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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字款瓷器怎么鉴定?

官字款瓷器怎么鉴定?

古代瓷器怎么鉴定 古代官字在瓷器上的写法 蔡字款宋汝窑瓷器鉴别

2020-12-28

古代瓷器怎么鉴定。

官字款瓷器怎么鉴定?

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其时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土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定窑的特征:

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wWw.tAOci52.coM

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印花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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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辨别瓷器款字?


怎么辨别瓷器款字?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大致相类于“大观”钱,偶尔有“政和年造”款字。元瓷惟官窑有“枢府”二字款识,民窑底有字者极少。明瓷款字花样甚多。明代官窑瓷款多用“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者。清瓷概用“制”字,用“造”字者极罕见。这些应是最基本的款字常识。

清代道光至光绪初年,瓷器款字作伪的手法还不甚高明,因而较易识破。这些瓷器伪款有一基本特点,就是爱挑拣历史上稀见年号来作伪。三十年代,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一种仿越窑瓷,器底伪刻“太平戊寅”(258,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年号)款字,以售伪。那时被用来作伪的较为有名的年代款字,有伪托“淳化”(990~994,北宋太宗年号)、“淳熙”(1174~1189,南宋孝宗年号)的仿磁州瓷。此外,一些历史上短命王朝或者皇帝的年号,更是作伪者追逐的目标。例如明代的“建文”(1399~1402,明惠帝年号,仅四年)、“洪熙”(1425,明仁宗年号,仅一年)、“泰昌”(1620,明光宗年号,仅一年)等,这些伪托款字瓷器不但当时甚嚣尘上,而且至今流毒甚广。80年代初,伦敦拍卖市场上一件款字“建文”瓷器收藏品,经瓷器鉴定行家鉴别,即为30年代伪托之品。

有人认为,款字作伪自清同治光绪以迄民国,简直是满坑满谷防不胜防。尤其是光绪以来,无论清康熙雍正乾隆以致上溯整个明代的瓷器款字无不有伪冒者。一些鉴定者想藉瓷器绘画来辨其真伪,但是这些仿制品之绘画,有的精致到足以乱真的程度;另一些人则欲从瓷质方面进行辨伪,而伪品中瓷质之精者也能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所以有专家认为,对这些仿制品,能够加以辨伪的手段十分有限,仅能从瓷器胎釉上作一些考察。但是若非极细心的鉴定高手,也未必能够鉴别出来。因为精于制伪者,所制必有一二特点与原物相同之处,鉴定者稍不留意,就会为这伪造的一二特征所迷惑,误以为真品。殊不知此伪器另有一些明显的作伪处,竟至视而不见。可见瓷器款字辨伪确乎难矣。

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 “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

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形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多。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年)。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村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形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约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 “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宜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窖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窖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窑,考古发掘出土瓷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明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 “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种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此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属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滕食、帐墓、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龠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籞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司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代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会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飨,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署,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于阴鉴,取明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簠、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已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责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职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是“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供膳之政。负责供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宋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做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做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工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1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此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底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隋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的“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末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釉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模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禋院的简称。太禧宗禋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历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禋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禋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作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做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飧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凗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 “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的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国史,北宋王珪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自然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官”与“新官”款


