陶艺名家对印钤款十分讲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就像绘画领域内的“画外功夫”一样，我们把它称为“壶外功夫”，是壶艺的组成部分。
纵观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它既与紫砂陶的演变紧密相连，又与当时的书法篆刻同步发展。大体经历了由毛笔题写、竹刀刻划到用印章钤印的工艺演变过程。
从传世的历代紫砂名壶看，见诸于实物的最早是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时壶”。“供春壶”是没有款识的，钤有“供春”二字的壶，皆历代紫砂艺人所仿制。明代四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目前皆无实物资证。李茂林史载以原书号记自己的作品。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意思是说，时大彬请人用毛笔预先题写在紫砂胚体上，在紫砂壶将干未干时，自己用竹刀在胚体上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划。其后熟练，竟自行以刀代笔，不再请人落墨，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以致别人无法仿效，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时壶”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紫砂器上观察，明代紫砂艺人中除时大彬外，尚有李仲芳、徐友泉、陈信卿、沈子澈、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划署款。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写不了字，只得请人落墨镌款，于是就有“工镌壶款”的专门人才，如明代的陈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请他镌壶款的人很多。因此许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但所镌壶款均由一人为之，给历代鉴赏家们带来不少困扰。
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多为竹刀所刻。竹刀与金属刀刻款不同，易于鉴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
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据考许晋候的《六角水仙花壶》壶底有“许晋候制”篆文圆印，乃是我们所见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实物，此壶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不过这个时期的紫砂艺人刻款和印章还是并用的，如惠孟臣、陈鸣远制的壶，“孟臣壶”一般是在诗词或吉祥语章之下镌刻“惠孟臣”三字。陈鸣远可能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施展于壶上的第一人。他的印款浑朴苍劲，笔法绝类褚遂良，行书款识“鸣远”二字时人赞其有晋唐风格。“鸣壶”一般是刻款与钤印并用，且大多是放在一起，这一特征反映由刻款向钤印过渡时期的特点。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在紫砂壶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曼生壶”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曼生壶的底印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方形印，仅少数作品用“桑连理馆”印。像“阿曼陀室”已是专用于曼生壶的印号。
紫砂茗壶用印多为两方，一为底印，盖在壶底，多为四方形姓名章；一为盖印，用于盖内，多为体型小的名号印。有些茗壶，在壶的把脚下也用印，称为“脚印”。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号印，如“大清乾隆年制”一类印，还有用商号监制印的，如“吉德昌制”、“陈鼎和”等，此类印鉴民国时期颇多，这一时期款识多集中镌于盖上、盖内、壶底，成为当时流行趋势，用于壶盖上的印章款大多是这种商号款。在壶盖上镌款的茗壶一般都是普通茗壶，极少有精品佳作。
