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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藏品渐热 瓷笔筒瓷器要“高贵”

“文房”藏品渐热 瓷笔筒瓷器要“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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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3

古代文房瓷器。

近几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文房清供”拍品成交价不断创纪录,表现出价格增长快,整体成交率高等特点,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

其中,笔筒是深受宠爱的品种,主要有瓷制笔筒、竹制笔筒、木制笔筒三大类。在拍卖场上,出现数量较多的是瓷笔筒,其价格升幅惊人,尤其是“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笔筒,因存量很小,一直是藏家追寻的目标。

记者近日走访武汉古玩市场了解到,瓷笔筒比其他瓷器都要“高贵”,同年份同工艺的瓷笔筒比其他器形身价高出50%。藏家告诉记者,精英阶层青睐的高雅的文房器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本身追求精美、雅致,档次自然高于普通观赏器。

“清三代”瓷笔筒价格飞涨

十几年前,一位藏家在市场上买了一件残破的明末青花人物笔筒,仅花了10元。当时,笔筒收藏还未成风,况且该笔筒品相残破,在藏家眼里,这件古玩只能作为标本,或研究的资料。

然而,2009年,这笔筒竟然被人买走,成交价1.5万元。“如果品相完整,该笔筒至少值10万元左右。”该藏家告诉记者,明朝及“清三代”的瓷笔筒近十年价格飞涨,成为各大拍卖公司和藏家追寻的目标。

据了解,在15年前北京瀚海首场拍卖会上曾推出一件清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估价为60000-80000元,结果以30.8万元成交,在当年尚未全面起步的拍卖市场掀起巨大的涟漪。

此后市场中陆续出现青花或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其中一件出现在2008年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上,并最终以100.8万元高价成交。十余年时间中,同类器物升值70万元!

明代的青花笔筒更是珍品。据藏家介绍,早在2002年嘉德秋拍中的一件明崇祯青花舞剑人物笔筒,就以人民币39.6万元成交。半年后,在2003年7月嘉德春拍中,与此相似的另一件明崇祯青花人物故事图笔筒,又冲出高价,以人民币57.2万元成交。

清末、民国瓷笔筒正值收藏

2005年以后,瓷制笔筒快速升值,各地藏市交易频繁,而行情也一波高过一波

眼下,明代、“清三代”的瓷器在藏市已少见,但晚清、民国时期的瓷笔筒存世量还比较大,成交十分活跃,升值潜力大。武汉红巷古玩市场藏家李险峰告诉记者,一件由名家李蕴辉所绘的清末花鸟浅绛彩笔筒,2004年成交价为6500元,今年有人出价2万元。

“普通藏友可以从民国瓷笔筒入手。”李险峰表示,民国瓷笔筒价格相对较低,存世量较大,但升值潜力也不可小觑。如民国最常见的粉彩花鸟笔筒,几年前不过200元,如今也涨到600-800元。

多名藏家告诉记者,收藏瓷瓶不如收藏瓷笔筒。“由于笔筒只供读书人使用,而且瓷笔筒的使用者多为秀才以上级别,因此瓷笔筒的身价,相对同年份同工艺的其他器形要高至少50%。”

另外,李险峰介绍,早期的笔筒多为青花,而青花笔筒的快速升值主要发生在近5年间,原因是北京某大收藏家动用大笔资金大肆收藏坊间的清康熙青花笔筒,几乎形成“垄断”之势。在基本“控盘”后,经过深入研究,出版著录,以此而掀起清康熙青花笔筒之热。

竹、木笔筒看雕工

除了青花以及其他一些陶瓷品种的笔筒外,具有雕刻工艺的笔筒,比如竹雕和木雕笔筒也是上拍量比较大,拍卖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品种。

自从中国嘉德2003年秋拍上“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推出的“明朱三松竹根雕老僧”(高17.8cm),成交价达到264万元之后,市场就开始关注竹雕笔筒。

