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欧洲瓷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瓷器曾是世界上最受推崇的奢侈品，直到欧洲人也掌握了这一技术，那么，欧洲瓷器的成长史又是怎样的呢?
美迪奇家族的尝试
在欧洲，最早尝试烧制瓷器的有大名鼎鼎的豪华者洛伦佐∙美迪奇。一天他收到了一件贵重的礼物，这是一件来自中国的瓷器，是一位埃及苏丹送给他的。美迪奇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瓷器，他非常喜爱，后来斥重金收罗了将近400件中国瓷器。
美迪奇家族被瓷器这种漂亮的釉色和惊艳的工艺所吸引，这个家族最喜欢资助发明、艺术创作和革新，整个文艺复兴是他们家族赞助出来的。于是，美迪奇家族在1575年集中了地中海地区最好的陶匠，试图仿制中国的瓷器。
他们实验了各种可能烧出白色瓷器的原材料，包括粘土、蛋壳、玻璃等等。很遗憾，当时还没有现代的化学学科，这些陶工不了解高岭土的成分，也没有办法达到1250度的窑温，因此，美迪奇家族的瓷器仿制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他们的努力带来了一个副产品——一种仿青花的陶器餐盘，今天成了佛罗伦萨传统的手工艺品，不仅在佛罗伦萨买得到，而且意大利的一些饭馆里还在使用。
炼金术士炼出德国瓷器
到了17世纪末期，欧洲的现代科学开始萌芽，各种发明开始涌现，欧洲人不再满足于从亚洲进口瓷器，而试图自己制造瓷器。这一次，他们的做法和美迪奇家族那种盲目的尝试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且最终“再发明”了瓷器。
欧洲人喜欢讲“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后来欧洲人再发明了它”。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别扭，但是仔细了解一下欧洲人制造瓷器的历史，便会觉得这种说法也颇有道理。欧洲人再发明瓷器的过程富有戏剧性。
这一切还要感谢一位超级瓷器迷——萨克斯公国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由于和瑞典开战，萨克斯的财力几乎枯竭，依靠横征暴敛当然也不是长久之计。奥古斯都二世想到了一个不用征税也能大量生财的“好办法”——炼金。
1706年，奥古斯都二世抓住了两个炼金术士，他命令二人为自己炼制黄金，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日本也已加入瓷器市场的竞争，但是欧洲的瓷器售价依然很贵，被称为白色的黄金。
于是，奥古斯都二世便命令两个炼金术士开始研制瓷器，这样便无意中成就了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FriedrichBttger，1682—1719)的英名。伯特格尔只活到37岁，但是他却因成为欧洲瓷器发明人而名垂青史。
奥古斯都二世把伯特格尔软禁在阿尔布莱希茨堡(Albrechtsburg)，并在那里为他建立了实验室。伯特格尔尝试用各种材料调制出瓷土，包括大理石、骨粉等颇为怪异的材料。
1707年，他烧制出一种红褐色的陶器，但是没有高岭土就不可能烧出洁白的瓷器，这是困扰欧洲陶工几百年的问题。不过，伯特格尔比较幸运，他于1708年在德国的麦森地区(Meissen)发现了高岭土矿。
但是，他发现的高岭土矿无法直接制造瓷器，因为长石含量较低，粘性不够。伯特格尔进行了很多次实验，终于发现了陶土中各种元素的最佳配比，他在麦森陶土中添加了长石成份。
烧制瓷器的另一个难点是获得1300度的高温。到17世纪，欧洲人还没有掌握制造高温瓷窑的技术。经过各种尝试，伯特格尔使用了科学家特奇豪斯(EhrenfriedWalthervonTschirnhaus，1561-1608)发明的一种大型聚光镜，能够达到1400度的高温，终于烧制出了第一批白瓷。
这批白瓷保存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瓷器馆内的伯特格尔专厅中，非常精美。
从被带到阿尔布莱希茨堡到制造出欧洲的第一件瓷器，伯特格尔和他的助手花了4年时间，做了3万次实验，他不仅记录了全部的实验过程和结果，而且把每一次实验之间的细小差异全都记录下来。
这些历史文件今天保存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里。为了保密，他的文件都是用密码书写的，只有他和他的助手看得懂。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人长期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材料分析，在没有亚洲工匠的帮助下，终于掌握了瓷器制造的秘诀。与熟练掌握瓷器制造工艺，却不明白它的化学原理的亚洲工匠不同，这些欧洲人对瓷器烧制的原理有理性认识，并有定量的了解，他们善于通过细微调节瓷土中元素的配比和调整烧制过程，来制造各种精致的瓷器。
伯特格尔的成功给萨克森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誉，今天德国的麦森依然是世界瓷都之一，并且在国际高端瓷器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
从奥地利到全欧洲
奥古斯都二世当然要独享瓷器制造的技术和利益，他把陶工们都关在城堡里。可是到了1716年，也就是伯特格尔发明瓷器后的第五年，三名陶工逃出城堡，来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自己开起了瓷窑。
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aofAustria，1717—1780)对瓷器同样痴迷。奥地利人到萨克森来挖角，雇来了不少陶工，把维也纳建成了欧洲第二个瓷器制造中心。女王亲自掌管瓷器工厂。
这位喜欢绿色植物的女王把自己的喜好加入到瓷器中，维也纳人制造出一种绘有鲜艳的绿色植物图案的瓷器，称为玛丽娅特蕾西系列。这种瓷器今天还在生产，成为奥地利瓷器的象征。女王在她的宫殿里建起一间巨大的瓷器室，里面不仅摆放着青花瓷仿品，而且沙发座椅的图案也和青花瓷上的一致。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其他的君王，他们相信瓷器这种技术是有可能掌握的。在麦森制造出瓷器的50年里，大小瓷器就已遍及欧洲——从北方的哥本哈根，到中部的斯特拉斯堡，再到南部的佛罗伦萨;从西边的伦敦到东方的圣彼得堡。
英国，瓷器的革命
