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
“青花”是指钴料绘画在瓷胎上的应用，之后罩上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现白地蓝彩的釉下彩瓷器。江苏扬州唐城出土的瓷枕残片和香港冯平山博物馆珍藏的一件据考证出土于河南洛阳的白釉蓝花三足器，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青花起源于唐，但是至少告诉我们唐朝时我国已经具备烧制这种高温釉下蓝彩的技术。到了元代，青花瓷器以景德镇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景德镇产出瓷器的主力军，同时也因它独有的明净素雅的民族特色而享誉世界。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一、蒙古人“苍狼白鹿”的图腾崇拜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跟随政治统治而来还有他们的民族信仰。青花瓷中青与白的苍郁之感正是符合了元王朝“尚白、尚蓝”的审美特点，这与蒙古人的图腾崇拜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的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惨白色的鹿），生有一个儿子叫巴塔赤罕。”[1]这当中关于苍狼和白鹿的的感人传说流传至今，从那时起苍狼成为蒙古族的图腾。
苍色即为蓝色，与白色一起成为蒙古人的永恒之色。这也许和他们世代生活在大草原，头顶蓝天白云的自然环境有关。而把蓝、白两色的祖先传说修入史籍，恰恰说明了这种审美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青花瓷便因蓝色纹饰在白色胎底上的徜徉而深受元统治者的宠爱。
二、时代氛围的渗透作用
元之前的中原之地从来都是在汉族皇朝帝王治理中。以皇权理想为向导，人们追求的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之相应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等有教寓意义的。在它们占据着绘画艺术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陶瓷装饰艺术外化在我们眼中就是富丽堂皇的唐三彩、雍容华贵的秘色瓷、黑白分明的磁州窑，总之是渗透着儒家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气质。
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在唐诗、宋词、元曲中给人更显见的感受。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深感诗人胸中顽强的意志和满溢的豪情。又读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廉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沙堤，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不禁感叹好一番繁华景象。唐诗豪情壮美，宋词婉约享受。青花夜月般的阴柔只有元曲有如此意蕴，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再读乔吉《折桂令·客窗清明》：“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蓦见人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两首曲中的景致阴柔，给人空灵之感。青花这一独特的艺术形态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酝酿勃发。
三、苍翠之色合乎道、释
中国文化一直延续儒道释的文化，道释两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用青花的苍翠之色表达再合适不过。其实中国瓷器想要表现完美青色的脚步，上至商周有青釉瓷出现为始就没有停止过。梁同书《古窑瓷器》述：“陶瓷以青为贵，五彩次之。”瓷器当中，青花、霁青都是用青料。晋时称之“缥瓷”，唐时称之“千峰翠色”吴越称之“秘色”。之后的宋瓷虽然颜色丰富起来，然而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所产瓷器仍着淡青色，官窑中以粉青色瓷为佳品，此外，哥窑、龙泉窑所造瓷器亦为青色。纵观中国陶瓷历史，国人对青色瓷器的喜爱一代接续一代，青色瓷器的发展也越来越繁荣。白瓷之上的苍色不仅为蒙古人所爱，也符合中国大众的审美和文人心境。
四、传统色彩观使然
所谓传统色彩观，就是以古代思想认识为基础的的五行五色观。色彩中的白、青、黑、赤、黄，对应着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同时也对应着方位中的西、东、北、南、中；及月季的孟秋、孟春、孟冬、孟夏、季夏；加上人体五脏的脾、肝、肾、肺、心。青，对应着五行中的木，一个万物诞生的标志，无限繁荣；对应着方位的东，被认为“青是东方正”。所谓“青是东方正，绿是东方间，东为木，木为青，水刻土，土黄，并以所刻为间，故绿色青黄也”[2]又青色和五脏中的肝相应，“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白虎通》）。为此，青就是生命之始，是儒家里“仁”的显现，象征着东方的正色。白色为西，青花瓷的白地青纹正犹如东西两方遥相呼应，相辅相成。这种宁静悠远的心境，扎根于厚重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五、纸质绘画材料的应用
纸质绘画材料的应用对元青花的兴盛的影响是间接的。宋以前的绘画，尤其是院体画，大多都是在熟绢上展开的，因此也多精到细致的工笔画。北宋中期，纸质材料的利用让画家对笔墨的意蕴更为着迷。元代绘画进入了以纸质材料为主的水墨画时期。宋代磁州窑的黑彩白描就好比熟绢上的墨笔效果，单色青花可以做到的”墨分五彩”则能比作有了晕染的生宣纸效果。从宋代绢质绘画材料到元代纸质材料的变更，伴随的是元青花瓷的兴起和磁州窑烧造历史的结束。在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尚院体画之风到好尚文人画之风的转变。青花瓷器也正具有这种雅致的审美和谐性。
元代青花瓷器在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兴起，为明代青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诸如青花五彩、豆青釉青花等青花衍生品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使中国陶瓷史中这朵清雅的奇葩在随后的年代里开遍了世界，芬芳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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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瓷器与元代戏曲