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一件清康熙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图笔筒(高17.2cm),估价100万-150万港元,最后竟然以1140万港元的天价成交。

雕刻工艺是决定竹制笔筒价格的主要因素。雕刻高手能在竹皮上刻出“墨分五色”的书画效果。纵观竹雕艺术品拍卖,凡是有历代名家艺人刻款的,总是价超同辈,如一般明清时期的竹制笔筒,市场价在几千到几万之间,而明清时期的竹刻大家邓渭、赵之琛、周芷岩、王梅邻的竹雕作品,价格都在20万-100万之间。

在木制笔筒中,主要材质有紫檀、黄花梨、黄杨木、沉香木等。在这些木质中,紫檀笔筒独占鳌头,雕工精湛的紫檀笔筒价格早已上百万。随着红木价格上涨,木制笔筒也水涨船高,以口径为15cm的黄花梨素笔筒为例:10年前价格在200元左右,今年市场价格竟达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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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瓷惊艳天下,高贵气质创瓷器神话


黑与白一向是时尚界缔造不朽传奇的利器。相比之下,大红大金的着色,再配上雕龙画凤的图案,总给人一种富过露俗,略欠时尚的感觉。但“中国红”俨然翻了身,它将古玩与潮流集于一身,即使不是古董爱好者,也会对这份好礼倾慕有加。

初见中国红瓷,只能用“惊艳”二字形容。仿古的木制窗架、深褐色的半透明薄纱,硬是在菜市场般的展会大厅里隔出了一块皇室宫闱。凭窗摆设的木架上,通体鲜红并镶以金色图案的各式精致瓷器,在柔和的射灯照耀下,映射出熠熠光彩。“中国红”像磁铁般吸引了观者的眼球。

红瓷本身就是历史造就的奇迹。陶瓷史上的第一抹红,现身于唐代的长沙窑里。火与土的神奇交互,使原本用来烧绿色的铜,在还原焰的作用下,现出了红色。于是红瓷在历史的巧合下诞生了。

红瓷的烧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由于红色釉料不耐高温,自古就有“千窑难得一宝”、“十窑九不成”的说法,在中国陶瓷史上,曾经有“祭红”、“郎红”等珍贵瓷品,但没有色相纯正的大红瓷。瓷坯原料选用珍贵的毛瓷原料临川高岭土,经过“素烧、釉烧、红烧、金烧”4次入炉、1450℃高温煅烧、贴12K足金金花纸、共20多道工序纯手工烧制而成。期间,需经过最少4次验坯工序,严格控制质量,成品率不到10%。

明初时代,红瓷烧制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当时坊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明朝宣宗皇帝想要一套鲜红色的瓷器用来祭奠日神,于是诏令景德镇的督窑官加紧烧制。窑工们反复尝试,但就是烧不出鲜艳的红色,结果一个个被关进了牢房。一位工匠的女儿为了救出窑工,纵身跳入熊熊的窑火中。两天后,在少女焚身的窑炉中,人们惊奇地发现,烧成的陶坯呈现出像鲜血一样的红色。为了纪念这位少女,人们把这种红色的陶瓷称为祭红。只是,故事永远地流传下来,而烧制祭红的工艺却无端地失传了。

此后,人们虽然不断地探寻红瓷的烧制方法,但都无法企及祭红的工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主持景德镇御窑厂时,才成功地烧制出另外一种别具特色的红釉瓷器,称为郎窑红。郎窑红色泽鲜艳、光洁度高,与祭红难分伯仲。然而,民间一句“要想穷,烧郎红”,却道出了烧制郎窑红的艰辛与不易。当然也只有皇亲贵族才用得起这罕世尤物。可叹的是,郎窑红的技艺又再次在世间蒸发了。

时至今日,最终续写上红瓷神话的,是2002年“中国红”的出现。在此之前,国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大红色釉不耐高温从而导致色相不正的世界性难题。只到起用了一种比黄金还贵重的元素——稀有金属钽,红瓷的神秘面纱才终被揭开。

