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墙面。
雍正粉彩大徽章瓷藏家：华夏收藏网奚风瘦马近日买了一只雍正粉彩纹章瓷，直径32cm，盘心装饰欧洲贵族徽章一枚，直径达15cm左右，口沿传统缠枝花卉装饰一周，很是喜欢。发在微信朋友圈交流，有朋友问为什么也买外销瓷？答案在这里：仅就我们国内所产的明清瓷器而言，按照美学风格取向，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民间风格、宫廷风格、文人风格和异域风格，推而广之，其他收藏品也大概不外乎此，比如家具、玉器等等。其间的差异不言自明，不多赘述。不管玩哪一类型的藏品，我觉得都应该是风格特征越明显，越能体现这一类型的特色，越有味道，从长远来说，也就越有文史和经济价值。明清瓷器中有异域风格的，主要是我们常说的外销瓷。外销瓷其实主要是来自海外的订货，而最能体现风格差异的，无外乎器型和纹饰。纯外来的器型其实也很多，比如公认为永乐官窑的无挡尊，最近网站比较常见的军执等。纯外来的纹饰则有欧洲宗教题材、神话故事等，其中徽章瓷算是外销瓷中的一个专题门类，在国外有专门的收藏者。所谓徽章瓷，顾名思义，是指瓷器上烧有皇室、贵族、家族、城市、公司、团体等特殊标志的一种瓷器，主要是来自欧洲的定烧，晚期美洲也有定制。徽章的组成都是有传统和规矩的，其中的含义国外有专门的书籍介绍。但大体来说，徽章越大、越精美的，收藏价值也越大，曾经见一些欧洲皇室的徽章盘，徽章完全占据了整个盘心，且绘制极其繁复，观之颇使人震撼。对于徽章瓷，因为他的另类而略带神秘的美，我其实一直比较关注，一直想买一只品相完美、徽章较大的藏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如愿，如今遇到这只，也就顺其自然买下了。网上平时见的外销瓷普品多些，关于外销瓷如果想有系统的认知，可以看看余春明著的《中国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他本人早年在国外搞艺术创作，就收藏了不少档次不错的纹章瓷，目前展于南昌大学博物馆，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相信会有大开眼见的感觉。这里上几件馆藏器：1、明代外销瓷最早兴起、也是最早期的徽章瓷出现的时候，正德时期葡萄牙定烧的徽章瓷，花浇残件，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关于外销瓷的起源，建议阅读《文物》杂志2011年2期《15~16世纪景德镇青花瓷外销调查》，一定会受益匪浅。2、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徽章瓷。是为英国绅士李克.奥勾瓦制作的，22.5cm，当时共定烧120，记载明确。有名有姓，资料确凿，没有相应各国的字母或缩写吧。3、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干隆时期马克杯（啤酒杯）。乾隆以后，徽章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其他实用器物上。徽章中每一个符号都有特定的含义。4、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干隆时期荷兰徽章纹杯和托碟这类杯碟目前回流很多，带徽章的几乎没有吧。其实外销瓷也有普品和精品之分，总的来说，目前比较常见的外销盘子、杯碟等，画工、用料和内销的还是有差别的，一般外销瓷会比较偏薄一点。外销瓷的工艺水平都不差，精品直追官窑水准，普品远高于民窑普品粗器的水平。中国人自古讲究个待客之道，不会把自己家里最差的东西拿出去丢人。就历史价值而言，外销瓷不仅客观反映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政治事实，还见证了世界的变迁。欧洲艺术发展过程中吸取的东方元素主要来源就是瓷器，因为当时瓷器是最主要的出口艺术品。就算是在价钱上，中国瓷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属于奢侈品，外销瓷精品早在国内市场对其有所认识之前就在国际拍卖上很有市场。在目前市面上官窑，民窑精品所剩无几，仿品铺天盖地的市场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中，外销瓷在国内价格飞涨是大势所趋。编辑推荐
海捞瓷、外销瓷和沉船
航行于中国沿海，乃至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陶瓷器，从中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新器形与新品种，因此每一次海捞瓷新发现都在改写中国陶瓷史。
海捞瓷，顾名思义，就是从海水里捞起来的瓷器。同意这个定义，也就意味着，海捞瓷没有年代的规定，即使是本世纪沉入海底的瓷器，它也应该是海捞瓷。这样的阐述，显然和市场上通行的海捞瓷的观点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确切地说，海捞瓷，就是从海底古代沉船上捞起的瓷器。这个“古代”，一般指我国清代以前，也可以放宽至我国的民国时期。
海捞瓷和我国古代的外销瓷虽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把海捞瓷完全等同于外销瓷。在我国古代近岸的沿海航线上，也行驶着不少国内的船只，它们载负的货物中，完全可能有不少瓷器，在这样的沉船中发现的古代瓷器，就不应该是外销瓷。然而，远洋航行的船只失事的概率要比近海航行的船只大得多，同时，远洋航行的船只所载的货物中，瓷器的比例也大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的海捞瓷都是从远洋航行的船只上打捞起来的。
我国瓷器的外销有着久远的历史，其贸易线路主要有北方的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它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命名。在研究我国海上贸易的出口地和出口商品后，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条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应该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
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了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从我国至印度的航线，这条航线沿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出土记载也说明了陶瓷贸易的存在。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发地区，曾经出土了汉代初期的薄釉瓷龙勺一件。东南亚各地发现的这些汉代出口陶瓷，对陶瓷史、海上交通史和世界贸易史研究都很重要。
