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气泡鉴别。
"至正型"的提出源于现藏英国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的研究。理论上并无异议，但实际上往往扩大了"至正型"的范围。
元代至正时期起于1341年，止于1368年，共28年，但实际上自至正十一年，包括江西景德镇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爆发了"民人尽乱，巾衣皆绛绛，赤帜蔽野"的元末农民战争。此时景德镇烧制的任何瓷器，无法顺利地走昌江，穿鄱阳湖，经长江入京杭大运河，前往元大都了。所以，许多在内蒙古自治区、山西、北京等地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的完整器和残损器应为至正十一年以前流散到这一地区的元代青花瓷器，把这它们定为"至正型"更为科学。而此时的景德镇不可能不在烧包括青花瓷器在内的瓷器，它既要为填补权力真空的农民起义军服务，又要满足广大民众的使用需要，还能继续在混乱中扩大出口贸易。此时的青花瓷器至少没有停顿下来，现在我们发现遍布江南广大地区带有元代青花瓷器特征的青花瓷器，既有至正十一年以前烧制的"至正型",也有至正十一年以后至洪武元年烧制的瓷器，但准确分别起来、难度很大。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家耳瓶"的出现，为我们更多、更广的认识元青花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一，元代民窑青花瓷器烧制的如此精美，官窑青花瓷器的精美程度可想而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其二，至正埋藏烧制的青花瓷器并不是元代瓷器发展的顶峰。其三，钴青料的获得及使用比较普遍，成本不会很高，窑场自身的拥有量及来源有一定的保障。其四，至正十一年时，元代官府对窑场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或者已失去控制，景德镇周边地区的中下层平民可以自由的订烧青花瓷器，并且在瓷器上绘制元代统治阶级禁用的龙纹、鸾凤纹等纹饰。其五，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器由民窑烧造，说明当时有一定数量的民间窑场已掌握了青花瓷器烧制技术，并有相当数量的青花瓷器成为商品进行流通，结合有确切纪年可考的元代青花瓷器分布在景德镇周边数百公里以内的范围里，可以认为，至正时期的官窑和民窑青花瓷器烧制技术十分成熟。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上铭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件供当时人们供奉用的祭器，并历经600余年而未损的传世品，在这600年间，有多少人看过它、摸过它，甚至把它贩卖出祖国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件元代青花瓷器，由此可见几百年来人们对元青花的漠视、蒙昧，从明初对青花瓷器"俗甚"的评价，到民国时期言必永宣青花、成化斗彩的赏评，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人们认识的肤浅，另一方面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的烧制和遗存数量较少。更说明了缺乏一个对古代陶瓷认识的科学态度。
元代青花瓷器遗存的数量虽少，但出自至正时期的不止一件，江西九江博物馆征集到一件至正十一年青花绘缠枝菊纹三足连座炉，炉体造型随意，青花呈色兰艳，带铁锈斑，纹饰画法自然划率，为当时中下层平民随葬之冥器。
两件至正时期烧制青花瓷器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至正型"青花瓷器的多种面貌。这种面貌是根据不同需要而烧制的，至正十一年以后烧制的青花瓷器是什么样?至正十一年以前烧制的青花瓷器是什么样?至正十一年同期又烧过几种水平的青花瓷器，目前无法得知，所以，把"至正十-年铭青花绘云龙纹象耳瓶"为基准，划定"至正型"青花瓷器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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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瓷如何辨真伪
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元青花创造了世界纪录以后，赝品一定就会出现，怎么去辨别呢？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元青花在陶瓷市场上流动。作为一般的收藏者，怎么区分呢？首先要知道元青花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元青花装饰纹饰的层次非常多，主题纹饰与辅助纹饰层层相接，往往可达八九层之多。
如果元青花瓷器的纹饰有八层，画这么多层纹饰，瓷器的体量一定要够标准大，如果不够标准大，就一定是作伪的。
大部分元青花纹饰的装饰层数非常多，三、四、五、六、八、九、十层都有，但有一个数字一般不出现：七层。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元朝人“重九恶七”。元青花九层的纹饰最多，但是不画七层的。现在的人不知道，仿的时候画成七层纹饰。你要是数到七层，这东西百分之九十九不真。
元青花的纹饰非常多，非常琐碎，这种装饰风格还是明显受到波斯的影响。当时中东国家使用的金属器，以及衣饰上的纹饰都非常琐碎，和瓷器的装饰风格一致。
元青花瓷的发展进程及工艺特征
元代青花瓷的发展进程，是有待于我们依据更多的实物和文献予以科学说明的课题。由于对许多虽属细节但又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的未知，我们难以跳开这些隐秘而对整个元青花发展线索作出正确判断。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元青花的历史背景、工艺方法、性质用途都十分复杂，使元青花发展的过程在时间顺序上表现为相互交叉叠合的多层面的统一。也就是说，名义上的时间顺序的划分，是粗线条的、模糊的和逻辑意义上的。
元代青花瓷在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工艺不断变换，依照器物的销售对象采用过不同的原料。从釉面看，有青白釉、白釉和卵白釉三类；从青料看，有进口苏泥勃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类。元青花上釉面的不同和青料的差异及两者的组合情况，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延祐期青花、至正期青花和元末期青花三个阶段。
（一）、延祐期青花瓷
青花瓷在整个元代的早中期缓慢发展着，从元初（1271年）到元后期至元（1335－1340年）间的六七十年间，工艺粗糙的青花瓷断断续续地被生产出来，是成熟元青花的准备阶段。
