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艺术。
在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内，一个个生动形象，造型多样，细腻传神的“石湾公仔”正在静静的接受着游客们的欣赏。这是广东首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行业博物馆。石湾，拥有着悠久的制陶技艺和文化，石湾窑和石湾工艺，也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的日趋繁荣。
在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内，一个个生动形象，造型多样，细腻传神的“石湾公仔”正在静静的接受着游客们的欣赏。这是广东首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行业博物馆。石湾，拥有着悠久的制陶技艺和文化，石湾窑和石湾工艺，也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的日趋繁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石湾窑，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的纪文瑾主任，接受了中国文物网记者的专访，向记者介绍了石湾窑和石湾的陶瓷发展及现状。
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馆藏《春夏秋冬》
上溯至唐，发展至今——石湾窑的历史现状
石湾陶艺的历史，追溯源头，可以到新石器时代。石湾的贝丘遗址，出土的硬文陶片，经中国科学院鉴定，距今约五千多年，属新石器时代。但是，一般来说一个窑址的确定，必须是大规模的生产，零星的生产规模不能成为证明产区的存在。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唐宋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石湾逐渐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日用陶生产基地，产品远销海外，此时其艺术陶的生产已体现出在吸收北宋名窑色釉基础上创造石湾陶艺语言的特点。taoCi52.coM
石湾出现大型窑场的历史可上溯唐代。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先后在佛山石湾大帽岗和南海奇石发现唐宋窑址。从石湾大帽岗唐宋窑址发掘出的均属半陶瓷器，火候偏低，硬度不高，坯胎厚重，胎质松弛，属较典型的唐代南方陶器。
从唐代开始，石湾窑就是以大规模的生产生活陶器为主，然后一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石湾的陶瓷艺术进入了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阶段。美术陶瓷是在日用陶瓷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明代出现美术陶瓷的生产，虽处在初级阶段，生产规模尚小，但它使石湾窑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体现了石湾窑的综合性，为清代民国美术陶瓷的蓬勃发展奠定的基础。明代的美术陶瓷除器皿外，还雕塑鸟兽人物，人物塑造多为仙佛之类，形象各不相同，线条简练概括，一般都全体施釉，质朴无华，浑厚传神，如绘画中的写意手法，这是明代石湾人物陶塑的基本特色。
清康熙以来，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佛山则是繁华的商业重镇，对石湾制陶业有了很大的刺激和促进。随着国内外对石湾陶器的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制陶业生产体系不断扩大和完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美术陶和园林建筑陶异军突起，烧制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石湾陶业进入鼎盛时期。
现在石湾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美术陶瓷，石湾本地人也叫做“石湾公仔”，以做人物、动物、微雕、瓦脊为主。而今的石湾窑，作为一个成熟的窑区，发展地非常繁荣。同时拥有者雄厚的大师资源。现在石湾15位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60位左右省级的工艺美术大师和陶瓷艺术大师。
釉色丰富，器型多样——石湾窑的瓷器特色
