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陶瓷信息网网站!
网站首页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陶瓷信息网 > 陶瓷文化 >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 导航 >

陶瓷上的中国——陶瓷文字器的重要意义

陶瓷上的中国——陶瓷文字器的重要意义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纹 陶瓷艺术

2020-12-24

古代陶瓷器上的的鱼。

金鸿能源(19.63,0.00,0.00%)8月28日晚公告称,公司近日与衡阳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位于衡山县与衡阳县交界处的界牌瓷业托管资产出让事宜达成了合作意向。根据《协议》,受让标的资产后,公司拟对受让资产进行重组,五年内投入10亿元投资天然气陶瓷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尽快完成界牌及周边矿山资源的收购整合,并加快形成深加工产业链,促进界牌陶瓷产业的快速振兴。

根据《协议》,界牌位于衡山县与衡阳县交界处,境内优质瓷泥(包括高岭土、钠长石、钾长石、石英石)资源丰富,区位交通优越。近来来,当地政府有意重振界牌陶瓷产业,充分发挥界牌独有的陶瓷原料资源优势,利用优良的日用瓷生产传统,延伸界牌陶瓷产业链,打造界牌瓷都。

基于此,金鸿能源公司方面认为,此次合作有助于公司产业链的延伸,大幅度提升公司天然气的销售量。公司表示,此次受让资产将在为园区内陶瓷企业提供优质原料的同时,不断增加天然气的销售量,将矿山资源、陶瓷产业与天然气产业有机结合,大幅度提高公司对当地的燃气市场的开发程度。

公告称,在受让资产后,公司将自身天然气管道铺设至界牌,将矿山资源、陶瓷产业与天然气产业有机结合,做大做强衡阳天然气陶瓷产业园。当地政府也将为出让资产手续办理特别是采矿权、土地变性手续办理提供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并支持公司在衡阳范围内优先整合并依法依规取得其他矿权(包括高岭土、钠长石矿等)。

但对于此次合作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的影响,公告称,由于此次签订的框架协议尚未涉及项目具体实施计划和方案,尚无法预测对公司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有券商研究员对记者分析称,金鸿能源此次签订协议拓展陶瓷方面业务,这虽有助于如公司所说的提高公司天然气在当地的市场销量,这本是利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陶瓷业务对于金鸿能源来说属于新领域,且近年来国内陶瓷行业整体不景气且环保成本投入大,而且界牌陶瓷厂自身还有着老牌企业的各种包袱,这些不利因素可能意味着延伸陶瓷业务对于金鸿能源未来的业绩来说贡献力度不大。但该研究员同时指出,如果金鸿能源能抓住机遇,获得当地在取得诸如高岭土、钠长矿石等高附加值矿产的开发,则可能会收获意外利好。

编辑推荐

浅谈中国的“陶瓷之路”(上)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

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像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像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梳理陶瓷上的文化中国


本报记者杨晓华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对这样的思想有着强烈共鸣,她认为格尔茨的思想和中国古人讲的“器以载道”东西相通。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方李莉磨砺16年,独立撰写了一本图文并茂、100多万字的《中国陶瓷史》。近日,来自陶瓷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和方李莉的学术贡献展开了研讨。

中国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国不但是瓷器的发明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产和销售中心。但是有关中国陶瓷历史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落后于日本、欧美的一些国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国,但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硅酸盐学会冯先明先生和清华大学叶喆民先生各自主编的《中国陶瓷史》,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江西学院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正是继两位先生之后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开拓。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92岁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莅临研讨会,并称赞方李莉十年磨一剑,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材料,从新的角度撰写中国陶瓷史的学术精神,并认为此书的出版对国内外研究中国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长期关注方李莉的学术努力,他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是自觉担当学术使命,认真撰写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辈指导,特别是费孝通先生的指导、启发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这本书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国陶瓷史的体系”。

陶瓷研究专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吕成龙认为,方李莉从艺术人类学的新视野,突破了将陶瓷只当做工艺和美术品看待的局限,将其扩展到文化的语境和社会构成发展的领域中,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了解了各个时期陶瓷艺术和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明白了各个时期陶瓷发展背后的动力,由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各种特征和内涵。《中国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齐鲁书社副总编赵发国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视角,把陶瓷放在社会生活的网络空间,从文化的、社会制度的、美学思想的角度来分析,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使读者不仅了解到中国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造型、原料构成等方面原料的特点,还能了解不同时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经济、美学思潮对陶瓷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形成的不同时期陶瓷艺术的风格特征。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色音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拓展了人类学,尤其是中国人类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并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认为,方李莉是陶瓷专业出身,其爱人朱乐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们对陶瓷工艺的熟稔和专长,“写出来的陶瓷史跟学院派完全不一样,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图片都有自己的鉴赏,这些东西是不能以文字来表达的”。

