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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陶瓷发展历史

我国卫生陶瓷发展历史

卫生瓷砖 古代瓷器发展 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2020-12-03

卫生瓷砖。

当前的卫生陶瓷市场竞争已更加白热化,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卫生陶瓷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

1925年,唐山启新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个陶瓷洗脸盆,揭开了中国现代卫生陶瓷的发展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卫生陶瓷基本上是处于根据国外样品进行简单仿制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以唐陶、唐建陶为首的国有卫生陶瓷企业,承担起民族卫生陶瓷振兴和发展的大旗,开始进行自主创新和实施体制改革,开创中国卫生陶瓷全新的发展思路,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归纳四大阶段:

从简单仿制到自主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结合与多年经营发展的技术积累,使中国卫生陶瓷逐渐摆脱了仿制时代,一部分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开始大胆进行自主创新,不仅涵盖了外型结构的创新设计,更是在原料配方上进行大胆突出,提出许多优良的新配方,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这个时期,牢牢占据了整个国内市场,并形成北唐陶,南佛陶的发展局面,并且卫生陶瓷产品也开始少量出口,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国有卫生陶瓷独步天下,起到了行业标兵的作用,带动了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发展起步期,并在消费者心里中形成了绝地影响的。

境外卫生陶瓷品牌进入阶段

随着1989年以美标为代表的外资卫浴陶资企业在中国的进入,外资卫生陶瓷企业在品牌上的多次成功操作,加之当时国人浓厚的崇洋风气,而此时的国内卫生陶瓷品牌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低端,从而使得外资卫生陶瓷品牌未遇多大抵抗,就轻易占据国内高端卫生陶瓷市场,成为众多星级酒店卫生陶瓷的选择。国有卫生陶瓷企业从此丧失了进入高端卫生陶瓷市场的绝好机会。不过,这段时期,国内卫生陶瓷需求巨大,加之外资品牌集中在高端发展,对国有卫生陶瓷品牌中低端市场尚未形成实质的冲击,形成了一段外资和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共存共荣,互不侵犯的局面,同时,此时的中国卫生陶瓷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开始批量出口国外,并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供货来源,形成卫生陶瓷发展的井喷黄金期。但正是由于这些良好的市场机会,使得许多国有卫浴陶瓷企业放松了品牌成长的动力,最终为未来的成长危机埋下了隐患。

卫生陶瓷"国退民进"的阶段

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加之国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以佛山、唐山地区为代表的卫生陶瓷产业集群开始出现,然而由于国有卫生陶瓷体制的束缚,在产品创新和售后服务上没有跟上时代需求变化。而在此时,佛山、唐山,许多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展现其灵活性,逐步在当地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模式,产能急剧放大,成本也大大降低,设计创新的元素增加,同时也建立起严谨的产品质量作业,整个产业集群竞争力大大增加。但外资品牌却同时也在向中端市场前进,在双重夹击之下,国有卫生陶瓷企业市场大幅度萎缩,经营出现困难,加之这个时期全国兴起的合资潮,国有卫生陶瓷纷纷与国际卫浴企业合资、合作,寻求企业体制成功转型之道,四维与杜拉维特、美林与成霖、北陶与TOTO等等。许多曾经辉煌的国有卫生陶瓷企业,逐渐淡出普罗大众的视野。据原四维陶瓷董事长,现美林卫浴总经理和成霖高宝总经理陈宗云说道,如果没有90年代中国卫生陶瓷新旧企业顺利交班,就没有中国卫生陶瓷今天在世界的地位,卫生陶瓷的成功过渡,老一辈企业的创导者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

国内卫生陶瓷品牌兴起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已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历炼,在市场无情的洗礼中,逐渐意识到品牌对于卫生陶瓷企业健康成长的无可替代性作用,逐渐强化品牌力的成长,注重市场渠道的建设,大力发展经销体系,同时,强化产品的创新和质量控制。这个时段,各项企业和产品认证风起云涌,为民营卫生陶瓷品牌发展奠定了基础。整个民众也开始摆脱了盲目祟洋的风气,并更加关注产品的性价比,这给民营卫生陶瓷企业提供了市场成长的机会,许多卫生陶瓷企业开始进行产能扩充,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许多台资卫生陶瓷企业如成霖、和成也把其先进管理模式带进中国卫生陶瓷行业,从而为整个国家卫生陶瓷企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时卫生陶瓷企业管理水平出现质的飞跃,并且由于民营卫生陶瓷企业在销售上的灵活性和网点服务的完备性,逐渐开始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并因此出现一大批优秀的民营卫生陶瓷企业,掀开了中国卫生陶瓷发展史上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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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的发展历史


