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有人说：“读懂中国，必须先读懂中国传统文化；读懂中国文化，必须先触摸中国的彩陶”。也有人说：“世界的彩陶在中国，中国的彩陶在甘肃”，甘肃是“彩陶之乡”。彩陶，中国历史发展的源,华夏传统文化的根。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对远古人类的发展史研究中，甘肃的考古发现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甘肃的彩陶文化，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本文试图对彩陶与中国远古历史文化中的一些问题发表粗浅的见解，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彩陶印证了中国八千年的文明史，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关于人类远古及上古历史的研究，因为没有文字或有文字而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记载过简略，使人知之甚少，众说纷纭，信疑参半。如何才能证实充实呢？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金钥匙。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和质疑，恐怕都不得不求助于对甘肃彩陶的研究。
远古人类的活动，总是离不开大河。尼罗河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创造了古巴比伦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创造了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创造了中国文明。
约一万年前，黄河流域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是以农业为特征的，黄河彩陶兴起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联盟制鼎盛的时期。这是华夏族冲破蒙昧的一缕曙光，许多传说和考古发现说明，黄河流域的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与东夷、苗蛮等众多氏族部落的先民，在治理水患、开垦荒地、发展农耕等方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开发了各自的城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部落组织日趋完善扩大，人口不断繁衍增多，各氏族部落之间交往日益加强，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兵戎相见的机会也更多。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时期。
中国远古时代祖先，生存选择的首要条件应该是气候，土地和水源在远古容易选择，而气候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远古渭、泾、洮、湟等流域正是以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吸引先祖们在此繁衍生息，绵长不绝。
甘肃彩陶是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遗产中的明珠。秦安大地湾遗址长达3000年的历史积淀，特别是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的彩陶，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第一批彩陶，为伏羲女娲诞生于甘肃成纪之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也否定了教科书中关于伏羲氏族是华夏部落联盟以外的“东夷”集团的说法。
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中华人文始祖女娲、伏羲是开创者，炎帝（神农氏）是一个播种者，黄帝（轩辕氏）是一个改革者。他们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他们在这个时代发明渔猎、农耕工具和衣服、蚕丝、文字、历法、舟车、制陶、中药等对人类童年的发育功绩千秋，万世永载。
甘肃调查和发掘了几千处遗址以及几千座墓。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彩陶种类就有9种，品种和数量在全国是最多的。有充分证据推翻瑞典人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时期排序方面的错误。基本上确定了甘肃史前文化序列，即：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其时间跨度从距今约8000多年一直到距今2000多年，绵延不断长达约6000年。大量的资料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而且，甘肃的彩陶文化存在时间长约5000年，遗存数量之多，分布区域之阔，纹饰繁美，色彩艳丽，造型奇异，式样丰富，制工精细，内涵深厚，艺术成就高，学术价值大，堪称全国之冠，世界人类远古之最。
甘肃考古发现了先民许多杰出的发明创造，如7000年到8000年前种植的粟、油菜籽，发明的纺织技术，彩陶、文字雏形（彩绘、划刻符号），约5000年至6000年前建造的大型宫殿建筑（总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地画、精美的彩陶，窑洞式建筑和陶鼓；约3000年至4000年前发明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雕刻技术、青铜分铸镶嵌技术以及具纽铜镜、凸面镜、大型陶水管的制造和使用，大麻的种植，马的饲养和使用，都是全国首创的最早的发明之一。它们不仅可以复原当时的甘肃大地不同人群和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而且也充分显示了甘肃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对我国文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甘肃彩陶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到仰韶文化，再到马家窑文化，直至到沙井文化，不断延续、发展。文化脉络承接，使中国最早的古文化惟一没有阻断和消失。即就是在中原地区彩陶文化衰落时，甘肃的彩陶文化仍然延续了数百年。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相互融合的。特别是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正引起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引发出中国的文明史应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的问题。我认为：第一、历史应该重新改写，中国的文明史应该上溯到7800年以前。第二、黄河中上游的秦陇（陕、甘、青、宁）地区既是华夏民族先民们繁衍生息的最佳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和文化的源头。
二、彩陶演绎远古氏族图腾，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一） 彩陶演绎中华民族的图腾
在彩陶的纹样中，有许多光怪陆离的兽类图像。氏族社会的人们，以狩猎为重要手段，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之源，因此，对各种动物的形象、特征和习性都特别熟悉。伫立的鹿、跳动的蛙，游戈的鱼、侧向的鸟、弯角的羊等，造型准确生动，构图简介大方。
由于氏族社会的生产手段低下，心灵较脆弱，对大自然中发生的山崩地裂、洪水泛滥、雷鸣电闪以及威猛灵异的动物，既恐惧又探求，怀有复杂的心理，祈求神灵猛兽庇佑，并起到镇邪避凶的作用，对那些与生存关系密切的动物则表现出亲昵，并更多的出现在陶器彩绘中。
