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瓷砖。
看看家里的摆件，竟然是宋瓷！
清末民初，广州有个收藏家许守白，喜欢收藏瓷器，尤其喜欢收藏宋瓷。他说，中国制造以瓷器为第一，历代瓷器又以宋瓷为第一。
老许说得没错，宋代制瓷工艺确实很发达，宋瓷在古玩市场上确实很受推崇。可是如果您回到宋朝请客吃饭，如果您想在宋朝客人面前摆阔，餐桌上可千万不要出现瓷器，哪怕是再精美的瓷器，哪怕是地地道道的宋瓷，也不要摆到餐桌上去。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近现代人把宋瓷当宝贝，可是宋朝人却不把宋瓷看在眼里。事实上宋朝人不把任何一朝的瓷器看在眼里。宋朝人也玩收藏，他们收藏字画，收藏古玉，收藏钟鼎，收藏青铜器，就是不收藏瓷器。在他们心目中，不管哪个朝代的瓷器，都只是一种生活用品，而且是相当廉价的生活用品。
想知道瓷器在宋朝有多么廉价，看看出土的宋瓷就知道了。河北出土过宋朝的白釉刻花莲瓣碗，碗底刻着售价“叁拾文足陌”；福建出土过宋朝的褐釉瓷瓜楞盖碗，盖底也刻着售价“叁拾文”。这两样瓷器拿去拍卖，都是上亿的价钱，在宋朝只卖三十文罢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秋天，三十文只在京城开封买一斗小麦(参见《西塘集》卷一《开仓粜米》)。
可能正是因为瓷器便宜，所以宋朝的贵族和有钱人对瓷器并不喜爱。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贵族和有钱人对瓷器并不喜爱，所以瓷器在宋朝才特别便宜。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瓷杯、瓷碗、瓷碟、瓷盘这些最常见的瓷质餐具在宋朝宫廷里并不常见，在宋朝的大饭店里也不受待见。《东京梦华录》罗列北宋宫廷餐具，只提各种各样的金银器，最次的就是红漆木盘，瓷器一个都没有。《夷坚志》描绘南宋小康之家招待宾客所用的酒具：“手捧漆盘，盘中盛果馔，别用一银杯贮酒。”坚决不用瓷器。开封府州桥下有一个王家酒楼，招待顾客分三六九等，最上等用金盘盛菜，其次用银盘盛菜，再次用木盘盛菜，最差才用白瓷盘(参见《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2月第1版)。
既然贵族和有钱人都瞧不起瓷器，那宋朝制造的瓷器都卖给谁去呢？一是卖给买不起金银器和漆器的穷人，二是出口给没见过世面的外国人。穷人很多，外国人也很多，所以几大名窑仍然是生意兴隆，招财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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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潜伏”景德镇七年，探得了瓷器制造的秘密，并在1712年写成报告寄回了欧洲，从此瓷器的制作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图为法国的瓷器厂。（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是夏洛腾堡宫（CharlottenburgPalace），这个宫殿以有一个用共计六吨琥珀装饰起来的、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琥珀房（AmberRoom）”而闻名，其实这个宫殿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房间叫瓷器阁（Porcelaincabinet，room95），里面收藏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方瓷器，经过了多次战火，现在瓷器阁里还有2700件藏品，其中收藏的中国瓷器大多数为康熙年间的。
一般都说造纸、指南针、火药和雕版印刷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实除了造纸之外，其他三种都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真正不存在任何争议的中国原创是瓷器和丝绸，特别是瓷器，比丝绸更加珍贵。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
顺便说一句，千万不能拿外国人管瓷器叫“china”来作为瓷器是中国原创的证据，外国人管漆器叫什么知道吗？叫“japan”，可是漆器也是中国的原创，只不过日本产的漆器的品质更佳，受到欧洲人的欢迎，而得到了“japan”这个别名。
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gold）”，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欧洲最穷，几乎拿不出什么可以和别人进行交换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在欧洲找瓷器比较容易的地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荷兰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做买卖的，买卖人有钱。
