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朱彪军、晓婧)：《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传世名画之一。这些年来，研究者发现，这幅画中隐藏着一个关于陶瓷的重大秘密。
在发现《韩熙载夜宴图》的秘密之前，首先要提到一个人，他叫葛召棠，安徽省繁昌县人。抗战胜利时，他作为五大法官之一，参与审判处决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日军中将谷寿夫。
新中国成立后，葛召棠进入安徽省博物馆工作。葛召棠经常回到故乡繁昌县进行田野考察。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疑问：在繁昌的西郊和南郊，他自幼生活和玩耍的山坡上，到处可以看见碎瓷片。有些地方稍作挖掘便可以看到厚达几米的堆积。熟读繁昌县志的葛召棠从未看到有关繁昌当地生产陶瓷的记载，而山坡上大量的古瓷片堆积显然不是在很短的年代里形成的。为什么后人遗忘了这段历史呢？
葛召棠将瓷片带到安徽省博物馆进行鉴定，确认是宋代的瓷器，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瓷器呢？在中国三千年瓷器发展史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呢？
正当葛召棠想进一步深入研究时，一九五八年，他在一次事故中不幸逝世。他被后人尊称为揭开繁昌历史上千年之谜的第一人。
安徽省繁昌县位于长江之畔，隶属芜湖市管辖。随着繁昌县城市化的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繁昌县的西郊和南郊多次发现古代窑址和墓葬，其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一批陶瓷文物。
从器型上看，主要有执壶、托盏、高足杯、碗、碟、粉盒等，墓葬规模形制一般不大，显示这类瓷器似乎广泛应用于民间。在繁昌县博物馆，繁昌县文物局副局长黄柏挺介绍了他们馆藏的繁昌窑瓷器：“这三件就是我们本地繁昌窑出土的青白瓷，这几件具有代表性，你比如讲宋代的荷花托盏，你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翻过来就象一个莲蓬，做得非常精美，是繁昌窑的代表之作。你看这个凤首壶，也是国家一级文物，虽然它有点残破，但它的造型非常奇特、非常优美，它是模仿唐代的金银器的器形来制作的，你看它的眼神，非常有神。”
当年，葛召棠对繁昌古瓷片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徽省考古工作者通过抢救性发掘和从民间征集，获取了一批重要的标本，经过仔细鉴别，确认它们属于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品种：青白瓷。
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陶瓷进化到唐代，青瓷及白瓷占据主导地位，其地理布局特点是“南青北白”，南方主要烧造青瓷，北方主要烧造白瓷。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制瓷工匠避居江南。逐渐地，南方开始吸收北方的技术而生产青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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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载乐骆驼俑（唐）
三彩载乐骆驼俑（唐）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线条流畅，头向上扬，右臂动作优美，神态优雅、自信，骆驼在走，她却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
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鉴赏参考：灰陶骆驼俑（唐）
古陶瓷鉴定(图)
鉴定古陶瓷的四个基本要求或叫基本任务：辨真伪、断时代、定窑口、评价值，这就是鉴定的内容。即按古陶瓷研究，鉴定界若干年中相沿成习的一些规定，较为详细地介绍一此有关事项。 辩 真 伪
这里我们从真、伪品的比较，伪品作假手法等方面来提高辩别真伪的能力。 要辨出真伪，只知道真的特征显然是不够的，还得知道伪品的特征、规律，才能明辨是非，正所谓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常见仿古陶瓷品种。众所周知，社会上出现仿古陶瓷（即古代某些陶器瓷的假品、伪品），不外乎两种原因：
一、是对某些古陶瓷的爱慕，因真品太少或不易得到而仿造，这主要是封建帝王如此。如雍正帝酷爱宋代名窑瓷器，内府所藏尚不满足其把玩需要，便常将宫藏宋瓷真品交御窑厂仿造。这种情况历代都有，只是仿得多少不同，仿品质量优劣有差异而已。
二、就是为了盈利。自元明以至于近现代，许多人雅好古名窑瓷器，不惜重金刻意搜求。真品便价值日高，且供不应求。于是一些好利之徒，便集名匠高手作仿造，或名家自行仿造。
