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瓷器的鉴别。
现在普遍地把“汝官窑”理解为汝窑，凡说汝窑即指“汝官窑”，研究“汝窑”存在时间实际上是“汝官窑”存在的时间。汝窑的烧造年代范围，在北宋晚期已成定论，但具体时限，研究者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清凉寺、张公巷、文庙汝窑遗址发掘证据表明，汝窑在北宋中后期约有20年左右时间为宫廷烧御用瓷器，即汝官窑瓷器，以烧青瓷为主。即宋哲宗元?元年（1086）至宋徽宗建中禹州城靖国（1101）以汝窑为贡瓷，在汝州城文庙汝官窑烧造，历经15年。宋徽宗政和元年，由于宋徽宗的原因，“废汝用钧”，大观元年（1107）至大观四年（1110）又“废钧用汝”，由文庙汝窑烧制，历经4年。持这种观点的是陈万里、冯先铭、朱文正等先生。
朱文正先生认为，宋徽宗继承其兄宋哲宗的皇位后，一方面重用小人，打击前朝贤臣；另一方面试图在艺术上超过宋哲宗，借剪除佑党之机废汝窑用钧窑。由于是和平环境，有充分时间毁掉汝窑，所以文庙汝窑毁灭得比较彻底，州官被调离，工匠可能被杀，汝窑失传。随着艺术造诣的提高及政局改变，宋徽宗后又想恢复汝瓷烧造。大观年间，汝州文庙第二次设贡窑，由于汝瓷技艺已失传，生产的汝瓷从釉色和制作工艺均赶不上宋哲宗时期，所以史称“汝州新窑器”。
笔者以为此种看法比较牵强。宋徽宗于短短5年间毁窑杀工匠后又恢复烧制，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皇帝还有何尊严？因此其中原因仍有待深入研究。但不论如何，1101—1107年间汝窑停烧，汝窑存在时间从1086—1110年，中间少了5年，仅为20年左右。
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历史上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清凉寺汝窑创烧于北宋哲宗元?元年，汝官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为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自置御窑烧造，至宣和末年（1125）历经约39年。持这种观点的如叶?民、李辉柄先生等。
1125年金兵南下入侵中原，宋徽宗赵佶传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宋徽宗带着蔡京等南逃。靖康元年（1126）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接着连陷17州，都城汴京被金兵包围，史称靖康之难。汝窑御用瓷自然停烧——因为战争造成人逃窑毁，这一理由很充分也可信。
第三种观点认为，汝官窑从大观四年烧造，毁于靖康元年的战争，最多只有16年光景。之后即有南宋官窑——修内司窑的建立。据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汝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为宋徽宗在位25年间。如此说来，大观元年宋徽宗即位后“废汝用钧”，5年后又“废钧用汝”，以后16年是鼎盛时期了。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是李广宁先生。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文字资料，尚缺实物支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汝窑作为官窑的历史应该是34年左右，而不是20年，更不是16年。
延伸阅读
黑汝和白汝