延祐期青花处于元代青花瓷的成熟过程中，尚具许多工艺上的初创性和原始性，特征可以归纳为：
1．施青白釉，釉色或稍透明或稍混浊，青白色或灰黄色。
2．采用国产青料，呈色青中含灰或青中含褐，有些则是青料浅淡处青灰，青料厚重处青褐。
此外，延祐期青花除用青花线描装饰外，还采用堆塑刻画等辅助手段。这时期青花纹饰仅见牡丹、灵芝、缠枝菊、莲纹、如意纹等花卉图案纹，不见人物纹和动物纹，构图简单，画面疏朗。
延祐期青花在工艺上的基本特征是施青白釉和采用国产青料。延祐六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塔式瓶集中反映了元代前期青花的工艺和装饰特征，是这一阶段青花瓷的代表。1276年元前至元丙子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观音像已具备延祐期青花的基本特征，是元青花延祐期的开始。1348年元至正戊子青花罐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仍属延祐期青花范围。
目前已知有纪年款或纪年墓出土的元延祐期青花，都属特殊订烧的器物或随葬器。同时，在海外出土、发现的元青花藏品中，都未发现过符合延祐期特征的器物。因此延祐期青花的性质有两点是可以认定的：一是仅限于国内使用，还未作外贸商品；二是仅限于少量烧制，还未作大宗商品进行规模生产。
（二）至正期青花
元代青花瓷成熟于14世纪中期的至正年间，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外贸需求的激发。至正期青花反映了元青花的最高成就，是元代青花瓷的主体和代表。
至正期青花的典型器物很多，但有纪年款或纪年墓出土的，仅一对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和至正十一年纪年墓出土的青花连座三足炉两例。
作为工艺上完全成熟的至正期青花，从原料、制作、绘画、烧成都达到完美的程度。不仅有大型的所谓"至正型青花"，也有和至正型青花工艺上相同，装饰风格上相似的小型青花器。
至正期青花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
1．施含青的透明釉（白釉），不同于晶莹厚润的青白釉，又区别于乳浊失透的卵白釉。另见用青白釉的小件器。
2．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翠丽鲜艳，略含紫，线条边缘有流散晕化，积青处见蓝褐斑。
另外，至正期青花装饰上以线描青花纹饰为主，部分使用堆塑、模印、刻画等辅助手段。采用模印方法的，仅限于直径40厘米以上的大盘。纹饰多样，有花卉、人物、动物几类。构图繁密，盘自内向外，瓶颈自上而下有数层甚至十几层纹样。
因此，至正期青花的特征是施含青的透明釉（个别青白釉），用进口青料，后者尤为基本特征。必须强调的是，至正期青花不仅包括以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代表的大型青花器即所谓至正型青花，还应包括这一时期生产的工艺上和至正型青花相同的中、小型青花器。20世纪后半期在国内陆续发现的元青花器中，就有相当数量的这类中、小型青花器。
至正期青花的上限目前尚难精确界定。据至正初的一些青花器仍施青白釉，用国产青料，烧制是又欠精的情况来看，成熟的至正期青花应开始于至正初或稍后，即14世纪40年代。至正期青花的下限大约结束于14世纪50年代，即至正十二年或稍后的一段时期。从至正十二年起，景德镇地区战争不断，到至正二十年，朱元璋政权实际已控制了景德镇，连年兵火不仅影响了以外贸为主要目的的青花器生产，也切断了进口青料的来源，致使至正期青花过早终结。
与延祐期青花不同的是，至正期青花的商品属性更加明确。
（三）元末期青花
元末因战事导致生产条件的变化，青花制作中采用了多种原料制作不同的器物以适应不同的销售对象的方法，从青料看有进口钴料和国产钴料两种，从釉面看有白釉、卵白釉和青白釉三种，其中进口钴料基本用于白釉青花，国产钴料基本用于卵白釉和青白釉青花。这样元末就有进口青料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五爪龙纹青花器和内暗花外青花器）、国产钴料卵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东南亚出土的小型青花器）和国产钴料青白釉青花瓷（典型器如国内出土的一些小型青花器）三大类。至于其他青料和釉面的组合情况仍然存在，但比例很小。
从青料看，元末期有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用于大型器或制作精致的中小型器，国产青料均见于中、小型器。
从釉色看，元末有含青的透明白釉、卵白釉和青白釉三种，透明白釉青花基本用进口青料，卵白釉和青白釉青花基本上用国产青料。用于青白釉的青料呈色大多浓重深黑，有铁锈斑。
从纹饰看，透明白釉进口青料器沿袭至正期青花的装饰风格，但基本不用模印涂青的方法，画面较至正期青花稍疏朗。卵白釉国产青料器纹样以白描性质的简笔花卉纹为主，青白釉国产青料纹样稍复杂，采用勾勒点染或简笔白描画法。
由于元末期青花用料和需求的多样性，使产品的特征呈现复杂化，这样，当我们从抽象概念向具体推移，对某一件元末青花进行判断时，会出现和上述三类标准器有异的第四类、第五类甚至更多的归纳，这正是元末期青花瓷特征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
中国青花瓷器的发展
中国青花瓷器的彩料是以氧化钴作为色剂，在胎体上绘出花纹图案，然后在器物表面涂一层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度的高温一次烧成，呈现出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其图案清晰艳丽，给人以明快素雅之感，深受国内外人们的喜爱。元代中后期江西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已达相当成熟的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有重要地位，景德镇便成为中国瓷都的称号。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重视青花瓷，要研究青花瓷，就一定要弄清它的制作工艺和使用的基本原材料。
青花瓷的釉料，主要是氧化钴，但还含有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钙等多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含量多少，直接影响青花瓷的色泽效果。元代中后期至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青花瓷，普遍使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釉料即“苏泥勃青”，这种釉料内含氧化铁成份比较大，所以在瓷器表面出现蓝中带有铁色斑痕，而国产料中多含有氧化锰成份，使蓝中泛出灰、黑斑点。
青花瓷始于唐代中晚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唐代中晚期的青花瓷是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中出土的瓷枕残片，1985年11月河南省轻工业厅科研所在河南巩义市瓷窑址采集的唐代白釉釉下蓝彩瓷壶，研究结果证明，唐代青花瓷是在巩义市白瓷的基础上采用了釉下彩绘的方法生产出的新品种。