仿古作伪之风最为盛行时乃清末民国年间，主要是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多次大规模掠夺我国文物包括大批陶瓷器而去，西洋人东洋人便知我国古陶瓷精美绝伦，无限爱慕，便来中国大肆购买，或托中国人代买。这一时期古代名窑瓷器价格更是十分高昂，日本人特别偏爱之龙泉窑青瓷，英、美人喜爱之宋代均窑瓷，法国酷爱之明清官窑彩瓷，尤其价高抢手，一件往往万金难买。于是许多古玩行人，制瓷高手投其所好，大批仿制名窑官窑瓷器向洋人们销售。此时仿古瓷大为盛行的另一原因是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北洋军阀政府变更频繁。当一系军阀执政，便有一批新权贵产生，他们在北京及各大都会购买府弟，布置居室厅堂，都需要购买大批古玩字画以示文雅富有。民初政权几多更迭，权贵一批又一批，造就一个久盛不衰的古玩市场，大批仿古瓷也就应运而生了。应帝王喜好和市场需要而生的仿古作伪瓷器，主要是宋元明清的各大名窑、官窑器，愈是有名的窑，仿品愈多见。愈是市场需求大的名窑瓷，如前述英、美人偏爱之均瓷，日人喜爱之龙泉窑瓷，法国人酷爱之明清官窑彩瓷，仿得愈多。常见仿古作伪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耀州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宋元景德镇青白瓷、元、明青花、明、清官窑彩瓷（主要是斗彩、珐琅彩、粉彩）、康、雍、乾青化、吉州窑褐瓷、宋建窑黑瓷、明德化白瓷等。
仿古作伪陶瓷的一般特征：这就是鉴定工作中的"彼"，因此十分重要。以下介绍的是古陶瓷鉴定家们经几代人百来年实践、研究、分析、比较才归纳出的经验，很科学，应高度重视。
①胎体不是过重就是过轻，这是因为仿制品与真品所用胎料不同，也不可能相同。现代造假古陶瓷者，用计算机等最新科技手段分析作伪对象的胎、釉成份、配方，及模拟古器的烧成窑炉气氛，乃至仿造古代窑炉等，所仿古器在胎、釉手感、外观上几可乱真，不易辨真伪，但鉴定者可从真、伪品的其他方面去突破，主要是不同时代的人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器物上的反映。
②胎质、釉质一般过细。仿制古器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手段，等等，均比被仿物生产时进步，而仿造者又惟恐做得不精不细不真，胎釉料加工时多充分利用当代之生产技术条件，故往往在精细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③造型失去古物风格。这是最要害的一点。众所周知，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人们的哲学、美学、科技等社会文化差异是巨大的，无法重合的，即古希腊哲人所说的至理名言；人们不能进入同一条河流。因此，仿古作品无论怎样精心研究被仿对象，着意模仿古器造型特点，仍必然打上仿造者的时代烙印，给辨伪者留下蛛丝马迹。这点似乎有点玄妙，待我们后面列举几个鉴定实例就明朗了。
④轮廓线条生硬。这亦是鉴定作伪品的～个重要突破口。因为仿品是"仿"，任何高手制作时均在头脑中有一个兰本，其制作受该兰本制约，不能随意，只能尽心尽意去"依葫芦画瓢。"显而易见，在仿品上的各部位的轮廓，其线条是小心翼翼做出来的，必然显得生硬呆板，远不及真品的流畅自然。这是一切仿品之共性，是仿品"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特征。
⑤无使用后的光滑感。陶瓷真品大都经历较长时间的使用把玩，器表均留有自然的、不太强也不太弱的，适度的光滑感。（只有清朝宫廷的"库货"除外：清代官窑年年烧造大批瓷器运进皇宫，保存于库房中，有部分从未动用过，这种"库货"有的虽也有近三百年历史，却无使用特征，是"老的新器"。）仿古作伪瓷器，生产出来的时间不长，经手把玩少，当然没有上述古瓷的光滑感。有的仿古作伪瓷虽经人工作旧（作旧方法我们下面要详讲），但其光滑陈旧感又不太自然，露人为痕迹。
⑥与上一点相联系的是仿品釉面光泽一般太强（有些人称此种现象叫"火刺"），不细腻，比较粗松。白釉太白，白中泛兰而不是泛青。
⑦造型方面，纹饰方面的有些特征太强烈、过份看上去极不自然。这是因为要仿得象，仿得真，仿造作伪者大多研究掌握了被仿真品的许多特征，历代好些作伪者，均是研究、生产制作陶瓷的专家、内行。但因要想蒙骗世人，特别怕被行家识破，所以仿造时便仔细做出若干特征来，不太高明的仿造者甚至有意突出某些特征，这便形成了一般仿品的此种现象，倒为鉴定者留下鉴定依据。
⑧彩太鲜，比如白彩太白，红彩大红，绿彩大绿成墨绿色，等等，没有真品的时代特色，真品彩色的意蕴。
⑨仿品纹饰的绘画不自然，笔力拘谨，线条不流畅，有些拙劣的仿品纹饰粗糙。仿品因其要仿，当然对纹饰图案要刻意描摸，必然十分小心谨慎，所画的纹饰也就拘谨生硬，很不自然了。当然，历来有不少绘画高手参与仿制，由于他们水平高，对真品绘画能心领神会，得其真谛，仿的画也极为形似，但终究不能完全表达出真品艺术的韵味来，不能神似。
⑩款识书法无力，字体做作不舒展自然，有些连边圈边框都明显不规整，线条粗细不匀。因为书法同绘画一样极具个性，要仿别人书法者，难免不露仿者的艺术个性来。
以上所述这种种仿品特征，在某件具体器物上，不大可能同时都鲜明表现出来。但只要我们知道这个道理，鉴定时用心观摩，抓住了一点两点，也就有了突破口，能顺利进行了。