中国红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包括湖湘文化)、陶瓷文化,现代新文化滋养的艺术特制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艺术享受的审美愉悦,不同的欣赏口味都可以从它那里感受到与自己审美价值相同的美学特征。

古代笔筒艺术赏析


笔、墨、纸、砚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文房四宝,笔为之首,装笔的笔筒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房辅助用具。明代朱彝尊对笔筒赞誉有加,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尤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笔筒的前身为唐代的笔船、笔床、笔格,最早大约出现于宋代,《中国古陶瓷图典》中称“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因小巧精致、使用方便,很快便风靡一时,至明末清初时盛行,成为文人墨客书房中的一朵奇葩,至今仍长盛不衰。笔筒材质多样,有瓷、木、竹、漆、铜、水晶、端石、玉、象牙、料器、紫砂、翡翠和镏金等,以竹木笔筒居多。对其古制,明代文震亨在编撰的艺术鉴赏典籍《长物志》中称之“古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另载:“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笔筒传世很多,其身上精美的绘画图案,精湛的雕刻艺术,美不胜收,令人赏心悦目。武汉博物馆珍藏有不同材质的文房笔筒,笔者选取其中精品及个人收藏珍玩,略加赏析,以飨读者。

竹笔筒:竹是中国有着特殊文化意蕴的植物,与“梅、兰、菊”一起被称为“四君子”,和“松、梅”一起则被称为“岁寒三友”,其象征的高雅品格和坚贞精神,历来为国人所尊崇。竹雕也称竹刻,是以竹为材质雕刻而成的工艺品,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竹刻》中写道:“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明代中叶以后,在竹雕文化极其发达的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金陵(今南京市)和嘉定(今属上海)两个竹雕艺术中心,清代乾嘉文人金元钰所著《竹人录》记载:“雕琢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嘉定朱松邻。”中国文人士大夫大多钟爱竹子,北宋苏东坡诗云:“无肉让人瘦,无竹让人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文房之中,用竹子加工成的臂搁、镇纸、墨床、水盂、砚屏、笔觇、笔山等比比皆是,文人尤其崇尚使用竹雕笔筒。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屠隆就对竹木笔筒情有独钟,在《文房器具笺》之笔筒条中写道:“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凤也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由此可见竹雕笔筒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

朱三松竹雕人物笔筒

明朱三松竹雕人物笔筒,高17.2厘米,口径16.1×15厘米。竹质,略呈椭圆形。用一节楠竹作筒身,精雕细刻而成,色似栗皮,色泽光润。笔筒口和底部用红木镶嵌,底边鼎立三小足,底面刻“其节高其气融贞坚自矢俦与而同三松制”隶书词款。款下篆刻一阳文“朱”字小印。朱三松活跃于明末,字稚征,克乘家学,不仅会雕刻立体圆雕,而且更精于浮雕,使嘉定派的竹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此笔筒构思巧妙,运用深浮雕技法,用笔如刀,线条流畅,剔透玲珑,筒身上刻魏晋“竹林七贤”优游情景:竹林深处有一老翁持书沉思,山石下二翁对弈,一翁持杖站在旁边观棋;另一丛林中有一人抚琴,旁坐二人,一人举杯欲饮,一人静坐聆听;另一侧,一翁立于山溪桥上,后随一背着铲子的小童。下方案侧有二童,一持扇烹茶,一欲行。纵观笔筒,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景致生动传神,且刀法简练而多变,布局巧妙,层次感很强,集镂雕、浮雕、阳刻于一炉,深得嘉定派竹刻之灵韵,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和造诣。

天生高贵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器是由景泰蓝演变而来。景泰蓝是铜胎上珐琅釉而成,若改为瓷胎上珐琅釉则叫珐琅彩。

珐琅彩起始于康熙后期,顶盛时为雍正期至乾隆期。但雍正期的珐琅彩水平最高,工艺最美。乾隆时期慢慢转向粉彩,故珐琅彩终止于乾隆后期,同时还有一部分瓷器其釉料有珐琅釉和粉彩共存。

