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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魔力:欧洲君主为什么痴迷中国瓷器?

瓷器的魔力:欧洲君主为什么痴迷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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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1

【www.taoci52.com - 为什么古代瓷器好】

 网络配图

直到16世纪,欧洲葡萄牙和荷兰才开辟商道,正式与远东通商,引得大批东方制品流入,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些制品中,瓷器独由中国出产。当时,只要描述好样式,下了订单,就能期待中国优质的瓷器进入西方。

一碟清式瓷盘,中部绘制着耶稣受洗礼的场景,背景是郁郁葱葱的木兰树,边缘上绘制着几个跳舞的天使。一只镶着金边的瓷壶,表面勾勒出乔治·华盛顿的面孔,栩栩如生,这把壶制造于18世纪到20世纪间。直到今天,西方人仍在惊叹瓷器的精美和技艺的繁复。

烧制

倘若欧洲人能在本土制成瓷器,价格将更为便宜,购买也更为容易,同时也会减少装运时的破损和差错。但在长达500多年时间,欧洲人对瓷器的制造束手无策。

马克·波罗对制作工艺的显然无法找到要领,“瓷器由沙土或黏土制成,土从地下挖出,堆成土丘,露天放置30到40天,接受风吹、雨淋及日光照射,由此,土得到提纯,加工制成的瓷器也呈现更明亮的色泽。”

1550年,又有人认为,“瓷器由地下某种液体加工制成,这种液体为东方独有”,1557年有人提出了更加似是而非的假设,“将蛋壳或鱼鳞研磨至粉状,与清水搅拌,放入模具中,埋入地底。一百年后,再将其取出,成形后的制品便是瓷器。”

这些说法均不准确。瓷器最核心的成分其实是高岭土和瓷石。直到18世纪初,传教士昂特雷科莱以信件方式描述了中国瓷器的制作工艺,中国的瓷器之谜才开始在欧洲揭开面纱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导读:瓷器在欧洲被称得上是“白色黄金”,它精美绝伦,耐久性强,发源于中国。然而欧洲人为何会如此痴迷于瓷器呢?

据说,首件欧洲瓷器是出自一位名叫波特格的德国人之手。波特格是位炼金术士,自称知道将铅变成黄金的诀窍。14世纪,旅行家马克·波罗首次将瓷器从中国带回欧洲。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表面带着灰绿两色文理。除瓷器之外,他还带回了绸缎、香料和散着麝香气味的小香炉等。

延伸阅读

瓷器中的“君主” 定窑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为什么作为中国符号的瓷器现在沦为大路货?


中国瓷器产品后来之所以丧失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一方面与欧洲破译了中国瓷器的技术、不再依赖中国的瓷器产品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瓷器整体设计思想的落后。

【瓷器是什么】

瓷器曾是中国的符号。在唐宋年间,中国的瓷器随丝绸之路传到中东、非洲和欧洲,丝绸之路也称“陶瓷之路”,陶瓷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欧洲人把中国的瓷器当成奢侈品,当作神器膜拜,百思不得其解其制造原理。他们造不出,于是就猜想。

1516年,葡萄牙商人巴尔博扎在《东方纪事(手稿)》中写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产大批的瓷器,瓷器在所有地方都是大商品。制作瓷器要把海螺和鸡蛋壳磨成粉末,加蛋清及其他原料揉成一团,放到地下室藏一段时间。这种泥土被当作遗产和财富,因为到时间后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普通或精美的瓷器。”这样的文字现在读起来是多么地可笑。直到1569年,另一位葡萄牙人、传教士克鲁兹才首次向欧洲较为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瓷器及其制造工艺。但是,欧洲人仍然造不出神秘的中国瓷。

人类另一个文明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最早发现沙子和盐加热到1000度到以上,会形成半透明的糊状物,冷却后就变成了釉。但是,中国人最早将这种糊状物用于陶器的表面,形成光滑的瓷器。瓷器烧制的三要素:高岭土、高温和上釉技术。高岭土是花岗岩的风化物。欧洲人当时找不到高岭土,而中国却很多。上天眷顾了中国,让中国最先汇集烧制瓷器的三要素,并且,通过瓷器的交易赚了很多钱。