由于原始人类的蒙昧，氏族赋予本部落的起源以神秘色彩，认为他们本身和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有着特殊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图腾崇拜。我国古代伏羲的一支太昊氏 最早就以虎为图腾，而另一支少昊氏以凤为图腾，其二十四个氏族，也以不同的鸟为图腾。据史书记载，黄帝与炎帝决战时，就联合以野兽命名的熊、罴、虎等六个部族，并以黄帝的有熊氏为首，这就反映了对威猛动物的崇拜，半坡类型中的彩陶纹饰，也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中有昂首雄姿的虎形图案。
黄河流域最初的陶器造型与葫芦有着不解之缘，在陶器生产之前，人们用葫芦及其各部分来做器皿。大地湾文化的陶器，大多数的造型脱胎于葫芦，其中人头型器的彩陶也以葫芦造型，面部特征为一女性，反映了对女性的崇敬。黄河流域早期彩陶的图案中的鱼纹、蛙纹也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对生活富裕的追求和多子多孙的愿望。鱼和蛙的生命力极强，遍布江河湖泊，尤其是蛙，到处都能生存，所以很多地方对小孩都叫“娃娃”，“娃、蛙”同音，希望小孩向蛙一样活蹦乱跳。古人寿命短，从大地湾出土的棺墓分析，尤其女姓和小孩，极易夭折，是整个部族保护的重点，因此鱼和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人们最早崇拜的图腾。
至于彩陶中图腾大鲵和蜥蜴的出现，则晚于前者，可能是父系社会的文化象征，也是“龙”图腾的雏形。彩陶的上鲵也可能是蠎蛇类的动物的原始绘画，特别是蜥蜴纹在甘肃中部和西部的古彩陶上陆续延用了上千年，这种易变的动物另一别称叫“小龙”，应是当地氏族一直认为具有神性的动物。
（二）“龙”图腾的演变渐进。
“龙”图腾的出现，是从原始社会的伏羲氏族社会开始的，是在中华民族进入奴隶制时代经夏、商、周、秦、汉上千年时间，逐步完善定型的。
龙的传说，历史久远。古人从亿万年前的恐龙化石中已发现了“龙骨”、“龙蛋”及其他庞然大物的怪兽化石，从而认定，龙是存在的。又从咆哮的江河中，从天空中乱奔的飞云图形和雷鸣电闪中似乎感到了龙的神威，再从爬行的鄂鱼，蠎蛇、蜥蜴等动物身上感到了它们的威猛、灵活和不可侵犯，于是就产生了对龙的崇拜并以龙为图腾。
炎帝族是以神龙为图腾，帝尧族是赤龙。属于伏羲氏族的太昊氏系统的还长龙氏、居龙氏、降龙氏、潜龙氏、土龙氏、水龙氏、黄龙氏、赤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 、飞龙氏等氏族部落。wWw.taoCI52.COM
这些各种各样的“龙氏”，与“山海经”中所说的“龙身而人首”“人首蛇身”的诸神，实际上都是远古时代中华先民的族徽图腾。这种炎（帝）裔黄（帝）胄之说， 一直流传至今天。从龙传说到彩陶中看到大鲵、蜥蜴这种最早的龙图案雏形，年代非常久远，而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备的“龙”，迄今已3000多年的历史。商周的青铜器中，常看到的是没有角的“螭龙”造型。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民被称为“龙的传人”，黄河长江似两条巨龙象征着炎黄子孙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强大兴盛。此外，中国的东北有黑龙江，甘肃有白龙江，云南有独龙江等。中国以“龙”命名的江河和地方非常普遍。中国人认为江河湖海风雨雷电，都有龙来主宰。全国各地包括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建有龙王庙，四时祭祀不断。龙的形象成为威严、高贵、神圣的象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代君王，都以真命天子自居，号称龙种，其后代自然也是龙子龙孙。龙的图案首先是帝王选用，秦始皇号称“祖龙”。皇帝有龙冠、龙袍、龙案、龙床，王室的建筑到处有龙的绘画、雕塑，古代的达官贵族则有蟒袍，表示地位的显赫及与皇室的姻亲关系。
“龙”体现着华夏各民族各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变化莫测，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循地入海。龙无坚不摧，不可战胜，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应引以自豪。
“龙”体现着华夏各民族各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变化莫测，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循地入海。龙无坚不摧，不可战胜，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应引以自豪。
中国龙文化是伴随着彩陶、青铜器文化和华夏社会发展而形成和流传的。如今连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也熟悉和热爱龙的形象。中国的“龙”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作为人类宝贵的无形文化遗产而充分进行弘扬。
三、彩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文字、绘画、色彩、造型、冶炼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陇黄土高原地带，宽阔的河谷，肥沃的冲击土，不仅为农耕提供了肥美的土壤，而且为制作陶器提供了优质的陶土。其土质疏松纯净无杂质，颜色橙黄如粉糕，质地细腻而且具有柔韧性。
陶器是原始社会划时代的创举，制陶是人类的第一次通过物理变化来改变物体性能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童年的智慧之花。不但方便了人们生活，而且对后来的文字、绘画、色彩、造型、冶炼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字书法与中国国画是华夏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两颗璀璨明珠，它们最早衍生于彩陶上的原始绘画和记事符号。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最具艺术性的文字。在甘肃大地湾文化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上，刻画符号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已发展到上百种。应该认定，这些符号与甲骨文一样，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是像形文字和数字的雏形。中国文字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到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多种造字方法，并经过了在青铜器上刻铸的金文（钟鼎文）到大篆（蝌蚪文）、小篆，再到隶书（汉隶）、楷书的字形演变过程。后来又有魏碑体、、行书体、草书体等多种书写字体，而且产生了书圣王羲之、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等著名书法家。汉字书法与中国国画是华夏传统文化长河中的两颗璀璨明珠，流光溢彩，传承于世。
原始社会的绘画，能保留到现在的一个是岩画，一个是陶器上的彩绘。以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文物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展示了我国五六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最富有艺术性的创造，是我国绘画史上现存最古老的艺术作品，具有世界意义。古代人们在陶器上所表现的绘画技巧尽管很稚嫩，但是他们所表现的对生命的讴歌和对生活的赞美十分强烈。对称的连贯的人物舞蹈图纹、鱼网纹、人字纹、蝶形纹、方块连续带纹、叶形纹等生动流畅，具有强烈的装饰意味，对中国后来的纺织刺绣图案、瓷器玉器图案和建筑刻画图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始人用于彩绘的颜色，最早是从石块中寻找的天然色，经过石磨研成细粉。主要以黑、橘红、橘黄为主，偶尔也有白色。当时古人还不可能掌握调色的技能，但是他们所选用的矿物颜色经过加温烧制，直到今天看上去还是那么柔和鲜亮。