这就是夏洛腾堡宫的历代主人们热衷于收集来自东方的瓷器的原因。
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德国人是最早知道咖啡的欧洲人，一位奥格斯堡（Augsburg）的医生和植物学家荷沃夫（LeonhartRauwolff）早在1573年去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东方旅行时就知道了咖啡，在1582出版的《荷沃夫游记》（Rauwolf"sTravels）里，荷沃夫就已经告诉了欧洲人这种盛在瓷器杯里端出来的饮料。但德国人真正开始喝这种传说中的饮料，是很久很久之后。这个“很久很久”到底有多久呢？在同为欧洲人的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已经喝了一百多年咖啡之后的18世纪初！
当然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信息和物流都不太通畅，但就算是从法国或者奥地利爬着去德国，也用不着一百多年啊！德国人喝不上咖啡并不是因为当时交通物流和信息系统的落后，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德国人很穷，喝不起。
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有一句很愤青的名言：“当别人在忙着瓜分陆地和海洋时，我们只是在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还没有从殖民地抢过东西的德国，比起有殖民地的国家，显得穷酸多了。
这不，德国人刚开始喝咖啡，德皇腓特烈二世，也就是被后人尊为腓特烈大帝的那位就开始紧张了。伟大的腓特烈大帝在面对咖啡时没有了“大帝”的风度，甚至还有点狗屁倒灶，没办法，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咖啡是一种古怪的饮料，曾经的开罗当局出于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出于“维稳”的考量，曾经的中国出于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立场，都禁过咖啡，但腓特烈大帝禁咖啡的理由则与众不同：德国太穷了，没有闲钱给人瞎糟蹋来喝那种古怪饮料。德国不出产咖啡，那是要花硬通货去买的。
于是，当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奥地利人等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在悠闲地品尝咖啡的时候，苦逼的德国人却在易北河边离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不远的一个叫“迈森”（Meissen）的地方辛勤劳动，别人喝咖啡，德国人做别人喝咖啡的杯子卖。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虽然那时的欧洲不出产瓷器，但并不是说不出产其他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器皿，比如陶器、玻璃和琉璃什么的，欧洲人都能够制造，在欧洲人看来，做瓷器也就是多试几次的事情罢了。于是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原因很可能是德国人更适应这种筛选工艺的寂寞，现在德国人在制造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人率先在欧洲制造出了瓷器，图为迈森地方出产的茶具，约1720年。（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至于第一位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的德国人到底是一位叫契恩豪斯（EhrenfriedWalthervonTschirnhaus）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叫波特格（JohannFriedrichBttger）的炼金术士，一直有争论。现在一般都认为是契恩豪斯的证据更加充分一些，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为萨克森选侯奥古斯特二世服务的，反正萨克森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了真正的坚硬、洁白、富有光泽的瓷器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当然，也有英国人宣称他们早在1683年就已经制造成功了瓷器，但是那种说法没有被广泛认可，因为迈森从1708年开始就成规模地生产瓷器，英国人要到18世纪中期之后才这样生产瓷器。