青花瓷(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发展历史:

唐青花: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

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

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清青花: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紫砂壶清代的发展历史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 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 ,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 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 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 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 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历史(三)


釉下五彩瓷清末民初时期的兴衰

1906年设在醴陵姜湾的“湖南瓷业公司”,是当时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新式瓷厂(见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中国的瓷器》)。瓷业公司到1913年改为官商合办。该公司设有圆器厂、琢器厂和彩绘室,机械室、化验室,电气室等,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工艺较先进,制作严肃认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司一开办,就极为重视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当时瓷业公司的彩绘艺人中,多是湖南地区热爱工艺的书画名流,最著名者有张晓耕、彭筱琴等人。张晓耕(亦名张逢年,江西萍乡湘东人)既是釉上、釉下彩绘的全能艺人,又是才华出众的书画名家,金石、书画和花鸟、人物,山水无不擅长。同时他对刻瓷、微雕和指头画,也有很深的功力。彭筱琴(湖南浏阳人)亦精通山水,花鸟,虽在技艺上稍逊于张晓耕,但由于他在醴陵的时间特别长,当时拜彭为师者甚多,所以其影响最为深远。此外,还有吴寿祺、傅道惠、游先理等几批瓷业学堂速成班毕业的优秀学生。可见当时瓷业公司的彩绘力量是非常雄厚的,他们对于醴陵细瓷的发展和釉下五彩的创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瓷业公司在成立初期的几十年中,不惜工本制造上等瓷器(日用瓷仍多用青花装饰、陈设瓷则以釉下五彩为主)。所以出品优良、画工精美。尤其是釉下五彩陈设瓷,装饰效果别具一格,在当时就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1909年-1915年,先后参加了湖北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以及意大利,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分别获得了第一等之奏奖、最优奖和金牌奖、自此,醴陵瓷器名声极盛,“风潮所布,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见1911年4月6日《时报》文章:湘省瓷业进行始末记)这一由粗瓷到细瓷,再由高级细瓷到博得声誉、销路骤增的飞跃,既反映了当时瓷业公司的成就,了标志着醴陵细瓷业的第一个光辉的时期。

有下五彩

可是在旧中国,醴陵釉下彩瓷只是风行一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它的第一个兴盛时,前后只有二十三年。1918年间湖南瓷业公司遭到北洋军阀以及日本军触意的破坏,厂房和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被捣毁,以至场务一度停顿。后来由于整个醴陵瓷业日益凋令,到1930年前后,随着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以及一些商办瓷厂的相继倒闭,釉下五彩瓷器也就基本上停止生产。在那些岁月里,艺人们“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技艺濒于失传。

紫砂茶具发展演变之历史变迁


紫砂茶具起始于宋,到了明代中叶,逐渐形成了集诗书画于一体的紫砂艺术。与其他泡茶的工具最大的不同在于,经过长时期水的滋养,紫砂壶能形成“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的状态,于是就有了 “紫玉金砂”的名头,这也是紫砂壶让众多收藏者爱不释手的独特魅力所在。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历史遗传, 再加上当地人民的勤劳淳朴, 宜兴作为陶都的地位越来越稳固。拥有着七千多年的制壶历史,宜兴紫砂产业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亲历了紫砂发展的不同 阶段,也因此在厚重之中多了一种阅尽沧桑的大气。 宜兴紫砂壶的制作技艺列入了首批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宜兴得以继续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的新的契机。

