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瓷砖。
景德镇陶瓷自古以来就名动四海，是重要的对外交流贸易物品。今天带大家赏析一件清代的皮球花小盘感受瓷器之美。
这是光绪年间的一对儿完整的纹饰一样的皮球花小盘中的一只。这只清光绪皮球花小盘，口径13.4厘米，高2.4厘米，底足内径6.7厘米;口沿描金，盘心绘制大小不一的多彩皮球团花19个，或1个一组，或2个一组，或3个一组，或4个一组，团花的纹样多种多样，有的团花还描金。盘外表面等距离绘制有3组似旺盛的青花花草纹。盘底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青花晕散自然，已深入胎骨。此盘胎质细白，露胎处可见明显的淡黄色火石红。细观釉面，底色微微泛青，背部釉薄处可见明显的一圈一圈的旋胎痕。
皮球花是瓷器上的一种装饰，因为其形状又像绣球，故又被称为绣球纹。据考证，这种纹饰的雏形是“团花”(又称“团窠”)，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专家曾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原墓地出土过这个时期的5幅剪纸团花：对鹿团花、对猴团花(和平元年)、八角形团花、忍冬纹团花(延昌七年)、菊花形团花。有专家认为，“团花”图案的出现是受到西域波斯文化的影响，隋唐时期才成熟。在唐宋诗词中，有很多关于“团花”的描述，比如：唐代欧阳炯的《春光好？天初暖》诗中有“叠雪罗袍接武，团花骏马娇行”的诗句。宋代陆游在《剑南诗稿》三二《斋中杂题》中说：“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宋史？舆服志五》写到：“景祐元年，诏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缎，其稀花、团窠、斜窠、杂花不相连者非。”随着时代的推移，“团花”渐渐衍生出了“皮球花”，到了明清时，便被广泛应用到家居装饰、漆器、彩绘瓷器、錾花的金属器具、丝绸印染、刺绣、服装等上面。
这件瓷器器型虽小，可是却颇具特色和文化价值，小小的瓷器有着别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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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花浇
花浇——种浇花用具。明永乐、宣德时景德镇窑烧制的花浇大口，粗颈，圆腹，一侧有曲柄。清代雍正时造型有所变化，口部作窄流，细颈，浅圈足。品种见有青花。
花间一壶酒 让古代诗人欲罢不能的建盏
建盏精品
建盏是汉族传统名瓷。为宋朝皇室御用茶具。都用正烧，故口沿釉层较薄，而器内底聚釉较厚；外壁往往施半釉，以避免在烧窑中底部产生粘窑。由于釉在高温中易流动，故有挂釉现象，俗称釉泪、釉滴珠。这是建盏的特点之一。
建盏斑纹主要有曜变、鹧鸪斑、油滴，兔毫等，其中以金兔毫、银兔毫为主，这些建盏的名称也是根据纹饰命名的。建盏斑纹是在还原气氛中通过窑内1300度以上的高温焙烧而自然形成的，是建窑的杰出成就。由于这类结晶釉在窑炉高温中易于出现变化，难以控制，加上氧化铁含量高的坯体难以承受高温变化，窑烧制一件外观没有缺陷又具有兔毫或油滴等斑纹的建盏是很困难的，即使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其成品几率也非常低。
建盏纹饰
推杯换盏有两种意义：古人不仅指喝酒的意义更深的含义是达官贵人一般都不用杯子用盏，指升官了把杯子换掉可以用盏了；二者是送盏和受盏之人都把对方视为好友知己之人可以交心推心置腹之意义。
建盏
建盏多是口大底小，有的形如漏斗；且多为圈足且圈足较浅，足根往往有修刀（俗称倒角），足底面稍外斜；少数为实足（主要为小圆碗类）。造型古朴浑厚，手感普遍较沉。建盏分为敞口、撇口、敛口和束口四大类，每类分大、中、小型；小圆碗归入小型敛口碗类。
英国用陶瓷罂粟花装点伦敦塔 纪念一战百年
每朵陶瓷罂粟花纪念每位在一战中去世的协约国受害者。（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总共将展出超过80万朵陶瓷罂粟花。（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中国日报网7月28日电（林雪晴）据英国《每日邮报》28日报道，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计划在今夏在伦敦塔的城壕中“种植”陶瓷的罂粟花，且用每一朵花纪念一位一战中的逝者。
届时将有逾80万陶瓷罂粟花用于纪念一战中的协约国受害者。从8月5日直到11月11日的休战纪念日，来自英国各地的超过8千名志愿者在这里“种植”陶瓷罂粟花。