这两种款识均为刻划款,书体有行、楷、草数种,以行书为多,主要见于晚唐至北宋时的白瓷上。五代耀州窑和越窑青瓷上以及辽代赤峰缸瓦窑遗址出土的匣钵上也有刻划的“官”字款,出土的垫柱上有刻划的“新官”款。自1949年以来,在辽宁、河北、北京、湖南、浙江、陕西、河南、内蒙等地的晚唐、五代、北宋、辽代墓葬或遗址中,出土了100余件刻有“官”或“新官”款的白瓷。另外,在埃及的福斯塔特城遗址中发现同类器物,中、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品中也有若干。比较重要的发现如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浙江临安五代钱宽墓、陕西西安火烧壁唐代遗址、河南巩县宋咸平三年太宗李后陵等。持别是西安火烧壁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一次出土33件“官”款白瓷,是出土这类瓷器最集中的一次。“官”或”新官”款白瓷的造型以盘、碗、碟最为多见,另有少量瓶、壶、罐、盏托、笔掭等,绝大部分作品是施釉后入窑前将铭文阴刻于外底,只有少数几件是在露胎的底部直接刻划的。经过窑址探察,目前只在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出土过“官”款白瓷的标本、而辽代烧造白瓷的赤峰缸瓦窑遗址虽出土过带“官”、“新官”款的窑具,但未发现带这两种铭文的瓷器标本。因此,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官”、“新官”款白瓷均为定窑产品。此类产品,有人认为出自定窑从唐代上贡至北宋中期接受朝廷订制这段时间。“官”、“新官”款白瓷是定窑白瓷中的精品,特别是盘、碗、碟类器物,以模仿同时代金银器造型为主,多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技法,有的还在口、足部镶包金、银扣。《续资治通鉴》卷百十九景 三年八月己酉昭云:“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达说明金、银扣瓷器在当时是一种由中上层阶级享用的高档商品。考古资料表明,“官”、“新官”款白瓷往往一同出土,因此,两者并无时代先后的区别。从数量上看,“官”字款者占绝大多数。至于“官”、“新官”款的涵义,由于宋、辽、金时的铜镜上亦见有刻划的“官”字,如“朔州马邑县验记官”、“东平府银事司官”等,且“官”字下都刻划签押文字,因此,瓷器上的“官”、“新官”亦应是“官样”之意,即是一仲押记,表明是官府订烧之器。

怎么鉴定大清康熙年制底款瓷器?


怎么鉴定大清康熙年制底款瓷器?珐琅彩瓷在所有瓷器品种中,历来都是瓷器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收藏珍品。珐琅彩这种原本立足于西方的装饰艺术丰富了中国彩瓷艺术的表现形式,珐琅彩瓷器的形制和纹样构图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工艺的极高要求与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也成为这种只在紫禁城烧造的皇家御用瓷存世量少、市场流通性低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正是因为珐琅彩的珍贵才形成了它巨大的升值空间。近些年珐琅彩瓷屡屡拍出的亿元天价,也让它成为了中国瓷器市场价格的翘楚。

皇家御用珍罕稀有

珐琅彩瓷是瓷器中的极品,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由于存世稀少近几年拍卖价不断飙升。珐琅又名景泰蓝,起源于元朝时的古老京都,盛行于明朝景泰年间,因其色调以蓝色为主,故称为景泰蓝。珐琅彩瓷器是一种极名贵的宫廷御用瓷,产量极少,仅见于康、雍、乾三朝。清代所有的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制,惟有珐琅彩瓷器是在故宫内造办处烧制,是皇室御赏器,当时都由景德镇官窑精挑出最洁白细腻之瓷胎,再送往宫中造办处,由如意馆宫廷画师再加绘珐琅彩饰,在炉中以低温烧成。所以,在历代瓷器中,珐琅彩瓷造价最贵,艺术水平最高,被喻为“官窑中的官窑”。

珐琅器是13世纪由陆路传入中国,在明代就有大量的掐丝珐琅产品出现。而一种叫做铜胎画珐琅的器物,则是由欧洲传教士或商人在清朝康熙年间从海上带入中国的。康熙皇帝对这些从遥远的法兰西运来的精美鲜亮的铜胎画珐琅器物非常喜爱。他邀请法国的画珐琅艺人进入内廷造办处,并要求他们传授画珐琅的技艺。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时就携带一批画珐琅器物作为赠礼。由于康熙时期铜料紧缺,康熙要求研制以瓷胎代替铜胎的画珐琅器。这项革新于康熙三十五年初试成功。雍正七年,另一项革新得以完成,那就是雍正时期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珐琅彩料,并起用了顶尖的宫廷画师和文人官吏绘图题诗。这使得雍正一朝的珐琅瓷器无论在瓷胎的制造和色彩的调和以及构图的艺术上都达到顶峰。乾隆时期,珐琅颜料的研制更加细致多样,纹饰图样和器物形制更加丰富,制作工艺更加精巧别致。乾隆以后,则没有了严格意义的珐琅彩瓷器的宫廷制作。大体上讲,康、雍、乾三代的珐琅彩瓷器都具有鲜明的特点,非常明晰地反映了珐琅彩瓷器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到式微的过程。

