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窑瓷器。
中国的成熟青瓷到底出现东汉以后还是东汉以前？4月2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德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在德清经济开发区龙胜村发掘了一处距今二千多年的战国时期窑址，经考证认为，这里的成熟青瓷要比上虞市的小仙坛窑早600年，也就是说，中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可以往前推600年。
据介绍，去年10月到今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德清博物馆一起，在德清县龙胜村东山自然村亭子桥，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了大量仿青铜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
发掘资料表明，这是一处战国时期为越国王室与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是一处越国时期的“官窑”，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官窑”遗址。
“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现在还能找到德清亭子桥这样年代如此久远，窑床密度如此之高的窑址，在国内是十分罕见的。”亭子桥窑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陈元甫表示，礼器和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在以往发现的诸多原始青瓷窑址中，都是烧造一般的碗、盘等日常生活用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乐器的窑场，这是首次发现。
由于此次发掘的德清亭子桥窑址所见的产品器类，几乎囊括了这些年在浙江绍兴、杭州、长兴、安吉、海盐等地的一些大型越国贵族墓中，以及此前在江苏无锡鸿山发现的丘承墩大型越国贵族墓中已出土的各类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因此，亭子桥窑址的发掘，可能为这些越国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找到“出生地”，也对“越文化”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据悉，为了进一步认证这一重大发现，本月下旬，故宫博物院、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将组织专家学者，在德清县召开“瓷之源”学术研讨会，届时会对中国青瓷的起源、烧制技术成熟年代和发展历程等问题重新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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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的官窑瓷器应在南京
1983年，一件被称作“釉下彩盘口壶”的珍贵瓷器在南京雨花台一东吴墓葬中被挖掘出土，这件器皿随即在考古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似乎是跨越时空出现在一个“不可能”的朝代：它比已知最早的中国“釉下彩”瓷器还要早500年，并且，它出现在南京而非釉下彩的代表窑口（产地）长沙。
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间，尽管考古工作人员大量地寻找，都未能在南京地区发现第二件“釉下彩”，于是，学者专家一度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盗墓贼不慎遗留在东吴墓中的。
直到昨日，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06南京年会暨青瓷国际研讨会上，南京博物馆副研究员、考古部主任王志高用近年在南京六朝考古遗址中多次对“釉下彩”的发现，向世人宣布：三国时期的南京确实就是中国青瓷釉下彩的已知最早源头。
改写历史的“时空来客”
所谓“釉下彩”，是指在釉下先进行彩绘，亦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把瓷器一次烧成的传统烧造工艺。釉下彩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由于色彩在釉下，瓷器不易磨损，更不易变色。
据介绍，长期以来专家一直认为唐代长沙窑是釉下彩烧造的源头。考古证明，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能经受高温的色调并不多，所以在唐代长沙窑出土的釉下彩，多为简单的釉下褐彩，纹饰更是非常简单。这种釉下彩技术以后才逐渐发展为褐、绿两彩，而直到宋元以后，才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釉下五彩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使得中国瓷器家族出现了一支新贵。
然而目前正在朝天宫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在南京地区的瓷器“彩绘羽人纹带盖青瓷盘口壶”却唯独不在这个“常识”之内。它正是1983年发现于三国墓葬中的那件引起争论的瓷器。
这件器皿有着圆弧形的盖，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形状为三国至东晋时期常见。在它灰白色的瓷胎上，描绘满满的都是用褐彩绘就的图案：盖面上，两个人首鸟身的动物分别在一株仙草上方相对飞舞，仙草两侧各有一只动物；在瓷器的颈部，则还有七只异兽，除两只并列外，其余几只之间皆有形状相似的半身异兽图案；腹部，还绘两排持节羽人，上排有十一人，下排为十人，高低交错排列，空隙处绘有疏密有致、飘然欲动的仙草和云气。
整个瓷器的釉下表面都被仙草、云气等纹饰图案和仙人、异兽、佛像等主题图案装饰着。而青黄色的釉层则厚薄均匀，透明润泽，堪称一件将制瓷工艺和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釉下彩”珍品。这件“釉下彩盘口壶”表明了，早在三国东吴末年，长江以南的南京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釉下彩瓷工艺。它比唐代的长沙窑整整提前了500年。
釉下彩“重现江湖”
但是，围绕这件珍贵文物的“意外”出现，专家们也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学术争论，因为某一类瓷器的出现，必然要伴随着大量的同类瓷器被发现以及烧制窑口的被证明，才能最终可以定论。遗憾的是，20年来，考古人员在南京以及周边地区挖掘的三国至东晋时期墓葬中，虽然出土了成千上万个青瓷瓷器，但是“釉下彩”再无踪影。
2004年以后，南京主城地区的六朝遗址考古却频频传来令人心动的消息：釉下彩“重现江湖”了！
2004年，在中华门秦淮河边船板巷皇册家园建设工地上，考古人员再次出土一件同样为釉下彩工艺的“釉下彩带盖双领罐”；无独有偶，2002年至2005年间，大行宫新世纪广场、南京图书馆新馆等六朝遗址工地上，也发现了数十件釉下彩，其中既有器皿残片，也有完整的罐、壶等。这些被发现的瓷器上，都内外绘满诸如联珠纹、斜网纹、水波纹、蕉叶纹之类的繁复花纹。尤其是完好的“釉下彩带盖双领罐”，这个带盖圆罐和1983年出土的“釉下彩盘口壶”工艺水平相当，在微微泛黄晶亮的釉体下，通体绘制着繁复奢华的云气、夔龙纹和异兽纹。这一批在20年后发现的釉下彩，无一例外都是厚胎壁、青灰釉，内外均绘满彩绘，花纹复杂，釉色晶莹。
令专家们欣喜的是，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釉下彩年代问题也终于获得了解决。
在皇册家园工地的那次发掘，与“釉下彩带盖双领罐”同时被发现的还有40余枚木简，木简上残留的字迹中有“赤乌元年”、“永安四年”、“建兴元年”等东吴和西晋的年号。因此可以推测，“釉下彩带盖双领罐”是东吴、西晋时期的旧物，距今约为1500年。
南京釉下彩应是最早官窑
这时隔20年的再次发现，终于证明了南京地区曾经比长沙更早地成为“釉下彩”的源头地，早在比唐代更早的东吴南京，就有了一批釉下彩瓷器了。