在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除一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且体量颇大的制品甚为精美外，另有一类绘有人物故事图的器皿同样美轮美奂。据考，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类人物故事图主要表现元代杂剧中的某个剧情，带有此类装饰的器皿传世数量远较前一类少，目前已发表的十余件作品，除部分国内收藏外，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
元青花罐（尉迟恭单鞭救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元青花罐（三顾茅庐）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
元代是蒙古人先后吞灭了西夏、金，又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对南宋战争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元一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元世祖忽必烈乃至其后的几任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使中原地区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继而出现了“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里，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初定，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逆转，政事更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蒙元政府是外来的，进入中原地区后，要顾及的方面很多，这就使得有元一朝不仅未能像其他朝代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相反创造了一个宜于戏曲繁荣生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宽松自由的人文条件。再加上建元后的几十年里科举废除，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开启了中国戏曲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据元《录鬼簿》、元末明初《续录鬼簿》、明洪武《太和正音谱》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元代杂剧作家有近百人、作品有近千部之多，元代杂剧的兴盛由此可知一斑。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只是剧目名称，完整的剧本则不多。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主要取材于当时盛行的戏曲，特别是杂剧，从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故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则：
1.萧何月下追韩信图，1950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梅瓶上绘有此图，瓶高44.1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13厘米，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器腹绘一幅“萧何月下追韩信”图。《萧何月夜追韩信》故事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为原型，讲述楚汉时期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乃至刘邦，都不被重用，继而愤然离去。萧何闻此消息，夤夜追回韩信，说服刘邦重用他，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故事。萧何、韩信故事的雏形始见于唐宋话本，元代全相平话《前汉书》中虽有“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之句，但没有具体的描述。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由元金仁杰编写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则有此情节，戏剧第二折主要表演萧何在追赶上韩信后，两人一起登上艄公小船离去的情景。瓷器梅瓶上绘画的萧何、韩信、艄公正是剧中追韩信故事中登场的三人物。相同的是，除青花梅瓶上有萧何月夜追韩信图外，元磁州窑五彩瓷枕上也有相同题材的图案，两件制品上的萧何、韩信形象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制品上的韩信骑在马上而已，两件器皿上的纹样显然都是根据杂剧剧情绘画的。
2.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广西横县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主楼西侧工地出土的元青花罐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前者高30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后者高27.8厘米。两件罐的画面都抓住单雄信杀败唐将，欲追赶秦王李世民，尉迟恭策马单鞭救主离去的主题绘画的，但两罐的人物姿态及辅助纹样有所不同。如广西横县罐图案中的唐太宗作徐鞭向左回首状，前有一对凤凰引路，尉迟恭扬鞭紧随其后，一侧有两骑马交战的将士与两持械士卒。美国波士顿罐图案中的尉迟恭，紧随在唐太宗后作扬鞭保驾状，尉迟恭身后还有一位双手擎印有“唐太宗”三字旗帜的士兵，少两位持兵器的士卒。《旧唐书》卷六十八中有关于李世民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矟兵六千人的记载。