蒸汽机和瓷器看上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情，它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英国的一个民间科学社团说起了，这个社团叫做月光社，因为当时没有路灯，因此它的成员便经常选择在月圆的晚上借着月光去聚会，“月光社”因此得名。
月光社听起来像是一个在搞秘密活动的神秘组织，其实它并不神秘，不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他们商量的问题都是正大光明的。
月光社里面的核心成员和通信成员，很多都大名鼎鼎：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发明家和思想家，进化论最早的提出者，也是《物种起源》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詹姆斯∙瓦特(蒸汽机之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化学家，发现了氧气的助燃作用和对呼吸的必要性)，马修∙博尔顿(瓦特的合伙人，蒸汽机制造商)，地质和矿物学家韦奇伍德(Wedgewood)，另外通信成员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这两位鼎鼎大名，就不用介绍了。
这群科学家和发明家经常在英国当时的工业中心伯明翰聚集，在一起做实验和讨论科学问题。而联系蒸汽机和瓷器的人，便是里面这位韦奇伍徳，他对现代瓷器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贡献。
话说到了18世纪中后期，中国在制造大众瓷器方面的优势也渐渐丧失了，欧洲各国都相继开始生产瓷器了。但是，即使如此，瓷器的制造依然停留在手工水平，将瓷器生产自动化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韦奇伍徳身上。
1781年，月光社的成员瓦特在另一面成员博尔顿的帮助下，制造出了从两边推动活塞的双动蒸汽机，又称万能蒸汽机，这种原理的蒸汽机一直用到了今天。1785年，瓦特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来博尔顿和瓦特合伙的公司将蒸汽机卖到了全世界，加上专利转让的收入，瓦特晚年非常富庶。但是，向全世界显示出这种蒸汽机威力的则是韦奇伍徳。
作为矿业家的韦奇伍徳，在英国找到了高岭土。
但是如何与欧洲大陆的国家在瓷器制造上竞争呢?韦奇伍徳近水楼台先得月，决定使用蒸汽机。经过对制作流程的改进和对工艺的改进，韦奇伍德首先将蒸汽机应用于瓷器的生产中，这带来了一个以前人们都不敢想的结果，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商品供大于求的情况。
蒸汽机的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瓷器的制造效率，而且不同批次的瓷器的品质都能得到保障。粘土的研磨和陶坯的制作等非常耗费人力的工序都被机器取代了。工匠们的职责分得很细，每个工种的技能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样，瓷器制造便第一次做到了质量和数量同时都能提高。而在此之前，增加数量总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韦奇伍德的后人继承了家族的瓷器业，并且在1812年发明了骨质瓷器(最早的骨质瓷器不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发明独立发明了英国的骨质瓷器)——他们将牛骨粉加到高岭土中，这样烧制出来的瓷器更加洁白，并因此发明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瓷器。
骨质瓷器比单纯用高岭土烧制的瓷器更结实，抗撞击力更强，因此可以做得更薄，甚至薄到半透明的状态。靠韦奇伍德等人的贡献，英国人只要花一个先令就能买到一件高品质的瓷器了。而在100年前，高品质的瓷器还只是王室和贵族的专用品。
瓷器的普及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老百姓的分盘用餐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每个家庭都买得起多套瓷器了。从韦奇伍德的时代开始，瓷器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供大于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个瓷器厂如果不能不断创新产品的样式、提升产品的品质，产品就没有人要了。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韦奇伍德瓷器工厂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营销观念。他在伦敦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展销厅，向市民们展示自己的新产品，这是今天的苹果店和各种品牌展销店的前身。在此之前，瓷器生产厂商都是从销售商那里接订单，然后照单加工，而韦奇伍德的做法让生产厂商能直接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瓷器的更新换代变得非常快。接下来，蒸气机被广泛应用于采矿、纺织和冶金。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制造”走向了全世界。
今天，韦奇伍徳瓷器依然是世界最高端的瓷器之一，一套英国造的四件西餐用的瓷器(大盘子，小盘子，浅碗和茶杯)需要200多美元。同样价位的瓷器有德国造的麦森瓷器和美国的Lenox瓷器。比它们更高档的，则是法国的手工瓷器。今天，世界高端瓷器市场基本上被欧美人把握，日本也占有一席之地。
英国人在瓷器上后来居上，靠的是率先使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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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纹饰瓷器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人们，对于不同的花也有着不同的情感，有人偏爱菊，有人偏爱莲，有人偏爱牡丹......聪明智慧的古人总是善于喜爱的事物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在古代瓷器表面看到各种各样花卉纹饰，其中牡丹纹饰就是中国瓷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花卉纹饰。