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SocietyofJesus）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使得德国人的保密措施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耶稣会”不陌生，这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会派。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叫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的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据说他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给康熙皇上进献了法国葡萄酒，康熙一得意，下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老在陶瓷作坊和窑厂传教有什么古怪了。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但复杂的是，耶稣会公开了所得到的产业机密，并不是单纯地用来为自己获利，这就使得对殷弘绪的评价有点困难。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china），成为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宋代哥窑瓷器的未解之谜
有这样一种瓷器，它的美丽叫人惊叹，它的名字充满传奇，它叫做——哥窑。关于哥窑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由于柴窑被传为五代所烧;故后世只列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
岁月的流逝带走了太多东西，所以当我们得以从那些传世的古玩身上隐约窥见一星半点的历史时，那种凝视总是显得特别珍贵。在流传至今的宋代瓷器中，哥窑的瓷器大概要算是引起人们最多遐想的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宫廷收藏哥窑名瓷，再加上流散在海内外的，已知有记载的，总数也不过300件左右，以至于个别哥窑瓷器破损的残片也被视为至宝，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哥窑圆洗底部的破损残片。哥窑瓷器之名贵，由此可见一斑。时间的流逝让哥窑烧制的工艺成为难以破解的谜底，只留下了那一件件瓷器穿越漫长的时空，引起人们无限的追问和猜想。
哥窑名称之谜
哥窑的窑址具体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没有确切定论。而关于哥窑名称的来历，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哥窑之名，在宋代文献中未能查到，在元代《至正直记》中始有哥窑的说法。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解释说：“哥窑，宋处州龙泉县人，章氏兄弟均善冶瓷业，兄名生一，当时别其名曰哥窑，其胎质细，坚，体重，多裂纹，即开片也。”这就是说，南宋处州龙泉县(今属浙江省)有章姓兄弟俩以烧瓷为业，哥哥章生一烧的瓷器以胎细质坚、断裂开片为特色，因而被命名为哥窑。
而弟弟烧制的瓷器叫“弟窑”，也叫龙泉窑。1956年以来在龙泉县的考古发掘，即发现了黑胎青釉、细丝片纹的龙泉青瓷。但人们对这一说法却仍有怀疑，因为传世的宋代哥窑，琢器造型多仿青铜器，俨然为宫廷用瓷样式，按理应该出自官窑;而如上所述，章生一的哥窑显然只是民间私窑。
另一种说法是，哥窑是南宋皇帝在偏安江南时，仿造其皇兄建造官窑的形制，在江南建立了南宋官窑，因为是学着哥哥的样子建造的窑，所以被叫做“哥哥窑”。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中记载道：“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今亦少有”。
意思是说哥哥窑的瓷器，是南宋哥哥窑生产出来的，器物青色的釉面上开有浓淡不一的纹片，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今天已经很少见到了。
史料记载，宋高宗曾“袭故京遗制，设窑于内修司、造青器，”宋高宗仿照哥哥的制瓷风格烧造御用瓷器，民间就形象地把这种具有汴京官窑风格的窑称为哥哥窑。
瓷器是怎么去的欧洲
在古时候中国以外的地方，拥有一件瓷器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这种看着漂亮但却碰不得的娇嫩玩意是从千万里之外的中国运来的。洁白的瓷器在欧洲当时干脆就被叫做“白色的黄金（white gold）”。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陶瓷咖啡具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东方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君士但丁堡也好，人家都是用一种从更加东方的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运来的“瓷器”在喝，欧洲人怎么办？