宋代统一后，社会稳定，各种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工艺水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1957年浙江省博物馆在龙泉县金沙，发现了13块北宋时期青花瓷片，三件青花瓷碗残片，其中两件胎质洁白细腻，釉色青白、青灰和白中泛蓝。火候较高，无吸水性，与浙江省江山钴土矿原矿接近，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北宋青花使用的钴料是浙江料。1970年在浙江绍兴的环翠塔基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胎质细腻、色泽洁白，釉色白中泛青，无吸水性，青花色泽也较浅淡。重庆市博物馆在该市郊一座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墓中发掘出土一件青花瓷碗。从这些青花瓷实物来看，宋代青花器在制作、彩绘等方面都比唐代青花大有进步和提高。
元青花瓷与杭州：游牧人的颜色
杭州沈芯屿
公元1276年，忽必烈的铁骑如风一般来到杭州，踏平了南宋王朝，也踏碎了纯净典雅、宛如青玉的青瓷，而给中国的瓷器带来了不同的颜色，那是一种蓝白相间的瓷器——元青花。
青花，是一种由白色和蓝色构筑图画的瓷器。窑工们用钴料在洁白的胎体上绘画，完成后上一层透明釉，再放入瓷窑中经1200℃以上高温一次烧成。成功的青花瓷钴料显出清雅的幽蓝色。杭州共有两次元青花的出土，出土4件元青花。第一次是1978年，杭州文三街无线电学校宿舍施工工地发现一座元代至元年间的墓葬，出土3件元青花瓷人物塑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白瓷八卦纹香炉，3件青白瓷灯盏，1件“枢府”款云雁纹碗和一块墓志。
元青花观音像：塑像呈“山”字造型，上小下大，前倾。有二层台阶，观音端坐中央，左右下方各立一侍女。观音头戴凤冠，身着长裙，肩披披肩，足登履，双手在腹部相握。左右侍女分别手托果盘，身体稍侧向观音。左边侍女前塑一小鹿，右边侍女前塑一立鹤，均作仰首状。观音座前塑有水花。观音以及侍女的眼、眉、头饰、衣领、披肩和袖边均施彩，青花褐彩并用。观音胸前绘青花如意纹，青花发色灰暗。现藏杭州博物馆(图1)。
元青白瓷八卦纹香炉：浅盘口，直腹，底部圆收。外侧安三个兽形足。胎体略粗松。施青白釉。腹壁印有八卦纹(图2)。
元青白瓷莲花灯盏(3件)：灯盏敞口，浅腹，中间有一个管状灯芯与下部灯座相连，高圈足外撇。胎体粗而坚硬。施青白釉，不及底。灯盏外壁饰莲瓣纹(图3)。
元“枢府”款云雁纹碗：敞口，浅腹，圈足，足跟平切。施枢府釉，釉面乳浊，呈鸭蛋青色。内壁饰印花双雁祥云纹。大雁作飞翔状，在大雁翅膀的上方印有“枢府”款。因为釉层乳浊，文字依稀可辨(图4)。
墓志一块，呈不规则条状。字迹模糊，尚可辨认。志文：“妣赠范阳县太君太夫人胡氏妣夫人郑氏大元至元丙子七月己酉曾孙兖谷忠显校慰明安答儿谨志”，共三行41字。碑文上显示有两个墓主人，分别是两代人，均为女性。立碑人明安答儿是其中一位墓主人的曾孙。墓中出土的青花人物塑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认为是青花观音像。时代为元代至元丙子年(1276年)。杭州元青花观音像为当时发现得最早的、有纪年款的元代青花瓷。
元青花观音像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然而，元代有两个至元年号，同时还有两个丙子年。对于前后至元的问题，陶瓷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出土的器物、墓志，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是“枢付”款云雁纹碗的大致年代。元代的“枢府”瓷确定的始烧年代尚未有定论，但海内外大量出土的及传世品的年代一般都定在1278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而“枢府”是元代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的简称。因此，该墓出土的带“枢府”款的云雁纹碗，应该是“枢密院”的定烧器。从一些已发表的高安窖藏的相关文章看，这件碗的纹饰及造型与高安的产品很相似。从年代上看，高安窖藏的断代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前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杭州的这件“枢府”碗的时间应该比高安窖藏的枢府瓷早。据此，杭州的这件枢府瓷碗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切纪年的早期枢府瓷器。据《元史》记载：“枢密院，秩从一品。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在没有设立专门相应的制瓷机构之前，是谁也不敢贸然烧制“枢府”瓷的。由此推论，把该墓定在前至元(1276年)的论点自然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关于墓志中的“明安答儿”。元代蒙古族人取名字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图腾、崇拜的英雄或者植物作为自己的名字。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人是英雄，就会有很多人取与这个英雄相同的名字。所以，元代人有很多相同的名字。拿明安答儿来说，在《元人传记资料》中就查到了三位。其他的如《元史》等资料中相同名字的还有好几位。所以，我们不能确定究竟哪一位明安答儿是该墓志中的人。
第三，关于立碑时间。古代习惯使用干支纪年，俗称六十甲子。年、月、日和每天的钟点时间都是用这种方法推算的。在墓志中有“七月己酉”字样，经核对《中西回历日历》发现，1276年丙子年的七月中没有“己酉”这一天。而1336年，也就是元代后至元二年七月六日是己酉日，这一天的西历是8月12日。由此，这件元青花观音像以及墓葬的年代有了更加确凿的依据。
1987年，在杭州朝晖路商业储运公司施工工地发现一座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瓷器的品种很丰富，有卵白釉高足杯26件、龙泉窑瓷器18件、青白瓷龙纹坛1件、蓝釉描金爵1件、孔雀蓝釉“内府”款带盖梅瓶2件、孔雀蓝盖罐1件、霍窑白瓷杯碟3件、釉里红高足杯1件、元青花海鳌山形笔架1件。出土时，高足杯、蓝釉爵杯、青花山形笔架等小件器物均放置于两个大坛中。以下，笔者仅把元青花和蓝色的瓷器作一简单的描述。
元青花山形海鳌笔架：半圆形，左边塑一蟾蜍。蟾蜍后面捏塑4个驼峰，第2个峰上又一轮圆月，其他3个峰顶上塑有如意头云。正面有青花施彩，成不规则状。云端下塑有海贝类物，座前塑有翻卷的浪花。胎骨细腻、洁白。施影青釉，底部露胎处呈乳白色。蟾蜍口微开，双眼饰青花，内空，可置水。该笔架青花色泽清丽淡雅(图5)。从这件笔架细腻的胎体和青花的呈色看，其制作时间晚于青花观音像。
元蓝釉描金月映梅纹爵：仿青铜器爵造型。胎体细致。施宝蓝釉，釉面滋润、光滑，内壁局部有缩釉点。爵杯内外壁绘描金月影梅图，描金已脱落，只留痕迹(图6)。
