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
瓷器和家具分别是我国艺术史上重要的成就，分析瓷器和家具的搭配关系有利于改善和美化空间环境，使两者更加融合。明中期之前，两者并没有固定的搭配讲究；明中期后，由于家具样式越来越丰富，家具和瓷器摆放也越来越讲究。随着时代的进步，瓷器与家具最佳的搭配方式慢慢呈现出来。整体而言，家具与瓷器搭配主要符合室内空间的环境和搭配的合理性，满足人们美好愿景，从而推动室内设计的发展。
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谈及文人用瓷有“砚屏、墨床、书滴、画轴、秘阁、镇纸司直各适其用”。从中可知一定的搭配模式将更好地发挥瓷器和家具的优越性。
明中期前，宋朝的瓷器艺术在我国历史潮流中达到最高境界。《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的《听琴图》、《文会图》等都有记载。《韩熙载夜宴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描绘的是南唐巨宦韩熙载开宴行乐的场景，多数为实用器，各种承盘、茶盅、园钵、执壶等各种器物，通过这些器物去衬托韩熙载奢靡的生活，其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家具和瓷器搭配方式。《听琴图》——“正中主位上一缁衣尊者正危坐弹琴，尊者右侧置一方形黑漆高几，几上一白色花瓶当为定瓷”；“在弹琴尊者的对面下首，地面上置一叠石花几、几上摆放着一件外面为古铜青色，内面为“雨过天青”色的双直耳鼎状花盆，盆中植一株绿叶粉色艳放之异花”。其中描绘与瓷器相关联的家具，都和尊者息息相关，而这位尊者经考证史料便是宋徽宗赵佶。同时靳青万先生认为石花几上花盆可能是钧瓷，那么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古言“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十窑九不成”都是形容钧窑的稀贵。这么稀缺的瓷器当为皇帝所用，才能与其高贵的身份相符。宋徽宗是中国艺术造就最高的皇帝，他对器物有着很高的见解与创新，同时宋朝的官窑更是制瓷业最高成就，必然会讲究其摆放的方式。《文会图》——“画中人物众多、场面宏大，但却雅而有致、繁而不乱，君臣各谋其思，侍者各司其事，景物器具各有其序，尽现当时徽宗生活之场景”。也未提到器物的摆放方式，只是提及器物的一些具体用途。绘图中描绘了可数145件的瓷质器具，靳先生在定瓷辨析中一节都有详细描述，并没有提到瓷器摆放的最佳位置。这些文献都是明中期前记录有关瓷器最多且最有价值的凭证。明朝时期，瓷器多用人物故事题材做装饰图案，常见苏武牧羊、对奕图等，还有些取材版画、历史小说的插曲故事，以及类似萱草和合欢树，寓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等吉祥图案。说明明中期以前，瓷器主要体现尊者的身份地位、态度、愿景。
明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较小，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然而随着明式家具式样的丰富，对其摆设越来越讲究。例如明人小说《金瓶梅》中的厅堂上的摆放和《明史礼志》中“品官相见礼”相互印证。以及明代的绘画、刻本戏曲小说的插图可见。例如明代第宅的大厅上都是正中一座屏风，地面上是空的，要根据用途灵活调动桌椅及其他使用器物。品官相见，品近者相立，东西对坐。尊者为上，卑者为下。公聚则椅子摆成八字形行列，各依品级序坐。大厅上随时调动的家具，就连明代最流行交椅，案形的酒具，也是随着用途进行移动，只有大件家具才会作为固定陈设——这就说明了当时家具摆放还不固定，怎么可能会注意到更小器物的摆设呢，总不会本末倒置吧。关于内室、书斋、卧室等处的陈设，《遵生八笺》记载“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长物志》记载“小室其中建筑是表，陈设是里，只有表里如一，才是完美的整体。”根据明式家具的结构特点，它在室内空间的摆设应该注重格局，然而人们为了方便摆设，适应空间的大小，摆放比较随意亲切。一般情况书斋摆设清雅均衡，厅堂则应严谨对称些，然而在宫廷里就相对有一定的章法。《乾清宫现设档》、《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等都有详细记载，几乎每一件器物摆设都有记录在清代内务府的宫殿陈设档册。
如今，60年代的红木、70年代的欧式古典、80年代的板式、90年代的风格多样化……主要集中在紫檀配青花、雕件红木配粉彩、黄梨木配黑釉或香炉。俗话说：“一寸紫檀一寸金”，图中的家具采用南官帽式，其中后背部分镶嵌青花釉红瓷板，端庄典雅，沉静而富有珠玉变化。一般可以采用颜色对比的方法，典雅的青花和单色釉以及汝窑是主人最好的选择，彰显主人的内涵。对于雕件家具而言，粉彩和珐琅彩上的图案装饰层次感比较丰富，粉彩瓷瓶一般采用玻璃白罩着它，同时珐琅采用掐丝铜填色的方法去制作，这两种的表现方法都是为了使其画面立体，搭配厚重的雕件红木家具，形式感相对和谐，彰显主人的高贵气质。黄花梨的颜色则亮一点，黑盏和香炉相对稳重，将两者结合起来显出主人的清雅宁静，享受内心的清静。
我们应该合理地满足和完善空间需求，注重瓷器与家具的色彩、结构、环境搭配，才能够更好地服务和提高空间的生活品质，彰显主人的品味。
精选阅读
瓷器与佛教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男人与瓷器