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把制造瓷器看成一件多大的事，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日本人给李参平起了一个“金江三兵卫”的日本名，逼着他教日本人烧制瓷器。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一直到现在，朝鲜半岛的人说起日本从朝鲜抢去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一段历史，还恨得牙痒痒。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本身这门技术得来就没有费功夫的日本人，也没把什么高岭土秘诀当回事，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高岭土是秘诀，随随便便地就告诉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高岭土在欧洲被称为Kaolinite——就是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就殷弘绪的行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产业间谍，除了瓷器的制造技术之外，他还得到了养蚕、制造绢花、珍珠养殖的技术，托殷弘绪的福，中国的瓷器出口日渐减少，到乾隆末年时，瓷器就几乎不再是出口商品了，这就是殷弘绪对中国造成的损害。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元代青白瓷基本上是延续宋代青白瓷的风格
瓷枕，顾名思义，指的是古人以瓷制用于睡眠的枕头。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寝具，它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它溯源于我国隋唐时期，至宋、元发展到鼎盛，风行全国。
近年来，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频频出土有青瓷枕、白瓷枕、青白釉瓷枕、釉下彩瓷枕、三彩瓷点彩瓷枕。枕的造型也是多种多样。有元宝形、腰圆形、云头形、卧女形、蛟龙形、孩儿形等，千姿百态，浩如繁星。瓷枕上面的图案装饰，更是丰富多彩，异彩纷呈，绘有人物、花鸟、动物、诗文等。另有刻制枕人的姓氏，如“李家造”、“张家造”、“赵家造”、“陈家造”、“王氏涛明造”等，不胜枚举。这些瓷枕的艺术装饰，或雕、或塑、或绘、或刻，各显其技，精美绝伦。不仅成为了人们极佳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同时又是很美的观赏器，传说清乾隆皇帝很喜爱定窑白瓷枕，曾亲笔写下了有名的诗句：“白定宋犹嫌有芒，干今火气久消亡。故冝人器称珍玩，便以堪吟着勾赏。荷叶不离身作被，椽材新与卧为床。曲肱却复待人枕，乐在其中意难忘。”他把定窑白瓷枕刻画得是何等淋漓尽致，韵味无穷。除此，据说瓷枕因为它有利于人休息和健身，不仅清凉爽适，去乏怡神，还有舒气养心、明目益睛之功效，故一直都受到人们的青睐。
安徽望江县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元代青白釉点褐彩瓷枕，呈元宝形，两头翘、中间平，高14，5厘米、长16厘米、宽12.5，青白釉，但较暗淡，缺乏光泽，胎体较厚，通体绘有点彩金钱纹，造型规整，点彩布局匀称，显得分外端庄精致（如图）。
为何说该瓷枕定为元代器物？据考证：元代青白瓷，基本上是延续宋代青白瓷的风格，但不同的是，那种粗犷的民族风格却是在一些瓷器上逐渐地体现出来了，如一是瓷器的厚度增加了，器型由宋代的轻巧挺拔变得厚重饱满了；二是点褐彩，图案为金钱纹；三是由于它的原材料由宋代的瓷石单一配方改成了瓷石十高岺土的二元配方，正因为配方的改变，使高岺土中的铁质含量提高了，因此烧造的瓷器，在胎的衬托下，略显暗白闪青韵味，却不如宋代的清澈透亮，玉质感也不如过去了，色泽由青白逐渐向鹅蛋青（俗称卵白色）演变，并开始在器物上贴上不少诸如梅花之类的附饰物——褐色点彩。这就是所谓元代青白瓷褐色点彩的特征。
总之，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从这件元代青白瓷枕的身上，无论是从审美还是历史研究的角度上看，都能体会到当时工匠们独具匠心的巧妙构思和精湛的制作工艺水平。
官窑瓷器是怎样流入民间的
中新河南网郑州9月7日电中国民间留有官窑瓷器，是被多数收藏家认可的，无论皇家采用什么手段来垄断官窑瓷，在今天看来，只能是愿望和神话。