元孔雀绿釉“内府”款梅瓶：器形浑圆，撇口，束颈，圆肩，圆腹下收，卧底。盖呈杯状，内壁无釉，倒扣瓶口。胎体厚重。施孔雀绿釉，釉面剥落严重。用湿布擦拭时，肩部显示墨书“内府”款(图7)。
另一件孔雀绿釉将军坛，釉面全部剥落，只残留小部分斑块，通体呈乳白色。
对于某种色彩的偏好，常常源自一个民族的原始记忆或宗教信仰。我们知道，蓝色不是汉族的传统颜色，这种纯白与幽蓝的对比所呈现的色彩反差让蒙古族人痴迷。在蒙古族人崇信的原始宗教萨满信仰中，蓝色象征天，白色象征善，而且蓝色和白色也正是蒙古族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见国家博物馆编著《文物中国史·元代》)，这就是青花瓷能够在元代起源、发展和成熟的主要因素。
笔者常会疑惑，这些元青花观音像、山形海鳌笔架、蓝釉描金爵杯和蓝色“内府”款带盖梅瓶，它们的釉色就是蒙古族人踏碎了南宋皇帝高贵典雅的青瓷后留在杭州的颜色吗？我没有见到蒙古族人在统一中国后骑着骏马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奔驰着弯弓射雕的身影；也没有能够看到他们在马背上举着那蓝白相间的高足杯畅饮的样子。但是，我愿意陶醉于他们的这份激越和浪漫。因为我知道，游牧民族留在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抹幽蓝，是有灵魂的。责编耕生
青花瓷器永远的收藏
2007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发行，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王恩怀、熊刚如等共同创作的限量型“永久和平”青花陶瓷梅瓶，已经作为爱我中华——“母婴平安”公益拍卖活动的重要拍品在国内主要媒体与读者见面。此项拍卖所得将全部捐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母婴平安工程”计划。消息在收藏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具有爱心的人士和投资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有关青花瓷器的收藏和投资的相关问题。
无论是公益拍卖会还是商业拍卖会，青花瓷最近几年总是频频亮相，得到了很多收藏家和投资者的青睐，古旧青花瓷和现代青花瓷的收藏氛围正在预热，它的市场价格也在一路飚升，真可称得与书画并驾齐驱的佼佼者。青花瓷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是很多刚刚起步的玩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历史的长河荡漾着诱人的芳香
青花瓷，又称“蓝花”，“白釉青花”或“釉下蓝”等，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以透明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它的主要特点是：瓷质细白，釉下兰色彩绘，幽青可爱，图案洁净素雅，装饰雅俗共赏。由于是釉下彩，因此色彩永不褪脱。青花瓷器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青花瓷。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出土了一件瓷枕的残片，枕面釉下用蓝彩绘出菱形轮廓线。在浙江龙泉县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的塔基中，还发现了一批宋代的青花瓷片，其花纹较暗，蓝中带黑灰色，经分析测定，其所采用的钴料是国产钴矿土，烧成温度在1270摄氏度。
元代后期青花瓷的烧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进入到成熟的阶段，尤其是景德镇所烧的青花瓷最佳。目前在江西景德镇和吉州、浙江江山、云南玉溪和北京元大都遗址都发现了元代青花瓷。在浙江湖田也发现了元代青花窑址。目前湖田青花瓷也是被收藏家所关注的。
明清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景德镇已是我国制瓷业的中心，其产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工艺之精湛是前朝难以相比的。曾经有人说：“天下窑器所聚至精至美的瓷莫过于景德镇”，并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当时皇帝不仅用它来赏赐大臣，体现皇恩浩荡，而且用来作为外交礼品，显示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因此，平民百姓是无法得到官窑瓷器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不少官窑瓷器，或被损坏或散失或流入海外。
稀世珍品的价格一路飚升大有“钱途”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两大著名拍卖公司———苏富比和佳士德开始拍卖中国瓷器，如今两大拍卖行已成为拍卖中国瓷器的龙头企业，并主导着中国瓷器的市场行情。
早在1989年，伦敦苏富比推出的一件“唐三彩”，出人意料地以4955万港元拍出，一时轰动全球。同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南宋官窑笔洗被拍至2200万港元，创当时宋代瓷器的市场最高价。这两件拍品的天价纪录一直保持了十几年，直到近两年，这一纪录才陆续被青花瓷器所打破。
从目前的行情上看，青花瓷器一马当先，一直处在拍卖市场的领军地位。如2004年香港佳士得推出的“明永乐青花绘龙戏珠纹十棱洗”受到市场追逐，以4330万元高价拍出。同年在美国朵儿拍卖会上，“元青花四方还水云龙纹扁壶”以583.15万美元成交。2005年，一只“元青花锦香亭图罐”被佳士得拍至4716万港元。时隔1年，另一只元青花“岁寒三友”图罐，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268.4万元成交。而在2004年纽约朵尔拍卖会上，元清花四系海水云龙纹扁壶被拍至583.15万美元。
最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瓶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亮相。开拍前，佳士得公司估价为1000万美元，但结果大出意外。看好此罐的一位台湾买主出价到1000万英镑，但终不敌西方藏家，最后被一位英国藏家以2.3亿元的价格收入囊中。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天价，同时为中国其他官窑瓷器价格上升打开了巨大的空间。景德镇官窑青花瓷于今是拍卖领域最为追棒的精品中的极品。
从投资角度看景德镇新青花瓷的收藏
