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发展。
建材家居业的潮水开始退了，至少对很多企业而言是这样的。曾经靠某款产品收获高额利润的企业，曾经广开品牌遍布渠道的企业，曾经只管销售不注重品牌的企业，在这样退潮的关口毫无疑问感到寒意逼人。而另一方面，那些稳健的、有品牌的企业在这个时候继续攻城略地，勇猛精进，今年第一季度，鹰牌、马可波罗、简一、金意陶这些品牌都有大幅度增长。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存活在卖场里面的品牌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
陶瓷行业数千个品牌，小品牌存活空间越来越小，新品牌的存活几率越来越小，主流品牌的销售额与利润率的名次排位变化越来越大。在建材家居卖场，我们已经看到瓷砖行业洗牌剧烈，商铺关停数见不鲜，大有超越开店数量的趋势，不少品牌收缩战线，甚至有些难觅踪影。卖场招商难，企业招商也难。
经济大环境或许不佳，但是对企业而言，你见，或者不见，机遇就在那里;你念，或者不念，市场就在那里;不管是忽悲忽喜，还是有增有减，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都是有限的。你说市场坏了，但别人呈加速度发展，问题的关键不是宏观环境变差了，而是对手变得越来越好了，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优秀的企业，应该少谈宏观，而把微观做到位。
陶瓷相关研究报告2014-2018年陶瓷杂件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年4月2014-2018年陶瓷真空开关管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2018年陶瓷蒸发舟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2014-2018年陶瓷柱产品定位及价格策略专项调研报告123就拿简一大理石瓷砖来说，当品牌成为品类代名词时，消费者一旦有这种品类需求，就会产生品牌联想，企业脱颖而出只是水到渠成。又如马可波罗瓷砖苦练内功后企业拥有的产品系类是国内最全的，同时拥有工装、家装、超市和电子商务等立体营销网络，并且拥有完整的服务标准，品牌服务呈现体系化，避免了做品牌每个经销商服务层次不齐的问题。又如金意陶，没看到他们在终端的活动一场接一场么?
目前，陶瓷行业正在从春秋走向战国，进入中盘厮杀阶段。战术表象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以促销的名义进行的“价格战”，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公益活动或行业活动。现在几乎是促销天天有，花样周周新;而企业在活动上也针对不同渠道进行营销。促销与活动背后隐藏的战略性本质是优质渠道和终端的争夺。
上个月，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消费增速稳中趋缓，受到刺激政策退出、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政策主动调控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消费市场增长明显快于城镇，主要得益于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等;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速快于东部地区;网络消费增速快于实体消费增速;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进一步增强，名优产品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陶瓷行业要发展出寡头，那还是比较漫长的。市场上的征战杀伐，谁主沉浮还难见分晓。但趋势是挡不住的，市场竞争是挡不住的。曾经认为陶瓷产品不能做品牌的老板，这回应该缄口了吧?曾经守住一亩三分地的经销商，这回该傻眼了吧?虽然“狼来了”喊多了就成传说，但我们知道，狼最终还是要来。
把自己的事做好，做精做专，给品牌数量做做减法，给经销门店做做减法，给管理、营销做做加法，把品牌做强。显然，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具备资金和技术实力的诚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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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之路从大窑出发
名扬世界的“雪拉同"是离不开陶瓷之路的。已故的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教授的著作《陶瓷之路》，这位用毕生精力研究龙泉青瓷古贸易的专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对亚洲和非洲滨海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当他亲手在埃及福斯塔特废墟中的六、七十万片陶瓷碎片中捡出一万二千片龙泉窑瓷片时，对地处浙西南的龙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挚热的向往。据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回忆说： 由于从三上先生那里获得了许多青瓷知识，从此也青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就留意起来。1982年我去巴西出席国际地理学会，参观了里约热内卢的旧王宫国立博物馆，在青瓷馆，整整两个大玻璃柜，都是晶莹逗人的龙泉青瓷，包括北宋到明前期的各种精品，显然是明代葡萄牙商人陆续带走的，真是远涉重洋。
在美国纽约参观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就是三上先生书中所称的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这里，中国青瓷陈列了一个展室，而龙泉青瓷(处器)竟占展室的一半。恍然领间悟到三上先生为什么如此看重龙泉。1983在国际人文科学学术讨论会上遇到了三上先生，我把去年在里约热内卢和纽约的所见告诉了他，他为我的这种幸遇而祝贺。但是他说，最好能去看看土耳其和伊朗的博物馆，在那里，龙泉青瓷将使你打开更大的眼界。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我毕竟不是一个陶瓷学家，南北美洲的见闻，已经很能使我满足了。
1985年为了答谢我夫人翻译了他的著作《陶瓷之路》，三上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参观他的工作基地东京出光美术馆。一座宏伟的七层大厦，宛如一个瓷器世界，我们在此流连数曰，三上先生兴致勃勃地陪同我们一室一室地参观，并且不厌其详地解释。龙泉青瓷几乎占了一整室，陈列的都是宋代及其以后的精品，胎薄如纸，色明如镜，在这种展品面前，连我这个外行人也感到难以遽离。对于出光美术馆能收藏这样一大批处器精品，三上先生在言谈之中引为十分骄傲，而我们夫妇同样感到兴奋?因为青瓷的光芒闪耀在异国土地上，这正是龙泉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三上先生终于在1986年访问了他梦寐以求的龙泉，这是他愿望。龙泉的访问成为三上先生毕生从事陶瓷事业中的最后一次重大经历。在他的一生中， 曾经在世界多少地方鉴赏龙泉青瓷，抚摸龙泉青瓷碎片，而最后终于让他访问了世界上一切陶瓷学家所向往的青瓷圣地，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引为不胜荣幸吧。
但是三上先生也有遗憾，由于种种原因，他特别向往的大窑古窑址没能去成。只是到大窑古窑址的外围溪口古窑址转了一圈，这对他 来说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在先生故世几年后，他的挚友、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森住和弘先生访问龙泉，在国家文物局特批下。时任龙泉主管文物工作的我陪同森住先生踏上了大窑的土地。一路上，森住先生向我滔滔不绝地介绍三上先生，使我对三上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就是为了完成三上先生向中国大窑项礼膜拜的遗愿而来的。当森住先生代表三上先生向大窑古窑址深深地弯腰鞠躬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外国友人对龙泉青瓷如此神往，怎不令人感动呢?