唐代的经济、文化和艺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唐代的税赋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税赋，而海外贸易在政府财政中所占的比例一直较低，所以陶瓷的大规模出口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如此，从海外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陶瓷，也足以震撼世界陶瓷界，在已经打捞出水的唐代黑石号沉船上，发现了六万多件中国唐代的瓷器。
宋代是我国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也是陶瓷之路形成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特别是陶瓷的输出，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宋代疆域不及西域，大大限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使得海上陶瓷之路成为宋代出口商品的主要通道；其次，宋代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大量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得商品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商品供求和输出的需求，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机构的诞生和成熟，反过来，它又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第四，宋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如水密隔舱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船舶抗风抗沉的能力，使得对外贸易的风险率大为降低；第五，无与伦比的宋代制瓷技术，在陶瓷商品的质量和数量上保证了出口陶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占有率。
鉴于以上原因，在宋代，瓷器已经代替丝绸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我国宋代瓷器的海上贸易主要输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非洲海岸。而海上贸易的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三上次男先生在介绍宋代向日本的瓷器输出时说：“十世纪至十二世纪，泉州有许多商船运载中国陶瓷器东渡日本，发现最集中的是镰仓，在这里采集到的中国陶瓷器有五万余件。”日本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中国陶瓷片有十万片之多。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区，当地的博物馆十几年来发掘所得的中国瓷片多达一百多万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宋代瓷片。在非洲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有二万片之多。据古运泉和杨少祥等先生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广东路瓷器中，一年的总产量可高达一亿三千万件。而2007年发掘的浙江龙泉市的龙窑遗址，其规模之大，足见宋代龙泉窑瓷器的数量相当惊人，而作为宋代主要出口瓷器的龙泉窑在欧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我国宋代通过海上出口的瓷器，地域之广数量之多，实在难以统计，这个天文数字的出口瓷器，只要有万分之一突遇风浪沉没，其数量就是数十万件。
元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官方垄断，但商品的出口仍然如火如荼。元代统治者充分认识贸易对国家财政的好处，由于元代疆域的广大，陆上的贸易从北京可以直达巴格达，而海上的贸易也可以从福建的泉州到达波斯湾地区。现在保存于土耳其博物馆和伊朗博物馆的元青花瓷器，就是那时运抵西亚的。这些元青花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显然是适应阿拉伯地区社会生活的需要的。现在我国收藏界和文博界争论不休的元青花瓷器的数量问题，也许解决的最终途径是元代海捞瓷的官方发现。而西沙海域已经发现载有元青花瓷器的报道，将使揭开谜底的日子逐渐接近。下面的公文可见元人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至元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建行省准中书省咨，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奏过事内一件：南人燕参政说，有市舶司的勾当，很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咱每这田地里无用的伞、摩合罗、磁器家事、帘子，这般与了，博换他每中用的物件来……”元人汪大渊也在《岛夷志略》中详细记载了我国陶瓷外销至琉球、爪哇和天竺等地的情况。
明代对海洋的感情是复杂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明代首都的北迁和倭寇的骚扰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上贸易受到相当的影响，但是，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一直刺激着民间瓷器的出口，官方的禁止或开放，使得这种贸易或者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走私的方式连绵不断地进行着，其规模之大，使得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和欧洲市场充斥着中国的瓷器。
据《明史》记载的官方赏赐：1374年（洪武七年），始以陶器送给琉球国，还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遣使到阿拉伯，送给他们王公大臣以鹰花绫、文锦和瓷器；1524年（嘉靖三年），又送给波斯失刺思部瓷器等物。民间的贸易数量更是惊人。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610年装走9227件瓷器，1612年运走38641件瓷器，1636年6只商船装走259380件瓷器，1637年装走21万件，1639年装走件数达到366000件。统计从1602年到1657年，运往荷兰瓷器的总量，约在300万件以上。日本和我国的瓷器贸易量也很惊人，仅1635年8月下半月，就从我国台湾装运了4船瓷器到日本，数量达135005件。可见，在明代，瓷器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