洛阳牡丹的声名最盛，每一年的四月，都有很多游客前往洛阳观赏牡丹。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牡丹寓意着富贵祥和，上至皇室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无不为之倾倒。牡丹纹饰作为一种广受追捧的装饰花纹，在古代被手工匠人广泛应用到各个方面，因此现如今古董收藏市场上并不难觅它的踪影。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从每个时代的牡丹纹饰瓷器上面，领略到牡丹迷人的风采。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阶级的人们，有着不一样的审美观念，这就导致了牡丹纹饰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不一。元朝时期的制瓷匠人常常在瓷器表面描绘戏珠牡丹；明朝时期的制瓷匠人常常在瓷器表面描绘缠枝牡丹；清朝早期的制瓷匠人常常在瓷器表面描绘双犄牡丹；清朝中期的制瓷匠人常常在瓷器表面描绘线描牡丹；清朝晚期的制瓷匠人常常在瓷器表面描绘饱满鲜艳的牡丹。
最早的牡丹纹饰瓷器出现在唐朝时期，在那个时候人们主要运用刻花、贴花、印花等技法来装饰瓷器表面。直到宋朝时期，牡丹纹饰瓷器才在民间渐渐流行起来，以磁州窑的白底黑花牡丹瓷器最受追捧。到了元朝时期，元青花的工艺发展得非常好，牡丹纹饰成为常见的元青花纹饰。到了明朝时期，牡丹纹饰才开始被应用到五彩瓷器和斗彩瓷器上面。到了清朝时期和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局势动荡，百姓苦不堪言，象征着富贵祥和的牡丹，寄寓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向往。于是牡丹纹饰瓷器更受欢迎，加上这个时期新创了一些工艺技法，牡丹纹饰瓷器的品种更加丰富。
牡丹纹饰是古代瓷器文化中的经典，牡丹纹饰瓷器兼具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现如今，牡丹纹饰瓷器在我国古董瓷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并不高，其更大大的收藏价值还需等待人们慢慢发掘。
红瓷的发展历程
特殊的陶瓷品种--红瓷
在中国古代，陶瓷的技艺是十分高超的，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水平，是中国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中国古代的陶瓷品种很多，除了白瓷、青瓷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品种，就是红瓷。红色在古代是最重要的颜色，象征着喜庆和吉祥。红瓷也有同样的寓意。红瓷颜色纯正，特别漂亮。那么，红瓷是起源是什么朝代，发展历程是什么呢？
开始期
虽然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到了唐代的晚期，才出现了红瓷。这是和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陶瓷技术的成熟离不开的。但是因为刚刚兴起，红瓷在唐代的技术特备不成熟，也达不到批量生产的程度，只是很少的成品。
成熟期
和青花瓷的发展类似，红瓷到了元朝，技术开始逐渐成熟。花纹也多了起来，器形的种类也比较多了。
鼎盛期
要说，红瓷发展的鼎盛，还是在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红瓷的颜色变换也多了起来，不再是一个颜色，而且各方面的技术也成熟，还采用了晕散等技术。明清时代的红瓷代表着红瓷的最高水平，技术上最成熟，产品的质量最好，成品也比较多。到了明清时期，红瓷已经可以批量进行生产了。
红瓷因为颜色好看，而且又是中国的传统颜色红色，有吉祥喜庆的含义，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唐代的红瓷因为年代久远，而且数量不多，因此到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了。现在大多数人收藏的都是明清代的红瓷。
青花瓷的发展历程
青花瓷的发展历程
周杰伦的一首歌以《青花瓷》命名，取得是青花瓷的意境。青花瓷是一种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的一种重要的品种。青花瓷的底是白色的，上面有一种青色的花，因此称为青花瓷。青花瓷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
开始期
青花瓷最初出现在唐朝。由于技术不成熟，青花瓷的质量并不是很好。整体看来，东西比较小，花纹也比较简单，大多为花草纹。
衰败期
虽然青花瓷在唐代开始兴起，但是到了宋朝并没有迎来繁荣时期，反倒不如唐朝。技术也没有大的进步，花纹还是以花草纹为主，典型的有菊花纹。还有一些物体形状的纹路，比如圆圈纹。
成熟期
经历了两个朝代的发展，到了元朝，青花瓷迎来了成熟期。现在收藏界也以收藏元青花为骄傲。因为元青花的技术最高，作品最优秀，所以元青花的收藏价值是最高的。相比较前两个朝代，到了元朝，青花瓷有了很大的突破，在体积上，有了比较大的器物；在花纹上，不再局限于花草，出现了人物、动物和植物。花纹特别丰富，而且技艺高超。元青花的花纹分为多个层次，但是整体看起来非常合理，不混乱。
经过了这么多年，元青花已经很少见了。
鼎盛期
到了明清时期，青花瓷的发展到鼎盛。最高成就是清初期的“五彩青花”。器物的种类上也比较丰富，涉及到生活用品的很多种，盘子、碗、花瓶、杯子等等。
窑变花釉的发展历程
窑变花釉的来历
在陶瓷釉料中，变化最多，色彩最丰富形态最复杂的，恐怕要算窑变花釉了。这种艺术釉有的象夕阳晚霞，有的象秋云春亿有的象大海怒持，有的象奔腾万马，有的象宝石，有的象大理石……真可以说是变幻无穷，琳琅满目。
这种窑变花釉最初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人们按一定配方制成某些釉林施在制品表面放入窑中一烧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颜色和形态。真想不到通过窑炉一瓶竟然变成了这么奇丽异常的独彩，在这种奇异的现象面前，当时的人们无法给以解汛甚至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名字来称呼这种变幻无穷的独彩。由于它是出乎人们意料外从窑炉烃挠中变化出来的，古人就干脆称它为“窑变”。
