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
回顾和论述清初法国赴华传教士殷弘绪数年研究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率先对外宣传“高岭”制瓷秘诀之深远历史意义与重大现实意义。
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特别是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后，中国与沿线国家一系列务实合作已经结出早期果实。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成功入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将会让大家关注到以生产御窑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与“一带一路”渊源颇深；尤其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包括法国里昂管辖的利摩日镇昂特雷科莱神父等西洋传教士应邀到来，曾给强盛时代的清宫廷文化注入一股西域新风。导致欧洲人都把景德镇原称昌南镇之“昌南”的谐音作为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的代称。
而笔者欣悉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近日说：“法国和丝绸之路有着深远的渊源，里昂曾是丝绸之路的终点[1]。”已过去的2014年既是法国同我国建交五十周年，又逢“中法文化年”。巴黎、北京等地先后举办一系列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动。同年7月15日至16日，法国首位驻华女大使白林转任驻英国大使前、曾由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陪同，专程抵达景德镇市访问古窑民俗博览区、三宝国际陶艺村、御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诚德轩瓷业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出进一步开拓双方多领域的合作。同年10月20日即第11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法国利摩日国立艺术学院校长一行到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察欧洲陶艺工作室项目的运行情况，并就加强两校合作与该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国家级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影视》也适时在同年第九期发表根据真人真事精心创作、首次披露法、中两国陶瓷文化交流史实的电影文学剧本《西来的瓷使》，吸引读者联想起欧洲产瓷历史，实与昂特雷科莱、自取汉名“殷弘绪”者的不懈努力紧密相联；这给壮观的中外陶瓷与文化发展史册添加绚丽的一页，显示了支撑景德镇这座城市发展千年的陶瓷伟业，改革开放中被注入新鲜血液重新得到巩固和弘扬。
尽管2015年6月3日《泉州晚报》又登载“德化申报世界陶瓷之都获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全票通过”之消息，但笔者在景德镇采访中与当地陶瓷、新闻界有关人士交流均认为：这十年间随着国内一些产瓷区被争相封“都”，导致应珍惜的“瓷都”尊称本身意义贬值；相比之下谁属真正的“瓷都”，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当初欲状告没有权威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乱评，只是不服要争口气罢了！近年来没要任何头衔的景德镇凭借其精湛的陶瓷工艺、灿烂陶瓷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反倒吸引更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2万多名国内外艺术人才结伴扎堆来景德镇或进行学术研究、或从事商业经营、助力擦亮千年瓷都品牌，他们被称作“景漂”一族；这群艺术人才现已成为继该市传统陶瓷艺术人才队伍、学院派陶瓷艺术人才队伍之后，以“景漂”族为特征的第三支生力军队伍。业内人士还向笔者透露：“景漂”族中除在当地已购房外，目前2万余名“景漂”每年吃、住、行和对陶瓷原材料的消费，均是个巨额经济数字统计；催促了当地就业、交通、旅游以及物流、包装等行业的新发展。身兼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的笔者更明白，实际上一直以来，景德镇瓷器就以金字招牌享誉海内外。与国内一些产瓷区竞相争“都”盼宣传有着明显区别的是：景德镇之所以能够让国外瓷业界敬仰称赞誉为“瓷都”、之所以值得中外文明史留下厚重的印记，是因元代在景德镇高岭村发现高岭土和发明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并促成硬质瓷和官窑问世且不断地创新；归根结底，应该指它独有的陶瓷文化特色、取得辉煌成就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康熙款青花釉里红梅瓶
收藏界有“玩瓷器要玩清三代”的流行语。即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景德镇御窑厂装饰种类多样的产品，主要指青花、釉上彩、色釉瓷器方面。为了适应日益丰富的装饰方法，生产出了名目繁多的瓷器造型。我国知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老先生的著作——《明清瓷器鉴定》早就肯定：“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新品种层出不穷，多达百种以上，为前所未有。[2]”因此，凡研究或知晓欧洲陶瓷发展历程的人，都对十八世纪初叶即清朝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士之一的“殷弘绪”怀有特殊印象，缘故是他最早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把景德镇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原料制瓷“秘诀”写信介绍给自己的祖国，进而推动欧洲直至世界掀起大规模的仿制瓷器热潮。