彩陶在造型方面最初以手工控制，后来发展到了“慢轮整修”阶段。以圆弧为基本形状的葫芦形、锥圆形等平底罐便于放置，而尖底罐、三足罐是为了便于在炉膛或火炕中烧煮食物。彩陶罐口沿的收缩、倒水的流口、对称的耳环、三足的平衡支撑等，对后来青铜器的鼎、樽、爵等器物的造型有极大的启迪作用。而原始人在彩陶中塑造的人形壶、鸟形壶、提梁壶、连体双耳罐，以及不同作用的盆、钵、勺、瓶、缸、瓮、带嘴锅等多种器皿，则对后来的雕塑、金属铸造和瓷器、紫砂壶的造型艺术产生极大影响。
透过彩陶我们还可以看到，用动物毛制作的笔已经用于彩陶绘画。由彩陶烧制到建筑用的砖瓦的烧制，以及后来的活字印刷所烧制的陶字，都是脱胎于彩陶烧制工艺。
彩陶烧制对后来的冶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原始人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也尝试焚烧不同的石料或偶尔的发现，在高温下熔炼出了铜、锡、金、银等金属，于是就产生了青铜器和金银。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工具制造日益精巧，式样日益增多。首先是居于黄河中下游的商族发明了冶铜术，制造青铜鹤嘴锄，随后居于西北的夏族也有同样的进步。在甘肃的齐家遗物和辛店遗物中都有铜器出现。甘肃的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等十余处齐家文化遗址内发现有红铜和青铜制器的斧、镰、矛、刀、凿、锥、镜等。甘肃民勤沙井的地下遗物中，铜器已比较多的存在，并有带翼的铜箭镞等兵器。远古人铸造青铜器的模具胎具都是陶制的，冶炼金属的坩埚也是用陶土制成，青铜器上的鸟兽花纹都源于彩陶绘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冶炼造型技术已达到登峰造极的辉煌境界。
综上所述，彩陶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之源，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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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在历史文化中仍具有很高的地位
紫砂陶土最初的发现有一个传说：据说古时候，有一异僧行经村落，向村人高呼“卖富贵土”。 大家以为僧人用癫话诓人，纷纷嗤笑他。僧人不以为怪，又高呼“贵不欲买，买富如何？” 于是引导村叟跟他上山，指点黄龙山中蕴藏有一种使人受用不尽的富贵土，言毕而去。村人发掘，果然掘得一种五色缤纷的土，红的、黄的、绿的、青的、紫的。灿烂光亮，奇丽极了。从此以后，一传十，十传百，鼎蜀山村的村民都来锄白砀、凿黄龙，挖掘这山间的富贵土，开始烧造最早的紫砂壶。
明人熊飞《以陈壶徐壶烹调山岕片歌》说：“景陵铜鼎半百清， 荆溪瓦注十千余”，清人陈其年《赠高澹人诗》提到“一具尚值三千缗”，足见名家作品价值之高。明人李渔优质的紫砂工艺品，或称特种工艺茶壶，是指出于有名艺人的手制作品，它不仅讲究造型的完整，而且特别着重制作过程中的工艺质量。名艺人的成就和名望，正是这些方面都达到了与职称相等的水平。所以由名工艺师制作的紫砂工艺茶壶，既使价值不菲，却仍然是收藏爱好者渴求的对象。历史产品成为文物，其价格更为惊人。历史上一些记叙里多读到出于名艺人手的工艺杰作的身价，称誉为“贵重如珩璜、珍重比流黄”超过珠玉之上。
发展中的北宋龙泉窑青瓷
北宋龙泉窑有鲜明的特色。早期龙泉窑集中在龙泉市金村与庆元县上村交界处溪流两旁山坡。器型规整，釉面光洁，玻璃质感强。北宋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特点是在广泛吸收周边地区和北方青瓷名窑制瓷工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
北宋 龙泉窑青釉莲瓣纹多孔盖瓶
龙泉窑青釉莲瓣纹多孔盖瓶，北宋，高33.3、口径6.7、底径19厘米。瓶成塔式，圈足，盖呈覆莲式，上刻莲瓣纹。瓶身由阴刻弦纹分成四层，上刻凸起的莲瓣纹，莲瓣内刻划细密的花蕊及花脉纹，每层凸雕五个短流孔为装饰，短流孔顶部雕成兽头，流口巧做成兽嘴。通体施青釉，造型俊秀，制作精美。北宋龙泉窑多孔瓶体一般为多级塔式，寓意五谷丰登，多用于陪葬，瓶高多在25～35厘米之间，有盖，五孔瓶较多见。该器为北宋龙泉窑精细之作。
北宋 龙泉窑翠青釉莲瓣纹五管盖瓶
龙泉窑翠青釉莲瓣纹五管盖瓶，北宋,高32、口径9、足径10厘米。瓶呈塔式，直口，多层塔式腹，圈足。肩部出五管，瓶体刻划莲瓣纹和斜方格纹。盖面刻划莲瓣纹，塔式钮。通体施青釉，釉层均匀，色泽莹润。五管瓶为北宋龙泉窑流行的瓶式之一，肩部多设五管，也有四管和六管的，管与器身不通连。
北宋 龙泉窑青釉划莲荷纹塔式盖瓶
龙泉窑青釉划莲荷纹塔式盖瓶，北宋，高33、口径9、底径8.5厘米。盘口，长颈，长鼓腹，圈足。带盖，瑞兽钮。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腹部刻划莲花和莲实纹，间隔水波纹。这种塔式盖瓶在北宋时期非常流行，盖钮形式多样，有塔式、瑞兽、飞鸟、人首、佛像、镂空花形、宝珠状等。塔，代表根基坚固，寓意子孙家业万世稳固。北宋龙泉窑塔式瓶、佛瓶等为民间盛行的陪葬之器。
北宋 龙泉窑青釉划花纹盘口瓶
龙泉窑青釉划水波纹盘口瓶，北宋，高32.2、口径13.3、足径11.5厘米。盘口，长颈，丰肩，长鼓腹，圈足外撇。盘口，长颈，鼓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光润，青灰色胎，胎体厚重。颈部刻弦纹，腹部竖刻六组等距双阴线纹，中间刻划水波纹。该器造型高大，挺拔饱满，花纹清晰，细条流畅。青釉玻璃质感强，透明度高，釉色似越窑青釉，温润似玉，为北宋龙泉青瓷代表。
北宋龙泉窑常见器型还有梅瓶、执壶、凤首壶、罐、炉、碗、斗笠碗、盅、碟、粉盒等。清人梁同书《古窑器考》载：“古龙泉窑，土细质厚，色甚葱绿，妙者与官、哥争艳，但少纹片，紫骨铁足耳。”宋人庄绰《鸡肋编》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
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宋龙泉窑管窥
北宋早期，龙泉窑的产品以淡青釉瓷器为主，在装饰技法上多使用“划花”手法，支烧工艺采用垫圈泥点支烧，与同时期的越窑非常相似，器型也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从器物的外表来判断，二者很难区分。此后开始出现一些独特的器型，如夹层碗、五管瓶、龙虎瓶等，在装饰技法上多使用篦划纹填充纹饰。在施釉技法上，仍使用传统的石灰釉，施釉较薄，釉色以青黄色为主。
北宋龙泉窑青瓷刻划花执壶
口径7.7、底径7、高20厘米。浅盘口，细长颈，八棱腹，圈足外撇。流长而弯曲，把手背中间被分成两股，肩部置有一对系，中间亦分成两股。腹部的每个区域内都用细线划满花叶纹。通体施淡青釉，圈足内部也有釉，足端无釉。此件执壶制作规整，纹饰优美，为注酒器。初创时期的龙泉窑较多地烧造淡青釉产品，生产年代大致在北宋早期。这一时期生产的产品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越窑是宋以前浙江的制瓷中心，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的巅峰时期，进入北宋以后快速走向衰落直至停烧。关于越窑停烧的原因，目前主要的观点是唐五代时期越窑生产规模快速扩张导致燃料不足。越窑的部分工匠转移到龙泉地区烧造瓷器，因此早期的龙泉窑青瓷产品带有强烈的越窑风格。这件淡青釉执壶的八棱腹与唐代越窑生产的八棱净瓶十分相似，线条纤细的划花纹饰也是五代宋初越窑产品的特色之一。这件执壶年代应该在北宋早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刻划花夹层碗
口径14.4、底径9、高6.7厘米。由内外两层组合而成，内层呈浅盘状，盘底有一道弦纹，弦纹内刻划三朵莲花纹饰。外层深腹，下腹弧收，大平底，底中央有一圆孔，以碗底为中心，自下而上外壁刻划有十六瓣莲瓣纹，莲瓣的顶部有一道弦纹，莲瓣纹内有细线条。内外夹层中空。通体是青绿色釉，底部无釉，底中心圆孔边缘有釉。为龙泉窑淡青釉产品，年代大致在北宋早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刻划花盖瓶
口径8.1、底径6.9、通高29.5厘米。盘口微敛，喇叭形短颈，溜肩，长弧腹，圈足。颈肩相连处各饰两道弦纹。腹部用减地法施六道纵向凸棱，将腹部分为六个区间，每个区间内刻划一花叶纹，中填篦纹，纹饰基本相同。器盖子口，盖面呈覆盆状，上饰篦划纹，呈水波状，盖钮为宝珠状，宝珠腰部有凸沿。通体施青黄色釉，玻璃质感强，釉面有冰裂和缩釉现象。器盖内部、口沿、圈足内部无釉，胎呈青灰色。与浙江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出土青瓷瓶的器型、纹饰十分相似，年代推测大致在北宋中晚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带盖五管瓶
