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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打开亚洲视野

梳理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打开亚洲视野

中国古代陶瓷器 中国古代葫芦形陶瓷器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2021-02-01

中国古代陶瓷器。

不久前,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特聘教授谢明良在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上,就日本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番检视,介绍了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书籍、杂志和相关学者。

古染付水瓶

赤绘茶碗

磁州窑钵

法花茶碗

五彩盘

三彩女子

我想就中国古陶瓷研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做些报告。我起先想到欧美地区有些杰出的学者,可是这些学者尽管很杰出,但(关于)整个社会的一些交叉学科,在中国方面并未引起太多公认和共识,而反观日本的中国陶瓷史研究,累积的成果非常多。理解日本的研究历史,对今后陶瓷史的发展、研究的倾向、应注意的方向应有所启发。我一直相信唯有在掌握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基础上,才能酝酿问题意识,评估问题的可行性和自己研究的位置。因此以下我将介绍日本的研究状况。

日本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套书

《景德镇陶录》。该书是中国嘉庆年间的一本关于陶瓷尤其是的专著。日本在光绪年间就已翻刻,可见日本对中国陶瓷的喜好或好奇很早就有。特别是江户时期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的“汉籍”,其中不乏有关中国文物的叙述。他们很积极地吸收图书中所涉及古物的信息。

《陶器讲座》,1930年代。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朝鲜半岛、欧洲等世界各地的陶瓷器。当时日本就已经积极地对陶器进行整理,并且已表现出他们的特色,即所关心的议题都很前沿;现在也依然如此。

《世界陶瓷全集》,1950年代,河出书房出版。全16册,其中一册主题为现代陶艺(第16卷现代篇),中国的部分占其中5册,分为上代篇(上代指从史前至隋唐以前,第8卷)、隋唐篇(第9卷)、宋辽篇(第10卷)、元明篇(第11卷)、清朝篇(附安南、泰国,第12卷)。还包括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的陶瓷器。这是日本陶瓷史研究最好的年代,高手云集,当时诞生的许多成果至今都难以超越。

《陶器全集》,1960年代,平凡社出版。按专题分成多册,如元、明初的青花、釉下五彩、青瓷、陶俑、辽代陶瓷、唐三彩等。

《陶器讲座》,1971年,雄山阁出版,用了与1930年代的《陶器讲座》一样的名字,并且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也有一部分重复,但内容是全新的。中国第二阶段(主要是宋代)的部分由著名的小山富士夫先生执笔。小山富士夫是日本在中国陶瓷史领域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他在日本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陈万里先生,对中国青瓷下了很大的功夫。

《陶瓷大系》,平凡社出版。内容包括日本、东南亚、中国等亚洲地区而无欧洲。第47册是东南亚(安南、泰国),第48册是伊朗那边的波斯陶器;第33至46册则是中国的部分,由不同的作者执笔。这是日本编写此类套书的一贯做法,就是一位或几位作者担当一册,很少有研究中国陶瓷的日本学者书写通史。

《世界陶瓷全集》,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小学馆出版。这套书是按照1950年代河出书房编排的方式编辑的,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案头经常参考的书籍。当初这套书编成时,他们曾发出豪言,认为五十年之内不会有比它更好的套书出现。1970年代至今,刚好50年,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能超过它的套书。

《中国陶磁》(《中国的陶瓷》),1990年代。这套书大家可能更熟悉,因为现在活跃在日本的一些学者(如弓场纪知等)参与了编写工作。与平凡社的《陶瓷大系》类型相似,只是仅包括中国部分。

日本关于陶瓷的专业杂志

《陶磁》,1927-1943,小山富士夫等人创办,刊登了不少不错的文章,持续了十多年后停刊。十几年前有复刻版。

《烧趣味》(陶瓷的趣味),也是一本早期的陶瓷史学者经常投稿发表的杂志。

《茶碗》,也有一些关于中国陶瓷的文章。《茶碗》、《烧趣味》等杂志内容以中国、日本的陶瓷为主,偶涉西洋。虽然这些杂志很老,但经常能在其中看到一些很好的著作,然后发现自己想出的好的点子或是想做的议题往往早就有人做过了。当然我们现在能用的材料比当时的学者多很多,但原创性很多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