“门外绿阴千顷，两两黄鹂相应。睡起不胜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静、人静，风动一庭花影。”这是曹组的一阕《如梦令》。黄鹂，在杜工部的诗见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靑天。”黄鹂就是莺歌。今天讲的不是动物学，也不是说诗唱词，而实际上又是与“词”音相若的“瓷”。瓷都，除了江西省景德镇之外，台湾台北市的莺歌也是瓷都。
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出名，是缘于明宣德初在此设官窑。清代有专供内廷用的御窑，各窑所产享誉世界；莺歌的瓷业始于清嘉庆九年(1804)，这应是后起之秀。
我是男人，觉得男人和瓷器很相似。我这么说好像“无厘头”，其实是有据可依的。有谓：男人是泥做的，光是这一点已与瓷器同一个DNA。人，特别是男人，可以贵为王侯将相，可以贱如蝼蚁，是“同人不同命，同遮不同柄”。
瓷，除了塑神像，制夜壶、厕盆之外，可造者甚蕃。《明史•舆服志》曰：“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甆(瓷)。”这是说，老百姓的酒壶用锡造，酒杯是银制的。其余的器皿是瓷器。一个“余”字涵盖很广，就莺歌的瓷制品可分为五大类：建筑陶瓷，卫生陶瓷，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和工业以至精密陶瓷。台湾的工业，在陶瓷方面可以写上浓重的一笔。
瓷器与宗教——佛教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大兴，至唐达到第一个高潮，玄奘西游取经为鼎盛之际。后五代十国、两宋时期于民间广为流传，元、明、清属中国民族融合繁化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运用，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出身寺院，对佛教更是照料有加，使得佛教大为发展。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与佛教（喇嘛）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使得佛孝思想对于我国的政治，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深厚影响。
瓷器自是不能例外。受崇尚佛教之风的影响，在器型方面，最为常见的是观音菩萨像了。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造型各异的三十二应身观音像：送子观音、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等。各类妙像，皆庄严静默。
此外，较为常见的器型还有净水碗、军持、如来、弥勒、罗汉等等，常见文饰有梵文，“佛”字，罗汉图，达摩渡江，璎珞纹，八吉祥等。军持，是一种佛家用水瓶，原是印度语译音，又翻译为，君持，意思是水瓶，为佛家饮水或净手之器。梵文，为印度文，与佛教有关，是一种经文咒语，明永乐开始出现，成化，弘治常见，之后历朝都有见。早期书写工整，至清代雍正时期，有的碗外壁满布一圈圈密密的梵字，字体变长，变形，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八吉祥即用八种佛教法物：宝轮，法螺，宝幢，伞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构成的一组图案，含有吉祥之意，故名，明清两代青花瓷上常用。
瓷器：这种瓷器可以与玉器媲美
自从瓷器诞生以来，评价瓷器的好坏，就有许多不同的标准。作为中国瓷器巅峰的宋代瓷器，是以“似玉”为标准之一，追求瓷器拥有玉的色泽、质感。南宋官窑和龙泉窑的青瓷釉质晶莹光洁，釉色纯净无暇，犹如美玉般夺目。
清雍正 粉青釉笔舔
龙泉青瓷是玉质瓷器的典型代表。龙泉窑的匠师们为使青瓷呈现出如玉一样的效果，在青釉烧成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南宋开始，龙泉匠人将早期使用的石灰釉改良成石灰碱釉，在玉质瓷釉的探索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石灰碱釉在高温下粘度大，不易流淌，便于施厚釉和多层釉，这直接导致了粉青釉与梅子青釉的出现，使青瓷的釉色达到了顶峰。
梅子青釉
对玉器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玉器最讲究“种”的通透性，而龙泉青瓷的釉质美正凸显了这一点。龙泉青瓷像老坑玻璃种、冰种的翡翠玉，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最珍稀、最有价值的品质。龙泉青瓷青颜玉韵，色泽如玉般玲珑剔透，质感如玉般温润柔和，给人舒适自然的美感。
要想体会龙泉青瓷那种似玉一般的高贵质感，可以看看新生代龙泉青瓷匠人王武近年来全新创作的龙泉青瓷作品——青璧。
青璧
青璧这件作品，以中国传统玉文化中的一种核心器型——玉璧作为基本外观，简洁素净，契合龙泉青瓷含蓄典雅之风。初见青璧，心弦会为之拨动，玉璧特有的神圣庄严的感觉会油然而生。
玉璧是礼天重器，有5000年的使用史，在中国礼仪文化中位置特殊。它通常被看作凡人与上天、天神沟通的媒介，是完美道德人格和理想化世界观的象征。当年，林徽因设计竞标的国徽图案就是以玉璧为主体，彰显了国人美好的意愿。青璧以玉璧作为基本构型，从根本上奠定了高贵典雅的气质。