口径8、底径9、高31厘米。器盖为覆盘式，盖钮呈宝珠形，宝珠下部有凸沿，盖面刻划覆莲纹。器身短直口，腹有五节，上四节宽度基本相同。自上往下逐渐外扩，第五节较长，逐渐内收，圈足外撇。第二节处置有等距离的五管。腹部二、三、四节刻逆向斜条状纹饰，第五节刻划双层仰莲纹，瓣面填充篦纹。釉色青黄相间，玻质感较强。圈足足端和内部无釉，露胎处呈土黄色。五管瓶是北宋龙泉窑的特色产品之一，多出于墓葬，为随葬用的明器。与此件相似器型的器物在龙泉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也有出土，年代推测大致在北宋中晚期。
北宋龙泉窑青瓷盘龙瓶
口径5.1、底径6.8、高24.8厘米。盂形口，长直颈，圆肩，深弧腹，圈足。肩部装饰一道捏制的波浪纹，其上堆塑一条上下翻腾的龙，四足三爪，周围有花、石、祥云点缀。器腹上下各饰一道弦纹，中间刻划缠枝牡丹纹。胫部刻划仰莲纹，纹饰中填充篦划纹。通体施青黄色釉，口沿与底部无釉。宋代龙泉窑多生产此类以龙虎为主题的堆塑瓶，并称为龙虎瓶。
北宋龙泉窑青瓷莲瓣纹敛口钵
口径5、底径3.5、高5厘米。敛口，折唇，斜直腹，平底微向内凹，腹部刻有仰莲纹，上划有篦纹，通体施青黄色釉。莲瓣纹钵是宋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之一，南宋时期也有生产，并且出现了圈足。这件莲瓣纹钵出土于杭州葛岭工地，造型规整，简洁优雅，为宋人的文房用具。
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管窥
南宋龙泉窑较北宋龙泉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汝窑首创的石灰碱釉开始被广泛运用到瓷器的生产上。南宋龙泉窑青瓷以釉色为胜，产品以素面为主。粉青、梅子青等釉色的瓷器受到时人的喜爱，生产的瓷器远销海内外。
南宋龙泉窑青瓷弦纹梅瓶
口径4、底径6.5、高25厘米。盖呈覆钵状，盖面平齐。瓶口较小，唇外卷，短颈，丰肩，腹部修长，圈足。盖和瓶身饰满弦纹。施粉青釉，腹部大部分区域布满密集的开片纹，开片处泛黄，釉层莹润，从器盖上可以观察到二次上釉的痕迹。底部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出土于松阳庆元元年（1195）程大雅墓，为该墓出土6件梅瓶的其中之一。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是龙泉窑生产从薄釉向多次施釉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件梅瓶便是最好的实证之一。
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瓶
长9.2、宽9.2、高25.5厘米。圆口，短颈，方身，圈足，口径与底径相仿。器身四面有横、竖凸起的直线纹，器身共八节。通体施青绿色厚釉，釉色莹润，足端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琮瓶，因其造型似史前玉琮而得名。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琮，其实是清末才有的说法。根据台湾大学谢明良的考证，宋人认识中的琮与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琮有一定的差距。琮瓶的材质除瓷质外还有石质和铜质，后两者目前仅出于四川窖藏，且年代较瓷质的更早。宋代琮瓶具有某种祭仪功能，明人将此种器型的器物称之为“蓍草瓶”，多将其用来插花，成为明代文人案头清供之一。
南宋龙泉窑花形盒
口径5、底径5、高4.4厘米。整器平面呈正五边形，盖母口，盖面塑一五瓣梅花。盒子口，直腹，正五边形圈足。盒身转角近口沿处刻划四道波浪形弦纹，与盖沿处的弦纹相连接，线条流畅，于细节处见匠心。通体施粉青釉，子母口和足端露胎。粉青釉产品为南宋龙泉窑的特色产品之一，釉面光泽柔和，釉色清新淡雅，颇具玉质感。
南宋龙泉窑鬲式炉
口径11.7、高9厘米。宽折沿，直颈，扁圆腹，下承三乳足。肩部有一周弦纹，腹部至足部各饰一道出筋，三足内侧各有一小孔。整器内外施粉青色乳浊厚釉，足端无釉，露胎处呈灰白色。鬲式炉的器型仿自先秦青铜器中的鬲。宋代瓷器的一大特点就是多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器型。这类器物的用途应是做焚香用的香炉，南宋词人吴文英《夜行船·赠赵梅壑》一词中有：“古鬲香深，宫壶花换，留取四时春好”的文字相印证。
南宋龙泉窑青瓷洗
口径12.5、底径6、高4.3厘米。敞口，窄沿，圆唇，斜直腹，圈足。素面无纹饰，通体施粉青色厚釉，足端无釉，呈锈红色，器身薄釉处可观察到白胎。1958年龙泉金村窑址采集，金村是龙泉南区最为重要的三个窑址群之一。这件洗完整无损，造型规整，唯外腹壁有很多黑色的污渍。宋代龙泉窑以釉色闻名，在釉色的筛选上有严格的标准，像此件釉色微瑕的器物就没有经过当时窑工检验，成为一件合格的产品。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把杯
口径8.6、底径4.4、高3.3厘米。直口，浅直腹，矮圈足，上腹部近口沿处置一圆形把手。通体施青灰色釉，釉面布满开片。口沿与足端无釉露胎，胎呈紫黑色。为龙泉窑中的黑胎类产品。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碗
口径8.6、底径4.1、高5.1厘米。直口，深腹，近底处骤内收，圈足。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布满均匀细碎的开片。足端无釉，胎壁较薄，露胎处呈紫褐色。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唾盂
口径16.1、高7.7厘米。浅盘口，束颈，直腹，圈足。圈足与垫饼粘连。通体施青灰色釉，釉层布满气泡和细碎的开片。
南宋龙泉窑黑胎青瓷花口瓶
口径5.5、底径5.2、高14厘米。喇叭形六瓣花口，对应的器腹和圈足均呈六瓣花形。束颈，圆弧腹，圈足外撇。通体施青褐色釉，釉面有开片。足端露胎，胎体较薄，呈紫褐色。整齐略扁，为对半合模制成。
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彭城镇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部的彭城镇，系滏阳河的发源地，是一个城乡交错，工农交叉的历史名镇。
在历史上，彭城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立于北响堂寺的明万历年间《游鼓山滏水》碑记里记载：“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煅冶。入室，赌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揣]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期甲天下哉！而今以旱故，各减十之一二矣！”有“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
据考证，早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彭城镇设置官窑数十座，此地的制瓷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明《大明会典》记载：岁造磁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清《磁州志》营造卷五：官坛厂在南关石桥东，后移至琉璃村。旋复旋移，又再复故处。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40余座。岁造磁坛，堆积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广禄寺……
进入新时期，彭城镇的制瓷业再攀高峰，殊荣不断。近年来，国务院授予了它“磁州窑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和“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播基地——磁州窑烧造技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了它“中国磁州窑之乡”、“中国民窑研究基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为它题写了“中国磁州窑历史博物馆”；古陶瓷研究泰斗叶民也为它题写了“富田磁州窑遗址”……2011年8月13日，彭城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当时彭城镇作为河北省唯一的推荐参评城市并获此殊荣，充分体现了峰峰陶瓷的地位和品质。