人们将能够从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购买到这些陶瓷罂粟花，售价是25英镑（约为262.5元人民币）加邮费，所得收益将交给6所服务性的慈善机构。预期将为这6家慈善机构筹款数百万善款。
从8月5日直到11月11日，180位在一战中去世的军人的名字将在黎明号手吹响军人哀礼号之前被诵读。
军人的亲属可以在社交网站推特上用一个特别的标签给他们的长辈提名，名字将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被加到名单中。
此外，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还将给每一所在乡村的学校寄去免费的罂粟籽，希望以此让人们意识到今年已是一战一百周年了。
刷花瓷的特点
刷花瓷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极具艺术性和装饰性。在艺术表现上色彩由浓到淡，或两种和两种以上颜色的过渡与衔接，均可通过刷绘的形式达到色彩连接柔和自然、渲染细致匀称的艺术效果，这是其他手绘工艺技法所无法达到的，它表现出来的刷花瓷独特的艺术价值也是其他门类所不能比拟的。娴熟的运刀技法使之有神奇的金石味和剪纸艺术中的质感和动态。在光滑的瓷面上单刀刻纸，是刷花技艺中相当难掌握的一个环节，运刀如用笔要一气呵成，小刀笔在瓷面上运行易滑落，轻、重方向难以控制，一刀刻错就会破坏形象，故不能复刀。独特的颜色配方是釉上色彩薄而透明的关键环节，陶瓷胶、水、色料的恰当配比，俗称“标水”到位，是刷花艺人们千百次实验的结果。
其次、刷花表现内容广泛，器型多姿。无论人物、山水、花鸟、静物等，只要是手绘方式能表现的刷花均能表现；器型大到几百件大瓶小到汤匙，无论是瓷板、赏瓶等陈设瓷还是杯、碗等家用瓷，琳琅满目，多种多样。
第三、题材丰富，贴近生活。有神话传说、典故野史、民俗风情、田园风光、花卉鸟兽等脍炙人口的题材；主题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松鹤延年”、“三阳开泰”、“鹿鹤同春”、“多子多福”、“喜上梅梢”等，并大多配有题诗，书法流畅，笔意潇洒，诗情与画意协调，整个作品散发出清雅明丽的文人画韵致。
紫砂壶款识赏析鉴定
宜兴紫砂壶的款识千差万别，研究起来亦有相当难度。早期的紫砂壶多无款，明后期才出现款识。紫砂壶居民赛产品，落款随意性极大，具体到每个人早年与晚年的款识又有很大变化，极少有陶工一生只用一、二枚印章。如是刻款，那变化就更大了。请张三刻，也请李四刻，习惯了自己也刻。如果款识是印章，因敲打力度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紫砂壶中的印章款多为阴刻，敲打在壶上，变成了阳文，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出现；只有用力较大，才可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印章，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字根相同，字尖往往会不尽相同。有关记载早期紫砂壶款识的文献资料及实物材料非常之少，且真伪不辨，很少有标准器款识来证明、比较其他款识，这样就给紫砂壶鉴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鉴别紫砂壶真伪，款识仍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紫砂壶在明中期，由日用粗陶向工艺陶转变之后慢慢开始流行起来。恰恰在这时候，艺术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又空前活跃，艺术品的市场需求量越大，作伪之风就越甚。在绘画方面作伪，以明代为甚。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作伪地区分布之广，作伪者之众，作伪方法和手段之多变，以及流传展品数量之多，均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离宜兴不远的人文基苯的几个江南重镇，尤以苏州地区为甚。据沈德符《野获编》云：“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法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克向此中生活。至王百谷全以此作计然策矣。”文中所言张伯起即张凤翼，王百谷即王雅登。这两位都是苏州地区著名文人和书画收藏家，他们尚从古董作伪中渔利，其他市俗者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松江、鄞县、无锡、湖州、杭州等许多地区都有制作伪字画之风。上述这些地方的文人墨客又正是与宜兴紫砂壶制作者有着密切的关系，玩赏、吹捧紫砂壶的人当然也就出在这些地方。在这种气氛交往中，不可能没有“私下交易”。就在几年前，紫砂壶行情特好的时候，上述地区尚有画家模仿绘画大师笔意在紫砂壶上写字绘画，然后经名人刻制，从中渔利。这种作品流向社会，制壶者、绘画者、刻者，三人只要有一人属原作者，就足以借真掩假使人们忽略其假的成份。