清凉寺汝瓷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中及村南河旁台地上。地处伏牛山东麓、四面环山、窑址所处地势平坦，有小河环绕西、南，制瓷原料丰富，煤炭、高岭土、玛瑙石等制瓷原料就地可取，是个原料丰富的制瓷场地，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 该遗址于1987年，经省文物研究所试掘，发现了作坊、窑炉、排水沟、灰坑、水井、澄泥池等重要遗迹、出土了汝官窑的典型器物及大量瓷片，因此，省文物局于同年发出了《关于加强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保护意见》的文件，指示对该遗址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此后，又先后五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根据大量的遗迹及出土文物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汝官窑遗址。汝窑系我国五大名窑之一，它作工精细，胎坚质密，釉层深厚，清澈蕴润，其精湛的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由于它传世器极少，故其价值连城，国际市场上拍出天价。汝官窑的发现不仅为汝瓷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为考古界寻找了半个世纪的汝官窑遗址之谜的悬案得以了结。2000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0年被评为河南省二十世纪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共分四个区域（用罗马数字表示）。清凉寺村南台地为Ⅰ区，韩庄村为Ⅱ区，小石桥西为Ⅲ区，清凉寺村为Ⅳ区。天青釉中心烧造区位于Ⅳ区西北部。1987年至2001年经过7次试掘和发掘，该遗址文化内函十分丰富。地表窑具、瓷片俯拾皆是，民窑区地层堆积一般在2—3米左右，最厚处达6米以上。官窑区地层堆积0.25米至1.2米，最厚处近2米。发掘出的遗迹和遗物：民窑区主要遗迹有窑炉、窖藏、作坊、灰坑、排水沟、水井等遗迹。主要遗物有碗、盘、碟、盏托、盂、器盖、三彩枕、炉、匣钵、支钉架、垫圈、印模等，同时出土的还有御用汝瓷鹅颈瓶、折肩瓶、细颈小口瓶、洗等。其产品类型有白釉、豆青釉和淡灰釉，黑釉和酱釉，钧瓷、三彩等。官窑区主要遗迹有作坊、过滤池、澄泥池、窑炉、灰坑、水井、排水沟等。主要遗物有瓷器、模具、窑具三大类，还有少量钱币。出土的瓷器据不完全统计，天青釉汝瓷占99%。器种有碗、盘、碟、盏、盏托、器盖、钵、洗、盆、套盒、瓶、炉、壶等。釉色以天青、淡天青、月白为主，青绿、淡青绿釉也占一定比例。出土的模具多为轮制，有花纹的刻制，花纹复杂的对合而成。分两型。A型，皆轮制，B型，莲花炉外模。出土的窑具有匣钵、支烧器座、试烧插饼、垫饼、垫圈等。出土的钱币主要有“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两种。文化层一般在2-3米左右，最厚处达6米， 可划分为七层。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类型、胎质、釉色和装饰技法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以六、七层为代表。出土瓷片中白釉占绝大多数，其次为豆青釉和淡灰釉，少量的黑釉和酱釉。代表器物有：豆青釉侈口印花小碗、豆青釉敞口小碗、豆青釉唇口盏、淡灰釉白口边碗、白釉外撒坦腹碗、白釉大口瓜棱罐、白釉直腹瓜棱注子、白釉敞口浅腹碟、黑釉颈白釉腹小瓶和酱釉双耳鼓腹罐。本期年代为北宋早期，即宋太祖至宋真宗时期。 第二期：以五层为代表。白釉为大宗、青釉数量明显增多，黑釉较少，淡灰釉趋于衰落。代表器物有：豆绿釉牡丹纹印花碗、豆绿釉刻莲纹小碗、豆青釉团菊纹印花小碗、豆青釉花式口杯、豆青釉圆捉手器盖、白釉珍珠纹地划牡丹纹枕、白釉直口双耳瓜棱罐、白釉斜平沿喇叭座灯、白釉敞口斜腹碗。本期年代为北宋中期，即仁宗、英宗、神宗时期。 第三期：以三、四层为代表。青釉数量猛增，几乎与白釉相等，其次为三彩釉，黑釉较少，淡灰釉消失。代表器物有：豆绿釉内印花外刻花碗、豆绿釉印花龙纹盘、豆绿釉六分凸线纹碗、豆绿釉刻牡丹花盘、豆绿釉象鼻钮刻花器盖、豆绿釉交枝牡丹小盘、白釉葵口深腹盘、白釉敞口曲腹碗、白釉双耳瓜棱罐、白釉喇叭口度长腹注子、三彩贴塑莲瓣纹深炉、三彩划荷花叶形枕、黑釉竹叶纹酱花炉、天青釉敞口圈足洗、天青釉筒形器、越窑划花小碗等。