我们讲的假陶瓷器的特征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仿古作伪瓷釉面、彩色等往往现新象，不旧，这较易被人识破。于是，聪明的仿造者也总结出一些作旧的方法来，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又增加了鉴定的难度。
古陶瓷鉴定工作者针对仿造者的作旧方式，也总结出一些识破机关的方法来，举例如下：
青花器去光：仿造者先用氯氟酸轻擦器表，再用烟灰（最好是烤烟灰）涂擦，新瓷表面的光泽就会大大减弱，并现出久用瓷器所特有的烟黄色痕迹来。鉴定时如对此有怀疑，可用少许肥皂水或汽油轻擦，即可去掉，识破伪装。
有些新仿古瓷，为了卖个好价，还将其作得象是出土物的样子，称为作土锈，其方法是：
一、在老土中掺蛋白，涂拍于新器之上，时间稍久即可在器表生成一些土锈班痕；
二、用古墓中的泥土再适当参入一些铅粉，涂于器表，红700℃左右炉中烧烤，即可能现泥黄色斑点。这两种方法所作出锈均粘附牢固，不易去掉。不过这种斑痕太新、太过，形成不自然，仔细观察比较即可识破。
三、作金丝铁线：釉的开片乃胎釉不能配合，烧成时冷却过程中膨胀系数不同而形成，或无开片器物经久远年代后釉面发生变化而成。一般仿制者难以掌握烧成开片釉的技术，便用假的开片手段：在仿制瓷器已经烧成，开炉时，趁器物温度还很高，用含盐的水往器身浇洒，便可生成开片釉。待器物冷却后，先用墨染粗片纹，便成铁线，再用茶水染细片，即成金丝。此种金丝铁线器，用水冲洗，便现原形。
四、过去仿古作伪瓷器不全是新烧，有将旧瓷加彩加款者（彩瓷比白瓷价高，有款比无款价高），此种作伪方法名日坯新彩。
除此而外，作伪方法还有种种：复窑、提彩、脱釉、补釉、补缺、旧胎到填花、新物旧款、旧物新款、套口、撞底、磨底磨口、去耳、"去流、除柄、补彩、补画等等。凡此种种，作伪虽然巧妙，终有不可掩饰的痕迹，若仔细揣摩，认真观察，不轻易下结论，终会去伪存真的。
鉴定古陶瓷的四个基本要求或叫基本任务：辨真伪、断时代、定窑口、评价值，这就是鉴定的内容。即按古陶瓷研究，鉴定界若干年中相沿成习的一些规定，较为详细地介绍一此有关事项
断 时 代这个要求似乎同辨真伪差不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鉴定时对陶瓷器年代的断定，学术界形成了一些不成文，但成习惯的规定，明代以前的器物，能定出朝代即可。再细一点，那些历时较长的朝代如唐、宋，能分出早、中、晚更好。
在鉴别时应特别注意，那些能定出绝对年代的器物，在科学上最有价值，往往作为标形器，作为研究资料，这种绝对年代，多由器物本身铭文显示。明代以后的朝代，要求能定出以帝王年号为阶段的相对年代，如明宣德、成化等等，清康熙、嘉庆等。只说是明代、清代，就不大够水平了。
还有，明、清历时长的朝代，如明之嘉靖、万历，清之康熙、乾隆，能分出早、中、晚更好。
断时代与辨真伪一个不同点在于：在古陶瓷中，有一些古人仿古器物，它们既不是被仿对象那种真品，也不是今人作伪，对今天来讲，它们也是一种古代陶瓷，精者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宋元时期小窑仿名窑器，明清时期仿宋代名窑器，清代仿明代官窑器，等等。对这类器物时代的鉴定，要说出仿品的时代和被仿对象，如宣德仿哥窑，永乐仿宋龙泉，康熙仿永乐青花，雍正仿汝窑，"乾隆仿均窑，等等。对这类确属古人仿古器物，仍应充分重视，它们照样有一定的收藏、研究、陈列价值，只要我们拿准了是否为仿品，仿制时间，不致鱼龙混杂，就算很有水平了。
雍正粉彩“春夜宴桃李园”笔筒
这是一件雍正粉彩“春夜宴桃李园”笔筒，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笔筒通体彩绘着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与众诗友“春夜宴桃李园”的故事。
作品中，庭堂上6位诗人席地而坐，饮酒赋诗，一位诗人倚栏凝望。园中长方石案上3人伏案观诗，3人或吟咏，或凝思，旁有热壶、捧酒坛、扇炉3个童子。器物的瓷质细洁、白润，色彩艳美，人物神态各异，绘画以传统长卷的形式，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底上写有“大清雍正年制”6个楷书款，这是一件清代雍正年景德镇官窑中极为精致的佳品。
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影响而创烧的一个陶瓷装饰品种，它出现于康熙晚期。到了雍正朝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为以后景德镇窑的主流产品。粉彩是一种釉上彩工艺，绘制前先要挑选烧造质量极高的白瓷，彩绘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然后作画，使图案色彩不透明而又具有粉质感。加彩后入低温（700至800摄氏度）彩炉焙烤而成。烧成的制品色泽柔和淡雅又富于立体感。
雍正一朝虽然为时仅13年，但由于雍正皇帝对瓷器十分喜爱，他经常直接干预制作，甚至对瓷器的造型、釉色、纹样以及高矮尺寸都要详细过问，使瓷器在宫中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当时制作的产品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同时也是精美绝伦的陈设器。此外，雍正帝还常将瓷器赏赐王公、大臣。如《清史档案、雍正记事杂志》中云：雍正八年（1732年）“备赏蒙古王公祭红高足碗，备赏蒙古王公祭青高足碗，备赏蒙古王公黄色高足碗，备赏蒙古王公白色高足碗”。雍正时期的器物不仅胎体洁白无疵，制作精益求精，而且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甚至达到“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境地。