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说，从五代到宋朝，龙泉青瓷以其精湛的品质独步于世界。 “具体地说，一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到浙江省的龙泉，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龙泉窑青瓷。"三上先生这部记述中国古陶瓷调查经过和出土概况的书，特别突出龙泉青瓷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这条“陶瓷之路"是一条有别于“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途。如果单就古陶瓷输出而言，它的历史比“丝绸之路"要晚得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比“丝绸之路"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条“陶瓷之路"的起点是龙泉的瓯江两岸及其在温州、杭州、明州和泉州的青瓷外贸港口，而它的终点则在穿越茫茫大海之后的亚、非、欧各国。
纪录西方对中国瓷器贸易情况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一书，称龙 泉青瓷“是人们所发现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 水晶都更可爱"。由于外国人的喜爱，促使龙泉青瓷成为古代中国大宗贸易商品之一，其产品更趋产业化、批量化。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发现的元代中国陶瓷船，就是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目前世界各著名的历史博物馆大都有龙泉青瓷陈列专柜，许多收藏家、鉴赏家 更是对龙泉青瓷情有独钟，爱不释手。为什么古代的中外各国都这么崇尚青瓷，对白瓷却不重视呢?可能认为白瓷大刺眼、锋芒毕露的缘故吧，而青瓷温柔敦厚如玉、委婉含蓄似云，能变幻出许多不同感觉的青绿釉色，既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和谐"、 “中道”， “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说明以青碧嫩绿、凝翠聚玉的生态文明， 已潜意识地渗透在各国人民的头脑中。
据有关资料统计，龙泉古代青瓷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有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也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南非、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地。这些地区与龙泉青瓷结缘的时间虽有早晚之分，但各地人民对“雪拉同"的酷爱之情却是一致的。
是的，龙泉窑浩荡无私，风风火火了土地的爱和恨。究其发达是因龙泉山峦绵亘，溪流环带，林木繁茂，瓷土丰富。龙泉溪向东注人温州湾，水上交通十分便利。“靖康之难"后，北方汝窑工匠被迫弃 、窑南迁龙泉，突然出现了一路与传统青瓷并行发展的厚釉产品，可与碧玉媲美，又仿佛蓝天映照下的清澈湖水。故阿拉伯人称之为“海洋绿"，法国人称之为“雪拉同"了。
究其衰落是明末清初的闭关锁国和外贸禁运，以及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兴起。但青瓷的流风余韵依然为当代龙泉窑增添了新的活力，龙泉青瓷再度异军突起，如同芳草依依那片土地生命的原创者，振奋了每一位独守黄昏落帆而翘首青瓷风流春梦的痴情汉。
让有情的泥土在升腾的烈火中，窑变成飞天的女神吧!
让世界所爱的“雪拉同"，再次沿着“陶瓷之路"，进军亚、非、澳、美、欧吧!
编辑： 陆军
颜色釉陶瓷的发展之路
陶瓷中最古老，亦是最能打动人的是颜色釉陶瓷。颜色釉瓷是指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
早在商代，颜色釉瓷就已经有了，可以说是陶瓷出现就出现颜色釉了。商代历史有六百多年。商代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把它分成三个时期来介绍：商代早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商代中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商代晚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像已经出土的商代黄釉瓷罐，侈口、折肩、深腹、弧壁下收，至底内凹。器表遍饰方格纹（麻布纹）。烧成温度在1200摄氏度左右，吸水性弱，叩之有金属声，已完全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口沿及肩部施淡黄色釉，釉面光亮、莹润。现收藏于安阳市博物馆，这就是最早的颜色釉。
在汉末晋初，开创了青釉瓷器。所谓“青釉”，颜色并不是纯粹的青，有月白、天青、粉青、梅子青、豆青、豆绿、翠青等，但多少总能泛出一点青绿色。青釉特点为釉色古雅、沉稳，釉面均匀、滋润，釉质坚致、细腻。在刘子芬《竹园陶说》中有：“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雨过天青，钧窑、元窑之青，皆近蓝色”。到了唐代，又创造了以黄、紫、绿为主的三彩。三彩瓷器在魏晋南北朝开始萌芽，在唐朝大展拳脚，亦称作“唐三彩”。三彩瓷种类繁多，主要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墨地三彩、酱白地三彩、虎皮三彩。还有釉下三彩，即由青花、釉里红和豆青三种釉下的色彩组成，它是康熙时期一种特殊品种。继唐代之后，宋代仍继续生产三彩器，与唐三彩相比，宋三彩以生活用具为主，有枕、洗、盂、盆、盘、佛塔及一些玩具。
在宋代出现了天青釉、粉青釉、红宝釉、紫宝釉和黑釉。先说说天青釉吧，天青釉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它还有一个文艺的名字叫做“雨过天青”，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世宗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蓝色釉，我国古代陶书描写的青如天、明如镜，正是对这种釉色特点的形容。天青釉在宋代的名窑中就开始出现，嗣后各代都有仿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优美的传统色釉大放异彩，除装饰陈设瓷以外，还广泛地用它装饰茶具、餐具、陶瓷酒坛、糖缸等日用陶瓷。
颜色釉雕刻荷花陶瓷酒坛