细致秀雅瓷中极品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为素胎,所以必须用黄、胭脂红等作地子,然后再绘制纹样。其画法也是从铜胎画珐琅移植而来。雍正时期则解决了高度白色釉上着色绘画的问题,并有了更细腻多样的国产珐琅颜料,造型雅致,构图清丽,极具艺术感。乾隆则是将珐琅彩颜色发展到十几种,并明显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影响,器物造型多种多样,纹饰构图繁复华美,绘制工艺极尽巧妙。康雍乾三朝珐琅瓷器的共同点就是工艺极其精致,颜色沉着鲜亮,造型规整疏朗。

珐琅彩瓷器在短短的百余年内经历了创造但不完美的康熙时期,完美但数量极少的雍正时期,尚未发挥便失宠的乾隆时期三个阶段。感慨着历史是由当权者个人情绪操纵的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珐琅彩瓷器的珍贵,特别是鼎盛的雍正时期所呈现的美轮美奂。

瓷中极品瓷润工细

珐琅彩瓷的特点是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亮丽,画工精致。制作珐琅彩瓷极度费工,乾隆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珐琅彩瓷器可以说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坯、成型、画工、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极其优秀的陶瓷作品,但珐琅彩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他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绘画也成为珐琅彩瓷的精华所在,画工并非一般的窑工,而是皇宫里面顶尖的专业画师,所以这些器物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最高的工艺水准。

珐琅彩瓷的绘画是其精华所在。珐琅彩瓷的胎、彩和造型终究逃不过同时期其他彩瓷的影子,而绘画却有它独特的一面。珐琅彩的绘画大多出自宫廷御用纸绢画的画稿。据记载,从康熙到乾隆画供奉纸画的名画家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王原祁、蒋廷锡、郎世宁、冷梅、唐岱、高其佩、袁江、董邦达、金廷标、李世倬、沈晖、袁瑛、王敬铭、钱维城等等。这些名画家的画稿被画工精心地描绘于珐琅彩瓷器上,形神兼备,各具不同的风采。

珐琅异彩洋为中用

珐琅彩瓷最突出的特点,是绘画时是什么颜色,烧出来仍是什么颜色。施彩虽较薄,但看起来却有凹凸不平的立体感,绘画层次鲜明,色彩瑰丽,精美异常。它采用中国画的章法布局,勾勒填色、没骨敷彩,并利用画面中的空白,配以书法隽秀的题诗;诗的引首、句后还加以朱砂印章,成为集瓷、画、诗、书、印于一身的高雅艺术品。珐琅彩瓷的用料,在康熙时期以进口珐琅料为主,雍正六年以后,随着宫中自炼珐琅料成功后,珐琅彩瓷以其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绘画技巧,成为紫禁城内皇帝、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在清宫内独领风骚近百年,乾隆皇帝由此赐御旨庶民弗得一窥。

珐琅彩瓷由于烧制成本昂贵,仅以康、雍、乾三朝为限。珐琅彩瓷器胎白釉润,色调明快,其精湛程度远非其他瓷器所能比。珐琅彩绘的发展有各自的时代特点。康熙时候的珐琅彩绘大都仿照铜胎画珐琅时的色彩图案,施色匀净是康熙珐琅彩的最大特点。