不过奇怪的是，釉下彩这门独特的瓷器烧制艺术为何在六朝时期的南京只横空出世了一段时间，就“昙花一现”而消失于历史舞台，最后让位于长沙窑的釉下彩呢？南京东吴釉下彩又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何是这么浓郁的图案装饰色彩？还有，烧制釉下彩的窑口的具体位置又会在哪里呢？
王志高也认为这些都是笼罩在南京釉下彩扑朔迷离的谜题。他认为，釉下彩的神秘出现和消失，可能和六朝初期的南京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动荡不无关系。
王志高解释，东吴朝廷，偏南一隅，因此对中原正统始终有着一种积极的靠近心态，因此所有南京釉下彩都体现着一个思想：那复杂的祥瑞图案如凤凰、鸾鸟、仙人、龙纹、瑞兽，还有芝草等，都是东汉以来中原文化中盛行的天人感应的内容。
至于釉下彩的出现，王志高根据釉下彩出土地均为东吴贵族墓以及皇宫遗址等认为：“这是专为东吴皇室烧造的御用瓷器，也可以说南京釉下彩是最早的官窑。”王志高分析：东吴初年，孙权勤俭努力，国力蒸蒸日上，而到了末帝孙皓时候，却穷奢极侈，其兴造“昭明宫”的夸丽，催使了繁复艳丽的釉下瓷烧制工艺产生，并达到一定水平。但随着东吴覆灭，东晋带着正统的中原文化和简约自然的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入主南京后，这种浓腻的釉下彩绘也伴随着奢侈风逐渐消失了。
至于釉下彩的技术，王志高认为，对于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并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的越窑青瓷技术已经日臻完美，达到了“似玉如冰”的程度，在釉下绘上色彩完全是可行的；此外，尽管南京釉下彩后来退出了舞台，但是另外一个类似的瓷器烧制技术——釉下点彩瓷器却在后来的东晋江南地区方兴未艾——这是否说明了南京釉下彩的“出路”？
王志高在青瓷国际论坛上对与会专家提出：如果能找到烧制南京釉下彩的窑口，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陶瓷早的官窑可能在北宋
在收藏界，常碰到这样的陶瓷收藏爱好者，开口官窑，闭口官窑，拿出的瓷器件件“官窑”。其实这很幼稚，可以说他自己就没弄清什么是官窑。中国陶瓷的官窑，严格地说始于北宋。而五代起兴官办，五代十国吴越钱氏宫廷垄断越窑的部分生产，其“秘色瓷”具有官窑的性质。五代越窑进贡后唐、后晋瓷器达万件。所以，“秘色瓷”并不神秘，南方各地均有出土。北宋在卞京设置官窑，宋高宗南迁到今杭州修建内司，并在郊坛设官窑。宋代官窑器在各地的官府衙门都能使用，故现在个人收藏也有可能，但存世量不大，完整器难觅。
现窑址出土白瓷标本刻有“官”、“新官”、“会稽”、“尚食局”、“五王府”等款识。芒口定窑器虽用金银铜镶边，但沿口积垢难除，故“弃定用汝”。汝窑是北宋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流传至今的汝窑官窑器均不足百件。各地挖掘的古墓中从未出土过一件宋汝窑器，说明汝窑器当时使用只限于宫廷，不作为陪葬品。汝窑器后仿的多，清代仿得相当成功。故现在个人收藏到的宋汝窑器已是凤毛麟角，拥有几件简直是天方夜谭。宋代的耀州窑瓷器一度曾作为贡瓷进贡朝廷，龙泉窑也烧制过龙泉仿官窑瓷器。元代能作为官窑瓷器的是枢府窑生产的印白釉瓷器，“有命则供，无命则止”。款式除“枢府”外，还有“太禧”、“福禄”。因枢府窑器除宫廷使用外，各地官府衙门也能用，还大量出口外销，故在各地均能觅到枢府器及瓷片。明代官窑与官搭民烧并存，民仿官的瓷器也不少，但款式、制作工艺、器型区别较大，需仔细明辨。明清两代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器厂，又称御窑，专供宫廷使用。清代的“御窑器”是专供皇帝使用的，王爷大臣使用的是带堂名款的瓷器。所以，清代的“御窑器”除溥仪带出宫廷一批、清廷官员偷出一批流落民间外，现在个人能收藏清代“御窑器”的概率很小。可以说，当今正宗的清代“御窑器”瓷片都难觅，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官窑器？说白了是民窑充官窑，后仿充古董罢了。
大明龙泉官窑身份发现始末
2005年，对于龙泉青瓷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伴随着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的发现，蛰伏多年的龙泉青瓷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而揭开其埋没已久的官窑身份的，正是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馆长叶英挺与浙江省收藏协会副秘书长、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顾问华雨农。
民窑精品还是官窑之作？
早在十多年前，通过对龙泉明初一批精品的研究，叶英挺就坚信龙泉青瓷并非民窑制造那么简单，难道是官窑？他心中隐隐升起这样的疑问，只是苦于没有确实的证据，叶英挺一直不敢确定。
这些年来，叶英挺一直为了证实龙泉窑的官窑身份四处奔走。经多方调查发现，无论是以北京故宫博物馆为代表的国内博物馆，还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日本等若干家海外博物馆，馆藏的龙泉青瓷器物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器型庞大，制作精美，与同期器物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批东西是元代的还是明代的，出自哪里，是龙泉民窑精品还是官窑之作？疑团在去年春天终于被揭开。
2005年4月的一天，叶英挺和华雨农偶然在杭州二百大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大批瓷片。这些瓷片器型庞大，胎质洁白，釉色肥润，刻花精美规整，器型庞大端庄，品种有执壶、梅瓶、玉壶春、刻花大盘、大墩碗等，与他们早在十年之前就开始关注的一批明初精品龙泉窑瓷十分吻合。
它们出自哪里？瓷片贩子一开口，叶英挺便喜出望外：是龙泉老乡！
挖地时掘到古瓷片
龙泉古窑址众多，给探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在龙泉市领导的帮助下，出土这批残片的确切窑址终于被找到了。该窑址位于大窑片中的岙底一带靠近垟岙头的地方，当地村民称此处为“峰洞岩”，也有人叫“高坞”。
原来这些瓷片是大窑村村民在种植农作物挖地时掘到的。这批瓷片数量庞大，形状各异，块头大的单片拿起来都很吃力。瓷片当时被堆弃在田边，因为花纹精美，后来便有村民捡了回家，随后陆续流散到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的收藏品市场。
这一情况被发现后，政府部门非常重视，迅速采取措施对窑址进行紧急保护。不仅拨出专项经费，指示文物主管部门落实了具体保护措施，回填瓷片，还在大窑的主要部位拉了铁丝网，并配备专车进行巡逻，防止盗窃瓷片的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外流瓷片的抢救性征集工作也迅速展开，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都留下了瓷片回收人员的身影。不懈努力之下，先后共计5吨瓷片被回收。
但叶英挺估计，被回收的数量仅仅占外流总量的1/10，征集工作一直未曾间断。
两角五爪龙纹透露身份
瓷片征集工作及窑址保护工作在紧急展开，同时追回瓷片的整理分类、残片修复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从整理结果来看，残片在器型上可分五大类：梅瓶、玉壶春、执壶、碗、盘。胎普遍较厚，最厚达到了5厘米，以施三层釉为多，釉色以梅子青为主基调，也有粉青、灰青，少数呈黄色。从这些残片中可以看出元代器物的影子。
从修复的残器来看，整体风格较统一，器型样式中规中矩，釉色凝重沉稳，玉质感较强，最有特色的是精美华丽的刻花纹饰，其精湛的做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是普通龙泉民窑无法企及的。并且在主题刻花品种上除了植物花果，还有两角五爪龙纹。在元明时候这种图案被定为是皇帝个人的专用纹样，非官窑不出。
更重要的是，这些残器与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主要是洪武、永乐两朝的官窑器。包括花纺装饰风格、器型样式都如出一辙，规格大小也是不相伯仲，甚至还能找到好几个两者在花纹、器型上完全一样，及规格大小非常接近的实例。这一现象印证出了元明官窑器是由“内府定夺样制”烧造的事实。