《陶说》,月刊,现在仍在出版。

《东洋陶磁》(东洋陶瓷),年刊,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主编,创于1973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学术性很强。

《贸易陶磁研究》(贸易陶瓷研究),年刊,三上次男等创办于1981年,现已出版到第三十几期。贸易陶瓷,也即我们常说的外销陶瓷,是日本陶瓷学者关心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的许多遗址出土了中国陶瓷,数量极多,至1990年代,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点已有七千多处,而发掘报告就在该刊物上发表。许多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对中国陶瓷不一定有特别的见解,但一旦发掘到中国陶瓷,为了书写一篇好的报告,会自己作一些研究。所以日本的陶瓷研究有很多人在进行,有时他们并非专业,只是因为发掘到材料后,想要解决一些问题,与他人的报告有所不同,“不同”意味着必须关注一些细的项目,因此他们的分工非常细致。但脱离了那些材料后他们可能就(对陶瓷史)兴趣不大,有些像半兼差的性质。

《白水》,三上次男教授及其友人、学生等创办。这些学生和他欣赏的年轻人常在他家聊天,交流关于陶瓷的一些意见,由此有了这本杂志。三上逝世后停刊。载有三上的旅行记。

《亚州古陶瓷研究》,龟井明德先生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资助下创办。由于资助有一定期限,原本就计划只出版三四期,事实上确实在四期后停刊。但杂志的印刷很精良,附有彩色图片,收录了不少他的调查,特别是对元青花的一些资料性的报道。

日本学者

为便于介绍,我按自己的理解对日本以往的陶瓷史学者作了分类。这些学者各有不同背景,因此就有不同学风、不同陶瓷史的操作技艺。

A类:主要是历史学者,包括历史考古学学者。

爱宕松男,日本东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宋元史,熟知宋词,精通文献,对陶瓷也很有兴趣,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景德镇陶录》,对后者所作的注释很精良。中文的《景德镇陶录》注释可以找到两三个版本,傅振伦先生的版本就体现了较强的功力,但也不如爱宕松男的译注详细。并且他很早就关注到宋代文化与陶瓷的关系,以及唐三彩等议题。从宋代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研究陶瓷史,爱宕松男做得很好。他的研究都是从文献出发。我们今天认为仅根据文献,或以文献为主、以考古为辅,虽然不错但过于倾向文献;然而我们现在面对大量的考古材料,有时也很缺少文献方面的资料,爱宕先生等人的成果就提供了莫大的补足。

佐久间重男,主要研究明代史,后关心景德镇,也作了一些景德镇的研究,同样精熟文献。中国学者讨论明代官窑何时产生,有人说是洪武,有人说是建文,而佐久间先生认为是洪熙;他们从文献也可以作出一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判断。

吉田光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科学史。对世界博览会很有兴趣,对陶瓷也颇具见识。虽然他不如一些陶瓷史学者来得专业,但他研究的广度和观察的深度甚至超过了不少陶瓷史学者,像他写的《工艺与文明》(工芸文明)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后来出版了新版,叫做《工芸社会史》,从包括使用在内的各种角度来分析。为了写制陶工艺中的辘轳,他整理了世界各国的与陶冶有关的书和画册,共找到约60版本,因此熟悉各种辘轳的构造。而且他对伊斯兰陶瓷也很熟悉,写过《西亚(波斯)的陶瓷》()等,考证过青花瓷器的颜料、早期玻璃的化验。当时日本的科学史学界就以他、薮内清和稍后的山田庆儿(山田庆児)为翘楚,他们是可以和英国的李约瑟直接对话的重量级科学史专家。