此事迹至宋元编为杂剧，且有不同作家编写故事侧重面不同的剧本，目前见于著录的至少有三种，一为《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收录在《孤本元明杂剧》中，作者阕名，现有存本；二为《尉迟恭三夺槊》，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尚仲贤所作，现有存本；三为《尉迟恭单鞭夺槊》，此剧较为复杂，各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但《元曲选目》、《曲录》皆以此本与《尉迟恭三夺槊》混为一剧，今传有关汉卿、尚仲贤等人撰写的剧本。杂剧作者在编写同类题材故事时，一般多会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各人不同的戏曲思路修改情节，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剧目名称稍加变化的现象在元代杂剧中普遍存在。《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的主要脉络即是依据史实而来的，具体情节则作了改动，表现唐初立之时，各路反王争立为帝，相互混战，唐太宗率军前来克伏洛阳叛军王世充时，与军师徐懋功二人私赏洛阳，恰遇单雄信，被其追杀，危急之际， 尉迟恭接信前来救驾，单鞭击伤单雄信，救出唐太宗。瓷罐上尉迟恭单鞭救主的场景与剧情大致相同，只是上述杂剧中表演救驾李世民时，除了尉迟恭与单雄信交战外，没有其他将领出场，而且唐太宗是一人先回营，尉迟恭战胜单雄信后再折还的，与上述两瓷罐上两军将领交战，尉迟恭紧随唐太宗身后回营的情景有别，而此两罐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两罐纹样应该是根据内容相类似的不同剧本的剧情绘画的。
3.蒙恬将军图，1956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出土的玉壶春瓶上有此画面，瓶高29.5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9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瓶腹上的蒙恬将军头戴翎冠，身披甲袍，足蹬长靴，左手扶椅，右手前伸，似在审讯一名被抓的官吏。身后一士兵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书有“蒙恬将军”四字的大旗。蒙恬前方一名持弓武士，似作禀报军情状。武士身后一短衣束带裹腿的士卒正按着那名跪伏于地的官吏。《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关于“秦已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有以此事迹写成的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的杂剧目前则不见传本，但有研究者根据瓶中人物的穿着，特别是头戴的翎冠，指出“此瓶故事取材于《秦并六国》中的一个情节，人物穿戴则本于当日的戏曲服装”，如蒙恬将军的插翎之冠，“又见于元杂剧武将的形象描写”。据此可以认为，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应该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与戏曲相关的图案绘画的。
4.昭君出塞图，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罐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131号军分区窖藏出土的高足杯上绘有此图，前者高28.4厘米，后者高8.9厘米，口径7.7厘米、足径4厘米。元代有多出表现昭君的杂剧，遗憾的是许多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如关汉卿的《汉元帝哭昭君》未见传本；吴昌龄《夜月走昭君》未见传本，张时起的《昭君出塞》亦未见传本，有传本的仅见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秋宫》。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罐上的“昭君出塞”图画面宽阔，以山石、苍松、芭蕉、柳树等将三组人物既分又合地连成一体：三名骑在马上的女子为一组，其中一头梳高髻，身着汉服，怀抱琵琶的女子是王昭君，左右各随行一穿胡服的女子；六名男子分成二组，分别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人员，画面再现了杂剧表演的场景。高足杯不能像罐那样以卷画的形式表现剧中的场景，但采用了局部画像手法，将剧中昭君怀抱琵琶骑马离故土的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千载琵琶作胡语”的悲愁神情用青料绘画得入木三分。
5.周亚夫细柳营图，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另据有关书籍披露，曾有一位日本人也收藏过一件周亚夫细柳营图青花罐，此罐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者高27.2厘米，后者高22.1厘米。周亚夫执法如山、治军严谨的精神被后人所推崇，其事迹被编成戏曲广泛流传，特别是元代，有多出关于“周亚夫细柳营”的杂剧。然目前见于著录的主要有郑光祖的《周亚夫细柳营》与王廷秀的《周亚夫屯细柳营》，惜均无传本。然此两件罐的画面则可补剧本失缺的遗憾，两罐的主题内容完全相同，均表现汉文帝亲赴细柳劳军不得入，只能按辔徐行至营的情景，但两罐人物的具体绘画有所不同，毁于二次世界大战罐上的汉文帝衣衫上有织绣，旁为相随的牵马士卒，周亚夫端坐帐内，形象威武；另一件罐上的汉文帝衣服上没有刺绣，一官员相随其左，周亚夫戎装坐于帐内。两件罐上部分人物衣饰与“萧何夜月追韩信”梅瓶及“蒙恬将军”玉壶春瓶中人物相同，显然多是根据当时戏剧表演时的流行服饰绘画的。
6.三顾茅庐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带盖梅瓶和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均有此图，前者通高38.6厘米，后者高27.6厘米。元代也有不少表演诸葛亮故事的杂剧，如《诸葛亮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军屯五丈原》、《诸葛亮隔江斗智》、《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诸葛亮石伐陆逊》等，其中有的有流传本，有的只存剧目，涉及上述史迹的传本仅见一处，为王晔编写的《卧龙岗》，惜只有剧名，未见传本。瓷器上的“三顾茅庐”图绘画得相当精彩，梅瓶上的诸葛亮神情悠然地坐在茅庐内看书，头梳双髻的童子在庭院里扫地，另一侧刘备居前躬身施礼，关羽拱手作揖、张飞紧随其后，画面构图与《三国志平话》中插图相类，但人物形象不尽相同，特别是瓶图中关羽的扇形长胡子就是当时舞台表演时戴的假胡子，十分夸张，关、张两人的插翎之冠也与杂剧中的装束相同，与插图本明显不同。罐中画面绘画得相当精湛，诸葛亮端坐在山石上，侧身聆听家童的报信，其旁立一双手捧书的书童，篱笆外，身着织绣长袍的刘备躬身拜谒，关羽回首作阻止张飞吆喝状，与《三国志平话》中书写的“先生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主是汉朝十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主’。云长镇威而喝之”的情节一致。但画面人物衣饰线条飘逸，神情刻画生动逼真，远较平话中的插图精美，显然不是以平话的插图为粉本，而应与当时流行的杂剧画本相关。