本期年代为北宋晚期，即哲宗、徽宗、钦宗时期。天青釉主要见于本期，这进一步证明了汝州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和徽宗时期的二十年左右。 第四期：以二层的部分器物为代表。主要器形：青釉印花缠枝牡丹纹碗、青釉印花交枝牡丹纹盘、白釉敞口浅腹碗、白釉浅腹碗、白釉浅腹圈足盘、酱釉唇口盏、酱釉白内腹碗、黑釉双耳凸线纹罐等。本期为金入主中原到金来亡这段时期。 第五期：以开口于二层下的一水井中出土器物为代表。以青釉、白釉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钧釉，这期代表器物有青褐釉双耳鼓腹罐、青褐釉敞口深腹碗、青褐釉浅腹盘、天蓝釉红斑直口小碗、素胎深腹盘、白釉草书“青”字碗和白地黑花盘等。这期年代为元代。 由此可见清凉寺汝瓷窑址创烧于宋初，北宋晚期发展至鼎盛时期,金、元继续烧造，停烧于元代末年。
解读“北宋官窑在龙泉”和“修内司平江谢兴祖”
南宋龙泉窑梅子青釉残片盘 外底刻填“修内司平江谢兴祖”铭款
“谢兴祖塑”、“平江谢兴祖塑”、“修内司平江谢兴祖”，这三件器物三组铭文组成了一个关联，所指谢兴祖应为同一人，谢氏史虽无载，但据铭文可知为宋代平江籍（平江即今苏州）的一位陶艺名匠，擅捏泥偶，亦能制瓷，并曾供职于修内司。从只署姓名到添加籍贯再到说明就职机构，很可能是谢兴祖生活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点，当然这个“不同阶段”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分水岭，也并不构成递进式关系。
泥偶标本的出土地点是老虎洞遗址附近，其胎质与南宋官窑器十分接近，龙泉窑这件标本从其薄胎厚釉，规整大圈足风格来看，亦表现出一种官范的气质。种种迹象表明，谢兴祖与官窑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问题随之而来，这三件标本的性质为何，官或民，或者三件性质并不一样？如果是官窑器能被允许将自己的大名刻印在上面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平江谢兴祖塑”标本胎质与南宋官窑器如此吻合，“修内司平江谢兴祖”残瓷标本其表征亦与官窑产品如此接近？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不能将残片铭文中的修内司直接和南宋修内司官窑相对应。“修内司”是官署名，除南宋而外，北宋、金、元皆有设置，这片署有“修内司平江谢兴祖”铭文的龙泉窑残瓷恰好佐证了笔者最近的观点：北宋官窑在龙泉，而其主持督造机构正是修内司。所谓“袭故京遗置，置窑于修内司”不是说将官窑设置在京城，而是像故京一样，也设一个官窑，并由修内司管理。老虎洞遗址出土的“修内司置”铭荡箍也正是说明，修内司非具体地点，而是管理官窑的机构。而谢兴祖很可能是北宋官窑的一名窑工，北宋官窑解散后，谢兴祖继续烧瓷为生，龙泉窑“修内司平江谢兴祖”残瓷应是此一时期的产物，也即北宋末至南宋初。
朱文立大师关于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朱文立
张公巷北宋官窑窑址发现后，历尽曲折，终于被国务院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北宋官窑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和汝官窑是什么关系呢？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一直在探寻其中的奥妙。宋代每个名窑的形成与失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间，笔者一直以为：张公巷北宋官窑是汝官窑的延续，近些年来笔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它和汝官窑有着本质的区别，汝官窑是卷足支烧，而北宋官窑瓷足部却是直、窄、矮，釉色和支烧工艺完全是两种风格，汝官窑经历了清凉寺到文庙两个阶段，那么张公巷北宋官窑也一定有早期的窑址，早期窑址也会像清凉寺窑址一样不在汝州城里，应在众多的临汝窑范围之内。