17世纪是中国陶瓷出口的鼎盛时期，每年输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至少有300万件之多，这个明末清初的年代，瓷器的输出形成了一个U形的曲线，从明代晚期的高潮，明清之际的低谷，再至清初的大量输出，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声誉鹊起。据T.佛尔克先生所著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所载，“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我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当然，进行中国陶瓷贸易的不止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因此，17世纪中国陶瓷出口的数量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清初我国瓷器的海外贸易有着一个很好的势头，出水的清初瓷器可以证实这种民间的瓷器贸易。然而，康熙二十三年后的长期海禁中断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势头。虽然民间的瓷器贸易还在悄悄地进行，但已经不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流。清代中晚期，虽然还有着大量瓷器的出口，但瓷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外泄，我国瓷器生产也已经走入下坡路，中国瓷器独占世界市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汉至清，我国外销的陶瓷以数十亿计，在航行于我国南海、黄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大西洋的古代船舶，只要有万分之一因战争或自然的因素沉没海底，累计的数量就是十分惊人，所以说，海底不仅会出现数量惊人的我国古代陶瓷，更有可能发现以往从没见过的古代陶瓷器皿和古代陶瓷品种，它们的发现，完全可能改写中国陶瓷史，使中国陶瓷史更全面更完整。
在工业时代以前的海上交通，人类尽管已经横跨大洋，沟通起七大洲的联系，但是，遇到风暴，或者不熟悉航路而触礁，或者被海盗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或者自己的疏忽，都会使船舶葬身海底。在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据甘雪莉先生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记载，“全球的海底到处可见沉船，其中至少有40艘西班牙对华贸易的帆船。”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和西沙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5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中，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海底沉船一旦被打捞上来，就会成为轰动的新闻。因为，陶瓷也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中国古代的瓷器，也会给发现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经济收益。
雍正粉彩瓷
黄地粉彩赛龙舟双耳瓶红地珐琅彩缠枝花牡丹玉壶瓶
色泽明亮柔丽，彩料浓淡自然
粉彩瓷又叫“软彩瓷”，是康熙晚期受珐琅彩瓷影响和启发而出现的釉上彩瓷新品种，素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之说，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近年来，雍正粉彩瓷的市场行情一直居高不下，其中雍正官窑瓷器中的粉彩瓷有多件成交价格超过千万元。
粉彩瓷之所以为藏家青睐，主要凭借其独有的“玻璃白”。所谓“玻璃白”是指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其制作工艺是在烧成的白瓷上勾勒出纹饰图案的轮廓，在轮廓内先用含有氧化硅、氧化砷和氧化铅的“玻璃白”打底，然后按所需颜色在上面绘画渲染，再次入窑烘烧而成。利用其乳浊作用，可以让所绘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粉润柔和、生动逼真、带有立体感较强的国画风格。
《陶雅》中赞曰：“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雍正粉彩瓷的呈色丰富多变，色泽明亮柔丽，彩料浓淡自然，粉质感强，鲜嫩璀璨，清雅秀美。在一件器物上用色达20余种，同一种颜色又有浓淡深浅及阴阳向背之分，并且以油料调色，讲究彩料的层次变化，画面粉润柔和，突出画面的阴阳浓淡，富有立体感。
据行家介绍，雍正粉彩的造型极为丰富，一改康熙时期古拙厚重的风格。大型器规整不变形，小型器各部位处理严谨得当，反映当时制作技巧的高超。其青花款识六字二行者为专人书写，字体工整有力，青花色调纯正。六字三行者书写草率，而青花花押款、斋堂款则比较稀少。
清中期制瓷秘方泄露导致外销瓷没落
■明洪武青花云龙三兽足炉广东省博物馆藏
■大盖罐
■清康熙景德镇青花徽章纹盘
■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盖杯
无论元代的陆上畅通交流还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青花瓷制瓷水平推到了一个高峰。而随着清中期制瓷秘方的泄露,欧洲自行生产瓷器成为趋势,导致外销青花逐渐走向衰落。广州市文物总店陶瓷专家张卫星表示:“从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不再购买中国瓷器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国外销瓷会慢慢衰落。”
永乐年间出现有正规官款年号的瓷器
“代表青花瓷器最高水准的应当是元代和明代初年。在元代,官府浮梁瓷局辖下的景德镇窑厂集中了全国优良工匠,窑厂使用进口的苏麻里青制出大量青花瓷器。由于统治者主要使用金银制品。在中国,青花瓷主要由地方官员以及部分富裕阶层使用。在外销上,朝廷为了政治的需要,窑厂以波斯地区金银器为模板,生产了符合当地审美风格的青花瓷器。现在,大量优美的元代和明代初年的青花瓷器聚集在土耳其、伊朗以及伊拉克,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此。至于南洋,同样也有不少的传世作品或出土作品,质量优劣不一。”