鉴别陶瓷的五大技巧
众所周知，瓷器收藏是中国收藏界最受关注的门类之一。近年来，随着关注、收藏的群体越来越多，市场中藏品的流通量没有减少反而“水涨船高”。对于这种异常的现象，我们不能说市场中流通的就没有真品，但是必然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赝品。那么如何鉴别瓷器的真伪，就成为各位藏友首先需要学习的问题。
就鉴定来讲，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依。理智，就是我们获取好方法好捷径的基础。如果没有理性的东西，总想跳跃式的寻找途径、捡些漏，我认为是最危险的。本文主要是论述自己在对古代瓷器“目鉴”过程中积累的心得——痕迹鉴别方法。
对古陶瓷的鉴定来讲，从传统上，不外乎对瓷器的胎、釉、款识、纹饰、烧造工艺、制作工艺、窑口特征几方面来鉴定。有的书上或者有的专家在讲课中，对一些时代特征的分析非常透彻，目前尚难以突破。但是，也很难让人理解。为什么呢?应为所有结论完全凭自己的感觉所书。比如说，宋代定窑胎子非常致密，釉色非常莹润，有牙黄色泪痕。莹润到什么程度、致密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你认为润、致密;我认为不润、不致密;没法比，无法量化。如果拿宋代定窑的胎质跟明、清代相比，它肯定胎子不是很致密，烧造温度没有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的温度高。
许多收藏爱好者反映，瓷器教科书上描绘的词汇，读起来非常动听，却很难理解。究其缘由，主要是感官的东西太多，缺少量化的标准，很难让人掌握。古代瓷器年代的鉴定取决于什么?是鉴定者的感觉?是鉴定者经验的积累?还是鉴定者所掌握的科学方法?如果说三者都有，依然让人难以理解。于是，不知何时鉴定者在神秘光环的照射下令人敬畏，不止让同行迷茫，更让藏友“敬仰”。由此看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式鉴定证书能有这么大的市场了。
对古代瓷器鉴定是否真的没有标准吗?我认为，鉴定古代瓷器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有广义概和狭义两种概念。
1、广义的概念是类比法。比如说龙泉窑、越窑、临汝窑还有钧窑，每个窑在随着它的早期、中期、晚期的发展进行类比;同时也可以各个窑之间相类比。由此，得出胎、釉、绘画、款识、窑口及烧造工艺的鉴定方法。关于这五个方面鉴定方法，我认为有关瓷器鉴定的书中已经写的很多了，这里不做赘述。
2、狭义的概念是痕迹鉴定法。是笔者在对古代瓷器鉴定过程中的心得。用观察痕迹的方法去鉴别古陶瓷的真伪，我以为这种方法属于狭义鉴定方法概念的范畴。因为这种方法的特点有两点优势：A、便于入门初学，不掌握基础鉴定方法者应用;B、对具有鉴定古代瓷器能力者，有更上一层楼感觉。
《云开见日图》：禅宗“顿悟”的妙喻
明代是一个佛教盛行的社会，因此瓷画中表现佛教教理的题材有不少。尤其是禅宗，因为它的中国化思维特点，更受大众看重，相关的瓷画也更多些。本文就来介绍一种宣扬禅宗“顿悟”思想的瓷画，看看它的表意特点是怎样的？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核心理论。为了帮助信众理解这个理论，惠能在其所著的《坛经》中作了一个比喻：将人的“本性”比作太阳，将人的各种错误观念比作乌云。人之所以犯错误、做傻事，都是因为执著邪见，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就像浓厚的乌云遮住了太阳一般。而人要学佛觉悟，就要抛弃邪见，看清自己的“本性”，犹如拨开乌云见到太阳。惠能的这个比喻在《坛经》中使用过两次，我们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用的？
在《坛经》“般若品第二”里，惠能讲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惠能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大意是：愚钝的人和聪明的人在智慧上原本没有差别，但愚钝的人为什么听到佛法却不能开悟呢?这都是因为他们“邪见障重，烦恼根深”。这“邪见”掩盖了人的本性，就如浓厚的乌云遮蔽太阳。人愚钝、聪明的区别，在于“自心迷悟不同”。第二层意思是：只知向外“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就是愚钝的人。而懂得顿悟之教者，不执着于外修，只在自心常起正见，就可以“见性”。