早在我国宋代，就已经出现了窑变花执《博物要览》(卷二)中谈到宋代的“官窑”、“哥窑”时，说道：“二窑烧出器皿，时有窑久……于本色汹(即釉字)外变色，或黄、或紫红、肖形可爱。”
特别是钩窑(河南禹县)的铜红釉，也就是所谓“钩红”，就是一种名闻中外的窑变花釉。钩红釉产品的特点是在通体天青色之中，实现出一些红色或紫红色的斑机变化万千引人遗想。古代诗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词句来赞美这种名釉。这种名贵的釉品在当时只供皇帝祭记时使用，故又称为“紫红”。
随着科学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人们对窑变花釉的认识逐步加深，由完全盲目听任自然摆布的必然王国逐渐进到有意识地创造、制作窑变花釉的自由王国。到清代雍正(1723—1736).乾隆(1736—1796)车间，景德镇制瓷工人已经有意识地仿制古代的窑变花釉了。这就说明，当时的瓷业工人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已经摸到了一些窑变花釉的规律。如果没有摸到一些规律，是不可能仿造的。当时督造陶瓷器的内务府员外朗庚英在他的《陶成纪事碑记》中说：“均釉仿内发旧器”’“新得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仿油绿釉，系内发窑变旧器，色如碧玉，光彩中斑驳古雅。”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瓷业战线捷报频传，不仅继承、仿制了许多古代名釉产品，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新的窑变花釉，例如景德镇的乌金花釉、虎斑釉，唐山的大理石釉、河北邯郸仿磁州窑花釉、湖南湘潭的仿乌金釉等等。
窑变花釉的制造方氏一级是在燃烧后的形釉瓷胎或经过素烧的无釉压体上，先施以某种颜色的底釉，然后再用致种不同的颜色釉通过各种不同的办法(喷釉、涂釉、刷釉、轮釉、澜釉)施在底釉上，从而使各种团色釉相互交偌，在烧成过程中融混在一起，自然地形成各种美屈的色彩、纹样。窑变花釉的艺术效果决定于各种器皿的造型、色釉相互之间的关系、施袖方法、烧成条件等等。
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历程
陶瓷是我国古代最神奇的发明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陶瓷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陶瓷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最早以彩陶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千百年来，除了作日常使用的器物之外，作祭祀使用的器物也发展得非常快。到了汉朝早期，中国烧造工艺水准大有提高，采用的原料不再拘泥于玉料和和金属，质地坚硬的釉陶开始广泛流传开来，陶器烧造技艺有了明显的发展，“瓷”字至此在我国流行起来。
唐代是我国制瓷工艺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阶段，烧造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生产了不少精致的陶瓷。历史资料记载了景德镇窑烧出了精美的白瓷，甚至有“假玉器”之称，由此可见其在人们心目中有多精美。前些年，专家学者在景德镇发现两处唐代瓷器大型窑址，并且进行了长达数月地挖掘，出土了不少具有考古价值的唐代瓷器。
宋代除了五大名窑之外，还有不少优秀的窑口。陶瓷品种愈来愈多，并且开始大规模地销往海外。在当时宋代真宗皇帝处于对景德镇瓷器的喜爱,就把自己的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就这样原来的昌南镇摇身一变成了景德镇，景德镇瓷器从此开始扬名海内外。
元代以来，枢府窑备受重视，景德镇渐渐发展成了全国制瓷产业的龙头，声名远播四方。元代枢府窑烧造出来的白瓷和釉下蓝色纹饰相辅相成，青花瓷开始崛起，远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备受人们的追捧和青睐。
明代以来，景德镇制瓷业不仅延续了昔日的风光，并且在工艺技术上不断进取，烧造水准达到了一个高峰。
清代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仍然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清三代”时期独占鳌头，烧造水平当世无敌。在中后期，受到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景德镇制瓷业渐渐走向了低迷，工艺水平大不如前，只在光绪时期有过一丝回光返照的迹象。
景德镇陶瓷以独特的艺术风格称著于世，青花瓷是其中声名最盛。虽然不少国人对瓷器知之甚少，但是一提起瓷器他们就会想到景德镇，由此可见景德镇是当之无愧的千年瓷都。
明山水纹瓷器发展历程及收藏价格
将中国传统国画中的山水纹技法运用于瓷器上的山水纹瓷器是很有代表性的，特别是在明代青花瓷中，山水纹技法体现得尤为出色，将这两种艺术融合得非常完美。所以在明代瓷器中，以山水纹为主题的瓷器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么明代山水纹瓷器是如何发展的呢？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中国传统山水纹是非常强调“意境”的，所以最开始的山水纹瓷器还没有到达艺术品的高度。特别是明前期，此时山水纹技法的神韵还没有在瓷器上很好地展现出来，意境这一元素还远远没有被重视起来。所以明前期的山水纹瓷器还不能被称作真正以山水纹为主题的瓷器，因为次时代的山水仅仅是作为画面留白处的填充或者是人物的背景等，并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主题门类，并且从其技法上来说，也还停留在最基础的勾线、填色等阶段，没有进行艺术的纵深。