雍正以花卉图案居多,山水、人物也有。当时尤为突出的是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

珐琅彩瓷鉴别有方

清代珐琅彩瓷因珍稀而名贵,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扶摇直上,人们对此趋之若鹜,各种层次的赝品也铺天盖地而来。到底应该如何鉴别珐琅彩瓷呢?专家建议鉴别珐琅彩瓷要注意以下几个特征:

一、瓷胎:瓷胎细薄,修胎规则,完整无缺。

二、造型:多为碗、瓶、烟壶之类的日用小件瓷和动物摆设品,超过一尺大的都少见。

三、底轴:为纯白轴,不偏青也不偏黄,轴面光滑洁净无疵,堪称“白璧无瑕”。

四、珐琅彩色:色极鲜艳且柔和,很少为纯色,而为粉彩型藕荷色。色种多,同一物上可出现七八种颜色,多可达十多种。

五、色料特点:每一图案均由多种色料调配而成。其料彩表面光滑有玻璃质反光感,有时还可反射蛤蜊光,十分美观。釉料均凸出底釉略高出一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立体感,闭眼用手摸可明显感觉到。这一现象用肉眼看不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六、绘画与纹饰:多为工笔画,画工精致。如康熙的珐琅彩大多为色地,有花无鸟;雍正的珐琅彩彩料更为丰富;乾隆时期出现了粉彩瓷和珐琅彩瓷之间的作品。

七、款识:康熙时期落款为“康熙御制”四字楷书,加双方框。雍正时期的款识也有两种方式,一为仿宋体,一为楷书体,均由四字组成外加双方框,仿宋体是“雍正年制”,楷书体是“雍正御制”。乾隆的款识只有“乾隆年制”四字双方框形一种,乾隆有蓝料也有褐色料款。

康熙官款的各种写法


清代康熙朝历时61年(1662—1722),这时期经济兴盛,海外贸易繁荣。据文献记载,康熙十九年才正式于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宫窑款,以青花钴料书写为多,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和刻款较少。其中青花书写款,青花呈色纯正明艳,深沉于釉面之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康熙瓷器由于烧造时间长,前后变化大,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十九年;中期是康熙二十年至康熙四十年;晚期是康熙四十年至康熙朝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康熙中期瓷器最具魅力,三个时期的款式也有所不同。

康熙官窑款,楷体占了90%以上,以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为多,字体端庄工整,雄健有力,每笔都有顿触,字与字之间距离比较大,篆体款识不到10%。康熙前期,官窑楷书款,笔划粗重,苍劲挺拔,古拙浑厚,布局宽大;后期字体渐趋清秀。楷体“康熙御制”官窑款,多用进口珐琅彩料书写,字体遒劲敦厚,外围双方框,方框的外边线较宽。蓝色珐琅彩料款,因釉料厚,色调比雍正时深重。六字楷书官窑款中的“清”字,“康”字有两种写法,其中“康”字的第一笔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独立的,一种是和第七笔连成一笔。康熙篆体宫窑款,则为细硬的铁线描。

康熙珐琅彩瓷,一般书“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康熙色釉瓷、青花釉里红和彩瓷,大多书“大清康熙年制”两行六字楷书款。小型精致的康熙豇豆红瓷、天蓝釉瓷等宫廷文房用具,往往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顺治朝御窑瓷器所见很少,康熙朝初期御窑瓷亦不多见。这也许是因为这时正是从明到清改朝换代的过渡时期,御用瓷器生产这类区区小事,不可能被顾及到。直到康熙18年之后,天下基本安定了,才出现了御窑瓷器发展的高潮,也就为清三代瓷业成为中国瓷器发展史的顶峰打下了基础。

康熙18年前的款识很少见,仅见有一种“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横排款。其熙字写法与现代写法相同(即熙),也叫古熙字,是历来各朝代沿用至今的写法。例如五彩山水纹碗活动底座上的青花款识属于此类。