张卫星表示,虽说元代外销青花没有真正上升到“官窑”的性质,但在当时远销到波斯湾豪门大户王公贵族,购买者均为富贵之人,工艺水平毋庸置疑,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元代的统治者,有足够条件将全国的优秀工匠集中在景德镇,并生产出对应价钱的高质量的瓷器。
但相比元代,明代朱元璋时期的青花瓷器比较弱,成色非常不稳定,明显没有元代艳丽,也没有“永宣盛世”时期好看。这跟元明交替、因战乱导致陆上对外来往中断不无联系。“青花瓷器最早是出现在两伊地区的山脉,因为那里盛产钴,元青花的钴料都是从伊朗运回来的,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东西也包含了钴料。”
明代永乐年间,中国正式出现了具有正规官款年号的瓷器。“永乐年制”是中国陶瓷史里面首次出现朝廷年份的官窑款式。张卫星考虑,这是朱棣为了宣扬他的正统的皇权而特意制造的标志性产物。“从元代后期到明代初期都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外销,元代是为了稳定笼络统治权而形成的一种贸易,到派郑和下西洋也是皇权的宣示,实际上也是带有政治性目的。”
但不管怎样,无论元代的陆上畅通交流还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把青花瓷制瓷水平推到了一个高峰。
明成化年间青花钴原料再也无法进口
而明正统皇帝明英宗根据郑和的对外描述,决定不再做“亏本的买卖”后,中国第一次的闭关锁国就这样开始。虽然,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历史学教授陈立立看来,在后来的成化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冲破朝廷禁令在暗中进行着”,但也改变不了“青花钴原料再也无法踏足中国”的现实。
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此后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乃至成化年间,瓷器水平大不如前了。
外销青花瓷使一些国家民俗随之改变
明末清初,外销青花瓷广泛地进入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视野,他们纷纷把瓷器作为室内陈设和装饰品,同时也作为炫耀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王公贵族对于瓷器的收藏也愈加丰富,布置也更趋豪华。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由于中国瓷器、丝绸等的魅力,还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陶瓷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由于青花瓷等瓷器的传入,使得外国的一些国家的民俗习惯也得以改变。
据资料显示,自外销青花瓷等瓷器传入后,在中东地区普遍使用中国瓷制的碗、盘、杯、碟、壶作饮食器皿,从而改善了当地的饮食用具,丰富了当地人们的饮食文化。瓷器和丝绸一样,不仅是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艺术观赏品,外销青花瓷上绘制有人物花草、飞禽走兽、诗词书法、历史故事等等。
据英国学者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里所言,欧洲贵族定制成套的纹章瓷器大部分用于上流社会庆贺婚礼及其他喜事。
清代嘉道后外销瓷世界市场份额骤缩
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中国政府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自此之后,中国青花瓷器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运输海外。当时,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是青花瓷的主要市场。
学习瓷器制造成为了当时中东乃至欧洲人共同的愿望。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曾有两封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珍贵书简集》的信件,分别是其在1712年、1722年给教会的神父写的两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记录了陶瓷的胎土、釉料、成型、彩绘、匣钵制造、装器入窑烧成等,整个欧洲都被震动,这对正处于发展进步阶段的欧洲陶瓷业来说,无疑成为最为珍贵的技术性资料。
张卫星分析道:“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本来化学基础就非常好,一旦获得了制瓷的秘方,就会出现本土高质量瓷器,逐步减少中国进口的外销瓷器成为了必然。从各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不再购买中国瓷器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国外销瓷会慢慢衰落。”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写的《广州的主要进出口商品》中有这样的记载:“瓷器,这种货物现在出口很少。当东方产品最初绕过好望角被运往欧洲时,中国瓷器价格很高,船靠它获得巨额利润。但它的制造方法已被查明,欧洲国家开始制造并很快与中国瓷器展开竞争。”
这说明清道光时期景德镇瓷器已经很难出口。实际上,清代嘉道以后,中国只有极少古瓷和仿古瓷出口欧美国家,中国外销瓷占世界市场份额急剧缩小,至清末中国已经成为陶瓷净进口国。
外销瓷的日用与陈设
欧洲人用瓷也和中国人一样，有日用和陈设两大类，但西方的建筑与中国建筑不一样，所以陈设的习惯和器型也不一样。
欧洲人用瓷器餐具是很晚的事了，早期一直都是用银质餐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就想研制瓷器，一直不太成功，直到17世纪初，才做得像点样子。那时候欧洲家庭也没有什么室内装饰的讲究，餐桌不是后来的分餐制，而是聚在一起用餐的。当时欧洲家庭的餐桌上，讲究一点是这样放置菜肴的：
欧洲家庭的餐桌上放置菜肴的方式
中间是调味菜、泡菜、色拉等；第二层放两个到四个小盘的苹果酱等各种酱类；再外面就是肉类、鱼类、主食和汤等。那时候的西餐也不是那么讲究，餐前点心和正餐都在一张餐桌上摆着。
实行分餐制以后，正餐前面有点心和开胃菜，通常需要椭圆形盘和圆形盘(约12寸)、8寸盘和6寸盘等，而正餐则需要大菜盘(13寸)和中菜盘(10寸)，以及分到个人面前的小盘(8寸)和各种调料、作料盘(6寸)以及大汤钵、色拉盘、汤盆(8～10寸)等。正餐以后，还有餐后甜点盘、甜食碗等等。饮制方而，有奶杯、咖啡具和糖缸等，以及茶具和酒瓶、酒杯等。