石湾窑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釉色，一个是制作成型的技法。石湾窑的釉色种类十分丰富，斑斓多彩。其中最重要的釉色特点，就是仿钧。北宋时期，很多河南窑工迁移到广东，带来了中原的制窑的技术，仿钧的釉色特点便流传了下来。明代以来，石湾陶艺在“窑变”与“仿名窑”两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窑变指在窑内烧制过程中，器形釉药中所含的着色剂，经过高温的熔融所起的化学作用，使其呈现出意料之外的釉色变化。石湾窑变釉被誉为“石湾釉中之冠”，寂园叟在《陶雅》中以《洛神赋》中“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来形容石湾窑变。其中三稔花色釉、虎皮斑釉等最为名贵。仿造各大名窑的釉色，如仿造哥窑的“冰裂纹”，仿龙泉的“梅子青”釉，仿磁州窑的“铁绣花”，仿建窑的“鹧鸪斑”，仿钧窑的“玫瑰紫”、“仿唐三彩釉”、“翠毛釉”等，成为石湾窑釉色的重要组成部份。石湾窑慢慢形成了釉色斑斓、多彩的特点。可以说现在全国这么多窑口里面，石湾的釉色是最丰富多彩的。
石湾窑在明以前，生产的都是生活陶器，石湾是没有瓷的，都是陶器。石湾窑所生产的陶器，当时被广泛地出口到海外，包括高丽、日本、东南亚一带，器型有壶、坛、罐、缸、花盆等等。可以说，广东这边的生活陶器，基本上是从石湾出口出去的。因为都是一些生活陶器，所以制作工艺上有一些民间特有的特色。
造型传神，题材亲民——石湾公仔的特色
现在的石湾，是举世闻名的陶都，石湾的陶塑艺术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现在人们谈起石湾窑和石湾的陶瓷业，重点和中心就是“石湾公仔”。作为艺术陶瓷、美术陶瓷，石湾公仔具有着超强的美术性艺术性和人文性。对比全国众多的窑口，大多做的是器皿，而石湾的陶塑公仔制品，在全国众多窑口中，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美术性，就表现在它的传神，艺术的品评标准，第一就是以形传神，石湾公仔在表现人物的神态上，处理的非常到位。它的人文性，在于他的亲民属性。石湾窑，系民窑。它一直以来，就跟皇家体制没什么关系，而是与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是给老百姓做、用、欣赏的一门艺术。所以，石湾窑的公仔人物，多表现的是生活的场景，如，喝茶、扇扇子、爷孙俩、甚至是抠脚趾等生活中的场景。
历史上的石湾由于长期以来与中原联系较少，保留了很多岭南文化的特色。后来由于人口的迁徙，陶工也带来了中原的造像技术。所以，石湾公仔的技法，也较多地保留中国传统雕塑的遗存。如：陆羽品茶、刘伶醉酒、水月观音、钟馗、关公等。
广东美院的一位老教授胡博就曾说：“石湾陶塑，是中国传统雕塑的最后标本。”因为在全国，那么多的窑口里面，只有石湾较为完整的真正地保留下了中国传统雕塑的味道、题材和技法，包括衣纹、眼珠和神态的表现方法。
价格适中，潜力巨大——石湾陶瓷的价值
虽然，石湾陶塑特色鲜明，有非常成熟的工艺性，非常讲究泥、釉、火工艺上的特性，也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的雕塑的味道，但是石湾陶塑的市场价格，一直以来比不过其他的窑口，市场价值不是特别高。有人曾表示“佛山陶艺的艺术价值在市场被严重低估。”
目前，中国的艺术拍卖市场的价格普遍高昂。比如宜兴、景德镇某些大师的工艺品，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是很普遍的价格。但是，石湾陶塑最近几年才有少数几个顶尖大师的作品超过百万。但也正因如此，现在有很多的收藏家，看中石湾陶艺这个洼地，开始收藏石湾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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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彩瓷器的发展及其艺术特色
12世纪后期，在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统治区域，窑工们创烧出了一种装饰新颖的彩瓷一红绿彩瓷，给陶瓷家族增添了新品种，开创了陶瓷装饰艺术的新时代，也为明清以来中国五彩缤纷的成熟彩瓷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初，红绿彩瓷引起了研究界的注意，当时称其“宋加彩”，这一名称沿用了很长时间。近年来，陶瓷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女真人统治区内的北方金代陶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宋加彩”面目越来越明晰，它作为早期成熟的彩瓷也逐渐为学界所共识。 