青花瓷的收藏是永远的热门。古瓷收藏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已经早有定论，但是新瓷的收藏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所谓景德镇新瓷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生产的瓷器。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瓷器在“珠山八友”带动下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其中的田鹤仙、徐仲南、王大凡、毕伯涛、刘雨岑等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在不断出作品，他们对景德镇瓷艺绘画影响甚大，作品流传不少。“珠山八友”作品在1985年前未引起关注，二十年前几十元、几百元可以买到，现在已经价值数万元或数十万元以上。
目前景德镇青花瓷创作和发展已经超过历代。大师朱顺茂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雕塑工艺瓷生动逼真。陶瓷艺术家周国祯教授是当代雕塑瓷艺术旗手，他的“童子掏鸟巢”灯台是1959年周先生25岁时的作品。前几年谢世的哑巴雕塑瓷艺术家曾山中，能够用右手对人当面捏塑的人像，惟妙惟肖，堪称一绝。景德镇艺术瓷雕塑瓷厂代表了景德镇新中国艺术瓷水平。1985年未完全承包之前，不计较成本生产的雕瓷作品，底座大都有清晰的“△”或“◇”形印章，基本上为精品。
青花瓷是景德镇瓷业代表性的品种，被誉为“青花大王”的王步在前人基础上大胆创新，由他设计制作的青花瓷器已经被很多玩家和博物馆收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王恩怀、熊刚如的作品也是不断吸引着收藏家们的眼球。他们为中国公益事业创作的作品“永久和平”青花陶瓷梅瓶，已经被收藏界称为“旷世精品”，花落谁家的谜底不久就会揭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也和中国的青花瓷一样正在被大家看好，一路飚升。
朝鲜青花瓷器
中国文化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并在典章制度、民俗风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对朝鲜半岛保持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倍受世人喜爱的青花瓷也不例外。
据目前所发现的文献资料，朝鲜青花的出现应不晚于十五世纪中期的李朝早期。据史书记载，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使节尹风献青花瓷给世宗(在位1418-1450年)，青花瓷就成了李朝宫廷用瓷。朝鲜史籍《经国大典》记载：世祖时，帝王酒器用金、银和青花、白瓷器，并禁庶人使用。李朝时期的著名诗人成侃也在其作品《慵斋丛话》中云：“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在位1455-1468年)朝杂用彩瓷，求回回青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这段记载说明此时李朝皇家用瓷中已有本国官窑烧造的青花瓷，但其制品全面模仿明初青花瓷的造型和装饰，所用青料也来自中国，实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记载。如收藏于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15世纪时的青花缠枝番莲纹盘，高22.7厘米，其器形、胎釉以至器足的切削与明代初期青花瓷大盘几乎一样，盘内的缠枝番莲纹和盘沿的波涛纹也和永宣器毫无二致。再如该馆收藏的青花卷枝番莲纹罐，肩部与底足边沿的莲瓣纹和元末明初的装饰风格也很相似。李朝青花最早的纪年器，现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博物馆的“弘治二年”款松竹纹梅瓶，不仅器形、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难分伯仲，其纹饰内容也契合中国文人所崇尚的“四君子”题材，构图疏朗舒展，笔力雄健，画风严谨写实，青料青花色泽浓艳稳重，既衬出白瓷的洁净又隐喻着儒教君子的高风亮节。李朝早期青花瓷的纹样中还有中国传统题材如龙、鱼等寓意富贵吉祥的图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15世纪后半叶李朝官窑青花器逐渐采用李朝的绘画形式，器物上的边沿图案逐渐简化以至消失，仅留主题纹样，表现出李朝青花瓷独特的风格，但松竹梅等中国传统题材仍然是这一时期青花瓷的主要表现对象。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松竹梅纹罐，画面主体是一株梅树，虬曲的树干，桠杈上点画含苞欲放的梅花，展示出梅花傲雪凌霜的气节，与梅相映衬的三竿修竹，枝叶旺盛，迎风挺立，经冬不凋。梅、竹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文与可画梅、竹、石题：“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三益友。”这件罐体的画面剔除了边沿图案，画面主题突出，散发着浓郁的文人气息，是李朝青花瓷中的一件精品。
17、18世纪时的李朝青花瓷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情调，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口沿薄巧，青花色调淡雅，绘画运笔轻盈，画面凝练集中，留有较多的空白，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但其画面内容依然蕴含着浓郁的中华情结，梅兰菊竹、潇湘八景、高士、鱼隐等中国青花瓷上常见的题材依然是这一时期李朝青花瓷画面的主题，并且经常采用中国陶瓷装饰中习见的“开窗”样式。如收藏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开光梅花纹罐，优雅端庄的器形，器壁大片留白，只在腹部两个菱形开光内绘老干虬枝上几朵梅花，枝头上点染几个花蕊，淡淡的色调，稚拙的笔致，给人以洁净幽寂的美感。此馆收藏的青花山水人物纹角瓶，器身方形扁平状，两侧画梅竹纹，主题纹样一面绘周敦颐爱莲图，远山近水，莲花怒放，楼阁内高士倚栏赏莲；另一面画陶渊明爱菊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在画面中油然再现。青花山水纹双耳扁壶上画的是潇湘八景图中的洞庭秋月图，以大片的留白来表现如银的月色和风息浪静的湖水，人物、小舟则以简单的线条勾勒、点画，青色也是淡淡的，简朴的画面散发出的却是飘逸的诗意，这也与明末清初民窑青花的写意画法极为相似。韩国涧松美术馆收藏的青花钓鱼纹深腹罐敛口、硕腹、平底。画面一侧画出洞石兰草，一童子坐在木凳上垂钓，余皆留白，逸笔草草，显示了文人学士追求乡村野趣的审美取向，而这种画面也常见于明清民窑青花瓷的装饰中。
日本青花瓷器