在上菜和上汤的时候，大盘(13寸以上)、大碗和大汤钵都会有个木质的托架{图299)，放在餐桌的不同方位，再把大盘或碗里的菜和汤分到每个食用者面前。还有许多的小器型是特别订制的，比如说装胡椒的和装盐的特别的器型。
一套餐具中，汤钵一般只有一两个，大的菜盘也只有几个(13寸以上)，中小型的盘子最多(6～8寸)。汤盆也是这样，小型的汤盆大约8～10寸，数量约比盘子少一些。有些菜、汤盆的西方设计，在边缘上做成缺齿状，可以架上汤勺，方便摆放。也有一些汤盆、色拉盆和鱼盆会做成动物形状，如鱼形容器，比较多见的是牛头型和鸭型容器。动物雕塑和实用器型相结合，美观又实用。它们多在乾隆年间订制，雍正时期的极少。了解了一套西方餐具的数量，在购买外销瓷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什么器型有什么用、数量多少。
1740年以后，由荷兰的瓷区设计出了一种四周有孔的色拉盘，放色拉时可以滤水，很受欢迎。这个器型制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后来也被用在一部分中国的餐具上。一套餐具中，数量少的汤钵和大盘、大碗比较珍贵，独立成型的异形器皿和雕塑容器就更为宝贵了。
四周有孔的色拉盘
西方的整套餐具的订制是雍正晚期还是乾隆早期开始的，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在雍正时期有订制数量比较大的餐具，也许是各种餐具运到欧洲后再组合成套出售。由于数量少，品质好，乾隆初期以前的餐具收藏价值更高。
到了乾隆年间，就有了资料记载的整套餐具的订制。这段时期出口量增大，成本降低，加上经过近两百年的外销瓷的销售，中国的图案在欧洲已经十分流行。订制整套餐具在纹样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制作各种欧洲器型的技术在景德镇已经成熟，也有欧洲的整套餐具有西方的器型和中国图案的结合。
因为西式餐具器型特别复杂，景德镇瓷器艺人不熟悉，如果所有的绘画设计都是西方图案的话，中国的艺术家就更难画了，价格也就贵了些；而相对的，用西方的器型和中国的图案结合会比较容易制作。
l760年以后，因为在广州可以画出西方的纹样和画法，价格又便宜，而景德镇的艺术家比较习惯中国画法，要绘制完全的西方纹样，价格与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因此这类的成套餐具绘制的工作很多都转移到广州去了。乾隆年间景德镇绘制的成套餐具，画工比较偏向勾线、填彩等中国画方式。在广州绘制的餐具，数量多，品种全。
其实餐具的出口在很早就有了。《江西通志》记载，1555年国外就订制过三万多件龙纹的餐具。这个当然不能算是成套餐具，因为欧洲1555年还没有分餐制，l740年时已经分餐，由此成套餐具的器形更为丰富，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成套餐具的订制是乾隆初年开始的。
欧洲人在逐渐地将银器换成瓷器的时候，对精美的瓷器十分爱惜。l740年以后，欧洲人就只在大件的瓷器上加金属装饰，因为大件瓷器比较容易损伤，金属附件多加在花瓶的口部、颈部、盖钮、和底足部分，用以保护瓷器。现在各拍卖行拍卖中国外销瓷，凡有金属装饰的都会贵一些。也有一些重要的小型瓷器，会加上金属附件。它多加在边框或底部等，除保护功能外，还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有些器形加了附件后，就被改变了用途，因为那时候欧洲还没有大量兴起室内装饰的风气，l8世纪初欧洲室内装饰开始兴起。而17世纪早期，欧洲人的家庭家具都比较简单，欧洲古家具中造型讲究的各种艺术风潮的样式基本上是1700年以后设计制作出来的，所以，欧洲人会将这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加上附件而成为实用的器皿。如他们将胆瓶加上附件后成为酒瓶，将花瓶加装附件，成为装奶的器型。更有甚者，为了好用，不惜破坏瓷器。就像大量的古瓷在底部打了一个洞，被做成台灯，有的花瓶被锯掉上面并在旁边钻个洞，加上铜的壶嘴就改成了茶壶，改造者居然还记录了其改造时间。
从收藏角度上来看，这些加有金属附件的外销瓷，因为在一件瓷器上，既有中国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又有西方金属雕刻艺术与之完美的结合，所以这样的瓷器价格比较高。
外销瓷中有一种造型。由于造型的难度比较大，彩绘也不易，所以在订购中，数量都不多，目前拍卖价也比较高，那就是瓷器烛台。烛台的造型比较丰富，制作比较精美。还有一些具有特别使用功能的瓷器，如剃胡须的盘子、婴儿的洗澡盆、生活中使用的便盆、首饰盒、化妆盒和鼻烟壶等，这些器形都比较特殊，一般都是专门定制的。
西方人比较讲究实用，他们除了前面所说的对一些瓷器进行改造，比较多的是把花瓶等器型改成台灯。上面的灯罩，会依据台灯的瓷器造型，加以配套。通常做成台灯的瓷器会在底部打洞，钻洞以后，对瓷器的损害很大，所以有少数特别精美的瓷器，人们舍不得钻洞，他们会将一根空心铁管作为台灯的支柱插到瓷器里面，铁管里面扭上一块铁环，并在其中堆上沙石，以增加台灯的重量，使其平衡。电线则是从花瓶口部插入铁管内。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著名的雍正寿桃天价花瓶，原来就曾被用做了台灯。
盘子在西方家庭陈设上很重要，有的放置在桌上，但更多的是挂在墙上，根据家具和墙面的关系组合大小不同的盘子，作为装饰。在西方家具中，有各种装饰和摆放瓷器的家具附件，如陈设瓷器的陈设柜，摆放瓷器的台子、几案等小家具，以及把小型雕塑瓷器放在墙上的小台子等等。(本文节选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的名片——明清外销瓷探源与收藏》一书)
外销瓷鉴赏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1740年直径47cm
乾隆粉彩花卉汤盘
该设计是欧洲陶彩的一种形式，画面非常漂亮，显示春暖花开的景象，还有蝴蝶在花中飞舞，十分精美。汤盆外观共有九层纹饰，不仅托盘精美，而且汤盆里面也有精致的彩绘。两边的拉手是两个寿桃，盖上的钮是一个镂空皇冠。这个乾隆粉彩可以和官窑相媲美。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1736至1740年直径23cm
乾隆青花描金及青花矾红人物汤盘
贵妇人和仆人在河边喂三只鸟，一圈外沿是折枝花卉构成的二方连续，再外面是一个个小方块，倒圆角的方形装饰和八个小形开光图案。这八个图案的形状都来自中间大图内。背后有七种小昆虫，画得十分精致，令人想起齐白石的小昆虫画。
这个样式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这个图案的设计者就是克里斯·普龙克CornelisPronk(1691—1759)。他于1734年8月31日住进阿姆斯特丹，开始做设计。当时到中国的订单都是经印度转到中国。这个设计合约规定，设计者要负责成品的品质，和原设计一样。关于这个样式的部分记录保存在印尼的雅加达。