岡崎敬,考古学家,龟井明德、弓场纪知教授等是他的学生。他参与过冲之岛遗址的考古,对东西交流很了解,写过不少关于陶瓷的东西交流的文章。

B类:非专业的陶瓷史学者。

中尾万三,药学博士,在中国生活过很久,在大连和朋友组织过“陶雅会”。其所著《西域系统的中国陶瓷》很有名,讲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提到汉绿釉、唐三彩、铅釉陶系和玻璃。他也写过有关青花颜料,写过茶道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很有名,讨论中国陶瓷与茶的关系,涉及茶、茶器、斗茶、吉州窑的叶纹天目,很有见地。还考证过《茶经》中的记载,是什么样的茶会有《茶经》所说的颜色。另外对高丽青瓷也很有心得,所作的年代区分今天看来也基本准确。

小林太市郎,是个哲学家,早年留学法国。他最重要的业绩是在佛教艺术方面,也写过关于王维的著作,对日本陶瓷(如乾山)也有所关注。他对陶瓷史领域最大的贡献是翻译并注释了不少17世纪法国传教士殷弘绪的作品。有一本很好的著作是《中国与法国的工艺美术》。现在也有人在研究中国与法国的交流,提到壁毯、家具、玛丽王后的收藏,而这些问题他早年都已研究过。他也同样精熟文献,著有《中国陶瓷见闻录》,收集了所有与名窑陶瓷相关的诗文(包括越窑、建窑、唐代白瓷)。诚然,他的作品晚于陈万里先生的《中国陶瓷史略》;陈万里在《中国陶瓷史略》和《瓷器与浙江》中整理了有关越窑的文献著作。但小林太市郎不仅继承了陈万里先生整理资料的用心,还作了一些关于诗人的考证,对我们很有帮助。

水野清一,考古学家,与长广敏雄所作的云冈石窟的调查最为闻名。对佛教艺术、商代玉器和铜器等也很有见地,曾带领京都大学考古队到中东地区作调查。陶瓷对他来说好像是个兼差,但他写过陶瓷方面的著作,如《唐三彩》(《陶器全集》第25卷)、《隋唐陶瓷的源流》,后者是1950年代《世界陶瓷全集》收录的文章,至今看来仍是经典。水野先生在当时材料很少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几乎全都得到后来考古新发现的验证,这就是一个研究者的才情。

C类:米内山庸夫,外交官,曾在杭州任领事,对中国陶瓷很有兴趣,在中国进行过德清窑、越窑等窑址的调查,采集过南宋官窑的标本。他对中国的文史也有深厚的感情,曾翻译过陆游的《入蜀记》,也写过一些满蒙的游记。(我到日本念书时,在青森乡下,资料缺乏,但米内山庸夫是青森人,他把他的书捐给了县图书馆,根本没人去看,只有我在那个空旷的馆舍里幸福地看他的书,书上还批注了不少意见,所以他对我来说很亲切。)

小山富士夫,谈到日本的陶瓷史研究,必定要给他很高的评价。小山先生本身是陶艺家,自从看到中国宋瓷后,放弃了制作陶瓷,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陶瓷了,于是干脆转而研究中国陶瓷,这是他有趣的经历。而且他在早期是社会主义者,家境富裕,战后日本很穷,他就烧热水给街上的流民洗澡。他在早期搜罗、介绍了很多西方和中国的文献。写过一些重要的书,包括仿照陈万里先生《中国青瓷史略》而写的《支那青瓷史稿》,也去越窑遗址作过考察。日本有些学者将定窑的发现也归功于他;当然我们知道应该不是他,而是叶喆民的父亲叶麟趾,在1930年代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已提到曲阳县涧磁村。另外,他的弟子长谷部乐尔也是一位重要学者。