7.江州司马青衫泪图，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法特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梅瓶与日本德川家旧藏，现为日本松冈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分别绘有此剧不同剧情的画面。梅瓶高35.6厘米、口径5.5厘米；罐高26.7厘米。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此罐梅瓶上所绘图案多被视为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之母拷问红娘的画面剧情，然有研究者认为，红娘身为丫鬟，老夫人在拷问她时，她不可能像瓶上所绘仕女那样掩面而立，而应该像明人木刻插图中所表现的“拷红”画面那样，红娘总是跪地对着崔母申辩的，因此梅瓶罐上所绘肯定应该不是《西厢记》，而可能应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中的场景中第二折的情节。
接下来有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元代制瓷工匠在青花瓷器上绘画的这些故事图时不可能事先将不同剧本的剧情记在脑子里然后默画出来，而应是与元代浮梁瓷局所烧制的官窑器一样是依照粉本绘画的。浮梁瓷局的粉本是由将作院下属的画局提供的观点已有研究者进行过探讨，并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首肯，那么人物故事图的粉本是由谁提供的呢？开始笔者以为应该是根据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李氏刊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本《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上图下文)一类小说的插图绘画的，然仔细对照后发现，尽管《平话五种》的插图要比《三分事略》的细腻，人物形象也较之生动，但仍不如瓷器人物图生动，人物的衣褶线条更不如瓷器的流畅自如，可见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另有摹本。上文论述可以证实，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多与杂剧有关，那么景德镇制瓷工匠用作画稿的也应该与杂剧有关。1980年，中国书店在一部《通志》的书皮中发现了元代(亦有认为是元末明初)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五面，间有插图一幅半，表明元代确实存在根据戏曲剧情雕刻的版画。相同的是在整理出版1908至1909年被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掠取的约5000件西夏-元时期的写本刻本文献和约2000件古代绘画、雕塑、织绣、器物等美术品时发现了数件与金元戏曲有关的资料，一是元刻本，为未染麻纸，墨色偏淡，由于时代久远，麻纸已损，但依稀能观察到图案的刻线繁复而流畅，表明元代有相当精细的版画。二是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北曲杂剧即是受之影响形成的，表明在元杂剧之前已有戏曲刻本的存在。三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和《关公图》，如果说前两个发现可以表明元代已有将戏曲人物故事雕刻成版画的事例，那么后两幅木刻版画的发现，可以成为探讨元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是否有粉本，粉本出何处的重要依据。俄国学者萨玛秀克在《十二至十四世纪黑水城汉藏佛教绘画》一文中对此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针对《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其文中称之为《四美图》)指出“没有或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把四个人同时写进去的。这幅版画的一系列特点都让人想到，它定是某个文学原型的再现，须要在戏曲作品中去寻找”。同时她以明代戏剧《四艳记》为例，认为“四个美人命运的戏剧作品，有同时写在一个剧本中的……四幕剧，名为《四艳记》，是已经失传的剧本，也是我们推测这幅版画的素材由来”。针对版画的制作年代，有一些学者视之为金代作品，但萨玛秀克不持金代说，认为“说这幅《四美图》是属于晚一点的年代——元代也是合适的，因为正是十三至十四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萨玛秀克的观点与中国戏曲、版画的发展更吻合。另一幅《义勇武安王》图(其文中称之为《关公像》)中的人物形态、服饰、神情，及四周陪衬的书有“关”字的大旗与松针、松树枝干等刻画，与青花瓷器的绘画风格完全一致，特别是关羽，三缕美髯，浓眉大耳，束袖长袍，幞头长靴，双拳紧握、双脚斜蹬，神情威武地端坐在椅子上，那装束、那姿态与戏曲舞台形象如同一辙。此《关公像》的制作风格与《四美图》接近， 两件作品的时代自然相同，元代作品的可信性很强，它们的出现，使得《通志》书皮中发现的一幅半戏曲插图(其中一幅为“孙飞虎升帐”，另半幅标目无存)不再是孤例。尤值得一提的是两幅画面均有题款，前幅上部偏左一侧印“平阳姬家雕印”，后幅左侧上部有“平阳府徐家印”，都出自山西平阳的雕版印刷匠之手，只是出于不同工匠之手而已。据查，平阳是古代，特别是元代戏剧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而且也是元代印刷业的中心，此处留存有不少与戏曲有关的文物古迹，此两幅版画虽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但其是当时从平阳制作后流传出去的作品。由于这两幅版画的尺寸很大，其高多在70厘米以上，因此有人分析它们应该是某一戏剧上演时用来宣传的招贴画，但也有人认为当是年画更合适， 有的干脆说是招贴年画，然不管是招贴画还是年画，抑或其他，图中内容取材于戏剧这一点是相同的，同时从刻印的水平看，这两幅雕版印刷画远较元代建安李氏、虞氏的小说插图要高。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应该是以类似黑水城出土的由平阳工匠特为戏曲制作的印刷画为粉本的。这类通过雕版后再印刷的纸张画便于携带，从北方平阳流传到南方景德镇是十分方便的。景德镇制瓷工匠在以雕版印刷画为粉本作画时，既抓住了版画注重人物神情姿态刻画的特点，又保留了版画上山石剔刻的犀利风格，使元代瓷器上出现了与其他青花纹样别样风格的画面。从而，不仅填补了元代戏曲版画数量的不足，而且也使部分失传杂剧的剧情通过瓷器画面保存了下来。这些精湛作品的问世，表明元代景德镇窑的彩绘工艺已达到了其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元代青花瓷的特点