在《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惠能又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于外著境，被自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这段话惠能要表达的意思是：人的自性原本是清静的，（受外境影响）产生恶的念头就做出恶行；产生善的念头则做出善行。所以，人的自性还没有产生念头时，“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产生念头后，就如“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当“浮云盖覆”的局面遇到“风吹云散”，就会“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人自性的变化就像云天的关系一般……人执著于外境，“被自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如果遇到真正懂得佛法的人指教，“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这样就“见性成佛”了。
从上面两段《坛经》文字中，我们知道了惠能是要通过“云”和“日”的比喻，让信徒明白如何“见性成佛”的道理。惠能的观点是消除“邪见”，不必外求，只需内心“常起正见”，就可以如“风吹云散”“见性成佛”了。这种禅修方法，就是“顿悟”之道。
这个比喻，后来常被禅师拿来作为话头教导弟子。《五灯会元》卷十有一则清凉文益禅师与弟子的对话：“（弟子）问：‘云开见日时如何？’师曰：‘谩语真个。’”就是一例。这则对话中的禅理我们在此不必分析，只需关注对话中将惠能的比喻概括为“云开见日”四字，仔细品味是十分精当的。我们不妨将表现这个比喻的瓷画称为《云开见日图》。
下面我们来看看瓷画，是怎样具体表现“云开见日”这个主题的？
《云开见日图》能将禅宗玄妙的“顿悟”思想凝聚在一幅瓷画中，令人大开眼界。这体现了画师们的聪明才智，也留下了那个时代禅宗兴盛的影像。
曾熙帽筒赏析：采芝寿世
数年前，有四川成都藏家在网络上贴出一件署名曾熙的浅绛彩瓷人物帽筒，同时认为这只帽筒是清末民初大书法家曾熙所作。因对浅绛彩瓷的喜爱，2012年春节，经多方联系将这只帽筒收入寒宅。帽筒为六棱形，高28厘米，釉面为光绪典型的橘皮釉，开窗硕大，应为光绪早期胎体。三面绘通景人物，三面为书法。
曾熙款帽筒（图1）
帽筒绘采芝寿世图(图1、2)，画面上一高士、一小童从山上采药归来，高士神态祥和，彰显隐士之风，小童天真烂漫，脸上挂着无忧无虑的笑意。“采芝”一词出自“商山四皓”的故事，秦末汉初的东园公唐秉、甪(lù)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后来，“采芝”便成了“遁隐”的代名词，历代文人都曾以此为题吟诗明志。唐陈子昂《感遇》诗之二十：“去去行采芝，勿为尘所欺。”宋陆游《对酒》诗：“寄谢采芝翁，无为老青壁。” 明万寿祺 《入沛宫》诗：“我亦远随黄绮去，东山重唱《采芝》歌。” 清秋瑾《题＜松鹤图＞》诗之二：“勋名浪说凌烟阁，争是商山歌《采芝》。”陶渊明罢官归田， 东篱采菊， 悠然想起的同样是隐居商山的那四位前辈。陶渊明曾撰有一部《圣贤群辅录》， 四皓列名其间， 足见他对此四人的景仰之情。这只帽筒的构图非常独到，三面通景绘成了一幅连续的画面，特别是对三个开窗的处理尤显精妙。帽筒的开窗本是为了增加本身的透气性能而留，这也对画师的构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只帽筒上，左上部的开窗位于低垂的松枝之下，茂密的松枝至开窗处戛然而止，过渡极为自然。正中的开窗则位于横斜的树干与仙风道骨的人物之间，右上部的开窗位于山崖之上，这两个开窗不仅增加了整幅画面的透视感，而且留给人无限的遐想。通景画面的左边一面题款为：采芝寿世图。屠维赤奋若皋月于昌浦，曾熙作。屠维赤奋若的年号属大干支纪年，就是己丑年，这种纪年法在古代的书画作品里经常见到，具体到这只帽筒就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作者署名曾熙，更是令人浮想联翩。因为在清末民初，有一位在书画界名声显赫，与李瑞清有“南曾北李”之誉的大书法家就叫曾熙。
曾熙款帽筒画面展开图（图2）
流失的国宝 日本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陶瓷组图
1998年2月，笔者因筹办"耀州窑陶瓷展"，前往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工作了一个星期，期间通过参观、考察及与日本同行的交流，对该馆的收藏概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大阪位于本州的关西地区，是日本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它北与日本著名的千年古都--京都相邻，东边则紧靠日本另一个著名都市--奈良市，这两个城市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大阪古称"浪速"、"难波"。据日本史书记载：神武天皇乘船至九州向东航行巡视，到大阪附近，水流湍急，浪花翻滚，遂将此地称为"浪速"。大阪之名是因为附近多山，上町台一带坡地面积广大且坡面平缓，始称为"大坂"，明治初改称大阪。这座城市濒临濑户内海，市内河道纵横，自古以来凭借河海交汇之优势，与国内及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进行频繁的交往，位于大阪的港口"难波津"就是与海外进行交流的重点地区。