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山水纹瓷器的发展突飞猛进。在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中，出现了很多真正以山水为主题的瓷器，虽然这一时期的山水纹中仍然有人物的出现，但是山水往往是作为主角的。并且这一时期山水纹的技法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在环绕瓷器的群山、流云等景物的表现上，更加自如、随性，充满灵韵，而在点缀的松、竹、庙宇、亭台楼阁等景物细节上的表现也已经较为精细了，勾刻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而在明代后期的山水纹瓷器中，开始展现出文人山水“意境”的气韵，在这一时期，对于山水的层次、布局、形态都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描绘山的远、近，水的深、浅时，层次感非常分明，是明后期山水纹瓷器的一大特点，较之前整体画面的留白也增加了。同时其中还流露出了画师的个人艺术情趣与审美趋向，比如在山水的结构与线条上，更加随性、灵动，富于变化，山与云的组合也或多或少有个人艺术特色在其中，所以明晚期的山水纹瓷器已有了“意境”的出现。
同时，明山水纹瓷器的精品，多出自民窑。因为在民窑中山水纹的表达更生动、图案也更精美，在线条的勾勒上，重简不重繁，同时山水的组合也开始更新，有虚有实，生动自然。所以在鉴赏明山水纹瓷器时，要注意其发展过程，从前期的背景作用到崇祯朝形成山水纹主题瓷器再到后期臻于完善，山水纹技法运用得更为纯熟，而画面也愈发富有层次。
淄博窑的发展历程与作品鉴赏
在北方民间窑中，淄博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对象，不仅形成年代久远，是我国古陶瓷的生产发源地之一，烧造器物数量巨大且对人民生活影响广泛，即使直到今天也还是我国八大陶瓷生产区之一。
如果从陶土器物的烧造开始计算，淄博窑的历史可以延伸到距今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彼时的今淄博地区人民就已经开始利用陶土烧制罐、釜、钵、碗盆等生活用具了。此时的陶器具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特征，烧造用陶土一般不经淘洗，烧制温度也不高，因此成品表面颜色斑驳不均，陶色多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
从夏商到两晋时期，淄博窑受到岳石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成品的岳石文化特征比较浓厚，器胎厚重，常见罐、盆、尊、蘑菇钮器盖等，也有部分鼎、盂、钵、舟形器等；在造型上常见子母口及叠唇，流行卷沿卷领，纹饰以黑陶衣和划纹为主，也见少量彩绘。
而淄博窑真正的瓷器烧制，是从北魏年间开始的，最早烧造的是青釉瓷。北魏到隋朝，可以看做是淄博窑烧造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的淄博窑瓷器胎体呈灰白色，胎质紧密，而釉大致分三种，一种是层厚、面光洁、淡青褐色的釉；另一种釉呈透明玻璃体，颜色为淡青；最后一种是黑釉，但颜色不纯，这个时期属于少见器类。从种类来说，一般多见碗盆、杯、罐、盒、瓶等，杯和碗底常是饼底或内凹底。
唐和宋金时期，可以看做淄博窑烧造的繁荣和鼎盛时期。在唐代，淄博窑的发展又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仍无较大进步，器型多见碗盆、罐、杯等，样式单一，釉面不均；第二个阶段是以黑釉为主，辅以青釉、酱色釉等，但釉色不纯，胎体较厚，器型改变不大；最后一个阶段较之以前，釉色纯度有显然增加，罐和碗一类的器型变化较大，施釉程度基本保持同前期一样的外施半釉或近底部无釉的做法。
经过唐的奠基，宋朝时的淄博窑瓷器制作就比较成熟了。五代到北宋初期，淄博窑主要烧造白釉器，白釉普遍泛灰或乳黄色，外施化妆土，也有少量青釉瓷。此时的器物还是比较简单，胎体以红胎为主，变得相对轻薄，多数器仍然外施半釉或者近底无釉。到了宋中晚期，淄博窑白釉器的釉色纯度就比较高了，各种器物的造型也出现较多变化，在装饰技法上出现了剔花和划花手法，但是图案仍然比较简单，如蔓草纹等。
宋金时期的淄博窑出产瓷器数量是很大的，除了白釉瓷，还有黑釉瓷、白地黑花瓷、三彩瓷、红绿彩瓷、青瓷等，这些器物普遍造型古朴，气韵典雅，其中也不乏一些绝佳精品，甚至用作宫廷器物，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宋代从南北议和以后，淮河以北包括淄博窑在内，都交给金人管理，因此淄博窑的生产也受到一定影响，整体制作工艺略为粗糙。比如这里有一件价值1.5万元的金代淄博窑褐釉印花盘，虽然釉面长时间氧化，但是可以看到它依旧光鲜亮丽，褐色釉面散发着古韵遗风，即使经济价值有限但文物价值巨大。这就是典型的金人管理以后的淄博窑生产的褐釉器物，严格来讲它不算瓷器，而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一种器物。
淄博窑在元代也还有延续，明清时期就衰落了。因此目前市面上可以流通的淄博窑器物中，仍是以宋金时代的物件价格见长。比如今年7月，西冷拍卖拍出的一件宋代-淄博窑黑釉线条壶，成交价还比较喜人，为25.3万元。2015年在保利香港2015夏拍会上，也拍出过一件金代的淄博窑线条罐，成交价还要高一些，为70.8万元，到今天的市场应该也还有所增值。
瓷质供器发展历程初探
自古以来，中国上至皇家，下至平民均有进供物品于寺庙及道观的传统。虽然，民间进供的物品在种类、数量及精美程度上无法与皇家媲美，但这些进供物品却也是多样化的，在《供养仪式》中记载：“凡所供养物，……其供养器皆用金银铜铁瓷等。余者悉不堪用。”因此，在平民百姓所进供的器皿中，瓷质器皿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为此，陶瓷界将这类瓷质器皿称这之为供器。
目前，陶瓷界赋予供器的定义是出自于供器上的铭文，即供养款。我们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能发现，众多的词目中并无“供器”一词。但却有“供养款”的详细解释，而“供器”一词在其中则扮演附属品的角色。词目中写道：“供养款 刻划或书写于宗教信徒订烧施舍给寺观的供器上的款识”。虽然，词目中并未对供器做出正面的解释，但从供养款的词目中已间接地说明问题。另外，再看宗教界对供器的定义。在佛教中共有三种供养形式，其中佛前供器属于恭敬供养。这类供器由花瓶、香炉、烛台三种器皿组成，称为三足具，是佛教供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形式。而在道教中，称为“供具”为道教仪式名词，即斋器。这种器皿是用以盛放奉献与神前的供品，如用以香供养、花供养、灯供养、水供养等。综合以上的说法，我的看法为凡是宗教信徒所购买，并用以施舍、供养及庄严于神灵的器皿就应称之为供器。
现在各界对于供器的研究还是处于初步阶段。陶瓷界对供器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供养款，这方面的研究共有四点。
1．铭文及相关器物的综述性介绍，包括铭文的发展、题写方法、字体、内容种类等。如李正中、朱裕平著的《中国古瓷铭文》，孙彦、张健、万金丽著的《中国历代陶瓷题记》，吕成龙著的《中国古陶瓷款识》等。