1737年给荷兰的花伞系列中，一半是青花，一半是青花矾红加金。根据1736年8月23日的备忘录，这个设计在中国和日本都要分别做成不同的颜色：青花和色彩的。在日本做的内圈要大一些，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在中国的瓷盘中，青花先做，色彩的后做，1736年左右在日本生产，因为日本要价太高，1738年就改到中国生产，但依然有少数私人还在日本人那里购买。这个样式在19世纪威尼斯还有生产。几乎所有中国外销瓷的书都有介绍普龙克教授的设计。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1700至1722年高25.4cm
康熙德化瓷瓷雕狮子
一只狮子坐在长方形底座上，狮子左爪下压着一只绣球。外销瓷中彩瓷雕塑比较多地来自景德镇，而白瓷雕塑则几乎都是福建德化产品。这件瓷雕底座中的镂空铜饰是在英国后加上去的。
明清外销瓷回流火热升温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陶瓷外销至迟始于唐代，当时是作为特产随丝绸输往国外的。在今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巴林、约旦、叙利亚、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等国都出土了中国唐、五代时期的陶瓷标本，品种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窑瓷器等。长沙窑就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瓷窑。
宋、元时期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中国陶瓷的外销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这些港口启运，沿着唐、五代时期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非洲各国，其中尤以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发现居多，埃及和伊朗出土的数量也很可观。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龙泉窑系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窑系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另有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建窑系瓷器及福建、广东沿海专烧外销瓷的瓷器。
明清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进一步促进了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销瓷不但大量输出到亚洲、非洲各国，而且自明代晚期开始倾销欧洲诸国。明中叶以后，有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收购、订制中国瓷器，而且数量都非常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运到荷兰的瓷器最多一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有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和欧洲，特别是欧洲市场。18世纪前期，欧洲的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国被允许在广州设置贸易机构，使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售量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每年仅巴达维亚一地远往欧洲的瓷器就达300万件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国家及中国商人直接运往欧洲的瓷器，其数量之巨是可想而知的。明、清时期的外销瓷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釉上彩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又称徽章）、人物故事、船舶及码头风景、动物花卉、鱼草、博古等纹饰。在广州生产的“广彩”瓷即属于这一类。
19世纪20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社会动乱，中国瓷业生产每况愈下，瓷器的外销也就衰落了。中国古代陶瓷对外贸易的海上运输路线，被当代考古学家称为“陶瓷之路”。中国陶瓷运往世界各地后，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自唐代以来，各国陶瓷工匠竞相仿制，并生产出各具民族风格的陶瓷制品，从而推动了世界陶瓷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不同时期的外销瓷
唐宋时期外销瓷
唐宋时期无论是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还是龙泉窑青瓷，虽然是贸易用瓷，但都是以浓郁的民族风格为主，其外销的目的，始终以宣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为宗旨。
元代外销瓷
从元代开始贸易用瓷的风格有所改变，其销往国外的瓷器开始注重销往国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作为大宗产品的元青花瓷，也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销往中东、西亚一带的青花器，器型一般较大，多为大盘、大瓶等，图案层次丰富。由于采用进口青料，所以莹润的釉色、浓重的青料同硕大的器型相得益彰，构成了气势博大的所谓元“至正型”青花瓷的特色。传世的元青花瓷也以伊朗阿迪别尔寺神庙、土耳其伊斯坦堡托布卡比·萨拉依博物馆收藏最丰富，可以说是元代青花瓷的宝库。而外销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元青花，风格却迥然有异，以小罐、小碟、高足杯等小件器为主，因采用国产青料，青花发色灰暗，构图也较为简单。