关于日本青花的始烧时间，一般认为是1616年，那一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九州西北部的有田泉山发现瓷土，便在上白川天狗谷开窑，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初期伊万里青花(1646-1640年)仿制李朝青花风格，纹样多画简练的松、竹、梅、菊、柳、葡萄、卷草或山水等，笔调粗放，画法写意。釉色白中透青，青花呈色灰蓝。器型以碗、壶、瓶为主。日本MOA美术馆收藏的青花花卉纹小口瓶是一件仿李朝青花风格的成功作品，瓶小口、折肩，器身向下逐渐膨大，至底足部缩进，圈足，造型端庄大气，轮廓线婉转流畅。瓶的肩部画如意云肩纹，笔法简练；器身以凸起的双线筋纹分割为八个装饰区域，分绘青花梅、菊花、树木、蔓草等纹样，相邻两组以白地间隔，形成四幅独立的花卉小品。整器画面青白相间，互相映衬，蕴含着淡雅幽远的东方美学情怀。
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如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青花山水纹钵就具有明显的天启青花山水风格，体外壁以轻佻的笔触，写意的笔法，不事雕琢地描绘出远山、近水，还有那些影影绰绰的小桥、树木、花草、人物、飞鸟，画面空灵悠远，给人以无限遐想。而松冈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凤凰纹八角盖罐可说是通体装饰的典范，上至盖钮，下至底足，花纹布满了整个罐体，腹部饰展翅的凤凰立在岩石上，四周花团锦簇，盖面也绘同样的图案，颈、肩及近底部都饰有连续花纹，画面繁缛华丽，布局密不透风。整器高大端庄，气势宏伟，做工精致，釉色白净，青花发色浓艳，是一件仿中国漳州、汕头等南方出口青花瓷(日本称作吴州染付)的佳作。京烧代表人物永乐保全创作的青花祥瑞手花瓶也明显受到景德镇民窑出口青花瓷“祥瑞瓷”的影响。
在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同时，伊万里青花瓷也融进了日本陶工的创意。如大和文华馆收藏的青花山水纹钵就是一件既受中国景德镇青花影响又有本民族风格的佳作，折沿上画景德镇青花常见的波涛纹和缠枝葡萄纹，但将这两种纹样画在同一件器物的口沿上却又是中国青花瓷不常见的。钵内的山水画法也有细微的不同，山峰都画成锥体状，且都独立存在，互不相连，好似大海中的岛礁，画法是不勾线条，直接用笔锋皴擦而成。这些差别可能与日本身为岛国的地理环境有关。
17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朝代更替之际，天下大乱，景德镇瓷业也受到破坏，一向从中国进口青花瓷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因很难从中国买到瓷器而改收日本瓷器。而此时的日本由于吸收了中国的制瓷工艺，技术日益成熟，有田瓷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日本出口青花瓷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色闪白或闪青，纹样按荷兰的要求多仿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外销瓷，即将器物装饰面分割成规则的几何空间，然后在其上画花卉、鸟兽、人物等重复或连续的图案，有的盘心还有英文字母V.O.C组成的图案，日本称之“芙蓉手”。如土耳其托普?卡普?萨莱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此类大盘，一件器壁分割成八个梯形开光，内绘不同的山水纹样，盘底中心绘盆花，两侧站立两只白兔，画面华丽繁缛。另一件的盘壁的几何空间内人物与植物间隔排列，盘心绘小桥流水，人物树木。
17世纪晚期的伊万里青花除大量出口外，还供国内的宫廷或王公贵胄所用，纹饰多以江户等地的版画为样本，但青花色调似受康熙青花的影响，色调自深到浅有丰富的渐变，与精心留出的空白成对比。如这件青花窑厂风物图大盘，借丰富的青花层次表现出画面景物的远近关系。
锅岛青花和蓝九谷是最具日本民族风格的日本青花瓷。蓝九谷与初期伊万里相比，瓷色更白，器形精巧，绘工精致。锅岛青花瓷作为佐贺藩主的御用器，选用有田泉山最优良的瓷土为原料，由手艺最高的技工精制而成。品种有白地青花、青瓷青花、青地白花等。
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成功地烧制出青花瓷器。中国国内现存各地传世、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有100多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元代青花瓷有200多件。
元代中、晚期青花瓷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多为小件器物，胎体轻薄，不甚精细，多为青白、乳白半透明或影青釉。青花的颜色灰暗迷蒙，纹饰稀疏但奔放洒脱，有的可以说相当潦草，常见器物有高足杯、碗、盘、香炉、小罐、蒜头瓶、玉壶春瓶等，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这类青花瓷器当时生产数量有限，属民用瓷。
另外一类青花瓷器，以大件器物为多，其共同特点是大器者胎体厚重，小件轻薄，色白致密，透明釉白中闪青，青花颜色浓艳鲜亮，色浓处有黑褐色斑点。该类器做工精良，纹饰层次多，有的甚至多达10来层，画得很满，但繁而不乱，层与层之间留一周空白，器底端两层之间无空白，每层纹饰内容之间没什么关系，如经常在缠枝菊、蕉叶、缠枝莲、缠枝牡丹之间夹杂云凤、云龙、杂宝、海水江芽等，将毫不相干的纹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这类瓷器国内传世品极少，墓葬出土也不多见，绝大多数是窖藏出土。估计是由于当时发生了某些突然变故，在不便随身携带的情况下，埋于地下保存的。
陶瓷：元青花身世神秘的瓷器之王
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环。肇始于唐代的青花瓷，在元朝确立了形制并马上达到了顶峰。元青花以其大气浑厚的造型与明艳夺人的色彩成为青花瓷不可逾越的丰碑，光照后世。
然而，有趣的是，元青花身世的昭示，却是很晚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明朝一直被认为是成熟青花工艺的起点，人们甚至普遍不知道元青花的存在，历史上也没对元青花有过任何记载。拥有“瓷器之王”美誉的元青花，湮没在历史中，充满了争议，也充满了神秘。
来自西亚的绝美蓝色
元青花之美，在于夺人。比起后世的青花，它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一抹蓝色。元青花的蓝色非常鲜明，像蓝宝石一样附着于白玉一般的瓷胎上，仿佛有一种生命力被赋予器物，美得令人震惊。
这种蓝色来源于一种产自西亚的含钴着色剂，被世人称为“苏麻离青”。这类着色剂中，除了钴元素，还会含有一定的锰和铁。元素成分的比例，决定了青花的颜色。苏麻离青之所有最负盛名，因其除含有着色能力极强的钴元素，还具备高铁低锰的特点，而国产青料往往相反，锰含量高、铁含量低，烧成的青花多为浅淡的青色或灰蓝色，并不好看。这种来自西亚的苏麻离青，经过1300摄氏度左右的烧制，呈现出国产青料无法比拟的明艳之蓝，让人见之忘俗。因此元代官窑，特别是为贵族烧制的器物，几乎都采用苏麻离青着色。“苏料”也就成了官料的代名词。