受到广大人民的一致称赞。粉青釉，釉色青绿淡雅，釉面光泽柔和，达到类玉的效果，为青釉中最佳色调之一。南宋许多瓷窑均烧制粉青釉，郊坛下官窑亦烧成仿龙泉窑粉青。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烧制的粉青釉，釉中除铁外，还有微量的钴元素，因此呈现浅湖绿中闪微蓝的颜色。其釉色发色略带乳浊性，乃龙泉窑首创，宋官窑和以后的景德镇窑均有成功作品。黑釉，发色为黑色或者黑褐色，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等，即属花色黑釉。黑釉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但当时的釉色为深褐绿色乃至黑色，釉层也薄厚不均，常有蜡泪痕，并在器表的底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黑釉适用于工艺瓷、日用瓷、陶瓷酒具等装饰。黑釉广泛使用于强化瓷、骨质瓷、软质瓷、硬质瓷、日用瓷、建筑瓷等瓷种的釉上装饰。并且，适用于陶瓷烤花、玻璃装饰、马赛克。品种有大黑釉、孔雀绿、艳黄系列产品等等。
从元朝往后看，钧窑逐渐衰落，渐渐断烧。明清两朝，颜色釉发展到了极致，同时皇家对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
在明代，出现了钧红、祭红、郎窑红、胭脂红、美人醉等色釉，这些色釉极其名贵。均红的出现有着重大意义，钧红釉瓷器属我国最早出现的一个铜红釉品种，它的诞生，结束了当时青花瓷独占鳌头的局面，这在我国瓷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深远，不仅是钧瓷工艺的一大创举，而且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那它为何叫均釉呢？因它最初为宋时河南禹州钧窑（现河南禹州市）所烧造，故称“钧红”。祭红，它妖而不艳，红中微紫，色泽深沉而又安定，釉中无龟裂纹理，是颜色釉瓷中之珍品。它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一烧瓷艺人，技艺超群，专为宫廷烧制御瓷。这位艺人育有一女，名叫继红，天生丽质，父女相依为命以烧瓷为生。一次因皇宫要烧制御品佳瓷，御窑连烧数十窑也未成功，眼看日期己到，再不烧成御瓷的窑工全将被杀害，继红为救其父和众窑工，便以自己鲜血做釉料烧制出一种稀世罕见的、色调安定肃穆的釉瓷。继红少女救了父亲和众窑工，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而亡，为纪念这位舍身救众的女子，后人便将此瓷称之为“祭红”，改“继”字为“祭”。郎窑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郎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高温烧成。由于对烧成的气氛、温度要求很严，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因此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所以郎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胭脂红，俗称洋红，呈淡玫瑰色，光亮透明，主要用于花头或人物服装的洗染，彩烧温度范围很窄，对彩烧温度的要求，基本以它为标准。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均有烧造，其中以雍正朝产量最大，质量最精。胭脂红不同于以往御厂制瓷时所用的铜红和矾红，它是一种以金着色、带有紫色调的粉红色，由于釉中含金，因此也常被人称为“金红”。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颜色釉瓷在陶瓷发展的长河中渐渐失去主导地位，釉上粉彩和釉下青花，渐渐独领鳌头，还有一些新兴瓷种的出现，使颜色釉瓷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认为，颜色釉瓷应该得到后世的传承与发展，它独特的文化魅力需要被世人所熟知。
台湾陶瓷历史及文化的发展之路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 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 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战国时期的陶瓷
战国陶器仍以灰陶为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种类有日用器具、陶明器、建筑用陶及少量陶制生产工具等。
战国时期的的日用陶器，主要是泥质灰陶，釜这类的炊器则为夹砂灰陶。一般烧成温度较高，胎质坚硬。常见的器形有：作炊器的釜和甑，作盛器的罐、壶、盆、钵、瓮，作饮食器的碗、豆、杯等。由于各国文化传统不同，各国陶器在形制等方面差别很大，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烧制出较多的大形陶器，如高82、口径41、腹径90厘米的瓮，高55、口径88厘米的釜等，表明此时陶器成型、烧成技术已很高，为秦代烧制高大兵马俑打下了基础。
战国时期由于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贵族们也渐用陶礼器代替青铜礼器随葬用木俑或陶俑代替人殉，所以战国时期陶仿青铜礼器的明器迅速发展，陶俑较多出现。陶礼器主要有鼎、豆、壶、簋等，而且制作精良，磨光、暗花、朱绘线刻等装饰广为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陶工艺，推动了陶器业的发展。特别是战国陶俑的出现，为我国陶器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品种，影响非常深远。请读者注意战国陶俑的特点：体小（高5-15厘米），火候很低，制作粗糙，有些身上还留有明显的刮削痕迹，带有很大的原始性。
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大兴土木，建造城市和宫殿，因而建筑用陶发展迅速。战国建筑陶器的品种，有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陶水管、陶瓦（筒瓦和板瓦）、瓦当，铺地砖（方砖和长方砖）的基础上，此时新出现了建筑陶空心砖和陶井圈。空心砖长一米左右，作长方形条石状，内部空，壁厚2-3厘米，外部饰有花纹，主要作用大型建筑的踏步和台阶，也用以修筑坟墓的椁室。另外，战国时期还出现断面呈"几"字形的花砖和长方形凹槽砖战国陶井圈呈直壁圆筒形，每节高30-50厘米，口径60-100厘米，大多为泥质灰陶，圈壁上挖有几个小圆孔，以便井外的水渗入井内。战国陶井圈的特点是：时代早的体高，口径小，时代晚的体矮、直径大，外表拍印绳纹。
印纹硬陶仍然是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陶器品种，分布范围广，以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使用尤为普遍。此时印纹硬陶的烧制技术较前有所提高，胎体基本烧结，胎质坚硬，多呈紫褐色或砖红色。器形不多，主要有瓮、坛、瓿（大口深圆腹圈足成盛器）、罐、钵、孟等贮盛器。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回纹及堆巾的旋涡纹、S形纹为主，前一时期常用的曲尺纹、云雷纹已很少见了。由于各地文化传统不同，器形、纹饰各有特点，有的差别还很大。
景德镇陶瓷设计的现状及发展之路
1、陶瓷设计概述
设计对于现代人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指的是把一种设计、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活动过程”[1]。而陶瓷设计是针对陶瓷这一材质所进行的规划、设想及对设想的实现。