中国官窑制度形成于明清两代，而早在唐朝后期，瓷器已走进宫先廷与王室，北宋虽有固定的官窑，其制度如何，因缺乏史载而不明。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宋时定、汝、钧等窑烧造的瓷器通常是先由官方(朝廷所派专员)挑选，其余的产品则由工匠上市销售。元代有元官窑，期形制如何，至今仍是个谜。明朝宣德皇帝和成化皇帝重视制器，不仅创制了五彩、霁蓝、霁红、娇黄、斗彩等新品种，而且能把青花釉里之红色烧得极其鲜艳，为明代瓷器史上的两个高峰。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制度也在此时逐步形成。
官方指定专门窑品为宫廷烧制御用瓷，而不准烧制商品瓷。这些规定其实仅为皇家的美好愿望，企图以独特、独有的礼器、日用器、赏品向人们显示独有的皇家气派，即企图垄断天下最为精美的瓷器，其实是做不到的。明代官窑通常是皇帝派太监督管窑务，而太监专制凶狠的管理，严重地盘剥窑户窑工，其中一项做法为搭烧，即强令窑户搭烧官窑器，以完成皇家的差使。搭烧就是使民窑烧制官窑器合法化，至少民窑可以在搭烧时多做出官方所索要器皿的数量，即为了保证烧制成功一件，需做三四个坯。由于搭烧，明代的景德镇就出现了被称为“官古”的窑户，即专门仿古官窑器的窑户。其中名噪一时的为陆子顺，他于正统元年进献瓷器5万余件，英宗命“送光禄寺充用，赐钞偿其值。”陆氏进献的瓷器可以充用，肯定其精美程度可比官窑。此例足以说明民间确实在造官窑瓷器。
督陶官的营私舞弊也是使官窑器流向民间的一条途径。明宣德年间，太监张善督陶，“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官窑瓷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张善犯有两大罪状，其一便是把官窑瓷器分赠同列，可知此为官窑瓷器走到民间的一条途径。本来督陶官以职务之便送几件瓷器给同僚是平常事，可是这个张善做得太过分，再加之“酷虐下人”，引起了民愤，才两罪并罚而至处斩、枭首示众。其后的督陶官还会不会把官器送给同僚、亲友，应该还是禁而不止的，不过做得隐晦、适当一些罢了。唐英在乾隆八年二月二日的奏章中说：“故厂造成供御之瓷，则有黄器及锥拱彩绘、五爪龙等件。此等器皿，非奉赏赐，凡在臣下不敢珍藏擅用，以滋违制之戾。”唐英为督陶官确实谨慎勤敬，不敢擅用和珍藏御用瓷器(专指黄器、珐琅彩瓷和绘有五爪龙之器)，那么，唐英的前后任怎样，则不得而知。然而在唐英辩白的背后，却说明了皇帝知道督陶官有把御瓷外赠之事。再说黄器、锥拱彩绘、五爪龙以外的瓷器又怎样，其或有流传至民间，当无疑问。
装箱、运输中的纰漏致使官窑瓷器品质降低、流向民间时或有之。乾隆六年五月，怡亲王谕字唐英：“烧造上色瓷器甚糙，釉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唐英上奏作了言辞恳切的辩解。乾隆阅读奏疏后，作朱批：“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仍缮清单奏闻。”唐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做成报销清单，结果却是“以所造瓷器釉水、花纹远逊从前，又破损过多，因分条核减，共银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五分三厘三丝五忽二微，奏令赔补。”说实在的，这一处罚是很轻的，因为参与审核和奏议的和硕怡亲王、果毅公讷等都知道有些责任不该由唐英来负。唐英“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在出窑、挑选、装箱、运输诸环节都可能出纰漏。这也是官窑器流向民间的一条途径。
更有甚者，乾隆皇帝曾下旨将不符宫廷御用器的作品在景德镇公开销售。用土窑烧造瓷器较难保证质量。康熙、雍正两朝选剩之件向无解交之例，随散贮厂署，听人匠使用。唐英因要奉旨造清单奏销，于是要设法让乾隆皇帝知道落选之次色瓷与正选的上色瓷的比例：上色瓷十中难得四五；有时他又说次色脚货及破损等数几与全美之件数等。大概上色瓷仅得三到四成，难得五成，次色瓷也是如此，其余的是破损变形者。唐英以黄器、五爪龙等为理由，欲将次色瓷全部运抵京城，交朝廷处置。乾隆的朱批为“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所谓黄器，指单色釉娇黄瓷器及外黄里粉彩之瓷。所谓“仍照原议行”，即可将次色瓷在当地销售，包括绘有五爪龙图案的次色瓷。此例一开，官窑生产的次色瓷就合法地出现于市场，而且数量很大，还有可能夹杂着一些上色瓷。到光绪时，皇家干脆在景德镇创建了销售瓷器的公司。这是一条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合法途径。
唐英是一位甚得窑工窑户爱戴的督陶官，可他也不得不感叹：“工匠之弊，又不胜防也。”工匠为了过日子、过好日子，就会想方设法占有自己所烧造的官窑瓷器，甚至占有最上等的器皿。这也是一条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途径。
此外，由于战乱与朝代更替，一些皇族流落了普通民众，为了生计，时常拿出祖上传下来的宝贝便卖，也让宫先廷御用瓷器流向民间。
近代，中国近百年的屈辱，西方列强的入侵，至使皇宫王室储存的大量瓷器被掠夺，后经国人努力，重新回国，并流落民间。
有了上述途径，应该说民间有数量不少的官窑瓷器，只不过没被官方认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