优秀的龙泉青瓷作品，十分讲究“以釉取胜”。就这点而言，青璧很好地做到了。梅子青与粉青釉，作为龙泉青瓷最为经典的两大釉色，被作者娴熟地嫁接于青璧之上，整件作品釉层饱满、丰润、细腻、纯厚，色泽自然，气韵生动。那一抹鲜亮的青色，仿佛雨后碧空如洗，又如满山尽染新绿，呈现出天地之大美。整片青璧更像是一块通透明净的宝玉，散发出动人的韵味。
青璧这一充满创意的龙泉青瓷作品，集青瓷与玉这两大中华传统主流文化与一身，两大文化的交相辉映与完美融合赋予了作品更加辽阔、博大、深远的意境。细细品赏青璧，会感受到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气息和生命活力，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表达出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昂扬状态。
说到这里，你应该对龙泉青瓷如玉的品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正所谓“借得和田玉精魂，染就龙泉瓷妙色”。可媲美宝玉的龙泉青瓷，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令人心醉。
瓷器与宗教—道教（二）
道教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它源于古代的巫术，最早的说法当是老子青牛出关，留下《道德经》；后由东汉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
道教历来为皇家推崇，许多皇帝也信仰之，如宋徽宗自命为道君。至元一代，丘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重视，封为护国真人，使得道教盛行一时。明王朝利用宗教为封建统治服务，还在创业的时候，朱元璋利用道人周颠和铁冠王子来为他编造神话，进行宣传。有明一代，尊崇道教，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及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清时期，道教的宗教观念及修持方术渗入人间，与民间传统信仰，混融为一，尤其是道教的多神崇拜，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及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人们生活的风俗的重要内容。
道教的宗教观念，神仙传说，内丹修炼等内容被广泛的应用到青花瓷器的文饰上，大大丰富了青花瓷器的装饰内容。明嘉靖皇帝最信道教被称为道教皇帝，其实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嘉靖青花瓷器道教色彩浓厚，器型流行葫芦瓶，有八棱，四方，六角，上圆下方等器型！文饰总的风格是追求长寿，长生不老的道教意识增多，常见的八仙人物，八卦，八吉祥，灵芝，云鹤，松竹梅以及用花枝，树枝组成的福，寿字。八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他们是铁拐李，汉钟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曹国舅，韩湘子，有的八仙图案只画八仙所持的葫芦，扇子，鱼鼓，横笛，宝剑，阴阳板等八种宝器，称为“暗八仙”。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常用文饰。
中国瓷器起源与文明
中国的瓷器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丰碑，陶与瓷的各种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用现代的科学解释、研究陶瓷；有的人用考古学的观点解释陶瓷。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陶瓷粗浅的研究得出釉陶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夏朝，南方地区烧制。
（一）陶与瓷的文明与演变
在史籍记载中，“陶”字可包括“瓷”或是用以称呼“瓷”，如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等书中都用“陶”称呼景德镇的瓷器，这就说明了陶和瓷有着不可分割且一脉相承的联系。
景德镇夏国安手绘陶瓷花瓶客厅摆件
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并不是受地域文明的影响，而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才出现了制造和使用陶器的先河，这也为以后瓷器出现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完成了陶到瓷的演变过程：陶→釉陶→原始瓷器→成熟瓷器。看似简单的演变过程其实并不简单，这是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其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这才完成了陶向瓷由低级到高级，原始到成熟的演变，在商朝早期，中国古代人民在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中，不断的改变原料和技术水平，在提高了烧制的温度和器表施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原始瓷器。
（二）陶与瓷区别及瓷器起源年代