提及陶瓷设计，其辉煌的过去是一个不可不说的话题。从远古彩陶开始，历经不同的时代，应对不同时期的需求（如功能、审美），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与材质之美和工匠之巧共同丰富了陶瓷设计的发展面貌，造就了诸多典范。例如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被称为瓷的时代，这与宋代崇尚理学的社会风尚有很大联系，这种思想意识极大的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因此宋代的陶瓷极为理性素雅，表现出重造型少装饰的特点，没有过多的装饰，造型比例十分完美，达到减一分则短，增一分则长的地步，其秀丽清雅的外观为后人赏识。再如宋瓷之后的元代陶瓷，由于贵族统治阶级粗犷豪放的个性及追求奢华享受大吃大喝的生活作风，决定了元代陶瓷多大型厚重器皿。除此之外还有被誉为“陶瓷之花”的唐三彩，以及明清流行的彩绘瓷都是陶瓷发展史中的经典。
中国陶瓷深厚地历史底蕴不仅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系统，而且作为“文化使者”沿着丝绸之路影响着世界文明。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今天，当我们细数全球陶瓷奢侈品牌（如LLADR6、GIEN、Royal doulton、Wedgwood）及著名品牌（如Arabia、Littala、Meissen等）时，并未发现有属于中国的陶瓷品牌。因此，作为传承干年的瓷都景德镇，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该如何总结经验和教训？该如何为未来陶瓷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助力？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
2、景德镇陶瓷产品设计现状
要探讨景德镇陶瓷设计的发展与创新，那么对其当下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就不可或缺。在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下，批量大生产的产业模式成为陶瓷市场的主流，然而景德镇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有着深厚的制瓷历史，现今市场依然存在由景德镇陶瓷手工艺人生产的富有人情味的手工陶瓷产品。因此，景德镇陶瓷设计现状的分析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景德镇名家夏国安半刀泥作品富贵有余
2.1 产业陶瓷设计现状
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产业陶瓷成为市场的主体，它在市场上以其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产业陶瓷在质量方面能够与国际水平相媲美，但陶瓷设计的现状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工业化生产的陶瓷产品多来自陶瓷企业，而景德镇陶瓷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规模不大，承担风险的能力弱，在实际的创新设计方面又较为保守，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产品设计研发团队，所谓设计通常也只是在产品的装饰和造型上做小修小改，产业陶瓷设计现状并未有较大改变，产品造型样式依旧过于单一，产品同质化严重。这就致使近年来陶瓷市场不景气，产品销售业绩大大下滑，在此背景下企业开始极度渴望创新，。
当下景德镇陶瓷生产的产品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类是基于过去的产品做小幅修改，在造型方面，将原来器形做细节处理，或是直接使用唐山等地生产的骨制白胎瓷；装饰纹样方面将传统纹样做小的修改或是利用网络素材，不顾器形是否合适将纹样生硬的堆砌在器物表面。甚至直接照搬国外陶瓷设计进行生产，还有一些来样加工的产品，好的就直接拿来生产销售。
尽管产品质量具备一定水准，但设计的不尽如人意，导致陶瓷设计现代精神表达的欠缺，忽略了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本质，使景德镇难以建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陶瓷品牌。
2.2 手工陶瓷产品设计现状
手工陶瓷产品制作方式一直沿用传统的制瓷技艺，受制于生产方式，产量较小。但制作方式灵活，产品造型装饰手法具有多样性，且具有手工产品所特有的人情味，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工业文明下人们的精神和情感需求。
手工陶瓷产品的设计者往往就是生产者，这样的造物属性使其不像工业陶瓷产品那样，将设计和生产制造严格区分开来。即使是制作他人的设计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制作者的技艺对作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设计者和制作者之间有着超乎寻常的联系，它往往浓缩着设计者和制作者的情感，成为情感的产物。这类产品可能没有大机器生产的产品规范，但在形式上更加自然丰富，符合人类对自然爱好的天性，在内容上也常常围绕生活中的事物进行表达，直击人们的内心情感需求。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时常自己研究材料，使之能更好的表达其设计思想，更好的与消费者产生情感的共鸣，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因此手工陶瓷产品成为当今景德镇陶瓷市场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景德镇手工陶瓷产品生产者构成较为复杂，一部分来自科班毕业的陶瓷系或相关专业的学生，这一部分人数众多，可以说是手工陶瓷产品设计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设计造型装饰多样、形式新颖，如在装饰手法上常采用绞胎绞釉、刻花、印花、捏雕、镂空、大漆金银装饰等装饰手法，设计思想不受工业生产的局限；另一部分来自从小学习传统制瓷技艺的手工艺人，他们的设计多基于他们自生的技术，对传统陶瓷进行改良设计，以满足现代人的使用及审美需求；还有一部分来自海内外因热爱陶瓷艺术慕名前来的学习陶瓷技艺的人群，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因此所做产品天马行空、风格各异。总体上来说景德镇手工陶瓷产品设计具有后现代主义设计特点。但是手工陶瓷产品在生产模式上多为工作室和作坊式，规模较小，又因其手工制作方式产品难以标准化，产品质量存在一些差异，良莠不齐的现象。
3、景德镇陶瓷设计发展之路
陶瓷设计无论怎样变化都应适应于时代，时至今日景德镇陶瓷产品设计何以适时而变？现做以下几点思考。
3.1 传统的延续与创新