元青花的诞生带着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并不仅仅表现在其颜色上。目前存世并得到学界公认的元青花，以型大、胎厚、体重为主流，虽然偶有高足碗、梨型壶等小器，但整体上与宋代瓷器的精巧、轻灵形成鲜明反差。此外，元青花的纹饰也带有异域色彩，是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卷草纹、缠枝牡丹、缠枝莲等繁缛纹饰密集绘制于器物表面，与中国本土的图案有极大差别。此类草花纹具有明显的波斯风格，如今仍广泛存在于西亚国家的装饰中。
明宣德以后，随着海外贸易被禁锢，这种进口料就绝迹了，最后的绝响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少量的进口料，因此在明代永宣年间仍有官窑使用苏麻离青的记录，之后，这种艳丽的颜色就如一股烟云般消逝而去。
传奇大罐“鬼谷子下山”
作为一种深受西域文明影响的瓷器样式，元青花身世的昭雪与它的诞生一样，与西方渊源颇深。西方学者和收藏家的研究发现，帮助我们更新并丰富了对青花瓷的认识。
1929年，有一位爱好收藏的旅英华侨吴赉熙在北京游历智化寺时，发现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十分漂亮，于是买了下来。吴赉熙观察发现，这对青花瓷瓶上除了图案，还烧制了一段铭文，落款处写有“至正十一年”字样。而至正是元顺帝的年号。吴赉熙将瓷瓶拿给当时的行家鉴赏，却被收藏家们讥讽一番，认为他买了拙劣的赝品。
也许是这对青花瓶的美丽，让吴赉熙不忍放弃，他还是将瓷瓶带回英国，后来卖给了一位英国爵士，他就是“珀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大维德，因此西方后来称这对瓷瓶为“大维德瓶”。
这对瓷瓶被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霍布逊慧眼识中，这位中国陶瓷学专家专门写了论文，论证落款“至正十一年”并非伪造，如此精美的青花瓷确实诞生于元代。但这一研究成果并未引发当时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年，美国佛利尔博物馆的馆长助理，同样是中国陶瓷学专家的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认真研究了大维德瓶上的铭文，又往来于伊朗和土耳其，一番比较辨识，以大维德瓶为标准器，以存于伊朗阿德比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的一批中国瓷器为旁证，撰写了两本著作，初步揭开了元青花神秘的面纱。
波普证实早在14世纪后期，中国就已经能够烧制如此完备、精美的青花瓷器。此后，北京元大都遗址、河北保定先后出土元青花，这些考古发现，不断佐证波普的研究。
元代虽然国土幅员辽阔，横跨欧亚大陆，号称“大哉乾元”“四海声威”，但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不足百年。“至正型”瓷器被视为元青花标型器，而至正这一元代年号指代的时间只有短短30多年，所以元青花的存世数量少之又少，普遍认为不超过400件，其中的精品更是凤毛麟角。
最著名的元青花，当属“鬼谷子下山”图罐。2005年7月12日，英国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大罐被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亚洲艺术品在全球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成为“瓷器之王”。
青花里的元杂剧
元青花除缠枝莲、缠枝牡丹、灵芝、卷草等蒙元贵族偏爱的花纹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直接将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写实地绘制于表面。这类元代青花瓷器呈现了统一的画风，用笔扎实，一气呵成，写实意味浓郁，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丰富的表意性直接影响了明代小说绣像和人物画的笔法。
以南京沐英墓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为例，可以充分理解元青花的故事纹饰之美。高44厘米，直径13厘米的梅瓶，表面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图样。在瓶体腹部，一侧是汉代丞相萧何着袍束带，眉目微蹙，上身前倾，神情焦急；另一侧则是韩信手牵战马在河边饮水，他右手牵马站在河边，一副满怀心事的样子。画面中，萧何作为一代名相的谨慎与韩信内心的游移不定，栩栩如生，在瓶体浑圆的表面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情节感，让人拍案叫绝。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
绘制有通俗故事的元青花，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战争、民族融合等历史题材，除前文提到的“鬼谷子下山”图罐、“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还有1956年出土于湖南常德的“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元青花“尉迟恭单骑救主公”罐等。另一类则是戏曲、小说等民间故事题材，如存于私人藏家手中的“王实甫《西厢记》焚香一景”罐，又如裴格瑟斯基金会藏“《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罐。而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罐经考证，取自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
元青花器物之所以采用了故事题材绘制，与元代民间文学和戏曲的兴盛密不可分。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科举制度废止，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紧缩。无法入仕，大量知识分子便散落市井，诞生了一批“书会才人”，他们以创作曲艺底本为生。民间戏曲也因为书会才人的加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景。当时戏剧演出广泛，上自帝王，下至平民，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在重视文人的宋代，这些书会才人本应成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但因历史的变故，意外地为元代戏曲的繁荣贡献出卓越的才华。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元杂剧大家关汉卿。 另有学者推测，元代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镇压，也导致一部分由宋入元的画家被迫成为绘制瓷器的工匠，宋画的绝世成就，直接为瓷器绘画输血，才使得元青花的人物故事图案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准。