张公巷北宋官窑发现后，笔者又开始踏上了寻找早期北宋官窑遗址的征程。 北宋官窑早期遗址的寻找 宋代的临汝窑所有窑址，虽然近千年岁月的变迁，在现在的地面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其痕迹。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笔者为研制汝瓷寻找原料，跑遍了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这些窑址都与汝官瓷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在大峪东沟窑址西边群众挖窑洞住，在距地表3米下，出土了好多不同于汝官窑，也不同于其它临汝窑的瓷片以及大量废匣钵片，这些瓷片制作非常精细，釉色也别具一格。由于它距东沟窑址中间只间隔30多米（笔者把此地命名为东沟西窑址），所以当时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窑址。2000年初，笔者发现张公巷北宋官窑以后，出土的瓷片均非常精细，釉色又是非常纯正独特的粉青色。难道张公巷窑址天生的就那么精细吗？笔者认为张公巷北宋官窑和汝官窑一样，应该有早期窑址。文庙汝官窑早期窑址是宝丰清凉寺窑址，那么张公巷窑址早期也应该在汝州城外的丘陵地带，东沟西窑址是否就是北宋官窑早期窑址呢？从2001年开始，笔者一直在寻找证据，由于东沟西窑址遗址层距现地表3米以下，不经大规模挖掘，很难寻找。 张公巷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的发现 张公巷窑址发现后，在窑址附近，街道两旁的古董店迅速增多，为了早日找到北宋官窑早期窑址，笔者常到这些古董店寻找证物。2006年8月，在三个古董店惊奇的发现了板沿擦足支烧盘残器、残片，其中也有满釉支烧。荷花碗残片，平底支烧钵残片。还有底部中间刻有大写数字“一”、“二”板沿盘残片，这些实物均是生烧。而且支钉还在器物上，显然是从窑址上挖出，并且还是近期出土。笔者判断这些实物应是东沟西窑址出土，绝不是其他临汝窑出土。笔者随即到窑址查看，发现东沟西处窑址历年来挖煤已塌陷，群众的窑洞已不能住而迁出。据群众讲，前不久有三个人在破窑洞内挖瓷片，上述瓷片正是从这里出土，笔者去看时，窑洞刚被暴雨淋塌，窑址仍深埋地下。 2008年3月中旬，古董商店又出现一些荷花碗残片，有的残荷花碗由于过火和残匣钵片粘连在一起，还有印花独特青瓷片、渣斗残片等。笔者通过调查落实，这些残片仍是近期当地群众在大欲东沟西窑址挖掘的。 对东沟西窑址的研究 在钧官窑遗址发掘中，发现带数目字的器物“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 或口径最大的；“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而东沟西窑址出土的板沿盘也是同样，说明东沟西窑址一部分产品是为宫廷进贡所烧，它沿袭了均官窑办法向宫廷进贡。
中国瓷网总经理朱东明随同朱文立大师一起到东沟窑址考察
东沟西窑址两次出土的荷花碗口残片及残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荷花碗大小完全一致，荷口弧度重合的完全一致。在清凉寺遗址、文庙遗址、张公巷遗址中均未发现同类器，这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存的荷花碗不是汝瓷而是东沟西窑址生产的早期北宋官瓷。荷花碗被视为汝官瓷的代表作品，说明了东沟西窑址是北宋官窑早期的贡窑。 通过对东沟西窑址生烧的瓷片再烧，正色是不同于汝窑但和汝窑天青色接近的另一种天青色，这和《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北宋官瓷“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吻合。 张公巷北宋官窑独特粉青印花产品非常少见，它的印花浅而细腻，线条流畅。