传统的文化和技艺是当下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如果现代设计完全脱离传统的积淀、引导或启示，那么现代设计就如没有根的空中楼阁。作为现代设计师要做的不仅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更要做的是将传统手工艺结合现代审美和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创新。在做陶瓷设计的装饰花面及造型设计时，作为设计师应用现代语汇对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做设计时要根据时代审美风格及功能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创作出既具有传统文化精髓又富于时代感，能成为当代人所接受并喜爱的作品。这样的设计作品不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方便的被人们所使用还能通过高水准的作品来熏陶和提高民族整体的文化氛围及审美意识，使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保存和更好地传播，而不只是简单的用传统的技术复制前人的作品。
3.2 现代的开拓与发展
二十世纪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驶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材料新技术给现代设计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出现了大批实用且实惠的新产品。设计师在进行陶瓷设计时，在材料上一方面可以挖掘传统材料的特性，另一方面可以在传统陶瓷材料的基础上研发一些新的材料品种，使当代陶瓷设计充满更多可能性。其他工艺技术与陶瓷结合也是陶瓷产品设计的一大亮点，如金属、木质、竹编、玻璃、琉璃、大漆等不同种类的工艺可基于各种材料的优势与陶瓷材料结合，发挥各自所长，弥补自身短板，使产品外形变化更为丰富，且具有良好的使用体验。尤其是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电子科技、信息技术的发达让人们的生活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时代，这些新技术的出现给陶瓷产品设计开创了新的发展契机，适当的运用能给陶瓷设计领域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使陶瓷产品具有更多的新功能新体验，使其能更好的满足现代人的日常需求，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如近些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可以恒温加热的陶瓷杯，就反映了这一趋势，未来也会出现更多更为丰富的陶瓷智能产品。
3.3 树立及打造强有力的陶瓷品牌
现今景德镇陶瓷企业虽多但并无强有力的陶瓷品牌，企业主往往把企业名当做品牌名，同一品牌下往往有针对不同种类、不同人群的产品，但在众多产品中却没有具有显著记忆点的强有力产品。外地人往往把景德镇作为品牌，人们只知道景德镇陶瓷好，但问景德镇陶瓷哪家好哪一品牌好人们并不知道，这就需要陶瓷企业适时考虑“如何从产品制造走向产品创造及自主品牌的建造”，抓住发展的机遇，创造出更多定位精准具有时代特色的陶瓷产品，努力创造国际陶瓷品牌。“当然这种建造并不容易，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时间的艰辛劳作方能逐步实现的，关键是把这一目标提到日程上来，并制定相应的规划努力实现目标”[2]。不断提高产品的更新速度，注重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3.4 陶瓷设计教育应适应时代
学院毕业的陶瓷系学生作为陶瓷产品设计师的主流，要发展陶瓷产品设计，重视陶瓷设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陶瓷产品设计是一门实用学科，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如同包豪斯教育体系所提出的，以动手为基础的专业技术培养。进入信息时代设计师的形象就是坐在电脑前使用各种制图软件画图，在陶瓷设计中使用三维软件也成为常态，这种工作方式的优点是快速直观地看到效果但也有其缺点，如日用陶瓷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产品，尤其是把手、钮盖、壶嘴这样带有很强功能性的配件其尺度和人手之间的互动和配合在电脑建模时常常会被忽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需要反复打样调整。因此手工制作模具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制作工艺，对学生在设计中建立产品尺度感也是非常有用的练习。
陶瓷产品的设计学习需加强校企合作，方能使设计更好的进入产业。陶瓷生产是非常严谨的过程，对产品细节的把控决定产品的好坏，校企合作不仅使专业师生了解和熟悉生产流程，提高设计能力，也对产业陶瓷市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时代在变，对设计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设计的内涵应该是不断丰富的。制陶技艺的推陈出新，数码科技的渗透，都促使日用陶瓷设计教学的不断转变。由此，学院的陶瓷设计教学所需要的是更广阔的视野、完善的知識体系与教学实践的能力。
4、总结
在归纳梳理景德镇陶瓷设计现状及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给予我们丰裕的资源，这将是陶瓷设计继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传承历史也是时代创新的诉求。特别是在多元化视角以及大众多样性审美需求之下，建立传统与当下融合的桥梁，激发景德镇陶瓷设计的活力，设计喜闻乐见的产品，真正的实现古人“百姓日用即为道”的理想，让景德镇陶瓷设计能够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从陶器到原始瓷再到瓷器的演变
从陶瓷学上界定，原始瓷应该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个时期。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中国陶器是20世纪后半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距今约12500年的夹粗砂红陶。浙江也是中国较早制造陶器的地区。迄今发现浙江最早的制陶实物，距今约11000-9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这些陶器的特征是火候低、陶色不纯、厚薄不均、内壁凹凸不平，制陶技术相当原始。
中国古代史籍中多有关于制陶的记载。《太平御览》卷78引《逸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神农为何人？神农即神农氏，也即炎帝，是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传说炎帝神农，人身牛首，三岁知稼穑，长成后，身高八尺七寸,龙颜大唇。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