三上次男,原本是研究北方金史的学者,后来对陶瓷也有兴趣,主要关注外销瓷。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陶瓷之道》,有中文译本。他对伊斯兰陶器也有所涉猎,所以常将中国陶瓷与之作比较。由他书写的报道性的旅行记也很有价值,介绍了当时很少有人了解的东南亚和中近东地区的情况,其中也间杂着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虽然今天看来他对伊斯兰陶器的研究主要是翻译或编译欧美学者的研究,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早期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其实是英国,其后转向日本,现在可能已回归到中国;日本现在活跃着的学者较少,境况也比较困难。)

佐藤雅彦,在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教书。他是专业的陶瓷史学家,著有《中国的陶俑》、《中国陶瓷史》等;很少有日本学者能写中国陶瓷史通史,而他能做到。

长谷部乐尔,是目前健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在我所知道的日本学者中可誉为最有陶瓷史观的学者。很多陶瓷史专家没有什么史观,有专题研究的能力,但不能很好地把握整个陶瓷史的脉动,长谷部乐尔就是个特殊的例外。但日本学者有个特殊的学风,就是很少有人只研究某一个类别(如青瓷、白瓷、宋代),他们要求能掌握通史,而且是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在内的亚洲陶瓷的通史。所以他们那一辈懂中国陶瓷的人,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中近东陶瓷等领域都有一定的素养,有的甚至能就全部这些方面写书。像长谷部乐尔也写过高丽青瓷,前阵子写了《印度支那的陶瓷》,都写得很好;对越南五彩的分期、编年,也做得不错。这种广及全亚洲的视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此才能评估中国陶瓷的位置。中国陶瓷可能很好,但口说无凭,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优劣;或者,有时中国陶瓷已经看不见的一些现象出现在国外的陶瓷上,礼失求之野,这种情况常见。有了亚洲的视野和对学术史的掌握,就能设定议题,并且评估自己将来的地位,甚至写作前就知道即将写成的论文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价值是否持久。

三杉隆敏,在日本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在一个小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但他对中国陶瓷的输出尤其青花瓷有极大的热情,曾亲自到伊朗和土耳其拍了很多图片,也写了很多著作。“陶瓷之路”的概念其实是他最早提出的,虽然大家可能只想到三上次男。有些学者以前写过很好的作品,但竟然没有被发掘出来,假设我们有能力把它们发掘出来,与大家共同欣赏,那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互动。

亀井明德,早期从事考古学,在九州整理越窑青瓷,其间受小山富士夫的赏识。他在日本其实不算主流,因为他说他太想和太多人接触,所以辞掉了很多工作专心研究。他最近编写过非常重要的元青花资料集。这位学者对研究史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解。他知道编资料集的宿命,花了很多精力编出的资料集,许多学者参阅后就直接去找原报告,所以资料集可能不会在史上留名;但大家从资料集能获得整体的印象,这是他不可埋没的功劳。

佐佐木达夫,是三上次男的大弟子,原本在金泽大学教授考古学,也研究中国近世陶瓷,著有《元明窑业史的研究》,后来转行研究伊斯兰陶器,并长期在中东进行考古发掘,对伊斯兰陶器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曾写过《青花技术的起源》,遗憾的是该文用到了浙江的那两个有问题的例子。但他仍是一位不错的学者,也有不少好的学生。不知在日本研究领域的设定是否有默契,像他所在的金泽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研究高丽的陶瓷,而鹿儿岛的学生会研究泰国陶瓷,日本昭和女子大学的学生则研究越南陶瓷,这样一来就能把不同地区的研究串联起来看。其他国家的东南亚艺术研究很少像日本这样进行,比它资深的欧美国家如法国,研究东南亚的艺术不会只研究陶瓷,而会把雕塑、织品、语言、风俗等都包括在内。像日本这样每人只研究东南亚一个国家的陶瓷,能做得非常细致具体。在东南亚艺术领域可能很少有人认同,但在陶瓷史领域就很有帮助,产地、窑址、年代都研究得很清楚。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做法,法国学者对此就会嗤之以鼻,但反而也要引用日本学者的编年成果,这也是颇为吊诡的现象。