【中国瓷的繁荣】

生产瓷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高温,而要想达到高温只有持续地加热,这里面涉及氧气供给的问题。在中国南方,瓷器工匠们想出了一个好的方法,他们利用南方多丘陵的地势,将瓷窑依山而建,这些瓷窑通常有几十米长,高处比低处能高出10米左右,作用相当于高高的烟囱,以吸收新鲜的空气,这样就能让体积很大的瓷窑长期保持高温。

度叔曾在福建参观宋朝时著名的建窑遗址,其瓷窑构造即为如此,令人惊叹前人构想之巧妙。

中国瓷在唐宋年间发展迅速,海外需求还是其次,关键是唐宋时代本身的经济就极度繁荣。至宋朝时,曾有著名的五大瓷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官窑是朝庭直属的。另外,还有很多的民窑,这些瓷窑生产出了大量的瓷器。

宋朝人生活富足。就连卖烧饼的武大在城里也住着二层小楼,潘金莲就是在二楼开窗户时,不慎掉下东西砸到西门庆,然后红杏出墙。

《水浒传》中一个重要的场景就是茶楼。宋朝人从上到下酷爱喝茶。那个断送了大宋江山的宋徽宗书画茶艺十分精通,有一幅他画的《文会图》,艺术造诣非常之高。这幅图画出在一座安静优美的园林中,一些文人雅士围坐案旁,或端坐,或谈论,或持盏,或私语,羽冠纶巾,意态闲雅。

上行下效。宋朝民间对茶也奉为时尚。有一幅《斗茶图》即描绘了民间斗茶的情形。

“斗茶”斗的是茶,还有盛茶的器皿。当时,每一个名窑都有自己的当家产品,民间老百姓若能在斗茶时拿出一件名瓷来,自然就非常荣光。因此,这也促进了瓷器的繁荣。

到了元代,景德镇人搞出了青花瓷,并为景德镇赢得了“瓷都”的美誉,不过,青花瓷相对于中国瓷在世界瓷器的地位来说,可以说是明日黄花。

【欧洲瓷的崛起】

因为丝绸之路,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开始接触到这种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在中世纪末期,历史上有名的富商洛伦佐·美第奇有一天收到了一件贵重的礼物,这是一件来自中国的瓷器,是一位埃及苏丹送给美第奇的。美第奇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瓷器,他被瓷器这种漂亮的釉色和惊艳的工艺所吸引,非常喜爱,后来斥重金收罗了将近400件中国瓷器。

美第奇家族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控制着欧洲的金融业,并和很多王室联姻。他们对瓷器在欧洲贵族中成为一种时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欧洲贵族热衷收藏中国瓷器,但是,那时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制造瓷器,于是欧洲的商人们便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

不过,美第奇家族最喜欢资助发明、艺术创作和革新,于是,美第奇家族在1575年集中了地中海地区最好的陶匠,试图仿制中国的瓷器。他们实验了各种可能烧出白色瓷器的原材料,包括粘土、蛋壳、玻璃等等。很遗憾,当时还没有现代的化学学科,这些陶工不了解高岭土的成分,也没有办法达到1250度的窑温,因此,美第奇家族的瓷器仿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的努力带来了一个副产品——一种仿青花的陶器餐盘,这个餐盘今天成了佛罗伦萨传统的手工艺品,不仅仍在佛罗伦萨当纪念品售卖,而且意大利的一些饭馆里还在使用。

到了18世纪初,在萨克森公国奥古斯特一世的支持下,化学家车恩豪斯和炼金士博特格开始试制瓷器,在经过多达3万次配方试验后,终于在1709年首次成功烧制出了三炉白色、剔透的硬质瓷器。1710年1月,奥古斯特一世发表宫廷最高令,宣布萨克森大公国研制瓷器成功,并在德累斯顿建立了皇家梅森瓷厂生产硬质瓷。瓷器为公国带来大量的外汇。