被称为"水之都"的大阪历史悠久，境内已发现弥生时代的遗迹多处。历史上曾有几代天皇在此建都，位于市内的难波宫遗址即为建于七世纪中叶的奈良时代的古皇宫。市内的名胜古迹还有平安时代的大会佛寺，江户时代的丹珠庵，明治时代造币局的泉布观等。位于东区的大阪城是16世纪末的的霸主丰臣秀吉所建，是大阪最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包括13处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建筑。其主体建筑天守阁巍峨宏伟，镶铜镀金，十分壮观，内部保存有丰臣秀吉的木像、使用过的武器及绘画等。此建筑后遭遇火灾被毁，现在的大阪城为1931年民间集资重建，唯有城内的樱花门因全用巨石砌成而免遭火焚，成为目前仅存的遗迹。大阪的名胜古迹还有日本最早的官寺-四天王寺，于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时所建，也是几经烧毁后重建。住吉大社则是全日本住吉神社的总本宫，是为祭祀航海安全的保护神于公元三世纪时创建，该大社的四栋本殿已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夹在堂岛川和土佐堀川之间两条河流之间的中之岛位于大阪市北区，从江户时代就是经济、金融中心，聚集在这里的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和中央公会堂等西洋建筑都是著名的观光名胜。以专门收藏东洋陶瓷而闻名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就位于以玫瑰园著称的中之岛公园附近。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收藏主要来自于旧安宅产业（株）的收集品。安宅产业的原会长安宅英一是一位极具艺术天分的收藏家，在他的指导下，安宅产业从战后的50年代就开始收集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陶瓷，至1976年时已收集了1000件左右。从1969年开始，就陆续举办陶瓷展，供公众参观研究。1975年旧安宅产业（株）出现经营危机，其珍贵收藏面临失散的危险，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后由住友集团收购全部捐赠于大阪市，并捐赠巨额资金建馆收藏、展示这些珍贵藏品。1982年11月，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正式建成开放，并从1992年起开始收集日本陶瓷。同时又接受了在日韩国人李秉昌捐赠的351件朝鲜陶瓷和中国陶瓷。通过不断的捐赠与收购，馆藏品得到不断地充实，目前约有2000多件藏品。上世纪90年代末该馆又进行了扩建。新馆是世界上首次尝试以自然采光展示的美术馆，在空间设计上富有新意，部分区域适时让自然光进入，将陶瓷原本的色彩与光泽展露无遗。目前，该馆已是大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设施，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东洋陶瓷宝库之一。
该馆收藏的中国陶瓷在数量上仅次于朝鲜陶瓷，不仅量大、质精，而且品种多，时代跨度长，从东汉的釉陶到明代的青花、彩瓷都有收藏，其藏品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上各个著名窑口的著名品种，既有充满宫廷趣味的官窑器，也有在传统鉴赏领域被忽视的民窑作品。但清代的中国陶瓷不在安宅的收藏范围之内，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是他们认为唐宋元明是中国陶瓷最为华美，并充分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因此宋代瓷器是这批瓷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其二是由其在收藏中奉行的"彻底的完美主义"即日本学者所说的"安宅品味"所决定的，要求藏品的品质要具有"静谧"和"峻烈"感，认为陶瓷器不应该简单地给人以美学价值，更多的应该是具备使人精神高扬奋发的力量。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陶瓷中有13件分别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重要文化财，其中有2件被指定为国宝，11件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此外还有一件被指定为重要美术品。日语中的"文化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遗产"。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走在世界前列，早在明治初期的1871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物保护法》。1950年日本制定了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其保护范围包括古建筑、书画作品、手工艺品、自然景观、地下文物等，还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也列入保护范围。日本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有很多被列为国宝、重要文化财和重要美术品，其中就包括有为数不少的中国陶瓷精品。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这些流失在海外的国宝--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的中国陶瓷精品。