它不同于临汝窑、耀州窑、越窑和高丽青瓷等，也不同于汝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次在大欲东沟西窑址发现的粉青印花瓷片和张公巷出土印花瓷片的风格完全相同，这说明两窑的印花工艺出自同一工匠之手，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的工匠来自大欲东沟西窑址。北宋官窑建成后，东沟西窑址停烧，宫廷有意把西窑址掩埋。 东沟窑址和东沟西窑址虽在同一区域，但生产的产品完全是两种风格，东沟遗址裸露地面，而东沟西窑址深埋地下达三米之厚，和宝丰清凉寺遗址惊人的相似。清凉寺东区烧造临汝瓷，西区为宫廷烧造天青色汝瓷，宫廷垄断汝瓷后把西区工匠调至汝州州衙附近另建新窑。清凉寺西区窑址禁烧掩埋，从近年来对清凉寺遗址发掘的情况可以充分说明。 综上所述，东沟西窑址无疑是北宋官窑的前身。它烧造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大观年间继汝、均之后为宫廷烧造贡瓷。政和间，张公巷北宋官窑建立后东沟西窑址的工匠调进汝州城内而停烧掩盖，张公巷北宋官窑完全继承和发展了东沟西窑址的风格，制作更加精细，釉色更加纯正。 当笔者把东沟西窑址的发现情况向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莉英汇报后，他们非常重视。2007年冬，耿宝昌王莉英等专家不过年迈，冒着严寒专程到东沟西窑址进行考查，我们现场又捡到了新近窑址塌陷而裸露的宋代炉条，进一步说明了此处窑址在废弃后有意进行掩埋，因为在临汝窑的众多窑址至今都没有发现炉条。
宋代汝瓷之美
瓷，关乎生活，
中国陶瓷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国人的审美追求是一种意境的表达，
而将这种自然风韵之美，
发挥到了极致的就是宋瓷。
北宋 汝窑青瓷盘
北宋 汝瓷天青釉花口注碗
北宋 汝窑天青釉菊纹碗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有着“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称的汝窑艺压群芳，脱颖而出，成为皇室专用贡品。宋、元、明、清以来，汝瓷都被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 宋 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
汝窑水仙盆
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传说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便命汝窑工匠烧制类似颜色瓷器，于是这种介乎于蓝和绿之间的天青色，便成为了汝窑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艺术家，宋徽宗对汝瓷材质、色彩、纹饰肌理等方面都有极为苛刻的审美要求。
北宋时期的广州西村窑
北宋西村窑凤首壶
西村窑是我国宋代著名外销瓷窑，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的西村，紧靠珠江支流增埗河。西村在唐时成村庄，因地处城西而得名，是由西场、西溪、大岗元、皇帝岗、里山等组成的片区。1952年，在这里发现了西村窑窑址。1956年9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进行清理发掘。南北长1公里多，残存废瓷堆积三处，其中以皇帝岗的最大，是西村窑场的主要堆积遗存物，高约7米，整个窑场有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样型款与釉色，在此窑中是比较典型的。皇帝岗1956年清理发掘龙窑残址，拱顶已毁，窑身中部最宽4米，首尾稍窄，窑床铺沙，窑前有圆形坎穴，窑首的火门及炉膛部分伸入地表之下，后段砌筑在废瓷堆积上，窑尾已毁。根据考古发掘和与其他地区器物的对比，学者推断西村窑为北宋时期的窑。