《景德镇陶瓷》杂志1986年第四期载有原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翻译颜石麟先生特写访问殷弘绪故乡——法国利摩日镇（市）佳文，知晓他当年写信所做的努力，已经演化取得丰硕成果。1771年，利摩日镇附近果真发现高岭土矿源，从此有了硬质瓷生产。法国朋友赠送登载殷弘绪信件附有制坯、装窑两幅插图法文版专著风趣地说：二百七十年前，殷弘绪把天主教传到景德镇同时，还把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带回了法国。利摩日镇日后发展繁荣成为国际驰名的法国三大名城之一的瓷城，享有“法国景德镇”美誉（另两大名城分别指政经、文艺中心的巴黎；以影展（又称“戛纳电影节”）著称的坎城）。也给法、中两国民间科技交流史册，留存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那么，殷弘绪为何能在繁忙传教之余、较快地熟悉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程序并能成为业内行家的呢？带着此道费解疑题，笔者凭借业余研究兴趣，历经多年自费陆陆续续地沿着殷弘绪经澳门（另说谓厦门，但笔者考证不可信）至江西饶州府（今鄱阳县）、景德镇天主教堂、后调北京的路线大致走了个遍；去过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图书馆查询复印殷弘绪分别于1712、1722年所写将“高岭土”和景德镇制瓷方法介绍给西方的法文信做资料参考；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寻找殷弘绪的墓碑时，巧见馆立中、英文对照的耶酥会士碑，石面镌刻“本区陈列的墓碑原立于北京海淀区正福寺耶酥会士墓地。耶酥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耶酥会士曾于明清时期来华，在传教的同时，他们把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传到中国，并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走访或考察、加上在国内数处相关人士积极协助下掌握的新资料，均给笔者深刻地启迪。原来，受过良好教育的殷弘绪等一批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当初是应康熙皇帝热切邀请、被路易十四国王派遗来中国的。他们大多属擅长于精确科学的学者，素质无疑在同时来华的其它国家传教士之上，“不仅在此期引进西学的工作中独占鳌头，而且在汉学研究中也起了决定性作用”[3]。借用殷弘绪写给奥里神父的长信所言其“因新信徒们的心灵需要而不时在景德镇逗留的日子，使我有机会了解这种备受推崇并被运往世界各地的华丽的瓷器在此地的生产工艺。虽说我的好奇心尚未足以使我从事类似的研究，不过我相信，对与这项工作有关一切做一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欧洲多少是有用的。”况且，史料证实殷弘绪家乡——利摩日镇较早就生产知名工艺品，由此推测应有世界共同发明的陶器制造业？！清宫廷“珐琅彩”瓷正属利摩日镇一种给铜胎画珐琅方法引进演变产生、随后影响到景德镇的知名“粉彩”瓷问世。加上他在统辖景德镇的江西饶州府侨居传教多年，得天独厚的条件客观上为其来往景德镇，业余时间去坯房、窑厂和红店等处用心观察“陶”与“瓷”的本质区别提供了便利。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弄懂“高岭”作用似人骨骼、瓷泥似人肌肉，景德镇制瓷掺高岭土配方能够让泥质密实、烧成促瓷变坚硬。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殷弘绪升调北京教区任职，尚对民间盛行的种痘术作过调查记录。1722年1月，殷弘绪再赴景德镇对瓷器装饰、大件品种制作与破瓷修补等技术难题进行过重点调研，当月25日在该镇写就的第二封长信，补充不少新内容载于《耶稣会传教士书简集》第十六期（第一封载第十二期），它对欧洲兴起的制瓷工场，自是如获至宝的技术资料。从相当程度上说：殷弘绪不仅是宗教的传播者，并且是瓷器的远播者；他实现了将瓷源寻宗“高岭”用途介绍到法国和欧洲的理想、促使世界认可瓷器为中国的伟大发明、中国景德镇是闻名瓷都；瓷“缘”并让他在景德镇与利摩日镇这两个因造瓷闻名遐迩的城市之间架起一座西方同东方的友谊桥梁。利摩日镇的制瓷艺人们总能敏锐地嗅到时代需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钟即属典型范例。
为此，2007年中央电视台全程拍摄制作《台北故宫》纪录长片时，担任编导之一的陈怡女士接受笔者建议，在其负责编导的《瓷中繁花》那集里，专门摄制了景德镇市与利摩日市瓷艺交往历史久远的几组镜头。据她透露：利摩日市精彩画面，是邀请央视驻法国记者站同事去相距巴黎360公里、产瓷后由利摩日“镇”改称“市”拍摄的。笔者猜想谓第一次将两市瓷艺精彩故事合成一集内告慰天下吧！？它从侧面表明景德镇招牌瓷器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重要载体，出口外销主要依靠走水路的景德镇，实称已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博士名著——《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率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又叫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这也要“怪”丝绸不易保存，瓷器遗迹却到处可见，能从数量上知晓古近代海上贸易特征由丝绸转变瓷器凭证、以及成就了“陶瓷之路”[4]提倡与影响。
1741年7月2日，逝世于北京的殷弘绪原被埋葬在海淀区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但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后迁存海淀区五塔寺保护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他的墓碑镌刻文字如下（拉丁文、中文对应排列）：
耶稣会士殷公之墓
耶稣会士殷先生讳弘绪，号继宗，泰西拂朗济亚国人。缘慕精修，弃家遣世，在会六十年，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东来中华传天主圣教，至乾隆六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于都城，年七十九岁。
遗憾曾受错误指导思想干扰，我国陶瓷史学界对殷弘绪这位在国外研究不衰、且得到好评的人物以其传教士身份曾列为禁区，起初横遭冷遇或当反面教员批判。伴随人民思想解放特别是党对宗教政策的重视和落实，对殷弘绪评介转为正面、称赞声音逐渐占了上风。1984年8月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原《中国工艺美术》杂志主编朱培初先生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一书里，指出殷弘绪“在江西景德镇瓷器和世界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认为他于1712年9月1日写的长信，生动与具体地记录了当时景德镇有关人口、城镇、物价、地理、治安以及胎土、釉料、成型、彩绘、色料、匣钵制造、瓷器入窑、烧成等瓷器生产制作情况且震动欧洲社会，使欧洲有关人士第一次读到神秘景德镇及其制作瓷器技法的真实史料。