迄今，经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红绿彩瓷的古窑址有山西长治八义窑，河北磁县观台窑、观兵台，河南鹤壁集窑、焦作牛庄窑，山东淄博磁村窑，可以确认这几个窑口烧造红绿彩瓷。在这些窑口以外，也发现留存红绿彩瓷的窑址，如山西浑源、介休城南街瓷窑，河南的新密窑沟、登封曲河、鲁山段店、禹州扒村，修武当阳峪等地都发现过红绿彩瓷，但这些窑口有的并不烧造红绿彩瓷，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在以往的发现中，生产规模最大、品种较丰富的窑口当为长治八义窑。该窑口以烧制红绿彩瓷为主，也烧制质量上乘的黑画花或铁锈花及其他品种瓷器。 从目前发现看，红绿彩瓷的出土地区和原产地区在装饰上存在差异。出土地区指产品流通使用地，系生产窑口以外的地区。这类遗物在原产地(窑址)中不可能见到，比如红绿彩贴金器，它是成品器流通到市场后，使用者依其所需再进行加工而成的器物，在窑址中不可能找到。这有些类似后世的珐琅彩瓷以及外销中东、欧洲的大量青瓷、青花瓷，它们都经使用者依自己需要而进行包嵌金银的再加工。原产地区指烧造窑口。金元红绿彩瓷的烧造窑口现已确认的有前面所列几处，基本上为金后期至元中期烧造地，元代中晚期乃至明初北方烧造红绿彩瓷的窑口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可能为前面确认的烧造地点，也可能另有所在。经调查发现，红绿彩瓷器的窑址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还有很多，约在30处以上。
白釉红绿彩瓷是在唐三彩、宋三彩低温彩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装饰品种。它是在1150℃左右高温下将白釉瓷或白釉下黑彩瓷烧成后，再在白釉之上以红、绿、黄等彩料勾画或涂染出纹饰，第二次入窑以800～900℃低温烧成。红绿彩中的红彩是伴随着这种彩瓷出现的中国最早的矾红彩，它是金代北方窑场的一大发明，为明清景德镇釉上彩工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 从目前的发现看，红绿彩瓷品种较多。最常见的是自地上施加红绿彩，还有酱地红绿彩、绞釉加红绿彩、孔雀蓝加红绿彩、黑釉加红绿彩等等多个品种。白地红绿彩品种本身，也有篦划花加彩、印花加彩、划花加彩、贴金加彩等多种。红绿彩瓷的出现将中国的瓷器带向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长治八义窑率先创烧了红绿彩瓷，开创了我国瓷器史上多彩装饰的先河，为以后的五彩、斗粉、粉彩、浅绛彩瓷的出现，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有关方面1996年曾对长治窑作过详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近年来也有一些重要发现。资料表明，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期以前(金代后期至金亡国或略晚)，在长治八义、东山、南泉庄一带大量烧造以红绿彩为主的器物，同时烧造白釉黑画花、黑釉、钧釉器物和低温三彩器物。按施彩方法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高温烧成的白地黑彩瓷上再加填低温红、绿、黄彩。第一次高温烧成的白地黑彩依需要再配以二次低温烧成的红、绿、黄彩，白地上衬托出的黑、红、黄、绿各种色彩，斑斓多姿，已完全具备了五彩的特性。这种装饰主要见于瓷塑类器物上。第二类是在素白瓷上以红绿黄三彩勾画或涂染各种纹饰，其与第一类的区别是没有釉下高温黑彩的使用，红彩为主要色彩，黄彩仅用于花叶的叶头和边饰以及部分装饰。第三类是在素白瓷上仅以红绿二彩勾画各种纹饰，红彩为主要色彩，纹饰中的主要部分如鱼藻纹中的鱼、花草的花卉、禽鸟纹中的鸟等，全部用红彩绘出，绿彩仅用于辅饰，多为花草轮廓线或边饰填彩。第四类是在绞釉(或称为绞化妆土)器物上加饰红绿彩，目前仅见长颈瓶采用这种双重装饰手法。第五类是在素白瓷上施加红或绿色单彩，是红绿彩瓷中数量最少的一种。目前所见红绿彩贴金或描金一类的器物标本，应当是产品流通到市场以后进行的再装饰，在窑址堆积标本中是看不到的。 长治窑红绿彩瓷器装饰题材丰富，手法多样。花草类以牡丹花、栀子花、菊花、荷花为主，各种花卉在表现手法上又有多种形式。如菊花在花瓣的表现上就有四五种，牡丹花和其他的花样也各自有别。碗盘类器物往往在器物内底加绘带枝叶的双桃。开光装饰是常见的手法之一，开光内或为花草或为文字。开光文字有“富贵长命”“龟鹤齐寿～清净道德”“南屏晚钟”等，多为吉语，表达美好的心愿。禽鸟类纹饰题材活泼，充满生机。鱼类纹饰较多，有金鱼和鲤鱼之分。 长治窑生产的红绿彩瓷，彩色呈色稳定，在绘画手法和色彩的运用上已经达到了较成熟的阶段。胎色大部分为土黄色，基本烧结，但断面无玻璃光泽。