康熙18年后,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御用瓷器有摔打跌破的可能,康熙帝认为朝廷称号被打成碎片是很不吉利的大事,故下令停止用康熙年号作款识。这是康熙中期(即康熙19——40年)御用瓷器款少的原因。但是,总得有个办法可以用来表示御用瓷器,因为从瓷器本身来说,有些民间定制瓷器(例如达官贵人家庭用瓷)的档次与水平并不见得低于御用瓷器。于是就采用划双圈作为御用瓷器款识的方法。也就是说,有双圈青花款识的,都应划属御窑瓷的范围内。

此外,在这一时期,御窑还烧制了许多仿明瓷,故有不少“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的仿明款识。

到了康熙40年——从康熙40年至康熙61年,算作康熙晚期,御窑瓷器质量大大提高,数量也成倍增长,此时才容许所以本朝款识。但仍有顾忌,仍然担心打碎底款的不祥预兆,所以便将“熙”字加一笔,改写成“熈”字。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熙”字的异体写法。今天所见的康熙御窑瓷有此款识的极多。

这一时期,除了“熙”字写法的变化外,康字的写法也不一样。六字双行款的康字下部一般是一竖直勾、一点一挑、一撇一捺。

四字款“康熙御制”出现在珐琅彩器上,一般有三种写法。一种是当康字下部为“水”字时,御字中间上部则首先是一撇,成为“午”字头的头两笔,下部是一个竖出头,最后一横写成一横提的正字。另一种是康字下部为一直勾,左边一点一挑、右边一撇一顿捺(或一点),御字中间上部则是一个“十”字,下部为一“正”字。还有一种是康字下面左边为一点一挑,右边为一撇一捺,御字与第二种写法一样。

总的说来,康熙款识均为楷书,只有六字和四字款两种,尚未见到有篆体款的。

征集范围:

1:瓷器:高古瓷,明清瓷,青花瓷等

2:玉器:和田玉,高古玉,明清玉等

3:书画:古代字画,近现代字画,古籍善本等

4:杂项:翡翠,鸡血石,紫砂壶,田黄石,印章,木器,古钱币,瓷板画等

宋代定窑白釉金装“官”款瓷器鉴赏


定窑瓷器改用覆烧方式以后就出现了芒口现象,为了美观很多定窑瓷器都镶嵌金银铜口,一是提高使用者的身份,二是表明在宋代定窑瓷器的珍贵。

定窑镶金银口是皇帝和贵族审美下的奢侈之举,是为了提高定窑瓷器身份而采取的装饰工艺,反映当时的审美情趣和人们迷恋金银器的心理,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金佃工艺与陶瓷相结合,更赏心悦目,犹如锦上添花。金装“官”款瓷器是宋代的官窑瓷器了。官字款是宋代皇宫专用的,这是宋代定窑最辉煌的时期。

白釉金装“官”款洗

宋代白釉金装“官”款洗高3.6/口径/9.7足径8.1厘米

白釉金装口“官”款盘

宋白釉金装口“官”款盘 高3/口径10.7/底径5.9厘米

瓷器款字拾趣


中国瓷器有款字,据说始于宋代。宋瓷有“内府”二字者,其书法与当时大观钱相近似。偶尔有“政和年制”字样的宋瓷。宋均窑瓷底内,有用“一二三四五六”等数字作款字的。有人认为,凡是红朱等色瓷器则用“一三五七”等单数;青蓝色瓷器则用“二四六八”等双数。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形仅在均瓷六角花盆器中才有,其余则不尽然。另有一种均窑瓷,器底横镌数字,直镌数字,上面再涂上芝麻釉。据说此种瓷器乃稀世珍品。