紫砂壶的印章款多数为阴刻，钤在壶上变成了阳文。但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果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只有用点力才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字根相同，字尖却是不尽相同的，这样也常给紫砂壶印鉴款识真伪的鉴定带来困惑。
简述紫砂壶线条装饰样式
紫砂壶线条装饰的种类很多，各种各样的线条都必须用牛角或铁、木、竹制成的专用线尺进行加工，使线条挺括而又清晰。这些线条不仅加强了紫砂壶的装饰效果，且可增强成型时黏接处及边缘部分的应力，减少产品在烧成时的缺陷，提高正品率。现将有代表性的几种装饰线条运用规律和特点简述如下：
灯草线：这种小圆线以状如灯草而得名。将其用在紫砂壶的口沿部，称为翻口线；用在底足部则称为底线；可单独或成组用在壶体、肩、腹，以增强其造型的装饰效果。
字母线：这是一种双线(一粗一细)，又称文武线。用于紫砂壶的口盖组合和口沿，一般要求上粗下细，上大下小，称为"天压地"，使制品造型更加安定厚重。
云肩线：这种线条经常用于紫砂壶颈部、口下沿等转折部位，其线条一般较薄，要求匀净、清晰，能增强制品造型的装饰性，富有韵律和节奏感。凹凸线及皮带线用这类线条进行装饰，分别以线条的粗细、厚薄和宽窄来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一般在紫砂壶腹部用凹凸线或皮带线，可使产品造型增加变化，且又显得庄重大 方。
凹肩线：这是一种双曲线，用于紫砂壶肩部装饰，可以加强产品造型的稳重感，且有节奏变化的艺术效果。
筋囊线：这是一种垂直线条，可将紫砂壶形体作成若干等份。使用筋囊线，要随着壶身的肩、肚、腹而变化，线条深浅自如，其装饰效果似蒜头上的瓣纹。
抽角线和折角：主要用于方器成型的面与面交接处。用抽角线或折角处理的紫砂壶方器，可藏锋匿角，富有变化，使制品成型更有装饰性。
云水纹、菱纹和花瓣纹：这些纹饰都是要按一定规律布满紫砂壶形体全身的凹线，要求线条流畅，整体气韵贯通，使紫砂壶的造型生动活泼，更加灵巧。
以上列举的各种纹样装饰线条，是紫砂艺人的生产时间中受其他器具特别是明式家具的影响，而不断总结出来的。它不仅丰富了紫砂壶造型的装饰性，而且增强了是实用功能。
清代加彩紫砂壶赏析
紫砂壶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越国范蠡，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文人的参与更是使紫砂身价倍增，在这些紫砂壶中，紫砂壶身上的诗词书画、文学篆刻，既是装饰层次的提升，也是文化内涵的深蕴。现推荐几款清代加彩紫砂壶，请藏友们赏析：
“韩琪杀庙”顶海寿星大壶
晚清“韩琪杀庙”顶海寿星大壶(图1)。通高18.5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12厘米。此壶造型挺拔秀美，部分加彩。一面画“韩琪杀庙”的故事，是陈世美和秦香莲故事中的一段情节。左边的韩琪是驸马陈世美派出的杀手，正手持长剑，欲刺杀秦香莲。右边的秦香莲，带着一儿一女，跪在“三官堂”的门口，向韩琪哭诉陈世美的负情和自己的苦难，引起韩琪的同情。最后韩琪放走了秦香莲和她的儿女，自己自刎而死，表现了一种正义，是民间大众喜爱而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另一面画花鸟。盖款为“顶海寿星”，底款为“豫丰”满汉文方形款，款印的边饰为双龙戏珠图案。
嘉庆花卉图八边形执壶
嘉庆花卉图八边形执壶(图2)。通高18厘米，口径9.6厘米，底径11.2厘米。壶用上等紫砂制成，外部除底部外全部加彩。壶呈八边形，造型挺拔俊秀，流有修补。八边壶制作较圆形壶困难，圆壶可用转车旋成，八边壶要用八片泥片拼成，制作难度大，非高手莫敢为。全壶色彩鲜艳，富丽堂皇，主图为盛开的牡丹，表示富贵，呈现民间大众的一种追求。
乾隆松狮图圆壶
乾隆松狮图圆壶(图3)。通高17.4厘米，口径11.8厘米，底径12.9厘米。全壶用上等紫砂制成，造型挺拔圆润，外部除底部外为满彩。口沿、盖沿、流、钮为蓝釉。颈部白釉，用红彩画竹叶，颈下一圈黄釉，又下一圈白釉，用红彩画云纹。又下一圈绿釉，再下一圈黄釉，用褐彩画如意纹。腰部主图为竹子和松狮图，鲜艳夺目，适合民间大众的喜爱。
乾隆黑云龙大汉方壶
乾隆黑云龙大汉方壶(图4)。通高18.6厘米，接近正方形略扁。全壶用上等紫砂制成，除底部外满彩。主要黑釉，使五彩云龙更显得鲜明夺目。巨龙四爪，怒目张口，十分凶猛。龙头和前肢等在壶的一面，龙尾和后肢等在壶的另一面，整条龙穿壶而过，更显得巨大和生动。这种“穿墙龙”的画法，创自雍正时期，乾隆时盛极一时。底款“澹然斋制”为乾隆时常见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