据现存最早的紫砂典籍记载,紫砂壶创始于明代正德年间,是金沙寺中的一名僧人总结了当地陶工的经验并加进自己的巧思而创作出来的,这也正是他的功劳与过人之处。人们更为熟悉的是金沙寺僧的壶艺传承者——供春,并把他奉为紫砂壶艺的开山鼻祖。当然,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 了紫砂壶的出现与繁荣,使紫砂泥从日用陶土中分离出来并逐渐称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饮茶的国家,这为日后茶文化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又由于茶具与茶的相互依存的性质,这种时间上的先决条件促成了最初的饮茶工具的出现。 瓷器和茶叶同属东方古国的文明象征之一,应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二者多半是一对相互寻找已久的伴侣。茶文化对于茶具的过于挑剔和选择更是催生了紫砂壶的繁荣,与瓷器相比,紫砂壶有很多优点:紫砂壶的造型丰富,千姿百态;敲击壶身时能发出悦耳的声音,而且音质各有不同;紫砂壶的触感很好,摸上去很细腻,能感受到人肌肤的亲切温暖。简而言之,紫砂壶与瓷器相比更能满足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需求。但瓷器在泡茶时的外观上还是略胜一筹的,芽茶的的淡绿与瓷器茶盏的纯白配合,给人宁静淡雅的感觉,不过紫砂壶在性能上的优越大大地弥补了这点欠缺。紫砂壶不夺茶香,隔热透气,泡过的茶叶放在里面一个星期也不会变酸,使用时间长了 就算不放茶叶也会有茶香;形态优雅卓越,与古朴的茶文化相得益彰。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紫砂壶的出现与繁荣,并称为一种文化代表。

从明末开始,紫砂壶就不再是单纯的泡茶工具了,慢慢的被文人雅士作为玩赏品收藏起来。而紫 砂壶对文人的引力在于紫砂与士大夫的情趣追求有机结合, 与中国积淀最深的儒家文化的有机融 合。文人们都想从一壶一器、一品一饮中寻找单纯、自然、神逸、崇定的境界,从而体现自己的 “心”,在紫砂壶的气定神闲之中寻找自己的隐逸。逐渐地,文人开始在壶身上大显身手,题字、 作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似乎在小小的壶身上寄托自己的壮志,满泄不得志之苦闷,就这样, 紫砂壶与文化挂上了钩并一发不可收拾,渐渐与文化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紫砂壶作为民间传统工艺,饮誉国内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蕴含了厚重的传统文化, 具备了令人难以抗拒的文化魅力, 而因之产生的文化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宜兴紫砂作为紫砂中的王者,一直充当着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使者,让炎黄子孙不忘祖先璀璨文化的功臣。

唐山陶瓷的历史


历史:唐山陶瓷业始于明代,据清代撰写的《滦州志》风俗篇中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惟唐山多缸窑能制陶器罂瓮盆盎之属”。当时只有粗陶,清末始有粗瓷,后来略产细瓷。

中国河北省唐山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唐山地区煤藏丰富,作为陶瓷器原料的耐火矾土,硬质、软质(可塑)粘土以及石英、长石等无机非金属矿产资源充裕,是理想陶瓷产区。

精美唐山骨瓷玉树琼花咖啡具

明代永乐年间,山西省介休和山东省枣庄等地居民先后移居唐山,带来制缸技术,群集于市区东北的两个地段,利用就地原料和燃料生产缸类产品。两地分别取名为东缸窑和西缸窑。清代光绪年间,开始生产棕釉粗碗,并有施化妆土的灰胎白瓷和少量仿古瓷应市。以后在近代工业影响下,启新瓷厂、德盛瓷厂及东西缸窑各陶瓷厂先后采用机械设备和新技术。20年代,启新瓷厂开始生产不施化妆土的白瓷,并有各色地砖、瓷砖出口。1935年,卫生瓷开始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40年代唐山陶瓷业衰落,50年代得到恢复,并形成综合性的陶瓷生产体系,进入全国陶瓷大型生产基地行列。日用陶瓷于1956年开始出口。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陶瓷工业全部被摧毁。但在国家和各地支援下,不久生产便得到迅速恢复。1979年唐山瓷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唐山瓷属于K2O-Al2O3-SiO2系列,所使用的原料除本地产的高铝矾土、硬质粘土、软质粘土(紫木节等)、石英、长石外,还有本省及外省出产的高岭土、瓷石等原料,如章村土、宽城土、徐水土、衡水土、大同砂石和镁质原料及海城滑石等。唐山研制成功两次烧成的唐山骨瓷、白玉瓷。50年代以后生产大型陶瓷产品,如浴盆、电镀槽等。80年代采用了塑性挤压陶瓷器成型方法,试制成功隧道窑微机自控烧成新技术。