2001年5至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余姚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在出土的小陶釜中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印证了史前“神农尝百草”的美丽传说。
起初，作为实用器的陶器，丰富了人们生活的内涵，改变了生活习惯，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后，陶器走向了实用和审美的结合，陶器由朴实、素雅变得华丽而富有文化、精神内涵，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升华。人类对美的追求确立了人类的价值规范。原始瓷在文明时代开始的商朝已经出现，从它的釉料使用和胎体结构看，比陶器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经过了人类几千年的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进步都是经历了漫长的积淀，一代一代的叠加，丰富了深度和厚度。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文字便是刻在陶片上的文字———“刻契陶文”。由原始瓷到瓷器，人类也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思考、探索和实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说：“原始瓷(ProtoPorcetain即加釉硬陶)的烧造，当为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发明……后来在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改善，终于在汉末出现了瓷器，成为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
景德镇陶瓷首饰行业发展状况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人们思想的解放，生活品味与质量的提高，陶瓷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具，而更趋向于以装饰为主的陶瓷艺术品，从以往的只是追求价格到如今崇尚陶瓷文化和民族风情，陶瓷首饰逐渐替代金银首饰，风靡世界。与金银珠宝首饰相比，陶瓷首饰的材质不仅独特，釉色丰富，造型千变万化，在造价方面，陶瓷首饰也适合众多阶层的消费者。取材方便，节能环保，并富有装饰效果的陶瓷首饰已经成为大众追求时尚的一部分。
陶瓷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之一，是劳动人民智慧与力量的结晶，有着悠久的历史，陶瓷的发展对中国及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代”，早在汉代，劳动人们就靠山筑窑，伐木为薪，开始了陶器的烧造。到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较大的进步，在之后的发展中，历朝历代相继出现具有代表性特征的陶瓷，人们在质量、工艺、图案造型上精益求精，发展至今，陶瓷的品种已达三千多，在装饰方面有青花、釉里红、古彩、粉彩、新彩、釉下五彩、青花玲珑等等。随着陶瓷种类的逐渐增多，设计工作者们把追求独特的陶瓷装饰效果的注意力转到陶瓷首饰上，陶瓷首饰是一种新材质的首饰，逐渐替代金银首饰，风靡世界。与金银珠宝首饰相比，陶瓷首饰的材质不仅独特，釉色丰富，造型千变万化，在造价方面，陶瓷首饰也适合每个阶层的消费者。取材方便，节能环保，并富有装饰效果的陶瓷首饰已经成为大众追求时尚的一部分。
从08年开始，陶瓷首饰的设计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在设计工作者们手中发展并壮大，如今，陶瓷首饰不仅成为那些追求时尚个性化的80、90后搭配服饰的主力军，包括那些追求古朴，喜欢陶瓷传统文化的人，只要对陶瓷饰品做进一步的加工，比如将淡雅的青花瓷片进行包银、镶钻处理，将使饰品在陶瓷特有的个性、古朴的风格上，更增添一份白领所钟情的高贵与知性。下面笔者将对上述三点做逐一的论述。陶瓷首饰独特的彩瓷质地；陶瓷首饰的优越性；陶瓷首饰的发展现状。
一、陶瓷首饰独特的彩瓷质地
陶瓷首饰发源于法国中南部城市利摩日，设计简单优雅的陶瓷首饰在法国一经面世就引起极大的轰动，受到顾客青睐。最初的陶瓷首饰是陶瓷戒指，时至今日，陶瓷吊坠、手镯和耳环等饰品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商品。在我国，首饰产品一直停留在原有的珍珠、钻石、玉、珊瑚、琥珀、玛瑙、水晶、金属、木头等主原材料上，近几年来，作为陶瓷的颠峰之地和中国瓷都景德镇，让陶瓷与饰品的创意融合，迅速地打破了行业"壁"式阻隔，在陶瓷上加以装饰，时尚的精彩得到破壁而出，陶瓷混搭着饰品，泥与火的结合体，成为绿色饰界的代表，陶瓷饰品的流行态势一发不可收拾。
陶瓷首饰是一种特殊的新型首饰，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陶瓷是用瓷泥烧制而成，取材方便，成本低，节能环保，可塑性强，设计空间大，是一种新型的“绿色首饰”。有研究证实，陶瓷原料中所含有的微量元素有益于改善人体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加上陶瓷成型经高温烧制，无毒无害。现如今制作陶瓷所用的釉料有上百种，将釉喷涂在坯体表面烧制出来的陶瓷，玻璃质感强烈，如单色釉中的结晶釉，烧制后会自然形成类似玻璃破碎状的现象，新颖独特，而花釉则需要喷涂两层釉，分别为底釉与面釉，两层釉料经过高温烧制，不仅富有玻璃质感，颜色上相对单色釉会显得更加丰富。因此，色彩丰富的釉料使得陶瓷首饰与其他金银、木头、钻石首饰相比，色彩选择性更加突出，人们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不同颜色种类风格的陶瓷饰品。
二、陶瓷首饰的优越性
陶瓷首饰起源于法国，发展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各个国家都涌现出众多优秀的陶瓷首饰设计者，陶瓷首饰的造型设计也日新月异。在我国，各式各样、造型独特的陶瓷首饰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作为闻名于世的瓷都景德镇，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青年陶瓷首饰设计工作者，既受传统文化影响，又受到当代文化的冲击，很多陶瓷首饰设计人员将陶瓷首饰的设计也转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以往，只是单纯的运用传统的手绘青花，在泥胎上绘画，制作出来的首饰花样既显得单调又不够新颖，如今，很多设计工作者将绘画颜料与釉料及泥料相结合，互相弥补不足，制作出越来越多五彩斑斓的陶瓷首饰。
三、陶瓷首饰的发展现状