油滴天目茶碗，口径12.2厘米，南宋建窑产品。碗内外壁釉面上散布着均匀密集的闪着银灰色光泽的小圆点，浅褐黄色的碗沿釉色均匀整齐，貌似扣金工艺的装饰效果。碗外壁施釉不及底，可看见黑灰色的胎。此件油滴釉茶碗无论从造型还是油滴的形成效果，都可称是宋代建窑烧制的最为完美的一件油滴釉产品，因此它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油滴釉是黑釉中的名贵结晶釉之一，盛烧于风靡点茶与斗茶的宋代，以建窑产品质量最佳。它的着色剂主要是铁的氧化物，其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5.34％，二氧化硅与三氧化二铁的比值比其他黑釉瓷高，在烧制过程中铁氧化物聚集，冷却时形成饱和状态，并以赤铁矿和磁铁矿的形式析出晶体，形成闪着金属光泽的油滴状圆点。油滴的形成对于烧制火候和釉层薄厚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火候过急，氧化还原气氛控制不当，油滴形成效果不理想或不能成为油滴。如果釉层过薄，烧制过程中釉聚集少或达不到聚集，也形成不了油滴或油滴过小。由此可见，烧制一件完美的油滴釉产品是多么的不容易。
油滴在宋代也被称为"鹧鸪斑"，是因其酷似鹧鸪鸟胸部羽毛的斑纹。油滴盏和兔毫盏一样，都是当时倍受珍视的饮茶用具，宋人有诗云："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不仅中国的达官贵人喜用它来斗茶，也受到酷嗜茶道的日本人的青睐，并由当时在浙江天目山佛寺留学的日本僧人带回，故此类黑釉瓷在日本被称为"天目"瓷，是被日本收藏界认为是茶道世界中享有最高地位的陶瓷制品。它对日本的茶道及陶瓷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15世纪的濑户窑所生产的天目茶碗即是仿其制作的。此件油滴天目茶碗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传世品。它最早的持有人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关白秀次，后流入位于日本京都的西本願寺，经三井家、若狭酒井家传来。
“南海Ⅰ号”最新发掘成果发布：“载”瓷最多
“南海Ⅰ号”的水罗盘
“南海Ⅰ号”最新发掘成果发布：
“南海Ⅰ号” “载”瓷最多
为了纪念“南海Ⅰ号”发现30周年，成功举行“整体打捞”10周年，昨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考古学专家齐聚广东阳江海陵岛，出席为期2天的“‘南海Ⅰ号’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将围绕“南海Ⅰ号”调查、发掘、展示与研究，中国水下考古的回顾与展望，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国际视野下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展开演讲和对话。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化厅、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承办。来自中国、美国、希腊、日本、韩国、伊朗、新加坡、柬埔寨等国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
钳镯
10年发掘：
整体打捞入住“水晶宫”创世界奇迹
“南海Ⅰ号”宋代沉船于2007年经整体打捞后入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2009年、2011年两次试发掘；2013年11月28日，“南海Ⅰ号”启动正式全面考古发掘。
其中，“整体打捞、整体发掘、整体保护、整体展示”理念和实践一直贯穿在整个发掘过程，该工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在方法论上的进步，也体现了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综合实力、实施能力、多学科协同能力等方面的进一步成熟。
2014年，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沉箱表面的泥沙和提取船舱外散落的文物。根据遗址实际情况，以沉箱内东南角为基点布设探方12个。经发掘清理了打捞时的回填堆积和晚期海泥堆积，凝结物已大量出露。按计划进行了泥土采样、浮选。发掘现场凝结物、船货和部分船体结构已经暴露。船中部两侧船舷经过发掘清理，船艏部位于沉箱南侧，已经显示出我国古船舷板特有的多重鱼鳞搭接的结构，船体隔舱板中已有12个可以看到轮廓。