据调查，彭城镇迄今保存有30余座古窑、50余座古作坊、7座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且地下遗存极其丰富。时至今日，彭城镇仍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高档出口瓷生产基地和全国八大瓷区之一。特别是磁州窑开创的釉下白底黑（褐）花等装饰艺术，极其富有民间乡土气息和民间艺术特色，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划时代意义。其经典性的装饰意涵和意趣，对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业，对后世彩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大力发展陶瓷总部经济 弘扬佛山陶瓷历史文化
1月10日，佛山市市长陈云贤率市、区、镇各级领导亲临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视察。在详细听取了佛山陶瓷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周军对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的介绍，参观了总部基地建筑模型与项目工地后，陈市长要求将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打造成发展陶瓷总部经济的示范基地。
今年，在政府强势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环境下，佛山陶瓷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政府也为此制定了时间表和相关配套政策。与此同时，佛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佛山陶瓷向商贸、物流、服务发展，大力打造陶瓷总部经济的政策方针。1月7日，在“陶瓷产业结构调整座谈会”上，陈市长强调，2008年的节能减排指标是刚性、约束性的硬指标！对陶企污染的整治不会有缓冲期。从佛山陶瓷产业分类和污染源等方面和广大陶瓷企业代表一起深入分析佛山陶瓷产业的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大局，精辟地提出要用世界的眼光做好佛山陶瓷产业，佛山陶瓷由生产制造向商贸、物流、服务发展，大力打造陶瓷总部经济的大方向。进一步强调，弘扬佛山陶瓷文化，发展提升佛山陶瓷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
为此，在市相关职能部门和禅城区、南庄镇主要领导，以及各主流新闻媒体等陪同下，陈市长亲临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进行实地考察，深入调研禅城区发展陶瓷总部经济的进展情况。在听取了周军关于总部基地院落式、总部环境规划和陶瓷历史文化长廊等情况的汇报后，陈市长当即肯定了总部基地在发展陶瓷总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称赞项目规划非常有特色，定位明确，弘扬了佛山陶瓷历史文化，大力发展了陶瓷产业总部经济。并作出指示，禅城区发展陶瓷总部经济，调整提升产业结构需市一级部门加大支持配合力度，打造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需配套通关一体化“绿色通道”等。同时指示禅城区及市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总部基地在工商、税务等相关配套优惠政策。
最后，在禅城区、南庄镇领导的陪同下，陈市长深入项目工地现场，当看到紧张有序的施工场面和一栋栋初具规模的建筑时，当场握着周军的手称赞：好，很好！一定要一鼓作气，马到功成！
洪武瓷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官窑出现
明朝的洪武时期正处于元朝和明朝交替的时期，作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的朱元璋下令建造官窑，由朝廷直接督办，用上等的材料、工艺精湛的工匠、超高技艺的画师进行制作，其烧制瓷器的工艺以及配方都是严格保密的，对于器物的形制、色彩、纹饰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仅供于皇宫使用，足以可见当时得瓷器地位之高。洪武时期主要进行了青花瓷的大量烧造，但是由官窑烧制出的瓷器流传至今的却少之又少，收藏价值非常之高。
在洪武时期的官窑瓷器中以釉里红的瓷器最为名贵，通过氧化铜在高温还原的条件下烧制而成，这一项工艺难度非常之大，铜对于窑炉的温度以及外在条件要求较高，所以当时洪武时期烧造出的釉里红瓷器有着“千窑难得一红”之称。从洪武时期烧制的瓷器上看，胎质非常的细腻，胎体也非常的薄，流行青、白两色，素气、雅观是洪武瓷器最大的特点，但是由于洪武时期使用欧冠瓷器用来兑换马匹，所以烧造出的瓷器非常的壮硕，这也形成了洪武瓷器官窑的独特风格。
由官窑烧造出的瓷器瓷化的程度非常高，厚重感相较于其他瓷器要高很多，而由民间烧造出的瓷器由于对于温度把握的不当，会出现浆胎的现象，胎体的断面上会出现土黄色的色泽，收藏价值以及价格就要略低一点。
从其瓷器的装饰图案上看，大部分是以花卉的纹饰为主，绘制出的菊花呈现为扁状的椭圆形，缠枝的莲叶纹则会呈现出螺丝形态，装饰的花纹样式较为单一，但是技法却是非常娴熟的。从其绘制的青花绘画使用了凸画的两面装饰手法，有着大量团花的图案，青花的色泽也较为稳定，很少出现流散的现象，收藏价值较高。
釉面呈现为青白色是洪武时期瓷器最大特点，通过厚润的青白釉进行掩盖原料的不足，官窑烧制的瓷器釉面虽然也是青白色，但是却有着非常高的莹润感以及肥厚感，给观赏者一种较高的美观艺术感。从其釉面的自然开片纹上看，玻璃化的程度较高，透亮度也较高，有着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虽然民间烧制的瓷器也是以青白色为主，但是在对于器物表面的呈现上却远远不如官窑烧造的成色好。线条简单流畅、纹饰生动有趣是洪武时期瓷器最大的特点，虽然在现今的市场上有着较多的洪武时期瓷器的出现，但是大多都是由现代进行仿制的，在收藏价值上较低。
洪武瓷器精品鉴赏及拍卖成交价格：
1:明洪武外酱釉内蓝釉印花云龙纹大碗，尺寸：直径20.5厘米，估价：RMB 5,000,000 ~ 6,000,000，成交价： RMB 6,720,000 ，成交时间：2010.11.22，拍卖公司：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年秋季拍卖会。
碗形撇口深腹，圈足底胎体厚重，足内无釉。外壁施酱褐色釉，胫部刻变形莲瓣纹一周，碗内施蓝釉，内壁模印五爪云龙纹，双龙首尾相衔，碗心刻风带如意云一朵。品相完美，时代特征鲜明，为极罕见的洪武二色釉瓷器，其品种系洪武朝所独有，目前所知同品种的传世器不过数件，多数收藏在欧美著名博物馆，拍品为已知者中唯一的大碗，其珍贵的文物价值，不言而喻。
据统计，洪武时期此类装饰模印云龙纹的器形有碗、盘、高足碗三种，釉色有蓝、酱、红、白、黄等颜色，分两种类型，一类为内外颜色不同，另一类为内外同色，其中以单色红釉器较为多见。此外还曾见外青花内印花云龙纹盘。从考古发现和传世品看，元代的颜色釉瓷器以钴蓝釉为多，印花装饰则多见于枢府卵白釉器，而不见施于蓝、酱、红、黄等颜色釉器。明永乐、宣德及以后各朝的颜色釉瓷器亦罕见以印花为装饰者。
外酱釉内蓝釉印花云龙纹大碗，胎体较厚，撇口深腹，近墩式，圈足。碗内壁施蓝釉，玻璃感甚强，釉下模印云龙纹，二龙为同向行龙，双角五爪，首尾相接。碗心浅刻云纹，上下各一如意云头，中以S形云带相连，弯折处各出半朵云头，是为“风带如意云纹”。外壁施酱褐色釉，近底部浅刻双线仰莲瓣纹一周，莲瓣内为变形云头及空心圆珠。足内不施釉，有明显旋痕。
这类印花云龙纹颜色釉瓷器系洪武朝所独有，而其中外酱釉内蓝釉者典型性最强数量却极少，有则又早归各著名博物馆所有，此碗之珍贵自不待言。
2:明洪武龙泉青釉刻莲纹菱花式大盘，尺寸：直径62厘米，估价：HKD 4,000,000 ~ 6,000,000，成交价： HKD 5,525,000 ，成交时间：2019.11.27，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秋季拍卖会。
菱花式，敞口，折沿，浅弧腹，圈足，盘壁随花口出筋。内壁口沿下刻杂宝纹，内腹刻缠枝莲纹，外壁口沿下刻缠枝莲纹。盘内、外及圈足均施青釉，釉色青翠，釉面丰润。