值得注意的是,梅森瓷厂至今仍保留了3万次实验的数据,今天他们要想还原几百年前的产品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而中国要想还原一件唐宋年间的瓷器,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梅森瓷厂后来在1713年又成功地找到了高岭土,在此之后,梅森瓷厂烧造出更加优质、稳定的瓷器。因为制瓷在当时属于高科技,所以梅森公司作为皇家公司一直将工人软禁、封闭,像对待犯人一样管理,以保证技术不外泄。直到5年后有三名工人逃出,跑到了奥地利,受到了女王的热烈欢迎,后来,奥地利建成了欧洲的第二个瓷都。

在此之后,英国人韦奇伍德在英国发现了高岭土矿,但是,他对瓷器制造业的最大贡献却是将蒸汽机引入瓷器制造,从而解决了瓷器制造的量产和质量稳定的问题。另外,在1812年,韦奇伍德的后人还发明了骨制瓷器,将牛骨粉加入到高岭土中,这样烧出的瓷器更加洁白。

【日本人如何弯道超车?】

日本人历来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但模仿创新却是高手。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了侵朝战争,他狂妄自大,希望先吞朝鲜再吃中国。但是没想到看似一盘散沙的大明,只派出了1万多人少量骑兵部队就与日本的10万大军打了平手,形势胶着。小日本耗尽财力,最终却只能撤兵。

然而,日本虽然没有达成战略目标,但是他们将1000多名朝鲜瓷器工匠俘虏带回日本,并成为了日本瓷器发展的最初核心力量。然后,经过30年的努力,他们成功仿制中国青花瓷,制作工序分得很细,可达到欧洲商人要求,产品开始进入欧洲市场。

此时的中国正实行海禁,再加上战乱,瓷器供应本来就少,欧洲人拿不到中国货,就只好去找日本货,再加上日本人又做了创新,发明了赤绘瓷器,成为日本瓷器象征。此时日本瓷开始赶超中国瓷,风靡欧洲,成为欧洲心目中的名牌。

日本的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成为亚洲瓷器文化的代表,同时,瓷器也为日本赚来了大量的钱财,这些钱财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基础。这一边中国的瓷器衰落了,而另一边日本的瓷器崛起了,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对东亚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

【国际上的瓷器名牌有哪些?】

十九世纪是欧洲瓷器迅猛发展的时代,诞生了许多至今仍影响全球瓷器市场的公司,这里面有丹麦著名陶瓷品牌皇家哥本哈根(RoyalCopenhagen)、芬兰阿拉比阿陶瓷公司(Arabia)、法国爱马仕(Hermes)、匈牙利赫伦(Herend)、英国皇家道尔顿(RoyalDoulton)、英国韦奇伍德日用陶瓷(Wedgwood)、英国皇家瓦塞思(Royalworcester)、德国梅森陶瓷品牌(Meissen)等等。

这些品牌现在基本上全都进入了中国。在北京以高档消费著称的燕莎商城,一套国际名牌瓷品的咖啡具或茶具的售价基本都在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他们的高档产品系列,比如丹麦皇家哥本哈根的“丹麦之花”系列,最便宜的咖啡杯需26900元,一对红茶杯要11万元,这些价格都不是中国任何一个品牌的瓷器产品所能企及的。

中国瓷器产品后来之所以丧失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一方面与欧洲破译了中国瓷器的技术、不再依赖中国的瓷器产品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瓷器整体设计思想的落后。

中国瓷品的图案设计几乎永远是花鸟虫鱼,多少年也没有创新,但欧洲品牌却讲究注意消费者的文化体验,比如,度叔就购有一套英国韦奇伍德的茶具,其名叫“寿桃系列”,艺术设计的背景故事取自中国的神话故事西游记,这款茶具是专为在东方市场销售而制。从这样的设计可以看出,国外品牌对于消费者用心之深,如果我们也能够这样研究欧洲的消费者,或许我们的瓷器品牌仍有机会。