龙泉窑比肩景德镇
根据《大明会典》中的相关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浙江处州龙泉和江西景德镇在明朝同为官窑性质，负责为朝廷烧造供器，因此所产瓷品的刻花纹饰是一样的。
《明宪宗实录》中记载，成化元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即成化皇帝的即位诏书还指出派内官任督窑官监烧瓷器，因此处州龙泉窑应有皇家自行建造的窑场，此处表明处州府设立官窑无疑。
《大明会典》还提到，“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牺尊一，山罍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盅四十，附余各一。”当时皇家祭祀要求法天象地，以强化自己的“天子”身份，因青色与昊天对应，祭天是用青瓷的。
经过一系列考证分析，得出了相应结论：龙泉在明代曾设立过官窑，叶英挺之前在各地见到的“明初精品”正是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而龙泉大窑出土的这批数量巨大的瓷片，则是因次品而淘汰下来并被砸碎集中填埋处理的官窑残片。经初步推断，大明处州龙泉官窑器的烧制期是从洪武到成化近一百年的时间。
故宫瓷品找到“娘家”
大明处州龙泉官窑的消息很快就引起了各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伯谦先生是最早来处州青瓷博物馆观看这些残片及相关成果的老专家。“看到这批明代洪武至成化年间的青瓷，心情激动。”他肯定了这批瓷器的断代问题，并认为把它定为官窑是很正确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秘书长冯小琦欣喜地表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20多年来一直都在为故宫内的一批青瓷藏品寻找具体出处，但一直没有着落，因而许多研究工作无法展开。此次在龙泉发现明初官窑，终于使这批藏品找到了“娘家”。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禚振西女士认为，龙泉窑是青瓷的集大成者，但在明代已渐衰落，而这些残器的质量却非常高，不可能是普通的瓷器。
江西景德镇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则指出，龙泉窑在元至正年间就已有官窑，他认为处州青瓷博物馆目前整理出的这些残器当时应是外销的，是郑和下西洋馈赠给外国的礼品。
厦门市博物馆馆长张仲淳坦言，此次发现龙泉明代官窑遗址的消息公开以后，就很有可能在青瓷收藏界掀起一股收藏明代龙泉官窑青瓷的热潮。
“明代龙泉设立官窑”说具有颠覆性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鼻祖，也被誉为“瓷器之母”，而龙泉窑则是青瓷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大窑系。所产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比肩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至清代逐渐衰落，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一个瓷窑系。
龙泉青瓷影响深远，窑场范围广，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松阳、缙云、武义、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十多个县市，以及福建省的浦城、松溪等县，现在已经发现各时期的龙泉窑瓷窑址500多处，形成一个窑场众多、分布范围很广的瓷窑体系。
一直以来，世人普遍认为龙泉窑属于民窑系统，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为朝廷烧造过“贡器”。当然，也有一些意见认为在龙泉窑的发展史上，确曾设立过官窑，也就是南宋晚期——龙泉窑的鼎盛时期。但到了明代，龙泉窑则已式微，此次提出“明代龙泉设立官窑”一说，不仅前人没有提出过，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
我国早期青花瓷研究有重大发现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５日电（记者任忆）由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带队的赴土耳其陶瓷考察团近日满载而归。此次考察对我国早期青花瓷的产生、发展、原料、纹饰、造型、用途及在国外的地位等都有重大发现。
起始于元代的青花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其在当时多用于出口，所以目前国内保存不多，精美器品更是少见。
据介绍，青花瓷美丽的蓝白色调是伊斯兰教民族最崇尚的色彩，在１２至１４世纪的中西亚地区，中国青花瓷器被历代伊斯兰统治者、各大小苏丹王奉为最珍贵的器物使用和收藏，因而这里成为青花瓷器主要的进口国。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造型硕大、纹饰丰富的元、明两代青花瓷器，仅在土耳其就藏有数百件。然而，对这批稀世珍宝最有发言权的中国专家学者，却始终无缘与之见面。
这次由国内著名陶瓷史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对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及其文献、墓葬、民俗和古代仿制中国青花瓷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看到了许多想像不到的青花瓷极品，从中看出汉文化、土耳其文化和藏文化的融合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尤其是中国瓷器对世界陶瓷生产的影响。（完）.
发现元代官窑？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吻合！
元代瓷器，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景德镇窑和龙泉窑。景德镇元青花可谓脍炙人口，龙泉元青瓷也扬名海内外，在欧洲甚至成了名流贵族追逐的奢侈品，其风头之劲，绝不逊色于今人对LV CUCCI等品牌的追求。
元代景德镇，主要产品是卵白釉瓷器，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也有少量的元五彩和蓝釉瓷器出现。是否有红釉瓷器？目前由于缺乏科学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品，尚不得而知。
元代官窑乾隆御提诗贯耳壶（拍卖品）
卵白釉瓷器又称枢府瓷，因釉色似鹅蛋白，呈现白中微泛青的色调而得名。又因器物多有印花装饰，纹饰题材以云龙和缠枝花卉纹为主，常可见纹饰间有枢府二字而得名。
"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枢密院为元朝最高军事机关。元朝重军事，枢密院的权位可想而知。枢府卵白釉瓷就是枢密院在景德镇窑定制的用瓷。卵白釉枢府瓷由朝廷设置的"浮梁瓷局"监造。
卵白釉瓷器还有“太禧”“玉”“福禄”等印花铭文。有"太禧"铭文的，这是太禧宗禋院(元朝专掌朝廷祭祀机构)定制的用瓷。
元代官窑贯耳壶（海外）俗称哥窑
元代，由于是蒙古人入住中原，除了忽必烈早期喜好汉文化以外，终元一朝，元政府对于原金宋统治区域的汉人，南人，始终采取放羊式的松散管理。各地由中央政府选派一名蒙古人充任达鲁花刺，其余官员就由原地的汉人南人担任。所以，元代不像历代汉族王朝，拥有完备的各项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元代是否有官窑，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绝大多数学者不承认元代有官窑。元代景德镇的浮梁瓷局，级别才有九品，地位很低，景德镇烧制的瓷器是否是元代官窑，确实无法证实。
达鲁花刺，出自《元史·世祖纪三》。
蒙、元职官名。指镇守者、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转而有监临官、总辖官之意。 汉译"宣差"。元代汉人不能任正职，朝廷各部及各路、府州县均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个别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充任，以掌实权，汉人、南人一律不得任此职。