自古以来，龙泉青瓷以釉料之美誉满天下，它们含蓄蕴藉的青釉深浅有致，质感温润失透，本拍品堪可为此现身说法。其实，龙泉瓷并非得名于某个特定的窑口，龙泉只是指浙江南部一个陶瓷集散地。当地瓷窑承袭了省内越窑之遗风，因此北宋龙泉器与越窑制品十分接近。但时至南宋，皇亲贵冑南下偏安杭州，龙泉窑显然受到其逸兴雅趣之影响，创烧了一种清浅柔和的精制青釉，在海内外大为风行。龙泉釉在南宋已臻于完美，但其产量在元代仍持续攀升，久而久之，活跃于龙泉地区的元代窑口竟多达约三百个。除了引入新的器型和装饰风格，龙泉窑更开始烧造器型敦硕的作品。虽然大件器物（如大盘）最早的灵感很可能来自西亚客户的要求，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大件器物在西亚和东亚亦广受欢迎。以日本为例，上乘的龙泉青瓷在当地长盛不衰，各大名剎和家族皆视之为传世之宝。到了明初，龙泉青瓷无论是在本土或出口至其他亚洲地区，受欢迎的程度丝毫不减，文献中亦明文记载，部份龙泉青瓷属于宫廷御制，相应事务俱由京中派员督制。值得一提的是，《大明会典》卷一九四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即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窑]等府烧造。」在明初龙泉或景德镇制品中，盘径逾50公分者极罕，本拍品工精料绝，且口径为62公分，看来很可能是特为宫廷烧造之物。
明代洪武一朝，制瓷业再度腾飞，菱口器物在两大窑系东山再起，并结合了与花口对应的瓣形弧壁，出筋处棱角分明。可圈可点的是，景德镇菱花式大盘的圈足似无定式。北京故宫珍藏数例青花菱花式大盘，部份作品的瓣式造型从盘口、器壁乃至圈足一气呵成，有的仅采用平实的圈足设计。
3:明洪武龙泉青釉菱花式大盘，尺寸：直径62.2厘米，估价：HKD 3,000,000 ~ 5,000,000，成交价： HKD 4,860,000 ，成交时间：2017.05.3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春季拍卖会。
此盘曾为日本黑田家族珍藏。黑田一支发源于播磨国，先后为织田及丰臣家族效力。黑田孝高（1547-1604年）因出任谋臣有功，1587年获封中津城。黑田孝高既是豊臣秀吉的得力军师，也是茶圣千利休（1522-1591年）的好友，并亲自撰文阐述茶道。
4:明洪武龙泉缠枝花卉纹玉壶春，尺寸：高34厘米，估价：RMB 3,000,000 ~ 3,200,000，成交价： RMB 3,565,000 ，成交时间：2016.12.06，拍卖公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十周年秋季拍卖会。
龙泉窑是著名的青窑瓷场，窑址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宋元时期烧造盛极一时，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龙泉窑相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明代重要的器皿中均有龙泉窑的遗迹，《大明会典》记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即饶州府的景德镇和处州府的龙泉窑烧造瓷器。本品器形端庄挺拔，秀美隽雅，通体覆施青釉，厚润沉静，碧翠怡人。颈部剔刻蕉叶纹、回纹、忍冬纹；肩部饰如意垂云纹，内填花卉；腹部主纹饰为四朵缠枝牡丹，其下刻变形莲瓣；足墙饰回纹。布局繁密紧凑，层次过渡清晰，刻划豪放流畅，工艺精湛，所刻枝蔓花卉轻盈舒展，气脉连贯毫不逊色于笔绘之神韵，为明洪武龙泉官窑玉壶春瓶之佳妙隽品。
5: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尺寸：高32.3厘米，估价：RMB 3,000,000 ~ 4,000,000，成交价： RMB 3,450,000 ，成交时间：2012.10.29，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2秋季拍卖会。
釉里红是中国陶瓷史上极难烧制的品种之一，它以铜红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因铜红料极端敏感的特性和窑炉内还原气氛人工难以控制的原因，其呈色极易偏差，甚至部分纹饰会在窑火中被烧飞，因此，釉里红技法虽早在唐代长沙窑即已出现，但直到元代才真正烧制成功，至洪武朝继续发展成熟，并掀起一个小高潮。从已知器物看，宣德朝虽然亦有精致的釉里红器，但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远不如洪武朝，宣德以后，整个明代的釉里红制作渐趋衰落，并一度停烧，直到清代才得以恢复，故明初的釉里红器堪称弥足珍贵。传世品中的洪武釉里红器远多于青花器，器形包括尺寸巨硕的大罐、大碗、大盘及梅瓶、玉壶春、执壶、双耳瓶、三足炉等。其中釉里红大碗在本场拍卖会徐展堂先生专题中即有一件，而釉里红玉壶春瓶，含本品共有两件。如此齐聚，堪为佳话。同类器见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及著名私人收藏中，如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茧山龙泉堂等。此瓶造型、纹样皆与北京故宫珍藏洪武朝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相似，而其发色更为浓艳，在传世品中诚不多见。造型、装饰亦具鲜明的时代特征，重心下移，纹饰自上而下共六层，主题纹样为缠枝牡丹纹，以牡丹的正面和侧面描写交错出现。颈部有蕉叶纹、卷草纹、海水纹。近足处为仰莲纹，足墙外绘卷草纹。构图更为规整，主题更为单纯，渐趋向细腻纤巧和规范模式化发展。同样的风格尚见青花和处州龙泉青釉刻花品种，尽显朱明开国之官窑气象。传世品中，此类玉壶春瓶纹样布局分为瓶颈和瓶腹两大部分，瓶腹纹饰主要有莲花、牡丹花及菊花等，瓶颈纹饰则有回纹、蕉叶纹、卷草纹、波浪纹、灵芝纹等。通过这两处纹饰各自变化和两者之间的互相搭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上述同类器即反映了这种情况，纹样或多或少有些差异，却又坚持同一风格，于统一中蕴含变化，颇令人回味。洪武朝瓷器曾经是古陶瓷界认识中的一个空白，随着明故宫遗址和明代御窑厂的发掘，洪武朝瓷器的面貌才逐渐清晰起来。尽管肯定洪武瓷的认定比较晚进，但并不影响人们对洪武瓷器价值的认定。
6: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大碗，尺寸：直径21厘米，估价：RMB 3,000,000 ~ 5,000,000，成交价： RMB 3,450,000 ，成交时间：2013.06.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八周年春季拍卖会。
此件大碗为敞口、深腹、腹部丰满、圈足，足端平切。器内外壁均以釉里红绘缠枝牡丹纹，口沿及圈足饰回纹，是洪武釉里红的常见制饰，釉里红偶有褐色斑点，釉色白中泛青，底足可见火石红。1982年山东文物总店收集一件类似藏品，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明代洪武瓷器中除青花瓷器以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釉里红瓷器，红色是明王朝的吉祥之色，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推崇，因此釉里红瓷器的生产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洪武三年朱元璋颁布了“以红色为贵”的旨意，并且要求宫中内外皆以红色作为装饰。明代釉里红瓷器源于元代釉里红瓷器，其制作工艺和青花瓷器一样，所不同的在于用料，前者是以氧化铜着色，后者则以氧化钴着色，它们都是在瓷胎上描绘花纹，然后施一层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一次烧成。由于釉里红瓷器制作困难，再者成品率低，因此其生产制造在中国的陶瓷手工业历史中曾数度中止。正因为此，传世的釉里红瓷器益显珍贵。这件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属明洪武瓷器的典范之作，无论是纹饰布局，还是纹饰题材都具有元代遗风，但线条比元代更加精细。釉里红呈色较暗淡，色泽趋灰，有局部红色晕散现象；器物釉面肥厚滋润，釉色清白，胎体淘炼略欠精细，胎质呈浅灰白色，露胎处可见火石红斑。底足改变了元代斜削的特点，底足为平削，器底微微下塌。