历史上珐琅彩的制作是由景德镇烧制的上好素白瓷送进宫中再由宫中画上珐琅彩釉烘烤而成。画工技艺特高,加工水平严格控制,如有缺陷即刻打碎处理。由于珐琅彩器是专供宫延皇室玩赏之用,不得向外流失,故而数量特少。

珐琅彩瓷器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历史上在我国江西瓷都附近,曾有一产胡姓人家,世代烧瓷为生。他家的瓷制品因为精美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就惊动了官府。乾隆南巡时他的臣子将胡姓制瓷献给皇上,得到皇上高度赞美,龙颜大悦。大臣们见此情形,为取得皇上欢心,想让胡姓人进宫专为皇上和皇宫制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位姓胡的工匠不愿意进宫。于是大臣们在宫里特设一个窑,按照胡姓人的烧制方法烧制出了精美的珐琅彩瓷器。为表宫里与民间的不同,也为了显示这种瓷器的出处,有人就将“胡”字拆开,将专为宫中烧的这种珐琅彩瓷器叫做“古月轩”。

这个传说讲得很有味道,但只要理性分析,就会发现珐琅彩瓷器的出现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产物。 珐琅彩瓷器的前身就是景泰蓝,也就是所谓的“画珐琅”。它兴起于明代,是在铜胎上以蓝为背景色,掐以铜丝,再填上红、黄、蓝、绿、白等色釉烧制而成的工艺晶。清代康熙年间,这种“画珐琅”的方法被用在瓷胎上。珐琅彩瓷器吸取了铜胎画珐琅的技法,在瓷质的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描绘而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

文房用具的收藏和鉴赏


华夏文明很早就孕育了“文房”之称,墨、笔、砚、纸被誉为“文房四宝”。其实用于绘画、书法的文化艺术的工具来说仅是四样之宝,就已受文人喜爱、珍藏重视。这四宝是最基本的工具,明清尤为大量发展了一切文房所需之物,对这些文具辅助工具也是精心设计、购置、摆设。至使其成为书房里书案上的装饰、陈设之工艺美术品。这时期出现了许多佳品。文房用具品类繁多、制作精良,有笔筒、笔架、笔洗、笔舐、臂搁、镇尺、水丞、墨床、印泥、印盒、印章等。 

1、笔架:笔架亦称笔格,是架置毛笔的一种器具,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南北朝时就已有笔架的记载,但传世品还不曾发现。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到了明代,笔架成为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质地多以玉石、陶瓷、象牙等作成,有方形、圆形、长方形、龙形、山峰形。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铜质海龙纹笔架(清)

如白玉雕松柏人物笔架,清中期作品,通体青白玉质。为新疆和阗玉琢成。镂雕,拱形。桥面横向阴刻木纹,其下竖向阴刻木纹,似以两层木头叠成。桥身下作两排木桩支撑,旁为小舟,乘二人,桥侧为浓密的松树、花木,桥上行人有骑驴、挑担、负载者;一人独坐歇息,观赏风景。设计精巧,雕琢精细。表现了南方水乡生活。树空间可架笔,为清代中期望文房用具。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中,仅此一件桥形笔架,弥足珍贵。

2、笔筒:除使用外,有许多精良作品,已经成为世人喜好收藏的工艺美术品了。 

笔筒制作有许多材料,有木质、竹类、陶瓷,还有用玉石、普通石、树根、象牙制成插笔的器具。在圆筒形多以书画作为装饰,为文房必备器具之一,并广泛在书房的书案上做为陈设品。

如紫松檀嵌螺甸梅花笔筒,清中期作品,通体以紫檀木制成,筒体四周嵌染、玛瑙、玉石、松石加以光彩五色的螺甸,表现花鸟互语,意长寿,动、植物均表现体态自然,构图优雅,配色生动与紫檀木的褐色浑然一体,是清中期的紫檀木雕作品中的优秀作品。