据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中提到供春”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视节腹，视以辨真”。“见时大彬所仿，则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讼云”。
关于时大彬。“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次则李仲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且。仲芳亦时代大彬刻款，手法自逊。”
早期紫砂壶款识为竹刀所刻。无锡华氏墓出土“大彬”（把下）刻款圆壶，江都曹氏墓出土“大彬”（底部）刻款六方壶，漳浦卢氏墓出土“时大格制”（底部）刻款紫砂圆壶，均为刀刻。竹刀刻款与金属刀刻款不同，金属刀刻款在泥平面以下，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此后，宜兴紫砂壶在文人的参与下，其款识迅速发展起来。下面特举二十一例来说明四百年来，各时期宜兴紫砂壶款识的特征与变化。
（1）“大彬”，刻款，款在把下。（2）“康熙御制”章款。款在底部。（3）“鸣远”刻款，“陈鸣远”章款，款均在壶身。（4）“荆溪华凤翔制”章款。（5）“大清乾隆年制”章款。（6）“玉香斋”刻款。（7）“曼生铭”“彭年”盖印，“阿曼陀室”印章，款在底部。（8）“岁在辛卯仲冬虔荣制时年七十六并书”刻款，款在底部。（9）“友兰”盖印，“符生邓奎监造”底印。此壶为邵友兰访曼生壶式，符生邓奎监造。（10）“友廷”盖印，“福”把梢印。（11）“光裕”盖印，“己酉（1909年）劝业会纪念品”纪念款。（l2）“陈鼎和陶器厂”章款，“陈鼎和”刻款、“郭记”盖印，底有“宜兴紫砂”长方印，“郭记”扇形印。陈鼎和是本世纪初期一家公司的名字，经理人陈元明。这家公司经营作品有茗壶、茶具、茶杯、暖酒杯、笔洗、花瓶等。器皿上铭文多有“陈鼎和”签款，或底铃篆文方印：“陈鼎和陶瓷厂”。有的还印有英文C．T．H．CO的字样。 （13）“桂林”盖印，“金鼎商标”底印、“歧陶氏访作”壶身刻铭。有的器皿还有“吴德盛制”篆文方印和圆印。吴德盛是本世纪初另一家经营宜兴陶器的公司。店主名叫吴汉文，笔名为歧陶。该公司雇用的陶工有。胡耀庭、俞国良、冯桂林等。（14）“铁画轩制”篆文方印、烟印，款在底部，“耀庭”盖印。铁画轩是本世纪初设在上海经营宜兴陶器的一家公司，主要业务是外销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产品以装饰书法著名。创办人戴国宝，1870年出生于南京，曾是职业刻瓷名手。他以铁针刻划花纹在瓷器上，名其公司为铁画轩，藉以表明其职业的特色。二十世纪初期，戴氏的兴趣由刻瓷转向刻划宜兴陶器，宜兴买坯，在自己的工厂加以纹饰。公司的印记是“铁画轩制”，“戴氏”方印是店东的名字，他也自署“玉屏”及“玉道人”。铁画轩的作品有陶工、刻工、公司或店东等多个印章和签款。(15）“寿珍”盖印，“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万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底印，“真记”把下印字。（16）“威海卫同庆顺造”中英文款。此壶装饰为镶铜锡。此项工艺多为晚清时山东威海人做，将宜兴紫砂壶烧好，运往威海加工。 (17）“荣卿”盖印，“泰文鼠纹印”赢印，外销款。(18）“贡局”款及图形纹印，外销款。（19）“泰国文字”印，外销款。(20）“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底印（21）“ARY．DE．MIDE。奔马救。荷兰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期访宜兴夷所用款。
以上款识概括起来有。人名款、纪年款、堂号款、纪念款。图案款．、商标款、闲章款、地名款、吉语款、诗词款等。
款的位置：由壶底、壶身刻款，发展到盖内印、刻，把消印。子口刻、印。今天制壶名人大都在三个部位落款，壶盖：名章；把梢：姓章：壶底。姓名章。也有盖内二方印，把梢二方或刻印并用。
紫砂壶用款识作伪有两种方法，一种，真款假壶。另一种，假款假壶。紫砂壶烧成后再补款的现象。至今尚未见到。
真款假壶，有下列几种现象。
（1）应酬之作。早期制壶艺人做壶送人，大都自己做，这类显有好有坏，但都是真款真查。只是有时随便做做，便送人了。当紫砂壶行情好的时候，应酬益的拥有者，随那将壶抛入市场。这种真款真壶的壶因其质量较差而令人疑其为伪作。这种现象可另当别论。后来艺人们做壶送人，出现了让徒弟代作，打上自己的印章或刻上自己的款，这种现象在中国历代绘画中也时常出现。在经济不发达时，这种现象似也无可非议。