元瓷仅官窑才有“枢府”二字作为款字,民窑有款字者极少。民窑瓷款字多不挂釉,只在器底随意刻成,也有刻作花纹形款识的。

明瓷款识花样极多。有凹雕款字再涂上黑釉的,有印花的,有绘花的,有雕花的。其中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永乐窑瓷,器底绘画上狮子滚绣球,球内却藏着款字。还有一种嘉靖官窑瓷,器底款字故意书写成环形;还有在瓷器中心书写款字的,也不多见。

明代官窑瓷多爱题写“某某年造”字样,也有用“制”字的;而清代瓷器则概用“制”字,极少见用“造”字者。明瓷题写款字的位置,最常见的是在器底足内居中;高足器或者题款于足内层之边际,或题于足外层之边际,而且都是横着题款;此外,也有题款在器口上或者腰腹际者,也都是横款。据说这种题有横款的瓷器最为珍贵。这种款式始于明代,至清嘉庆时,则已被其它款式所取代。

有清一代瓷器款式最高贵者,据说是料款。料款有两种,一种叫“某某年造”,一种“某朝御制”。一般以四字为多,也间或有六字的。料款字书法似欧(阳询)王(羲之、献之)之间,也有似虞永兴(世南)以及宋椠的。还有径直用宋体书的。于乾隆末,又有款字作铁线篆的。

料款之字,都是釉汁凸起,双圈,方边,至为名贵。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都有这种款字。到嘉庆时已极罕见,道光时就没有了。堆料款瓷器始于康熙末年,终于嘉庆初年。康熙末年者,款字多用粉红釉;雍正至嘉庆者,都用蓝料釉。但有一件“康熙御制”堆料款小钣碗,却是用红、紫、天青、湖水等色堆料书写款字,笔法端整,可知康熙堆料款不止粉红一色。

除了官窑御制堆料款外,乾隆时有宁晋斋、宁静斋、宝啬斋款字也用堆料。二宁是专为亲贵诸王烧制之品,宝啬则是李姓所制之品。三斋所制,都被称之为“私家堆料款”,与官窑堆料款比较起来,声价就差得远了。

有清一代瓷器款识形式十分繁富,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到款识辨别问题,只能作为瓷品鉴别的一种条件。似可凭而不可以尽凭。因为历朝皆有官窑无款而民间客货有款的情形。而且,新仿制之瓷往往有款字极工整而旧瓷款字极草率的情形。尤其民国以来,新仿制乾隆朝瓷款字之工雅整齐,往往不止得旧瓷十之七八。所以要想仅仅凭藉瓷款以辨识瓷器真伪,就是不可能的了。

怎么通过纪年款区分明嘉靖官民窑瓷?


1、官窑款(1)字体特征:明嘉靖官窑款,多为楷书,未见篆书。运笔遒劲,笔粗色浓,结体健美,刚柔相济,苍劲中飘秀逸。从款字结构来看,“大”字通常开脚较宽,一撇一捺均顿笔明显。“明”字的“月”旁一撇,弯曲明显。“嘉”字中部的“吉”字,下面的“口”部较为宽扁。“靖”字左边的“立”旁位置较高,常与右边“青”旁的上半部看齐。由于嘉靖皇帝掌国长达45年之久,明代后期,景德镇瓷器御器厂掌写款识的陶艺家另换他人,尽管其署款沿用前辈字体,但字体风格毕竟有所变化,例如“靖”字左边的“立”下移,“嘉”字中间一横加长。

(2)布局

嘉靖官窑款大多以“大明嘉靖年造”六字款为常见,很难见到四字官窑款。款识大多安排于底足,少数横排一行,布列于器口外或内的沿下,或直排一行于器壁,个别作半环形安排于圈足内口沿下。

安置于底足的六字官窑款,字体较大,布局疏朗开阔,外围双圈或双方框。不少双圈六字官窑款,开阔到近足墙下。

2、民窑款

嘉靖民窑款,虽为楷书,但与官窑款的字体有别,笔力欠苍劲。嘉靖民窑,除了“大明嘉靖年制”外,还有“大明嘉靖年造”,但不见“嘉靖年制”四字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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