弓场纪知,著有《青花之道》等。

D类:斋藤菊太郎,他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担任《世界陶瓷全集》丛书主编。一套丛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编找到什么样的编辑和作者,而斋藤先生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本身是日本陶瓷史的学者,写过《古九谷新论》,对中国陶瓷也很了解,有文章讨论元青花与戏曲的关系,素养非常高。

满岡忠成,主要研究日本文化史、茶道,著有《日本人与陶器》等,该书写于1940年代,可以看到日本学者怎样从文献看待本国的陶瓷,又是如何接受从室町时代开始出现的中国陶瓷,当初如何评价、如何使用。是一本简单的书,但对非日本人或不熟悉日本陶瓷的人而言是很好的入门读物。缺点只有图片较少,另外行文风格较为古奥。

藤岡了一,研究过青花,很早就在《陶器讲座》中对至正样式的器物进行编年。

E类:科技方面。

山崎一雄,做科技化验。在陶瓷史方面,很有问题意识,有目的地测试标本。西田宏子,对中国陶瓷史特别是贸易史方面也有所关注,不过主要兴趣是日本茶道、东南亚陶瓷,也研究过与茶道有关的漆器。现为根津美术馆副馆长。矢部良明,现兴趣转向茶道。早期是杰出的陶瓷史学者,其杰出在于魄力。写过一系列很好的论文,包括关于青花的文章,文笔也很优美,又极有见地。著有《中国陶瓷史八千年》、《日本陶瓷史一万二千年》等。我们今天谈早期白瓷的起源,有时会说到白瓷和铅釉的关系(如范粹墓的例子),这其实是他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的。研究中国陶瓷史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只关心中国陶瓷,就意义不大,只是完成弄清时代和窑址的基本任务而已。最后总要与文化史结合,否则前进的空间很有限。矢部先生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后来就转向文化史研究,主攻茶道。日本茶道是一个很难接触的领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团体、杂志、展览、博物馆,参与者都生活富裕。矢部先生却能闯入这个圈子,而且做得不错,出的书已超过十本,只是已经离中国陶瓷史很远了。

内藤匡,主要进行陶瓷化验。与山崎一雄不同的是他对中国古陶瓷作过针对性的研究。叶喆民早期出版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大量参考了他著作中的内容。

尾崎洵盛,是一位爵士,参考当时法国、美国等地的译本对《陶说》作的译注,是我认为至今为止最精良的。也关注清代陶瓷,精熟中国文献。在《支那陶瓷小考》一书中提到过定窑红瓷等故事;今天我们关心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的版本问题,他也在半个世纪前就谈过了。虽然我们掌握的考古材料比前辈学者多,但似乎没有他们的一些基本的本领。假设我们能将以前学者的成果当作宝贵的资产,认真地阅读,那将会有很好的成就。至少我们能知道自己在本学科的领域内处于何种位置,应带给学生怎样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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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沉船的中国古瓷见证中国古代陶瓷的历史


英国海底探宝者麦克·哈彻在南海贝尔威德暗礁捞获的35万件中国德化清代瓷器,日前由德国内戈尔拍卖行在斯图加特公开拍卖,经过激烈竞拍,共获2240万德国马克。

中国古瓷是海底沉船中的最大宝藏之一,也最有考古价值。古时,我国海上贸易领先于世界,早在汉代就开辟了经南海前往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海上航线四通八达。在我国茫茫的海域中到底静卧着多少沉船呢?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约有2000至3000艘,沉船中以宋元船只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外国船只,如唐代日本遣唐使沉没的海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的沉船等。倘若加上世界各国来中国进行贸易返回途中的沉船,可谓不知其数。马来西亚古陶瓷研究专家魏止戈称这些沉船中的古瓷为“海底瓷都”。近20年来,载有古瓷的沉船不断有被捞起的报道。1983年英国人麦克·哈彻在南中国海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虽经海水长期侵蚀和冲撞,但出水时依然光洁照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1984年10月,韩国打捞起新安海底的中国宝船,得到2万余件中国元代古朴浑厚的青瓷。1985年,哈彻又在南海打捞了满载中国瓷器的荷兰沉船“格尔德马尔森”号,这是1751年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没的货船,打捞得16.8万件清代乾隆年间的瓷器,这些光彩夺目的古董次年在荷兰拍卖,哈彻获得了1500万美元。