《元史·世祖纪三》:"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 汉人充总管， 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清袁枚《随园随笔·元知府或有或无》:"所谓达鲁花赤者，国言荷包压口，取管辖之义。称州达鲁花赤曰监州，县达鲁花赤曰监县。"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说景德镇以外的窑口。
元代老虎洞官窑碗底部（俗称哥窑）
1996年9月，在杭州市凤凰山西北万松岭附近发现一座古代窑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3次考古调查与发掘。该古窑址坐落在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山岙平地，已清理出龙窑窑炉3座、素烧炉4座、作坊1处、釉料缸2个、瓷片堆积坑24个，以及生活用的灶、住房等一大批遗迹，整个瓷窑工程非帝王官府不能为。
根据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的遗存可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三个时期。其中南宋时期的遗存是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的主要遗存仍为与官窑瓷器面貌很相似的产品，表明元代时老虎洞窑址继续生产仿官窑的器物。
尤其重要的是在元代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的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定，表明其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因此，老虎洞窑址很可能也是传世哥窑的产地之一。
老虎洞窑址宋代层，学术界基本上已经公认为南宋早期修内司官窑。但对元代层的研究就比较匮乏了。一般认为，元代层是元仿宋官窑的瓷窑，窑址的性质目前没有定论。
元代难道真的没有官窑吗？元代的哥哥洞窑，哥哥窑又是怎么回事呢？传世哥窑是否就是老虎洞窑址烧制的？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是学术界未解之谜。
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器物（元官窑）
元孔齐《至正直记》“乙未（1355年）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这个哥哥洞窑，很有可能就是今天发现的老虎洞窑址。也是哥哥窑出现在文献上的第一次。
由于是元时人说哥哥窑，这则文献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哥哥窑，釉色莹润，釉面有老旧的感觉，和宋官窑很像，一般人很难分清。这也是我们今天去探寻哥窑之谜的密钥。
话转回来。元代是否有官窑呢？如果有，有可能在哪里呢？让我们去历史文献中寻找寻找吧。
《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这条重要记载，揭示几层如下内容：
1、忽必烈于 l 2 6 0年5月建元中统以来到至治初(1321年)的61年当中，继续使用缴获的北宋、金代、南宋宫廷内附礼器是无可置疑的。这些瓷器就是目前故宫所藏的汝，官窑瓷器的一个重要来源。金人所用的瓷制礼器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靖康之变从河南汴京（开封）掠走的北宋祭器。主要是北宋汝窑和北宋官窑。而宋人所用的瓷质礼器主要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和郊坛官窑。目前学术界所谓的传世哥窑，极有可能是南宋晚期的宋官窑新发明的品种。（传世哥窑极有可能是南宋理宗时期烧制的南宋官窑，里面也掺杂了少部分元代仿品，此论为笔者研究多年的结论，另有论文发布）
2.元代浙江行省，除杭州官哥窑、龙泉所在地而外，还包括九江以东的景德镇浮梁地区（可见史料），那么在浙江行省烧制新器，用来替代原来的祭器的窑口，肯定就是元代官窑。龙泉目前不得而知，景德镇可能是祭器白瓷的重要产地！
3.杭州老虎洞元代层就是元代至治初年为烧制祭器而确立的元官窑！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葵花洗残件
当我确信，杭州老虎洞元代遗址就是元官窑的时候，更多的就是需要证据了。
证据一，元代层出土器物，多为厚胎厚釉和厚胎薄釉两类，一般釉为单层，配制胎料时让胎特别紫黑有的孩子底足涂上一层紫金土，刻意追求“紫口铁足”的特征——（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欣赏》第63页）。元代老虎洞瓷器仿宋官窑瓷器烧制，是不用质疑的。而《元史》记载的杂用宋金祭器，后来又烧新器，这种新器最大的可能即是和原来使用的汝，北官，南官等宋瓷一样的仿制器。而不大可能是元青花釉里红等器物。
证据二，老虎洞窑址就在杭州，符合《元史》说的浙江行省地理位置。
证据三，窑址出土的窑具极其精美，有的有八思巴文，有的有老虎或鹿纹，还有带元字的垫饼。不是官窑永不着这么精美的窑具。
老虎洞窑址出土精美元代支钉窑具
证据四，孔齐说的至正乙未年，1355年，就在杭州买到了哥哥洞窑生产的仿官窑。文献和老虎洞元代出土的实物可以对照，可见老虎洞窑就是1321年后，元朝廷在浙江行省首府杭州设立的官窑，开始专门用来生产祭祀用的礼器，这种礼器是模仿南北宋官窑制作的青瓷，当时已经绝类古官窑。但是，由于离南宋灭亡，1276年，已经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当时掌握南宋官窑烧制技术的老窑工估计已经七老八十了，官窑技术很有可能来自于杭州官窑窑工的子孙辈，所以未能掌握南宋官窑烧制技术的全部，只能部分类似，而不能全像了。
证据五，蒙古语中，官的发音就是“哥”！所以，对于孔齐这样的元代文人，他从市面上听到的哥哥窑，其实就是蒙古语官窑的意思。但由于孔齐不懂蒙语，所以以讹传讹，就出现了“哥窑”这一新称谓。后人再因为各种目的加以演绎，成了“章生一为兄，章生二为帝，兄所陶为哥窑，弟所陶为弟窑”的说法。
德清窑址--青瓷之源
东晋至南朝初期的窑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发现于浙江省德清县城，故定名为“德清窑”。当时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烧造黑瓷的窑。1956年以后，在德清县、余杭县发现多处窑址，说明德清窑的分布范围较广。上虞县帐子山、宁波市郭唐岙、鄞县东钱湖谷童岙等处东汉青瓷和黑瓷合烧窑址的发现，又改变了德清窑首先创烧黑瓷的论点。德清窑的烧瓷历史有100多年,以生产日用瓷器为主。产品注重于实用，而不追求华丽。胎壁薄，造形工整,制作精良的黑瓷别具一格,同时生产青瓷。产品运销浙江、江苏、福建的许多地方，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瓷窑。
该窑址未经考古发掘。从窑址建在山坡上，废品顺山坡堆积等情况判断，窑炉应属龙窑。窑具有直筒形、叭形垫座和盂形锯齿口间隔具等。烧制大小不同规格的碗、盏时，常采用套装，碗与碗之间用几颗泥点间隔，以防粘合。
德清窑生产的青瓷，胎呈灰色，胎面普遍施奶白色的化妆土，因而釉层均匀柔和，釉面光滑，呈淡青、青绿等色。常见的器物有盘、碗、钵、罐、鸡头壶、盘口壶、盏托、唾壶、砚、盒、熏炉和虎子等，不少器物配有器盖，碗大小配套，盏有托盘。装饰只有弦纹和在口肩等部位加几点褐色斑点，俗称“点彩”或“铁锈斑”。也有用褐彩书写文字的，如镇江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盒，外底写有“偶”字。东晋末年以后，在一部分碗、壶和盏托上划饰复线莲瓣纹。德清窑生产的黑瓷，胎壁较薄，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经过测试，胎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为3％，氧化钛为1％左右，因而胎色较深。黑釉层丰厚，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光闪闪，可与漆器相媲美。这种釉的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含量高达8％左右。
一、德清窑旧识