青花瓷在元代主要作为贸易用瓷，这一点在目前学术界似已形成多数共识。特别是元青花瓷中高大丰硕的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风格独特的造型，以及与前朝风格迥然有别的多层装饰构图，都具有相当浓厚的伊斯兰图案装饰特色。此外，在元青花大盘上，采用同心圆环进行多层次装饰，也是典型伊斯兰风格，这种风格在14世纪早期伊斯兰器皿或陶瓷上都可以找到原型。元青花瓷器中以大盘居多，与中西亚地区贵族崇尚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明朝人马欢曾著《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西域国人用大盘盛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时则以大盘盛姜黄色带香味之饭肴，置于地上众人以手撮而食之。这些都说明元青花器物，主要是为了迎合西亚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是为与西亚地区贸易的需要而制作的，其次才是为了满足上层社会的贵族生活所需。
明清时期外销瓷
明代瓷器的大量外销，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曾七次率领庞大的商船队走遍南海诸国，其足迹曾抵达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历经30多个国家，历时将近30年之久。郑和的商船队与所到诸国在贸易、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建立了密切关系，中国以瓷器、丝织品、金属器皿和铁币，换取当地香料、药材、珠宝等货物。与此同时，每逢这些国家的使臣来中国朝贡、访问回国时，也还要带回大量的瓷器。随郑和出航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等书，都记载过中国瓷器在国外受欢迎的情况。
明初永乐、宣德时期，虽仍以青花作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但为外国的特殊需要而专门生产或订烧瓷器的风气在景德镇日渐兴盛。其烧制主要模仿西亚地区金属器皿，如仿制中东和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徒做礼拜和朝圣时贮水之用的青花军持、青花方流执壶、青花绶带耳葫芦扁瓶、青花板沿盆等，其造型与14世纪早期西亚的金银器极为相似。字串8
外销瓷中的典型品种
从明代正德、嘉靖一直到清代早期，由于中国和欧洲直接通商，工匠们更注意各国人民的生活习俗，专门生产适应各国市场所需的青花器。这一点在《景德镇陶录》中有详细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与鬼子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岁无定样”，就是指每年产品的种类、造型、装饰都要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如盛行一时的纹章瓷、克拉克瓷，就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要订烧的。
纹章瓷，是指欧洲的一些政府部门、王公贵族、军队在中国订烧的瓷器，在这些瓷器上，都绘有代表他们标志的徽章。现存里斯本属于葡萄牙Manuel一世(1469—1521年)的一件青花纹章瓷执壶，可视为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欧洲特殊订货烧制的最早外销瓷。
克拉克瓷，是外销瓷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青花品种，日本人又称为“芙蓉手”。它最常见的造型一般是大盘，有圆口和花口之别，纹饰布局分中心纹饰与边饰。中心纹饰常见有仙人楼阁、花鸟树石、麒麟瑞兽等，边饰一般分为二层八格或二层四格，内绘花果、书画、卷轴等物。这种纹饰的画法虽然是中国传统方法，但纹饰布局已非中国风格，而是专为外销设计的。
清代外销瓷:西方宫廷贵族收藏至爱
瓷器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此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由于瓷器制作技术在中国的各种发明中工序最为复杂，难度最大，17—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西方仿制中国的其它发明均以成功，却还不能在欧洲手工工场中烧制出可以同中国瓷相媲美的同类产品，因此只能从中国进口，而中国瓷器也一度笑傲欧洲，独步世界，垄断了欧洲的工艺瓷与日用瓷市场，精美的瓷器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17—18世界的欧洲，英文中国“china”成为了瓷器“porcelain”的代名词，中国就是瓷器，瓷器就是中国。
清代外销瓷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及至元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与釉下彩绘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清代陶瓷在制作工艺上不断改进，在装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不仅将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制作技艺达到顶峰，还发明了粉彩、古彩以及为适应欧洲市场需求产生的广彩等陶瓷新品种。从康熙二十三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始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喜爱。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的画家也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依然跟随欧洲商船，飘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需求和喜好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如：吉祥图案、花卉、传说故事、戏剧人物等，又吸收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如西洋宗教传说等，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外销瓷中甚至有描绘中国和欧洲海运码头、商行场景、中西交往等题材，清代外销瓷不仅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题材，在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中也做足了文章，而且在各种技法之间自由搭配组合，产生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和新形式。如青花粉彩、镂空粉彩、贴塑粉彩……清代外销瓷的细分品种在百种以上，超越历代，也超越清代官窑和内销民窑的品种。