中国瓷器成就欧洲200年经济发展


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并列为世界三大盛会的世博会,是世界各地展示文明精华的盛宴。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是首次由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正在武汉博物馆展出的《欧洲瓷器历史展》上,一件特殊展品引起观众兴趣:这是一套印有19世纪英国装饰图案的壶碗组合,是专门为第一届世博会烧制的纪念瓷。它为今天的中国人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近日,记者在市博物馆展厅内看到了这组特殊的壶碗组合,瓷碗的形状和中国传统碗外形一致,而壶的外形却更接近西方奶壶的外形。瓷器上所绘制的图案呈现中西合璧的特点,既有具中国特色的手工花鸟,也有西方古城堡的风景图案。

中国丝绸、旗袍、茶叶参展“水晶宫”

据史料记载,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世博会是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鼎盛时期,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殖民主义的扩张使英国自诩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强大而带来的巨大号召力使英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盛会。由艾尔伯特亲王领衔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指定著名的海德公园作为博览会场地,用招标形式建造的大型展馆壮丽辉煌,后人将此称为“水晶宫”。

首届世博会上约有1.8万名商人展出了他们带来的约10万件产品。这些展出品中包括了一块24吨重的煤块,一颗来自印度的大金刚钻,还有一头标本大象,而蒸汽机、农业机械、纺织机械则向参观者展示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类焕发出的无限想像力。组委会为5000多位参展商颁了奖,其中中国送展的丝绸、旗袍、茶叶等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奖项。

中国瓷器曾为欧洲创造巨大财富

外国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缘何英国人会烧制中国瓷器作为盛会的纪念品?

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研究员介绍,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瓷器曾在近代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直接影响到西方工业革命。

从17世纪开始,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迅速发展,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对于仍使用铁制品的欧洲人来说,中国瓷器的轻巧、美丽、干净和实用令西方人惊叹。从18世纪下半叶起,在欧洲制造的瓷器中,有了复制、仿制或参考中国风格创作的做法,由纯粹仿制中国瓷器,到逐步结合欧洲的文化和传统生产出有欧洲风格、不同形状、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欧洲瓷器产品。这一仿造、结合、创新和自成一体的瓷器工业成为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最为重要的工业之一,成就了欧洲近代约200年的经济发展,在为欧洲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形成了辉煌的欧洲瓷器艺术。而中国元素能直接浸入欧洲的工艺创作,结出绚丽的智慧之花,堪称中西交融、创新的佳话。

纪念瓷壶碗彪炳其在西方所处重要地位

在首届世博会上,英国人将融合了西方元素的中国瓷烧制成纪念品,发放给了与会者,也彪炳了瓷器工业在当时西方所处的重要地位。

据了解,正在市博展出的200余件西方古瓷精品,均是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维茨、孙建伟夫妇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珍品。帕拉克维茨的夫人孙建伟出生于上海,21年前赴加拿大留学定居,现为加籍学者,主要从事中西人文咨询和教育工作。

帕拉克维茨夫妇通过多年研究,了解到中国瓷器曾在西方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产生过重要影响。鉴于长期以来,很少有欧洲瓷器在中国展出,帕拉克维茨夫妇慷慨将多年收集珍藏的西方古瓷捐给中国,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方瓷器、了解中国瓷器促进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

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潜伏”景德镇七年,探得了瓷器制造的秘密,并在1712年写成报告寄回了欧洲,从此瓷器的制作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图为法国的瓷器厂。(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是夏洛腾堡宫(CharlottenburgPalace),这个宫殿以有一个用共计六吨琥珀装饰起来的、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房(AmberRoom)”而闻名,其实这个宫殿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房间叫瓷器阁(Porcelaincabinet,room95),里面收藏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方瓷器,经过了多次战火,现在瓷器阁里还有2700件藏品,其中收藏的中国瓷器大多数为康熙年间的。