有关德清窑的记载最早见诸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小山富士夫所著《支那青瓷史稿》，其中将德清古窑[1]与余姚上林湖等窑一起归入越窑系列。1956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汪济英等人对德清焦山窑址开展了调查和试掘，并同时发现记录了戴家山、城山两处相同类型窑址，在经过将采集的瓷器标本和各式窑具与越窑产品横向比较后，发表了《德清窑调查散记》一文，得出德清窑的年代在东晋以后[2]的结论，为“德清窑”概念最早提出的学术报告。197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伯谦等在余杭县大陆果园、馒头山发现了两处德清窑窑址，打破了德清窑仅在德清地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德清窑在古窑址考古区系类型学中“窑系”的文化概念，因此，一般认为德清窑的范围是：以德清为中心，包括余杭、湖州等地的浙北地区。只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里，德清窑相关考古除了余杭两处窑址外，几乎没有新的发现和突破。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将德清窑定义为“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窑场，以生产黑瓷为主”、“德清窑的烧造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100多年”。
二、考古调查新发现
随着近几十年来两次大型文物普查和省内外考古部门进行的多次专题性调查及考古发掘，发现各时期窑址100多处，其中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70余处，东汉至隋唐时期瓷窑址20余处，为德清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丰富了德清窑的外延和内涵。其中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列举如下：
1、商代南山窑址
南山窑址(原称老鼠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北约20公里的湖州青山乡老鼠山，窑址所在小山海拔仅16米，地处东苕溪畔。2010年3月至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窑址遗迹现象较为丰富，共揭露窑炉3条，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以及部分可能作为窑具使用的器物。原始瓷标本以豆为主，兼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多数器物胎质较为细腻坚致，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杂质，施釉痕迹明显，釉层极薄，呈色不均匀。发掘资料表明，南山窑址是商代一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产品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目前已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3](图1，图2)
图1-商代原始青瓷豆残片
图2-商代原始青瓷豆残件
2、商代水洞坞窑址
水洞坞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水洞坞，亭子桥窑址北侧，与亭子桥窑址同属一个山体。窑址呈东西向分布于山体之上，南北宽约20米，东西长约50米，地面标本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原生堆积厚约0.3-0.5米，采集的标本有盅式碗、瓦楞纹碗残片，器物均施青釉，器形规整、胎质坚致，呈灰白色。该窑址在2009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展开的古窑址调查中首次发现，并进行了局部试掘。表土以下是战国时期窑址的堆积层，以下被叠压的是商代的窑址堆积和一处商代龙窑遗迹。从商代地层出土的遗物来看，这是一处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兼烧少量原始瓷的商代窑炉遗址。印纹硬陶以罐类为主，外表拍印云雷纹，印纹浅而繁密，少数印纹陶的表面有透明的薄釉。原始瓷有少量的高把豆，外表施淡青釉，釉层很薄。为德清县首次发现的商代原始青瓷窑址，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图3)
图3-商代带釉印纹硬陶残片
3、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火烧山窑址
火烧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山村，是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该窑址于1984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2007年3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平方米，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揭露的窑炉遗迹清晰可见，是我国迄今已经发现的最早烧制原始青瓷的窑炉遗迹。出土器物绝大多数为原始瓷器，另有少量窑具。原始瓷器产品丰富，以碗为主，包括盘、罐、盂、钵、器盖以及仿青铜器的鼎、卣、簋等。纹饰也多种多样，有与同期青铜器相似的云雷纹、勾连纹、水波纹、S形纹、锥齿纹、绞索状纹等。装饰手法采用刻画、模印、堆贴等。大部分产品釉色佳，器形规整，部分器物装饰纹样复杂。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原始瓷窑址，揭露了属于龙窑的窑床遗迹，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空白，同时也为德清新市皇坟堆[4]、三合塔山[5]和苏南、浙北古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出产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6]
火烧山窑址原始瓷地层堆积
4、战国时期的亭子桥窑址
亭子桥窑址位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东山自然村北亭子桥，窑址主要分布于山体东侧，面积约1000平方米，采集的标本有碗、罐、鼓座、句鑃残件等，器型丰富，产品类型较多，是战国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原始青瓷窑址。该窑址于1986年被发现，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对该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中共揭露出7条窑炉遗迹，出土大量仿青铜器器形的原始青瓷礼器和乐器，以及形式多样的各类窑具。揭露的7条窑炉遗迹均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系富有南方地区特色的龙窑。出土产品标本主要是原始青瓷，兼极少量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器的器形除了一般的日用器如：盘、碗、杯、盂、盅、盒等外，主要为大量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礼器器形有盆形鼎、盂形鼎、豆、盆、三足盆、盘、三足盘、提梁壶、提梁盉、镂孔长颈瓶、尊、簋、罍、罐、三足壶、鉴等，乐器器形有甬钟、錞于、句鑃、三足缶、悬铃和悬鼓座。这些器物，形式大小与青铜器相仿，造型规整，制作精良，纹饰精美，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产品质量已达成熟青瓷的水平。发掘成果证明该窑址是一处战国时期越国地区主要烧造高档次仿青铜原始青瓷礼器与乐器的窑址，它的发掘，为这些年江浙地区战国时期古墓葬，如无锡鸿山贵族墓[7]、德清梁山战国墓等中出土的一大批仿青铜原始瓷礼器与乐器找到了明确的产地和窑口。[8]
亭子桥窑址发掘现场
5、东汉时期的青山坞窑址