2．通过铭文的题写格式、位置、笔法、内容等来鉴定器物的真伪。而对于隐藏在各时代铭文背后的信息，则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做些简略的分析。如《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等。
3．某一时期或某一瓷器品种铭文的浅析。如叶佩兰的《明清瓷器款识浅析》，陆明华的《历代青花瓷器款识综述》等。
4．供器或推测为供器的介绍性文章。如赵明璟的《明代青花瓷香炉综述》，胡雁溪的《明成化携琴访友图筒炉》，高阿深的《宋元明瓷炉简论》等。
另外，供器所依附的宗教领域对此的研究还是非常的有限，主要见于宗教方面的工具书，供器为词目之一。如《佛具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等。此外，还有《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
据此可知，对于供器的研究仅以供养款的综述性介绍为主。至于隐藏在供器背后的信息（如社会习俗），也只在介绍铭文的种类时做出些简略的分析。其中，针对供器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得知前人仅仅只对器物的表面进行解释及相关资料的归类。
在瓷质供器的研究中必会提出两方面的疑问：一是供奉瓷质供器之思想观念的起源。二是瓷质供器的出现与发展状况。本文将尝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供奉的思想观念之起源
人们为神灵付出的一切事物，包括供奉供器，主要目的在于向神灵祈求想要得到的一切。此思想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供养款的内涵。当时石窟中的石刻与彩绘均清楚地记载了供养款。这些供养款的内容与瓷质供器的具相似性。大致上而言，前者的内容包括日期、供养人姓名及祈求事项；而后者则为日期、供养人姓名、祈求事项、供养地点、器物名称及数量。
（二）祈求事项。从南朝开始，供养款的内容具有广阔的涵盖面，包括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的事物。这可从历代的石窟、石刻、经书、牙牌、铜镜等找到答案。如石刻铭文云：“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士、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障碍。愿三宝（应）诸夫者自（身）。”铜镜题记：“女弟子陆七娘敬舍大（镜）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清吉□诸□□眷属团圆身富清健□再□供养降建（建隆之误）二年三月日题。”、龛像中的题记：’清信奉佛弟子刘□，王韦，……合舍宝财，共成胜事，家门适吉，人□平安者，嘉靖已亥九月重阳日立。”等。尽管南朝至元代祈求款的题写媒介不断的多元化，但其内容仍然是身后世界与现在世界同时存在，只是前者的数量略多。至明代，石窟中的祈求事项之内容已与资质供器上的相同，即祈求事项均为现在世界的事物。也就是说，相同的祈求事项显现出两者在此思想观念上的衔接点。这无疑说明了两者供奉事物的思想观念是有一定的承接关系。
（三）地宫。下文提及的北魏地宫出土的各种供物。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将前者作视为后者的萌芽阶段。
综上，石窟、石刻与彩绘的供奉形式与各种材质的供器一直并存至明代。到了明代前者出现了衰退的现象，而后者特别是瓷质供器则迎来了兴盛期，并延续至清代。
二、供器的起源及瓷器供器的发展历程
在漫长的供器发展历史中，民间供器可分为两种，不带供养款及带供养款。
（一）不带供养款的供器——供器的出现
目前，五代以前民间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其可考资料非常有限。而皇家供器相对而言则较可靠。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了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并出土了一批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值得注意的事，是在石室中发现了石碑《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账》。此石碑是地宫供奉之物的帐目。碑文中记载，这批物品为唐懿宗“恩赐”及唐僖宗“新恩赐”。重点就在于“恩赐”一词的含意。我认为“恩赐”也就是赠送及施舍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此词仅能用于帝王对臣下的馈赠，而“施舍”则适用于民间。也就是说，这批地宫内出土的器物具备了供器的性质，有异于一般的供器只是供养者的身份。由于古代统治阶层的很多方面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间，特别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而历代民间又有“上行下郊”的传统风气。故此，这种供奉供器的风气必定也流行于民间。因而，在此将把皇家供器作为了解当时民间供器的前奏。
1．北魏至隋代的供器——其他材质供器的出现
皇家供器可追述至北魏时期。定县北魏塔为孝文帝在太行五年发愿修建。此塔基内出土了装有舍利的小葫芦玻璃瓶。此外，还有“七宝”（由玻璃、玛瑙、水晶、红宝石、珊瑚、珍珠组成的串饰和铜钱、波斯银币）、金耳坠、铜钵等一同施入。至隋仁寿四年，隋文帝下命修建舍利塔于宜州宜君县，为神德寺塔。舍利装在铜盒内，一起埋入的还有铜净瓶及“七宝”（金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铜钱和波斯银币）等。虽然北魏至隋代的地宫内未出土瓷器，但以与舍利一同埋入的物件来看，“供奉供器于神”的思想与传统已经逐步形成，只是到了唐代地宫才开始施入瓷质供器。
2．唐至宋代的供器——瓷质供器的滥觞。