方法论的勇敢开拓

会议主办方确定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这表明主办方希图在全球史学的背景上探索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初衷。与会学者对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在方法论上的贡献,给与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认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个学派,即文献派、传统鉴定派、科学实验派、陶瓷考古派、外销瓷分析派、艺术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方李莉的这部书非常强调从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化互动和文化变迁为基础思想梳理中国的陶瓷史,这个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思想。”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从学术方法上很好地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多民族关系、器与道、史与论四对关系,增加了著作的学术分量。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不是一个单纯的陶瓷发展史,而是通过陶瓷史反映中国自有陶瓷以来的、自有文字以来的其他方面的历史,如,中国的生产技术发展史,思想发展史,审美发展史。”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社社长廖明君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也有启示,该书在学术方法方面的启示,一是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看艺术,再一个是关注民族艺术的发展。曹建文教授认为,方李莉《中国陶瓷史》努力把中国陶瓷史放在一个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强调中国陶瓷史从来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认为,观念的转变和方法论的转型比起具体操作层面更重要也更为艰难,方李莉突破了资料、语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单一民族的局限性,实现了方法上的重要开拓,富有学术意义。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多方面启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向,但到底艺术人类学切入什么?选择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条件选择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说你是中国人,国外不管是学者还是关心文化的普通人,会把你和陶瓷连在一起,和丝绸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方李莉选择的这个题目就占了很大的优势,中国有一条丝绸之路,也有一个陶瓷的向外传播的路线。”

复旦大学教授纳日碧力戈从萨林斯的文化思想出发,认为人类和自然,和万物实际上共享的是小粉尘或者小颗粒,对这个小颗粒进行不断的新组合。天和地相通,形气神关联在一起,靠着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组合方式,风格和语体是各种各样的。“方李莉的书启示我们,如何去跨越过去的那些传统的分类,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风格中,发现和理解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王建民认为,方李莉的著作对中国艺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艺术史应该从艺术形态或者形式的发展史,逐渐转化成艺术文化史,不仅讨论陶瓷的质地、造型、图像、绘画等等,也去讨论书里涉及到的劳工生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是应该提倡的一个思路。”

河南大学教授王宏伟尖锐地指出,当下学术纸上谈兵的多,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进田野,而且走进的是当下的田野,因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载很多历史信息”“如果我们把当代的陶瓷艺术作为一个人学的对象,作为一种对它的关照,就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我们的历史。”吕成龙认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类型学、考古学、艺术史、思想史、历史学、工艺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美学、中外交流史、民族学、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激发人们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员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中国陶瓷上龙纹的演变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在阴阳宇宙观里代表阳。封建时候,龙是帝王的象征,龙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帝王所用的东西上,如龙廷、龙宫、龙袍等。新时代晚期,龙的雏形开始萌芽,是以夏族图腾为主题虚拟的想象物。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的形象从商代开始了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

龙纹作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传统纹样,有单纯的龙纹也有和其他纹样组合而成的复合纹饰,如云龙纹、海水龙纹等。早在新时期时代,人们就在陶瓷制作上使用了龙纹装饰,这时的龙纹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与氏族图腾存在密切关系。到了商周时期,龙纹依然频繁出现在各种陶瓷器物上。元代时期龙纹的制作工艺水平发展到了较高程度。明清时期,龙纹制作发展至顶峰。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龙纹形象,龙的上颌部位出现了两根须子,同时龙纹形象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翼龙、正面龙、立龙、莲池龙、花间龙等。

上周时期陶瓷上的龙纹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蛇身,无爪的鳞虫形态龙,一般这种龙纹为一首二体型或二首一体形;另一种是眼睛圆睁,有肢体有爪子,身体像动物身体,尾巴卷转的兽体型龙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龙纹都是兽体的,爪子有三个脚趾,尾巴细且卷,龙头张大嘴巴,龙角向后卷。