唐山陶瓷器装饰技术和风格对北方陶瓷产生较大影响,首创了氢氟酸腐蚀出花纹再填描金色的雕金装饰和用喷枪或喷笔作画的喷彩装饰等。

广东陶瓷的历史——清代的陶瓷


清代广东主要采用龙窑烧瓷,瓷窑分布在潮州、揭西、大埔、惠东、梅县、佛山、高州、饶平、陵水、汀迈等地。其中佛山石湾窑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规模很大,全镇分上、中、下三个窑区,共有陶窑一百多座。产品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日用陶瓷、手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美术陶瓷和丧葬陶瓷五大类。制作一般都很精致,产品远销两广和东南亚各国。揭西,饶平、高州窑口烧制的日用青花瓷和大埔等地烧制的青釉瓷,也各有特色。大埔清初总兵官吴六奇墓出土的二百多件陶俑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陶俑分为三组,第一组是阴森恐怖的官府俑(44),一个个神气十足的衙差,在堂前两旁站立着;第二组是前呼后拥坐轿巡行的情形(图45);第三组是内庭生活的一瞥,周围站立的都是他的妻妾和女仆。把吴六奇生前的威武和豪华淫逸的生活情景,塑造得淋漓尽致。

44.官府俑 清平均高20.0cm 广东省大埔县吴六奇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45.巡行俑 清平均高21.0cm 广东省大埔县吴六奇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

清代出土的一种专供外销的“广彩”也很有名。所谓“广彩”,即碗、碟、盘、罐、瓶、壶等素白瓷,从景德镇贩运而来,在广州加彩后开炉烘焙而成,故曰“广彩”。“广彩”的颜色有青、红、绿、黄、白、黑和描金等种。“广彩”创作题材十分广泛,不拘一格,花鸟虫鱼、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图案,无所不有。艺人根据不同器形,不同布局来装饰,主题内容安置在器物中心,主次分明,这是“广彩”设计的主要特征之一。为了满足外销的需要,也根据外商要求,所谓“投其所好”,如仿照西方的艺术形式给外商订绘一些外国标志及纪念性纹样,或绘制西方人物、故事、风景,这又是“广彩”的另一特色。据考证,“广彩”起源于康熙,成熟于乾隆。初期的彩料,基本上是红与绿的基调,金彩一般较少,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彩色增多,黄色彩料大量出现,金彩倍增,表现出金碧辉煌、绚彩华丽的艺术特色。

上述情况揭示了广东古陶瓷发展的顺序及其不同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历代陶瓷外销的一些情况,并校正了历史文献中对“广窑”等问题的一些偏见和缺略。同时通过材料的分析,有如下几点收获:1.掌握了广东局部地区古陶瓷窑址分布的一般规律。2.认识到广东古代烧窑技术和制瓷工艺方面善于吸取南北等地名窑的优点,并善于模仿和创新,使产品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3.这批窑址(特别是唐宋窑址和明代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发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解决了广东部分传世陶瓷的窑口问题。

广东古陶瓷窑址分布范围很广,还未作全面普查,发掘工作也做得很少,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于说明广东省古陶瓷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待今后的努力。至于广窑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工艺特色问题,与南北各地名窑的关系问题,历代陶瓷业的兴衰问题等,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我国早期的原始瓷器


原始瓷壶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1959年安徽屯溪出土。此件瓷壶表面呈淡黄色,釉色不十分均匀光洁,以凸起的直棱为饰。原始瓷器烧制的温度比较低,瓷质较为松软,器型也比较简单,多是尊、罐类器物。安徽在商周时期是淮夷聚居地,这件瓷壶的出土,表明了当地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原始制瓷工艺。

龙梁原始瓷壶 战国,1955年浙江绍兴漓渚出土。 此壶由夹砂硬陶制作,圆口、斜肩、鼓腹,肩上有一龙形提梁。胎质坚硬,薄釉,腹及盖顶饰指甲纹,是中国早期原始青瓷中的佳作。

原始瓷器亦称之为原始青瓷, 是中国成熟的瓷器出现以前的产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考古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器属商代中期,但出土器物较少,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发现越加普遍,表明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器比商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它的流行时期主要在商代至战国,至东汉时期,原始青瓷逐步发展为成熟的瓷器。

原始瓷器大都是生活用的器皿,器形有尊、罐、瓮、豆、碗、盂、□等;纹饰有弦纹、方格纹、曲折纹等,双乳钉或钮状的附加装饰比较盛行。其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的高温釉,由于氧化气氛的影响,釉色大多呈青中偏黄或黄褐色。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型不甚规整,胎薄厚不均。战国时期虽采用轮制成型,但拍印纹饰后器物内壁凸凹不平,釉厚处呈青绿色,薄处呈灰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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