唐代法门寺地宫封闭于874年（咸通十五年）。从中出土的皇室供器包括16件瓷器。其中，黄釉银棱金银平脱瓷器2件，青瓷12件，白瓷2件。以器物种类而言，共有碗、盘、碟、瓶四种。碗多为撇口；盘、碟的造型以花口居多，而瓶则有八棱长颈瓶及小口葫芦形瓶。盘碟及瓶均以造型取胜。建于五代末北宋初的苏州虎丘云岩寺，于1956年被修理人员发现塔内第二层的中间部分藏有石函、经卷、灰陶、瓷器、钱币等。灰陶为一件碗形香炉，香炉内插放檀香木香一枝，被置于石函的盖顶上。而瓷器则为两件青瓷碗，一件碗内有油垢，并在其中放置油盏，其所处位置为石函的前方，即南面；另一件碗则无油盏，但积垢却与前者相同，位于石函的后方，即北面。以上两件青瓷碗均离石函一米。这三件陶瓷供器有意识的排列方式，反映出当时供奉供器的意识及形式已经比前代更为明显及讲究。其第三层发现的文物有石函、铁铸金涂塔、铜镜、铜钱、瓷器等。但瓷器仅有一件越窑青瓷莲花连座碗。此碗釉色温润，为越窑精品。从各种器物及记载表明，云岩寺内的物品为当时民间信徒所供养。北宋期间，有两座佛教地宫出土的瓷器可作为参考。次是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最后一次迁葬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此地宫中共出土了金、银、瓷器、串饰、铜钱、丝织品等。其中，瓷器有115件，大部分生产于北宋早期的定窑。此外，还有五代耀州窑的产品。这些器皿种类繁多，有杯、盘、高足盘、洗、瓶、净瓶、盒、双耳炉、海螺等，而且造型变化多端。装饰技法则以贴塑占大多数，此外还有刻花、划花、点彩等。令人瞩目的是许多瓷器在底部均刻有“官”字，为官窑定瓷。由于宋代官窑定瓷只供上层社会使用，地宫中能有这样大量的官窑产品，说明供奉人大多是当时的达官显贵。第二次是河北定州净众院地宫则施于至道元年（995年）。地宫共整理出银器、瓷器、石刻及少量的铜器、琉璃，共计106件。瓷器有55件，全为北宋早期定瓷。器物类型有盖瓶、净瓶、长颈瓶、舍利瓶、盖盒、银等。装饰手法为印花、刻花、划花、堆贴等。虽然静志寺塔基地宫内的瓷器数量及种类比净众院地宫多，但前者定瓷的质量不及后者。后者的瓷器制作工艺更加精巧，釉色更加莹润。此外，还有一座位于吉林省农安县的金代（北宋末年）万金塔基地宫。地宫内有舍利盒、瓷器、铜镜、铜钱、纺织品等。瓷器共有11件，胎较薄，但大部分发色不佳。这些瓷器品种共有青白瓷及白瓷两种。此外，器型种类很少，有碗、浅腹小碗及碟；装饰手法仅有刻划花。从这些瓷器及其他供养物品的质地、品质及数量来看，推断这座地宫内的供器为平民所供养。
通过以上的说明，得知唐代供器的品种以单色釉为主，器形及装饰手法单调。此类器物发展至宋代，器物类型已经明显增多。其中，更出现了后来民间供器中必不可少的香炉。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的供器是以碗作为基本器皿。而这些碗是否是净水碗的前身还须要进一步的探讨。此外，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唐宋时期的供器已出现了瓶。其中，净水瓶是宋代的主要供器之一。但当时的瓶还未有成对供奉的形式。因此，在供器的内涵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可视此时为民间供器初露端倪的时期。
总而言之，民间瓷质供器出现的时间应早于唐代，并一直延续至清代。由于无铭文记载，此类器物提供的信息不明确，所以往往容易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相混淆。此外，民间供器容易因为种种历史因素，而无法记载及保存下来。在此前提下，推测其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带供养款的供器。
（二）带供养款的供器——供器的定型
由于许多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如香炉、花瓶、烛台等，它们除了是供器以外，还能有多种使用功能。例如古代文人使用香炉焚香；人们因生活中的审美需求，而使用花瓶插放花卉等。因此，从这些器皿本身不易辨别出其是否为供器。在此前提下，研究确切且可靠的民间供器的历史只能以带供养款的供器作为探讨问题的切入点。
1．明代以前带供养款的供器
从现存器物来看，带供养款的供器最早出现于五代，共有两件，均为青瓷。一件为现藏于浙江考古所的青瓷花口碗，碗内壁刻有供养款“□子吴徒初舍入风林庙供养”。另一件供器则出土于寺龙口越窑窑址，其供养款为“弟子朱仁厚舍入庙”。这个时期供器上开始出现了“供养”及“舍”的词语，说明它们的功用比唐代瓷质供器更为明确。此外，供养款的内容已出现供养人的姓名及供养地点，具备了供养款的基本结构。
宋代供养款内容简略，一般祈求事项少，没有供养人的居住地址及供器名称、数量。如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碗，外底部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月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供养舍利。”、越窑青釉熏炉内墨书：“咸平元年茂（戊）戍十一月廿四日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供养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光。”、磁州窑白釉罐上题记：“阿弥陀佛，天禧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等。但也有少量的宋代供器是例外，其供养款内容较为完备。目前，此类器物只有两件。第一件器皿出土于四川彭县堋口乡的金山寺，为一件六出口釉碗。其外壁刻划供养款“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敬）盏，供献售（受）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另一件供器为1954年征集于安徽萧县白土镇的金代乳黄釉瓶，刻有款识“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通过以上两件供器，得知供养款关于供器名称及数量的记载初见于宋代。另一方面，也由此反映出此时带供养与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具有共同点，即供器的器物类还未形成固定形式，也就是说，三足具的组合形式未正式确定。而且两者的常见器型均为碗、碟、薰炉、瓶及罐。在这段时间里，重要的是在金代出现了后世常见的供器组合形式，即“花瓶一对”。从此供器的组合形式步入了定型阶段。