秦汉时期,出现的龙纹形象是头像牛头,有须子,大耳朵,龙角细长对称,身体为蛇形,有翅膀,脚上有爪子,身体附壁,“珠联璧合”一说由此而来。

唐朝时期的龙纹形象是龙头有两个分叉的角,口角比前朝明显加深,上颚较长,上唇长而向向上翘起,过去圆形的龙眼变成凤眼,蛇身变得丰盈健硕,此前身上的鱼鳞片变成了斜方格形的网状鳞片,龙爪也从原来的兽爪变成鸟爪,爪子上的指甲的绘成略弯的三角形,看上去非常锋利。

到了宋代,龙纹形象基本定型,一直到元明清,龙纹形象都为蛇身,身体到尾巴逐渐变细,四肢上都长有羽毛,龙爪上脚趾三至五个不等,龙头上有龙角、龙发和须子。古代时候,龙纹大体相似,为做区分,元末时期,官方出台政策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纹,元末以前龙纹多为三爪或四爪,到了明清时期,五爪龙只能为官方使用。

陶瓷文化: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性


磁州窑窑址在河北邯郸,烧造大约自北宋中期开始,产品釉色以白、黑为主,也烧造三彩等。其装饰手段丰富之极,以白地黑花最为典型,被称为白与黑的艺术,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而精品又往往以划花手段表现花纹细部,题材以花鸟居多,有一些以生活小景为主题,如婴戏、马戏等,诗文也被时时采用。还创造性地将中国毛笔书画,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开创我国瓷器书法绘画装饰的新篇章。图案往往简洁潇洒,生趣盎然,是精彩的绘画资料。

磁州窑虽然历史悠久,但因其民窑的身份,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认识磁州窑,直到上世纪初(1918年),人们在巨鹿古城发现了大量白地黑花的古代瓷器,引起国内考古界对磁州窑的重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对磁州窑进行了全面的探究,经过数次发掘厘清其发展脉络,更加认识到自磁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性。

白釉黑彩瓷

磁州窑宋代梅瓶(图片来自网络)

磁州窑瓷器被很多人称作“黑与白的艺术”,提起磁州窑,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其经典装饰风格——“白地黑花”、“黑地白花”。白底黑花是磁州窑在宋代创立不久,由工匠们创造的一种全新的装饰方法。他们用一种含有氧化铁的色料,在涂有白色化妆土的瓷坯上作画,使瓷器的装饰达到了近似水墨画的效果,然后上釉烧成。这些瓷器的画面线条流畅生动,外观色泽鲜艳、永不褪色,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磁州窑白底黑花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瓷器从用刀在坯胎上刻、画的“胎装饰”转变成了用笔画花为主的“彩装饰”技法上来,因此具有很大的创造性。同时,也把我国的陶瓷工艺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丰富和开创了我国瓷器装饰的新途径,为以后景德镇青花瓷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磁州窑虽属民窑,但其精致的白地黑花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上有独特的地位。

最早的釉上彩瓷

磁州窑红彩绿瓷器(图片来自网络)

黑白对比的装饰风格是磁州窑瓷器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却不是磁州窑的全部。事实上,在不同历史阶段,磁州窑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连其最经典的“白地黑花”也是经过长时间学习、摸索形成的风格。

宋末金初,磁州窑又在黑白瓷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红绿彩”。红绿彩是用红、绿两种色彩或以红、绿两种色彩为主要色彩,在烧好的白瓷胎上绘画纹样,不上釉,再入窑,经低温二次烧成的彩绘瓷器。

磁州窑红绿彩瓷是我国最早的釉上彩绘瓷器,为明清时期大放异彩的各种釉上彩瓷打下了基础。而景德镇开始烧造红绿彩瓷的时间,比磁州窑整整晚了一个世纪。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装饰风格和艺术价值,宋金元时期,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磁州窑一跃成为全国的知名窑场,和当时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相媲美。此后,磁州窑还影响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西、内蒙古、安徽等地窑场,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

兼书法和绘画装饰

元磁州窑《绘瓷作枕》诗文枕(图片来自《收藏》)

磁州窑开创了毛笔技法在瓷器进行书法绘画装饰的先河,彻底打破了南北陶瓷单色釉装饰的局面,引领了新潮,迅速占领了北方陶瓷市场。其实毛笔绘画装饰技法的更大意义在于其产生的独特文化价值。这一装饰技法在宋代书法、绘画艺术繁荣和普及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而成熟、发展起来。正是文人书画家的广泛参与,提升了磁州窑艺术的高度,开拓了磁州窑文化的深度。