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以赞美诗的语言称颂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清代外销瓷正是东西方伟大文明相汇集、相交流、相融合的产物和杰出范例。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国外最畅销的产品，除当时海上交通发达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方民族色彩的瓷器，作为餐饮器具不仅可以代替简陋的木器、陶器和昂贵的金属器，同时也作为艺术品，被皇家贵族陈设在宫殿、厅堂，用来显示其高贵富有的身份。当时在世界各国上层社会里，无不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进入17世纪，欧洲皇室和宫廷开始兴起中国瓷器之风。路易十四特意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不惜重金大量收购在中国景德镇订烧的青花、五彩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其夫人曼德侬，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特命人将他们夫妇的画像送往中国景德镇，烧制在五彩瓷器盘上，这件瓷盘至今保留在葡萄牙。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收藏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普遍收到欧洲各国人们的喜爱。西班牙马德里城的皇宫和何郎龙茨宫，设有瓷器陈列室，国王腓力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约有3000余件。大量收藏中国瓷器成为当时英国、德国上层贵族社会流行的风气，宫殿内摆满了中国陶瓷。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层社会视若珍宝，竞相购藏的中国瓷器，就是清代的外销瓷。20世纪之前，西方对中国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的，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的。
外销瓷：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我国的瓷器输出主要是海陆两路，陆路即唐以前的“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唐宋以后东到朝鲜、日本，南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达非洲的“海上陶瓷之路”，陶瓷主要是通过这条海路向外输出的。
唐、五代时期，波斯、阿拉伯商人纷纷来我国经商，多到广州登岸；当时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因此成为胡商云集之地；明州紧连越窑诸窑址，又是天然良港，日本遣唐使及商船大多从这里登岸；泉州也是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我国的陶瓷就是经这些港口，东输朝鲜、日本，或由波斯、阿拉伯商人贩运到南海诸国，尔后转运到世界各地。当时出口的瓷器主要有长沙窑瓷、三彩瓷、越窑青瓷、巩县窑瓷、邢窑白瓷、耀州窑青瓷、鲁山窑瓷以及广东诸窑瓷器等。
宋元时期，中国瓷器的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广州成为最大的瓷器输出港，宋代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和磁州窑多是从这里输出。宋代广州的外销瓷窑主要分布在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福建泉州在宋元时期也是对外贸易的著名港埠，主要输出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青花瓷等。宋元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龙泉窑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和福建、广东各窑制造的青白瓷、白瓷，元代的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泉州窑和德化窑产品运销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广泛。可以说，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的中国瓷器风靡印度洋。
明清时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我国瓷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盛举，使中国瓷器广泛地流传到南亚、西亚和非洲各地，其中青花瓷尤受欢迎。中国和欧洲直接的瓷器贸易始于明代，16世纪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国直接进行瓷器贸易的欧洲国家，此后，中国瓷器大量流入里斯本，致使里斯本很快代替了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欧洲专门销售东方古董和中国手工艺品的中心。邻国西班牙则是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将购买来的中国瓷器转运，横渡太平洋(12.23,0.08,0.66%)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由西班牙商船运回欧洲。荷兰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葡萄牙，垄断了欧洲国家和中国的瓷器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经营中国瓷器的主要由法国、英国所取代。此外，德国、俄国、丹麦、奥地利、瑞典、美国等也被中国瓷器所吸引接踵而来。
明清时期，我国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彩瓷等，另外还有许多纹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绘瓷工人精心摹绘的，题材大致包括纹章瓷、人物图画(诸如神话、宗教故事和风俗画)、船舶图画以及码头风景画、花卉图四种。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欧洲瓷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清政权的腐败而造成的社会动乱，使我国瓷业生产逐渐衰落，瓷器的外销也就每况愈下了。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