陶与瓷的区别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制成的是陶器”根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将其定名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而高岭土又是粘土的一类，因此用高岭土区别陶和瓷过于片面。有的学者还以胎骨中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他们认为陶器中没有莫来石晶体，而瓷器有莫来石晶体，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胎骨中可以看到莫来石晶体，只是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的莫来石晶体少。后来经过研究表明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到1000℃至1100℃时，莫来石晶体会自动生成。因此以器物是否含有莫来石晶体来判断陶与瓷的区别也是片面的。
对于瓷器在古人们的心中简单标准是：质地坚硬、表面施釉、胎薄而轻，打击有声响。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篇》中，给瓷器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李家治先生认为陶器发展为瓷器，要具备白色、致密、不吸水和微透的胎骨。因为要达到“素肌”，制瓷原料铁的含量必须降低，这就要求瓷土的纯度要高。要达到“玉骨”，瓷胎中必须有大量的玻璃质，使瓷胎致密，不吸水，并具有较高的强度。这除去选择适当的瓷土外，需要有较高的烧成温度。（1）
如上面所提到的原始瓷器出现于商周时期，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其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的分析，认为它是我国古代陶器向瓷器过度的一种形态，无论胎和釉都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2）所以学术界用“原始瓷”这个名称。
一般来说瓷器的形成应具备：（1）胎质必须是粘土烧成，其中粘土包括高岭土、长石、石英或是含有这些成分的瓷石构成；（2）瓷器必须要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基本烧结，火候达到1200℃以上，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不相同，主要看它是否烧结，陶器一般的温度为700--800℃，有的亦达到1000℃。（3）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陶器一般没有釉或施有低温釉。（4）瓷胎烧结后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敲打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一般具有吸水性，敲打声音不脆。除以上四项外，还有两项也经常提到：（5）瓷器胎质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陶器的胎质一般不透光。（6）瓷器胎质为白色，陶器胎质均带色，如红色、褐色、灰色等。（3）
欧洲学者对瓷器的定义这样认为：（1）瓷器是一种白色漆晶，通常是半透明的胎体被瓷化（玻璃化）了的陶器；（2）一般坯体已充分烧结，呈白色，不吸水，而且具有透光性；（3）青瓷是一种陶瓷，而这种陶器是在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是一种粘土制品，呈白色，粘结后又是一种无孔半透明的焙烧料。欧洲第一批瓷器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575年首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公元1707年法国萨克森，梅森瓷器工厂也相继烧制了一批瓷器。英国对瓷器的烧制成功则到1800年。
陶器是一种用粘土为原料，火候在800℃时制成，颜色成白色或是灰白色等均带色，孔隙率较大，具有吸水性。断面稍松无光，釉色不纯正带黄，胎釉结合不良，釉面不均匀，敲打声音浑浊的一类器具。因此通过对陶与瓷的认识和分析归纳起来陶与瓷的主要区别有四个方面：
（1）烧成温度
瓷器的烧成温度较高，一般高于1300℃；陶器烧成温度较低不高于1200℃。
（2）胎质密度及吸水程度
瓷器密度较高，吸水程度极小；陶器密度低，吸水程度大。
（3）表面施釉
瓷器有釉而且釉面光润；陶器无釉或有釉，釉面光润度较差。
（4）胎釉结合
瓷器胎釉结合良好；陶器胎釉结合不良。
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是突然转变的，由陶向瓷过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过程存在着一个中介物，学术界说法不一。于是谈到了釉陶，就考古资料来看，釉陶出现在商朝以前，1977年首先在江山长台营盘山遗址中发现，而后在肩头弄有较多的出土，目前发现的这类遗存有19处，以平底、高领、折肩罐、直腹罐、扁把折腹流罐及三足器为代表。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有零星的发现。（4）釉陶与印纹硬陶在商代早期共存，后来一直延续到西周早中期，其性质为胎质坚硬，烧成温度较高，胎料细腻，胎颜色成灰白、黄白色。泥条盘筑法成型，慢轮修整，器表成深黑或褐黑色，手感光滑，少见装饰纹样。