陶瓷首饰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和其他造型艺术一样，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造型、色彩、材料与配套材料等因素，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也可以说，陶瓷首饰的设计也是一门综合性的造型艺术。在景德镇，越来越多的设计者从事陶瓷首饰的设计，他们将传统民俗文化，现代时尚个性都融入到陶瓷首饰的设计当中，无论是自然古朴还是个性时尚，对于陶瓷首饰的设计来说都是可以达到的。制作陶瓷所用的泥土本是属于大自然，设计家们只是将大自然的东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景德镇创意集市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在校和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创业的良好机会，也是这样一个创意集市，让更多的人展示风格各异的陶瓷饰品，吸引众多外来客源，带动景德镇创意陶瓷的发展，让更多的人知道景德镇，了解景德镇。
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现代社会，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精神财富，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也随之发生改变，人们对陶瓷首饰的热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尚的追求和自然的向往是人们内心的渴望，陶瓷首饰将这两种融合满足人们的需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陶瓷首饰会成为时尚的主流，蓬勃发展。
从东山御物到出光美术馆
青瓷钵
天目茶碗
青瓷钵“蚂蟥绊”
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器的了。早自约15世纪，日本对中国文化和古物的喜欢及理解就已经很深了。到如今，日本的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瓷器精品。然而，有一些他们视若珍宝的传世瓷器却并不为中国的学者看重。事实上，此类东西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历史上曾为谁所拥有。
现在日本所存最古老的中国陶瓷器物是法隆寺传世的唐代青瓷。此外，日本还有唐代的白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唐代的白瓷水注，大和文华馆藏有白瓷香炉。日本人原来最感兴趣的是唐三彩。现在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有不少三彩壶，它们原属岩崎收藏。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器物在中国也没有再出土。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三彩壶，原来是横河藏品，之后被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原属于细川家族的唐三彩盘子，是19世纪20年代被带进日本的。1927年，华族会馆做过一个唐三彩展览，展出了57件唐三彩瓷器。中国唐三彩在洛阳被发现后，很短时间内就有人把唐三彩运到日本，之后就办了那场展览。1966年，在奈良大安寺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里出土了唐三彩瓷片。最初，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基本上都是横河捐赠的，有一千件以上。而小山富士夫先生就是从整理横河藏品开始研究中国陶瓷的。另一位日本著名的收藏家广田松繁先生，晚年时也将藏品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他收藏了很多唐三彩。出光美术馆也收藏了不少中国的青瓷和白瓷。
在日本，有不少宋代的瓷器。小山富士夫先生是日本研究宋瓷的先驱人物，宋瓷也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日本人喜欢定窑和磁州窑的瓷器。其中，特别喜欢定窑白瓷加金彩的瓷器。有白瓷、黑瓷和褐色瓷器加金彩的。这种带描金的瓷器一般认为是在朝鲜半岛出土的。最近，在河北发现了很多此类东西，我很吃惊。小山富士夫先生是1900年出生的，1941年他就进行了定窑的田野调查。1965年他和冯先铭先生到景德镇调查，当时就与刘新园先生认识。最近我还听说北京大学的秦大树重新调查了定窑，在北京故宫[微博]举办了研讨会。1941年，对定窑的历史和地点都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此外，景德镇的白瓷在日本也很多。
在福冈的一家寺庙出土过南宋景德镇青白瓷。其实，在日本出土过很多青白瓷的东西。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还藏有耀州窑的青瓷。而日本所藏的耀州窑中最好的瓷枕，收藏于静嘉堂文库。
在日本有3件汝窑瓷器。一件是小盘子，现在何处，我也不清楚。另一件东西是收藏于东京的茧山龙泉堂。第三件原属安宅收藏品，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是一件汝窑水仙盆。这是安宅于19世纪60年代从法国购买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馆长伊藤现在已经80多岁了。伊藤先生早年随着安宅先生，搜集了一些极好的中国文物。
在日本，虽然汝窑的东西很少，但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南宋官窑藏品。有一件在日本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花生”，是南宋官窑的插花花瓶。现藏MOA美术馆的一件壶则是日本所藏器形最大的汝窑瓷器。另有在日本室町时代传入的南宋官窑碗和琮式花瓶。有一件现藏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官窑香炉，现在一般都认为它是在浙江老虎洞窑址生产的。日本人对南宋官窑十分感兴趣。第一个去调查南宋官窑的是米内山庸夫，他是个外交官，曾是杭州的日本领事馆的领事，平时闲暇就去杭州周边调查。他曾与朋友一起去调查，还做了图录，即《米色青磁》等三套。离老虎洞很近的地方他都调查到了。根据他的研究，小山先生写出了《中国青磁史稿》，出版于1943年。从此以后，中国学者也开始对青瓷进行研究。在老虎洞窑址出土过米色青磁，现在日本学界非常关注此类东西。关于这种釉色的青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没有烧好导致的次品，另一种观点是刻意烧造出这种釉色。
日本人也非常喜欢龙泉窑青瓷。有一个瓶子叫“大内桶”，是日本战国大名大内家的传家宝。德川家族传世的宝物中则有一件插花花瓶“花生”。桃山时代很有名的茶艺家千利休所藏中国瓷器有很多传世。在日本传世的中国瓷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边用铁钉修复的器物，这在日本被称作“砧青磁”。比如，有一件有名的龙泉窑青瓷碗“蚂蟥绊”，它的来历比较清楚，最初属于室町时代的足利义政，东西打破后，他们希望在中国再找到一件，派人到中国却一直找不到那么好的，于是只好找工匠用铁钉修复。“蚂蟥绊”据说盛水之后也不会漏。如今，我请教过中国的研究者，他们没人往碗里放过水，所以也不知道这种修补过的瓷器到底会不会漏水。