如今全球经济化飞跃发展，促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以江西省浮梁县（历史上景德镇为其下属的一个镇）“高岭”村得名、久被国际通称又堂而皇之地摆放在联合国总部的高岭土应用范围几乎遍及宇宙，早就从单纯瓷业转向造纸、橡胶、塑料、石油化工、耐火材料、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拓展；甚至连人见人爱的舶来品手机，相传采用一种LTCC技术把机内各类组件整合、缩小到瓷质电路板上，才获得轻薄之效果。它表明名列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的瓷器对人类文化科技的进步作用，已经“愈来愈显示出来”[6]。丰富资料也告示大家，虽然“高岭土”英文kaolin这一名词是由1869年曾到过景德镇高岭村考察的德国知名地质学家、首先撰文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先生创译和被命名为高岭土的国际学术名称，依据仍是殷弘绪首次传去西方的高岭汉语读音。由此推断“高岭”扬名世界，实属殷弘绪立下的非凡功勋！同样，它是景德镇高岭村民、更应该说是中国在粘土矿物学方面，对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做出独特贡献的具体体现。殷弘绪可以算是首位开始“景德镇学”理论研究的外国人。高岭村现已成为中外制瓷人士朝“圣”之地兼旅游景点，高岭瓷土矿遗址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部门准备把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报项目。当今国内文艺市场日渐繁荣，呼唤着融入作者独特思想与契合时代的精品或杰作问世。故事类型是寻找清朝、当代剧情穿插之电影文学剧本《西来的瓷使》，目前与某影视公司正在洽淡影片投拍协议，考虑联系法国方面合拍打造力作，以便尽早地将“此片献给热心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人们”[7]。
近年来有景德镇人去欧洲旅游期间，特意赴法国利摩日市参观瓷厂并受到热情接待。女讲解员开口便直接提到瓷厂原料开采到生产方式都是从中国景德镇传递的。“我们的瓷业圣祖是中国！”对呀，倘若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古代作出惊奇贡献的景德镇无名瓷工们、或者像殷弘绪那样立下功勋的法国传教士，他们取得的不凡业绩和辛勤劳动，始终值得后来者共同景仰。恰似应邀出席第七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式、代表国外知名产瓷区嘉宾发言的法国利摩日市副市长伯纳德。瓦海伊强调：“一千多年来，景德镇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更为推动世界陶瓷发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盛赞‘瓷器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它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举办，搭建了一个世界陶瓷交流的大平台，让东方灵感和西方的创意成为一种互补与共享，引领世界陶瓷的创新和发展[8]”。继续谱写“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共赢、前景更加灿烂的新乐章！
延伸阅读
“器行天下”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是“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黑石号”沉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这艘沉船载货以瓷器为主，多达67000余件，长沙窑瓷器占大多数，达56000余件，还有一些越窑青瓷、广东窑场烧造的青瓷和北方地区巩县窑等窑口的白瓷、白釉绿彩陶瓷，其中，打捞出的3件保存完好的青花瓷器备受瞩目。“黑石号”沉船中发现一件长沙窑釉下彩绘碗的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铭记，可知该船应为唐代晚期；而沉船中的瓷器组合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种与类别，亦可看出当时漂洋过海的外销瓷的规模与盛况。
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不断，尤其是晚唐以来渐趋繁荣。瓷器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港口出发，扬帆海外，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地区。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
唐、五代时期，特别是晚唐以后，瓷器开始大批输往海外，其由扬州、明州、广州等港口出发，销往东亚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并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如日本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东南亚沙捞越地区、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前述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和印坦沉船、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大批中国瓷器，处于我国南海贸易航线上的西沙群岛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县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闽粤沿海地区窑场所产的一些瓷器也是当时的外销品类之一。
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也掀起了中国瓷器外销新的高峰，尤其是南宋和元代。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名窑产品广泛行销海外，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明州等重要贸易港口附近，还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外向型制瓷窑场，产品以仿烧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等名窑瓷器为主。这一阶段，海外发现的区域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超前代。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具代表性的有南宋时期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福建定海白礁一号、元代西沙群岛石屿二号、韩国新安等沉船，均载有数量庞大的瓷器，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的外销。外销瓷器品种以青瓷、青白瓷为主，也有不少白瓷、黑瓷、白地黑花瓷、酱釉瓷、钧釉瓷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等。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与瓷器品种较之前代大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直至清代晚期仍有一定发展，产品则以青花、白瓷、五彩瓷器为主。随着海外贸易模式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纹章瓷等，这也促使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销区域进一步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以及美洲地区。