青花瓷作为我国四大名瓷之一，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听说过它的。青花瓷是瓷器中的一种主流产品，最早出现于唐朝。青花瓷在历史上的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在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征，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元代青花瓷的特点。
元青花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品，由于真品较少一直未被陶瓷专家关注，但是近年一件“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罐在英国拍卖创造上亿的天价，掀起了元青花瓷器的收藏热潮。
元青花除缠枝莲、缠枝牡丹、卷草等蒙元贵族偏爱的花纹之外，还经常直接将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写实地绘制于表面。这类元代青花瓷器呈现了统一的画风，用笔扎实，一气呵成，写实意味浓郁，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其丰富的表意性直接影响了明代小说绣像和人物画的笔法。
元代青花瓷器的胎体，有些洁白，釉面纯净透明；有些胎色泛灰，釉面白中带青或是较为乳浊。器面上的青花呈色更会因为鈷料来源不同而产生相异的色泽。
元代青花所使用的鈷料有国产青料和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二类，前者偏向蓝灰色或蓝黑色，后者则浓艳如蓝宝石，并且会有自然凝聚的黑疵斑点，是精品青花瓷器的标准色泽。
元青花的装饰图文繁而不乱，所绘题材多种多样，风格鲜明。元青花相对于其他朝代的陶瓷其风格还是较为突出的，是比较有特色的。
如何鉴识元代青花瓷
对于青花瓷器来说，元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虽然元代以前，在唐代和宋代，已发现有青花瓷器的生产，但是，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器到了元代才真正达到了烧制的成熟期。20世纪40年代以前，元青花瓷还不大被人注意。至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玻普根据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所藏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题记有青花云龙象耳瓶，对照中亚地区土耳其、伊朗宫廷和寺院所藏青花瓷瓶进行研究，将其定为标准器，定出一批所谓“至正型”青花瓷，元青花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正因为对于元青花认识时间不长，因此，历史上没有元青花的仿品，现在市场上见到的仿器，均是当代人所为。
成熟的元青花官瓷胎质紧密洁白，釉色纯净透明，运用进口或国产青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已熟练地掌握了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因此，鉴识元青花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去进行辨别。
元代的青花瓷，特别是其中晚期景德镇窑所烧造的产品，可以代表元青花的最高水平，其胎釉和青花用料上通常有以下一些特点：其胎骨厚重，形制一般较大；胎质坚密洁白，但当时胎料的淘练技术不如明清时精细，尤其在一些民窑产品上，露胎处可见到有砂眼、刷痕和铁质斑点。官瓷产品情况要好得多，有些铁斑和砂眼，但不影响整体胎质的坚密和洁白度。底足和缩釉处常能见到一种火石红斑；
元青花施釉较厚，但不是十分均匀，烧成质量较好，釉面光亮滋润，给人一种如堆脂般的油润感，这是重要鉴别依据。在釉薄处透过釉面能见到胎上泛出的一种近似肉红的颜色，这一点，也是鉴识元青花和明代永乐瓷的胎釉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如遇釉色干枯单薄，又没有肉红色从釉下透出的所谓元青花，十有八九是后仿之品。
元青花使用的青花钴料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钴料产地以浙江、云南、江西为主，由于内含成分高锰低铁，因此发色灰暗。这些大都为云南玉溪窑、浙江江山窑所生产的民用瓷；元青花官用瓷所使用的进口钴料俗称“苏麻离青”，主要用于生产外销瓷，少量流入国内市场。这种料的特点是低锰高铁成分，烧成后其色料全部熔融于釉中，形成蓝色玻璃相。青花绘画大都采用涂抹的方法，发色浓艳，但在蓝中也泛出一定程度的灰度，有晕散现象，青色浓厚之处，常有黑色铁斑析出，产生一种点染似的特殊效果。这种效果，是检验是否运用“苏麻离青”料的一个依据，但烧造得好的精品元青花也未必一定有黑色斑点析出，铁质黑斑毕竟是一种缺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馆所藏的大量元青花瓷就都没有黑斑，因此，鉴识元青花所用的进口料，黑斑既是一个重要特征，但又不是唯一的依据。有人说是用的两种料，即用“苏麻离青”料的有黑斑；而用“苏泥勃青”料的则没有黑斑。这种说法是无知的表现。本人以为，并没有什么两种进口料，两种叫法只是翻译的不同，而有无铁斑，关键还在于烧造技术上的差异。鉴别时主要还是要看这种青钴料在釉下的熔融状况。真品烧造得好的元青花看上去就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既好看，又耐看。
一般的仿伪之作，胎质常薄而过纯，手感偏轻，有的又过于沉重，但元瓷粗者自粗，精者自精，重的是气势和力度，即使精者亦不失其粗犷的风致，仿品或左或右，常不能做到恰到好处；仿品釉中没有真品中可见到的铁锈斑，或即便有铁斑也属人工做出，而非天然烧出；胎底没有自然烧出的火石红，通常是人为地涂出一层砖红色；元代器中常见的窑裂、棕眼等，在仿品中常不见；元青花底釉白中闪青，仿品则过于白净、均匀，又没有堆脂之感；青花发色清淡，或颜色过深，有的没有晕散，有的又晕散过重，有的缺乏似铁锈的黑斑，有的虽有黑斑，但可看出系人为点厾上去的。真品青花上的铁锈黑斑系自然烧出，缩进釉面，而伪作的铁锈斑则浮于表面。尤其是仿品釉面，由于时间不久，因此，必定显得呆滞无光，或反过来透出贼光，毫无灵气可言；真品则釉面滋润而肥亮，发出一种犹如凝脂一般的油光，看上去既明亮又凝重……
元代瓷器之青花概况