借助毛笔为工具,磁州窑的工匠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文化,移植到了瓷器装饰上,开创了一个“以瓷为帛”的书法绘画时代。使得白地黑花装饰成为一种极为潇洒、豪放、生动、流畅的风格。窑工们以瓷器表面作为画纸,创造了许多生动的飞禽、走兽、孩童形象和人物故事画,或书写上民间广为吟唱的诗、词、曲和民谚、警语等。

如磁州窑出土白地黑花瓷器的装饰图案有莲纹,就是用毛笔在化妆土上绘画莲纹和水波纹,再用竹签类工具勾勒莲花的轮廓、叶茎和花瓣、水波纹等细部,构图随意豪放,黑白对比强烈,兼有书法和绘画装饰,具有很强的艺术效果。磁州窑开创的在瓷器书法绘画的装饰技法,对后来的很多名窑也产生了影响,举世闻名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装饰技巧,就来自磁州窑。

白釉黑绘瓷、最早的釉上彩图和兼书法绘画的装饰是磁州窑最大的贡献,它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相结合,创造了新的综合艺术,开拓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陶瓷上的中国文化


方李莉

6月29日,来自江西景德镇的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方李莉研究员,做客贵阳孔学堂,从多角度解读中国陶瓷的历史,让现场400多位市民,突破只将陶瓷当做工艺美术品的局限,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中国陶瓷世界的奢侈品

方李莉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作《中国陶瓷史》,“我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全球性的眼光,完成了这部160万字的书籍。”她介绍说,写书的十几年时间里,她到过许多国家,每到一个地方都去看博物馆。她发现,在欧美、日本等著名博物馆中,都有中国瓷器。

“我突然发现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跟世界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讲座现场,她用PPT展示了180幅、拍摄于国外博物馆里的中国精美陶瓷图片,让大家惊叹不已。

方李莉曾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进行文化交流,那里正在举办“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专题展览,她看到这样一副油画,贵族的房间里摆放着青花瓷花瓶,“当时的欧洲人非常崇尚中国的文化,陶瓷是他们的奢侈品。”她说,那时欧洲人的家里面有中国的家具、瓷器、丝绸,是非常时髦的。

远在唐代,中国陶瓷就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国。她这样认为,一个国家的物品是否时尚,是跟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受尊重有关系的,因为中国文化受到尊重,所以中国瓷器才会风靡全球。

“希望大家走出国门旅游时,多多关注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通过一件件中国陶瓷,一定会让您对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她建议说。

中国陶瓷

呈现多元民族文化

“陶瓷是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器以载道。”方老师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瓷的国家,恒久如新的特性,使上万年的陶器,六七千年的彩陶,都仍然保持得很好。元朝以前,中国的陶瓷,追求玉般的质地、高贵,温润又素雅,讲究天然之美。比如宋代的天青、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冰裂纹、金丝铁线、蟹爪纹等瓷器上的肌理;钧瓷的窑变、蚯蚓走泥痕等等,达到了自然天成的美感。

到了元朝,引进波斯技术,发明了“青花瓷”,开始了中国陶瓷注重“雕琢、多彩”之美,造就了元明清时代的青花瓷、青花斗彩瓷、五彩瓷、粉彩瓷等多元的陶瓷艺术风格。

曾经的制造业大国

经过多年对陶瓷历史的研究,方李莉发现,古代的中国不但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大国,还曾经是制造业大国。

“明清时代,鼎盛的制造,曾有10万工匠。”方老师说,她行走在国外,还看到不少出自景德镇,为欧洲、日本、东南亚等不同地域制造的陶瓷艺术品,在中国工艺基础上,呈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征。

中国发达的陶瓷业历史,表现了早熟的中国文化,领先于世界。从汉代开始,向周围国家输出手工业产品,宋元时代扩充到东亚、东南亚、西亚至非洲、欧洲;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的手工艺产品出口达到了顶峰。

“只出口,不进口的贸易现象,让西方国家开始窃取中国的制造技术。”她说,通过传教士,德国首先建造了瓷窑,后加入机械制造,中国的瓷器制造业慢慢开始衰退。

可喜的是,当今中国特别是景德镇,传统的手工陶瓷制造正在走向繁荣……方老师最后说,通过对中国陶瓷历史的研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进一步理解现在,从而展望中华文化的未来。

本报记者

刘辉文/图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