贸易航线上的一批沉船也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广东汕头海域南澳一号明代沉船，菲律宾吕宋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等；清代则有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越南海域头顿沉船（约1690年），印度尼西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52年）、“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等。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居多，五彩瓷和德化窑白瓷也较为常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克拉克瓷”，以青花开光图案为代表；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而成的广彩瓷器，图案多见西洋题材；德化窑白瓷的外销规模也较大，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Chine），有些则专为西方烧制，如西洋人物雕像，独具特色。
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受到不同阶段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如，晚唐五代南方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明清时期时断时续的海禁与开海政策，明中叶以后西方人竞相来华开展航海贸易。
“器行天下”，中国瓷器销往海外地区，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器形类别、装饰风格等传入了海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如品种、器类、纹饰等方面，瓷器风格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菱形花草纹图案等，都受到了阿拉伯风格的影响，有些还直接源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宋、元时期的军持，元代青花瓷器风格等也受海外地区影响。明、清时期，国外订烧瓷器甚多，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类瓷器中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还有一类独特的带有西方徽章图案的“纹章瓷”，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与此同时，“技传海外”，中国的瓷器风格和制瓷技术也影响和流传到了国外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虽属釉陶器，但制作方法源自唐三彩陶器。9~10世纪，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后，陆续烧制出的白瓷、青花瓷，以及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等窑炉技术，均受到了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16~17世纪，日本出现了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这应是受到福建德化窑、漳州窑的影响，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并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相竞争。欧洲地区也相继模仿中国瓷器，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19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离不开明清时期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浮梁知县沈嘉徵所写《民窑行》，这首诗不仅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制瓷手工业中心景德镇对工匠能手的吸引力和瓷器的生产状况，也描绘了瓷器行销的广阔市场。世界各地和四大洋各海域沉船中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中国瓷器的发现，再现了“佳瓷”之器成而行“天下”的盛况。
唐代以来，海外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市场，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所反映出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与北方陆路贸易“丝绸之路”遥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路线，亦谓“陶瓷之路”，即是从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由福州、明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非洲东海岸、西亚，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
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和象征之一，漂洋过海，畅达世界，这也正是悠久而绵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海上丝绸之路”重兴鼓舞中国瓷器产业焕发新光彩
新华网广州４月２７日电（记者王攀 谈昦玄）作为一家陶瓷企业的“掌门人”，玛戈蒙特骨瓷（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阳被选为一次全亚洲区域高峰会议的礼品用瓷设计主持者。再三考虑后，他推翻了原有构想，说服了会议主办方，郑重其事地将“丝绸之路”图案刻画在了精美的瓷器上。
在２７日闭幕的第１１５届广交会二期展会现场，这位企业家展示了自己的图样：人们在瓷器上可以看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乘坐的巨大宝船、宝塔装饰的泉州港口以及波涛汹涌的马六甲海峡、如云汇聚的海内外客商……
“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复兴，在我看来，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中国陶瓷产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他说。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目前，这一倡议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