至元代，供器上的供养款内容则比宋代来得详细，内容大致上包括日期、供养人的姓名及住址、供养地点、祈求事项及供器的名称与数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在瓶的颈部楷书题记“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北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拱。此外，还有一件龙泉窑青瓷大瓶，瓶上刻“括苍剑川流山万安社，居奉三宝弟子张进成烧造大花瓶壹双，舍入觉林院大法堂佛前，永充供养，祈福保安，家门吉庆者。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供器发展至元代，不管是其组合形式，还是供养款的内容，已形成了独特且固定的模式。就以供器的组合形式而言，元代不仅是继承了以往的传统，而且还出现了香炉及花瓶的新搭配。而在供养款的内容及模式上，元代的供养款具备了供奉的详细资料。不难发现，后来的明清两代供器就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总体而言，五代带供养款的供器仅见于越窑青瓷；宋代则有越窑青瓷、定窑白瓷、磁州窑白瓷及彭县瓷峰窑白瓷。这两个时期供养款的题写手法以刻划于器身及墨书于器底为多。至元代，带供养款的供器主要见于景德镇窑青花瓷及龙泉窑青瓷，以书写及刻划款识于器身为主。以器型而言，五代至宋代以碗、碟最常见；元代则为瓶。至于供器的组合形式，五代至宋为其不稳定期；从金代开始逐渐定型；元代已经步入成熟期。
2．明代带供养款的供器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明代带供养款的供器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目前的存世数量为三十七件。此类器皿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但此时至隆庆年间的供器数量不多。而其兴盛期为明晚期，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占了总数的65%。
从供器上的供养款得知，明代的供器有香炉、钵、净水瓶、花瓶及烛台。其中，以香炉的数量最多。另一方面，随着青花瓷器受到民间的广泛欢迎，其他种类的瓷器逐渐退至次要的位置。此时的供器以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为主，而龙泉青瓷只占了10%。此外，还有少量的釉里红及黑釉瓷。此纹饰而言，龙纹居首，还有山水人物、八仙、罗汉、麒麟、牡丹、莲花等纹样。而供养款的题写手法以刻划及书写于器身为主。
明代中期以后，大部分此类供器在供养款的内容上，仍然延续了元代的风格，其中略有变化的共有两点：（1）供养款中的祈求事项之内容较为丰富。（2）器皿的组合形式多样化。前者有正德青釉三足炉，载“处州府丽水县东邻信土陈锷，发心喜舍香炉十个，奉入六和寺中观音圣前供养，祈保亲寿命□，自身夫妻偕老，家门迪吉，子孙茂盛，功归有地，福有祈归者，正德丁丑桂月中旬造。”、万历青花云龙瓶，题款“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敬造大宝花瓶壹副在于泰山顶上娘娘御前恭还供奉，专保父亲程珊寿命延长，兄时恭弟时启合门皆吉及自己买卖往回平安，百事遂意，福有攸归。万历已亥年孟秋月吉日书，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信士程时振施舍”等。后者有“舍花瓶乙对”、“砻头著瓶及炉瓶壹副”、“磁炉瓶三副”、“喜奉御香炉花瓶烛台一副”等。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组合与呈现形式，分别为：成对的花瓶或香炉及净水瓶；五供或香炉与花瓶一对组合。
明代供养款的内容，一般包括日期、供养人姓名、祈求事项、供养地点、器物名称及数量。由于内容相对而言的完整及信息丰富是其特点，人们可通过这些供养款了解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字、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是解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3．清代带供养款的供器
由于清初受到明末的影响，带供养款的供器以顺治、康熙两朝最为常见，雍正、乾隆以后开始逐渐减沙。清代的此类供器与明代一样，还是以青花瓷为主。此外，还有少量的白瓷、青瓷、孔雀绿等。供养款常见的题写手法为书写于器身。至于供器的器型及组合形式，则有“净水碗一座（或一幅）”、“炉一座”、“瓶一对”、“炉瓶一副”及“五供”（即一座香炉、一对花觚、一堆烛台）。清代五供以景德镇督陶官唐英烧制的最具代表性，他先后烧造了至少五套供器。
在供养款的内容方面，清初的供器只有个别少量的器皿仍带有明代的遗风，如青花云龙纹香炉，题款“江南徽州府歙县信士黄道浚，喜助济宁州三教堂香炉四座永远供奉，祀求江湖清吉，福有攸归。大清顺治乙末年孟秋月置造“等。而此时大部分的供养款已有简化的趋势，这种衰退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总体而言，清代供养款部分仍保留供养的日期、地点及供器的名称与数量的记载。而供养款内容的简化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祈求事项减少，或甚至没有祈求事项。例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青花云龙净水瓶，供养款为“皇帝万岁万万岁，弟子蒋文煜供奉，甲午仲秋吉旦。”中国文物总店藏的青花云龙香炉，载“顺治十七年夏日喜舍炉壹座，临清丹信士张文海妻王氏小良”；上海博物馆的青花双龙纹炉，题记“信士弟子张文锦许奉敬太白老爷座前香炉供奉雍正八年日吉祈保生意大顺”等。另一方面以往供养人所重视的姓名记载已不见于部分器物上。此类供器有“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月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普济庵观音大士座前永远供奉康熙四十六年夏月吉日立”，“道光戊戌年秋月谷日，潮阳庙福坐座前，沐恩弟子敬奉”，“宣统二年，庆寿庵大佛座前，仲秋月立”等。
小结
据以上资料显示，供奉的思想观念始于南北朝，但未出现瓷器。直到唐代法门寺地宫发现瓷质的碗、盘、瓶等供器，才证明瓷器开始以供角色出现。也就是说，这些瓷质供器是凭着地宫的功能与性质来说明身份。而五代至清代带供养款的供器是可通过明确的铭文资料具体考证的。由此可知，不带供养款的供器出现的时间比带供养款的供器早，而且前者发展至五代便开始与后者并存直至清代。
此外，从以上供器的简史中得知，供奉供器是信徒表现虔诚程度的方式之一。而这种方式很可能始于北魏的佛教界。到宋元时期，从带供养款的供器才反映出道教领域也开始出现这种供奉形式。这一说法仅根据以上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推测，所以仍需进一步加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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