此器的纹饰，以缠枝花卉为主，辅助纹饰以回纹做边饰，花、叶远不及元代瓷器所绘的缠枝花卉纹里花、叶的大小，呈现出洪武瓷的三个画风。其一，花卉在构图中的地位更为显要，枝繁叶茂的缠枝纹饰因此更为悦目突出。其二，在正面描绘花卉时，花蕊均留有一道白边，这种画法简洁有效，加强了与周围深色花瓣的浓淡对比。洪武瓷器上的缠枝菊纹也有类似的画法，常在白色瓣内勾出一道白边。其三，洪武瓷器多以三角构图侧写牡丹，构图上以牡丹的正面和侧面描写交错出现。这种手法使波浪般的缠枝图案显得错落有致，与此同时亦突出了整体的造型。此外，公元十四世纪末的瓷器画工喜为花卉描上白色瓣尖。而釉里红烧造技术较难掌握，尤其是铜元素对炉窑的温度和气氛要求非常严格，烧制温度低了颜色发黑，温度高了颜色又会晕散，甚至完全挥发成不了红色，其间不可预计因素可想而知；然而，这只碗釉里红料的掌握恰到好处，画法既呈现了缠枝纹之柔美，亦突出了白色花尖与殷红的花瓣之间的对比。与2006年5月30日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中拍出的明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玉壶春瓶，具有钵曲同工之妙。明代洪武釉里红在世间流传很少，出土也不多见，而此碗流传至今仍完好无损，足见其弥足珍贵。
7:明洪武青花缠枝菊纹玉壶春瓶，尺寸：高32.5厘米，估价：RMB 1,800,000 ~ 2,800,000，成交价： RMB 2,645,000 ，成交时间：2018.07.15，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8春季拍卖会。
瓶撇口束颈，溜肩垂腹，圈足。器型规整，柔和流畅，通体施白釉，口沿下至颈绘蕉叶纹，肩绘如意云纹，近足处环饰莲瓣纹，足墙绘卷草纹。腹部主体纹饰为缠枝菊花纹，花心大，花瓣小而密，整体饱满小巧。左右两侧曲线犹如S形，线条曼妙，极能体现东方的审美趣味。洪武朝瓷器是上承元代、下启永宣的重要转变时期，总体风格介于元代和永乐宣德朝之间。就青花而言，洪武青花瓷器别具一格，元代的青花瓷器发色浓艳，风格粗犷，洪武朝青花则开始趋向静幽清雅、纹饰明晰、布局舒朗的新风格。洪武时期的扁菊纹最具代表形象。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中分别提到「图案花纹多见花卉纹，主要是缠枝和折枝牡丹、莲花和扁菊花。扁菊花纹尤为多见，这是洪武时期釉里红和青花瓷器的共同特点之一。」「传世品中，洪武青花瓷的图案花纹比釉里红瓷更单调，以花卉纹为主，基本上和釉里红的花卉纹相同，特别多见扁菊纹，有的器物以缠枝扁菊为主题纹样。」由此可见，缠枝菊是明代官窑瓷器上菊花纹的主流，缠枝具有连绵不断、长久美好的吉祥寓意，此种菊花纹饰一直沿用至清代。翻阅公私典藏，传世的明代官窑瓷器中有扁菊纹样的器型多为碗盘，而如拍品将其以主体纹饰绘于玉壶春瓶腹者委实少见，足见其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洪武青花玉壶春瓶，其造型与拍品相同，纹饰为较常见的缠枝牡丹纹，亦可作参照。
8:明洪武龙泉青釉划花栀子纹玉壶春瓶，尺寸：高33厘米，估价：HKD 900,000 ~ 1,500,000，成交价： HKD 2,100,000 ，成交时间：2017.05.3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春季拍卖会。
瓶撇口、细颈、梨形大圆腹、圈足。外壁以带状划花为饰，颈饰芙蓉纹、缠枝栀子纹，腹饰栀子纹，下接仰莲瓣纹。足沿以外全器满釉。整体比例匀称，用刀工致，为明初处州官窑中难能可贵的佳作。近似例虽经著录，但未见相同纹饰的例子。大多的近似例除了腹部的主体纹饰不同外，副纹基本相同，从口至足由蕉叶纹、回纹、卷草纹、主体花卉纹、仰莲瓣纹及回纹组成。
9:明洪武釉里红团花盌，尺寸：口径40.5厘米，估价：HKD 250,000 ~ 300,000，成交价： HKD 1,760,000 ，成交时间：1992.09.29，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1992年秋季拍卖会。
解析上半年产业发展中的关键词
今年上半年，景德镇市陶瓷行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开拓市场，实施陶瓷品牌战略，加强经济运行调度，陶瓷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1至6月陶瓷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2.59%；陶瓷出口同比增长171.67%；陶瓷上缴税收同比增长37.37%，较好地实现了上半年双过半的目标。
关键词：陶瓷工业总量
上半年该市陶瓷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2.59%。总量快速增长的原因是：辰道、金意陶、莱特、吕艺等新建、扩建项目开工投产和已投产项目逐步达产达标拉动了总量的增长；部分企业抓住宏观经济形势改善的良机，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升市场占有率，企业产销两旺，从而促进了陶瓷总量的增长；一些企业产品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大量采用，产品档次不断提高，附力口值增多，也推动了陶瓷总量的快速增长；存量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后，广大职工、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轻装上阵，生产蒸蒸日上，也对陶瓷总量的快速做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陶瓷出口
今年以来，该市陶瓷企业积极抓住金融危机有所好转的机会，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法蓝瓷、远景、东臻、嘉加、金意陶等一批生产型企业出口同比实现大幅增长，如金意陶出口同比增长158.25%、远景瓷业出口同比增长120.45%等；上半年该市陶瓷出口达2.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1.67%，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关键词：招商引资
今年陶瓷招商引资工作克服了土地供应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困难，取得了较大成效，先后有台湾兴勤电子陶瓷项目、国韵青瓷高档日用瓷项目、诺耐陶瓷辊棒项目、汉景达项目等过亿元项目签约落户该市，另有15项陶瓷项目在谈，其中高档日用瓷项目6项，高技术陶瓷项目5项，为全面完成陶瓷招商引资目标任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至6月市瓷局招商引资实际外资进资83.6万美元，引进内资实际进资1.92亿元。
关键词：品牌建设
为了加大品牌建设，对创品牌优秀企业实施奖励，引导和帮助企业申报商标和争创著名商标、驰名商标，仅上半年全市就新增30件陶瓷注册商标，达到去年全年水平。“青花”、“青花玲珑”、“颜色釉”、“粉彩”等四大传统名瓷商标在市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仅用了6个多月时间，提前两年多于2月20日由国家商标总局正式批复注册成功；同时，“御窑厂”商标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可望于年底前批复下来。在陶瓷行业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视品牌建设的良好氛围。
佛山陶瓷06年遭遇发展中的“本命年”
在中国传统民俗中，人每１２年逢一个周期性的“本命年”，其中蕴藏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运理玄机。
看过电影《本命年》的观众，一定还记得主人公在“本命年”里遭遇的各种命运。
一、“本命年”里说本命
１、佛山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佛山陶瓷产业传统发展模式的矛盾呈现“激化”趋势，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前夜，被成功套上“紧箍咒”。Ａ、环保形势日趋严峻的珠江三角洲腹部地区，过度密集的陶瓷厂本身就是对环境容量的极度挑战。Ｂ、税收的每年递增与企业利润的逐年下降，令老板难以招架。Ｃ、商业用地比工厂用地更能使得地皮升值，石湾某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旗舰型企业，今年可能“油尽灯枯”，石湾更多的企业用地，将实现功能转换。