著名的元青花有几次出土概况。一次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了一批瓷器，总共有11件，其中有6件元青花，件件是国宝。第二次比较重要的大规模出土是1983年，江西高安的窖藏，有18件元青花，包括“六艺”梅瓶，是迄今为止元青花最大的一次发现。当时对瓷器的认知还不是那么深刻，元青花出土后没有立刻受到重视，没想到它是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再有就是解放初期，南京沐英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沐英是明朝大将，他的墓里出土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人物纹的元青花梅瓶，重要的国宝，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元青花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大概有几百件。比较多的地方是土耳其的托布卡比宫，有大量元青花，精美至极，都是当年作为礼品或者商品运至托布卡比宫的，至今都在那里。元青花工艺品的特点与我们想象的有一点不同，它是模制，所以八方瓶、六方瓶、扁壶特别多。为什么要模制呢？首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事先把模子做好，把胎压在里头成型，省事儿。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要用瓷器仿制波斯的金属器，拿瓷土直接捏成金属器的样子比较难，一定要有模子，有标准。比如首都博物馆藏的元青花凤首扁壶，完全是一个金属壶的样子。
元青花上多画牡丹。牡丹是少数民族最推崇的花卉，在辽、金、西夏、元代瓷器中，都被大量绘制。它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的，就是它代表了富贵，都是知道富贵花，再有一个少数民族它她们的心胸都比较开阔，所以他对那种小型的花卉都不那么感兴趣，所以少数民族喜欢牡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跟他的生存环境和状况有关。
元青花被社会关注就是近些年的事，研究它不过才五十多年的时间。当研究成果公布于世，全世界公认元青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创造时，社会才给予关注。清朝初年，人们都认为青花瓷是明朝永宣时期的，后来才发现有相当一批东西早于明朝，元朝就有了，尤其见到了至正型元青花大瓶。
元代青花瓷稀少的可能原因
“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是让全世界收藏者都如雷贯耳的中国瓷器，2005年的2.26亿元人民币，这个中国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至今也没有被打破。日前，在北京长风春拍上，一件估价1000万元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罐以1344万元成交，另一件估价20万至30万元的元青花凤纹盖盒以50.4万元成交，人们的关注显然并不是因为又出了什么天价，而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元青花热”经过大浪淘沙，进入黎明前的宁静，收藏者开始分化并思考着下一步出路。随后，北京保利春拍将推出的元青花凤穿牡丹梅瓶（估价120万至180万元）、北京匡时的元青花福禄万代葫芦瓶（估价300万至400万元）、元青花云龙纹竹节高足杯（估价9万到12万元），可能意在投石问路。左图为元青花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成交价67.2万元。
最具争议的国宝
带有元朝蒙古部落的粗犷豪放，在中华民族传统审美中特立独行，元青花是中国最名贵也最具争议的瓷器。一位美国学者最早提出元“至正型”青花瓷一说，上世纪50年代，他根据对英国戴维得基金会所藏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和土耳其、伊朗博物馆所藏青花瓷器的研究，将元青花推上了国际舞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出国的收藏者从国外带回信息，元青花在国外拍卖而且价格不菲，国内更多的人才意识到元青花这么珍贵，并开始关注它。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拍卖前后，民间出现了元青花收藏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国内从开始到现在都在争论，在中国民间有没有元青花？有没有精品大器？以及元青花的青料、用途、鉴定等问题上，民间收藏者同博物馆专家之间、民间收藏者同民间收藏者之间、文博专家同文博专家之间，一直唇枪舌剑。“但相信中国民间有元青花的人越来越多了，原来一口咬定没有的博物馆专家也有所改变。”武汉收藏者耿志潮说，他是相信民间有元青花一方的代表之一。
旅居日本的收藏者宣草园主人认为，元人对艺术的追求没有倒退。青花瓷制作当时属新兴产业，绘画烧制能表现出纸墨效果，装饰更加精细生动，这种独特之处建立并巩固了青花在瓷器业中数百年的主导地位。
根据烧制时间，有瓷器研究者将元青花分为延祐期、至正期和元末期3个阶段，认为其中以“至正型”为最佳。但也有不同意见，萱草园主人就觉得“至正型”元青花的概念还不是非常清晰，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所谓的“至正型”，很大程度是研究者对某些理想元青花的一种统称，还缺乏明确、严格的界限和确凿的历史断代证据。
为什么元青花不被人所认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清宫旧藏历朝历代艺术品都有，就是没有元青花，故宫博物院收的元青花也是各地发掘出土的。耿志潮推测，元青花当时不一定是最高统治者赏用之物，可能是达官贵族或者文人雅士所用。因为元朝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金银器，瓷器不是元朝皇帝最喜欢之物，所以皇宫库存没有元青花。
有资料记载，目前全世界元青花精品不足200件，国外约有9个国家、30多个美术馆藏有元青花。国内共百余件精品，其中北京故宫有十余件，上海博物馆有几件，其余代表器分散于全国各地。但这组关于元青花存世量的数据，已被国内收藏者认为过时。“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国内元青花精品应该有一两千件，日用小件器物更多些。”与耿志潮一样，认为国内的元青花数量不只百件的收藏者不占少数，但最后的结论谁也还下不了。
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
元·青花牡丹琛宝菱花口盘
元·青花仙鹿图玉壶春瓶