青山坞窑址位于德清县三合乡宝塔山村青山坞内，村委西侧50米的山坡上。地面标本散落区域东西长60米，南北长50米，总分布面积约3000平方米，尚保留龙窑遗迹，堆积中包含大量的残器、窑具和红烧土。2010年期间曾对该窑址进行过试掘，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瓷器和原始瓷器两类。两者造型纹饰基本一致，瓷器质地坚致、胎釉结合严密，胎色呈青灰色、灰白色，釉色有青、青黄、青绿、以及少量的酱褐釉、黑釉。原始瓷胎的烧结程度差、釉层脱落，与瓷器差距较大。两者比例约为瓷器占30%，原始瓷占70%。器形主要有罍、壶、罐、钟、碗等，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网纹、方格填圈纹、菱形纹、窗棂纹、窗帘纹、蝶形纹、指甲纹、梳齿纹等。产品特征与慈禧上林湖、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以及江苏宜兴丁蜀镇等地的汉代窑址所出一致。该窑址是德清境内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东汉窑址，对于研究本地区及相关地区古窑址和德清窑的始建、发展、流变有重要价值。
东汉青瓷瓿残片
6、东晋至南朝时期的小马山窑址
小马山窑址属德清窑东晋南朝时期代表性窑址，位于德清县乾元镇南门小马山上，1959年浙江文管会首次发现了该窑址。1982年德清县人民政府公布小马山窑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德清县博物馆配合基本建设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据后期清理简报详细描述，小马山窑址主要烧造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出土器物以青釉瓷器为主，约占80%，黑釉瓷器仅占20%。器型有鸡首壶、盘口壶、碗、罐、三足砚、盘等，胎质一般较粗疏，夹杂有较多细砂，胎色较深，施釉不及底。青釉均施化妆土，釉面光洁，釉色厚重，常见点彩装饰。黑釉不施化妆土，釉层厚，釉厚处呈黑色。[9]
东晋青黑瓷鸡首壶残件
7、隋唐时期的墅元头、前山等窑址
墅元头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三家村，现为省级文保单位。产品有青瓷、黑瓷两种，主要器形有碗、盘、罐、盘口壶、鸡首壶、盘口四系瓶、高足碗、砚等。前山窑址位于德清县洛舍镇砂村村章家桥前山东坡，属隋唐时期德清窑窑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堆积厚达1.5米，规模较大。2009年7月中旬至9月上旬，为配合正在建设的杭宁高铁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对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出窑炉遗迹4处，其中一号龙窑保存相对完整，长40米，宽度达4.7米，是浙江已经发掘的历代古窑址中宽度最大的一处。遗物堆积丰富，器形有碗、盘、灯、罐、注壶、枕等，器物施青、黑两种釉，胎呈灰褐色，窑具有筒形柱、垫饼、垫珠等。[10]
唐代黑瓷注壶残件
三、德清窑的重新认识
1、烧造年代
德清县境内宅前窑址[11]、前山窑址两处唐代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釉、黑釉日用器，晚期还出现了青釉褐彩产品。考古成果表明，德清窑在唐代中晚期仍在烧造大量瓷器，由此可认为德清窑的下限应延长至唐代晚期，而不仅仅是东晋——南朝时期。此外，德清及湖州南部东苕溪流域近几年考古调查新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窑址，分布之密集，产品质量之高，制作工艺之精良，证明了当时德清及周边地区制瓷手工业之发达，极大影响着东汉时期德清窑、乃至浙江东汉青瓷的形成，可以说是中国青瓷产生发展的渊源，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产品构成
传统陶瓷材料将德清窑定义为以烧造黑瓷为主，德清窑也以黑釉产品而闻名，然而通过最新德清小马山窑址、余杭石马斗窑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出土标本数量上青瓷占绝对优势，黑瓷所占比例不足20%。另外青山坞汉代窑址、墅元头隋唐窑址、宅前隋唐窑址等处采集的大量标本也均以青瓷为主，只有少量的黑瓷产品。所以可确定，德清窑自东汉至隋唐时期兼烧青釉和黑釉产品，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数量的20%约为黑瓷产品。
3、地位意义
德清窑从发现命名，到各时期德清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以及最近几年有关德清窑起源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掘研究，上下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德清窑的定义得到了扩充和更新。尤其是近几年德清及湖州南部大量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发掘，更是证明了德清的古窑业创烧自夏商，历经两周、汉、六朝，直至唐宋。中间虽有零星缺环，但整个德清陶瓷的烧造历史源流还是完整，连绵不断的。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德清窑系的渊源、发展、演变和德清窑系的区域范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佐证。正如第一届瓷之源学术研讨会总结所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商周时期窑区，无论是从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瓷器的源头。[12]”高度评价了德清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德清窑是我国又一自成体系、历史悠久的瓷窑体系[13]，是我国青瓷之源，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日]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M]。日本东京：东京文中堂，1943.
[2]汪扬。德清窑调查散记[J]。文物，1957(10)。
[3]郑建明，陈元甫，沈岳明，陈云，朱建明，陈锦文。浙江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的调查与发掘[N].中国文物报，2011-01-14.
[4]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中的若干问题[J]。文物，1982(4)。
[5]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J]。东南文化，2000(3)。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7]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8]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N].中国文物报，2008-04-16.
[9]周建忠。德清小马山窑址清理简报[J]。东方博物，2008(26)。
[10]朱建明。探索中国瓷之源——德清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191.
[11] 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年鉴[J],2000.
[12]郑建明，陈元甫，周建忠。瓷之源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物，2008(9)。
[13]朱伯谦。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C].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古代官窑瓷器只有宫廷能用，为何后来却常在民间被发现？