经测试，烧成温度在1140℃左右。有少量灰胎器物，可以明显看出是火候过高所致。白釉、绿彩、黄彩都有细密纹片，而红彩没有这种现象。红彩的色调多呈枣红色，但由于色料分散得不太均匀，有深浅不均的现象，表面不甚光滑平整，有毛糙的颗粒状凸出物，这是彩料颗粒细度不够所造成的。长治窑的黄彩和绿彩则呈色纯正。 就目前掌握的山西红绿彩瓷考古资料看，长治窑生产红绿彩瓷器的时代当在金代中期以后至元代立国前后或略晚。汾西县一座纪年砖墓中曾出土一件红绿彩碗，墓葬年代为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从烧造工艺和胎质、胎色看为长治窑产品。元代中期以后的墓葬中常出土红绿彩器物，而这些器物的烧造地点目前还不明确。从翼城县元村元代晚期墓(至正六年，即1346年)出土的红绿彩小俑看，其已走向衰落，它和金代晚期(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最为辉煌的红绿彩烧造期产品相比，已是落日余晖。 元代红绿彩器物在山西南部的翼城一带出土较多，山西西北部也有出土。所见器物以小型玩具人物为主，在古玩店时有所见。这时期的器物在呈色上已经显得粗糙暗淡，绿彩发色不正，红彩呈枣皮红且颗粒较粗，整体工艺衰落，其烧造窑口目前尚无线索可查。
明代何朝宗观音瓷塑的艺术特色
何朝宗 渡海观音 泉州海交馆藏
何朝宗 坐莲观音
一、“何氏观音”的艺术特色
何朝宗的观音瓷塑历来为人称道，现以“渡海观音”（图一）和“坐莲观音”（图二）这两件作品为切入口，分析何氏观音作品的艺术特点：
1.材质美
德化白瓷的“洁白可爱”（清乾隆《泉州府志》）不仅让中国人的爱不释手，西方人也对之颇为喜爱。德化白瓷“白如雪、润如玉、透如绢”，是中国白瓷的一个里程碑。德化瓷中有一种白瓷白中泛黄（或红）、温润典雅，人称“猪油白”。何朝宗的作品里多见此种材料，这种“猪油白”赋予了何氏观音瓷塑一种别样的美。白瓷温润的色调使人心里感到温暖与亲切，这犹如少女白里透红的肌肤，充满活力与生机，让人喜爱不已。这样的色调拉近了远离尘世的观音大士与百姓的距离，仿佛这位女神进入了世俗的生活，她少了一些神秘，多了一些亲切。这样的感觉在“渡海观音”像中体会很深，这位观音泛着温润的光泽踏浪而来，进入凡尘，保佑万民，颇具亲和力。
2.造型美
何氏观音的造型美主要体现在观音身躯的曲线美、观音服饰的线条美及丰富的造型。
身躯曲线美在何氏的站姿观音中十分明显，以“渡海观音”为例，有人称之为“梅瓶式”身材，颇为形象。《饮流斋说瓷》有言，“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而“渡海观音”与梅瓶相似至极，其口若樱桃，浑厚饱满；肩部宽圆，线条流畅有力；腰部以下，向内稍狭；在足部向外侈开。总体来说，造型设计紧凑而精心，这样的体态美为“渡海观音”增添了一份雍容优雅的神韵。如此造型在其他站立的“何氏观音”中也是常见的。
何朝宗 渡海观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线条是基本的造型原素之一，其主要服务于二维的造型艺术，因此在中国的绘画和书法创作都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得益于毛笔这种对线条极有表现里的工具，中国的古代绘画和书法中已经有了完整的线条表现技术和理论。但是在瓷塑方面，主要由于工具和制作技法的限制，在之前还没有人能像何朝宗一般完美地运用以线为主的塑造手法。何氏的线条造型手法在观音服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酣畅的线条造型处理，和书法草书中体现的流畅奔放的“势”（即节奏、韵律感）颇为神合。以“坐莲观音”为例，她的衣服纹路如此之多，但衣纹的走向总与塑像的每一部分体积结构相衬，使得这些纹路有序的体现了观音的动态形象，其衣褶上还运用反“S”型线条，此源于古代太极图，不仅有上升、回归等象征意味，这样的构图还产生了“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艺术效果与“吴带当风”的飘逸神韵。
何朝宗 坐莲观音 2012年5月17日伦敦邦瀚斯
除了渡海观音，坐莲观音的形象，根据后图，可见何朝宗还塑造了观音持鱼篮、持花、持如意、持佛珠经卷、盘腿远观、携童子、坐蒲团等多种形象，或坐或立，皆面色慈祥，典雅端庄。
何朝宗 鱼篮观音 2016年4月6日香港苏富比
何朝宗 坐蒲团观音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姿态各异的观音形象迎合了当时流行的观音信仰，契合了大众的审美与精神寄托需要，有广泛的心理基础与市场。何来观音形象惟妙惟肖，仿佛观音现真身。从何来观音的形象上可见，除了一批神性浓厚的观音作品外，何朝宗还十分关注普通百姓在俗世的诉求。这些形象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雅俗共赏的观音图卷。
二、“何氏观音”与观音信仰