西村窑西距离增埗河约500米，得水运之便。往西与珠江上流的北江和西江两条航道相通，往东可经黄埔港出虎门入海。因此，西村窑场生产所需的原料和燃料可从西江和北江水道运来，产品装上海舶后沿着南海航线外运也十分便利。这是西村窑产品遍布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由于西村窑产品以外销为主，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器物造型多样，西村窑产品器类有碗、盏、碟、盆、执壶、凤首壶、军持、罐、盒、唾壶、注子、灯、炉、烛台、枕等日常生活用器29种，还有雀食盅、碾轮、漏斗、埙、狗、马等杂器玩具。一个窑场生产40多种产品，每种又有多样的型款与釉色，这在宋窑中是较为突出的。有一类橄榄青釉印团菊或缠技菊纹的碗、盏、碟、盒、是仿耀州窑的制品；刻划花青白釉精瓷碟、碗、盏，明显是受景德镇窑影响。二、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花、印花、彩绘、点彩、镂刻等。刻划纹饰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器物上，较多的是碗、茶盏、碟、盆和瓷枕。刻划的线条刚劲有力，纹样构图有繁有简。西村窑瓷器的釉分为即青釉、黑酱釉和绿釉三大类，青釉是最主要的，其次为黑酱釉，绿釉数量很少。根据器物造型、装饰手法和釉色，我们可以断定其产品风格显然受耀州窑影响。同时，西村窑器物中也反映了一些外来影响，凤首壶是其中的一例。
西村窑产品在国内很少流传，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日本等国，国内博物馆收藏并不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古遗址出土的西村窑瓷器中，常见的有青釉凤首壶、青釉划花点彩盘、盆等。
广州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西村窑凤首壶，高18.1厘米、腹径12.5厘米、足径7.5厘米，壶上端作凤首状，凤首顶作花瓣口行，束颈，鼓圆腹，浅圈足，腰部一侧显弯曲管状流，另一侧从颈至腹部贴有绶带柄，颈部凸起两道铉文，腹部划花卉纹，腹下部近抵处划莲瓣纹，灰白胎，通体施青釉，底无釉，凤首壶，造型别致，装饰繁缛，是一件精品。此壶为1991年徐展堂先生捐赠。
西村窑的另一代表作是宋代西村窑浅青釉划花大盘。高7.3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9厘米。撇口，弧腹，圈足。内壁刻饰一周对称分布的六朵菊花纹饰，并辅以篦划纹，纹饰简练写意；外壁光素无纹。全器胎体较厚，造型大方得体，实用性强。出土于菲律宾蒲端，1998年7月14日菲律宾友人庄良有女士捐赠。
西村窑烧制时间跨度大约150年左右。尽管时间不长，但西村窑瓷器却有远销海外的不凡经历，在西沙群岛海域、东南亚、西亚等地都发现了西村窑的典型产品，如点彩瓶、点彩罐、划花大碗等，而国内很少西村窑瓷器完整器物十分少。这又从侧面证明西村窑基本上是烧制外销瓷。那么，西村窑经历了怎样的兴起与没落呢？
北宋时期，广州是中国最重要对外贸易口岸，瓷器是外销中的主要商品之一。《萍州可谈》记载，宋代在广州的船舶“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些多得密密麻麻的货物就是外销瓷。北宋广州仍吞吐着来自全国各地名窑的瓷器，广州西村窑的工匠们看准商机自己烧制瓷器出口，“什么东西好卖，广州西村窑就仿造哪种瓷器”，西村窑也就成为仿耀州窑外销陶瓷的生产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陶瓷生产网络，甚至在梅县、湛江等地都发现了宋代的窑址。然而，随着北宋灭亡，宋室迁都南渡，对外贸易的重心口岸从广州转移到地理优势更明显的泉州。泉州一跃成为第一大港，连广州的外商都纷纷迁到泉州。广州失去全国最大港口的地位，西村窑也随之衰落。同时，由于西村窑主要以仿制各地作品为主，工艺、质地、技术都缺乏竞争力，而且原料和燃料都需从外地运输，成本高昂。当产品需求锐减后，西村窑就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西村窑的发展历史与广州外贸的历史息息相关，它随着广州外贸和港口的发展而兴起，又随着广州外贸的衰落而消亡。正可谓是“其兴也外贸，其亡也外贸”。可见，西村窑从兴起到衰亡，正是广州宋代海上贸易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