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元代是景德镇瓷器生产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有四大成就在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即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及颜色釉瓷。当元代中后期，景德镇青白瓷走向衰落的时候，青花瓷器跃上瓷苑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之一。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中的重要发明之一，虽与元青花的制作工序相同，但技术含量更高，较青花的烧成难度大，产量也更低，色彩纯正的器物传世不多。枢府瓷在元代景德镇窑也达到高峰。釉面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名卵白釉。此外，蓝釉、红釉、青白釉以及釉上彩绘画也制作极佳，为以后明清两代景德镇窑一枝独放、并成为皇帝御用瓷器烧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青花为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其制作方法为用含有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在瓷器胎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透明釉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原料经高温烧造呈蓝色，故名“青花”或“青华”，又因花纹与地色蓝白相间，也称“青白花瓷”。青花瓷器，因其釉下彩绘，故色彩不会脱落，又因烧成率高，颜色鲜艳而极受欢迎。青花始烧于唐代。元青花除景德镇的官窑民窑以外，尚有云南的玉溪窑、建水窑。云南的青花瓷时代要晚一些，用当地的钴土料绘画，瓷胎用石英含量很高的瓷石作原料，釉是含钙较高的灰釉，经1 200℃高温烧成，釉质粗，白度不高，普遍发绿，与景德镇窑相比，青花不漂亮，水平不高。
青花瓷器的烧造至元代景德镇窑时极为成功，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官府设置了督烧瓷器的机构——浮梁瓷局，据《元史·百官志·将作院》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此时的民间窑场亦有烧造瓷器，如“兴烧之际，按籍纳金”，“窑有尺籍，私立者刑”，这些都为当时的民间窑场而设立。在此情况下，官、民窑的烧造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元代的统治者并不是大量使用瓷器，如《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元朝宫廷生活用具描写道：“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属制成品。”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记载道：“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成品。”可见此时的蒙古贵族多使用金银器皿。而景德镇大量烧造的元代青花瓷器多用于外销。
此时的元代对外贸易极为繁荣，设立的船舶司管辖海外贸易，出口瓷器、丝绸和其他手工业品等。据《元史》记载，当时经海道和元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多达20余个，这其中有东南亚、西亚和南非等国。在这些国家出土的瓷器，既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大盘、大碗，也有在东南亚出土的小罐等器。
元青花瓷器的造型大器粗壮，小器玲珑，如元青花的盘类既有制作硕大、口径多达40〜50厘米者，也有制作颇为精巧的小器。这些大盘分布较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如日本、美国、法国，尤其是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更是数量较大，这些纹饰繁密、造型多样的大盘正是适应当地穆斯林生活而制作的外销瓷。这些瓷器多为平折沿，或花瓣形口，或圆形口，均具有成型规整、不变形的特点。
元代碗的制作也是多样的，有大小之分。如土耳其所藏的青花杂宝纹大碗，碗口径为40.5厘米。碗为花口，腹下收，圈足较小，碗形如此硕大且口沿为花口，变化自如，可见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技术之高。元代小碗的烧造亦极为秀美，或为撇口，或为折腰，或为高足。
元代青花罐的器型丰富，每种器型亦有数种变化，罐有大罐、小罐之别，大罐有高、矮、八棱等式。小罐有敛口四系方形、撇口双系瓜棱形、唇口双系鼓腹式、唇口溜肩圆腹双系式等。
元代壶式多样，有凤流壶、四系扁壶、八棱执壶、梨式壶、葫芦式壶、多穆壶、小执壶等。其他见有杯托、军持、鼎、罐、洗、船形水注、笔架式水盂、器座、瓷塑等。
元代青花的胎体洁白坚致，与当时的坯土细腻洁白有极大的关系，如元代孔齐《至正直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其圆器类胎体细腻洁白，当为元代御窑之佳品。此时景德镇的窑工们成功地创造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的方法，使瓷胎内氧化铝的含量增高，这样有利于提高烧成的温度同时还不至于变形。另外元青花中景德镇官窑产品烧成温度在1 280℃左右。很多大型器物没有烧透，胎体有生烧现象。
元青花琢器底部多露胎，砂底，呈现金属斑点或不等的宽旋痕，圆器底部多有乳钉突出。琢器的颈、腹、底与胎体均为横接，除官窑精品外，大多因为各个部分接合不是很紧密而露出接胎痕。这可以从高安市出土的六件元青花梅瓶几乎件件腹部均有断璺中得到证明。也正是元代青花存在的这种技术缺陷为我们鉴定元代青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青花的色调与釉的化学组成和熔融温度有关，为了使青花产生良好的视觉效果，釉的熔融温度不能太高，但透明度要更好，因此釉灰的用量要多些，但过多的釉灰也会使釉色发青，甚至发灰。元青花釉呈色初期的釉面呈色青白，并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元代末期的釉面呈色较为浑浊，呈色乳白。
元代早中期的青花呈色蓝中暗灰，中晚期青花烧造技术完全成熟，青花发色浓艳，蓝色深沉与鲜艳均有。纹饰绘画清晰优美，釉色透明白中泛青，光润透亮。元青花使用的钴料有两种，一种是进口青料，另一种是国产的青料。
进口料来自中东一带，通过丝绸之路或海上运输而来，在矿物学上属于硫砷钴矿或辉砷钴矿。其化学组成是低锰，含铜、砷或硫，进口青料绘制的青花色泽浓艳，所绘纹饰较为繁密，常常出现黑色结晶现象，表现在瓷器上是有黑色斑点。
国产青料的化学组成是高锰、钴，不含铜、砷、硫，氧化钴含量为1%〜4%。经过挑选和淘洗后的钴土矿，氧化钴含量可提高到7%，呈色较淡，发暗，没有黑斑。