出席本届广交会的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有关负责人说，对于有着千余年辉煌历史、当下正在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的中国陶瓷行业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全行业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新的机遇。
“眼下中国的陶瓷企业正热切期盼相关规划和政策尽快出台，大家都深信中国与‘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周边国家与地区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会给全球市场带来更加积极有利的变化。”这位负责人说。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源自于中国的瓷器，始终是“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主角。在全球多个海域内发现和打捞的沉船中，考古工作者们找到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陶瓷产品，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６世纪到１０世纪的中国唐宋时期。
“作为中国陶瓷业者，我们对这段历史特别骄傲，因为在丝绸之路上，没有侵略和战争，只有瓷器、丝绸和茶叶给全世界带来的美好生活。”赵春阳说。
但在中国轻工商会的相关负责人看来，当下的中国陶瓷产业，和“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中国陶瓷业相比，已经逊色了不少。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的陶瓷产业规模虽位列全球之首，但土地、材料、劳动力资源的多重限制制约了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经销渠道的建立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陶瓷已经失去了在世界陶瓷市场上的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完全弥补了技术差距。和国外生产的瓷器相比，中国陶瓷质量、效用都可以让人满意，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还不够美，自己的品牌也没有做大做强。”赵春阳说，中国陶瓷在外形设计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且需提高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一背景，“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构想，被众多中国陶瓷企业视为“天赐良机”。中国轻工商会表示，目前一批中国陶瓷企业正在纷纷加入到搭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平台的工作中，把现代家居生活理念融入到传统陶瓷产品，从寻求“贴牌出口”转为“品牌出口”，进而推动中国新兴陶瓷品牌与国际知名陶瓷品牌置身同一舞台。
东盟市场因此也备受期待。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陶瓷贸易规模持续增长。２０１３年，东盟市场规模首次超过欧盟和美国，占中国陶瓷出口总额的１８．４７％。据商会介绍，目前有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加紧和东盟地区企业展开投资与合作。
“中国陶瓷行业兴盛或衰败，不应该单纯以出口量为衡量标尺，应更多考虑出口知识产权和出口品牌的情况。”赵春阳认为，中国陶瓷行业应该利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面向世界输出中华陶瓷文化，提升中国陶瓷品牌的影响力。
赵春阳说，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不仅向世界输出了宝贵的本土产品，丰富了更多人的生活，也为全球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他期待，中国品牌陶瓷的创新能再次在世界上引领陶瓷文化的潮流，并以此刷新人们对陶瓷艺术的生活体验。
越南出水陶瓷做工精美生动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原标题：通讯：越南出水陶瓷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跃然眼前的灵动鱼儿，釉色渲染的花团锦簇，明净素雅的水墨山水，韵味深长的民间传说……这些都是越南打捞出水的陶瓷制品上所绘内容，尽管这些瓷器年代久远，可如今看来仍精美生动，引人注目。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越南科学家先后在越南附近海域发现了6艘古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一批品相相对完好、套系相对完整的陶瓷制品。它们来自于中国和泰国等地，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遥远年代里的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又被称为“陶瓷之路”。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与内地的陆路往来不易，所以沿海居民自古积极开发海上商路。而中国东南沿海夏、冬两季均有季风助航，海路通往欧陆更为便捷。
“这些文物的发现不仅证明古代有很多中国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经过越南，也证明了越南在古代海上商路中占据重要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也曾对当时越南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越南考古专家阮庭战说。
60岁的阮庭战现任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曾直接参与了三次古沉船的打捞和整理工作。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馆藏一部分中国瓷器文物便经过了他的手。
“在金瓯省发现的沉船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文件，证明15世纪时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越南。他的船队从海南出发，可能在越南港口补给过食物和饮用水。”
据阮庭战介绍，在越南出水的陶瓷制品大多产于中国的元、明、清时期，器型包括碗、盘、瓶、盆、壶等，做工精美。这些外销瓷所绘纹饰既有中国传统装饰花纹，也有欧洲人喜欢的景致和图案。
“那时，很多商船从越南经过，不仅促进了越南的制陶工艺，也促进了越南商贸活动的发展，”阮庭战说。
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期刊》主编杜进森说，习近平主席将“21世纪”与“丝绸之路”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说明中国希望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加强经贸关系。