为什么说釉陶是陶向瓷演变过程中的中介物呢？因为釉陶有别于陶更具备了瓷器的性质特点，它的胎呈灰白色、黄白色，胎料细腻。由此可知。胎料不是一般粘土，而是经过精选淘洗的接近于高岭土的泥料作胎。其次它的胎质坚硬，烧成温度经上海硅所测试为1200℃左右。最后，器表黑色泥釉与胎结合良好且有亮光，可洗涤，吸水率很低，有类似瓷釉的特点。在长台营盘山商朝遗址中出土的一件三足器，内壁光洁，有亮光，做吸水率试验，几乎不吸水，烧成温度测试为1190℃。
“釉”古书上称“沫”，是陶与瓷的重要区别。作为原始的瓷。釉，不一定是青绿釉，首先应当是黑釉。
我们还可从釉陶与原始青釉瓷胎料、釉料的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等方面来看，两者是比较接近的。李家治等同志在《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一文中认为，“根据器物组合情况。器形及装饰的演变及化学成份、烧成温度和吸水率的变化，可以认为釉陶和原始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连续发展过程。原始瓷的釉是从釉陶的涂层发展而来的。（5）因此，釉陶是原始青瓷的直接祖先。原始青釉是由黑釉发展而来的，釉陶可以认为是原始黑釉瓷。釉陶的胎料，其化学成份与原始青瓷胎料、釉料无多大差异。烧成温度也相差不多。釉陶为1200℃，原始青瓷为1250℃，无论从胎料、釉料，烧成温度及吸水率变化等方面来看，釉陶与一般陶器截然不同，它已具有瓷的主要特征，应属于瓷的范畴。可以认为它是由陶向瓷过渡的原始阶段的瓷器，
而与原始青釉瓷的差异，就在于泥釉中作为助溶剂的缺乏，烧成温度略低。但实验表明，如把釉陶加热到1250℃时，这种泥釉就变成有亮光的釉，吸水率减低。至于商代中期出现的原始青瓷，是在釉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原始青釉瓷的出现，是作为釉的呈色剂，铁的含量减低的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釉陶与原始青瓷还有一些差异，但作为原始阶段瓷的基木特征已具备，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釉陶可以称为原始黑瓷，原始青瓷是在原始黑瓷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我国瓷器的起源可以说是在夏朝。因此说釉陶——这种类似瓷又有别于陶的器物是陶向瓷过度的中介物。
（三）瓷器的南北方起源问题
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对比表明，还可以从南北方烧制陶器的温度来判断南北方起源问题，数据显示北方陶器的烧成温度高于南方，但仍低于南方的印纹硬陶。南方的印纹硬陶烧成温度已高达约1100℃，已经接近原始瓷的烧成温度。这就说明了在原始瓷出现以前，北方不具备烧成原始瓷所需的高温技术。因此可以说明原始瓷的烧制可能是在南方烧制的。从数量上也说明了瓷器南方起源这一观点，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南方是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如商代后期或西周早期的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数量约占陶瓷总数的12.6%（6），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一般占同墓出土陶瓷器总数的70%左右（7），浙江江山的原始瓷数量自原始瓷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待到西周中晚期则几乎全部是原始瓷。（8）另外，南方许多地区都发现有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窑炉，且某些窑内也发现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样品，如浙江富盛窑（9）等。虽然北方也有原始瓷出土，但它们大多数出土于遗址及墓葬之中，而且数量也少得多，如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片仅占陶瓷总数的0.001%。商朝后期安阳殷墟原始瓷片的出土数量虽有增加，但也只占出土陶瓷总数的0.1%。虽然近来北方也有较多的原始瓷出土，但总的趋势还是南方多。综上所述，瓷器的起源在南方。
注释：
（1）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三期
（2）周仁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考古》1960年9期；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3期。
（3）叶文程，何英德《略论中国古代瓷器的源流》2000年9月
（4）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5）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国际古陶瓷科学技术讨论会论文，中文版《中国古陶瓷研究》，1987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79一80