最近10余年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牵头下,我国水下考古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活动。1999年在西沙群岛先后发掘了14处水下文物遗存,共出水元、明、清时代的瓷器1000余件,以碗、盘、碟、壶等日用品为主。

千姿百态的海底古瓷重现了我国昔日陶瓷的丰采,它们也说明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盛况,亦是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见证。

关于中国古代外销瓷的研究


古代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陶瓷器外销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中国古代与非洲的联系源远流长,沟通两地联系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陶瓷之路”。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走出去,在非洲东海岸展开考古发掘工作,目前正在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规模超出此前认识 研究正在逐步深化中国陶瓷约在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持续达千余年,外销瓷成为古代中国与异域交往的重要证据。秦大树长期从事宋元明考古、陶瓷考古,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他先后在肯尼亚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他介绍说,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成果,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美洲沿海各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其年代上至唐代中后期,下至清朝晚期,“近年来水下考古不断发展,大量出水遗物表明,中国陶瓷外销到世界各地的规模远远大于人们此前的认识”。

据学者介绍,此前海上贸易沿线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多由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主持、参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开始真正参与到古代贸易和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中来。中国考古学家不仅在中国海域开展了大量的水下考古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到东南亚地区,诸如柬埔寨、新加坡、越南等地的考古工作中,还在北非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东非肯尼亚拉穆群岛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对这些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此外,学者对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以及过去欧洲学者发掘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记录、研究,为海上贸易和中国古代外销瓷的深入研究积累了重要资料。 转换研究角度建立信息数据库“尽管非洲距离中国较远,但考古学家在非洲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发现的中国古代外销瓷数量,在环印度洋地区却是最多、最丰富的。”秦大树说道。据他介绍,许多非洲古代遗址中都出土了数目可观的中国外销瓷,例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南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地。中国学者对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并且在东非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同时将其他地区遗址的资料系统地保存,为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除了上述对非洲发现的中国外销瓷进行调查统计外,“非洲出土中国古代外销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还将对海外出土的中国外销瓷标本进行科技分析研究,建立中国古代外销瓷信息数据库,为今后中国外销瓷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将对出土中国外销瓷开展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秦大树将此次研究定位为“宏观视角的时空框架构建”、“多重证据的海上贸易复原”和“超长时段的阶段性观察”。其研究视角在时空上非常广阔,这在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工作中并不多见。秦大树说,“通过研究,努力建立从中国外销瓷大规模输出到清代后期中国外销瓷年代发展序列,探究各时期外销瓷的特点和数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学者丁雨参加了几年前在肯尼亚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参加此次的研究工作。他介绍说,在研究中,他将尝试从非洲的视角回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外销瓷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包括在文化塑造方面的作用,发掘更多值得研究的现象。

再现贸易地位拓展研究中国视角在海外各地出土或传世的中国外销瓷器,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使用过程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环境,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证据。在这一领域主动开展深入研究,可以正确认识古代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在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贡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古代外销瓷研究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更多的视角。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古代中国外销瓷的研究课题和国际会议不断。秦大树认为,立足于现有的考古材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研究并与我国新的陶瓷考古成果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中国瓷器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并重新审视我国古代海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有助于重新撰写我国古代物质文化和对外交流的历史。