杜进森说，21世纪被认为是“海洋世纪”，这说明大部分贸易活动都离不开海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东盟在提升双方贸易投资和文化合作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新“海上丝绸之路”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战略和安全互信。
他表示相信，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的确立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青花釉里红与粉彩之路
陶瓷分为釉上瓷、釉中瓷和釉下瓷。青花釉里红属于釉下瓷的一种，而粉彩却是属于釉上瓷的一种。提到釉上瓷和釉下瓷，我来简单说一说他们的区别吧。釉上彩是指在己烧成瓷器的釉面上用彩料绘画，再入烤花炉在600-800℃之间进行二次焙烧而成的品种。这种彩，因施在釉上，用手抚摸，有凸起感觉。如釉上红彩、宋加彩、五彩、粉彩、珐琅彩、墨彩等。由于彩在釉上，因而易磨损，易受酸碱等腐蚀，易褪色，但因品种丰富装饰性强，多用于陈设器皿为佳。接下来，我们说说釉中彩吧，釉中彩陶瓷的彩烧温度达到制品釉料的熔融温度，陶瓷颜料在釉料熔融时沉入釉中，冷却后被釉层所覆盖。这种产品表面视觉平滑，有玻璃光泽。由于颜料不直接接触食物，所以铅（镉）溶出量较安全。釉中彩一般作为餐具生产较多，因为其造价比较昂贵，一般工艺品不用这种工艺，釉中彩餐具无铅无毒，健康环保。最后就要说说釉下彩了，釉下彩是生坯或经素烧坯胎或釉胎上饰纹加彩、罩釉，经134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色料充分渗透于坯釉之中，色泽光润耐酸碱无铅毒。但因高温烧成，适应的色料不多，颜色变化极难掌握，釉下彩主要有青花、玲珑、釉下五彩和刻划花等。
青花釉里红云龙纹花口盘
一、青花釉里红瓷
青花釉里红，也叫“青花加紫”，是在青花间用釉里红加绘纹饰的一种瓷器装饰手法。釉里红是我国的传统釉下彩装饰之一，它是用铜作着色剂的色料在坯体上描绘各种纹样，然后施透明釉经过高温还原气氛烧成，在釉里透出红色的纹样，所以叫“釉里红”。然而，青花釉里红，就是指釉里红与青花加在一起进行装饰，以突显青花的淡雅之美，加上大气富贵的红色装饰使瓷器浑厚壮丽。把青花与釉里红组合在一件瓷器上，成为一个新的艺术精品，这是景德镇陶瓷艺人的一项创造性成就。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这青花釉里红的由来了。青花瓷早在唐代就开始发展，到明、清两代为高峰，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它用氧化钴料在坯胎上描绘纹样，施釉后高温一次烧成。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的瓷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0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景德镇青花瓷在原料、工艺、设计等等领域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从元代青花瓷一直流传到当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青花是中国最具汉族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是釉下彩瓷的一种，也是中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它蓝白相映，怡然成趣，晶莹明快，美观隽永。此时此刻，突然脑海中飘来一首歌，“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首青花瓷完全不能写全它的优雅美丽，这首歌也在年轻人中备受欢迎，使得青花瓷也被新生代的人们所喜爱，这首歌2008年7月5日在第19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年度最佳歌曲奖、年度最佳作词奖和年度最佳作曲奖三项奖项，人们对青花瓷的敬仰可见一斑。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釉里红瓷吧。釉里红瓷起源于元代，两者组合为青花釉里红瓷也是在元代，根据已发现的文物资料，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既是釉里红器有明确纪年的瓷器，又是青花釉里红器起源的物证。釉里红瓷是指用铜红料在胎上着彩，然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其制作工序与同时代的青花瓷大体相同，因红色花纹在釉下，故称釉里红瓷。由于釉里红以铜红料为呈色剂，铜红釉在烧造技术上难度很大，正常显色不仅与彩料中的铜含量和基釉的成分有关，并且对烧造的气氛和窑温的要求都十分敏感，配方和烧成条件的任何细小变化都会导致色调不正，因此发色纯正的釉里红瓷在元代很少见，大多是灰红色，而且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稍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退色，使得纹饰不连贯。并且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父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加上当时朝代原因，在元朝，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就非常少。
青花釉里红瓷是我国珍贵的陶瓷品种之一，因为其烧制出的成品合格率较低，使得青花釉里红的产量低下，而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没有现代专利制度，烧窑技术与釉里红的配方长期严格保密，只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相传，使得其工艺传承有一定限制，自然物以稀为贵嘛，所以其价格也是较为高一些的，其精品佳作更是少之又少。
粉彩人物大盘
二、釉上粉彩瓷
粉彩瓷是一种釉上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到雍正年间已经慢慢成熟，到了乾隆年间粉彩瓷已经十分繁盛，粉彩瓷粉润柔和，秀丽雅致，受到皇室与大众的喜爱。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大多数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绘纹饰。以花蝶图为最多，牡丹、月季、海棠、四季花也极为普遍，人物故事图，在粉彩中也比较多，其中还有一种纹饰是最多的，那就是代表着吉祥寓意的谐音文字，例如“福”“禄”“寿”等等。雍正粉彩官窑器多数有“大清雍正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民窑精品有私家堂名款，也有图案标记，以器底绘青花笔、锭和如意，谐音“必定如意”等为突出。粉彩是乾隆朝瓷器中所占比重较大的品种之一，在雍正瓷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乾隆粉彩中的一部分继承了雍正时期在肥润的白釉上绘疏朗艳丽纹饰的特点，如常见的折枝花卉盘、碗、小瓶、面盆、人物笔筒和大件器物鹿头尊等。嘉庆时期的瓷器粉彩瓷也是相当繁盛，嘉庆朝粉彩官窑器中的粉彩开光器为多见，其次它继承乾隆制作的压凤尾纹（即轧道工艺）粉彩也非常多。万花堆、百花图画面的器物亦是十分突出，特别要说的是，当时的粉彩瓷在碗类器上也出现了山川风景画，十分优雅大气。但是当时粉彩碗、盘之类器物的图案还是以花卉、花果为多，特别突出的是过枝癞瓜的图案，象征着瓜瓞绵绵的吉祥之意。