瓷器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器物，因其独有的特性而成为收藏界的宠儿。但是，在古代，官窑瓷器是只供宫廷使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官窑瓷器却多是民间发现的呢？这就涉及到瓷器发现源流和历史了，下面将为您一一讲解。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任何产业的发展过程，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瓷器业也同样是这样。因为中国古代的瓷器一直以来随着历史发展，工艺精进有加，质量与产量都有提升。也正是因为产量提高了，原本珍贵稀少，专供皇室的瓷器，便随着改朝换代，逐渐在民间开始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瓷器从御用到民用的一个转变，体现的正是瓷器业几千年的发展与繁荣的历史。
不过总的来说，宫庭设立的窑场，无论是人工还是财力，都非普通窑口可比。最早开始设立官窑，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唐代的繁盛，瓷器制造业也大规模发展，比如河北的邢窑白瓷，天青月明，瓷器有明净通透之感，是白瓷中的翘楚。同时南方也有浙江的越窑青瓷，青翠如玉，清凉妩媚，也是青瓷中难得的，总体就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这是最早的官窑瓷器。
唐代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了官窑。比如宋“汝窑”，开封“官窑”，河北“定窑”，以及名声在外的“哥窑”，“钧窑”等等。都曾经出过极多的优质瓷器，在拍卖价格上居高不下。甚至于到了明清两朝，把官窑设立于后来名声赫赫的景德镇，专为宫庭烧造瓷器。景德镇所出瓷器，设计优美，工艺一流，烧造技术先进，所以所出瓷器颇受好评。甚至在清代烧造珐琅彩与粉彩时，都必须从景德镇挑选上好的白瓷胎入京，二次烧造，可见官窑实力。
而民间所藏的官窑瓷器一般都来自何处呢？怎样的来源渠道是靠谱的？一般来说，一代官窑在没落之际，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除了御用专供的瓷器，一部分有瑕疵的瓷器，就会被卖掉；同时进贡进宫的的瓷器，也有一部分会被皇帝赏赐给王侯功臣，朝代更迭，自然流落民间。更何况在战乱时期，有大量的官窑瓷器流落民间。基于这些原因，原本古代官窑瓷器只有宫廷能用，后来就常在民间被发现了。
古代官窑瓷器精品图片及价格参考：
1:清乾隆松石绿地粉彩描金折枝四季花卉盖罐（一对），尺寸：高41厘米，估价：RMB 12,000,000 ~ 20,000,000，成交价： RMB 20,125,000 ，成交时间：2015-06-06，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5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此件盖罐一对，于乾隆官窑之中堪称别致，其形尊贵秀挺，装饰雍容华丽，口沿于盖沿均描金，通体施松石绿釉为地，腹部与罐盖通绘轮廓描金粉彩四季花卉纹饰，花卉包括山茶、梅花、水仙、天竺、木兰花、秋海棠、绣球花、菊花、剪秋、栀子花、蜀葵、荷花、月季、梨花、鸡冠花等等，其所绘花卉造型准确，逼真生动，可与自然界百花一一对应。绘手非同寻常，与一般工匠绘制西番莲、宝相花等规矩装饰图案不同，应由受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或画珐琅的宫廷绘画高手提供画稿，再于御窑场精细烧制完成的。底部施松石绿釉，中央以矾红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年号篆款，工致端庄。其绘画细致工整，工艺精湛绝伦，松石绿釉匀净厚润，金彩璀璨辉煌，诸彩绚丽浓妍。本品摹仿掐丝珐琅主要体现在色彩和纹饰方面，以松石绿釉摹仿铜胎掐丝珐琅之色地，以金彩勾勒替换掐丝，红黄绿三彩质感硬朗深沉尤见掐丝珐琅之本色。而粉彩晕染，层次丰富，过渡柔和，予花卉之神韵质感。
有的圆状光点装饰。综上，本品以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必为世人所珍爱。成双成对，纹饰对称镜像，极富乾隆皇帝所追求的喜庆吉祥风格和趣味。
2:元青花龙凤花卉纹兽耳罐，尺寸：高38厘米，估价：RMB 13,000,000 ~ 20,000,000，成交价： RMB 18,975,000 ，成交时间：2015-11-28，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5秋季拍卖会。
本件青花罐为洗口，溜肩，下收敛，造型稳重大气。肩部装饰双狮耳，左右对称，狮口大张，极具立体感。通身上下六层纹饰，本品器身从上自下有回纹，卷草纹，缠枝花卉纹，凤穿牡丹纹，赶珠云龙纹和莲瓣纹，虽然构图繁复，但层次分明，繁而不乱，观之赏心悦目。包罗元代瓷器典型纹饰，如缠枝牡丹，游龙，莲瓣，凤凰纹等，其设计配搭独特，独树一格，不见他例。罐上二龙身躯修长，突睛翘鼻，目光炯炯有神，笔触继而由刚转柔，描绘凤凰于牡丹花间飞舞之姿，为构图增添一份祥和气息。此罐青花发色深而蓝，浓重之处带有黑色结晶斑点，浅淡之处晕散自然。胎体厚重，器底露胎，明显留有制胎时螺旋纹痕迹。通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带青，积釉处呈现鸭蛋清色泽，是典型的元代景德镇瓷器特征。纵观全器，口部虽有缺釉之瑕疵，然不掩其蒙元盛世所特有的雄健之风。
3:清乾隆青花八吉祥纹双螭耳抱月瓶，尺寸：高49厘米，估价：HKD 3,000,000 ~ 5,000,000，成交价： HKD 18,580,000 ，成交时间：2010-12-0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六字篆书款瓶。直口，短颈，颈、肩相交处饰对称螭龙耳，扁圆腹，圈足外撇。通体青花纹饰，口沿下及瓶腹边沿绘回纹一周，颈、足墙饰灵芝纹。腹两面中心凸起，上饰团状灵芝纹；外环绘八瓣莲瓣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法轮，法螺，宝伞，华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吉祥图案。底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此瓶圆若满月，故称「抱月瓶」或「宝月瓶」。其胎体洁白，青花发色亮丽，造型古朴端庄，充分表现了乾隆帝好雅慕古之文化内涵。八吉祥，又称佛教八宝，由西藏喇嘛教流入中原，是佛家常用象征吉祥的八件器物，为典型的含有宗教意义的瓷器装饰图案，也是乾隆帝喜爱的纹饰，由此表现了乾隆皇帝热衷于藏传佛教，满清皇族与蒙藏权贵礼尚往来，和睦相处的历史见证。
4:明嘉靖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尺寸：高56厘米，估价：RMB 16,000,000 ~ 20,000,000，成交价： RMB 18,400,000 ，成交时间：2019-06-05，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9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明嘉靖年制」款。
5:清雍正青花折枝花果纹如意耳扁壶，尺寸：28.9厘米，估价：HKD 15,000,000 ~ 20,000,000，成交价： HKD 18,080,000 ，成交时间：2016-10-05，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款。
6:清乾隆青花山茶花纹太平有象瓶，尺寸：高27厘米，估价：RMB 12,000,000 ~ 18,000,000，成交价： RMB 16,240,000 ，成交时间：2010-11-20，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本品器型隽秀别致，化裁于观音尊，颈部细长，贴饰象首为耳，寓太平有象之意。检阅公私收藏数据，乾隆一朝未见有相同之器，本品设色淡雅，应为乾隆后期御窑仿成化风格的珍稀佳作，因而在装饰风格和表现技法方面均有别于传统面貌，展现后期官窑的新姿采。
本品整体构图，疏密相宜，气息清新，青花淡雅鲜亮，绘画尤称独特，全器纹饰自口沿而下，细分七层，其中颈之下部茶花叶取代常见的蕉叶纹竖列装饰，茶花苞蕾穿缀肩部一周，分隔颈腹上下空间，极为特殊，应是配合主题纹饰—缠枝茶花图案进行的创新设计。所绘缠枝茶花，风姿绰约，或妍放盛开，或含苞吐萼，花瓣以线描手法绘就，边沿留白更突显花朵之三维效果。花叶深浅相间，展示阴阳反侧之姿，更能映衬出画面的层次感，可谓匠心独具。阳面叶脉留白，新颖别致，如此技法始见明万历后期的民窑青花瓷器，具体做法是在钴料绘出花叶，待晾干之后，以细竹签在上面剔出叶脉，露出胎土，覆施白釉，入烧遂成。该青花装饰手法在清代官窑之中极少出现，因此本品堪称孤例。