无论是故事图案，还是花纹装饰，在元青花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雄浑张扬的帝国气质，这在它之前和之后的瓷器中，都绝无仅有。存世的元青花体态雄美、英姿勃勃，只要得见一尊实物，属于游牧民族的阔达胸怀和广袤帝国的蓬勃生气就扑面而来，让人不得不为文明心旌摇曳。那张扬茂盛的纹饰、惟妙惟肖的图案、明艳夺人的色彩，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大千之美。
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制瓷业发展阶段划分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民窑是性对于官窑而言的，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窑厂都是民窑。陶瓷器均诞生于民窑，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民窑历来是陶瓷生产的主体，在产量上，民窑也远比官窑大的多。历史上的所谓的官窑，无一不是吸收了民窑在材料、工艺、技术、设备、产品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杰出人才而建立起来的。
青花瓷是一种高温釉下钴青料彩绘瓷，是中国古陶瓷最优秀的品种之一。它的考古发现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青花瓷自唐代出现，经过宋代的延续，至元代才真正烧制成功。由于它在艺术效果和使用价值等方面的诸多独到的优良品质，到明代，青花瓷已成为我国瓷器生产的主流。
通过对国内外传世品级出土标本的考察分析，可以粗略的将明代民窑青花瓷制瓷业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明代前期，也就是自洪武、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至天顺，为明代民窑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其次是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成化，经弘治、正德、嘉靖、隆庆，至万历中期，为明代民窑日趋兴盛，进而出现“官民竞市”的阶段。明中后期，除了一些特意为贫苦百姓生产的青花粗瓷外，一大批高档民窑青花瓷器，不论是在胎釉制作的精细，还是在花纹装饰的精美上，都已达到与官窑相似的水平。
第三是明代晚期，也就是自万历中期，经泰昌、天启至崇祯，为民窑胜于官窑时期。
这是大批民窑从事着竞争性的商品生产，这种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此间，景德镇民窑青花制瓷业分布密集，生产活跃，万历年间“镇上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其规模之大，生产之盛是可以想见的。
这时期的民窑青花瓷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大量销往国外，欧洲、东南亚、非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方兴未艾，青花瓷外销量大增，在御厂几陷停顿的状况下，民间青花制瓷业得到迅速发展。这样，景德镇民窑制瓷业不仅在生产那规模、产品数量，而且在工艺技术及艺术成就等方面都超过了官窑。
这时一方面延续着嘉靖万历的传统，有的盘、碗甚至更轻更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纹饰主题突出，青花发色艳丽，虽仍用硬笔单线平涂，但线条更精细，刻画更精致，分水渲染，有浓有淡，且胎净釉润的新产品，正式这些作品开创了ihou清代青花瓷的新风格。应该说，崇祯时期的这一类民窑青花瓷精品，与永宣、成化官窑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清代民窑青花瓷可以简单的氛围前后两期。
清代前期，也就是自顺治。经康熙、雍正，至乾隆，这是民窑青花瓷终于登上中国青花瓷顶峰的时期。清初，清廷废除了明代官窑的匠役制和官办官烧的制度，采用了“官搭民烧”的制度，清代的官窑瓷器，多为民窑所出，因此清代青花瓷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民窑青花瓷。清初民窑拜托了明廷对民窑的种种限制性禁令，发展潜力得以释放出来，乾隆年间，“官民竞市”的局面更为突出，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成了景德镇民窑瓷业和民窑经济的高度发达。
清代前期的民窑青花瓷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其中尤以康熙名窑青花瓷最为突出，如在器型上，大器迭出，新器迭出。在拉坯、成型、修胎方面，无不超越前朝，各种器型不论新老，在各部比例，曲线变化，胎体厚薄，器足形制等诸方面都堪称经典。清代前期民窑青花瓷色调明艳净丽，加之青料研磨极细，画法精纯挺秀，分色技法成熟，浓淡层次丰富，笔下人物、山水、动物、花卉，无不神态生动，意趣万端。
清代后期，也就是自嘉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至宣统，是民窑青花瓷由停滞而趋向衰落的时期。乾隆后期，封建专制的腐朽性日益显露，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民窑瓷业中，厂主与窑工的矛盾逐渐尖锐，中古够的瓷业已难以维持以往的繁荣。此时正值西方进行产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欧洲人字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质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已使欧洲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手工业生产的中国瓷器为了与机器生产抗争，不得不降低成本，为此不幸走上了粗制滥造之途，其结果恰恰又给了样瓷倾销以可乘之机，使中国瓷业几乎限于绝境。
清后期中国瓷业衰落的原因，除国力不足、内忧外患之外，与景德镇高岭土的逐渐枯竭也不无关系。乾隆后期，由于高岭土的长期开采，大量尾砂侵害良田，民事纠纷不断，为杜绝事端，官府将高岭等地封禁。此后不久，景德镇开始大量使用星子高岭，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运输线长，介个却数倍于明代和清代的原料，加大了瓷器的生产成本，也造成景德镇瓷业的衰落。
尽管如此，这时仍有一些延续清早期优良传统的青花瓷作品，清末还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仿古瓷和美术瓷，其中尤以仿康熙青花瓷为佳。此外，同治、光绪年间，一些文人画家开始参与到民窑瓷绘的创作中，还出现过一些融入近代绘画风格，画工较为细腻的民窑青花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