到了今天，粉彩瓷也是一直在延续，在发展。平常，我也是十分乐衷于画粉彩瓷，当今的粉彩瓷与古时的粉彩瓷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我们不单是传承这门技艺，也还在它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东西。新的粉彩瓷采用不含铅的釉颜料与着色氧化物按重量9：1配比，入磨机细磨，制得水色颜料及油色颜料，用于瓷器釉面装饰，经780℃-850℃烧成，获得制品。它以釉替代传统釉上彩的铅熔剂，消除了所有有毒物质，具有使用环保安全、色调丰富多彩的特点。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陶瓷的发展之路将是宽阔的大道。我们将在这座千年古镇上延续千年的陶瓷技艺，令世人惊叹。
陶瓷：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景德镇与世界的纽带 探底鄱阳湖：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上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鄱阳湖都是必经之地。作为连接景德镇与世界的纽带之重要一环，鄱阳水运的兴衰，始终与景德镇这座瓷都生死与共。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景德镇古码头
自江西都昌县多宝乡西行，便进了一片土黄的沙岭间。每每觉得前行无路时，拐过一个弯，又会看见山道蜿蜒向山壁阻挡的极远处。如此兜兜转转三小时，才能到达鄱阳湖畔的“老爷庙”，一片只有两户人家和一个沙厂、一座千年古庙的湖畔荒地。
两年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国内“物探”专家，在这鄱阳湖东岸楔入湖心的最深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水下考古勘测，打捞出了大量明清景德镇青花瓷碎片、仿龙泉窑青瓷，还有少许白瓷和黑釉瓷。
主持此次水下考古工作的肖发标研究员说，此前他们就曾预判这片水域考古价值极高，水下很可能有大量满载金银和瓷器的沉船，它们或分别来自江西省内的德兴金矿和老爷庙以东一百多公里的瓷城景德镇。
此前，江西古陶瓷研究泰斗余家栋说得很明确：由景德镇沿昌江西进，到鄱阳县姚公渡转道饶河，再转鄱阳湖入长江，然后沿江出海，到达明州（宁波）、泉州等大港，再装上远洋货船运往阿拉伯、东非、欧洲或是东南亚：这正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外销通道。
这次水下的考古成果，再次佐证了鄱阳湖曾是水上瓷器通道这一事实。
瓷源高岭村
经过老爷庙、而将景德镇与世界连接的“古代水上瓷路”，起点并不在景德镇城区，而在45公里外、鄱阳湖源流支脉之一的昌江更上游处，一个名叫浮梁县高岭村的所在。
从古到今，高岭村遗留下了几十上百个元明清古高岭土矿坑及数百万吨尾矿，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青山浮白雪”。
然而，如果没有制瓷业以及最早在这里发现的专用优质原料高岭土，这个村庄或许会一直和千万个江南小山村一样籍籍无名。
1004年，对景德镇制瓷史而言是一个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重要年份：北宋朝廷从高岭村所在的浮梁县，设置新镇，名为“景德”。景德镇首创青白瓷，“光致茂美、天下咸称”。此后，景德镇日趋繁盛，渐成大邑，浮梁反而成了景德镇的一个郊区县。但很少人知道，设置景德镇的那一年，年号是景德。
大约是从元代开始，高岭村出产的一种白色粘土，因为煅烧后能大大提升瓷器的硬度和耐火度，而被作为制瓷原料大量引入瓷胎制作。这被称为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
在此之前，一直采用单一瓷石为原料的景德镇制瓷业，已经随着上层瓷石逐渐枯竭而面临危机。正是这种后来称为瓷土、或因地而名高岭土的白色粘土，不仅助景德镇安然渡过危机，更使它在元、明、清时期走向瓷都巅峰。
从这里出发，成批的高岭土、瓷石等，由景德镇人称为“船巴佬”的船民们装上小船。烧瓷必需的燃料如松柴等，则在被锯成一两米长的木头段子后，扎成木排沿昌江而下，或是劈成和瓷土一样的小块，用一种首尾较高、船身宽而设有桅杆的大鹜梢船，运往景德镇。
昌江：瓷器出山路
昌江自安徽祁门大洪岭深处沿山盘旋而下，直奔西南方的鄱阳湖而去。清浅狭窄只容竹筏的河道，到景德镇城区时已经宽达二百多米。
景德镇老城便沿着碧水涟漪的昌江呈长龙形延伸、展开，长达13里，两岸沿河建窑，沿窑成市，是谓“陶阳十三里”。
在这里，人们安装大水轮车，利用昌江中下游水位落差之力粉碎瓷石，淘洗瓷土。待瓷器出窑，又是“船巴佬”们将一批批青花瓷、青白瓷，装上河道上排列如蚁般的小型木船，或是沿河而下，或是逆流而上到达安徽祁门。
自昌江运往鄱阳湖的瓷器，常装在一种船头船尾尖而翘起、船身狭长，顺风张帆即可行驶的雕子船和罗荡船上。此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景德镇通汽车之前，当地瓷器都还是靠木帆船运送。
小船一路碧水清潭，亦有急流险滩，临近鄱阳湖滨平原，地势渐行渐低，江面渐行渐宽。过鄱阳县凰岗镇后，便进入了临鄱阳湖河段，此时天地一宽，河道阔处已达350米，15吨以下的大帆船和中小客轮曾可长年通航。
小船行程的终点，在凰岗镇25公里外的姚公渡。在这里，昌江与另一条源自江西婺源、安徽休宁交界处五龙山的乐安河汇合，便成为鄱阳湖五大主要源流之一的鄱江。而瓷器也被从雕子船和罗荡船上卸下，换到了体量庞大的木帆船上。
由于特殊的东高西低地形，鄱江竟然在此折向西北，在大约三十公里外的莲湖乡龙口村，出了窄窄的河口，顿时水天茫茫相接，浩淼无限——终于进到了南宽北狭形如一个大葫芦的鄱阳湖里。
其实，瓷器船进入鄱阳湖后，还有一条折向南方，出赣江南下广州的通道。甚至是根本不走鄱阳湖、自闽江上游下船运至福州、泉州，或是自瑞金走长汀入闽，转陆路自漳州去泉州等瓷器外销路线。
但这些路线无一例外都是水陆结合，需要肩挑和畜驮，人力成本极高，而且瓷器脆弱，很容易在沿路颠簸中损坏。因此，鄱阳水道始终是无可争议的瓷路首选。
瓷路多难
鄱阳湖是个大葫芦，而老爷庙-湖口水域就是葫芦颈。千百年来，无论南方金银瓷器船只北出鄱阳湖口进入长江水道，或是北方船只自长江南下岭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
然而， 鄱阳水道尤其是老爷庙水域，却并不是一个容易行船的地方。这缘于老爷庙水域一直是传闻已久的“神秘事件”频发地，如某船在岸上人的目送中忽然消失，以及某年某月某日一天沉没十几艘船等等。
传闻并非完全杜撰。当地谚语云：
船过老爷庙，犹趟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若要不翻难上难。
直到二十多年前，老爷庙水域仍一直频发人亡船沉事故。为了乞求行船安全，旧时这一带的水手、渔民行船经过段任柏家旁边、已延续了1200年香火的老爷庙门口时，必定停船上岸、进庙虔诚叩拜，乞求平安，还要进香、放铳、供上祭品，在庙门前斩杀雄鸡，以至于庙门外那对石狮上终日鸡血淋漓。
不过，肖发标与世居于此十一代的渔民段任柏，都断然否认沉船频发与所谓“神秘事件”有关。事实上，科学家们也早已给出了真相：这片葫芦颈水域长四十多公里、宽仅仅3-5公里，西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庐山诸峰，东南部则是地形开阔、植被稀疏的沙丘，这就形成了“狭管效应”，风行至此风速猛增，比周围陆地要大出3-4级，这里全年8级以上大风平均达163天。