（7）王业友。浅谈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安徽文博，1983；（3）：76
（8）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拍81；（2）：57
（9）陈显求，陈士萍。绍兴富盛窑印纹陶和原始瓷标本的显微结构。文物集刊，1981，（3）：270
瓷器与《西厢记》
——从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说起
走进嘉兴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大厅，可见到一字排开，从小到大渐次陈列着的10件马蹄形瓷杯，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著名的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
所谓套杯，即成套之杯，是套具的一种，有各种质地制成的，或铜锡，或髹漆，或木竹，或瓷器，尤其以彩绘瓷器套杯受到世人的青睐。《清朝野史大观·大内异物》载：“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堵波。高二寸许，旋木为之，质黄色有木理。薄如纸，嘘气辄可飞动，然能注酒。”清代景德镇窑烧制的瓷器套杯，以彩绘的居多，且多为十个一套，大小渐次可叠放成一个整体，散开来又形成依次递减的单体；既可作饮具，亦为一种精巧的工艺鉴赏品。
这种瓷器套杯，一套少则3至5件，多则20多件，因为是由多个大小不同的杯子依次套叠而成的，所以成型时必须严格把握每件单体杯子的尺寸大小，造型轮廓，胎体厚薄。只要制作过程中稍不留神，某处略有走样，就无法平稳地套叠，即前功尽弃，更谈不上渐次套装和分散自如了。要烧制好规整而又美观的套杯，首先要解决薄胎瓷的工艺技术问题。景德镇薄胎瓷的烧制始于明永乐年间。有道永乐薄胎瓷，细薄如纸，有的几乎以釉汁制成，故称为脱胎瓷。稍厚的又称之为半脱胎。明成化、隆庆与万历时的民窑，就有达到胎薄如纸的，时人称为真脱胎。到清康熙、雍正仿制品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脱胎瓷的制作，从配方、拉坯、修坯、上釉到装窑烧成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领。修坯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来不得半点差错和疏忽。一般要经过粗修、细修定型、粘接、修去接头余泥，并修整外形、荡内釉，然后精修成坯和施外釉。在修坯过程中，坯体在利篓（景德镇方言也称利斗，指利坯时在辘轳上盛放坯件的托盘架）上取下装上，反复近百次之多，才能将2至3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样薄。
解决了薄胎工艺之后，就是选择适宜套杯的釉彩装饰工艺。雍正年间盛行的粉彩，就是当时彩绘工艺的新品种，受到广泛的赞誉，直到今天。
康熙晚期已出现花朵用胭脂红色的洋细料施彩，至雍正朝，粉彩瓷器盛行，尤其是唐英（1682——1756年）从雍正六年（1728年）起奉命驻景德镇御厂任协理官。乾隆元年（1736年）起先后管理淮安及九江关并兼理窑务。直至二十一年（其中十五、十六两年一度中止），前后二十余年管理景德镇御厂，致力于制瓷工艺的研究，致使仿古、创新获得巨大成就。使景德镇制瓷业（包括民窑制作）达到了瓷器生产的新盛时代。其时粉彩特征是彩绘人物衣服或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彩色中有的用芸香油调合施彩；所用彩料很多是进口料，如红彩多以黄金为呈色剂的洋红，又称胭脂红；又有洋黄、洋绿、洋白等色。焙烧温度比五彩略低，色彩比五彩更为丰富，以其淡雅柔丽的特色，感觉比五彩柔软，因此又有软彩之称。雍正粉彩的盛行，很快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也有各种色地绘彩，如珊瑚红地，淡绿地、酱地、墨地等。精巧的器型，配上典雅的粉彩，使之相映成趣，实是给可分可合的套杯锦上添花。
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称得上是这个时期粉彩的代表作。属半脱胎瓷，胎骨细腻。制作精致，造型规整，釉面纯净，装饰柔丽。共10件一套。器物逐件由小渐次增大，其口径5至10厘米、高1.5至5.9厘米、底径3.1至6.2厘米。每件造型一致，形似倒置的马蹄，故有马蹄杯之称。为敞口、削腹、平底内凹，白釉地粉彩。十杯相叠，口平如一，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十只口沿紧密无隙，天衣无缝，且分散时灵活自如，不得不钦佩其工艺的精湛。最为精彩的是每件杯身外壁分别彩绘以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案，笔触流畅，技法娴熟，构图生动，柔丽典雅，赏心悦目。