竹雕竹林七贤笔筒(清)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3、笔洗:洗刷毛笔的一种器具。古用贝壳、玉石制作;宋代已有典雅的瓷笔洗问世;明代还用铜制作的小盂作笔洗,历代多以玉、陶等制作,较为丰富多彩。型多为扁圆形、青花瓷为多,上饰各种花纹图案,极富朴素、文雅和庄重感。

如仿官釉桃式洗,清雍正乾隆两朝仿宋代官釉器极为成功,釉质多样,莹润凝重厚。这件洗呈桃形,外壁塑贴带枝叶桃实,洗内有大开片,外底中心有3个芝麻大小的支钉痕,周围环以14个支钉痕。通体施粉青釉,釉面滋润,造型别致,工艺精细,是瓷洗中的精美之作。虽无款识,但明显具有雍正仿官窖器的特征。

如仿哥釉叶式洗,清乾隆,清代雍正、乾隆时,景德镇仿宋代官、汝、歌、钧、定等名窑作品非常成功。哥窑器中的朱色、粉青、灰青釉等,无不仿制。造型多为葵口碗、琮式瓶以及笔筒、笔洗、笔架等文具。这件洗呈树叶形,釉色粉青、釉质莹润,通体釉面被粗且深、细而浅的两种纹线交织切割,俗称“金丝铁线”。外底有芝麻大小的支钉6个,外底中心青料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双行6字方款。此器造型典雅,釉面纹片富韵律感。

4、水丞:贮砚水的小盂。无嘴,多属扁圆形,制作古朴雅致,为文房一重要器具。

白玉水盂(明)

如婴戏水丞,清中期,青白玉质,器形由五童婴环抱水丞组成,五童婴形态各异其中一童婴趴在丞中戏玩,四童婴环抱于圆丞外围或逐飞禽或贪戏玩,表情活泼天真,这类题材的器皿在明清时期较多见,是当时盛行的吉祥图案之一。

5、臂搁,即以竹、象牙材料刻制成的临书枕臂的器具。上雕有丰富的图案,成为一件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又是一件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 

如象牙雕竹节式壁搁,清中期,以写生小品为题,仿自然微弯的根部竹节形式精刻而成,臂搁正面下部微缩、根节窄密,根须及根楂伸张形整自然,根上保留二节竹杆,有一根侧枝,权叶分生,顺着主杆向上伸延,叶片或直或折或被虫蚀,均刻画的维妙维肖,恰到好处。壁搁背面二节空心竹体内,以镂刻方法,刻有晴蜓、天牛须蝴蝶各一只,栩栩如生。

刻人物象牙臂搁(清末民初)

这件象牙刻竹节式臂搁,受竹刻影响较深,正面的浮雕,芽枝攀附而立,意趣横生。背面镂刻的昆虫中那上翘的蜻蜓尾,细如发丝的天牛须,张立的蝶翅以及昆虫身上的点纹、圆纹,如叶脉线纹的羽翅,均刻画的细致入微、形态逼真,是清代象牙雕刻工艺品中的杰作。 

红雕漆文房用具一套:清中期,通体雕红漆,在桌式小几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一套文房用具:两支红雕漆管紫毫笔,左侧有“佩文诗韵”的册匣及红委角雕漆勾连纹方形盒。盒内有黑色“三希堂”墨、朱色海水云龙纹墨各一块。几中间部分有两个狮纽的雕漆方拿,分别装有白玉印章和掏丝珐琅印泥小盒。几右为红雕漆圆柱形盒,内装掏丝珐琅笔圈及镇纸4个,右下为红雕漆砚盒,内装松花江石砚。以上各件雕漆盒底部都与漆几连在一起,设计新颖,刻工精细,小巧玲珑,提携方便,专供皇帝出行时使用,它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以上列举的文房用具,均为我国文人墨客收藏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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