（2）当制壶者作品供不应求时，而找徒弟或他人代作。认真的艺人可能会让别人做百分之八十，剩下的由艺人自己再加工，直至完成打上或刻上自己的款识。
（3）利益熏心的制壶者，可能会将印章全交给代做人，做好后把壶送来，付给代做人多少制作费即可。
假壶假款，这种作伪手段其目的就是获取暴利。其款识作伪的主要手法有：
（1）根据资料，仿刻图章或仿刻刻款。
（2）在烧好后的原作上复制印章或作拓片再加工。
（3）采用照相制版，用铜锌版制出印章。
（4）任意凭空臆造伪款识。
鉴别紫砂壶款识真伪，最好先读一些书，了解各个时期的壶的造型、泥料、烧成的变化，装饰方法及一些名家常用的款识；再多看作品进行比较，从多方面细心观察泥料、泥色、造型、制法、款识等的不同变化及一些制壶名家的特点，每个人的专长，如方壶、圆壶、筋纹形壶、花壶等。
不久前，台湾唐人工艺出版社出版了《紫砂款识汇编》一书，可给收藏者提供一此方便，但没有注明款识尺寸。值得注意的是，因同样的印章打在不同的泥料上，经过烧成后，印章蝗尺寸会大小不一。紫泥、绿泥、朱泥等的收缩也不一样。所以同样款识烧好后往往会大小不一。
还有一种假壶假款应另当别论，如“孟臣壶“，几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生产，作品多仿其大概，即仿制一种时代品种，以迎合品蓍者的需求，并不刻意求真。
晚清、民国时仿前代紫砂壶，多仿名家，供春、时朋、时大彬、徐友泉、陈仲美、陈鸣远、陈曼生等，多出自高手，如蒋燕亭、王寅春、裴石民、顾景舟等。
今天知道的节鸣远作品有许多为蒋燕亭所仿，同时他还仿徐友泉、时大彬、陈仲美等作品。
九十年代前后，紫砂壶收藏之热在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至今仍有余波，宜兴当地也因此呈现出“万人做壶算种田“的空前景象，作伪之风，重新盛行。作伪者仿前代，仿民国，仿五十年代乃至仿当代名家作品，这一点也早已为大家扫熟知。台湾近些年的“壶中天地“、“紫玉金砂“期刊也时常报道，收藏者自当更加上心。
清杨守敬行书东坡诗轴
四川眉山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藏品丰富，其中有一件书法为清杨守敬行书东坡诗立轴。
杨守敬（1839～1915年），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别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杰出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他的书法、书论驰名中外，撰有《楷法溯源》《评碑记》《评帖记》《学书迩言》等多部书论专著。他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十年任驻日钦使随员期间，以精湛的汉字书法震惊东瀛，折服了许多日本书道名家，在当时的日本书坛刮起了一股“崇杨风”，被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其影响至今犹存。
杨守敬行书东坡诗立轴为国家三级文物。纸本，纵146厘米，横40厘米。作于民国2年（1913年），时年作者75岁。行书内容为苏轼《赠刘景文》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此诗是苏轼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在杭州任知州时所作，并赠给好友刘季孙（字景文）。刘季孙是北宋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博学能诗，曾任两浙兵马都监。他是苏轼的挚友，二人交往甚密。苏轼曾上奏《乞擢用刘季孙状》举荐他。
《赠刘景文》诗的前两句描写初冬的萧瑟景象，后两句描写初冬橙黄橘绿的美好景色，揭示赠诗的目的。当苏轼作此诗时，刘季孙58岁，已临暮年。刘季孙一生失意，不免有些意志消沉。苏轼赠刘景文诗，用来勉励好友，希望他乐观旷达、有所作为。全诗表面上是在描写初冬的景色，实则托物言志。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论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
该书法立轴题款“东坡句，杨守敬”。共钤有3枚印鉴，款识下钤有一枚白文印“杨守敬印”和一枚朱文印“时年七十有五”，启首钤有一枚朱文印“三叶遘武七秩离兵”。
杨守敬以苏轼《赠刘景文》诗为书法题材，不仅是因为此诗脍炙人口而且缘于他对 “唐宋八大家之首” 苏轼的无比景仰之情。杨守敬晚年这件书法作品豪迈遒劲，浑厚古朴，可见其书法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无愧清末民初杰出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