一般都说造纸、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除了造纸之外,其他三种都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真正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中国原创是瓷器和丝绸,特别是瓷器,比丝绸更加珍贵。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

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能拿外国人管瓷器叫“china”来作为瓷器是中国原创的证据,外国人管漆器叫什么知道吗?叫“japan”,可是漆器也是中国的原创,只不过日本产的漆器的品质更佳,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而得到了“japan”这个别名。

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gold)”,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欧洲最穷,几乎拿不出什么可以和别人进行交换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欧洲找瓷器比较容易的地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荷兰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做买卖的,买卖人有钱。

这就是夏洛腾堡宫的历代主人们热衷于收集来自东方的瓷器的原因。

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德国人是最早知道咖啡的欧洲人,一位奥格斯堡(Augsburg)的医生和植物学家荷沃夫(LeonhartRauwolff)早在1573年去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东方旅行时就知道了咖啡,在1582出版的《荷沃夫游记》(Rauwolf"sTravels)里,荷沃夫就已经告诉了欧洲人这种盛在瓷器杯里端出来的饮料。但德国人真正开始喝这种传说中的饮料,是很久很久之后。这个“很久很久”到底有多久呢?在同为欧洲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已经喝了一百多年咖啡之后的18世纪初!

当然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信息和物流都不太通畅,但就算是从法国或者奥地利爬着去德国,也用不着一百多年啊!德国人喝不上咖啡并不是因为当时交通物流和信息系统的落后,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德国人很穷,喝不起。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有一句很愤青的名言:“当别人在忙着瓜分陆地和海洋时,我们只是在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还没有从殖民地抢过东西的德国,比起有殖民地的国家,显得穷酸多了。

这不,德国人刚开始喝咖啡,德皇腓特烈二世,也就是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的那位就开始紧张了。伟大的腓特烈大帝在面对咖啡时没有了“大帝”的风度,甚至还有点狗屁倒灶,没办法,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咖啡是一种古怪的饮料,曾经的开罗当局出于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出于“维稳”的考量,曾经的中国出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立场,都禁过咖啡,但腓特烈大帝禁咖啡的理由则与众不同:德国太穷了,没有闲钱给人瞎糟蹋来喝那种古怪饮料。德国不出产咖啡,那是要花硬通货去买的。

于是,当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等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在悠闲地品尝咖啡的时候,苦逼的德国人却在易北河边离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不远的一个叫“迈森”(Meissen)的地方辛勤劳动,别人喝咖啡,德国人做别人喝咖啡的杯子卖。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虽然那时的欧洲不出产瓷器,但并不是说不出产其他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器皿,比如陶器、玻璃和琉璃什么的,欧洲人都能够制造,在欧洲人看来,做瓷器也就是多试几次的事情罢了。于是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原因很可能是德国人更适应这种筛选工艺的寂寞,现在德国人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人率先在欧洲制造出了瓷器,图为迈森地方出产的茶具,约1720年。(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至于第一位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的德国人到底是一位叫契恩豪斯(EhrenfriedWalthervonTschirnhaus)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叫波特格(JohannFriedrichBttger)的炼金术士,一直有争论。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契恩豪斯的证据更加充分一些,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为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服务的,反正萨克森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了真正的坚硬、洁白、富有光泽的瓷器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当然,也有英国人宣称他们早在1683年就已经制造成功了瓷器,但是那种说法没有被广泛认可,因为迈森从1708年开始就成规模地生产瓷器,英国人要到18世纪中期之后才这样生产瓷器。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SocietyofJesus)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使得德国人的保密措施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耶稣会”不陌生,这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会派。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叫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的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据说他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给康熙皇上进献了法国葡萄酒,康熙一得意,下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老在陶瓷作坊和窑厂传教有什么古怪了。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但复杂的是,耶稣会公开了所得到的产业机密,并不是单纯地用来为自己获利,这就使得对殷弘绪的评价有点困难。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china),成为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 gold)”。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陶瓷咖啡具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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