领略北宋越窑器最后的兴盛
陆羽在《茶经》中记载：“碗，越州为上。其瓷类玉、类冰。”、陆龟蒙吟咏“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等等这些文献、诗歌是对唐代五大名窑之首浙江越窑青瓷的推崇和赞誉，更是对御用秘色瓷名至实归的赞评；相对古人，秘色瓷已不再神秘，笔者更赞同“秘色瓷”实为唐、五代越器青瓷极品的代称之说。 回顾越窑青瓷成熟于东汉，一脉相承发展到唐代得到空前发展，其贡窑品质达到了历史顶峰。越器秘色的成功烧制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对国外制瓷业有着巨大的影响。北宋尚存蓬勃发展之势的越窑系，进入南宋即以极快的速度走向衰败，再也没有找回昔日的风光和辉煌。那么，越窑系为何在南宋整体崩溃？此疑惑应在历史大背景中客观的寻找答案。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预示着大宋王朝会将尊文轻武、休养生息的国策发挥到极致。在这段没有太多腥风血雨的时代，崇尚文化的浓厚氛围造就了中国历史很少见的文化鼎盛景象。也正是兴盛和宽松的文化氛围为中国瓷业飞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并彻底打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大格局。在这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期，汝官哥钧定、耀州、龙泉、湖田、邢窑、磁州等竞相争艳，彰显着中国陶瓷巅峰时期的辉煌；而曾经辉煌的越窑由于北宋朝廷对瓷器可选性增多，审美倾向于其它窑口，越器逐渐失去了官方有力的支持和重视。尽管尚有部分仕族喜好，维系和支撑着这一片青翠的小天地，但这已然杯水车薪。随社会审美取向改变，以及越窑自身衰退等诸多原因，越窑系终未逃出优胜略汰的自然法则，在南宋整体崩溃已成必然，仅留下一段美丽的忧伤。 领略北宋越窑最后的兴盛。大体可分为：琢器、釉色和纹饰三大看点： 其一：自吴越国归降北宋，越窑延续着吴越制瓷工艺，运用贴塑、透雕、浮雕、刻花等装饰技法制造的琢器注重整体造型艺术性，以丰富的创造力取得的艺术成就自不用多说。
北宋 越窑青釉鹦鹉纹 直径7.6cm
其二：北宋前期越窑已从传统青瓷中脱胎而出，在釉色、胎质、烧结等方面与时俱进的改观给观者眼前一亮的感觉。例如这块胎体厚重、质地坚致的瓷片，它的内在品质完全可与同期的耀州、龙泉、湖田等窑系相媲美。其胎泥淘炼精细、胎体杂质少、胎质紧密、胎色青灰、面釉纯净而透明、玻璃质光泽柔和、釉色呈青绿闪黄的青翠色、流釉控制较好、积釉处呈翠绿等特征一览无余，若不看胎质和底足支烧痕，很难一眼判定这就是北宋越窑烧造出的美色；此类继承了盛行已久的纤细划花装饰技法，延续着唐朝同题材纹饰，但这过于单薄文弱的线条已然缺失了唐朝秘色鹦鹉衔枝纹样的工整和规范。
北宋 越窑对蝶纹 直径9.5cm
北宋 越窑对蝶纹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其三：社会审美受北宋宫廷花鸟画影响，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亦讲究图案对称与呼应、节奏与韵律的法则，期间涌现出一批具有东方属性的艺术纹样，由南至北的启迪着玉雕、建筑彩绘、剪纸、陶瓷装饰等领域的图案设计思路；举例：源于唐代教坊曲“鹊踏枝”多用于抒发缠绵悱恻之情，至宋朝改为词牌名“蝶恋花”，以填写爱情词章为主，历史留有名家绝句颇多。在曲乐歌赋氛围影响下产生圆形构图、相向对飞的团蝶纹即是北宋越窑代表纹饰之一。1986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亦出土同纹饰器物；破茧而出的团蝶纹饱含着对美好爱情的想往和赞美，它对后世写实和写意蝴蝶主题纹饰及配饰发展演进有着深远的影响，衍生出大量蝶恋花、瓜瓞（蝶）绵绵、群蝶飞舞等吉祥寓意的装饰纹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