《西厢记》为中国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一，是一部风靡了七百多年的文学杰作，可谓家喻户晓，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从小到大的十只杯身外壁分别绘以《佛殿奇逢》（奇逢）《妆台窥简》（窥简）、《僧房假寓》（假寓）、《斋坛闹会》（闹会）、《长亭送别》（送别）、《锦字传情》（传情）、《夫人停婚》（停婚）、《衣锦还乡》（还乡）、《乘夜逾墙》（逾墙）、《白马解围》（解围）等典型场景。色彩柔丽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比如《夫人停婚》那幅，写琴童搀扶心灰意冷的张生离去之状尤为入神（有的选本是画红娘搀扶张生），立着的老夫人冷酷无情，躲在一旁的莺莺却伤感失望的情形在这小小的杯身上有所反映。为满足套杯相叠时的整体视角效果，特将叠在最上面的那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的画面分由内底心和外壁两部分构成。这幅《妆台窥简》的主题图案绘在内底心：身着红衣绿裙裤的红娘斜身倚立在梳妆台旁，举镜窥简；外壁则是烘托主题的西厢场景。其余9件瓷杯的内底心均白釉无图。为此，叠在上面那件杯子的内底心的仕女红娘装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用《西厢记》人物故事装饰瓷器的形式颇多，除了餐具、酒器等之外，还有瓷板、赏瓶、屏风、彩瓶嵌饰等等。
说到这里，一个涉及中国陶瓷史与文献学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一提。《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文化现象，实际上具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内涵，晚明《西厢记》的评注、改编、校刻蔚成风气。而在英国，正是人文主义高扬的时期。十分有趣的是，有人已发现了当时英国向中国定购青花瓷器的函件、订单的底稿。（转见于将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英国对瓷器上的绘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尤佳。根据这一要求，景德镇特地烧制了一批以《西厢记》的张君瑞、崔莺莺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青花瓷碟、瓷瓶等。可能晚明时《西厢记》故事基本上趋于定型，很可能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家以当时各种《西厢记》刊本上的插图为蓝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但是，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目前珍藏在欧美的青花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与某些明刊本《西厢记》插图有惊人的相似。伦敦大学博士徐文琴女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艺术考古时指出，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高42.2厘米的青花瓷瓶上的图案《佛殿奇逢》和西德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直径16厘米的青花碟子上的图案《佛殿奇逢》，都是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金陵继志斋陈邦泰刊《重校北西厢记》之插图为蓝本。又如艾西莫林博物馆所藏青花碟子上的图案《堂前巧辩》，徐文琴认为以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刻本《哥林拾翠》之插图为蓝本。另外，徐文琴女士发表在瑞典《东方古代文物》（THEMUSEUMOFFAR－EASTERNAANTIQUITIES）的一篇博士论文提纲，图文并茂，基本上谈的都是《西厢记》，其中就收录有关《西厢记》的青花瓷器照片，均为欧美博物馆的藏品。根据绘图人物场景的分析，丝毫没受南曲《西厢记》的影响。这些瓷瓶、瓷碟照片计有：《佛殿奇逢》3件、《僧房假寓》1件、《斋坛闹会》2件、《白马解围》4件、《夫人停婚》1件、《琴心写怀》1件、《妆台窥简》1件、《乘夜逾墙》3件、《堂前巧辩》1件、《草桥惊梦》2件、《衣锦还乡》1件、《西厢全景》1件。尽管徐文琴的艺术考古工作还只进行了一个不太长久的时期，却使我们知道早在明刊本《西厢记》还未流传到欧洲之前，早在《会真记》、《董西厢》、元杂剧《西厢记》诸书被英译、德译、法译之前，欧洲人早已从青花瓷器的图案上接受并欣赏《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不言而喻，这一大批景德镇青花瓷器为《西厢记》的刊本传入欧洲以及英译、德译、法译起了媒介和诱导作用。而这一点，过去无论是中国戏曲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当然也包括中国陶瓷史的专家所完全忽略掉的。也就是说《西厢记》最早是由瓷器传到欧洲的。
东汉青瓷与原始瓷器
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该生产于东汉。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入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
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依旧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陶瓷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