和青瓷同样重要的是天目瓷器。天目瓷器中最好的就是曜变天目。现在确认是曜变天目的在日本只有三件，全世界也只有五件。漂亮的曜变天目最初是德川家族所藏，现在在静嘉堂文库收藏。我亲自上手观察过，实际上尺寸非常小。大阪的藤田家藏有一件曜变天目，这个曜变天目在碗里就像星星闪耀，非常漂亮。这种瓷器是如何烧造的，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其次是油滴天目。在神奈川藏有一件油滴天目。再次是禾目天目。现在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天目基本上都是原属于战国大名家的。天目茶碗的用途，不一定就是喝茶的，可能是用来供奉菩萨的。此外在日本比较有名的还有玳皮天目和吉州窑的木叶天目。
天目中，第一是曜变天目，第二是油滴天目。接下来就是禾目天目和木叶天目。这个就是天目的排序。这个排序是在15世纪足利将军时代就已经排好的了。曜变天目在建窑里面是无上好的东西。油滴是仅次于曜变天目的。稍微次于油滴的就是禾目天目。以价格论，如果曜变是一万，油滴是五千，建盏是三千，吉州窑的就是一千。16世纪室町时代记载有相关的目录，其中最贵重的是油滴天目和一个茶罐。当时，这个茶罐就可以与很多东西交换，是很珍贵的东西。肯定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个民窑的东西有什么珍贵的，但是在日本，这种东西最早是在足利将军时代传来的，就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什么都不能换。室町时代的足利将军是用了很多有知识的人去搜集这些东西的。执行这种任务的人被称为“同恒重”，他们既是武士，又是艺术家，有很强的鉴赏能力，是日本最初的学艺员。和茶具同样贵重的就是中国的绘画。茶具和书画、书法之类的在日本称为“唐物”。从15世纪到16世纪，日本对中国文化、古物的喜欢、理解已经是很进步的了。
在日本桃山时代很珍贵的还有中国福建产的青瓷。其中尤为被人看重的有当时被称为唐物的茶叶罐。现藏于静嘉堂的付藻茄子就是中国产的茶叶罐。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桃山时代，德川家攻陷了大阪城，德川家族的士兵在战火和废墟中将这件东西找出来，献给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拿着这个东西非常高兴，给了士兵很多奖赏。其实这件器物很小，可能中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被尊重。事实上，此类东西的重要性在于它曾在谁手上，谁曾经拥有。日本还有一件很有名的茶叶罐叫松山肩卫，通过它的透视图，可以明显看出修补。那可能是从桃山时代到明治时代间，这件器物被弄破了，然后用漆修复了。曾有人把这件东西给冯先铭先生看过，他好像对此不太感兴趣。
日本对中国磁州窑陶瓷很感兴趣。西川家族藏的磁州窑梅瓶非常有名。还有一件有名的磁州窑枕头，是我在出光美术馆工作时买进的。我用这个枕头睡过午觉，睡得很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相当关注辽代的瓷器。小山富士夫先生一直保存到晚年的一件白瓷皮囊壶，其底部有一个“官”字。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辽代，是定窑还是邢窑，仍然不清楚。1941年小山先生调查定窑三年以后，就去调查林东窑。在皇宫里面有窑址的情况非常特殊少见。1944年小山先生调查林东窑拍过照片。那时候，中国学者李文信先生，也在做辽代瓷器的研究。小山先生调查时，曾拍下白瓷、绿釉、黑瓷的瓷片。我自己去调查时，发现不管是白瓷、绿瓷还是黑瓷，胎都非常接近瓷胎，所以我非常怀疑是不是定窑工人到那边，把技术和瓷土都带过去。有一件东西非常重要，它是玉璧底，我怀疑它的年代是不是9世纪。
元代有飞青瓷。现在我们所知的飞青瓷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大名家传下来的。现藏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飞青瓷，原属于九井家。也有原属瑞士鲍尔的藏品，现在在日本。也有现藏普林斯顿博物馆的，而原来是在日本大名家传下来的。现藏大维德基金会的藏品，原来也是日本一个大名家传世的。这种东西日本人是特别喜欢的。有关龙泉窑青瓷进入日本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新安沉船。这个沉船是在1323年沉没的。也有些人根据器形相近，认为日本的砧青瓷是不是在元代传入的，但我认为还是在南宋。
元青花进入到日本，最早是在明治时代，但其大量进入是在19世纪70年代。因为，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在1965年做了一个元代文化的展览，对日本影响很大。有一件安宅收藏的元青花，有很多议论，现在收藏于山口县一家小博物馆。这东西有说法是从日本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有出土于印度尼西亚的元青花，现在藏在出光美术馆。
日本所藏的元末明初洪武样式的瓷器比元青花到日本的时间还要再早一点。目前，大和文华馆有藏明永乐时代的大盘子。出光美术馆也藏有一件直径有60厘米的大盘。出光美术馆另藏有一件据说是从西藏布达拉宫流传过去的瓷器，带有永乐年制的款识。
日本还有一种被称为“云堂手”的青花瓷器，我在上海博物馆也看到过跟这非常相近的东西。15世纪景德镇民窑产过称为“云堂手”的碗。这种15世纪末16世纪产的禅碗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些东西一般认为是17世纪前后进到日本的，被当时的茶人称为“镇子”。德川将军家传世有一件嘉靖水壶，是当时德川家当作古董买入的。日本人特别喜欢五彩的茶碗，称其为“古赤绘”。在京都本能寺传世有万历五彩花瓶。我认为就是在16世纪同时代引入，然后作为佛寺用品。日本人对五彩的东西非常喜欢。
还有一种日本人很喜欢的就是“吴须赤绘”。这种东西在日本尤其是北部地区非常多。
在日本还有被称为“祥瑞”的瓷器。这种瓷器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其下面有款“五良大夫吴祥瑞造”。对于款识的意思，有很多说法。有种解释说五良大夫是日本人，去中国学习制作陶瓷然后做了这件东西。也有说法是一个中国人叫做吴祥瑞做的。就我所知，这类东西，都是大寺庙传世的。其中，有在京都的东本愿寺传世的。像这种造型的器物在日本之外很少见，是不是有日本定烧的可能。最后对这个款识的意思仍然无法理解。在同一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古染付”的茶器。有一段时期，据说这种东西在景德镇没有。但是实际上，这种东西除了景德镇不会有其他产地。在口沿和肩部凸出部位有很容易磨损的地方，在日本称为“虫咬”。毫无疑问这是日本贵族行进时的画面，这个画得太失败了。有六个贵族，六个人后面是一辆马车，轮子画得不好，马车还没有底，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是日本将图样放在景德镇烧制，陶工不太理解图样，就画成这个样子了。像这些纹饰都不是景德镇传统纹饰，反而是日本茶道具一直使用的图样。还有一种在日本叫做“交趾三彩”的瓷器。大阪富士田的一位大实业家手非常喜欢一件“交趾三彩”，临死仍在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