2015年开始，伴随着表面淤泥清理的完成，考古发掘的工作重点进入分离提取舱内凝结物和船货的阶段。2015年上半年清理了船舱上部散落的文物及部分表层凝结物，随后进入船舱内文物提取，按照船体结构分15个隔舱提取文物，至今已提取船后部C09-C15和前部C02-C06等隔舱的部分文物。
此项发掘工作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为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
青白釉印折枝花卉芒口小碗
打捞故事：
“南海Ⅰ号”促成中国水下考古队
出席研讨会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勇，是30年前中国第一批11名水下考古队员之一，至今唯一坚守海底考古一线的中国首批队员，他是“南海Ⅰ号”、“南澳Ⅰ号”首位下水发掘人，亦是唯一一位下水录下20分钟“南海一号”水下全貌和真相视频者，崔勇接受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回忆了“南海Ⅰ号”发现的细节和中国水下考古队组建的片段。
水下考古队的“黄埔一期”
1987年夏季，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海事博物馆档案记载中，查到当年一艘叫做“莱茵堡(YHRHYNSBURG)”的东印度公司古沉船，就沉没在广东阳江和台山之间海域，于是决定到南中国海探测打捞。在中国境内打捞必须和中国合作，广州救捞局承接了这一任务。可谁也没有料到，一抓斗下去却捞上来了247件器物，有瓷器有锡器，还有一条1.72米的大金腰带，原来水下23米深地方，却是另一艘中国古沉船。专家们认定，这艘位于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沉船是一艘重要的中国沉船(即“南海Ⅰ号”)，于是中方负责人宣布暂停这次打捞，国家委托中国国家博物馆紧急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到底是组织潜水员去学考古呢，还是指派考古人员去学潜水？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崔勇说，有人算了一笔账，潜水员学考古要花4年，考古人员去学潜水只要花半年。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的考古人，从中找几个合适学潜水的不太难。
“我的运气非常好，通过层层体检之后，被选送入交通部广州潜水学校进行培训。”崔勇回忆，潜水员体检不同一般的体检，从皮下脂肪厚度测定，到听力、体能和心肺功能测试，还有加压和氧敏感试验等。
最初的潜水训练从一个2米多深的游泳池开始，随后转移到潜水塔进行。直径6米的潜水塔深度分别为3米、6米和12米。实战训练场被安排在从化流溪河水库，最深处超过40米。经过2个月培训，首批潜水训练如期结束，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队的“黄埔一期”。
福建德化窑宋青白釉乳钉四系罐
为练本领去岩洞野练
1987年12月，邀请了日本水中考古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先生上了一次扫盲课。1989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合签署一个水下考古培训班。
“这个培训跟我们中国的培训有一点不一样，11个人分成两组，那个老师很奇怪，把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整天吃药有病的，还有手上有点残疾的，都放在一个组里面，而把像我一样身体特别好的、潜水技术又特别好的分在一个组。队员们自嘲一个叫做‘老弱病残组’，一个叫‘明星组’。”
令人意外的是，每次分配任务时，同样任务两个组去完成，总是老弱病残组做得最好。原来，水下考古不是谁能力强就能干的，一定要有团队精神，才能干好。崔勇回忆，为了练就过硬的本领，水下考古队甚至拉到广东梅州怪石嶙峋的绿窟潭岩洞去野练，那次是他下潜最深的一次，下到水深48米处。
最新统计：文物数量21000余件套 标本2600件
主办方通报的“南海Ⅰ号”最新发掘资料显示，历经10年的发掘，发现“南海Ⅰ号”是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沉船，出土、出水器物包括陶瓷器、铜铁器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朱砂、动植物残骸、植物果核等。总共文物数量21000余件套、标本2600件，其中瓷器19000余件套、金器180件套、银铤183件套、铁器84吨、铜器170件套、铅锡器85件、竹器13件，木器46件，漆器28件、石器25件，其他及不明274件，以及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
此外，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孙健透露，将用一年时间全面完成“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