２、“成本倒推法”被“一风吹”：Ａ、曾几何时，邯钢“成本倒推法”成为陶瓷企业降低成本的不二法宝。然而，在急剧攀升的成本、特别是能源成本面前，一切的努力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奈。Ｂ、成本“爆炸式”增加消灭一大批陶企：成本增加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能源价格成倍增加组成对企业利润的淹没性覆盖；二是化工原料价格大幅度飙升；三是其他成本每年的渐涨。
３、“乌鸦嘴”不断命中一大批中小型民营陶企。关于民营企业寿命不超过３～５年的宿命言论，被国内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
４、佛山陶瓷总产值的“拐点”已经出现。迄今为止，佛山陶瓷经历过两轮集体性的淘汰：２０００年前后，佛山陶瓷遭遇第一轮淘汰，当时主要的特征是石湾一大批国有没转制企业的消亡被南庄新建企业抵消后，还有更多增加。随着２００５年佛山以南庄为主要地域的陶瓷企业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进行着第二轮淘汰。在这个时候，即使最不敏感的陶企人士，也会得出一致的看法：佛山陶瓷的产能出现了真正的拐点。
５、国外祭起反倾销利剑，凸现国内陶企的不规范和行业协会协调的重要性。
二、佛山陶瓷企业今年将在延续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继续发生重大变化
１、“水浅无大鱼”：行业整体利润将在不断下降中趋于平稳和回升。
２、陶企之间大“ＰＫ”“瘦羊难过冬”，一批陶企将在今年“寿终正寝”。市场竞争导致价格不断下降和成本爆炸式增加，像两把剪刀，直插“瘦羊”的心脏。
３、广东省内陶瓷企业生产地域多中心的格局已经形成，以前佛山陶瓷企业过度集中的格局将改变。“腾挪转移”是许多私营企业主规避成本和税收的不二法宝。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许多佛山陶瓷企业“两头在外”：陶瓷生产中心，１９９８年左右，由佛山石湾镇，转移到了当时的南庄镇；在今年，将有更多的企业，由南庄和小塘，转移到广东的其他地方：清远，河源，肇庆。在２００６年，我们可以基本上下个结论：在广东省境内的佛山以外地区，其陶瓷产量的总和，可能增加很快，并逐步超过佛山五区的陶瓷总产量。
４、“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头万木春”；活下来的企业可能会有好日子过。
５、佛山陶瓷企业的生存，能源获取模式起着关键作用：液化石油气、工业柴油、混和油、重油、调和燃料油、煤焦油、煤气发生炉、水煤浆、煤粉等。
在不经意之间，几个新名称其考核指标可能决定企业生死：一是单位千卡能源成本，元／千卡；二是单位重量或面积的千卡能耗，千卡／㎡或千卡／㎏。可以这么说，越便宜的能源成本，面临的环保问题就越严重，这是佛山这个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所不能接受的；越昂贵的能源，虽然非常环保，却对陶瓷企业是致命的。这使得佛山陶瓷企业陷入“成本与环保的二难悖论”。２００６年，在佛山生存下来的陶瓷企业，必定在环保硬件方面，增加更多的投入，以获取环保达标的资格。在环保方面，几个新名词也将进入陶企人士的考虑范围：固体废物排放量、每立方米空气中悬浮颗粒重量、每立方米废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厂内废水处理循环使用百分比……
三、从佛山市政府的视角对陶企的审视
一是佛山环保形势严峻，环境容量有限。佛山大气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大型发电厂，二是大量的陶瓷企业，三是日益增加的机动车。如果环保容量到了极限，在这三者之间，谁取谁舍，答案非常明显。二是陶瓷企业是佛山主要税源之一，不可能一刀切，而是要引导其进行环保的转型，产品高附加值的转型。三是在能源日益紧张的现在，我国提出能源的国家安全政策，必定会严格限制高能耗的行业进行扩展，陶瓷生产行业就有高能耗的“嫌疑”。除此之外，节能一次又一次提到国务院的议事日程。可以这么说：在佛山地区，再大规模上陶瓷厂，无论从政策还是成本方面考虑，都会非常慎重，基本上没有可能了。四是，广东其它地域，对佛山陶瓷进行了间接的抵制，特别是泥砂石原料供应地区，滥采乱挖后的荒山秃岭要当地的后代承受，而陶瓷生产的税收和各种得益却由佛山享受，这笔买卖明显不划算，所以，他们提出不卖资源，要进行资源深加工。从泥砂石成本不断飙升，以及供应量逐步减少就可以看出来。
四、陶瓷行业自身特点和由“ＧＤＰ崇拜”向“绿色环保循环经济”转轨过度
单纯的ＧＤＰ增长并没有为陶瓷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也不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随着环保门槛的日益提高和发展绿色环保经济战略的实施，佛山陶瓷已从根本上开始进行ＧＤＰ单纯追求的转换。
历史文化论坛 隆重举行
10月19日，由景德镇海外联谊会、景德镇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在豪门大酒店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人大副主任吴光辉为《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一书首发式揭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府春，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建新讲话。
此次论坛在2011国际陶瓷博览会召开之际，通过景德镇海外联谊会这个平台邀请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等国内外致力于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旨在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就陶瓷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化乃至中国陶瓷文化的极大热情。论坛上还宣布了“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方府春代表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此次论坛的召开对文化遗产挖掘，对景德镇的陶瓷事业发展，对该市形成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精品荟萃、器走天下的繁荣景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希望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再接再厉，不断发掘探索陶瓷历史，以陶瓷振兴为突破口，做大做强陶瓷产业，繁荣陶瓷艺术，让“灿烂的文明”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建设繁荣和谐魅力瓷都作出积极的贡献。
周建新指出，这次论坛的召开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必将推动该市陶瓷历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并希望通过论坛，积极探求历史文化研究新路径，努力开辟历史文化研究新舞台，共同引领陶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携手开创陶瓷文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研究的重点在于立足汉唐高古陶瓷文化的发掘，加强其历史沉积层的研究，把原始属于景德镇地区或者影响景德镇地区陶瓷渊源脉络疏理清晰，还原于历史的面貌。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使汉唐陶瓷文化研究成为顺应现代陶瓷文化发展潮流，赋予现代陶瓷文化更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样也为现代陶瓷经济助威与添彩，承传与发扬，开发出独具刘汉、李唐王朝风彩的日用陶瓷、艺术陶瓷、陈设瓷、礼品瓷、旅游观光瓷、汉唐古典瓷等，也即在开发中永久保护，在发展承传中保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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