成功烧造出青花瓷器要具备三个要素：胎体极为洁白，釉面透明程度极高，钴料的绘画极为成熟，而尤以最后一点至关重要。此时景德镇的工匠明显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也是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大发展的原因所在。
元青花的装饰技法多样，有绘画、模印、堆塑、剔花以及镂空等多种技法。绘画有细腻与粗犷两种，或白地青花，或以青花为地留白纹饰。在具体的运用中，十分巧妙地将青花与刻花、印花、瓷塑、浅浮雕结合起来使用，表现了元代制瓷工匠的高超制瓷技巧。
元青花绘画大致呈两种风格，一种是极为繁密，纹饰流畅，常常将一件器物等分成若干个装饰区域，而每个装饰区域内绘有不同风格的纹饰，主题纹饰或龙纹，或渔藻，或缠枝花卉，或人物故事，而辅助纹饰则以蕉叶纹，海水纹来衬托主题纹饰。另外一种是较为疏朗的以主题纹饰为饰的器物，只在器物的口、颈、肩、胫等处饰以辅助纹饰，无论何种风格，均体现了密而不繁、疏而不稀、浑然天成的特征。
元青花的画面布局、内容和花纹内容都很丰富，花纹来源有以下几方面：中国历代瓷器传统的图案花纹，特别是磁州窑的白釉黑花花纹，吉州窑白釉黑花花纹；丝绸彩缎、缂丝刺绣花纹图案；金银器上的锤花纹图案；中亚、西亚地区优秀工艺品上的装饰图案。景德镇的工匠将外域工艺美术上的装饰图案，用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法作在青花瓷器上，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的风格和气派。青花艺术是中国民族文化强大吸收力和消化力的表现。元代的艺术形式多样，无论是戏曲、小说、绘画、丝织工艺以及金属工艺均对此时的瓷器装饰影响较大。元青花绘画题材丰富，有植物、动物与人物故事等。
元青花装饰内容有作为边饰的图案，如回纹、锦纹、龟背纹、变形莲瓣、莲花瓣里加折枝番莲、团菊、牡丹、流云，其他还有缠枝花卉、海涛纹、如意纹、如意纹内加海马、卷枝蔓草等。
作为主题花纹有以下几类：
花果类，有莲花、水藻、番莲、牡丹、松竹梅、牵牛花、芭蕉、瓜果、山茶花、石榴、葡萄、枇杷、海棠花、栀子花、萱草、灵芝、月影梅花等。香港天民楼珍藏的缠枝牡丹纹梅瓶上的牡丹花有两种画法，一是在肩部最宽广的部位画四朵大如意头连缀成云肩锦纹，内用四方连续构图法安排上下两朵牡丹花。二是腹部是二方连续的四朵硕大的牡丹花，盛开的牡丹花婀娜多姿，叶片肥腴纷披，簇拥着繁盛的花朵，富贵高雅。菊多在元青花上出现，以团形折枝花为主，也有缠枝形态，画得含蓄朴实，不争地位与风姿。菊花可以当药，清热解暑，也可以当茶让人品尝，花姿高雅，色彩缤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可贵之处远不在此，菊花盛开的季节是深秋快入冬时期，渐渐寒气袭人，寒风萧瑟，万花凋落，而菊花却顽强生长，展露风姿，给大自然带来生机，令人遐想，在生存环境恶劣的元朝，给人们思想带来几分慰藉和希望。在繁密的官窑瓷器上，它可作主题花纹的内容，又可作陪衬花纹和边饰。而在一些民间青花瓷上往往一朵独放，简洁流畅，生机蓬勃。再说松竹梅在元青花出现得很多。梅花魁万卉，苍松耐岁寒，竹有擎天势，三友四时春。这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最喜欢用来表现个人或民族高风亮节的精神体现，在蒙古贵族暴政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或汉族广大民众更从这些花卉或花卉组合中找到精神寄托。元青花瓷器上的松竹梅有的和其他花纹内容组成复杂的画面，也有构图疏朗，潇洒奔放的。制瓷工艺的精湛，青花意境的高尚，使青花艺术达到新的水平。还有，梅花的独立运用与月影相配，南宋吉州窑黑瓷上常有用犀利的剔花或花釉工艺作出折枝梅花，或月影梅花苍劲有力，简洁质朴，在黑釉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刀锋所至，浑厚奔放，让人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操的升华。元青花上的月影梅花和吉州黑瓷的月梅纹相比色调更鲜艳，月影清晰，梅花简洁而铮骨突出，白瓷作地格外优美雅致。
动物题材有龙、凤、仙鹤、鸳鸯、鹭鸶、鹦鹉、奔鹿、狮子、麒麟、海马、兔子、游鱼、昆虫、孔雀等。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元青花双耳龙纹扁瓶上的龙纹苍劲有力，活灵活现。元代青花龙纹绘画较多，龙刻划极为有力，有三爪、五爪两种。五爪应为御用之器，《元史》中禁止臣民使用双角五龙。这些动物、植物花卉与自然景观组成完整的画面，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成为主题装饰内容。
元朝社会生活中，杂剧艺术、版画、元曲、民间传说故事很流行，工匠将民间生活的情景、杂剧版画、传说故事画在瓷器上，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这是以往瓷绘艺术不能相比的。元青花人物故事有渔翁、樵夫、蒙恬将军、萧何月下追韩信、吕布战马超、周亚夫细柳营、文姬归汉、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尉迟恭救主、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王羲之爱鹅、孟浩然爱梅、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携琴访友以及一些佛教故事的内容。
人物故事题材丰富，多为历史故事、仕女人物、婴戏等。如梅妻鹤子、四爱图、昭君出塞、三顾茅庐、蒙恬将军、萧何月下追韩信、单鞭救主、吕洞宾等，这些或是历史故事，或是戏曲小说，或是神仙人物，均绘画精湛。元代盛行戏曲小说，故此类题材亦较为多见。
元青花以文字为饰的器物亦极为别致，如传统的“福”、“寿”和以姓氏、诗词为主题的“春有百花夏有月，秋有凉风冬有雪”和现藏于江西高安市博物馆的青花菊纹高足杯。杯为高足，内外均以青花绘画纹饰，外壁绘画菊花纹，内口沿绘卷草纹，碗心以青花书写草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诗句，书写流畅，此类题材当受磁州窑所影响。
元青花极少书有款识，故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无法认清它的真实面貌，近年在全国许多地方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或是遗址出土，或是窖藏，或是墓葬出土，根据这些有确切可考的元代青花瓷器，有确切铭文的如江西九江发与有“延戊午年至己未年”铭文地券墓葬，此墓有一件青花塔式盖瓶。景德镇陶瓷馆藏有“戊子年”铭的青花缠枝灵芝纹罐。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有明确款识的元青花作为标准，再将那些没有书写款识，且绘画风格、器型相似，青料发色相同的器物排列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