夏天时，两岸沙丘与湖面温差异常大，还常会形成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风暴雨，这正是导致1985年13艘船同日沉没的元凶：当天下午6时，有一股“水龙卷”急速扫过了湖面。
此外，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五河流水都在这里老爷庙水域交汇，流速变幻不定的湖水，不断形成漩涡暗流，即便无风时，也令行船面临极大凶险。
段任柏还解释了为何湖底不见沉船，乃是由于湖岸均是沙岭，大量沙土终年随风落入湖中，湖底沉船就被尽数掩埋了。他在行船时，就曾多次从湖底泥沙钩出木帆船的碎片。
历史上，鄱阳瓷路的另一大阻碍，是战争。
极具财富意义的水陆交通要冲，自然免不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军事角度看，这段葫芦颈水域控扼赣北，得之则可腰击大江、威胁江北，抑或南下九江平原、直入赣中，甚至西进湖南湖北，素被军事史家们称为“势重东南”。
于是，自西汉以降，鄱阳湖一带每每争战不休，两千多年间水战陆战不下百次。东晋桓玄篡立，大将刘裕、何无忌等起兵讨伐，大破其部于今鄱阳湖口八里江一带水面；公元1275年，元将伯颜率军至鄱阳湖，祷大孤山神，风息桥成，大军皆渡，江南遂成元域；抗战时期，日军又沿鄱阳湖西进，兵锋直指武昌…
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则是1361年的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口大战。战争打了37天，“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最终是朱元璋赢得这场惨烈的决战，而大明王朝的近三百年基业，也由此战奠定。
然而，对于景德镇瓷业来说，纷飞的战火即是灾难的同义词。
以瓷器史上昙花一现的元至正青花为例，这种专供元朝宫廷或销往海外的精品青花大瓷，成熟期始于1340年代，但仅仅十年之后，便在世上销声匿迹。其原因正是鄱阳湖、景德镇一带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开始的连年战争。
战争阻断交通，尤其是鄱阳湖这个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不仅导致景德镇瓷器外销之路被堵死，对于需要从海外进口青料的元至正青花而言，连制瓷原料都无法运抵。
等到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完全控制景德镇和鄱阳水道时，由于制作元至正青花所需苏青料长期匮乏，人们已经习惯掺入国产青料混合绘画烧瓷。加之烧瓷温度上的掌握也有所不同，于是元至正青花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色泽灰暗的明初洪武青花。
瓷路新起点：沿海四大港
船到湖口往北，就出了鄱阳湖的葫芦颈，进入长江、再出上海吴淞口转海路，到达交州、广州、泉州和扬州四大港。然后，趁着七八月份季风起时，商人们携带整船整船的景德镇瓷器，出海远行至日本、南洋群岛、阿拉伯一带商埠，这便是自新疆-波斯-叙利亚丝绸之路之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海上瓷器之路”。
此前江西省文物考古所所长樊昌生曾推测：2007年轰动全国的“南海一号”沉船，出水过大量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很可能就是从景德镇出发、经鄱阳湖水路外销的。在“南海一号”的时代，景德镇已是全国著名瓷窑，“青如天、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白瓷，正是它当时的主要产品。
实际上，早在“南海一号”出土之前的2005年6月，考古学家们已经从福建平潭县海域的清代康熙年间沉船“碗礁一号”上，大致弄清楚了水上瓷器之路的特征。那一年，在这片因渔民们捞起过大量瓷碗而命名的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看到了满眼清前期景德镇青花瓷，还有一种在低温下烧出珍贵五彩绘瓷。而且，这艘船上竟没有一件景德镇以外的瓷器。
“碗礁一号”的年代，是景德镇青花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年代，青花瓷也是16、17世纪水上瓷器之路最重要的贸易品。
这期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一度曾使景德镇瓷外销陷入困境。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中国瓷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直到l683年清廷收复台湾、重开通商口岸，景德镇陶瓷才恢复生产。
随即，渴望与东方贸易的欧洲人，先后在当时中国唯一的外贸港口广州设贸易机构，与华商直接签订瓷器贸易合同，广州商人还设立公行作为进出口贸易代理，收取瓷器售价的30%作为代理费。
一个世纪后，中国外销瓷器逐渐增多，在欧洲开始从宫廷珍藏品走向民间日用。“洋器，专售外洋者……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景德镇陶录》）其中已有部分瓷器是按照国外订货合同所需式样生产的。最为普遍的便是餐具和咖啡具，其器形、尺寸和图案在订货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瓷器图案则有静物画、人像画和圣经故事等。
人们无法统计由鄱阳水道外销出去了多少景德镇瓷器。但仅在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欧洲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中国瓷器；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整个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而鄱阳水道，便成了景德镇连接整个世界的枢纽之地。
远去的水上瓷器之路
鄱阳瓷路的兴盛，如今已然远去。
衰落从源头开始。史载，明嘉靖年间景德镇烧制陶瓷的柴窑数量有九百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此时，景德镇陶瓷形成了“利通十数省”“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天下窑器所聚”的局面。
然而，到了乾隆末年（1794年），由于认为有伤地脉，朝廷严禁开采瓷土之源高岭村的高岭土。优质制瓷原料来源被切断，景德镇便再难以像过去一样大量提供优质瓷器参与国际竞争了。巧合的是，欧洲诸东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订货也到乾隆末为止。
也正是在此时，原先受景德镇抑制的欧洲生产硬质瓷的工厂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继续增长，但景德镇的外销瓷所占比例却日渐缩小，这预示着，景德镇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唯一永恒的，是昌江至鄱阳湖间，水底那些一路散落的碎瓷——可能随便捡一块都是明代的，还有鄱阳湖底埋藏数百年的整船整船瓷器，在沙土和鹅卵石间静卧，等待着不知年岁、遥遥无期的重见天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