观音瓷塑是偶像崇拜的对象，德化窑作为民窑，其作品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地民众的喜好。何朝宗的作品里出现如此之多的观音瓷塑，无疑是观音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反映。在地域方面，尤以德化为甚。而以“何氏观音”为代表的观音瓷塑为何在德化流行？其所承载的“观音信仰”应如何解读？
1.解救海难
何朝宗在观音瓷塑，中描绘了观音脚踏浪花的庄严形象，踏浪主题在其他德化瓷塑中亦常可得见，观音踏浪，这一造型可追溯至古印度。
在观音信仰中，最本初的信仰即是救人于海难，而救苦救难则是该信仰的扩展衍生。这可追溯到印度南滨的观音道场由来，在那里观音扮演着解救“罗刹鬼难”的角色，帮助航海者顺利返乡。类似地在观音信仰被中国化之后，中国人将观音道场选在舟山的普陀山上，这亦与舟山独特的海岛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舟山人民饱受大海的惠赐，也同时承受海难的痛苦，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超凡的力量来护佑他们的幸福，而观音正好符合了民众的期盼。而德化位于福建省，福建临海，汹涌的大海既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又是人们畏惧的领域，海难常常无情的夺取人们的生命，而观音恰恰是一位慈悲为怀，解救人们于海难的女神，故颇受福建民众喜爱，何朝宗这尊渡海观音瓷塑恰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2.儒道思想
何朝宗的观音瓷塑中，观音造型丰富多变，有送子、持书卷、持如意、持鱼篮等等，这些造型中无不流露出儒道思想的气息。
中国社会处处浸润着儒文化的气息，福建地区亦不例外。儒家文化长于伦理思想，其影响下观音信仰在中国往往超出了宗教范围，具有社会教化的倾向。社会教化必须使观音与俗世生活相融，因此在中国观音的“广行方便”的形象较之印度被极大扩充，此外还流传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力图表现科考入仕、子嗣、长寿等观念，这亦被“何氏观音”中持书卷、送子、持如意等造型所表现。
何朝宗 如意观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在民间流传广泛，其善于改造吸收各种神灵信仰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将其纳人自己的宗教体系之内，从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神灵崇拜现象，世俗趣味浓郁。观音在道教里成为了天界中玉皇大帝手下的一员，这一点，古典小说《西游记》将之发挥到了极致：观音以各种形象出现于其中，帮助唐僧师徒西行。在民间，观音的品格几乎完全世俗化了，除了神通广大之外，观音在心境上已与一般世俗人无异。德化瓷塑中对于这些故事也有体现，何朝宗的持鱼篮的观音瓷塑则与道教中的神——龙王有关。
与儒道这两大深植中国社会的思想融合无疑是观音信仰流行的关键，“何氏观音”则作为一个载体，对这一融合进行了忠实的记录。
3.妙善公主
观音的女性形象是其广受欢迎的重要因素，观音性别的转变无疑是其中国化过程中最为成功的一步。观音变性“始于六朝，发展于唐代，定型于宋”，其形象转变中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人抛开印度宗教中观音为“不旬太子”和“莲花童子”的身世，另立他说，如老子的再传弟子尹喜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妙善公主的故事，妙善有童子善财作为侍从。
关于妙善和侍从的形象被忠实记录在了何氏的瓷塑里。此外，将观音形象定位为女性，既增加了观音的亲和力使之广为流行，还方便了“送子观音”的出现，从而在中国这个“以孝为先”的国度里为观音信仰争取了一大批虔诚的女信徒，德化民众亦不例外。
何朝宗 送子观音 2013年5月16日伦敦邦瀚斯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三峡博物馆所藏的一尊“何氏观音”被学界认为是男身，这可以说明何氏的对观音本初男身有所了解？还是还将观音“广行方便”的男相化身加以记录？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何朝宗 如意观音 重庆三峡博物馆藏
当然观音信仰的流行还有其灵感方式便利（直呼六字真言等方式），直面现实苦难（满足了中国人求神的功利心理），观音入世解救众生与儒家的入世思想不谋而合等等原因，这里不再赘述。总之，观音信仰的流行，为“何氏观音”的出现提供了一片沃土，极大的推动了德化瓷塑中观音形象的发展，而大量观音瓷塑的出现（“何氏观音”无疑是其中表率）又进一步加强了观音信仰在当地的传播。