7:清乾隆青花莲纹梵文兽钮钟，尺寸：高14.3厘米，估价：HKD 800,000 ~ 1,200,000，成交价： HKD 15,550,000 ，成交时间：2013-05-29，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年春季拍卖会（二）。
钤印款识：四字篆书款。钟圆顶，直腹，撇沿，双首瑞兽钮。通体青花纹饰。自钟顶至口沿环饰三层缠枝莲、花卉纹，间以二行梵文。沿边饰仙鹤瑞云纹。顶孔周围青花书「乾隆年制」篆书款。
8:明宣德（1426-1435年）青花缠枝花卉菊瓣纹花浇，尺寸：高13.4厘米，估价：RMB 10,000,000 ~ 15,000,000，成交价： RMB 15,525,000 ，成交时间：2018-12-0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8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明宣德年制」款。唇口，直颈，颈侧饰有曲柄，溜肩，圆腹下垂，卧足。器腹中部接胎，肩颈结合部凸出，有明显接胎痕。圈足内露胎，胎体呈米汤色。外壁通体以青花装饰，唇部两圈弦纹，颈部及肩部切削成多棱面，棱面上绘饰菊瓣纹，富立体感。腹部主题绘缠枝花卉，花叶旖旎，花型娇柔可爱。宣德青花以进口的苏麻离青料绘制，青花发色青翠沉稳，深浓处多黑褐色结晶斑。结晶斑系钴料中窜出，或浮于器表，或下陷于胎骨，使宣德青花更加妙不可言。腹上留白处书青花六字单行款“大明宣德年制”。
9:清雍正青花如意耳荔枝纹抱月瓶，尺寸：高26.5厘米，估价：HKD 7,000,000 ~ 10,000,000，成交价： HKD 14,160,000 ，成交时间：2018-10-02，拍卖公司：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香港2018秋季拍卖会。
本瓶器型端庄隽秀，壶细口，直颈，扁圆形腹，椭圆形圈足，平砂底无釉，釉汁匀净淡雅，细腻莹润。肩部饰对称的如意形双耳，许之衡称为「口际飘双带」。口沿青花花纹装饰，颈饰蕉叶纹，肩与底部皆绘海水纹，主题纹饰的折枝荔枝亦是以永窑为范，谐音「利吉」。
清代早中期御窑瓷器图片及价格
气韵——清代早中期御窑瓷器
4780
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纹小瓶
高 H 5.4
“大清雍正年制”款
RMB:20,000-30,000
4786
清雍正
斗彩竹石图盘一对
直径 D 20.6
“大清雍正年制”款
RMB:300,000-500,000
4791
清乾隆七年（1742 年）
粉彩折枝花卉纹十方碗
长 L 20
“乾隆七年（1742 年）旭华堂制”款
RMB:150,000-250,000
4792
清雍正
粉彩麻姑献寿图折沿洗
直径 D 40.3
带座
RMB:470,000-670,000
本品圆唇折沿，腹部微弧，平底，器型硕大而规整。洗胎质紧致，釉色洁白，通体以粉彩装饰，里心绘麻姑献寿图，画面中心麻姑侧坐于石凳之上，轻描弯黛，朱唇一点，高挽发髻，面容饱满，点画寥寥数笔便将其慈静淑德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麻姑粉裙绿褂，披羽氅，天衣绕袖而下，身侧花篮中鲜花盛放。对面梅鹿，衔灵芝而来，空中红蝠，是为灵福献瑞。背后山石皴染自然，青中点蓝。洗内壁绘金玉水藻，折沿上绘百蝶飞舞，外壁绘红蝠翱翔。
麻姑又称寿仙娘娘、虚寂冲应真人。据东晋葛洪《神仙传》记载，其修道于牟州东南姑馀山（今山东莱州市），东汉时应仙人王方平之召，降于蔡经家，年十八九，貌美，自谓“已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故古时以麻姑喻高寿。又流传有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于绛珠河边以灵芝酿酒祝寿的故事，称之为“麻姑献寿”。本品所绘纹饰层次鲜明，布局饱满，内心所绘麻姑献寿、内壁之金玉满堂、折沿之多子多福、外壁之洪福齐天，可谓做到了瓷器纹饰“饰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作用。且本品用彩丰富，描绘细腻，可说是尽扬雍正粉彩之长，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
4796
紫檀框嵌瓷仿铜胎画珐琅雉鸡牡丹图双面插屏
高 H 34
RMB:750,000-1,000,000
本品屏心镶嵌长方瓷板，背面以细砂垫烧，为典型乾隆朝瓷板制作工艺，正面绘制雉鸡牡丹图，画面右下山石嶙峋，雉鸡蹲伏于突出立峰之上，顾首相盼，尾羽描画细致，纤毫毕现。山石间隐有另一雉鸡，与前者遥遥相望，构图灵动巧妙。本品山石绘法与一般色块皴擦之法不同，以繁而不乱的墨彩线条表示山石嶙峋浓淡，十分独特。怪石之前一丛牡丹盛放，花瓣之层叠，花叶之相背，均绘制细腻，且与一般没骨花卉画法不同，无论花瓣还是花叶均有墨线勾边。山石后一树桃花斜生，画面右上斜插一枝玉兰，将画面构图布局得疏密有致。
本品在装饰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瓷板正面均以“玻璃白”打底，从而掩盖住原来的釉面，使整个作品的底色显得微微泛黄。此外瓷板所绘花卉不以没骨法为之，山石以墨线披麻代替皴擦。上述几个特点结合起来，从而使本品在视觉上颇似一件铜胎画珐琅作品。故宫博物院即藏有一件铜胎画珐琅雉鸡牡丹图瓶，其山石、牡丹、雉鸡以及玉兰等细节及整体构图均与本品相类。
铜胎画珐琅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画珐琅工艺，创制于康熙时期，由宫廷画师直接参与创作，是一种专属于宫廷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内廷造办处此后又相继发明了瓷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紫砂胎画珐琅等。瓷胎画珐琅由铜胎画珐琅发展而来，但在纹饰布局和绘制上均有差异，艺术风格也截然不同。到了乾隆时期，各种宫廷艺术门类均发展至鼎峰。在此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本品，以瓷绘表达铜胎画珐琅之艺术效果，即是对于制瓷技艺的彰显，亦是对于康熙时期创制铜胎画珐琅的一种追摹。插屏另一面为镜，周以上等紫檀料制屏框及座，选料考究，密度、油性极佳，牛毛纹、金星随处可见，框额更有水波曲转若漩涡者，实为难得。边框格角榫攒窄边，框边制为弧形。下屏座边角线条亦与边框呼应，绦环板中凸雕三如意云头，间以二弦纹相连，披水牙板亦为如意云头纹，不过将阳雕化为阴刻，纹饰相同，视觉效果却不同。四站牙板减地雕为勾连纹。三处纹饰各不相同，相互搭配却极为协调。
余韵——清代中晚期御窑瓷器
4748
清道光
粉彩过枝绣球花纹盘
直径 D 19
“大清道光年制”款、带旧包装
中国嘉德2012 年9 月17 日拍卖会第3808 号
RMB:120,000-220,000
4753
清同治
胭脂红地粉彩岁寒三友诗文蟋蟀罐、过笼、记分牌一套三件
直径 D 13、长 L 7.7、长 L 6.7
RMB:200,000-300,000
本品一套三件，其中养罐直壁，涩口，内挖圈足，盖圆形内凹，盖底则对应外凸。罐内壁施白釉，外壁及盖面施胭脂红釉，其上以粉彩绘岁寒三友图，背面海棠形开光内以墨彩书诗文“群芳摇落画凋残，惟有孤根耐岁寒。为道沧州深雪里，独留苍翠与君看。”其内容亦是咏赞三友，可与纹饰相呼应。盖内底绘太极双鱼图。过笼亦以胭脂红釉地，粉彩绘岁寒三友，背面海棠形开光内书“岁寒三友”。水牌正面施胭脂红釉，上以粉彩绘二龙戏珠图，背面施白釉，上绘格栏。
瓷制御窑蟋蟀罐早至宣德时期即以大量出现，由此可见宫廷中“促织戏”由来已久。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官府还有专门此事的官吏。《清宫词·养蟋蟀》诗云“宣窑厂盆戗金玉，方翅梅花选配工。每值御门归殿晚，便邀女伴斗秋虫。”生动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的场景。
故宫博物院藏品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清宫旧藏的同治胭脂红地粉彩岁寒三友诗文蟋蟀罐，其中大罐一件，直径18.5厘米，小罐十件，直径13厘米。大罐带钮，是为斗罐，小罐为养罐，并配有成套过笼和水牌。其中养罐、过笼及水牌均与本品相同，由此可知本品即为同治官窑，是为宫廷御用之物，成套保存，品相完好，流传至今，颇为难得。
4755
清道光
青花粉彩花神杯一对
直径 D 6
“大清道光年制”款
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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