中国古陶瓷贵得有道理


李名宴

五彩花鸟纹盘

胭脂红梅瓶

李名宴是国内陶瓷鉴定界的大家,从19岁考上北京大学后,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陶瓷鉴定研究,著作等身。上周,他来深为由深圳文交所和深圳市德义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主办的“赏珍轩藏瓷:康、雍、乾彩瓷——文博会特展”的展品进行评鉴,在现场与记者分享了许多鉴定心得和古陶瓷轶事。

“天价”古董贵得有道理

当下,中国瓷器已经成为世界收藏热点,屡创出天价,也让许多藏家、投资人趋之若鹜,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交出了高额“学费”。

在现场,赏珍轩主人郝子明拿出新“淘”回来的清代青花瓷器请李老鉴定,李老现场“支招”。他告诉记者,鉴定古陶瓷是一门科学,官窑瓷器的众多工艺细节,是现代作假不可逾越的鸿沟。比如在工艺方面,清代官窑工艺十分精细、一丝不苟,在制作方面,无论是分段制作还是后期粘贴、打磨,官窑都不可能有一点拼接的痕迹。而在书画艺术水平方面,官窑的画匠都是当时知名的书画家,没有一丝败笔,书画上的艺术造诣也是现代不能模仿的。还有在胎质方面和历史沉淀方面,现代造假方式都会有不少破绽。

谈到陶瓷古董屡屡被拍出天价这一现象是否正常时,李老给出了十分肯定的回答:“非常正常。”他说,瓷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追求和精巧构思,是很具有民族性格的东西。“过去中国古瓷器在国际市场不值钱甚至等而下之,是因为中国没有国际地位,现在中国扬眉吐气了,价格当然应该涨。外国人一幅油画都能卖几千万美元,中国瓷器卖个5亿、10亿人民币一点都不贵。”

乾隆曾卖过瓷器

李老对古瓷器历史掌故和渊源如数家珍,他一兴起便抖出了许多“包袱”:“雍正的弟弟组织工匠‘自主’炼出了珐琅彩。乾隆曾把自己的瓷器卖给皇宫里的大臣们,很惊讶吧?”

宫廷瓷器讲求高贵精美,民窑瓷则注重朴实耐用。李老认为,陶瓷工艺主要是由宫廷推动发展的。因为皇宫烧制瓷器有专门的御窑厂,原料和技术都严格保密。只有当皇帝兴起,突然要求大量生产某种瓷器时,民窑才有可能分享到御窑厂的工艺。这时民窑便可得到皇家在烧制工艺、原料乃至经费上的支持,完成皇帝“钦宪”的任务后,民窑可以继续生产该种瓷器,只是不能有题款。

宫廷陶瓷当时只能偶尔通过这种“机缘”自上而下流传,基本上一直囿于皇宫贵族的“小圈子”。即便是那些“钦点”民窑生产的瓷器,大多也是卖给官僚、富商、大地主等上层阶级,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得到的。“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性,所以虽然清朝瓷器生产在我国瓷器工艺史上已到了最高水平,但并没有普及到民间。流传到海外的也大多是民窑瓷。物以稀为贵,大家现在都爱好收藏了,它的价钱就高”。谈起如今官窑瓷价格“一路飙升”,李知宴如是说。

深圳藏家“心态很好”

作为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李知宴与深圳“缘分”不浅,他说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赴香港讲学时就曾多次路过深圳,前两年还应邀参加“市民文化大讲堂”对古瓷器收藏相关知识进行普及。“1980年代的时候深圳还没有收藏的观念,收藏的高潮在香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00年之后,深圳出了一批好的收藏家,一批明清国宝级的古董也在深圳出现。但是有些收藏家的专业水平不高,时常买到外形好看的赝品。”

不过深圳收藏家对待文物鉴赏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李老印象深刻,他觉得这是“素质高”的表现。“深圳收藏家总体而言心态还是比较平和、比较理智的,没有人刻意要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不能说假话。当然人不是神,不可能百分百准确,但是我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说什么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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